钱学森精神读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永刚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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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精神读本试读：

本书是钱学森图书馆研究团队对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崇高精神风范进行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者从“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协同、育人”六个角度，提炼出钱学森精神的主要内涵——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品质、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集智攻关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的教育担当，并以浅显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图文并茂、叙中有议的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呈现一代科学巨擘钱学森崇高的精神风范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本书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融可读性、思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适用于包括广大党员、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等在内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的读者群体，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益读物。编写组主　　编　钱永刚执行主编　张　凯　盛　懿副主编　张现民执　　笔（按章节排序）荣正通（第一章）游本凤（第二章、第六章）汪长明（第三章）尤　若（第四章）李梦涵（第五章）序

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期间，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钱学森研究中心的同志们在查阅和整理大量有关钱学森生前资料的基础上，用讲故事的形式，以通俗易懂的行文风格，精心编撰出版了这本《钱学森精神读本》，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我通读全书之后，再一次深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所感染。我认为，这既是一本宣传和弘扬钱学森精神、充满正能量的“精神读本”，也是一本可对党政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青少年，乃至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读本”“思想读本”。在此，谨对《读本》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读这样的书，我们由衷地向先贤致敬、向大师鞠躬。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钱学森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堪称为党和国家事业努力奋斗、建功立业的典范。他就是“中国的脊梁”！

读这样的书，荡气回肠。掩卷遐思之余，不禁让人想起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颁奖词对钱学森的评价：“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钱学森无愧于“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技术领导人，他毕生追逐科学报国梦想，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两弹一星”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堪称老一辈爱国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品质，他指出：“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下，一大批留学人员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怀抱，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同志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要学习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他把群众的口碑当作自己无上的光荣。”正可谓：正气在，民风正；正气存，党风好；正气长，国运兴。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苦难辉煌》一书序言说：“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精神的崛起；没有精神的崛起，任何民族的崛起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联想到当年钱学森刚归国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问他：“您看中国人能不能搞出导弹？”钱老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什么不能？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听了钱学森的这一表态后，非常高兴地说：“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为了践行和实现“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矮一截”的诺言，作为航天领域的最高技术统帅，钱学森用他生命中精力最充沛、才华最横溢的一段年华，率领老一辈航天人白手起家、开创先河，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中国航天事业辽阔而宏伟的美好蓝图，中国终于在酒泉戈壁滩上成功发射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地地导弹，终于成功实现“两弹结合”，终于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第一颗通信卫星……一个个史无前例的成功，横空出世的不仅仅是让西方世界震惊的大国重器，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以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代表的“航天三大精神”。本书中的“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协同、育人”六大主题，以及48个感人故事，是对“航天三大精神”的生动诠释，更加深化了其丰富的内涵，更具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抓手作用。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是可以穷尽的；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无穷无尽的。精神的宝藏是无价的，要一代代薪火相传，且愈久远而愈珍贵，愈久远而愈光辉。当前，我们学习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将这种精神宝藏奉为圭臬，传递正能量、高唱正气歌，凝聚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仰力量。我们要像钱学森那样，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许党报国，用一以贯之的崇高信仰，用一脉相承的坚定信念，执如椽大笔，在鲜红的国旗上写上不渝忠贞，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炽热情怀。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只有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的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贤已去，精神永存。我们要学习钱学森，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视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之付出，全力以赴为之奋斗，哪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在所不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芒前景。”我认为，正是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国家杰出人才、民族脊梁，用他们的不朽精神、杰出贡献和崇高品德，让“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使命更加坚实和熠熠生辉。

是为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2019年9月18日钱学森精神的内涵（代前言）

钱学森同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在漫长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以满腔爱国热情，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甘为人梯，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中国科技界树起了一座丰碑，被誉为“人民科学家”。一、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学生时代，他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了航空救国理想；留美期间，他潜心研攻，志在兴国，下决心学成返国服务；回国以后，他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

钱学森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赤胆忠心，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心智。他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以实实在在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向祖国和人民递交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二、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

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是贯穿钱学森一生的品质风范，是他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动力之源。钱学森以国忧为己忧，以国富为己任，以国强为己荣，他对祖国科技事业的投入，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他毅然舍弃专业研究，投身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他淡然面对荣誉地位，科学大师风范可见一斑；他始终关心科教事业，倾心谋划国家长远发展。

钱学森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奉献给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举世瞩目、石破天惊的中国航天事业，捍卫了国家的安全，推动了民族的振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从整体上大幅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和爱戴，不愧为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三、严谨求实的科学品质

严谨求实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客观要求。钱学森自学生时代起就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业。无论是留学阶段还是学成回国后，钱学森一直提倡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敢于挑战权威。他一直坚持学术标准和科学规范，对待科学问题一向严谨、严肃、严格，并将这种优良作风与优秀品质传授给年轻科技工作者和学术新秀，保持着一位杰出科学家崇高的学术操守和价值判断。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钱学森始终坚持科学标准，对待学术实事求是；一直紧跟科技前沿，科学追求永无止境；致力培养科技帅才，唯愿事业后继有人。四、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

钱学森勇于探索，开创科学技术新的领域。他总结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由此提炼概括出技术科学思想与方法。他将技术科学思想方法推广到其他工程领域，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的技术科学。

钱学森善于攻关，不断攻克国防科研难关。在主持中国航天技术研发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确立结合航天和国防建设需要开展科研的指导原则，突破了大量的关键技术，为许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钱学森敢于突破，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晚年，钱学森运用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出综合集成方法，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为祖国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五、集智攻关的协同精神“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大力协同是航天传统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凝聚，是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法宝。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一直大力提倡团结协作、发扬技术民主、敢于承担责任，并成为协同精神的自觉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总结中国航天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从航天系统工程拓展到社会系统工程的总体设计部思想及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并由此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钱学森潜心学术研究，在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过程中，通过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术同仁不断通信，凝聚了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和促进学术协同创新。他以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为增强理论自信、推进协同创新殚精竭虑，厥功至伟。六、甘为人梯的教育担当

教育强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授人以渔，是钱学森历来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钱学森一向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当年回国所干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尽快培养导弹和宇航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为之殚精竭虑。他撰写的《导弹概论》和《火箭技术概论》教材，带领学子们进入神秘的航天领域。在钱学森的大力倡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终于成立，他不仅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而且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科技人才，其中不乏院士和将军，钱学森功不可没。作为大科学家，钱学森还以博大的胸襟，尽力帮助困难学子和青年才俊。爱心昭昭，情怀甸甸。

直到晚年，他最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他对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反复提起的是如何大力培养杰出的科技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发人深思。

钱学森甘为人梯的教育担当，体现了他始终将祖国强大、中华复兴、民族振兴放在第一位的爱国情怀。堪称典范，令世人敬仰。

钱学森是科学家精神的自觉践行者。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学习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他把群众的口碑当作自己无上的光荣”。诚如钱学森本人所言：“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钱学森精神是钱学森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最大光荣的真实写照，成为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体中国人民永远学习并不断发扬光大。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钱学森逝世十周年。回顾钱学森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及其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揭示钱学森精神的深刻内涵，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历史价值。第一章　爱国篇人生的五次选择

古往今来，凡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必是能紧随国家发展的脉搏，进而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钱学森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做出五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五次选择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人生第一次选择——学习铁道工程

1929年，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作家；美术老师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将来当画家；而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希望他子承父业，建议他学教育，将来当教育家。此时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中学时，他经常听老师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为了让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钱学森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就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人生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

正当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憧憬着毕业后做詹天佑式的铁道工程师时，1931年和1932年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在“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给中国军民造成惨重损失。在校园里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此后，他利用课余时间把交大图书馆里所有航空方面的书都读了一遍，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方面的文章。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当时叫航空门。在出国前，他根据清华大学的安排，在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上海高昌庙海军制造飞机处参观实习了大半年。1934年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通告。人生第三次选择——改学航空理论

1935年9月，钱学森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钱学森认为，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普遍歧视中国人，钱学森在硕士毕业后无法进入工厂实习以获得必要的航空工程实践经验。基于以上几点考虑，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钱学森向当时最擅长航空理论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迅速成长为航空理论界的青年才俊。人生第四次选择——改做航天工程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指示陈赓大将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回答非常肯定，但他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使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钱学森干起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那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多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国家只能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他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义无反顾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并且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人生第五次选择——重回科学研究

1982年，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经71岁了。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钱学森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但是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从71岁到85岁，他以独到的研究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建筑科学等领域进行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钱学森的很多思想如系统工程思想、综合集成思想、总体设计部思想等已在国民经济、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他曾经对堂妹钱学敏教授说：“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出国留学，目的就是要回祖国效力”

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是在改革开放后，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报效祖国，钱学森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学成之后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最初选择出国留学的目的。钱学森一开始就是抱着学成之后报效祖国的目的赴美留学。他在交通大学求学期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在1930年暑假即将结束时，钱学森染上了伤寒，不得不申请办理休学一年的手续。休学期间，钱学森与表弟李元庆有了很多交往。李元庆生于1914年，他母亲钱家礼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家治）的堂妹。1930年，李元庆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大提琴。李元庆在思想上非常进步，以至于家人都说他是共产党。当时国民党一度要抓李元庆，他只好躲到亲戚家暂住。李元庆经常向钱学森介绍左翼文化运动，引导他关注民族的危亡，并偷偷向他推荐各种进步书籍。后来，李元庆成长为著名的大提琴家，并在1941年10月偕夫人李肖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

在李元庆的影响下，钱学森到杭州的书店购买了李铁声翻译、布哈林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经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该书由上海江南书店于1929年5月出版。钱学森还购买了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著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该书是用唯物史观写成的，由上海光华书局于1930年7月出版。钱学森通过阅读这两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想了解一下反面的观点，于是又阅读了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经过分析和比较，钱学森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此后，他还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进步书籍，从而进一步开阔了眼界。1958年，钱学森在向党组织交心时回忆说：“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很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学森参加了交通大学组织的赴南京请愿活动，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请求政府出兵抗日。此后，他开始有意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了共产党员乔魁贤领导的学习小组。钱学森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抵制日货”“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三省”等爱国游行示威运动。罗沛霖是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在交通大学读书时比钱学森低一届，两人在音乐上有共同的兴趣爱好。1936年夏，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致信罗沛霖，信中说，我们找机会去莫斯科（当年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城）。罗沛霖正是受到钱学森的影响才决定追随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初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美国邮船公司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怀着“航空救国”的远大理想，赴美深造。临行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钱学森专门向交大同学、共产党员戴中孚表露了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83年9月8日，钱学森在办公室会见来访的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刘奎林时谈到出国及回国感受时说：“出国留学，目的就是要回祖国效力，人人都有祖国，中国的文化叶茂根深，从小就接受伟大而渊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人人都有为中华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我的根在中国，我的魂一刻也没有离开中国。”正是因为钱学森出国留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所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回国。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登船赴美。“把我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

一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是否选择回国效力不仅取决于他出国留学的初心，还取决于他是否随着岁月流逝而始终保有初心。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20年，始终没有忘记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初心。

1947年3月，钱学森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正教授。7月初，他离美回国探亲。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就在这次回国探亲时，国民党政府委托胡适邀请他出任交通大学校长，钱学森不愿为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装点门面，因此在9月27日匆忙返回美国。蒋英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于1947年12月前往美国与钱学森会合。1948年底，钱学森看到祖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开始为回国做前期准备。他因此向美国军方申请辞去兼任的各种顾问职务，但直到1949年秋才得到批准。1949年3月，正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好友、交大校友、中共党员张大奇接到了党组织要求他回国的电报。回国前夕，他在波士顿组织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钱学森应邀出席了这次聚会，并且和张大奇面谈回国事宜。张大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他希望钱学森能够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钱学森当场表示：看到张大奇即将回国，感到自己落后了，心有不安。张大奇见状安慰和鼓励了钱学森。

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中国共产党员曹日昌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转达了祖国希望他早日回国参加建设的殷切希望。信中说：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近来国

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

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恢复建设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

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

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

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尊意

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尽力襄助解决。最

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学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

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的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地

招呼一下。

5月15日，曹日昌给他熟悉的中国旅美科学家葛庭燧写了一封信，委托葛庭燧转交他写给钱学森的信。信中说：在政治上纯洁，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一律欢迎。盼兄长

多多鼓励他们回来。另有一事相托。钱学森先生，想你认识，否

则请打听一下。北方当局很希望他回来，要我约他，我不知道他

的通讯处，附函请代转交，并请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

拜托，拜托。

葛庭燧时任“美中科协”理事会主席，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海外统战工作。1949年5月20日，葛庭燧把曹日昌的邀请信转给钱学森，并且附上自己写给钱学森的一封信。信中说：顷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谨此奉上，请查

收。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

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

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

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归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

国，则一切详细情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

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

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

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

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不久之后，正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钱学森好友、交大校友罗沛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与钱学森谈心。罗沛霖和张大奇一样，也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并由党组织资助来到美国留学，同时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罗沛霖在加州理工学院创办了“留美科协”的分会并成为负责人。在得知钱学森收到中共方面的来信后，罗沛霖指出钱学森回国服务的时机到了，随即介绍了自己此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钱学森向罗沛霖表示：“你不知道我多么盼望新中国成立，我想尽快回到国内，实现留学美国的最终目的，把我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

1949年7月，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罗沛霖专门组织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欢迎钱学森夫妇的晚会。此后，罗沛霖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是在钱学森家度过的，不时向他传递国内的最新消息。钱学森当时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回国，因此虽然参加罗沛霖组织的“留美科协”活动，但是从来不被列入名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10月6日，加州理工学院中国同学会组织了中秋晚宴，罗沛霖、罗时钧、庄逢甘、郑哲敏等留学生和钱学森夫妇近20人聚在一起，在加州理工学院北面的竞技公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看到香港《大公报》关于新中国的相关报道后，钱学森以儿子钱永刚的名义购买了500美元的胜利公债。

1950年6月6日，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钱学森被取消了接触军事机密工作和航空技术研究的资格。同日，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化名约翰·德克尔，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在1947年入境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属于非法入境。钱学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些指控。6月19日，当联邦调查局探员再次上门时，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在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导，因为这份声明也是他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1950年6月26日，钱学森的女儿出生，取名永真。不久，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罗沛霖一起去洛杉矶的总统轮船公司办事处购买前往香港的船票。为了尽快离开美国，罗沛霖不得不买了从夏威夷中途上船的票。钱学森因为不是学生身份，被告知无法预订船票，后来在国际商业联合会的帮助下预订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从温哥华到香港的机票。钱学森一家的行李则交给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总统号”托运至香港。7月底，蒋英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由“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托运到香港，再转运至上海。“我忠于中国人民”

钱学森一直忠于中国人民，也就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钱学森进行了勇敢而机智的斗争。1950年8月21日上午，钱学森在华盛顿当面告知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自己将在一周后动身回国。8月23日，金波尔再次劝说未果，气急败坏地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禁止钱学森离美。当天下午，钱学森乘飞机返回洛杉矶。他刚下飞机，一位移民局的官员就告知他：美国政府已禁止他出境。此后，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押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诬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随后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15天的非人折磨，使钱学森瘦了30磅，还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钱学森在被重金保释后仍无人身自由，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

1950年11月15日，针对钱学森驱逐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听证会在洛杉矶移民局召开。主持这次听证会的是听证官罗伊·沃德尔，主要审问者是司法部驻洛杉矶移民归化局检察官艾伯特·德尔·古尔丘，书记员是玛丽·克林顿，钱学森的辩护律师是格兰特·库伯，另外还有一些旁听者和新闻记者。沃德尔在宣布对钱学森指控的罪名后，便将审讯交给检察官古尔丘进行。古尔丘是一位凶狠的检察官，在20世纪20年代时便当了反颠覆活动的侦探。现在他又加控钱学森违反了1950年颁布的颠覆活动管制法案。古尔丘从钱学森出生问起，一直问到他初到美国的情形，问到他1938年至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时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的会议，以及他同西德尼·威因鲍姆、杜布诺夫夫妇、弗兰克·奥本海默和弗兰克·马林纳的关系等等。

随着审讯的进展，古尔丘的提问也越来越咄咄逼人。1950年11月，钱学森在听证会上。

古尔丘：“你不准备去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吗？”

钱学森：“我没有计划。”

古尔丘：“那你忠于谁？”

钱学森：“我忠于中国人民。”

古尔丘：“中国人民指的是谁？”

钱学森：“是四亿五千万人。”

古尔丘：“你感觉你是否忠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

钱学森：“如果他们执政，如果他们为中国人民做好事，我就忠于他们。”

古尔丘：“他们是这样吗？”

钱学森：“那我们就要看看。”

古尔丘：“你在内心中不确定他们是这样吗？”

钱学森：“他们之前没有做好事。”

古尔丘：“现在的共产党政府是不是在为中国人民做好事？”

钱学森：“我不知道。”

古尔丘：“你不知道还去那里？”

钱学森：“如果我待在那里，我会发现的。”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学森：“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学森：“那就保留在我心中。”

古尔丘：“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共产主义中国？”

钱学森：“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古尔丘：“但是你没有想过要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台湾吗？”

钱学森：“因为我回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庭问题，碰巧我父亲不是在台湾。”

钱学森机智地回应了检察官的刁难，既表明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又没有被对方抓住亲共的证据。“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在美国20年，钱学森虽然长期享有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客居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美国科学家。钱学森在1949年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戈达德”教授后，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空前显赫的地位。就在钱学森精心筹划喷气推进中心工作的时候，钱学森被怀疑为美国共产党员，并被吊销了从事机密研究许可证。随后，经过四次正式听证会，虽被判处驱逐出境，但同时规定驱逐行动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钱学森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1954年，钱学森在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就钱学森的科学贡献作专题报道，该杂志编辑杰奎斯·卡特尔也希望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在杰奎斯·卡特尔将这个想法告诉钱学森后，却遭到了钱学森的明确拒绝，并希望将名字从杂志中删除。

1954年6月25日，杰奎斯·卡特尔再次致函钱学森，询问他为什么强烈建议将名字从杂志中删除。杰奎斯·卡特尔在信中说：“我们对你在生平事迹下面所作的不希望列入《科学美国人》的意见表示困惑。我们希望你能说明一下。”信中还说：“一般情况下，人们希望将名字列入其中，而你则希望将名字从杂志中删除。”6月30日，钱学森复函杰奎斯·卡特尔，信中说：“（一）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是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我感到很羞辱。（二）事实上，我并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目前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命令将我滞留在这个国家而已。”钱学森在信的最后说：“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些理由，将我的名字从即将编辑出版的《科学美国人》中删除。”

1954年8月4日，美国科学促进会业务主管汉斯·努斯鲍姆致函钱学森，告知他入选新一年度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信中说：“根据我们的记录，我们还没有收到你1954年度的会费。请你把附件中的卡片和汇款一同寄过来。收到这些材料后，我们将把会员证书寄给你。”8月13日，钱学森复函汉斯·努斯鲍姆，表达了与写给《科学美国人》编辑信件基本一致的态度，他不愿被视为一名美国科学家。“我的前途在中国”

旅美期间，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祖国的召唤，一直希望回国后能够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55年8月，钱学森从美国政府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后，立即去买船票。得知最近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归心似箭的他当即买下，只求能早日回国。等钱学森一家人上了船才知道，当时并不是已经没有头等舱、二等舱的船票，而是美方故意不卖给他们，想借此刁难拖延他们的回国行程。直到船行至横滨，钱学森一家经由同船的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的帮助，才将原来的三等舱升至头等舱。

1955年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在弗兰克·马勃和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同时，联邦调查局探员罗杰·沃尔科特也来到码头上监督钱学森离境。码头上还挤满了很多记者，他们纷纷向钱学森发问。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洛杉矶时报》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回答说：“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人们注意到，钱学森特别加重了“尊严”这个词。

当时有人说，钱学森憎恨美国，因为美国政府下令驱逐他出境，同时又命令他不准离开美国。当有记者问钱学森是否憎恨美国时，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

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时，钱学森回答说：“这是一个我拒绝加以答复的假设性问题。”他还说：“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

因为火箭这个话题过于敏感，钱学森努力淡化自己的特殊身份，专门纠正记者所说的他是一位火箭专家的观点。钱学森说：“我不是一个火箭专家，我只是一个帮助工程师解决问题的应用科学家。火箭方面的科学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我终于回来了”

在克服重重困难后，钱学森终于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955年10月8日中午，钱学森一行通过罗湖桥回到祖国大陆，受到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的热烈欢迎。钱学森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对我个人来说，深圳是我滞留美国二十年后，于1955年乘客轮横渡太平洋，在九龙登陆后，走上祖国的第一站！我也记得在边界就见到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的激动心情！……经过短短的火车行程，我们中的一位同志大声喊‘看，五星红旗’。是的，这是我们的红旗，如此鲜艳。在中午太阳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我们所有人突然沉静下来，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我们跨过了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度——一块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土地。我们还从扩音器里听到‘欢迎你，同胞们！整个国家欢迎你！我们现在正处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我们需要你。让我们一起工作，为更加美好、更加富饶的生活努力吧！’这时，我们感到异常的兴奋。”

朱兆祥代表中国科学院除迎接钱学森一家外，还迎接与钱学森一家一路同行的李整武、孙湘教授一家。会合后，他们一起步行去深圳火车站事先准备好的接待室休息。进入接待室坐定后，朱兆祥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与陶孟和的欢迎函面交给钱学森。函述：学森先生：先生排除万难返回祖国，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兹

特派朱兆祥同志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希望不久就能和您在

北京相会。

钱学森看完，激动不已，立刻站了起来，再次和前来迎接他的朱兆祥握手，然后走到李整武教授的跟前说：“整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随后，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如获新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钱学森回国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先后到广州、上海、杭州参观或探亲，一路上感受着党和政府对他周到细致的关怀，同时看到祖国进步神速、欣欣向荣，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10月28日上午，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二十多人到车站迎接。钱学森一家被临时安排入住北京饭店的256、257房间。在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观看他们曾经在美国日夜想念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想着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景，钱学森越发感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感慨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1955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等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钱学森。

钱学森不仅自己回来报效祖国，还动员更多的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1955年底，钱学森、李整武、师昌绪、谢家庆、许国志等七十名刚回国的留学生联名写了一封题为《写给留美的中国同学们》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们是最近回到祖国的一群，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生活后，

使我们感到有向你们作一个真切详尽报道的责任。一方面可以满

足你们对祖国建设关怀的热诚，另一方面使你们明了我们回国后

的实况，用来协助你们选择一条最光明最有意义的道路。

信中还介绍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各方面情况，并在信的最后指出：希望能使同学们对新中国有一个新的认识。中国需要建设，

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帮助。她的康乐富强是大家的荣誉，也是由大

家的血汗洗刷出来的，目前的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正当发展时期，

需要人力的培植，不但需要基层干部，尤其需要高级教学及研究

领导人员。祖国期待着你们早日回来，参加光荣的愉快的建设工

作。“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为了让他深入了解我国工业建设成就和技术发展的水平，更好地结合经济与国防建设的需要来安排力学研究所以后的工作方向，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到当时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考察。1955年11月20日，国务院专门向东北地区各省市委发电报，要求做好接待钱学森及其安全保卫工作。

从1955年11月22日到12月21日，钱学森在东北地区参观访问了一个月。11月23日，钱学森一行到达哈尔滨。钱学森提出，他有两个朋友庄逢甘、罗时钧在哈尔滨工作，希望这次能见到他们。经了解，他们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哈军工的保密要求很严，参观该校未被列入钱学森东北考察的日程。经黑龙江省委紧急请示中央有关部门，钱学森被获准参观该校。

1955年11月25日，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特意一大早乘飞机从北京赶回哈尔滨，在哈军工王子楼前迎接钱学森并陪同他参观，朱正、周明鸂等交通大学校友也陪同参观。任新民教授陪同钱学森参观“二系（炮兵工程系）实验室”并作详细介绍，大家交流了对我国研制火箭的看法。当晚，陈赓院长设宴款待钱学森。陈赓大将根据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特意问钱学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这句话惊喜万分，立即上前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您这句话。”钱学森的这句话，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严谨的科学判断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无畏精神，可谓一诺千金！也正因为这句话，最终促使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下决心发展导弹技术。

陈赓大将接待完钱学森后，立即飞回北京，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1955年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后不久，心情急切的彭德怀便亲自向钱学森征询如何搞导弹的具体意见。在饶有兴趣地听完钱学森对导弹技术知识的讲述之后，彭德怀觉得大长见识，便指示陈赓安排钱学森给在京军队高级干部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1956年元月，钱学森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现为总政歌剧院）为在京军队高级将领作火箭导弹技术的讲演，连讲三天，盛况空前，引起我军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

1987年3月，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应邀率团访问英国。3月20日晚，中国驻英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钱学森在招待会上向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谈“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的问题。

钱学森首先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虽是个小学生，但有一条是清楚的，不能当亡国奴。不当亡国奴，要前进。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我们当学生的，就相信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我们也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鲁迅教育我们中国的出路只有共产党这一条，没有其他出路。鲁迅先生是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后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中国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钱学森在访问英国期间到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前献花。

钱学森接着展望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的20世纪80年代，还要看到本世纪末。这还不够。因为到了2000年我们的人均生产总值还落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才行。从现在算起还有六七十年。我是个老人了，看不到了，希望诸位能够看到。我们要争取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抓紧这个机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到了建立新中国100周年（2049年）的时候，国家的人均产值能够接近那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大家可别忘了，这是10亿人口的中国人的水平。那时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无敌于天下。”

钱学森最后勉励留学生们说：“你们应该多想想，如何使我们国家在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科学技术搞得比同我们竞赛的国家高一筹。让我们共同为祖国科技出力！”面对当时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现象，钱学森挺身而出，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上，敢于同留学生直抒心声，讲只有共产党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中国的道理。钱学森的这次报告在中国留英学生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招待会结束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钱学森下榻的饭店，与钱学森促膝谈心。有中国留学生问：“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回归祖国这条道路？”钱学森回答说：“我自己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雨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掉呢？”“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89年6月29日，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将1989年度“小罗克韦尔奖”授予钱学森博士，以表彰他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的贡献”。这项奖项是当今世界上理工界科学家所获得的最高奖项。每年最多奖励三人。同年和钱学森获得此奖的是美国“氢弹之父”、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博士以及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克拉皮施博士。钱学森一如既往地拒绝前往美国领奖，国际理工研究所只能把奖章和证书等交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

1989年8月2日，钱学森所在单位国防科工委收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转来的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奖章、证书和文件，但尚未向钱学森本人报告。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秘书长王寿云表示，由他向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聂力报告，请示以何种方式正式向钱学森颁发奖章和证书。聂力接到报告后，请示了国防科工委丁衡高主任和邢永宁政委。当天晚上，聂力通知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丁主任、邢政委指示，要在国防科工委举行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他们亲自参加，由科技委主办，并请中国科协的领导同志出席（因钱学森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时间定在8月3日下午。聂力还要求涂秘书第二天上午口头向钱学森报告。8月3日上午，涂秘书向钱学森报告获“小罗克韦尔奖”及下午国防科工委的小型颁奖仪式等事宜，并说明这是丁衡高主任和邢永宁政委决定的。钱学森只好表示同意。1989年8月，钱学森在国内领取“小罗克韦尔奖”奖章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奖章。

1989年8月3日下午，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六层西会议室召开祝贺钱学森荣获国际理工研究所颁发的“小罗克韦尔奖”等三项荣誉会议。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政委邢永宁，科技委主任朱光亚，副主任聂力，科技委副秘书长王寿云等出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张维、庄逢甘，书记处书记高潮，国际部副部长韦田光等也出席了会议。丁衡高、邢永宁、高潮致贺词。钱学森在答谢讲话中说：“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钱学森在回应朋友对他获奖的祝贺时，自豪而又动情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与强盛而竭尽全力。”“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科技事业殚精竭虑。他晚年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钱学森晚年对中国教育现状忧心忡忡，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1984年1月11日，钱学森在写给刘岳松的信中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就是最高的光荣！”1984年2月13日，钱学森在写给厉声元的信中说：“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只要能以我们的手和脑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尚的职业。”1985年1月4日，钱学森在写给张锡令的信中说：“不管顺利不顺利，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1988年5月4日，钱学森在写给赵仲玖的信中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钱学森，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钱学森在答谢时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1993年9月5日，钱学森在写给钱希真的信中说：“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1993年10月7日，钱学森在写给钱学敏的信中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钱学森，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钱学森旅美期间主要从事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研究，回国后长期领导中国航天科技事业。他晚年把研究方向转到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各种突出问题。从1986年6月至1991年5月，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期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在钱学森的大力倡导下，1987年中国科协专门设立了“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以表彰那些在自然科学等各方面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1994年，经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国科协研究决定，将“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改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钱学森十分重视资源的重复利用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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