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半是野兽(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越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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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半是野兽(下)试读：

一场空手入白刃的自卫战，以王冰进医院、林建国进分局宣告结束。接下来，该是打官司了。“文革”结束以后，被砸烂了的公检法系统经过大力整顿，特别是“法制”观念从上而下得到贯彻与提高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建设与作风都有所改观，分局的拘留所，也比从前改进了不少。提不上现代化，至少已经是专为“拘留”而设计的建筑物：“号儿”是一间连着一间，每间都有十六个平方米见方，室内都有抽水马桶，再也不用为“求茅”而高呼“班长”了。而且“号儿”也都名副其实地编有号儿：两排房子，每排十扇门，门上都用红漆标明号码。如果以每间拘留室住十个人计算，二十间房间就可以住两百个人。看起来，林建国这一次蹲拘留所，至少不会像上一回那样挤“沙丁鱼”了。

但是水涨船高，拘留所虽然扩大了，被拘留的人相应地也在增多。原因是一九八三年的国庆节前后正是“严厉打击刑事罪犯”的最高潮，一批又一批的惯窃、流氓和形形色色的案犯，如潮水般涌进各分局拘留所。北京城内的公安分局，每个区一个，但是这种区的建制，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不少；因为有许多区是由两个区合并成一个的。一个区的人口，就相当于阿尔巴尼亚的全国人口总数。一个能容二百人的拘留所，说小也不算小了，平常日子，关几个流氓小偷儿和案犯是满可以应付的；但是一赶上搞运动，大量抓人，二百人的拘留所就显得太小太小了。

从政策角度来说，“严打”不算“运动”；但从抓人角度来说，却比历次运动都多，而且范围也大。暑假期间进入高潮阶段，一晚上一个区就抓好几百人，没地方可以关，正赶上那会儿学校里放暑假，就把人都关到教室里。接着突击清理：罪轻的教养，送到郊区教养农场；罪重的判刑，送到茶淀劳改农场；有前科的、屡教不改的，注销北京市户口，送到青海、新疆或者东北等不利于做案的边远地区去改造。经过这么大张旗鼓地一抓，北京市的治安确实好多了。公安局挂了号儿的，基本上抓走了，做过案还没有发过案的，收敛了，不敢继续活动了；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自知有被抓可能的，到外地“避风”去了。一般说来，公安局抓人，国庆节是个关口：只要国庆节前不被抓走，节日中被抓的可能性比较小。林建国的案子是节日当天发生的，是“计划外”抓进来的人。由于节前抓来的人还来不及送走，拘留所里已经相当拥挤，每间拘留室里都已经“超员”一倍以上：不少于二十个人了。

好在林建国这一次进分局，外面有人，不像上次那样“连窝儿端”。天黑以前，李爱国就替他把换洗衣服、毛巾、牙具和薄被子全送到了。案发当时，李爱国母子和景霞夫妇都作为证人一起到了八达岭派出所，跟王冰一路的一男二女也提供了证词。这种因斗殴引起的伤害案件，要看受害者的伤轻伤重才能最后决定处理的轻重，因此，派出所只是取了双方的口供和证词，就把王冰送进医院，把林建团转送到分局去处理。

一连三天，没有人来问过他一句话。不知道是因为挤，还是新规矩。这里不劳动，也不学习。一日三餐，米饭、馒头、窝头搭配着吃，勉强能吃饱，菜也不尽是汤。到了第四天，终于提讯了。办案人员显得很不耐烦，问话极简单。林建国打算细叙王冰的罪恶，也一连几次被制止，只许说当时打架的经过。问完了就被送回扣留所。林建国一再声称还有话说，办案人员指了指桌上堆积如山的案卷，说是他们还有许多案子要问，没有时间听他细说与打架无关的题外的话了。

又过了一天，第二次提讯，办案人员就宣布了对林建国的处分决定：由于王冰已经脱离危险期，林建国只负伤害罪的责任，并负担伤者的全部医药费和营养费；但由于林建国有前科，因此决定注销北京市户口，送到新疆去劳动教养三年，教养期满以后，就在新疆定居，不许回城市。

这样的处分，是完全出于林建国的意料之外的。他提出抗议，声明他的伤害王冰，只是出于正当防卫：因为战争是由王冰挑起来的，刀子也是从王冰的手中夺过来的。

但是办案人员却认为：流氓打架，根本就无所谓谁先动手、谁是正当防卫。何况林建国和王冰两人都有前科，而且本来就有宿仇，所以按照当时的“严打”政策，都要加重处分。王冰伤愈出院以后，也要注销城市户口。林建国要求上诉，但是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不经过法院，分局就可以作出决定。注销北京市户口又是“严打”中的一项临时对策，由公安局执行，法院也管不着，而劳动教养又没有“上诉”这一说，服不服都得服从决定，要申诉也得到劳教场所以后再提出。林建国是“老号儿”，知道教养所里成千上万人写过申诉书，最后每一份申诉书都转到本人所在的教养中队，作为“不认罪”的证据开展批判“教育”，再一次“触及灵魂”，也触及肉体。因此，他拒绝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字，要求重新审理，要求把双方的档案全都调齐，结合历史问题，全盘考虑。

但是这样的要求，对“日理万机”的办案人员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林建国的历史档案，他们早就已经调来了。但是那半尺多厚的一大包，谁也没那工夫、没那耐心去仔细阅读，只能看一看档案目录，知道林建国是个红卫兵出身的流氓集团头目，受到过劳动教养处分，就很够了，十分够了。严打严打，严厉打击的就是这些屡教不改的流氓分子，还有什么好说的？联系过去通盘考虑，难道因为你曾经是红卫兵头目就减轻处分么？不，办案人员中，不是自己受过红卫兵的侮辱，就是父母亲友受过红卫兵的鞭打，不提是红卫兵倒也罢了，一提红卫兵，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像这样的人不注销城市户口，注销谁的去？

一件案子，在分局里解决跟在法院里解决可完全不同。法院里一切都讲法，公安局里主要讲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名义上是“依法”，但实际上很多人法制观念很淡薄，对于不服劳动教养处分决定的人，往往使用“强制执行”这一项赋予公安人员的特权。于是在拍桌子破口大骂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两根电棍同时指向了林建国的太阳穴。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声中，首先尝到了“电气化”这一化的滋味儿。等到他从恶梦中醒来，身子已经平躺在“号儿”里，残留在手指头上的红色印油，说明公安人员已经用“强制”的方法代替他在通知书上签了字了。

当天夜里，林建团就被送到设在良乡的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他不认罪，额外赏了他一副铐子，还给他派了两名全副武装的“保镖”，－左一右地“保护”着他，半步也不离开。

自从设在德胜门外、对外称为“地方国营北苑农场”的劳动教养收容所改为公安干校以后，劳动教养收容所就搬到良多来了。以前，这里也是公安局第五处属下的劳改单位之一，从五十年代起，就挂着一块“地方国营良乡电梯厂”的大牌子，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没有造出一台电梯来过。许多进口的设备，就那么在露天地儿里搁着，任凭风吹雨打日头晒，最后只能当废铁处理。于是就利用这里颇为宽广的厂房，改为劳动教养收容所。

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它可比北苑农场气派大多了：这里再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窑洞，也没有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帐棚，而是清一色儿的三层红砖楼房。从外面看，每扇窗户外面都钉有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条，窗户只能向里开；从里面看，每条通道都有铁栅门与楼梯隔开，通道两旁，每边十个小门，门户相对，乍一看，跟工厂里的单身宿舍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门的外面都装有很粗的铁门闩，门上还有个脑瓜儿大小的圆窟窿――探视孔，也就是说，这里是典型的牢房。

按照设计标准，这里的每个房间应该住十个人，一条通道可以住二百人。六条通道，一共可以住一千二百人。超员的时候，当然还可以多住一些。现在，这里共有三个女教养中队，其中一个中队是注销北京市户口的；七个男教养中队，其中三个中队是注销北京市户口的。男女合计共一千人，还没有满员。――并不是“严打”期间抓人不多，而是因为八九两个月是收容所的“高峰期”，大部分被收容人员已经在国庆节前处理完毕，过了国庆节，流量和容量就都比节前小了。

林建国被编在第九中队第九组。每组十个人，每五个组有一名队长专门管理。这是因为这个中队的人，都是注销北京市户口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作案累累的穷凶极恶分子，就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的不法分子。这些亡命徒们什么都豁得出去，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论送新疆还是送东北，路程都不短，途中要是出点儿什么事儿，就不会是小事儿。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兰州事件”①那样的变故，劳改局特地从所属各单位抽调来大批干警，专做押送工作。每一干警，负责押送五十人。从收容所到送达目的地，只要不发生逃跑、聚斗之类的重大事件，就算完成了任务。负责管理第九组的队长姓朱，三十七八岁年纪，看上去挺精明强干的。林建国刚被送到，编到了第九组，他就主动来

① 兰州事件――“文革”初期，北京市公安局有一批就业人员被送往新疆，车到兰州车站，因要求下车购买食物不被准许与押解武装发生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

询问谁有什么困难，缺少什么，可以写信叫家里送。林建国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对处分不服，要求申诉；第二，要求跟李爱国见一面，一者送过冬的被褥棉袄来；二者商议申诉事宜。朱队长一口答应，拿来了一张明信片和十几张白纸，一支竹管儿圆珠笔，并且说：明信片马上可以发出；申诉材料他负责住上转。但不签署意见。――应该说，单是这一项，就比“文革”前进步多了。

明信片发出以后，林建国计算时间，李爱国最晚第四天一定可以赶来。第三天，他把申诉材料写好，抄了一份儿交给了朱队长，就不时走到门边通过“探视孔”往外看，焦急地等待着李爱国的到来。

通道里面，每一扇门都是关着的。能在通道里自由走动的人，只有队长。一条通道里，共有二十扇门，也就是说共有四名队长。他们都住在通道外面，有什么事情，才进通道里面来。林建国靠在门背后往外注视着进进出出的队长们。他希望朱队长能够马上出现，把他带出通道，去跟李爱国见面。他相信自从他进了分局以后，李爱国一定在为他四处奔走，打听消息，寻我门路，开脱罪责。她的父亲虽然死了，但是她的叔叔、阿姨们如今仍有许多人恢复了工作，他们中间，总有几个人跟公安局的头头儿认识，说得上几句话的。像这种因积怨而引起的斗殴伤害，而对方又确实是“四人帮”线儿上的人物，在那个人权大于法制的年代，只要有个强劲有力的领导干部出来打个招呼，就不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是公安局办事一向神神道道，故弄玄虚，李爱国跟他又不是亲属关系，恐怕连他已经定了个三年教养、注销北京市户口，她还不知道呢！

林建国正在浮想联翩，忽然眼前一亮，从通道口那边走来一位身穿警服的队长，模样几挺像刘云峰。他赶紧把身子一蹲，只留下两只眼睛，通过圆窟窿，注视着来人。立刻，十四年前一张嘴角老是带着微笑的诚恳的脸出现在面前。这张脸曾经严肃地在辩论会上侃侃而谈过，在声势汹汹的千夫所指之下横眉冷对过，也曾经在排山倒海般的大字报面前沉默不语过。终于，这张镇定自若的十七八岁的娃娃脸，跟眼前这位三十多岁的民警的严肃中仍带诚恳的脸重叠了，完全吻合地重叠了。不错，正是他！正是那个曾经被自己整得一败涂地的同班同学刘云峰！

他马上想起，在当年那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可笑亦复可悲的大辩论中，自己是多么飞扬跋扈，强词夺理；人家却是多么冷静沉着，言之有理。但是那时候多数人由于出身成份好而产生了自来红的优越感，利令智昏，对刘云峰一伙儿先是冷嘲热讽，继而恶言相向，最后因不能以理服人而搞以力压人，搞权力暴力，迫使刘云峰不得不退避三舍，离别了相依为命的母亲，首批“主动”报名到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蒙汉杂居区插队落户去了。

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又穿上了这一身老虎皮的？真是冤家路窄，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碰上了他！要是让他认了出来，这可就是“现官不如现管”，吃不了的要兜着走了！

一个念头迅速从脑海闪过，出于“自卫”，他赶紧躲到了门后，不想叫刘云峰看见。

他躲刘云峰，刘云峰却偏偏找他。房门并不上锁，只在外面闩住。刘云峰拉开门闩，开开房门，探进头来，正好跟林建国打了个照面。刘云峰似乎略一犹豫，接着就用沉着的声音喊：“林建国，你出来一下。”

林建国马上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居于弱者的地位，不但想躲躲不开，就是想不服从，也不可能了。他抑制住心头的狂跳，装作若无其事地看了刘云峰一眼，就默默无言地走出了门外。

刘云峰把他一带带到了通道门外专为个别谈话或接见家属而设的一间小房间里，关上房门，微笑地示意他坐下。他们俩人一个是管教人员，一个是教养分子，按说后者是必须完全服从前者的；但是他们俩人过去曾经是同班同学，还是班里两个对立的、矛盾着的尖子。当时在“红五类”声势汹汹的“讨伐”之下，作为“黑七类”代言人的刘云峰，不得不偃旗息鼓，宣告败北；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几何时，无情的历史，竟宣判当年的败北者胜利，胜利者有罪。逆转的车轮，又向前运转了。尽管刘云峰嘴角上的微笑即便在被围攻中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林建国却突然想起了当年刘云峰在败北撤退之前所说过的“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这句名言来，真是百感交集，一般无名邪火，陡地从心中升起，转过身来，用两只血红的眼睛瞪着刘云峰，咬着牙恨恨地说：“你笑吧，你使劲儿地笑吧！你胜利了，你笑在最后，你有资格纵声大笑！如今我是你手底下的囚犯，你不仅可以笑我，还可以骂我！你可以对我破口大骂，也可以对我拍案大骂！你骂吧！我洗耳恭听！谁叫我是‘四人帮’的爪牙、新社会的蠹虫呢！谁叫我当年骂过你呢！这叫做冤冤相报，一报还一报！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你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既然我不幸来到了这里，我也豁出去了，有什么花招，你就使出来吧！咱们骑着毛驴儿看唱本儿――走着瞧！只要你治不死我，连你，连王冰，都有叫你们认输的一天！”

林建国这里雷霆大作，不向青红皂白，先来一阵暴风骤雨，没想到刘云峰倒是真沉得住气儿，面对着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林建国，既不急，也不忙。等他狂风吹过，大雨泼完，这才不慌不忙，依旧笑微微地说：“林子，粉碎了‘四人帮’，都已经七年了，你怎么还不好好儿学习，思想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七年之前呢？尽管马列主义现在不如以前那么吃香了，可中国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一点儿马列主义也不讲吧？十七年前，尽管咱们都还年轻不懂事，政治上幼稚，要是脑子里有一点儿马列主义常识，何至于会去相信‘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幼稚的血统论观点，又何至于会上‘四人帮’的骗呢！直到今天，你还自己承认是‘四人帮’的爪牙，可我却认为你是受骗上当的牺牲者，是典型的‘四人帮’的受害者。咱俩分别一十六年了，今天见面，尽管这里的气氛比不上公园小湖边那么柔和、饭店餐桌上那么热烈，也许你更不愿意提起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可是谈一谈各人这十几年来的大致情形，总还是可以的吧？”。

两个人之间，只有房膀头齐，才能谈得上平等。他们两个，不论是提从前的关系，还是提今天的关系，都是对立着的，矛盾着的。难怪林建国听了刘云峰的一番言语，不但无动于衷，反而以为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借题发挥，专门来损人挖苦人的，因此半句也听不进去，只是半阴不阳地说：“咱们两个，如今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不就是想让我亲口说一说我是怎么当流氓、当小偷儿，好让你听了舒服舒服、高兴高兴吗？要问我这十六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档案袋就在你手里，不会自己看么？”

刘云峰见林建国抱着抵触情绪，摆出一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样子来，知道再说下去也是枉然，只好笑了笑说：“看起来，我这个老同学你虽然并没有忘记，不过却没有话可说了。隔壁屋里，还有你一位老同学，你想不想见见？”“谁？”林建国不知道又有谁被抓进来了，瞪直了眼睛问。“你的未婚妻呀！”刘云峰大概是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显得挺轻松地说。“未婚妻？哼！少开这种玩笑！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林建国显然是被激怒了，登时沉下脸来，气虎虎地说。脑子里却忽然间映出了小英子那带着两个浅浅酒窝的笑脸，心里又是一阵酸痛，眼睛里登时涌上了一包泪水。他不愿让刘云峰看见，就转过身去，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怎么？你不相信？好，你等着，我去替你叫来！”刘云峰不明底细，只以为林建国不相信，转身就走出门来。

只不过一分多钟，刘云峰就领着李爱国进门来了。林建国听见身后有两个人的脚步响，刚一回头，李爱国喊了一声：“林子！都是我害的你！”冲上去一把搂住了林建国的脖子，就“呜呜”地哭开了。

原来，李爱国自从往拘留所给林建国送了衣物之后，隔了一天，又到分局去打听消息。办案人员告诉她说：在严打期间，特别是在节日期间，而且是在国际友人众多的八达岭长城上持刀行凶，被认为是“顶风上”，是跟“严打”对着干，何况林建国还有前科，因此必定重判；只有认罪良好，才能争取从宽处分。作为家属亲友，也应当积极配合。首先一条，应当先把受害者的医疗费、住院费预付款三百元交了。李爱国不敢怠慢，当天就赶回家去取来三百元交出。又过了两天，再去分局探问，办案人员答复说：林建国已经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只受到劳动教养处分。至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送东西，叫她回去等通知。李爱国好话说了一车，想多打听一些实信儿，但是办案人员就这么几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昨天下午，突然收到林建国从良乡发来的明信片，通知可以往劳动教养收容所九中队九组送过冬的衣物及生活用品，这才准备下棉衣棉被，又跟景霞两个到街上去买了些饼干、罐头之类。到了晚上，整个工程队的人都知道了林建国被收容教养的消息，也不知是谁起的头，鼓动景霞的三闺女第二天把大卡车开出去，工程队的铁哥儿们、老姐儿们，除了唐明生走不开之外，约齐了一起到良乡去探监。

劳教教养收容所的接见日子是统一安排的，平常日子，大门口可以收东西。今天不是规定的接见日子，却开来一卡车男男女

只不过一分多钟，刘云峰就领着李爱国进门来了。

女，不下二三十人之多，而且都是要求见林建国一个人的，这可真算是收容所头一遭儿遇见的新鲜事儿。传达室的老张头吃了一辈子公安局的饭，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十年被轰回老家去受管制种田不算，也足有三十年警龄了，处理这样的事儿也感到棘手。眼前这一帮大都是从公安局出去的毛头星，公安局里面的事儿门儿清，外加软硬不吃，死活不怕，二三十人把传达室给堵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又喊又叫，闹了个不亦乐乎。李爱国指着明信片中写着的“接信速送过冬用品并来商谈申诉事宜”，一定要求见面。老张打电话进去问，偏偏朱队长那天因公进城去了，是刘云峰接的电话，听说门口来了一大帮人，要见的人叫林建国，心里一动：这个林建国，是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林建国？收容所每天进进出出的教养分子人数众多，他不可能全认识。虽然林建国就在他的中队里，但是按照分工，他具体管的是第一小队，也就是第一至第五组的五十个人。林建国在第九组，不归他管。为了弄清这个林建国是不是就是那个林建国，他主动要求替朱队长出去处理这件事情。队部指示：如果来人中有直系亲属，可以允许在接待室内见一面。

刘云峰一出来，李爱国就认出他来了，出于一种“耻于相见”的心理，连忙躲到了景霞的背后去。刘云峰给老张解了围，解释清了今天不是接见的日子，一般是不能接见的，但是既然大家远道而来，又是商谈申诉事宜的，破例允许让直系亲属一二人到接待室接见。

刘云峰的话刚说完，这一帮毛头星就起哄，有自称是兄弟的，有自称是妹妹的，七口八腔，都要求去见林建国。景霞一看，这么混闹下去不是事儿，从身后把李爱国一把推到前面去，又在她肩背上猛击一掌说：“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了，还慎着干什么？快去！如今只有你一个人是大林子的直系亲属了！”

李爱国一下子被推到了刘云峰的面前，最后的一点点顾虑和羞涩也就一扫而光。刘云峰突然间见到了李爱国，不由得一愣，有点儿吃不准地问：“你是？……”“李爱国。怎么，不认识啦？老同学！我是林建国的未婚妻，能不能让我跟林建国见一面，商量一下他的申诉？”

刘云峰万万没有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面容憔悴的妇女，竟然就会是十六年前艳如桃李的部长千金、红卫兵团政委，而且又成了当年的作战部副部长、今天的劳教分子林建国的“未婚妻”！都什么年龄了，还“未婚妻”！真是不可思议。面对着当年的老同学兼对立派头头，刘云峰不由得嘴角挂上了一丝儿习惯性的微笑，很有礼貌地说：“哦，原来是李爱国同学，十几年不见，确实是眼生了。您要不说，我还不敢认呢！按照中国的法律，只有领到了结婚证的，才算是夫妻关系，除此之外，不承认有未婚夫妻。不过刚才听这位大姐说：林建国如今除您之外已经没有别的直系亲属了；而您和林建国、陈卫国的特殊关系，我作为您的老同学，是完全清楚的。您跟林建国即便不是未婚夫妻，凭你们的‘兄妹’关系，也应该允许你们见面，商谈申诉事宜的。请跟我来！”

按李爱国原来的想法，今天冤家路窄，遇见了当年被自己整下去的对头人刘云峰，只怕会受到刁难，因此在景霞叫她出头的时候，才横下一条心来，自称是林建国的未婚妻。其实，国庆节那天在长城上，她见到林建国为了保护小兵兵去跟王冰自刃相见，舍死拼搏，就认定他完全应该是小兵的爸爸了；后来得到他被收容教养的消息，知道这一回完全是为了她母子才进的教养所，更增加了她跟林建国结合的决心：别说是教养三年了，就是劳改十年，她也等他；就是他残废了，她也能养活他，伺候他一辈子。

这时候，她回过头去，招呼大伙儿不要起哄，静等她的回话；又特别关照小兵要听景霞阿姨的话，不要乱跑――她本来想把小兵也带进去跟林建国见面的，可是一者不想向刘云峰解释为什么未婚夫妻会有个十几岁的大儿子；二者这次见面她决心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向林建国尽情一吐。有个十几岁的大儿子在身边，怎么开口？

她跟在刘云峰的身后，向一座三层楼房走去。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个当年的失败者、今天的胜利者会不会记仇，会不会突然又生出些枝枝节节来找麻烦。一走进楼房的大门，她紧走几步，追上了刘云峰，跟他并肩走上楼梯，意思是想跟他说几句话，套套他的口气，到底是善心还是恶意。还没等她开口，刘云峰倒先说话了。他友好地微笑着，讲他在内蒙插队，一去八年，知青点的同学们大都结婚了，找各种各样理由回北京来了，最后村子里只剩下他和一个黑帮女儿焦丽娟，因为没有门路，走不了，只好相依为命，干脆就领了结婚证，把铺盖行李搬到了一起。一九七五年，原来在公安局工作的老丈人得到了解放，安排了一个闲职，小两口儿这才托福办了“困退”回到北京。那时候，劳改队的干部工作没日没夜，工资却很低，除了没有特长和能力的转业军人之外，有点儿本事和路子的人大都不愿意干这一行。刘云峰的老丈人手中没有实权，别的工作找不到，两口子只好都到劳改队去管劳改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云峰的老丈人得到彻底解放，安排了有实权的职务，本来是可以把女儿和女婿都从劳改队里调出来的，却没有想到都对文学感兴趣的这两口子在劳改队呆了一年，发现这里是个矛盾成堆的地方，也是创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方，竟都下了决心不想离开劳改队了。老头子为了成全他们，调他们到新恢复的公安干校去深造了两年，七九年毕业出来，调到了问题最多、管理最难的教养所管教养的，如今已经是一个教养中队的副中队长了。“严打”开始以后，他被借调到收容所来，专做收容管理和护送去外地这些工作。

刘云峰简单叙述了自己这十几年来的经历，把李爱国带到了三楼的一间空房间里，请她坐下，很友好地问她这十几年来都是怎么度过的，特别提到：她今年都已经三十四周岁了，怎么跟林建国还是未婚夫妻的关系；又问她陈卫国在什么地方，近况如何。

从刘云峰的言语神态中，李爱国发现他待人是诚恳的。有道是“现官不如现管”，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报复一下，刁难一下，但他闭口不提当年两派大辩论那些可笑亦复可悲的往事，看来并无恶意。李爱国的心中，忽然涌上了一股负疚感，好像欠债多年突然遇到了债主似的，尽管人家不提债务，但不等于人家已经忘记了。因此，李爱国嗫嚅了半天，说的却是：“你在内蒙受了八年罪，都是我们害你的。那时候……”“那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幼稚。”剑云峰见李爱国引咎自责，把话头抢了过去说。“现在回想起来，你不觉得可笑吗？一班天真烂漫的孩子，根本就不应该登上政治舞台，要表演，也只能唱个歌、跳个舞，逗大人们哈哈一乐罢了，怎么能够喧宾夺主，把名角儿都赶下台去，由孩子们来挑大轴儿呢？勉强登台的结果，无非是给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使完了，没用处了，就当作破鞋给一扔了之。还会有什么别的好下场？所以归根到底，你我都是受害者，都是‘四人帮’的牺牲品。就连蒯大富那样的大学生，年龄比咱们大，学问比咱们深，爬得更比一切同龄人都高，确实显赫过一阵子，到头来还不是在‘四人帮’时代就一个跟斗折到底了吗？像我那样儿的，以失败者的身份第一批被送到农村去插队，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要不然，还不知道要闹出些什么难以想象的结果来呢。再说，像我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到农村中去住那么几年，才懂得了什么叫‘今天的中国，中国的今天’；要不，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哪儿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稼穑艰难？我爸爸常说：‘作为一个作家，到劳改队去蹲个三年两年，即便不是必要，也是值得的。’只是他一去二十三年，虽然今天在创作上获得了丰收，可这笔学费实在太贵了，学制也太长了。比起他来，我们这短短的八年，又算得了什么呢？――噢，忘了告诉你了，我父亲是直到七九年初，才从劳改农场回来的。当了几年文学编辑，现在当了专业作家，天天在家里坐着。你的父亲呢？离休了？还是退居二线当顾问了？”

听了刘云峰那爽朗的、热情洋溢的话，李爱国不由得双眼饱噙着泪花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儿。人家还是那么宽厚待人，心胸广阔，不记前愆，思想意境，显得那么深远高大，自己却小肚鸡肠，眼光短浅，在他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可怜！刘云峰推心置腹的一番话，把他们之间的隔阂推开了，距离拉近了。李爱国以她阅人已多的眼光，确信眼前这个老同学是可以信赖的，更是可以向他请教的。于是，她把本来不想细说的往事，包括她自己和陈卫国如何受到王冰的欺凌以及林建国曾一度论落为流氓团伙的头头儿等等，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最后说到国庆节长城上那一场为保护她和小兵而发生的打斗，并提出要求：因为林建国确实是出于自卫才伤人的，量刑上应当从轻处分；如果一定要注销北京市户口，送到边远地区去劳动教养，她作为小兵的母亲，愿意以身相代，只求在离京之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好让小兵在法律上有一个正式的父亲。……

听完了李爱国这一篇充满着血泪的离奇的故事，刘云峰两眼发直，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劳改局的饭，他已经吃了整整六年了，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奇奇怪怪的案子，他不知道接触过多少听到过多少。但却从没有像林建国的案子这样使他从心底里感到这样别扭这样难过。林建国这个人，他们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同班，对他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一个班上的尖子，一棵好苗子，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要不是王冰们的诱惑、利用最终抛弃，何至于会从一个人变成鬼？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也给了像林建国这样的害过人的人以出路，林建国总算要强，挣扎着重新站立起来了，为什么像王冰这样的人对他还不肯放过，还要再一次地拉他下水呢？从案子本身看，似乎很简单：俩人以前就有茬儿，仇人相见，份外眼红，白刃相对，双方都有伤；赶上了“严打”，又是节日期间在游览名胜地发生的互殴案件，各人又都有前科，作为严打对象从重处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能因为有前科就不分主动挑衅和被迫自卫了吗？更主要的还在于：注销北京户口、送边远地区劳动教养的，节前八九月份大都已经送走，节后就这一批了。王冰伤重，如今还在住院，有李爱国送去的预付款三百元，什么问题也没有，等他伤愈出院，注销户口的事儿也没有了；林建国却早已经到了边远外地。所以，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各打四十大板的公平交易，实际上是糊涂老爷判的糊涂案，很不公平的。

不过这些话，刘云峰作为一名在职的劳改警察，绝不能跟李爱国说。另外，李爱国说的话是不是有折扣、有偏袒，也不能全信她的，还应该去看档案或进一步调查，因此，在他沉默良久、考虑再三之后，他看了看手表，惊呼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小时，不能继续细聊了，他必须赶紧去把林建国给她领来见面，以免大门口那么多人等着心焦又会起哄。

按照规定，注销城市户口的劳教人员即便在接见室单独接见家属，劳改警察也必须在一旁监视，以免他们有不规行为。但是刘云峰刚把李爱国领来跟林建国见面，他自己却返身出来，把门给轻轻带上了。这不是他徇私照顾老同学，也不是因为看到李爱国猛一下子搂住了林建国而不好意思，而是想趁李爱国离开之前，去翻一下林建国的档案材料，看看李爱国的叙述是否属实。

刘云峰的离去，倒是给李爱国一个老大的方便：她搂住了林建国，让自己强压在心头多年的激情与委屈全变成滔滔泪水尽情一泄，并用这有声无字的最原始的语言向林建国表示了她将与他结合在一起永远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林建国已经从刘云峰的口中得知她是以“未婚妻”的身份来“探监”的；从她进门以后那不顾一切的表情中，他立刻感受到这“未婚妻”三字绝不是为了获得“探监权”临时灵机一动找的借口，而确实是发自内心、见之于行动的了，因此他也毅然决然地越过了那条保持已久的分界线，紧紧地拥抱着她，尽管自己也热泪如注，却用他的双唇和舌尖去把她脸上的泪痕吻干。尽管自己的心上重创未愈，却用他的双手在轻轻地、温柔地把她心上的伤口抚平。

也不知过了多久，林建国猛然意识到这里既不是花前月下，更不是山盟海誓的地方，他们今天的相会，尽管意义重大，不比平常，但是时间短暂，要商量的事情很多，再不能把有限的时间在这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戚戚中白白地流走了。于是他放开了李爱国，在她耳边轻轻地问：“我的案子怎么处理，都知道了吧？”

李爱国从百感交集中回过神儿来，仍带着哭声说：“分局只说你认罪良好，从轻处分，定了个三年劳动教养；刚才在大门口，才听说九中队都是注销北京市户口的，解除教养以后，也永远不许回北京来了。照我看，这不是比判三年徒刑还重么？”“咱们国家办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强调法制，一会儿又用政策代替法律，政策本身就违背刑法的事儿也不是没有。不过法律是由法院掌握的；政策是由公安局掌握的。具体办案的人，心目中只有政策，不顾法律，甚至违背法律。我的案子，明明是被迫自卫，仅仅因为有前科，就不问青红皂白，强揞我一个流氓打架，妨碍治安，定了三年教养不算，还要注销北京户口。我不服，不肯签字，他们就使用电棍，连最起码的一点点儿法律常识都没有的人，怎么会办案？劳动教养名义上是行政处分，可是又归劳改局管，怎么自圆其说？劳动教养既然没地方上诉，所谓的申诉，不过是骗人的形式而已。我也就豁出去了，我不否认我做过危害社会的事儿，但那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下策。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应该说是改邪归正了的。可是今天的法律却依旧不能保护我！你对我的性格是了解的，我林建国不是块任人拿捏的嫩豆腐，他们解决不了的案子我都有办法解决。不管是不是形式，我先按手续提出申诉，能解决最好，不能解决，不论送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有办法回北京来。豁出我这条捡来的命，先收拾了王冰，那两个办案的小子，也轻饶不了他！所以说，咱们这一次见面，就算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反正我的父母亲人都已经死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别再牵连上你……”

李爱国听他这么说，吓了一跳，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半嗔怪半央求地说：“怎么可以这么想呢？这一次的事情，都是为了我和小兵，不管有多大的责任，都应该由我来负。我马上就递申请，由我代替你到边远地区去劳动教养。另外我还有一个无理的要求，那就是咱们赶紧去补办一个结婚登记手续。我要求这样做，并不是想拖住你，而是为了让小兵兵有个合法的爸爸。王冰那里的账，是他欠下我的，我自己会去向他讨还，也不用你插手。刚才我已经把这意思跟刘云峰说了，回头我就去找他办正式手续。林子，我求求你了。这一回，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为了你，也为了小兵……”

林建国摇了摇头，苦笑一声说：“你今年也三十几岁了，说话怎么还这么天真？自古以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哪有‘替罪’这一说？王冰身上的那一刀是我捅的。我不否认，当时出于气忿，下手是重了点儿，不过归根结底是自卫，是反击，是夺过他的刀子来捅了他。因此要争的是无罪，而不是替罪。争不赢，官了变私了，也只能由我这个‘有罪’的人去‘罪上加罪’，而不能由你这个无罪的人去获罪。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咱们俩人的事儿，这么多年来，尽管谁也没有提起过、表示过，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你能当着我的面儿说出来，我就是为你死了，也心甘情愿了。刚才你说已经跟刘云峰提起过这件事儿，你总也知道他原来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如今穿上了警察服，干上了管劳改的这一行，跟咱们的关系可就越来越远了。你想想，这样的人，能向着咱们说话么？所以说，在他面前，还是什么也不要提起的好！”

李爱国低下头去，沉思了好―会儿，才抬起头来说：“你想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不管怎么说，第一步，我要尽―切努力，为你的申诉去四处奔走，公的私的一起上，前门后门一起进。万一申诉失败，咱们再来想别的办法。到了实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咱们还可以一起跑新疆。那里找工作不要户口本，我手里有几万块钱，就是什么都不干，也够咱们吃一辈子的了。何况你是个能干人儿，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呢！至于刘云峰，我看他倒是挺亮面儿的，过去的事儿也不记仇。现在的事儿，现官不如现管，在他手底下，要是能争取到他的同情和帮助，不说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至少总可以方便点儿吧？”

林建国仍不信任地摇了摇头：“管劳改的干部，我见的比你多。这些人大都是本事不大，私心不小，从来不说真话，不办好事。有时候表扬谁几句，也是嘴甜心苦的表面戏，骨子里还是为了他自己：不是叫人给他当长工替他干活儿，就是叫人给他当打手替他整人。就拿王干事来说，不是我救了他一命的大恩大德，要想叫他天良发现帮咱们办点儿好事儿，那可真叫做‘与虎谋皮’，想也别想！何况刘云峰过去跟咱们有茬儿，表面上不记仇，心里面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说，还是不要太相信他的好。申诉的事儿，还得靠咱们自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只要他不起破坏作用，就念阿弥陀佛了。”

正在这个时候，刘云峰到队部去翻阅了林建国的档案材料，八达岭派出所原办人员的审讯记录和在场旁证人员包括王冰的那一男两女三个伙伴在内，都证实是王冰先动的刀子，刺伤了林建国的左臂以后，林建国才夺过刀子来还击的。案子移交到了分局，办案人员仅仅因为斗殴者双方都有前科，就不问谁是谁非，定了个“素有宿仇的流氓打架”，每人都给以注销北京户口的处分。看起来，是双方各打四十大板，公平交易，实际上却是混淆了是非黑白，糊涂到不能再糊涂了。

刘云峰发现李爱国的叙述基本上属实，就想到了要在她的申诉上帮点儿小忙。中学时代的李爱国温柔美丽，性格懦弱，要不是“高干子女”的客观因素把她推上了“政委”的高位，她的一生也许会在贤妻良母加模范职工中平安度过。但是动乱中的十年，既造出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圣明伟大的“神”，也造出了一大批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鬼”。林建国不幸而被“潮流”卷进了“鬼”的行列，经过几番挣扎，总算从“鬼城”中得到了自拔，开始过上了人的日子。可是不愿自拔的恶魔们仍不肯放过他，仍要把他拉向“鬼城”，继续去过“鬼”的生活。作为他的一个老同学，他能见死不救么？

如果劳动教养处分有一个专职的受理申诉的机构，像林建国那样的案子，是不难澄清也不难得到纠正的。但劳动教养名义上只是行政处分，法院不受理上诉。申诉书送到检察院或中纪委，又因为案件太小，不是置之不理就是转到申诉者所在的教养中队去处理。――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根本就不知道“教养队中队长”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来处理案件的。难怪劳动教养者成千上万而通过申诉得到平反的人却寥寥无几。刘云峰跟劳动教养已经打了五六年的交道，深知个中三昧。如今末批送往边远外地的人即将出发，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而听任申诉书去公文旅行，只怕三年教养期期满，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刘云峰带着一肚子牢骚紧皱着眉头回到了接待室，见到了林建国和李爱国。由于他劳改警察的身份，有纪律的约束，许多话只能藏在肚子里，还不能直说。他告诉李爱国：林建国的案卷他去查过了。按照当时斗殴的情况，林建国应该算是自卫。也就是说：案子有翻过来的希望。不过按照正常的公文运转，时间上绝对来不及，等不到申诉书批下来，人早已经送走了。因此，虽然人人反对走后门，这后门还是非走不可。他知道李部长在世的时候老战友、老下级很多，其中或许有人在公安局工作。只要找到那么一个两个，批一张条子，或说上那么一两句闲话，在“公章不如私章、截子不如面子”的今天，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用的。

尽管林建国对刘云峰并不十分信任，但也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时间已经很晚了，李爱国只好留下给林建国带来的日用品和食物，揣上一份申诉书的底稿，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城里。二、兵分两路

自从林建国被送进分局拘留审查，一新工程队的全体人员即四出活动，寻找门路，为减轻林建国的罪责而努力。但是他们那一帮子人，大都是从公安局放出去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亲友中即便有几个人跟公安局有点儿关系，但是一听劳改释放分子在“严打”中重新犯罪，来托人情的人本身又是劳改释放分子，心里就别扭，大都不愿意出面去管这种闲事儿。如今社会上，新的老的冤假错案多如牛毛，不是亲儿子、亲老子，谁肯在“严打”中出头露面为自己招是非？因此出去奔走的人固然不少，能有结果的人却几乎没有。

李爱国凭自己的记忆先后去拜访了许多父亲的战友和下级，但不巧的是这些人大都属于商贸系统，跟公检法系统沾不上边儿，更多的人则已经离休了。走投无路中，她忽然想起了一九六五年有个程叔叔从重庆调到北京市公安局来当副局长，到京以后就到家里来看望过爸爸。因为爸爸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就再没有消息。算起来，他现在还不到六十岁，应该还在公安局工作。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她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在传达室一问，程副局长已经调到公安部原子能保卫局当局长去了。到公安部一问，答复是程局长因病已经许久未上班，不过却给了宿舍地址。按地址到公安部宿舍一找，来开门的是个跟她差不多大小的姑娘。李爱国自报了姓名，那姑娘说：她叫程英。她虽然不认识李爱国，但曾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过李伯伯。她父亲因病住进了首都医院，母亲也到医院去了。她自己在法律研究所工作，地址在景山东面。因为要去考察一下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严打”和劳动教养的情况，今儿个在家里准备行装，未去上班。

李爱国一听程英在法律研究所工作，而且马上就要下去考察劳动教养的情况，顾不得多说客气话，就把自己此来的意图以及林建国的案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请教程英可有胜诉的希望。

程英考虑了一下之后说：如果李爱国介绍的情况完全属实，那林建国应该是无罪的。不管是不是在“严打”中，也不管是否有前科，只要遭到无理挑衅和攻击，就允许自卫，后果只能由挑衅者负责。中国大陆自解放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把本来应该由政法部门管的案子，交给非司法人员去处理，造成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党中央有鉴于此，已经做出了今后不再搞运动的决定。这次“严打”，名义上不是搞运动。但是从政策的制定到实施，客观上又形成了一次“运动”。特别是通过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搞突击清查和对已经判刑的犯人大批地加刑重判并且注销城市户口这两项，群众反映很大。因为一搞突击，审理案件就不可能过细，特别是不经过法院判刑的劳动教养处分，名义上是由市人民政府处理，实际上是由派出所或分局处理，也就是由管片民警和分局预审员处理。有许多案件，又是以当事人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意见为意见，这就等于在依法处理之外又保留了一块权大于法的自留地，某些人正可以借此机会大搞陷害报复，于是旧的冤假错案还

李爱国一听程英在法律研究所工作，而且马上就要下去考察劳动教养的情况，顾不得多说客气话，就把林建国的案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请教可有胜诉的希望。

没有清理完，新的冤假错案又接连不断地发生了。

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审判是独立的，而且是公开的。任何一个公民违犯了刑律，都必须受到裁处，绝无例外。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不去尽快健全法制，却热衷于搞运动，于是养成了一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无视法律、为所欲为的习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习性终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今“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国家也一再强调法制，但是许多人积重难返，犯罪的依旧无视法律，特别是蜕化变质的有权干部及其许许多多衙内、小姐们，敢想敢干，甚至于无恶不作，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政法部门的软弱无力，姑息养奸；“刑不上大夫”的官官相护关系网，加上“事不关己、不闻不闻”的“文革后遗症”，不论是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儿偷钱包，还是冷僻胡同里撞见流氓强奸妇女，都能假装看不见。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是并不奇怪的。至于是不是必须搞“严打”这样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各人的看法就不一样。有人认为再不搞“严打”，社会治安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只要一搞“严打”，特别是“注销城市户口”这一招，简直是一抓就灵。因为许多流氓小偷儿根本不怕教养和判刑，就怕注销城市户口。有的人则认为对一切刑事罪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严厉打击，不存在何时对何者宽、何时对何者严的问题。反过来说，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单靠搞运动，流氓、小偷儿可能多抓走几个，对于那些坐红旗车的刑事罪犯，依旧还是连毫毛也碰不着。更不要说搞法外立法、非司法人员执法会出现非法、违法事件了。

为此，法律研究所就有许多研究人员对“严打”持不同意见。中国《刑法》的制定，法律研究所的人员是参加了的；而有关“严打”法令的制定，则是少数几个大人物关在书房里炮制出来的，法律研究所的人员就没有参加。以至于法令和《刑法》条文有矛盾，使人无所适从。“严打”进行中，就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草率定罪”这个问题最为突出。作为法律的研究部门，这一次下去调查，目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具体分析一些案例，总结搞“严打”的经验教训和利弊，提供决策部门参考。

程英说：林建国的案子虽然并不是最典型的，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这一次下去，可以考虑先从这一案例入手。只要调查属实，她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有建议和向上反映的权利。她让李爱国把林建国的申诉书留下，她跟组内几个人先看看再说。

李爱国没有想到会碰到法律研究所的程英，而且赶巧她们正要下去作调查，可以名正言顺地过问这件案子，而且不算是走后门儿托人情。她相信她们搞法律研究的人头脑都比较清醒，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只要他们肯过问此案，林建国就算有救了。

与此同时，刘云峰也没有闲着。他在送走了李爱国的当天，就到教养女队去把他的爱人找来，两人把林建国的案卷细致地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之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觉得林建国的案子即便不能全部推翻宣布无罪，至少也是属于处分过重的一类，可以争取减轻处分。不过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林建国归朱队长管，要申诉，也得通过朱队长。

第二天上午，朱队长才回队上班。刘云峰把头一天林建国的未婚妻来接见的情况向他汇报了以后，接着就提出了林建国出于自卫还击应当有别于流氓打架的意见，建议朱队长打报告要求复查。

按照规定，教养所的管教人员虽然没有审理权，但有建议权。发现教养分子的案情有出入，可以打报告向上级反映，要求重新审理、要求加减教养期，直到依法逮捕或无罪释放。但是每一个管教干部心里都明白，教养分子中，“政治犯”的罪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根据原处理人员的认识水平，罪行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在原单位如果受到非刑逼供，供词有可能比事实扩大，而政治风云一变，罪人立马可以变功臣；除此之外，凡是刑事案件，不论是贪污、盗窃还是流氓、打架，当事人总是千方百计狡赖否认，口供总是与事实相去很远的。“文化大革命”过去已经六七年，教养分子中，“政治犯”已经没有了；原单位私设公堂非刑吊打的情事也很少发生了。如今的教养分子，从阶级成分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属于非剥削阶级，高干子女还不少；从案情看，几乎清一色儿都是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这些人栽了跟斗犯了罪，家里包不住掩不住了，不能不到教养所来住个三年两年，一旦出去，活动能量依然都很大。因此老于此道的管教干部只要求教养分子在教养期间老老实实，不要重新犯罪，就算完成任务。教养分子要求申诉，队部不但负责向上转递，而且还免费提供纸笔，但是绝不签署意见。

朱队长就是这种类型的管教干部。他从劳改农场临时抽调到收容所来负责押送教养分子去边远外地，只要求他所管辖的那五十个人老老实实，不闹事，不逃跑，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的也尽量答应。但是要他去分析一件案子，要他主动打报告向上级反映情况，却办不到。他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推则推，能拖则拖；送到目的地以后，你爱怎么折腾都行，只求眼下别折腾。因此，当他听完了刘云峰的意见，很干脆地答复说：“林建国的案子，你有兴趣你办去，我不插手，也不参加意见。人可以调到你的组里去。你随便给个人交换就可以了。”

刘云峰负气地认了可。到队部办了手续，把林建国领到自己管辖的组里，并在他的申诉书上签署了意见，又专门写了一份报告，送到了中队部。

对于这种事情，中队干部照例是公事公办，照收照转。但是从他们那种讪笑的脸色和讥讽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笑刘云峰“迂”。中队干部，都是收容所编制内的人。他们长期以来从事于人员的收发、转运工作，就好像火车站的货运仓库一样，只要做到货物不错号、不遗失、不损坏、不误期地运到，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货物的成色真假，自有发提单位负责，多管闲事，结果只能是吃力不讨好。在这种单位工作，先得修炼到充耳不闻、对面不见的道行，才能适应，不然人人喊冤枉，人人都复查一遍，作为转运系统的收容所，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刘云峰幸亏多长一个心眼儿，没把自己跟林建国是同班同学这张底牌也泄了出去。不然，讪笑之外，又该怀疑他是不是枉法徇私了。

刘云峰对往上转的报告不大放心，又动员妻子一起去老丈人家要求老将出马。

刘云峰的老丈人，名叫焦守义。很可能他是焦赞的后代，不单是性格粗鲁，长相也是傻大黑粗，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就发火，外号人称“焦大炮”，不过却绝对是好人。他四二年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四九年二十岁在中南海当机要通信员，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五五年配合肃反运动，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搞专案。由于脾气不好，办事不随和，还特别爱较真儿，酒后更要直言伤人，三句话不对付，瞪眼睛骂娘之外，还会动拳头，因此一直到了六五年，才算当上个没什么大权的副处长。不到一年，又成了黑帮，挨批挨斗之后，两口子一齐去了五七干校，一个独生女儿，也去了内蒙古。七五年回到公安局，依旧受到排挤，被分配到第五处去管劳改。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留在第五处。第五处扩大为北京市劳改局，他晋升为政策研究室主任。其实仍是个闲职，每天虽然也上班，却是既不研也不究，无非是喝喝茶、看看报、聊聊闲天而已。而他八路军时代的老战友，不少人已经当上司局长或副部长了。焦守义随着年龄的老化，加上女儿回到了身边，性格倒是逐年地随和一些了，只是大炮脾气却依然如故。二两酒下肚，就要骂人。看不惯什么骂什么。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也不管别人下得来台下不来台。知道他脾气的人，谁也不敢请他喝酒。好在他老伴儿的脾气特别好――有人说，男人的坏脾气，多一半儿是让女人给惯出来的，也许有点儿道理――他女儿的脾气气又随妈，因此他总是一个人在家里自斟自酌，独喝独骂，母女二人习以为常，也不去理他。

焦丽娟深知她父亲的脾气，生平最恨的就是红卫兵。因为他一生中只知道打别人骂别人，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的打骂。一九六六年，他不但受到了红卫兵的辱骂，还尝到了红卫兵的皮带是什么滋味儿。直到今天，一提起“红卫兵”三个字来，还气得直骂娘。林建国虽然后来走上了流氓的道路，但是六六年的时候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响当当的红卫兵，而且正是砸烂公检法夺了公安局治安大权的那一批红卫兵。林建国这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也许还记忆犹新呢。要他为别人翻案，出于正义感，�(�ǎ)脾气一上来，叫他去拼命都行；但要他为一个鞭打过他、侮辱过他的红卫兵去出力，只怕说下大天儿来也难以请得动他。

刘云峰一听此话有理，又把主意打到了他自己的父亲身上。

刘云峰的父亲刘柳，跟他的老亲家焦大炮正好是一对儿矛盾着的对立面，但却又是十分和谐的统一体。焦大炮从小当兵，没念过几年书，而刘柳却是建国后第一批留苏的莫斯科大学文学院高材生；五七年刘柳成了右派分子，焦大炮却是揪斗右派的“兴无灭资社”先锋队员；焦大炮调到五处管劳改，刘柳当时已经从兴凯湖农场调回北京，先在团河后在清河教养队教养；焦大炮性格粗鲁，动辄发火，刘柳却是慢性子脾气，随你跳着脚破口大骂，他也不会发脾气。不过两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焦大炮虽然嗜酒如命，却只有二两五的量，一过了三两，就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了。刘柳呢，尽管称不上海量，三五两白酒却不在话下，依旧能保持脑子清醒。别人不爱听焦大炮骂街，都躲着他，不敢跟他在一起喝酒；刘柳却专爱找他的老亲家一起喝三盅。焦大炮两杯酒下肚，连骂带卷地说起他的所见所闻来，更其有声有色。而焦大饱肚子里装着的这些，恰恰是刘柳脑子里缺少的那部分。于是，两亲家这么一碰杯，刘柳笔下的小说、杂文就一篇接着一篇出来了。难怪有人说，刘柳的作品，应该署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才合理。

劳改局的基层干部，上班不分白天黑夜，指不定十天半个月才能休息一两天，还不一定是星期日。就为这个，许多劳改队的小队长连个对象都搞不上，不得不到农村去找“向阳花儿”①。刘云峰之所以临时调到良乡来，一方面固然因为“严打”期间天天抓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领导考虑到焦丽娟在良乡教养女队当队长，他们小两口儿虽然同在北京市工作，却也是“两地分居”，一个月中难得凑到一起，所以就把刘云峰给“点”了来了。

这一天是星期六，两人同时放假一天半，吃过中午饭，就趁班车突然杀回家里，赶巧刘柳也在家。考虑到中秋、国庆两个大节儿子、媳妇都没能回家碰一杯，老两口儿建议明天把两位亲家一起请来，两家六口人补过团圆节。做小辈儿的见老辈儿高兴，当然不反对。更何况正要找这么个机会让刘柳去做焦大炮的工作哩！吃过晚饭，焦丽娟作为刘家的“特使”回娘家去邀请贵宾去了。刘云峰则坐下来跟他父亲细叙林建国、陈卫国、李爱国这三个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异姓兄妹那一篇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果然不出刘云峰的逆料，这个故事还真吸引了刘柳，很愿意进一步了解，作为创作素材，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刘云峰才说出林建国已经被列入注销北京市户口的名册，而按照他的案由来分析，属于自卫还击，不应该受到这么重的处分。可是小小老百姓的冤情，难于上达天听，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分，法院不管，申诉无门；他一个二十二级的劳改警察，在教养分子面前固然是十一个兵分两行――人五人六地不可一世；但在北京市公安局，却是马尾儿穿豆腐――提不起来。名义上劳改警察发现冤假错案有向上级报告的职责，但由于职卑言微，即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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