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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浩之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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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读一点中国史(先秦-隋唐五代卷)试读：

先秦　文明曙光

中国史学将夏代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包括原始社会及尧、舜、禹所处的传说时期。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的传统，自立为王，建立了夏朝。这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

公元前1600年，夏朝被新起的商王朝所取代。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商朝还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我们研究商朝文明的宝贵资料。

大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末代君王纣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殷商灭而周朝兴。

周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它的两项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分封诸侯。严格说来，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只有周朝是完整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二是制定礼乐。礼乐制度，相传是周公所作，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乱。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儒家思想的先河。

历史上把周王朝分为两个时期，平王东迁以前称为西周，之后称为东周（前770—前256）。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逐渐从周王室转移到诸侯各国。春秋时代，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战国时期则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号称“战国七雄”。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都产生于这一时代，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因此春秋战国又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尧舜禅让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轩辕、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放勋、虞舜重华的事迹。实际上司马迁关于早期文明时代以前的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在关于“五帝”的生动记叙之中。

尧、舜的“禅让”，传贤而不传子，被后人传为美谈。

尧姓伊祁，名放勋，号陶唐氏。古书上说尧很善于治理天下，他命令羲、和两个人掌管天地，派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掌管东、南、西、北四方。他还制定了历法，规定一年为366日，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使农牧业、渔猎业都根据季节安排生产。

尧在位70年而得到了舜。再过20年，帝尧退居二线，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成器，所以没把天下交给他。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天下人受苦，而让丹朱一个人得利！”于是毅然把帝位传给了舜。

尧退位28年后去世，舜为尧服丧三年，然后把帝位让给丹朱，自己躲到南河以南。可是朝见天子的诸侯不找丹朱而找舜，争讼告状的人不找丹朱而找舜，唱歌的不赞美丹朱而赞美舜。舜说：“看来这是天意。”这以后，舜才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

舜姓姚，名重华，是冀州人，曾在历山种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边上烧制过陶器，在寿丘制造过各种工具，在负夏做过生意。舜的父亲瞽叟愚顽，母亲泼悍，弟弟象骄纵，他们都想杀害舜。舜很恭顺，不失为子之道，对弟弟很慈爱。即使他们想杀他，也无从下手；如果有事找他，他又常常在身边。

舜20岁就以孝顺闻名于世。到30岁时，尧询问可以重用的人，四方诸侯都推荐舜，说他可以被重用。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考察他如何治家。又让9个儿子与他相处，以考察他的待人接物。舜住在妫水与黄河的汇合处，在家里的表现愈益谨慎。尧的两个女儿也不敢因出身的高贵而傲视舜的亲戚，都很懂得做媳妇的规矩，尧的9个儿子也越来越诚实厚道。

舜在历山种地，历山的种田人因受感化都能互相谦让，在田界处让对方多占有土地；舜到雷泽打鱼，雷泽的渔人受感化都能互相推让居住的地方；舜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黄河边出产的陶器从此不再粗制滥造。他住的地方，一年就成了村落，两年就成了市镇，三年就成了都城。于是帝尧便试着让舜主管礼教，担任各种职务，舜都做得很好。

舜20岁以孝顺闻名，30岁被尧委以重任，50岁代尧行天子职权。舜58岁时尧去世，服丧三年后，61岁的他登上帝位。舜在位的第39年到南方视察，死在了苍梧的郊野，葬在长江以南的九嶷山，地处零陵郡。相关链接从“公天下”至“家天下”“禅让”，传贤而不传子，被后人传为美谈。孔子用无限崇拜的语气说：“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孟子则“言必称尧舜”。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儒家典籍把夏朝建立之前称为“大同之世”，夏朝建立之后称为“小康之世”，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从“公天下”到“家天下”，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随着“家天下”的种种弊端的不断显现，人们愈来愈怀念“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推翻了清朝，结束了漫长的“天下为家”的时代，在南京中山陵可以看到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的匾额，这正体现了对大同社会及民主政治的追求。（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大禹治水

帝尧时，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大山，吞裹着丘陵，百姓们陷入困境。帝尧下令寻找能治水的人，群臣与四方部落的首领都说鲧可以。帝尧说：“鲧是一个违背上命，毁坏家族的人，不能用。”部落首领们说：“在同列的人员中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了，还望您让他试一试。”于是尧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任用鲧来治水。

但鲧治了九年，洪水也未能平息，治水没有功效。于是尧又寻找人才，得到虞舜。舜被提拔重用，后又代行天子的职权，巡视天下。他在视察中看到鲧治理洪水不像样子，就将其正法于羽山。天下人都认为舜杀鲧应该。舜又提拔了鲧的儿子禹，叫他继续完成鲧所没能完成的事业。

帝尧去世后，舜询问四方部落首领说：“谁能很好地完成尧的事业，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呢？”部落首领们都说：“让大禹当司空，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尧的事业。”舜说：“嗯，可以这样。”于是命令禹：“你去平定水土，要努力干好！”禹下拜叩头，想推让给契、后稷、皋陶等人。舜说：“你就赶紧上任干这件事吧。”

禹为人敏捷，做事勤奋，他的品德不违正道，仁慈可亲，说话可信；发出的声音可以校定音律，躯干四肢的长短可以作为丈量的长度，各种度量衡的标准都从他身上得出；他恭敬勤勉，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人们仿效的准则。

禹与伯益、后稷奉舜之命，命令诸侯百官征集人夫，平治水土，顺着山势竖立标志，根据高山大川的原有走向疏导洪水。禹痛心父亲鲧的无功被杀，因而苦心劳思，在外一直干了13年，几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口都没有工夫进去。他自己吃穿简朴，但祭祀祖先神明却丰厚虔诚；他自己居住的条件很简陋，但在修渠挖沟方面却舍得花钱；他旱路坐车，水路乘船，在沼泽地上坐橇，走山路则穿一种底下有齿的鞋子。

他左边挂着水准仪和墨斗，右边背着圆规和方矩，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到处奔走，划定九州的疆域，开辟九州的道路，修筑各地的湖堤，测量各地的大山。

他命令伯益向民众发放稻种，让他们栽种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又命令后稷在民众食物缺乏时发放食物。哪里缺粮食，便从粮食有余的地方向哪里调集，务使各诸侯地区的生活平均。禹根据他所巡视的各地的生产，确定各地向天子的贡赋，并确定了对各地山川开发利用的问题。

舜向上天举荐禹，让禹继承天子之位。过了17年，舜去世。禹为舜服丧三年期满后，让天子之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躲到了阳城。但四方的诸侯们都不愿跟着商均而去投奔禹，于是禹只好登上了天子之位，面向南方以接受各地诸侯之朝拜，禹所建立的国叫“夏后”，姓姒。

夏朝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王朝，依据史书记载，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奴隶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此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所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文字依据（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商朝），因此其真实存在性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但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便是夏朝遗存。相关链接治水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以农耕为基础的文明，治水对农业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大的河流，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生命与财产的损失。黄河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变化的幅度又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所以，中国古代总是出现中央集权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春秋》记载，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于葵丘会盟，其中约定，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商汤灭夏

大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禅让制，建立了王位由家族内父子世袭的制度，标志着夏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统治了中国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7世纪，夏王朝内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那时，夏王朝是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着。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也就是说，他对人民不实行德政，而用暴力来压迫剥削人民，人民忍受不下去了。他残暴地征发民力，为他服无穷无尽的劳役，以致人民“率怠弗协”，用怠工的方式来反抗他，高喊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史记·殷本纪》），希望桀灭亡的时日早日来到，宁愿与他同归于尽！

这个时期，东方的商族崛起了。商是我国古代一个古老的部族。关于商族的祖先，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商的祖先是契，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这一传说反映了两件值得我们注意的史实。第一，商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也就是说把鸟作为自己神化想象中的祖先神，这是我国古代起源于东方的部族的一个共同的信仰。第二，始祖契是男性，其母简狄吞鸟卵而生契，说明对其父不甚清楚，于是假托到图腾神鸟上了。我国古代在父系氏族公社建立前，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行母系血统继承制的群婚制时期。商族这一古老传说反映了从契开始，才确立了父系继承制的父系氏族公社。他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夏本纪》）。商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契的时代，约和夏启同时。以后商族传到了契的孙儿相土当王时，传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他的势力扩大到渤海、莆海沿岸各地。到了契的六代孙冥统治时，发生了洪水之灾，冥领导人民与洪水斗争，最后为治水而死，商族人民特别怀念这位为治水而牺牲的英雄，把他看作是地位仅次于契的祖宗。冥的儿子王亥继位后，他领导商民，驯服了牛，使牛成为生产中的劳力和运载货物的交通工具；与此同时，商人又驯服了马，也用于交通和生产。这样商族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有一次，王亥赶着大批牛群，运载了很多物资，向河北进发，准备扩大商业交换时，竟为有易氏所杀，牛群和物资也被夺走。王亥之子上甲微率军队战胜了有易，杀死了有易之君绵臣，使商族的势力又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发展。

上甲微以后传六代，就到了汤。这时，商族已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在夏王朝日益衰朽，夏民反抗夏桀的斗争日益发展的时候，商族的杰出领袖汤积极从事灭夏的准备工作。

这时，夏朝在桀的残暴统治下，国内矛盾尖锐，四周的方国也起来反抗夏朝的攻伐。而汤在商国却行仁政，对商民实行发展生产、减轻剥削、安定民生的宽容政策。对四周的方国，汤也采取团结联合的政策。当时蹈伯不服从商的统治，汤便送了牛给蹈伯做祭祀时的牺牲，蹈伯便投靠了商汤；有洛氏大修宫室园囿，劳民伤财，使人民不能从事生产而发生了饥荒，商汤便出兵讨伐了这个暴君。于是，商汤大得民心，“天下皆一心归之”。夏桀害怕商汤的势力大起来，曾一度囚禁了商汤。由于商汤得到诸侯方国的拥戴，迫使夏桀不得不放了他。

商汤为进一步发展势力，便任用贤人伊尹为相。伊尹原名伊挚，因其母住在伊水之滨，便以伊为姓。当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时，伊挚便充当了有莘氏的媵臣。媵是财产之意，媵臣就是出嫁时充当奴仆使用的陪嫁奴隶。伊挚来到汤身边后，便以他擅长烹调的特长接近了汤，汤逐渐发现了他的才华，便征询他灭夏建国的大计。伊挚的计谋得到了汤的赏识，被任命为“尹”，也就是汤手下的最高级的大官，从此人们习称他为伊尹。伊尹受汤派遣出使夏朝，调查了解到夏桀的统治更加昏暗残暴的情况，报告了汤。于是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加速了灭夏的准备工作。

汤安定了自己的国家，联合了诸侯方国的力量，便起兵伐夏。汤首先消灭了葛国。葛在商国的西边，介于商和夏之间，是商通往夏的必经之路。汤曾想争取葛的归服，多次送给葛国粮食、种子和牲畜，并派人去葛国协助耕作，但葛国的君主葛伯自恃势强，一概拒绝汤的帮助，还倒行逆施地派人去抢商族老弱妇孺给协助葛种地的人送去的饭菜，并把一个送饭的商族儿童也杀死了，引起了商族人民的愤慨。汤便乘势起兵，一举灭亡了葛国。接着汤便展开了大规模的灭夏战争。

商汤伐夏，得到各地诸侯方国以至夏民的热烈欢迎。人民盼望商汤军队，有如大旱之年的人盼望云雨一样的迫切。商汤的军队先打了东边，西边的人有意见；先打了北边，南边的人埋怨起来。各地的人民都说：“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里来啊？”汤的军队处处受到人民的欢迎，所到之处，节节胜利，以至“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的军队在消灭夏桀的最后三个盟国——韦、顾、昆吾以后，大军直逼夏的国都。

商汤在决战以前，发表了被称为《汤誓》的誓师词。他在《汤誓》中慷慨激昂地声讨了桀的罪行，表明了灭夏战争的正义性。他说：夏桀大兴徭役，残酷掠夺，把夏民的钱财消耗完了，把夏朝的都邑割剥尽了。夏民对夏桀离心离德的行为极其不满，一致咒骂他，要与他同归于尽！夏桀罪孽深重，我伐夏是上天的意志。我不能违反上天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夏桀！你们拥护伐夏的大军，我会大大赏赐你们；如果谁不服从我，我就要严惩你们，决不宽赦！

商汤伐夏，本已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而他在誓师词中又借用了上天的旨意，更使他的义师披上了当时人们非常相信的神权的外衣，结果在有娥之墟的决战中，夏桀大败，退到鸣条，又被打败。商汤灭了夏朝，把桀放逐而死。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一说河南偃师，一说郑州），接受了诸侯的朝贺。相关链接“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为顾颉刚所创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顾颉刚等学者将史论文章汇成《古史辨》，共出了七册，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商代的王权

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国首领的称谓有“侯”、“伯”、“邦伯”、“任”、“田”等。这些方国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与商为敌，有的时服时叛，有的则长期与商结为同盟。可见，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国既为方国联盟的主体，作为商王国的首领，对其他方国而言，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质。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盛衰。盘庚迁殷以前，商王国曾五次迁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由于商王国的衰弱，王权也随之不振。盘庚迁殷（前1300年）以后，内乱消弭，逐渐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王畿，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正因为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畿为后盾，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

此时的商王经常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侯、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某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

商王的对外权力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商王国内部，商王的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至尊，是由社会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在宗族政治体制下，商王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王国的首领，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长，亦是异姓宗族的君主，集王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王国内部，商王自称“余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异于专制君主。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是传统的王位继承法，武乙以前的诸王，兄死由弟继承，直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相关链接武乙射天武乙是商朝后期的一个君主，性残暴，好征战。有一次，武乙命人制作了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他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武乙掷弓大笑说：“今天，天被我射了一个窟窿。”据说他后来被雷劈死，也有说征战而死。武乙射天的传说，反映了商朝后期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的转变，武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领头作用。

殷墟与甲骨文

关于商代，旧的史料所供给我们的知识极少。直到清末甲骨文的发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殷墟最重要的发现首推甲骨文。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1928年至1937年，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甲骨10万多件，共有4500字，记录了从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273年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商朝人迷信占卜，几乎到了无事不卜的地步。从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来看，他们卜问的内容，从年岁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田猎的捕获，到风雨的有无、出入的凶吉、疾病的轻重、妇人的生育，无所不包。有的时候，对同一件事还要反复地再卜、三卜，甚至十数卜，可见他们对占卜是非常郑重其事的。

占卜是由“贞人”主持的。占卜之前，他们先要进行修治卜甲、卜骨的工作，即在选好的龟的背甲、腹甲或牛（少数为羊、猪）的肩胛骨的背面，用铜钻钻出一个圆坑，再贴着圆坑用铜凿凿出一个枣核形的长槽。在一块卜甲或卜骨上面，也可以修治出许多这样的坑槽，供多次占卜之用。占卜的时候，贞人先要将卜问的事祷告鬼神，然后用微火灼烤钻凿处，卜甲、卜骨的正面就会循着钻凿疤痕出现一竖一横像“卜”字的裂纹，这种裂纹叫“兆”。贞人就根据得到的兆形判断所卜问事情的吉凶。

占卜之后，还要把这次占卜的有关情况记录在兆纹旁边，这些记录占卜的文字叫作“卜辞”。这些卜辞是契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的，所以又称为“甲骨卜辞”，今人从文字的角度研究它，则称之为“甲骨文”。在商王朝灭亡时，这些甲骨也被丢弃，被淹没在商都城的废墟——殷墟之中了。直到三千多年以后的清朝光绪年间，才又被世人发现。

从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来看，甲骨卜辞中的单字有近五千个，其中已经辨识了的单字有一千多个，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甲骨文都是卜辞，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换句话说，甲骨卜辞中的文字，只是涉及需要占的事项的有关文字，而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商代的文字比起甲骨文中的单字来，还要丰富得多。

这样多的单字，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发展积累起来的。因此，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文字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遗址和山东大汶口遗址虽说也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但数量太少，难以显现原始文字的全貌。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甲骨文的构字方式比较复杂，汉代人许慎所说的“六书”，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其中又以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类为多。汉字的造字，首先是由描绘实物形状的象形字开始的，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其他几种造字方法。甲骨文中具备各种造字方法，即表明它已经经过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字的发展还有一条规律，即由象形字转化为形声字。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大量存在，也是文字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志。

甲骨文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发掘的遗物中探寻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是最古老的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虽说也发现了一些文字符号，但这些文字符号的数量太少，难以显现原始文字的全貌。人类由史前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文字，使人们可以通过文字去认识那个时代，直到甲骨文的发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人们有理由说，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因为这时有了成熟的足够数量的文字——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们祖先的天才发明，具有不朽价值，无论怎样赞誉都不过分，至今仍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财富。相关链接汉字的意义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这些原则（六书）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两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已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运用某种想象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硬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

武王克商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活动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唐尧时代，周的始祖后稷就担任农师，掌管农业生产。后稷的后代公刘、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继续施行兴农措施，使部族逐渐强大。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率族离开豳地移居岐下，营建城邑，修治村落，设立官职，广行仁义，建立了周国。又经过公季、文王的苦心经营，加强了国力，直到武王率领天下诸侯，抓住商纣王暴虐无道、丧尽民心的时机，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

我们在这里只选取“武王伐纣”这段故事。在儒家学派的心目中，文王、武王都是“应天顺世”的大圣人，是理想君王的化身。

武王即位后，太公望为军师，周公旦为辅佐，召公、毕公等人协助武王，继续奉行文王的遗业。

九年，武王到毕原祭祀文王之墓，然后往东方炫耀武力，一直到达盟津。他做了个文王的灵牌放在车上，随时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的命令进行征战，不敢自己专行。于是向司马、司徒、司空以及各个接受委任的官员宣告说：“要严肃谨慎、言行一致！我无知，全靠先辈留下的贤德之臣，我只是承继了先祖的遗业，我们要明确赏罚，以完成先辈的使命。”于是起兵。

师尚父发布号令说：“集合你们的队伍，准备好你们的船只，迟到的要斩首！”武王北渡黄河，船到中流，有条白鱼跳到了武王的船上。武王弯腰捡起，用以祭祀。渡河后，见一团火光从天盖下来，等落到武王的屋顶时，忽然又变成了乌鸦，颜色是红的，发出了“叭”的一声响。这时候，各国诸侯不约而来到盟津的有八百多个。诸侯们都说：“纣可以讨伐了。”武王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行。”于是又把军队撤了回来。

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更加昏庸暴虐，杀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乐官太师疵、少师疆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奔到了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说：“殷有重大罪恶，这回不能不合力讨伐了。”于是遵奉文王遗命，率兵车三百辆，号称“虎贲”的近卫军三千人，披甲的战士四万五千人，东出讨伐殷纣。十一年十二月的一天，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都会合在一起。武王说：“大家都要勤勤恳恳，不可有丝毫的懈怠。”于是武王作《太誓》，向众人宣告说：“如今的殷纣专门听信女人的话，自绝于天，毁弃天地人的正道，疏远同祖兄弟，舍弃先祖的古乐，用淫乱的音乐去替代典雅的音乐，以讨好女人。因此现在我要恭谨地对他进行上天的讨伐。努力啊，将士们。不要让我们再来第二回、第三回。”

二月甲子日的清早，武王来到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在那里誓师。武王左手持黄色大斧，右手秉持白色旄牛尾装饰的旗。他挥动了一下旗子，说：“辛苦了，远远来自西方的人们。”武王又说：“喂！我们友好邻邦的君主，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鬃、微、垆、彭、濮各国的人士，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听我宣誓。”武王说：“古人说过：母鸡不能打鸣儿，谁家的母鸡打鸣儿，这个家就要败落。现在殷纣专门听女人的话，抛弃先祖不去祭祀，抛弃家国，抛弃他的同祖兄弟不睬，而专门对其他国家逃来的罪人加以优待、加以厚爱、加以信任、加以任用。让他们来暴虐百姓，在殷国为非作歹。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地对他进行上天的讨伐。今天的战斗，我们要每前进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整齐一下，大家要努力！对敌人攻击要在四下、五下、六下、七下之后就停下来整齐一下，一定要努力，将士们！大家要勇猛，我们在这商都之郊要表现得像虎、像罴、像豺、像螭。不要迎击那些前来投降的人，让他们到西方为我们服役。努力呀，各位，谁不努力，谁就将被杀头。”誓师完毕，这时各路诸侯来会的战车共有四千辆，都在牧野摆开阵势。

殷纣听说武王来攻，派出了七十万人前去迎敌。武王派师尚父率领一百人出去挑战，而后以主力部队冲杀纣王军。纣王的军队虽多，但却不愿作战，都盼望着武王迅速攻入京城。纣王的军队都掉转矛头，为武王开路。武王军队飞驰而来，纣王军队全部溃败，背叛纣王。纣王回身逃走，逃到鹿台之上，用宝玉蔽身，自焚而死。

武王执大白旗向各路诸侯挥动，诸侯们都来拜见武王，武王也拱手回礼，诸侯全部服从。

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由于资料不足，现在很难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周灭商后，又用三年时间平定各地的叛乱，接着，大封子弟功臣，以姬姓贵族为主。最重要的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周室辅政，他的儿子伯禽就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归顺的殷贵族、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晋，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分封诸侯，加上制定礼乐制度，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国家由半封建的殷商部落王朝进化到纯封建的成周邦国王朝。

此时周朝政治的组织较以前复杂，王的地位在理论上极高，在事实上也较殷王重要。殷商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殷王是诸侯之长，相当于联盟的盟主，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殷王的权力大小也视其实力而定。到了周朝，王权得到了强化，周王的地位及其控制天下的能力显著提高。周王又称“天子”，意即天帝之子，在周人看来，他秉承天意君临天下。基于这种认识，周王的地位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被视为天下的共主。

从外部形势上看，王朝与王畿的制度日趋周密。诸侯大都是姬姓，与王室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异姓诸侯则多是周王室的姻亲功臣，他们名义上都受王封，并须经过固定的封建仪式，表示他们为天子的屏藩。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最少在理论上，有很清楚的规定。相关链接什么是宗法制“宗法”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的远近区分嫡庶亲属的一种等级制度。它萌发于商周时期，成熟于西周、春秋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经演变。在商代，宗法制出现了以子继父为主，并有了直系旁系、嫡庶、大宗小宗之分。到了西周、春秋时，宗法制度趋于完善，明确了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立子立嫡之制”成为了宗法的核心。大宗，为嫡长子孙一系，是宗族或家族的合法继承人，即“嫡传”，其余子孙为小宗。二者的概念是相对的，如周天子的王位是由嫡长子世袭，是天下的大宗，余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诸侯的爵位也由其嫡长子世袭，在本国为大宗，余子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来说又是小宗；卿大夫的爵位亦由嫡长子世袭，在本族是大宗，余子为士，对卿大夫来说自然又是小宗。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变成了诸个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小国。宗法观念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微子与箕子

微子是殷朝帝乙的长子，帝纣的同母兄。商纣即位后，统治黑暗，不务国政，淫逸奢侈。微子多次进谏，纣都不听。于是，微子离开了殷朝。

箕子是纣的亲属。纣王最初制作象牙箸时，箕子就悲叹道：“他现在制作象牙箸，将来就一定还要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就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己有。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也必将从这里开始，国家肯定无法振兴了。”由于纣王淫逸无度，箕子进谏，纣王仍不听。有人说：“可以离开了。”箕子说：“做人臣的向君主进谏，君主置之不理，便离他而去，这是张扬君主的恶行，哗众取宠于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人们传颂他的曲子为《箕子操》。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属，看到箕子进谏，君主不听，去做了奴隶，就说：“君主有罪过，而不能用死直言规劝，百姓将受害，那百姓有什么罪呢？”于是，就直言进谏纣王。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真是这样吗？”于是，纣王杀死比干，挖出他的心来验证。

微子说：“父子是骨肉情，臣主是义理连。所以父亲如果有过错，儿子屡次劝说不听，就应随之而号哭；人臣如果屡次规劝，君主不听，那么从义上讲，人臣应该远离君主了。”于是，太师、少师就劝告微子离去，微子便远行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战胜殷朝，微子手持自己的祭器来到军门。他露出右臂，两手绑在背后，左边让人牵着羊，右边让人拿着茅，跪在地上前行求告武王。于是武王就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

武王封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来继承殷朝的祭祀，并派管叔、蔡叔辅佐他。

武王灭殷朝后，便去访问箕子。箕子向他讲述了一番治国的道理。武王非常欣赏，就把朝鲜封给箕子。

后来，箕子朝拜周王，经过故都殷墟，感伤于宫室毁坏坍塌、禾苗丛生，箕子十分悲痛，想大哭一场，但不行；想小声哭泣，又感到近于女人的性格，于是触景生情吟出《麦秀》诗。诗中说：“麦芒尖尖啊，禾苗绿油油。那个小子啊，不和我友好！（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小子，就是纣王。殷的百姓看到这首诗，都为之泣下。

武王驾崩后，成王还年少，周公旦代理行政掌握国家政权。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就与武庚作乱，想攻打成王、周公。周公借用成王的命令诛杀武庚、管叔，放逐了蔡叔，又让微子管理殷地，以继续殷先祖的事业，并作《微子之命》告诫他，国名为宋。微子本来就仁义贤能，代替武庚后，殷的百姓十分拥戴他。相关链接寓言中的“宋人”先秦寓言中的愚人形象可大致分为四类：迂腐机械者，幼稚无知者，自以为是者，冒失蛮干者。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寓言故事中，宋国人经常是被嘲弄的对象，如宋人“守株待兔”、“揠苗助长”、“智子疑邻”等。在寓言里，宋国人为什么多受嘲弄呢？愚人中宋人居多的主要原因是：宋国不是姬姓国，宋人又是亡国奴。原来，商朝被周灭亡后，周王将商朝贵族徙于宋，即今商丘一带地区，是为宋国的源起。周朝的百姓都看不惯这些往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权贵们，于是就编造了大量的故事讽刺他们。因此，宋国人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嘲弄的对象。这些故事互相传诵，最后以寓言的形式流传下来。宋国为殷人之后。故先秦的寓言，要讽喻劝告，常拿亡国后人来说事，在那种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下，用意深远。

周公与礼乐文明

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可惜不久病逝，他尚在襁褓的儿子继位为成王，由周公摄政。

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以忠厚仁爱著称。为了全力辅佐成王，管理百废待兴的国家，他让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到封地曲阜去做鲁公，自己留在朝中主持大政。

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低了。然而我起身恭敬地接待士人，还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看不起人。”

后来，管叔、蔡叔（他们也是武王之子，周公的兄弟）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便奉成王之命出兵讨伐，打败了叛军，处死了管叔，杀死了武庚，放逐了蔡叔。收服了殷商的遗民，封康叔于卫国，封微子于宋国，用来接续殷的祭祀。又用两年时间平定安抚了淮夷。诸侯都归服，尊周王室为宗主。

周公恪尽职守，日理万机，“一日三吐哺，一日三握发”，意思是连吃饭和洗头的时间都没有，经常被事情打断。

成王长大了，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由成王临朝执政。周公又面向北回到臣子的位置，依旧恭恭谨谨。所以，周公是仁德的楷模，是儒家的先驱。

周公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周公的政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礼作乐”，就是令孔子顶礼膜拜、梦牵魂绕的礼乐文明。

孔子讲到“礼”，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承袭与变化，特别强调周公的创造性贡献。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反映了他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崇拜，经常自命为当代的周公。因为他对于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愤怒。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到了春秋时代，诸侯要侵犯天子的权益，不再把这种礼乐制度放在眼里，诸侯僭越自己的身份，用天子之礼；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天子之礼。一切都乱套了。无怪乎孔子要高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并非孔子的迂腐。周公“制礼作乐”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礼崩乐坏”必然带来社会的动乱。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礼”的本质。“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因此，“礼”并非“礼节”、“礼貌”那么简单。“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可混淆：贵者有贵者之礼，贱者有贱者之礼；尊者有尊者之礼，卑者有卑者之礼；长者有长者之礼，幼者有幼者之礼；亲者有亲者之礼，疏者有疏者之礼。这样就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人人必须遵守，不得有所逾越。如果大家都遵守“礼”，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行就非常有序了；如果违背了“礼”，就是“僭越”。所以孔子要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反相成。“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乐”当然是音乐，但是它超越了音乐，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社会色彩。“乐”的功能是，以音乐节奏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感，仿佛“四海之内皆兄弟”。《乐记》说：如果君臣上下一起在宗庙中共同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敬”的效果；如果同族老小一起在乡里共同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顺”的效果；如果父子兄弟在家庭中聆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亲”的效果。总起来说，“乐”的功能就是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显得“和合”，万民之间显得“附亲”，增加凝聚力、亲和力。因此“礼”与“乐”，亦即“异”与“同”，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社会就会失衡。

周公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深谙治国之道，既强调差异，又注意和同，“礼”和“乐”不可偏废。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礼乐文明的精髓。周公是儒家的始祖。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国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不能全盘否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它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相关链接周代诸侯的等级周初大分封之后，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同姓和异姓诸侯。这些诸侯有出身、功勋、实力等的不同，他们之间自然有等级差异。周王室将诸侯分成五个等级，其相应的爵位分别称：公、侯、伯、子、男。公，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先王之后，如舜之后称陈胡公，夏之后称东楼公，宋之后称宋公等，都是先王之后而为周所褒封的；二是周王畿内的诸侯，如周公、召公；三是与周王室关系特别密切的，如虢公、虞公。侯，主要是大国诸侯，如齐、鲁、卫、晋、燕、陈、蔡等。伯，主要是小国诸侯，如曹、原、毛、郑等。子，主要是蛮夷之君，如楚、吴、越、邾、莒等。男，主要是华夏小国之君，如许。一说子男是同一等级。

西周人的生活

西周社会与商朝一样，仍是由贵族、平民、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与商代不同的是，西周各阶级内部有更细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的色彩尤其明显。

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卿大夫是对从政贵族的统称，卿和大夫有别，执掌军政事务的贵族称为卿，一般的从政者则称为大夫。

西周是宗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宗族体系十分发达，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家族，通过分封制的形式建立起来，以宗法制作为维系的纽带。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诸侯国是由天子分封的，卿大夫的采邑则是由诸侯分封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政治婚姻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君臣，自然就形成了下级贵族臣服上级贵族、全体贵族臣服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

贵族的生活是当时生活的重心。诸侯公卿向天子，卿大夫向诸侯，以及家臣向卿大夫表示敬意的朝会礼节，占贵族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团体的意识一部分由此形成。

此外贵族最喜欢战争，这些场景在《诗经》中都有反映。不打仗时，就猎兽或行射礼。两者可说是战戏。

斯文一点的生活是宴会，虽然宴时的情形并不一定很斯文。宴饮的场面，在《诗经》中多有描写，以《小雅·宾之初筵》之一章最为生动。诗的大意是：宾客就席，揖拜有礼；笾豆成行，佳肴丰盛；酒醇且甘，饮而舒心；悬钟设鼓，献酬频频。箭靶张立，弓已满弦；对手赛射，比试高低；中者为胜，败者罚饮。艺术地呈现了宴饮之礼。除咏战争、田猎、射礼、宴会的诗歌外，最普通的就是情诗与时事诗。

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称氏，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庖丁、匠石、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只是通称。

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或是在姓前加排行，如孟姜、伯姬、叔隗；或是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嬴。

贵族的生活由“礼”支配，不似庶民的只有“俗”。男女婚姻，生子女等等都有固定的礼法。贵族子弟受教育，礼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如“七年（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十有三年（十三岁），学乐诵诗，学射御”（《礼记·内则》）。成年加冠，有冠礼。女子受各种妇礼的教育，成年后并行笄礼。

成年的贵族有享受一切政治权利的机会。除少数由王侯受封土的之外，很大一部分贵族都能谋得官职。至于贵族死后的丧礼与祭礼，尤其繁复隆重，他所享受丧葬规格要与他的身份相适应。贵族由生至死都受礼的支配。

封建时代，除少数的权力阶级外，大多数都是被统治的庶民。他们几乎都是佃奴或佃农，农业是当时政治社会的基础。庶民中的少数经营商业与工业。庶民的生活不是个人的，甚至也不是家族的，而是集团的。

这一点，从《诗经·豳风·七月》中可以窥见：农奴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收获了粮食，要聚集起来送到贵族的仓库；农事既毕，还要为贵族统治者猎取野兽，经办酒宴；当这些劳役完成后，他们才能聚在一起享受难得的欢愉。《诗经·魏风·硕鼠》中写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正是农奴遭受贵族压迫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庶民的婚姻也有集团的性质。《周官·地官司徒》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秋之月，令会男女。……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那时的人们是没有婚姻自由一说的。相关链接贵族宴饮礼仪贵族们不仅吃的是珍肴美馔，还讲究吃的礼仪。贵族们宴饮时，必须有相当数量、种类的肉食。这些肉食由厨师做好后，要装入鼎中抬到宴饮的庭院中，依次排列整齐，故有“列鼎而食”之说。列鼎中的肉再盛入一个个俎豆中，送到每个人的面前，供人食用。那时没有桌子，每个人的面前铺着一张席子，食物摆放在席上，后世所谓“筵席”、“酒席”，就是由此产生的。食物端上筵席，还要按照一定的规矩摆放。据《礼记·曲礼》说，带骨的肉偏左放，大块的肉偏右放，饭食放在人的左面，羹放在人的右面，肉末和烧肉放在外首，肉酱放在跟前，酒放在右边。贵族们吃饭特别是宴乐的时候，旁边还要有人奏乐，其中青铜的编钟是主要的乐器，故而有“钟鸣鼎食”之说。此外，贵族们还有许多特殊的饮食习惯，如《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鱼、肉不鲜美不食，色不好不食，肉割不正不食，酱味不相配不食，席子放不正不食，等等。西周青铜器毛公鼎

郑周交恶

春秋初期，列国中最早统一的是郑国。一时郑横行中原，甚至有吞并中原的野心。

郑国，国君为姬姓，伯爵。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封周厉王幼子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史称郑桓公。周幽王时期，郑桓公看出西周马上就要灭亡，于是，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郑国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百姓迁移到东虢国和郐之间，号称新郑（今河南新郑），这是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迁移。

郑武公、郑庄公父子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权力很大。周平王有些不大乐意，就暗暗把一部分权力托给虢公。郑庄公发现了这个事情，埋怨周平王。周平王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周朝作为人质。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了。在郑国为人质的王子狐还没有回到洛邑继位就去世了，王子狐的儿子，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姬林登上了宝座。周桓王因为自己父亲的事情，对郑庄公很是不满。有几次郑庄公朝拜的时候，周桓王都故意不以礼相待。周桓王暗中谋划，准备把辅政大权交给虢公。这件事情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四月，郑国的祭足领兵抢掠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南）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今河南洛阳市东）的谷子。这些公然的挑衅行为使郑国和周王室的关系全面恶化。

公元前719年，郑国都城的东门被宋、卫、陈、蔡四国围攻，抢掠五日后离去。第二年，郑庄公决定报复，起兵讨伐卫国。此时州吁已死，卫宣公在位。他用南燕（居住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军队进犯郑国。庄公令大夫祭足、原繁、泄驾三军抗击燕军正面，令公子忽、公子突偷袭燕军背后。燕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在正面的三军，没有提防背后两支奇兵，一下被打得大败。这场战争发生在制这个地方。前文我们说过，郑庄公不愿意把制这个地方给共叔段，就是因为制地地势险要，关系国家安危。公元前707年，郑国和周王室的长年积怨终于爆发为战争。周桓王决定教训一下郑庄公这个不听话的家伙，亲自率领蔡、卫、虢、陈联军讨伐郑国。双方在葛（今河南长葛北）摆开战场。这是《左传》所描绘的第一场精彩的大战。结果联军大败。

这场战争影响太深远了，周桓王的鲁莽之举让周王室威信扫地。自此周王室只剩下天下共主的名义，变成诸侯争强图霸的时候不时捧出来的招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国争霸的时代正式开始。相关链接郑国小史郑国，国君为姬姓，伯爵。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封周厉王幼子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史称郑桓公。周幽王时期，郑桓公看出西周马上就要灭亡，于是，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郑国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百姓迁移到东虢国和郐之间，号称新郑（今河南新郑），这是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迁移。在春秋初年，郑国非常活跃。郑庄公灭许国，败宋国，还射中周桓王的肩膀，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后来，郑为晋、楚两国威逼，几乎年年不得安宁。前375年，韩国攻郑，郑国灭亡。

齐桓公称霸

郑国其实是地处中原的一个小国，在春秋初年能强盛一时，是因为真正的大国尚未崛起。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角是齐、晋、秦、楚，这四个国家内部权力斗争比较复杂，统一也比较迟缓。如齐国的襄公荒唐无道，引起大臣管至父叛乱；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儿子死的死，逃的逃，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国内权臣为拥立国君又展开争夺。正由于此，所以一群小国才能一时在中原自由横行。四大国统一之后，这些春秋局面开幕者的小国都成了大国所争的对象，失去一切行动的自由。

大国统一之后，一方面靠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借天子的名义去控制中原一群小国。最早的霸主是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临时成为天下最强的国。

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帮助燕国打败了侵犯他们的部落山戎，还把山戎方圆几百里的土地全送给燕国。后来，邢国也遭到另一个部落狄人的侵犯。齐桓公又带着人马去赶跑了狄人，还帮助卫国在黄河南岸重建国都。通过这几件事，齐桓公的威望大大地提高了。

只有南方的楚国，不但不服齐国，还跟齐国对立起来，要跟齐国比个高低。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约会了宋、鲁、陈、卫、郑、曹、许七国军队，联合进攻楚国。

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他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说：“齐国在北面，楚国在南面，两国素不往来，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要跑到这儿来呢？”

管仲责问说：“我们两国都是周天子封的。谁要是不服从天子，齐国有权征讨。你们楚国本来每年向天子进贡包茅，为什么现在不进贡了呢？”使者说：“这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进贡。”

使者走后，齐国和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一直到达召陵（今河南郾城县）。

楚成王又派屈完去探问。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请屈完去看各路兵马：“你瞧瞧，这样强大的兵马，谁能抵挡得了？”

屈完笑了笑，说：“我们国力虽不强，但是用方城作城墙，用汉水作壕沟。您就是再多带些人马来，也未必能打得进去。”

齐桓公听屈完说得挺强硬，估计也未必能轻易打败楚国，而且楚国已经答应进贡包茅，也算有了面子。就这样，中原八国诸侯和楚国一起在召陵订立了盟约，各自回国去了。

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

齐桓公趁此机会，又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会合诸侯，招待天子使者。并且订立了一个盟约，这是齐桓公第一次会合诸侯。像这样大的会合，一共有许多次，历史上称作“九合诸侯”。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的霸业，一大半要归功于管仲。管仲死后，桓公衰老，旧的地位渐不能维持。桓公不久也死去，齐国起了争位的内乱，霸主的地位便永久地丧失了。相关链接齐国小史姜姓齐国，是春秋时代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在地理上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自开国以来又十分注重发展经济，姜太公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相齐后，又“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为齐国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文化上，既不像鲁国一样拘束于彻底的宗法制，又不像秦、楚早期那样“以夷狄自置”。而是顺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条件地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的结合，“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近民。所以到齐桓公时，齐国终成为大国争霸斗争中的第一个霸主，一个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自桓公去世，齐国渐趋衰落。一方面由于姜姓公室旧贵族日益腐败，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日益激烈，尤其经过崔杼、庆封之乱，大伤元气，终于被新兴的贵族集团田氏所替代。

晋楚争霸

齐国衰弱，被中原视为蛮夷的楚国乘机向北发展，暂时横行中原。但晋文公重耳结束了晋国长年的内乱，阻挡了楚成王称霸的脚步。

晋文公重耳，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十九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文公对内，拔擢贤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晋民各执其业，吏各司其职，晋国由此大治。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因其文治武功，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文公死后，襄公仍能继续维持中原盟主的地位。襄公死后，局势大变。一国独盛的霸政时期过去，晋楚角逐的争盟时期来临。

春秋中期一百二十年间没有一国能独霸中原。晋国与楚国势均力敌，争为盟主。两国所争的焦点就是郑国。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九鼎之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一是前576年的鄢陵之战，一是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

晋楚争盟，几乎每年动兵。小国不胜其扰，两大不耐其烦。然而普通也不过南部小国属楚，北部小国属晋，两国都没有独占诸小国的把握。竞争了七八十年，最后宋国左师向戌出来为两国讲和。前546年7月，诸侯在宋都蒙门外订立弭兵之约。参与结盟的有晋赵武、楚屈建等各国大夫及小国君主。会前，晋楚约定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朝贡。由于当时晋国内部出现大夫专政兼并，无力与楚进行战争，而楚国受到吴国牵制，也无力同晋争霸中原，所以结盟后，与会国停止战争，暂时维持了九年的和平。

国际和平似乎只是理想。晋楚勉强弭兵八九年之后，就又争盟如故。但两国由于种种的内外因素，都渐趋衰弱。代兴的是东南隅的吴国。吴本由晋提携起来，以便抗楚。后来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吴国盛强，于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五战楚皆败，楚昭王出逃，郢都失陷。吴国的崛起使国际全局大变，春秋局面也由此告终。相关链接官学衰败，私学兴起在春秋这个转型期，王室衰败，诸侯国动荡，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私学开始兴起，这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同时，当时的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各地的统治者、各种力量都在寻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百家蜂起的社会根源。

秦国崛起

秦国是东周时期兴起的一个诸侯国。西周晚期，秦国的祖先曾经为周王朝主管马匹，被封为大夫。西周末年，申侯和犬戎攻打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西南），杀死了周幽王，秦襄公率领军队救助周王室，作战很出力，立了大功。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周平王因此封秦襄公为诸侯。当时，周族的发祥地岐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一带，已被西方的戎族部落占据，周平王把岐山以西赐给秦襄公，让他攻逐戎人，占有这个地区。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的努力，终于赶跑西戎，占有了岐山一带。春秋前期，秦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今陕西省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当时，齐桓公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晋献公正在扩展晋国的疆域。秦国作为与齐、晋、楚并列的大国，并不甘心在渭水流域的发展，也想进入中原地区，争当霸主。为此，秦穆公十分注意招揽和任用贤能的人才，为秦国的强盛图霸服务。

第一个被秦穆公招来的贤才是百里奚。百里奚的一生充满坎坷，他原本是虞国人，青壮年时期，曾到齐国和东周国都，希望能凭着自己的才能得到君主的任用，建立一番功业。可是他的机遇不佳，一直没有贤明的君主擢用他，使得他连生活都成问题，竟过起了讨饭的日子。百里奚晚年回到虞国，虞国国君任用他为大夫。后来，由于国君贪图财宝，允许晋国军队借道去消灭虢国，结果晋国军队在回来的时候把虞国也顺便灭亡了，百里奚成了俘虏。晋献公出嫁自己的女儿给秦穆公时，又把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送往秦国。百里奚半路上逃走，结果又被楚人抓去养马。秦穆公得知百里奚是个贤才后，就派人按照当时赎取逃跑的奴隶的通常做法，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国赎回来。当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秦穆公热情地接待他，与他交谈了三天，更觉得他有治国之才，就把国家大事交给他管，称他为“五羖大夫”，即五张羊皮换来的大夫。

百里奚当政后，又向秦穆公推荐贤能的蹇叔，于是秦穆公派人用重礼迎接蹇叔，用他做上大夫。秦穆公又任用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为大将，让他们负责训练军队，振兴武备。后来，晋国人邳豹、公孙枝也来到秦国。在这些人才的帮助下，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秦国的东边与晋国接壤，秦晋两国国君好几代都互通婚嫁，用来比喻两姓联姻的成语“秦晋之好”，就是由此而来。秦穆公在位时，还曾经帮助晋惠公夷吾回国即位；晋国天旱发生饥荒，秦国又用车船运粮食接济晋国。公元前645年，秦国也发生旱灾，便向晋国请求救济。不料，晋惠公竟然忘恩负义，不仅不送粮食救济秦国，还乘秦国发生灾荒偷袭秦国。于是秦穆公亲率大军，任用邳豹为将，在韩原（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迎击晋军。战斗中，晋惠公的战车陷入了泥淖，秦穆公纵车赶过去擒获，却被晋军包围起来。这时，曾经偷吃秦穆公的良马却被秦穆公赦免的三百名岐山士兵勇猛地冲杀过来，解救了秦穆公，活捉晋惠公，晋军大败。战后，由于周天子和秦穆公夫人（晋惠公的姐姐）的说情，秦穆公又把晋惠公送了回去。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又帮助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很快成为中原地区的新霸主。晋国的势力很强大，秦国一直没有向东发展的机会。

公元前627年，郑国一个掌管城门的人愿做内应，让秦国派兵去偷袭郑国。这时晋文公刚死不久，秦穆公认为是一个可乘之机，遂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告，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大军千里迢迢去袭击郑国。路上碰到一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弦高一面派人回国报敌情，一面把带着的十二头牛献给秦将，推说是代表郑国国君犒赏秦军的。秦将孟明视等人以为郑国已知秦军到来，无法再偷袭了，便灭掉附近的滑国，班师回国。晋国太子、大臣见秦军乘晋文公丧事期间灭掉与晋国友好的滑国，非常气愤，便在地势险要的崤山（在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四周设下埋伏，将秦军全部消灭，俘虏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使秦国受到沉重的打击。

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由于她的说情，新即位的晋襄公放走孟明视等三员秦将。他们回国后，秦穆公没有怪罪他们，而是检讨自己不听百里奚、蹇叔劝阻，致使秦军覆没的责任，仍然让孟明视三人负责训练军队。三年之后，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领秦军渡过黄河，大败晋军，报了崤山战役之仇。随后，秦军来到崤山，埋葬了上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尸骨，祭祀三天。

时人称赞秦穆公说：“他尊重贤才，终于让孟明视等人为秦国雪了耻。”

秦国打败晋国，声威大振。但是晋国究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仍然阻挡着秦国东进的道路，使秦国无法向中原地区发展。在这之前，西方的戎国国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发现由余是个贤能的人才，便给戎王送去歌舞伎女，又留住由余不让他按期回国，最后使戎王疏远了由余，秦穆公就把由余请到秦国。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计策攻打西方的戎族国家，先后灭掉了十二个国家，疆域扩大了方圆一千里，周围的许多部族国家纷纷向秦国进贡，尊秦国为西戎地区的霸主。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派召公到秦国去，送给秦国十二只金鼓，表示祝贺。相关链接秦穆公杀三良秦穆公于公元前621年去世，秦国有170人从死，即为秦穆公殉葬，其中有贵族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和针虎，这三人因为品德高尚，才能出众，当时被称为“三良”。三良的从死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诗经·秦风》中有一首《黄鸟》诗，反映的就是这一事件。在秦国历史上，武公去世时“初以人从死”，有66人为秦武公殉葬，其中有他的一个儿子嬴白。秦穆公临终前是知道三良会被殉葬的，但并没有任何阻止之意。三良是在穆公死后被主持葬礼者所杀，其主要责任总归当由秦穆公负。因为残酷的奴隶殉葬制是由国家制定的，进入春秋时代后，不少国家废除了殉葬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秦穆公不但不废除这一落后的制度，而且其殉葬规模反而比他的祖父武公大得多。这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秦穆公的一个绝大的错误和罪过。一生功劳卓著的穆公，可谓晚节不保。过了230多年，秦献公下令“止从死”，废除了不人道的殉葬制度。

吴越之争

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

公元前584年，晋国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使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和吴国开始建立了联系。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他辅佐吴王阖闾，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邦，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孙武、伍子胥率军，联合蔡、唐两国兴师伐楚。柏举一战，楚军一败涂地。吴军乘胜穷追猛打，五战五胜，攻占了楚国的郢都。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夺得霸主地位。晋楚衰弱，春秋争霸的局面结束。

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后，庆功作乐，流连忘返，国内很空虚。越王允常乘机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赶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国也侥幸复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为了解除吴国对楚国的威胁，他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吴王阖闾决心打败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国起兵攻越。吴越两军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阖闾负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过了两年，吴国出动精兵攻越国。夫椒一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委曲求和，夫差接受了。战败后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逐渐强大。当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对越国疏于防范之时，越王攻入吴都，获其太子，逼吴求和，从此，吴国国力江河日下。公元前473年，越军又攻破吴都，夫差自杀，吴国亡。

吴越争霸的性质已与春秋前期的诸侯争霸有所不同，所争的已不是国际均势或中原的霸权，而是对方的土地人民。吴国还有点春秋精神，越国就充分表现出战国时代的土地欲。所以吴越竞争可说是春秋战国过渡期间的大变局。相关链接吴越民风的转变在历史上，吴越一带的民风本是强悍好斗的。春秋时期，越人以“锐兵任死”著称，吴国则靠“百姓习于战守”而名震中原。从战国到秦汉一统，时光荏苒，五六百年，这里虽历尽沧桑，社会风气却依然如旧。然而由东晋后期始，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孙恩、卢循作乱时，晋军主帅不敢使用吴兵攻阵，声言：“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进入南朝，“南人怯懦”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原因是多方面的。东晋南朝，北方汉族士人纷纷南下避难，迅速在江南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政权。他们凭借世资，享受着尊荣优待，位高爵显，生活豪富。过分的享乐，使他们变成了一群不习武、不懂文、怯懦怕死的社会寄生虫。本地人也纷纷效仿北方士族，尚武之风开始退化。南朝时，社会各阶层都存在着轻武之风。佛教的兴盛，对于转移江南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佛教的广泛流布和深入人心，促成了江南地区传统群体心理结构的解体，使忍让取代了尚武，抗争让位于服从。因为佛教的教义和戒规，都对暴力和尚武持否定态度。另外，长期安定的和平环境，也易使江南社会风气受到软化。

孔子与儒家

孔子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第一个哲学家与政治社会改革家。他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他早年丧父，家道衰落，年轻时做过小吏。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后入仕，任大司寇，致力于加强公室，抑制三桓（鲁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的合称，分别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但遭到失败。

孔子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不得不“去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生涯。

孔子先到了卫国，却受到卫国国君不礼貌的待遇，还被当作鲁国的奸细被监视。孔子只好仓促地离开。他自己坐的是车，弟子们大部分是步行，还没走到城东门，一部分弟子就失散了。

失散的弟子子贡，因为找不着老师很着急，逢人便问。一个人说看见孔子了，嘻嘻哈哈地向他描述了一番，还嘲讽地说：“那样子很狼狈，真像只丧家狗，是你的老师吗？”

子贡知道这说的一定是孔子，便连忙赶到东门，找到孔子，并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听了，一点也不恼怒，还面带笑容说：“一个人的长相是不足为凭的。说我像一条丧家狗，倒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孔子一行风尘仆仆，来到宋国的国都附近。孔子远远看到一棵参天大树，长得挺拔秀美，心里十分喜悦；走近又见到树下一大片青草地，当即就指挥学生们演习礼仪。目击者把这件事报告进城去，宋国的桓大司马本来就不喜欢孔子的学说，得报大怒道：“孔老二太不识趣！让他过境，已经够宽大了，他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装模作样，非杀了他不可！”于是带了一队兵，驾着战车，如飞般出城。赶到大树下，孔子他们已经走了，地上布满了脚印。桓大司马像野兽一样大声咆哮：“把孔老二的脚迹给我铲平！”脚印铲平了，桓大司马还不解气，又命人砍倒大树，方才怒气冲冲地回去。宋国的好心人劝告孔子快走，孔子的心情十分平静，不愠不火地说：“上天把大德寄托在我的身上，他桓某人一介莽夫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来到陈国，暂时安顿下来。陈国是个小国，介于晋、楚、吴三个大国之间。大国有了纠纷，就借陈国作战场。陈国都城几乎三天两头都戒严。孔子住不下去，便带着学生们来到更小但比较安定的蔡国。蔡国和陈国的大夫们平时与孔子意见不合，怕孔子对他们不利，便联合发兵围困住孔子一行，使他们绝粮七天，不少弟子饿倒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可孔子却坚持照样给弟子们讲学、弹琴、唱歌。子路发牢骚说：“先生不是君子吗？君子怎么会穷困到这步田地呢？”孔子笑着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和小人都可能遭受穷困，只是君子穷困不动摇，小人穷困就会变节，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后来楚王得到消息，发兵来救，孔子才脱离困厄。到了楚国，楚王听信谗言，只把孔子养着，不给孔子任何施展才能的机会。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归鲁，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学，他一生都在推行仁政理想，试图恢复当时已经式微的贵族精神，在全社会建立一套礼乐文明。

与孔子同时的还有一班厌世或愤世的隐士，因为他们曾与孔子发生关系，所以他们的名氏或别名或绰号我们还知道。如子路向长沮、桀溺问路，这两位隐士将孔子大大讥讽了一番；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谣，从孔子身边飘然而过，不与他谈政治。

孔子时代思想与春秋末期以上思想传统的关系，已不可考，因为那个思想传统早已失传。我们现在说，春秋末年的政治混乱与社会骚动很自然地产出一班消极的隐士与一个积极的孔子。孔子授业相关链接孔子为什么称“素王”？“素王”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天道篇》：“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原意是指有圣王之德与才、无圣王之爵与位的人。孔子被称为“素王”，始自汉文帝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极力推崇孔子，认为他是“为汉制法”的“素王”，即孔子在世时，已经预知了汉朝的兴起，且预为汉代制定法度。董仲舒以后，东汉思想家王充在他的《论衡》里也讲孔子的素王之业在于作《春秋》。汉代的今文学家认为孔子之德可立为王，所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寓王法于其中，但无实际王位，故称“素王”。两汉之际，谶纬神学大盛。谶纬神学上承素王之说，不仅尊孔子为素王，而且还模仿朝廷建制，以孔子为素王，以颜渊为司徒，以子路为司空，以左丘明为素臣。这样一来，谶纬神学完全确立了孔子的素王形象，而且是一个具有种种神通的素王形象。谶纬神学衰落之后，人们剔除了附在孔子身上的神化色彩，但仍接受了孔子的素王形象。

中国的轴心时代

摇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地方诸侯、卿、大夫的势力崛起了，周代的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瓦解了，社会下层的庶民等通过生产、读书、经商、游说、经营等途径，有的成为新兴富人，有的晋身仕途，有的开门授徒、著书立说，出现文化下移的现象。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都发表了自己对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世界、宇宙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空前活跃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出现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百家争鸣的现象。

首先著书立说的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前面已专有一篇文章介绍，此处从略。

在孔子之后约150年的战国中期，出现了儒家的第二位大师孟子。孟子也是鲁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一派的后学。孟子名轲，他毕生崇拜孔子。他主张恢复井田制，目的是使有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个体农民少受剥削，发展生产，不受水旱之灾的威胁，过上小康的生活。农民生活生产搞得好了，国家就太平，统治者就可以王天下了。这就是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专制主义，反对战争和暴君污吏，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这种光辉的民主思想的提出，正是战国时期庶民阶层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孟子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战国晚期儒家的另一大师是荀况。荀子为赵国人，他既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又受战国晚期“天下争于气力”、重农、重战、重法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既博又杂，既主张礼治、法先王，又主张法治、法后王。他的学生韩非、李斯成为著名的法家代表不是偶然的。荀子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呼吁人们与其去崇拜天，求天的恩赐，不如去征服天，向天索取；他提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著名论点，认为后来人一定会超过前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特别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荀子的这些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

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后不久，春秋战国之际出身手工业工人而通过勤劳致富有了文化科学知识的墨翟，通过著书立说，开门授徒，创立了墨家学说。在《韩非子》一书中，把儒、墨并称为当时的两大显学，可见墨家当时的地位。墨子的主要学说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兼爱是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要“兼相爱，交相利”。人人都兼爱，都得了利，社会就可以避免大量杀人、破坏的战争，所以他反对战争，主张非攻。墨子不仅这么说，还这么做，他曾千里迢迢赴楚国，说服楚王停止攻宋，并派弟子赴宋国参与防卫。我们看到，墨子很有侠义精神，为了道义甘愿牺牲，所以后代把墨子尊为侠的先驱。

要实现兼爱和非攻，就要尚贤，选拔贤人来治政；其中推举一位最贤能的人来管理国家，国家就能实现统一，就是尚同。墨子还主张节用，反对丧葬浪费，反对娱乐生活，认为这也是浪费。墨子认为天有意志，鬼神是存在的，如果贵族们为非作歹，杀人作恶，天和鬼就会出来惩罚他们。墨子批判了孔子的学说。当然，儒家也批判墨家，孟子说墨家主张“兼爱”是“无父”，说主张“为我”的杨朱是“无君”，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儒墨之争开创了百家争鸣的风气。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讲科学，重军事，虽说主张非攻，但很能打仗。这是儒家不具备的。墨家的侠义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秦汉以后，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统治阶级不喜欢墨家，因为不利于统治。墨子的书也遭到禁毁。到了汉代末年，道教起来了，便把墨子的书收到《道藏》里。因为人们不了解墨家，以为墨家坏极了。直到清乾隆年间，《墨子》才被重新校订出来。

战国中期涌现了几位探求社会治乱与天地万物起源关系的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因著述了《道德经》而著名的老子。老子是谁，什么时代人，学者至今有争议，但从《道德经》来看，其作者应为战国中晚期人，其学说也被后人定为道家。《道德经》创造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它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也可称大，就是无，是一个空虚缥缈、恍恍惚惚、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的精神体，而正是这种精神体的演变，产生了世界的万事万物。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也有事物矛盾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念，如认为高下、大小、祸福等在一定条件可以互相转化，这有利于人们在不利的环境下总结经验去争取胜利。老子的这一理论，目的是要以柔弱胜刚强，达到恢复旧贵族统治地位的目的。

与老子同时的道家人物是庄周。庄子创造了一套完全消极颓废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无所谓好恶、高下、大小、祸福、是非、生死之别。有人为生老病死而担忧，庄子却认为人生的一切吉凶祸福都不必放在心上，有了祸就是福，人死了还是活着，人死了就变成其他生物，活得可能更自由自在。他曾经做梦变成一只蝴蝶，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飞翔，醒来后自己分不清是蝴蝶变成了自己呢还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这就是他主观唯心论加上绝对的相对论的错误观点。庄子的唯心主义理论抹杀了事物的本质区别，使人对人生和世界产生极端悲观和颓废的态度，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情绪。

战国时的重要学派是法家。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他们主要是政治改革家，在各国的变法改革中起了主要作用，尤以商鞅变法成就最大。他们在改革中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主要强调以法治国，奖励垦荒，反对世官制，奖励农战，重视战争的作用等等。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是理论家，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本为韩国的公子，他口吃而不善于政治活动，但思想敏锐，著述丰富。当他写的《五蠢》《显学》等篇被秦王嬴政看到后，秦王高兴地说：我如果能见到此人，用他的理论来治国，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公元前233年，韩非到了秦国，和秦王日夜讨论政治，秦王完全采纳了韩非的法家学说。韩非的学说主要是宣扬在发展农业、加强军队、改革吏治的基础上，建立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认为商鞅提出以法治国，申不害提出国君要用权术治国，慎到提出国君治国必须建立起威势，三者都有道理，但都偏于一端，应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国君既能以法治国，又有一定的权术和威望，能使臣下接受其统治，那么国君的专制主义统治就会巩固了。韩非强调勤劳生产，加强军队，以法治国，反对懒惰、游民和宗派、血统观念，反对复古，主张以今王为师，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建立的需要，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把人民看成为国君奴役的对象，主张依靠严刑酷法来加强统治，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秦用韩非理论统一了中国，也因用韩非的理论而导致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发生，摧毁了秦王朝的统治。秦朝兴亡的历史，对韩非的学说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除了以上几位最著名的人物，诸子百家还包括以下这些：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生平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杨朱主张“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最著名的是濠梁之辩。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前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衍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一时代，重要思想均被提出，为后世开出先河，因此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相关链接黄仁宇谈儒家文化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所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战国七雄的形成

传说周武王灭商时，有800个商的附庸参与征伐。在春秋时代，有记录的国家有170多个。到孟子生活的年代，就只有战国七雄了。诸侯间的兼并是非常激烈的。

春秋末战国初列国都起内乱，推动内乱的大半是封建残余的世家。

先说三家分晋。

整个春秋时期，晋国公室内部为君权而不断争夺、吞并，晋献公为巩固君位，诛灭了桓叔、庄伯之庶族群公子，公族势力受到打击。时隔不久，公室内部再次喋血：献公宠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逼杀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这场内乱丧亡殆尽，“自是晋无公族”。晋文公继位后，鉴于数世之乱的历史教训，不再分封公室宗族子弟，政治上亦不重用公族，而是起用一批异姓贵族，这些贵族大都是随他流亡的有功人员，如狐毛、狐偃、先轸、赵衰等。这就等于废除了公室贵族世袭政权的传统旧制，对后来晋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晋文公死后，赵盾专权，晋灵公对赵盾不满，曾两次谋刺赵盾，后被赵盾昆弟赵穿杀死。晋悼公以后，公室彻底衰败，已无力反抗卿族的专权。晋卿均出自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晋君形同虚设。公元前376年，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灭智伯，三分其地，晋分为魏、韩、赵国，史称“三家分晋”。

再说田氏代齐。

齐国本是周初吕氏的封地。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过程是：公元前671年，陈国公族内乱，陈公子完为避祸奔逃至齐国，至齐国后为齐国田氏之祖（“陈”、“田”本为一家）。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无宇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摇摇公元前489年，田恒自立为相，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公元前481年，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

公元前391年，田和废齐康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秦、楚也都经过内乱，不过未被异姓所篡。

先说秦国。自穆公之后，秦国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国力日衰，渐渐从中原诸侯的目光中消失。当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秦国甚至不敌魏国，被夺去了河西之地。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秦孝公嬴渠即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开始，秦国才走上强国之路。

再说楚国。楚惠王（前488年—前432年）在位时，楚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叛乱，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兴兵作乱，自立为王，后来兵败被杀，惠王复位，内乱才平息。此时正是吴越争霸的时期，楚国遭到吴国的侵略，一度险些灭国。越国灭吴后，楚国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楚悼王在位时，吴起自魏国至楚，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裁撤冗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楚国遂又盛强。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混乱里，小国失去霸政或争盟时代的保障，大多灭亡。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战国时，卫国的领土不断被强邻蚕食，国君封号也由公降为侯，再降为君，领土几乎全为魏国所占，仅剩濮阳。公元前487年，曹为宋灭。陈、蔡都为楚所并。小不足计而自称夏后的杞国也并于楚，时在公元前445年。春秋时代比较重要的小国，只余下宋、鲁为七雄间的缓冲国。鲁悼公时，三桓强大，公室衰弱，鲁君如同小侯。

周室虽微，也同样地经过内乱。土地大半丧于邻国，所余的领土又分裂为东周和西周。西周仍都于王城洛邑，东周都于巩。东西周各有君，天子即周赧王完全成为傀儡。东、西周时常争水灌稻，此外并常起无谓的纠纷。至于在国际上，周已完全失去春秋时代的重要地位。列国称王之后，周更无足挂齿，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与宋、鲁相等的缓冲国。只有那若有若无的九鼎还叫人记得周曾做过天下的共主。

自春秋以来，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宣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列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相关链接战争方式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交战时双方都保持骑士风度，一方要进攻另一方，还要说一套优雅的辞令，大意就是：“对不起，奉上天的意志，我要打您啦。”但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战争变得非常凶残，双方投入的兵员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一场战役常有数万人战死。战国末年已到了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地步。

军功爵制的实行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下移和思想的活跃，为社会的大变动创造了条件。各国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顺应社会潮流，进行变法即政治改革，摒弃血缘裙带的小圈子，广泛吸纳人士，出身社会下层的各类人才登上政治舞台，不但演出了大国争霸的史剧，最终促使了大一统历史伟业的完成，而且形成了社会层面的新格局。

军功爵制的实行，既是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促使这一变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魏国的崛起和秦国的后来居上，是因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而这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军功爵制的推行。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在他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他先后任用李悝、吴起等人实行变法。变法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制度。这对于当时魏国以及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时期，晋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贵族凭借他们身份的高贵，把持国家权力，享有种种特权，平民百姓即使有才能，甚至为国家立了功，也无法跻身于社会上层，更不要说参与政治，管理国家大事了。“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措施则明令限制和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国家只是依照各人对国家的贡献而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和待遇，这自然将平民百姓中大批优秀分子吸纳到各级机构，参与国家事务，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积极性。

如果说魏文侯颁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促使了社会层面之间的流动，那么，他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就是促使人才流动的精神和思想保证。

魏文侯有一位老师，叫田子方，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启发和协助文侯任贤用贤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君，要保持国力，使国家富强，一定不能骄傲，而要虚心待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文侯的儿子子击在路上见到田子方，子击赶忙下车，退在路旁行礼，田子方却不予还礼，扬长而去。子击大怒，就质问田子方，是富贵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有资格骄傲。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贱者值得骄傲！富贵者敢骄傲吗？国君骄傲，就会丧失国家；大夫骄傲，就会丧家灭族。失去国的人，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以国来对待他的；失去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以家来对待他的。士都是贫贱的人，如果他的意见不被采纳，行为不符合主人的要求，他拔脚走人就是了，反正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贫贱。子击听了这番话，赶忙辞谢。士出身贫贱，却敢于傲视统治者，这不但反映了士这个阶层的兴起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更反映了这一阶层在当时社会变革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们的流动性更强化了这种作用。

与魏国的情况相比，秦国的这种变化似乎更为深刻，在制度建设方面更加完备。

战国以前秦国的封爵主要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勋劳尚在其次，爵位世袭，即所谓世卿世禄制。但是，这种制度既削弱了秦国的统治基础，又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越来越不适应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使秦国无法摆脱僻居一隅的落后状态。到了战国初期，秦国的统治者也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令百姓初带剑”。让贵族圈子以外的人也带剑，这的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大胆举措，是旧的社会等级秩序正在瓦解的标志。后来秦孝公之所以能任用商鞅两次变法，并最终取得成功，就是承接了秦国已经开始萌发的社会变革的进步思潮。

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强调军功受爵，反对无功受禄，确立新的爵秩等级制度，参照东方各国和秦国的爵名，将以往“见功而与赏”的规定系统化、制度化。

秦始皇即位后，继续推行商鞅以来的法制，只分封功臣而不分封宗室子弟。所以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还是“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只有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将军才能封侯。

这种赐爵制，将爵与官位合一。平民只要立有军功就可以当官，以此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有爵者除了有当官的特权外，在政治上还享有减刑和免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有爵者则享有获得土地、宅屋、财产和无偿占有庶子、隶臣妾劳动力的特权。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与军功的大小相对应，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卿世禄制度。即使是奴隶，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免为庶民，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这一措施不仅极大地激励了战士杀敌立功的积极性，而且釜底抽薪，彻底动摇了旧的宗室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存在的基础。秦统一天下后及西汉初年继续推行这一制度，更促使当时社会阶级、阶层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秦国兼并关东六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军功地主阶级，并成为秦统一天下的强大的社会动力。相关链接秦国的二十等爵据史书记载，二十爵的序列应该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袅，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赐爵的条件和对象，主要是军功、事功，还包括告讦（检举告发罪犯）之功。

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

春秋末年以来，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每个人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角色也随之转换，其中以“士”这一阶层最为活跃。士是知识文化的载体。在文明的早期，享受教育，掌握文化知识，只是少数贵族的特权。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下移，士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为天子以至卿大夫、家臣的各种权势集团服务。而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权势人物出于需要，将这些士收罗在自己的门下，从权势者来说是养士，而从士一方面来说，则成为食客、门客。

战国时代，以养士而闻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号称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即田文，公子之一，在四公子中间，他的食客大概是最多的。

摇孟尝君的食客，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特别是那些诸侯国的游士和本地犯罪逃亡的人，都喜欢投到他的门下，而孟尝君也一律照收。司马迁对此专门做过调查。他说，我曾经过薛，那里有许多暴桀子弟，风俗与邹、鲁之地不一样。询问其中原因，才知道当初孟尝君招致天下负气仗义的游侠，迁到薛这个地方来的有六万余家。孟尝君之所以招纳天下游士，并且礼贤待之，自然有其政治目的。有一次，田文与他的父亲田婴闲谈，曾经责备他父亲“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田婴听了，对他刮目相看，就把招待宾客的事交给他办理，此后宾客越来越多，孟尝君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孟尝君的确比他父亲有政治头脑。田婴只知道养尊处优，而田文知道，权势财富都不足恃，有时只能招来灾祸，重要的是人才，有人才才有势力，才有政治地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孟尝君才多多益善地招纳宾客游士，不惜屈尊礼贤下士。这种做法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孟尝君的食客人数众多，使孟尝君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后来，孟尝君不但得以操纵齐国的政权，对其他的诸侯国家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他们对战国时代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毛遂自荐”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公子，门下的食客多至千人。周赧王五十七年（前258年），秦国进围邯郸，赵国处境危急，只好向邻国求救。赵王派平原君去楚国，请求合纵救赵。赵胜与门下食客商量，决定带门下有勇力、文武兼备的二十名食客一起去。平原君对食客说，咱们先礼后兵，如果以礼相请能解决问题，最好；否则，就是歃血于华屋之下也要将纵约敲定。因为任务十分艰巨，对随从要求很高，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人够条件，另外一名怎么也挑不出来。

平原君有个门客叫毛遂，跑到平原君跟前，对他说，听说君将合纵于楚，想带二十名门客一起去，到现在还少一人，希望你带我一起去。平原君对毛遂毫无印象，于是就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有几个年头了？毛遂回答，有三年了。平原君就说，一个有才能的人处在社会上，就好比一只锥子放在口袋里，锥尖会立刻钻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也没听说有人念叨过你的长处，我对你也毫无了解，我不能答应先生的要求。毛遂却说，我不是今天才请求先生将我放在口袋里吗？如果早将我放在口袋里，我早就脱颖而出了。听毛遂这么一说，平原君只好同意带毛遂一起到楚国去，其余十九人都相视而笑，但也没法阻拦他。去楚国的途中，毛遂高谈阔论，还没有到目的地，同行的门客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平原君一行到了楚国，与楚王讨论合纵之事，“日出而言，日中不决”。讨论了一上午，楚王怕引火烧身，就是不敢签约。门客不耐烦，就让毛遂上前应付。毛遂也不谦让，按剑历阶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与害是明摆着的，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现在讨论来讨论去越讨论越糊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又按剑正视楚王，进一步说：现在楚国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这本来是可以称霸的资本，以楚国之强，天下谁都无法阻挡。可是白起这样一个小家伙，带了几万兵卒进攻楚国，居然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楚王之先人。对楚国说来，这是百世之怨，连赵国都为此而感到羞愧，而大王您居然不知好歹。您要弄清楚，合纵是为了楚国的利益，不单是为了赵国的利益。毛遂这番义正词严的话，果然把楚王打动了。楚王赶紧说：“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决定与赵国合纵。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感叹地说，我相过的士有上千人之多，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可是先生以三寸不烂之舌，赛过百万之师，我以后再也不敢相士了。相关链接稷下学宫齐宣王在首都临淄的稷门外建造了一座宽大的公馆，叫稷下学宫，招徕了上千个文学游说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在这里“不治而议论”，专门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稷下成了当时学术活动的中心。那时来稷下的学者非常之多，各家学派如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几乎都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互相辩难，“从道不从王”，唯真理是求，对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和中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许多诸子的著作如《管子》《老子》《慎子》《晏子》和《尹文子》等，就是在这里写成或整理成的。战国四公子

商鞅变法与秦霸天下

战国初期，各国都极力整顿内部，以便向外发展。这种事业最早成功的大概是魏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暂时横行中原。

秦国在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新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制定严刑峻法，如什伍连坐制度。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二是奖励军功。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三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四是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五是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推行县制，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六是“开阡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摇七是统一度量衡。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秦并六国的基础由此成立。

秦变法富强后，魏受影响最大。魏是当时最强的国，现在由于秦约列国夹击，以致魏降为二等国，此外秦又极力向蜀进展，最后将这块人口稀少的沃土完全吞并。当时张仪力主伐韩，而司马错主张伐蜀。司马错认为伐韩必将引起列国纷争，使秦陷于不利境地；而蜀国地处偏僻，实力弱小，以秦攻之，如豺狼逐羊群，且不会引发山东各国的矛盾。于是灭蜀。这是战国时代中国政府夷狄事业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蜀是秦并六国的经济基础。

摇魏国衰弱之后，天下的强国为秦、齐、楚。在三国中秦的势力日愈增厚。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推行法制，并不断向外拓展领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命大良造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打败魏军，不久，魏尽献河西地于秦。秦以黄河、函谷关为界抵御关东诸侯，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五国合纵攻秦，被秦军打败。其后，张仪又游说拆散齐、楚联盟，秦乘机打败楚军，占领汉中。

齐国想要乘燕有内乱把燕国完全吞并，但结果失败。具体缘由是：公元前312年，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没想到子之当国三年，政治败坏，民怨很大。齐国和中山国趁火打劫，攻入燕国，百姓由于痛恨子之，竟然对侵略者表示欢迎，燕王哙和子之都死于非命。后来齐军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齐的国际威势或者暂时提高，但实力的伤耗恐怕很大。同时秦楚战争，楚国大败，将国防要地的汉中割与秦国。秦当初由魏所得的河西之地是秦向东发展的大道，现在汉中又成为秦向南进攻的路线。所以到公元前311年左右在三强之中秦的势力最为雄厚。相关链接用文化眼光看商鞅商鞅之政的特点就是“刻薄寡恩”。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一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锄头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扬扬，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

六国合纵

秦国在惠文王与昭襄王之时，尤其是昭襄王之时，不断地对魏、韩、赵、楚出兵，削弱这四国。四国也试图联合抵抗，联合反攻。其中有三次获得燕国参加，有一次获得了齐国出面领导。

六国在东边。它们分据了中国东边的南方与北方；而秦国分据了中国的西边。六国的自行联合，是南方之楚与北方之魏、韩、赵的纵的联合，因此在历史书上被称为“合纵”。

秦的对策，是说动或威胁东边的一国两国或更多的国，作由西到东的横的联合。这横的联合，在历史书上被称为“连横”。

合纵的行动，前后有过四次。第一次合纵，发生于公元前318年。策动人是魏国人公孙衍，主盟人是楚怀王，参加的有楚、魏、韩、赵、燕五国。

五国的联军，开到了函谷关，秦军开关迎敌。联军战败向东撤退，不久，齐国出兵攻魏，因为齐宣王自居为秦惠文王的好友。秦军于次年向东进军，大胜韩、赵之军于修鱼（今河南修武）。

第二次合纵攻秦是在秦昭襄王九年（前298年），距离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合纵攻秦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

策动这第二次攻秦的是齐国的孟尝君。主盟人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参加的仅有齐、韩、魏三国。

楚国这时候无力参加。怀王已经上了秦昭襄王的当，亲自到秦国去和昭襄王见面谈和，被昭襄王扣留在咸阳。楚国的大臣扶立了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对秦国表示“楚国失君有君”，不在乎怀王能否被释放回国。这些大臣虽则做到了使楚国不致因为“失君”而大乱，但也绝无力量来参加孟尝君所领导的合纵攻秦。

这一次的合纵攻秦，赵、燕两国也都不曾参加。这时候赵国武灵王已于上年退位，传位给小儿子惠文，自称“主父”，在专心准备吞并中山国。中山国原为胡人的一大部落，叫作“鲜虞”，它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占有河北省定县至石家庄一带的大国。两年以后，公元前296年，“主父”果然灭掉中山国。

燕国在位的国君是燕昭王。他是燕王哙的儿子，无意于攻秦，而有志于对齐报仇，因为齐国曾经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而入侵，一度占了燕的国都（今日的北京）。燕昭王后来果然报了此仇。

由于这些原因，赵燕两国不曾参加公元前298年的第二次合纵攻秦。

第二次合纵攻秦，虽则参加者仅有齐、韩、魏三国，却由于孟尝君领导有方，打到了函谷关，获胜。次年，再打。第三年，又打，打进了函谷关，占领盐氏城。秦国求和，以山西临汾之西南的武遂还给韩国，今日风陵渡所在之地还给了魏国。

第三次合纵攻秦，是在公元前247年，距离第二次合纵攻秦竟有五十一个年头之久，可见反秦之难。

策动这第三次合纵攻秦的是魏国的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主持这第三次合纵攻秦的也是他。他此时原已因事滞留在赵国。由于秦军围攻魏国的国都大梁（开封），他率领亲信的好友与宾客奔回大梁，接受他哥哥魏安厘王的任命，做了魏军的统帅，迎战秦军。赵国、楚国、韩国、燕国也都派了兵来帮他。

他率领五国之军，与秦军决战于大梁一带，获得大胜，秦军的主将蒙骜落荒而逃。

第四次合纵攻秦，是在公元前241年，距离第三次合纵攻秦仅有六年。策动人是赵国的将军庞瑗，参加的有四国：赵、楚、魏、燕。这一次四国的联军不曾打胜。

至此，六国再也没有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阻止秦人的兼并步伐，只能任秦各个击破。相关链接古代的兵符兵符是古代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用铜、玉或木石制成，作虎形，又称虎符。制成两半，右半留存于国君，左半交给统帅。调发军队时，必须在符验合后，方能生效。兵符之所以造成虎形，与我国古代对虎形象的崇拜有很大关联。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战国、秦、汉。与虎符性质相近的还有节、牌等。

秦灭六国

秦在嬴政的领导之下，十年之间，相继并灭六国。军功最高的就是白起后的名将王翦。六国灭亡的次序是韩、赵、燕、魏、楚、齐。

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守腾献地与秦，秦封之为内史。第二年秦国派腾攻击韩国，俘虏韩王安，秦国将所得韩国土地建立颍川郡，韩亡。

摇公元前229年秦派王翦、杨端和再次从西、南两面攻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国深知李牧用兵之精湛，再次使用离间计毁赵。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令其在国内散布李牧、司马尚欲合谋造反之流言，赵王迁被流言所惑，杀害李牧。第二年，王翦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迁。秦在所得之地邯郸一带设置邯郸郡，赵亡。

秦王在灭赵国之后，欲乘胜攻击燕国。燕太子丹大恐，派遣刺客荆轲行刺秦王，被秦射杀。公元前227年，秦王派王翦、辛胜攻击燕国，燕国联合北戎代族军队联合抵抗，最终秦夺取燕都蓟（今北京西南），燕王喜逃亡到辽东，亲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燕王欲在辽东偏安偷生，但不能长久，秦在灭亡燕国之后，将燕都以南地区设置为广阳郡，同时接受燕国原来兼并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燕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魏王退守在魏都大梁不出，于是秦军引黄河水灌淹大梁，三个月以后城池毁坏，魏王假出降。秦在魏国东部地区（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建立砀郡，在被魏国兼并的原宋国地区设立泗水郡。至此，魏亡。

公元前225年，秦使李信、蒙武南进攻楚，但为楚国所败。翌年，秦王改派骁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楚，大破楚军于蕲，楚将项燕自杀。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攻入楚国都城寿春，俘获楚王负刍。将获楚国之地建立九江、衡山、长沙三郡。楚国灭亡。翌年，王翦引兵东进，平定了楚国兼并的古越国之地，降服了那一带的越人君长，建置会稽郡。楚亡。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在灭燕国之后，率军南下，一举拿下了不修攻占之备，只图与秦相安无事的齐国，齐王建出降。秦国在齐国的土地上建立了齐郡、琅琊郡，齐亡。

但六国虽已无合群互助的能力，秦并天下也非易事。除齐不抵抗而亡外，各国都拼命抗战到底，往往只余一隅的地方仍作困兽之斗，有否成功的希望全不顾及。

秦已并天下称帝，似乎把隐处野王的卫国忘记，直至秦二世的时候卫才正式绝祀。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的大一统的帝国，这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看看同时代的欧洲，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共和国偏于一隅，远未成气候，而欧洲腹地还生活着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中国政治是如此的早熟，为此后两千多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在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封国有170多个。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的楚国，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到孟子生活的时代，只有七国争雄了。这样的兼并不断地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的疆域归于一统。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士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起战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也是促成统一的重要原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以及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以应对自然灾害，组织农业生产。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相关链接楚国历史上的几次迁都由于历史的原因，楚国的都邑曾几经迁徙，其所迁的都邑之多、迁都之频繁，是其他周初诸侯所难以比拟的。一、丹阳：熊绎始居于此，在今湖北省秭归或枝江市。二、郢都：楚文王（一说楚武王）自丹阳迁于此，在湖北省江陵县北。三、鄀都：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四、鄢都：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五、陈都：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六、巨阳：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七、寿春：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楚国曾是第一大国

秦汉天下统一

秦汉时期是中华帝国的初创时期。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秦至清的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是第一帝国时期，唐宋是第二帝国时期，明清是第三帝国时期。

秦朝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实行郡县制；设立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群，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使全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

秦朝的统治是短暂的。秦始皇死后不久，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秦朝被推翻。在秦末战争中崛起了项羽和刘邦两大势力，他们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最后，刘邦击败了项羽，正式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汉朝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它使中华帝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繁荣时期，西汉的二百余年间，在中国持续了近两千年的专制政治制度得以确立。而“汉族”这一称谓也与西汉政权对天下政治形势的基本确定有关。

汉武帝是汉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他把儒家思想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传统被后代的王朝继承下来；他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使汉朝空前强大起来；他开疆拓土，极大地扩展了汉帝国的版图。但由于其一生与匈奴作战，并由此引发了朝廷内部持不同意见的政治派别的争斗，终使西汉政权由极盛转向衰败。后来虽然有“宣帝中兴”的努力，但毕竟元气大伤，无法恢复到武帝之前的盛势。从昭帝、宣帝时代出现的外戚专权的风气，最终发展为王莽独掌朝政，建立“新朝”。至此，西汉统治结束。

王莽托古改制不合时宜，带来更大灾难，结果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公元25年夏，刘氏宗室刘秀正式称帝，重新建立起汉朝的统治。他建都洛阳，史称东汉（25年—220年）。

东汉的科学技术、文化也有很大进步，比如改进了造纸术等。为加强思想统治，东汉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另外，道教发展起来，佛教也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

从汉和帝开始，东汉基本上都是幼年皇帝即位，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政权。正是这两股势力的斗争，使东汉王朝日益衰败下去。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给垂死的王朝以致命的一击。继而发生董卓之乱，汉献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东汉名存实亡。220年，曹操之子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朝。

秦的一统与旧势力的反动

秦并天下，并非专靠武力；秦国的内政在七国中也最为优美。战国时，荀子游访秦国后，在《强国篇》中谈到：秦民风淳朴，官吏忠于职守，士大夫效忠公室，朝廷办事效率高，所以，它的强大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秦始皇要把这种政治推广到天下，以秦为标准而使天下制度文物完全划一。秦始皇认为，天下苦战不休的原因是因为有诸侯，周天子当初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年代久了，诸侯疏远，诸侯相互攻伐，周天子不能禁。所以，他要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将天下豪富徙于咸阳，集中管理。

积极赞助始皇的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早年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后为秦朝丞相，是秦朝大一统政策的制定者。

但这种政策极遭文人政客的反对，因而引起焚书坑儒的惨剧。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数坑杀。此即“坑儒”。

同时旧势力中有人要用战国时代流行的刺杀方法推翻新建的一统政治。如乐师高渐离，隐姓埋名，后得到在始皇身边击筑的机会，企图行刺，事败被诛。留侯张良，本是韩国贵族子弟，国破后，募得力士，在始皇东游途中，以大铁锥进行狙击，误中副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逃亡。

始皇死于东巡途中，中车府令赵高勾结李斯，篡改始皇遗诏，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扶立公子胡亥，是为秦二世。胡亥只知享乐，对赵高言听计从。赵高指鹿为马，排除异己，又设计陷害李斯，继任丞相。公元前209年，戍卒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赵高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此时，天下诸侯以项籍为首，攻入咸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焚其宫室，分其珍宝财货，秦遂灭亡。

就人一方面来说，巩固皇帝政治功劳最高的李斯与处军事重要地位的蒙恬都被谗害，文武两方并失依据，恐怕是秦内部衰乱的主因。秦朝祚命虽短，但已大演宦官乱政的把戏，因而给旧势力一个暂时推翻一统政权的好机会。相关链接“博士”的演变博士在我国古代是个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秦始皇时，博士只做政府顾问，参与议政、制礼、典守书籍。汉代以后，博士开始任学官，担任教学工作。博士除授予学官，还授予一些有专门技艺、专门学问的职官。如魏晋以后的太医博士、天文博士、历博士、卜博士等。唐宋以后，社会上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俗称博士，如“茶博士”、“酒博士”等。

楚汉之争

秦汉之际是普通所谓楚汉竞争的时期。刘邦和项羽都是在反秦战争中崛起的有作为的政治家。

秦代是初次的天下一统，楚汉之争是初次的群雄逐鹿，从此一治一乱的循环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定例。许多当初与政治无涉的平民甚至流氓无赖蜂起割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起事的人就是陈胜，他与吴广一同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他代表下层民众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但楚汉之争有与后世大乱不同的一点，就是其中含有旧势力反动的成分。各地起事，都以复兴六国的名义相号召；起事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六国的王孙遗臣。项羽可说是这种遗人的主要代表，他是楚国的贵族，楚国名将项燕之孙，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项梁战死后，他取得军事指挥权。前207年，在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主力。秦亡后，他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黄河及长江下游的梁、楚九郡。但这浪漫的复古运动终归失败，项羽自己的事业已证明那是万难实现的理想。最后天下又归一统，并且此次成功的是流氓小吏出身的刘邦。

刘邦本是泗水亭长，手下的功臣除了张良以外，大多出身低微，萧何、曹参都是普通小吏，樊哙是屠夫，夏侯婴是马夫，灌婴是卖布的，周勃做点卖筐的营生，有时充当丧事吹鼓手。清代史学家赵翼总结为“汉代布衣将相之局”。汉初礼仪简省，当时往往“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风的平易。

刘邦虽说没有文化，但也没有束缚。他看不起儒生，经常抓起腐儒的帽子，“溲溺其冠”。因为那些儒生的计策，大多不合用。当郦食其来访时，他听到此人高声称自己是“高阳酒徒”，不似一般腐儒，肃然起敬，引入上座。可见，刘邦没有知识，但不轻视知识。当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让他感觉帝王的尊贵时，他是体会到文化的价值的。

刘邦专业知识不多，但他会用人。手下的专业人士为他服务就行了。他虽读书少，但有大智慧，眼界不低，处事灵活，他能把其他人都笼罩住。所以韩信说自己善于将兵，而刘邦善于将将。

人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德上，刘邦不是完人；在胸怀和创造力方面，他就非常突出。在群雄蜂起、逐鹿天下的非常时期，道德的完人可能无法承担时代的使命，而突破、发展是更重要的主题。刘邦的心很大，什么都能包容，总有突破的办法，所以天降大任于他。

他不重亲情，但重友情，重才能。他的团队非常强大，人才济济，很多功臣都是早年的穷哥们儿，樊哙是杀狗的，夏侯婴是个马夫，灌婴是卖布的，周勃做点卖筐的营生，有时充当丧事吹鼓手。

刘邦靠的不是知识，靠的是个人强烈的生命、英雄的姿态、豁达的气度吸众用众，团聚一部分立体的力量来驰骋纵横，开出新局面。

刘邦又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最大的长处在于知己所短，知人所长。他知道自己的长处不在于和项羽单挑，所以无论项羽如何嘲笑激将，他都全无所动。他不在乎虚假的面子，不在乎荣誉，只要实惠与收益。他是个清醒的人，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是成功。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奋斗的道路上不太可能同时得到太多东西，所以在面对诱惑和选择时，必须知道自己最重要的目标。除了这个目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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