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晓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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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空间优化与产业转型比较研究试读：
前言
浙江的农村工业化以及与之同步的城镇化，是中国大陆地区施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最有特色的发展模式。作为研究课题，发端于“温州模式”放大至浙江全境的产业与空间竞争力的内生性提升路径，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广泛关注。已有大量研究聚焦于中国改革背景下“浙江道路”带来高效率在地减贫效应和促进私人部门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条件性。
为避开城市地域更为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浙江在农村率先启动制度创新，以迂回的方式推动市场化改革。“工业下乡”和“商贸进村”并举，通过快速“去村庄化”，“就村建镇”自主筹建小城镇来回应农村工业化初期对空间集聚及专业化服务的要求。这一产业与空间冲突与平衡，成为驱动改革前20年浙江城镇群体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浙江省域经济地理的重心下沉于县域经济，乃至县域内的重点乡镇。在增长路径依赖的惯性之下，浙江城市体系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陷于对“强县、强镇”格局的自我强化。乡村地域空间不是通常空间地理演化进程中那个被“二元城市化”过程挤出的边缘，而是在地准城市化的母体平台。以“低集聚、多中心、半边缘、弱收敛”为明显特征的经济地理空间现象便是对浙江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独特范式的直接映射。
2000年以来，都市圈为典型范式的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体系强化了其对提升全球化下区际竞争力的重要空间效率贡献。这对浙江空间与产业结构传统格局和演进路径提出了巨大挑战，将浙江工业化与城市化长期差速演进的非均衡问题显现化：现阶段浙江城市化带来的服务增值效应已经替代并超过了工业化前中期阶段生产聚集效应，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传统空间利用格局和地域功能配置效率低下导致产业效率缺少来自空间绩效支持，延缓了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转型。
推动空间战略从“强县”到“都市”的转换将是摆脱“低水平过度工业化”和就业结构服务化转型趋于停滞双重困境，跳出产业结构锁入“内卷化”陷阱的唯一机会。都市圈战略之于当前浙江的主要任务在于：
第一，强化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城市体系能级需要提升。省域内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都市圈能级的城市系统。城市体系职能分工模糊，协同机制欠成熟。
第二，提高空间动态调整回应能力。当空间格局适应性调整能力滞后于产业结构整体转型，两者进程的“差速化”是引致在地产业结构“内卷化”困境的重要原因。
2011年我拟就上述初步思考作进一步经验检验，研究得到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年度立项资助。本书的主体内容便是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2013年决定正式出版书稿，开始集中时间进行补充调研、讨论、修正，增添了温州为中心的东南都市圈案例作为应用研究章节。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概要是，从都市圈与产业转型升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增长等差别角度，对浙江都市圈经济体的演化、格局与机理，作完整分析；分别就浙江省内三个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产业发展水平和在地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研究，为区域空间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策略的拟定奠定基础，提出可供参考的产业与空间政策选择模式和行动方案。
另外，空间格局如何从分散孤立的县域经济为主的多中心阶段过渡到以都市圈经济为主的新阶段？一个给定低效城市体系如何向以都市圈为代表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融合高级阶段的地域空间形态演进？本书中有关温州为中心的案例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以理解这个问题。这一部分也是我一直努力并希望能够有所贡献的地方，既为研究更加靠近经验世界，也为在地经济发展尽一点研究者的责任。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蓝天虹女士、父母、姐姐的信赖、支持、理解和鼓励。可爱的小木永远给我欢乐，因为这本书，她的整个暑假没有爸爸陪伴，我无法道尽心中对家人的感激。
这本书的写作、评论、修订、出版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非常感谢卢达先生、何大安先生、张旭昆先生、郑勇军先生、陈宇峰先生、徐明华先生、何显明先生、张纯芳先生、潘忠强先生、朱康对先生、王健先生、孙福国先生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林凡凡女士在出版过程中的友善和耐心。感谢所有慷慨奉献时间、知识与心力协助完成本书的人，碍于篇幅，无法逐一列名，谢谢各位对本书的厚爱。任晓2015年3月于杭州下沙第一章 导论一、研究缘起
在信息社会化和全球化下，城市作为全球化下经济空间节点的角色正在被强化。以城市为节点的空间区域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城际、城乡联结共融在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逐渐被认识和重视。受经济全球化裹携和驱动，空间互动融合作为城市化的关键力量正在逐步形塑全球城市体系。由此，作为空间载体和城市化运动表征的城市越来越显示其互动协作、共生融合的印记，地域空间的相互联系得到增强，以城市为中心节点的网络成为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空间组织载体和运行治理框架。
从全球化视角出发，定位于一个更大地理空间的框架中，城市发展的前提是以城市空间联合体为行动单元。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各种社会经济要素得以甩开时空约束，资源市场化争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区际竞争已经跨越单个城市间的角力阶段，进入以城市联合体为空间尺度的发展竞争阶段。更大空间范围内区域之间的竞赛，将在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梯次城市区域共同体，或平行城市集聚体的层面展开。
在这种情况之下，都市圈作为城市联结和空间结构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基本空间单元，处在一个高度集团化竞争背景下的城市间合作协同与联合治理是具有重要考察内涵的概念而非简单地理轮廓。都市圈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形式。强化城市联合、区域分工协作，形成有竞争力的都市圈，就成为诸多城市应对全球化竞争的重要课题。
进入1960年代后，以都市圈为特征的大都市时代成为全球城市化的潮流。随着据点城市的不断外扩，城乡界线日趋模糊，城郊之间、中心外围之间、两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城际之间的联系日渐强化，形成了空间结构上“区域城市网络”。都市圈正成为城市化空间过程的主流形式，代表区域内部经济高度联系、区域一体化演替的高级状态。
都市圈的形成与演化对区域经济带来特别重要的影响，特别对区域产业体系与格局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产业在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分工、协同和联动受都市圈化驱动；另一方面，基于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长足进步，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在空间、功能上的互补关系为空间的都市圈化所确立。
空间格局的都市圈化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要统一于区域发展战略：都市圈空间与产业的规划建设应当达成较高程度的默契，服从于共同的目标任务，并在举措层面保持协调一致。产业与空间的政策设计和调控不仅要坚持对两者演化一般规律的尊重和内在机理把握，而且应当在区域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的理解上形成共识。二、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展开基于区域发展如下三个重要背景：
第一，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圈经济，是关系浙江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所形成的都市圈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以大都市为核心进行区域联合，尤其通过都市圈规划并以其为平台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未来浙江区域发展的重要特征。都市圈经济发展也相应地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明确提出“长三角”区域要努力构筑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浙江省在“七五”“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分别提出“两片四区”“三区三带”“三极辐射、三带集聚、两域拓展”和“三带三圈一群两区”的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发展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初步形成了杭、甬、温三大都市经济圈。浙江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强化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优化空间发展框架；通过城市群的网络效应的发挥，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
从加快城市化推进的角度看，浙江发展都市圈经济的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浙江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资源和生产要素利用分散、企业布局分散、基础设施投资分散、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差距有所扩大等问题。从中长期角度看，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化为导向，以都市圈为空间单位，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加强协调，整合区域利益，构建区域竞争优势。二是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在许多地方局部资源结构和总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地方企业的快速发展、跨地域发展的强烈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到区域层面，就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域表现出强烈的区域化特征，围绕都市的空间圈层结构显现化。
第二，推动都市圈形态的完善和功能的提升，为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平台，是未来促进浙江产业体系的结构性调整的主要任务。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明确在浙江全域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空间开发格局。其中“三圈”便是指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圈。要求围绕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的定位提升都市圈功能。关于浙江省域三大都市圈功能与产业体系，两份规范性文件作了划定和说明。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特别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建设产业集聚区的立场强调，杭、甬、温三大都市圈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建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中心城市空间和功能，通过都市圈建设有效集聚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体制创新。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2011）从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出发要求做强三大都市圈，规定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要加快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强现代都市服务功能，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建设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活力较强、产业层次较高的重要区域。
第三，当前浙江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长方式转型，核心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缓慢，根本原因是空间格局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差速化”所引致的产业结构“内卷化”困境。以空间结构调整来带动产业升级，摆脱传统要素供给约束，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环节。
浙江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着力实施“都市圈战略”，强化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杭州、宁波、温州等都市圈的发展为重要抓手，带动浙江的空间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此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国际上具有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并且高新技术发达、现代服务业发达、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地域，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都市圈。就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范围来说，上海和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浙江前面，原因就是它们城市化程度和空间结构都比浙江更具优势。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人才、知识和资本等高端资源的集聚。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在大城市及其城市圈才能集聚这类资源，为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必要资源。以大城市和城市圈作为资源集聚的空间，形成升级要素来促进产业调整，再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型的必要途径。
因此，浙江产业结构是否能优化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能否形成可供企业做大做强、集聚发展的空间平台，能否利用都市圈平台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和核心地带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高度集聚，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先进制造业的集聚，通过空间结构调整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研究内容
研究按照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三个方向展开。按照研究设计，理论研究是在对都市圈空间结构、都市圈经济、都市圈与产业转型升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增长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理论依据和研究框架。
研究从产业结构演化和空间结构变动两个方向展开，讨论两者理论规律和相互作用机制。在不同的产业成长路径和空间治理变迁历史和现实条件之下，研究有形的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影响产业功能转型与结构升级的一般经验和规律。
在此基础之上，都市圈区域的要素资源、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和未来的前景，决定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都市圈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城际协作共享效率的提高、中心—外围职能的确立，同时也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本书通过对产业升级相关理论的分析，阐述产业转型升级对都市圈发展提出的要求；针对浙江省内三个都市圈作实证比较分析，在对空间结构、产业特点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区域空间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模式建议；选择东南都市圈以温州为中心作进一步的案例研究。并就都市圈格局下，圈层空间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影响，从空间与产业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第二章 地理空间的结构、规模与绩效一、地理空间的经济绩效
地理空间结构是指决定经济地理视角下空间经济绩效的各个基本要素的主要特征、构成比例及其作用影响，不仅是地理客观统计资料反映的资源禀赋，还包括那些习俗、制度、技术、人文和意识形态上的空间特征。空间经济绩效包括静态与动态两个层次的理解，不仅指地理范围内一定时期中反映在统计结果中的总产出、人均产值和分配（数量）结构等绩效标识维度，也指经济产出、质量和福利的空间配置效应与分配秩序。
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静态内涵是隔离经济绩效反馈对空间结构的任何修正及调整作用，仅考虑空间结构对空间绩效简单单向影响，同时，屏蔽其他非空间因素的作用前提下，在特定时点上空间结构所对应的经济绩效表现。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可以映射为经济地理现象，因为经济绩效最终落实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上。不同区域的不同资源禀赋、空间属性、自然区位、历史传统和族群原因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差异化的交易模式，这就形成了地理分工、专业化和等级架构，并由此决定了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日渐强化的必然性。在影响经济绩效的所有要素中，空间要素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变量。这种空间联系强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提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藤田昌久等（2004；2011）将地理空间问题引入主流经济学框架所建立的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y），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认为这是空间经济结构形成的核心力量。前提原因是即使交通通信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但毕竟空间地理距离固定不变，专业化分工的强化、深化，空间联系的高频化和网络化，使得地理空间联系密度及随之而来的交易摩擦相对此前的高昂运输成本时期不但没有减少，而是大大提高了。因此，有人提出空间结构之所以部分决定经济绩效，从静态角度分析，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空间结构和分异的存在所形成的空间联系网络因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空间交易成本，影响或激励着个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并通过放大效应，影响着经济绩效的高低（陈睿，2007）。
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动态内涵不仅是指地理空间结构在决定空间经济绩效单向作用之下的一个静态效应，还充分考虑了经济绩效对空间结构的反向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向动态作用的过程，即空间经济绩效的提升或下降，又通过反向作用来刺激或抑制各种影响空间结构的行为。这里，参与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别：个人、企业和政府。这些主体或是单独一类，或者联合，通过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完成对空间结构的微小改变，乃至对空间结构作颠覆性重塑，带来地理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互动往复影响、互为循环反馈的闭环动态作用链。
经济绩效变化对空间结构的逆向影响主要来自各主体行为发生变化对应的空间反馈。典型的是对行为变化的复杂作用。
其一，市场主体。比如微观生产型厂商组织通常经由地理空间变迁对区域空间结构造成长期连续渐变式，或者短期突发性跨越式的影响。例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在城市中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绩效不断增加，而其边际成本节约却是不断下降的。由此吸引生产型企业组织向城市集聚，并跟随要素空间地理密集水平而展开布局。
对于企业来说，由于企业的绩效很大程度是受市场结构的影响，因此随着人口的中心化集聚和郊区分散化，企业也必然要随之而集聚或郊区化；此外，土地价格能够直接影响地理空间结构，通过可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微观生产经营绩效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影响，带来企业生产经营在选址布局上的安排变动。由此，企业绩效的变化也就促进了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动和发展。
随着城市规模增加，城市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革，可能会出现单中心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由此面临经济绩效变化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会带来中长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由向心集聚向平稳增长、进而向郊区化发展的运动进程。
城市经济效应通过最初的中心集聚经济效应与后期的分离扩散经济效应的不断再平衡实现规模均衡，即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内部交易效率不断提高，交易费用得以节省，加之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的集聚效应主导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然而，伴随这一进程不断上升的空间拥挤成本与超过阈值后交易成本的快速增加，将最终使得城市规模动态过程平衡于理论上的最优水平。
其二，政府主体。其通过国土利用综合规划、地理空间整治政策或者空间开发战略，对中长期区域空间结构属性带来连续渐变式，或者短期突发性跨越式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行为首先服从于社会经济总体“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目标。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本行政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通常是考核本级政府政绩所有标准中，几乎是权重最重的指标，因此，受政绩考核重要标准指引，经济绩效的变化对于空间结构的逆向作用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划决策和国土开发行为更为直接地反映出来。例如政府通过法定城市规划或者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对城市发展方向和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引导和控制，以及政府之间通过战略合作或联合，引导形成更为合理的区域空间发展结构，以谋求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又或者对原本非适宜建设的土地进行国土综合整治及围垦建设等政府行为，均是根据经济绩效的导引，对区域地理空间结构作出反馈和重塑决策。
另外，政府作为空间博弈市场绩效分配的参与者和独立的利益主体，会根据约束条件和自身利益作出优先行为决策。政府除了扮演行政管理决策者的角色之外，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并从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获得收益，包括税收和其他外部效益。也就是说，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在个人迁移没有障碍的假设前提下，追求公共物品就如同追求私人物品一样，个人的理性选择总是指向最能满足其对地方公共服务偏好的地区。简单说，个人和企业会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间“用脚投票”，公共选择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该行政辖区内的整体绩效表现。
地方政府为争取更多的收益，必然会根据当地经济绩效的高低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地理空间策略，通过新建或完善基础和服务设施，开辟土地增量或挖潜土地存量，营造空间文化氛围，甚至是建设新城新区等多种方式，提高当地公共服务水平，以吸引人口和投资。这一博弈过程不仅导致了地方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
总之，有关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讨论的起点应当立足于动态的视角。地理空间结构属性及其聚散效应所内含的交易成本决定了地理空间经济绩效表现，也是空间分异的核心机制所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中，个人、企业和政府有着足够的激励来采取相关的空间行为以追逐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地理绩效。
从各级政府的空间地理开发战略安排和空间规划政策调整，到企业、个人的扩张、集聚、迁移和收敛，都是试图获得更高绩效的理性行为。这类空间行为就成为长期不断改变和塑造空间结构的源泉。在空间利益博弈互动体系中，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的互动事实上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循环过程：一是市场过程，即独立利益主体不断追求高绩效而在空间市场上博弈的过程；二是政府过程，即政府主体根据社会整体绩效以及政府自身的利益，不断通过行政手段，以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名义调整空间结构的过程。两个过程都是空间结构和经济绩效在互动中不断优化的动力。其中，市场过程是空间结构最为有效和持久优化的核心主导力量，但该过程也有可能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在提高经济绩效的同时导致社会、资源、环境等其他方面绩效的降低。此时，需要政府通过一定的公共产品补充来平衡利益分配缺失，或者通过行政机制来规范不良或不当空间行为。政府过程通常作为调整空间结构的关键力量出现。虽然政府提高整体经济绩效的企图与部分市场主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但是，前提仍然是优先服从社会经济绩效的总体目标。各级政府国土开发战略和规划建设行为即便没有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还是能够通过改变公众预期，影响具体政府行政行为的目标意图，达到调整和优化区域地理空间结构属性，进而获取更高的经济地理价值和空间经济绩效。二、空间规模与结构变动
尽管特定区域的经济表现与其地理空间结构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与不同的空间结构属性变化特征密切关联，即不同的空间属性条件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增长表现（Parr，1987），长期以来经济学学科立场的城市空间经济地理理论研究进展甚微，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的经济学模型技术难以处理城市的规模递增效应和空间的经济运动。大量相关研究总是倾向于将两者分开来考虑。事实上，在空间约束条件下讨论经济增长能力及特征并非不常见，早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贡献，只不过此后的研究虽有进展，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地理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是一种长期动态作用关系，多数经验研究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过程对空间结构的经济地理属性作用上，而将区域尺度下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作为应变量，考察区域内空间结构形态反向作用形式及其影响力大小的研究要相对少得多。
城市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认为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良好的城市形态和有效的增长管理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三个主要的贡献因素：一是有效的区域形态使得企业能够接近更大的劳动市场，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Marshall，1952；Mills，1989；Bogart，1998）。二是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可达性条件将提高劳动市场与企业之间的通勤效率，降低时间成本（Cervero，1998；Seth，1993），并且也有助于改善低收入者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三是拥有特定优势的区域，有利于形成一个地区生产系统。每个生产单元都因与其他关联单元接近而改善了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从中受益。城市作为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集聚体，最大限度获得空间集聚经济效应。规模经济也是解释城市形态的经济绩效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大的城市使得企业能够更充分地与劳动市场耦合，使得每个工人都能找到他理想中的工作，也使得每个工作岗位都能找到适合的劳动力（Helsley＆Strange，1990；Simpson，1992；Acemoglu，1996）。更大的城市也是知识溢出和培植创新与多样化经济的孵化器，能促进企业之间的高度专业化和横向联系（Krugman，1998），增长知识积累（Lucas，1988；Black＆Henderson，1997），提高生产效率。
最新的关于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纯理论研究来自空间经济学的探讨。空间经济学是将空间要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进行建模的经济学理论，其关于空间集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
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盛，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增长和地理空间结构之间相互影响为研究对象的为数不多的理论贡献，并已阐明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要素和框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它们的主要假设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熟练技术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假设人口流动零成本，并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与现实似乎相差甚远。相关的进展是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相结合的最初尝试（Richard Baldwin et al.，2003），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城市体系的内生增长模型（Black＆Henderson，1997）。第二是地区间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研发部门的存在均使得经济增长与产业集中是循环因果的，并且一个地区产业集中所产生的外部性还可促使另一地区经济的增长，从而可能达到区域的帕累托最优（藤田昌久，2011）。
尽管存在着诸多有利于城市扩张的因素，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逆向限制和约束随之而来。大量事实表明，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将会迅速上升；此外，城市的扩张超过合理规模，人口大量涌入致使城市过度膨胀带来生活费用上涨、交通堵塞以及涉及环境、健康、教育等生活质量都会下降等其他方面的成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甚至恶化都是约束城市进一步扩大的自然力量。正向和负向的外部效应影响着城市的集中和分散。在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下，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可能较分散地分布在各个城市中，导致城市的集中度（Urban Concentration）不足，难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同样，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也可能过分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城市中，这会提高交通费用、拥挤程度和生活费用，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必不可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分散化将最终出现。
有关国家的增长状况与城市集中度模型研究发现，城市集中程度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在给定的收入水平和国家大小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城市集中度（Hendersonet et al.，1999）。然而，即使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城市集中度，但城市规模毕竟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深刻影响，主要反映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离开空间地理条件讨论城市最优规模的意义有限，而在大都市区或都市圈空间尺度上来具体分析研究城市形态经济绩效可能是最为吻合的空间尺度（Cervero，2001），不论城市的规模、分布、方向是否合理，内部结构是否协调，关系到城市体系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合理。有关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中在“区域”空间定义上，出现了城市区域（City Region）、区域性大都市（Regional Metropolis）、大都市群（Metropolitan Community）、大都市区（Major Metropolitan Area）等概念（Parr，1987），表明将大都市的地区（Metropolis-based Region）作为空间经济基本研究单元已有共识。
虽然对城市空间的经济地理价值已有一致认识，空间物理形态会对经济系统的成本和收益造成很大的影响（Cervero，2001），但如何架构城市的物理形态仍然需要严肃讨论（凯文·林奇，1981）。关于空间物理形态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并不明朗。蔓延城市与紧凑城市之争的焦点在于哪种空间模式的公共部门支出和自然资源消耗成本更低。有关不同类型城市开发模式之间的综合成本、规模控制、空间保护等内容在空间管理行政政策层次的讨论已有不少（Duncan，1989；Frank，1989；Burchell，1992；Burchellet et al.，1998；Kenworthy et al.，1999；Phillips et al.，2001）。较有代表性的有关空间物理形态要素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的研究指出，空间规划和良好的交通设施网络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绩效（Rémy Prud’homme＆Chang-Woon Lee，1998），发现高的首位度和就业密度有助于经济发展，集聚经济确实对经济生产率具有正效应，且集聚密度相比于集聚规模而言对集聚经济更为重要（Cervero，2001）。
国内关于城市或区域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不多。由于城市化水平是反映空间集聚结构的综合性指标，一些文献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周一星，1982），以及城市化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袁晓勐等，2006）；对不同空间结构类型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以及差别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李小建等，2006）。另外，由于空间结构能够深刻影响劳动力资源市场效率、土地资源市场效率、资本资源市场效率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利用与投资效率，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城市竞争力，因而科学规划和优化空间结构能够提升空间绩效（丁成日，2004）。“点—轴系统”区域开发模式被提出来，作为有效的处理空间集中与分散、公平与效益、不平衡到平衡之间关系的解决方案（陆大道，2001、2002）。关于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以长三角城市化群落为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吴福象、刘志彪，2008）。直接针对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以都市区为空间尺度的研究提出，从人口增长压力的角度来定义结构绩效，即如果空间范围的面积大小是给定的，同时人口数量的多少也是给定的，那么人口以及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如何分布就具有结构绩效的可比性。通过定义“结构绩效”在同一城市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或者是不同的城市和区域之间进行比较，并由此提出了绩效密度、绩效舒展度、绩效人口梯度、绩效比等四项结构绩效的指标，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控制方向是多中心、紧凑、结构舒展、出行便捷的空间结构（韦亚平等，2006）。
上述研究已经较明确地证实了一定形态的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表现的相关性，但模糊与缺失之处是：第一，关于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绩效的累积对空间结构变动反向作用机制缺乏说明，专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表现之于空间结构形态的单向影响失之偏颇，也过于简单；第二，有关城市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论证，并非决定空间结构经济绩效表现的核心机制；第三，类似“点—轴系统”等有关空间开发模式的具体讨论，缺乏结构比较视角下的实证证据，特定空间结构化特征所决定的经济绩效难以衡量和确认；第四，相关研究设定的空间结构绩效指标体系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流于泛化而跑焦，且多属描述或评价指标，难以纳入定量分析，此外，这些指标与绩效之间关系的说明仍主要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未见实证的检验。三、集聚效应与空间张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空间从分离到聚集的张力正成为研究空间分布的问题（区位、数量、规模等），以及一体化关系问题的重点。建立聚集和分散之间张力基本机制的可解模型已成为热门方向之一。空间聚散机制的理论逻辑源自集聚经济，而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1980年代以来，集聚经济作为空间概念议题进入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视野，基于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集聚经济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集聚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北美、欧盟和东亚三个地区集中了超过全球80%以上的产出规模。类似地，在国家或地区间也存在同样的空间规模集聚差异，法国巴黎地区的地理空间不到法国全国国土的2%，而集聚人口规模为19%，却拥有30%的国内生产总值。区域集聚是全球现象，有硅谷、慕尼黑等典型专业化产业区城市，也有纽约、东京等综合性特大城市。因为多种不同的原因，以多样性的集聚形态呈现于不同的地理层面上所形成的空间经济现象，关涉空间区位理论和集聚经济，已成为当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的研究焦点课题。
沿着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权衡关系的线索，Henderson（1974）通过研究不同城市大小和类型及其实际分布的模型结构率先提出了城市体系理论。这一问题是空间集聚经济理论讨论的基础。新贸易理论为解释这一集中经济活动，构建了一个基于微观机制的一般均衡理论。开创性地提出核心—边缘模式，制造业在特定空间上高度聚集，并强化出一个产业核心，相对于核心的外围空间经过抽离挤压而日益蜕化成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esd）的边缘。后续模型的调整和改进加强了对产业集中迁移的解释，提出了分析跨区域（国家）的专业化集聚对地理空间产生影响的方法（Krugman，1991；Krugman＆Venabl，1995）。此后，区域体系模型（Race-track Economy）分析连续空间整合进程（Krugman＆Venabl，1993），强调了要素流动因素的关键作用，认为当城市数量足够多时，向心拉力和离心推力双向作用将维持一定张力，使得城市空间规模和城际间距趋于稳定，促成中心外围空间体系的自组织。多样化的产业集中节约了运输成本，逐渐形成由若干承担不同职能的中小规模城市组成的特大型城市。
一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都要高于规模次一级的可比较的城市。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区域空间规模并不是直接能引致经济绩效的原因，一定水平的空间规模也是经济绩效合理反向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空间规模和绩效高度相关，但是更进一步的因果关系仍显模糊。空间地理学对于集聚效率的空间地理经济总结是，空间产出效率（Spatial Productivity）的影响因素包括5个核心方面：产业结构、资金强度、技术利用率、劳动力质量、集聚经济（Sung，1997）。事实上，在这五个方面中，集聚经济既是具有空间属性的要素，也是构成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即所有产业部门因集聚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形成本地化经济，因为通常在城市形态的地域内集聚，也称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O’Sullivan，2000）。
大量专注于城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计量学研究和一些出色的案例研究均特别强调了集聚对产出积极效应的行业和地理维度。其一，多行业或者跨行业的集聚经济。经济的外部性不仅局限在某个行业，在单个城市地理空间就有可能跨越更多的行业。Hanson（1996）用模型分析了产业区位的集聚、扩散、再集聚的连续过程；Henderson（2003）又作了深入的跟进研究，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专业化经济是一种普遍现象。Duranton＆Puga（2003，2005）的研究结论是，有更多的城市体系是以职能分工来定位角色的系统组织，已经不再依据产业分工。例如，在大规模空间组织中，大型城市逐渐强化协调管理功能，其他小城市则在专业化其生产功能。
其二，地理空间集聚经济。生产单位间更近的空间距离带来更高频的交流和更紧密联系的可能性，几乎在所有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均出现随着空间距离拉长而减弱的现象。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组织系统能够大大缩短地理空间距离，这对于知识密集生产、溢出分享集聚至关重要。信息技术的应用也能通过降低信息交流成本，提高交流频率而帮助某些领域缩短空间距离，但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却可能因为默会知识属性，或者知识黏性特征而具受到地理效应强烈约束。从知识关联效应的动态作用角度分析，具有知识外溢地域性特征条件下的地理空间集聚，有利于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Keller（2002）考察了1970—1995年部分OECD国家制造业，发现技术的扩散和研发的外溢有着强空间约束性。外溢效应与空间地理的物理距离呈反向关联。产业集聚度检验显示，行业存在明显影响，上下游行业间相互作用尤其显著，行业间关联度越强，集聚效应就越大（Ellisonel et al.，2010）。那些产生知识溢出和创新效果的行业之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技术相关性，内在却依存着接近的技术源，又或者具体到微观组织活动层面，地理的邻近性可以导致如共分风险、激励创新等若干积极的外部性，因此，集聚经济带来明确的技术联动效应（Feldman＆Audretsch，1999；Callois，2008）。
另外，新经济地理和新增长理论关于集聚经济得到的一些共同结论也表明，当经济发生从分散向集聚的移动时，创新将加速，技术扩散也将随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由集聚促进的额外增长可能产生帕累托最优（Waltz，1996；Baldwin＆Forslid，1999；Black＆Henderson，1999），如果集聚触发的增长效益强劲，那么那些滞留于边缘的经济也比处于分散中的经济更好（Fujita＆Thisse，2003）。
进一步研究重点是集聚的形式（特大城市群及都市圈的形成等）。空间形态演进和结构变动的趋势把握及优化一直是实践探索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好的空间形态和结构被普遍认为是城市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集聚经济理论拓展过程也是与相关学科及其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尝试。如规划学认为，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一个好的城市形态，通过空间规划手段，调整和控制城市或区域的形态结构，是优化空间组织的途径。城市作为市场分工和经济联系网络的地理空间载体，它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决定了产业联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交易成本。设计出有效的城市和区域形态非常重要（Fujita＆Mori，2005），通过空间形态结构优化调整，可以提高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例如，近年来“分散化的集中”成为“紧凑城市”（Compactcity）理念的重要概念，即在紧凑城市所倡导的高密度、高强度特点的前提下跳出单中心结构，通过公共轨道交通系统将城市群体连接成网。这本质上就是降低特大城市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交易成本的空间形态结构设想。第三章 都市圈经济地理空间、演化逻辑与功能效应
全球化推动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与重组，产业在其整体结构和微观组织上出现深刻的变革，城市发展区域化和网络化程度明显加深，城市化区域的地理空间发展正成代表性趋势。城市化区域空间替代单个城市地理范围在全球城市和经济体系中成为最为关键的空间集聚单元。中心—边缘地区结构所推动的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及极化效应带来空间集聚密度更大的区域具有普遍的优势，并产生区际增长差异，构成对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发展普遍领先于农村地区和城市郊区经验现象一般解释的超越。区域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发展差距不再仅仅存在于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而出现在不同集聚区域之间。
全球主要城市均以大都市区域为治理单元进行空间规划，依托中心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单位功能互补、交流密切、结构紧凑、服务有序、产业高级并对高端经济要素具有强大吸引力和附着力的空间经济体。已有的经验证实，全球化背景下的绝大多数城市只有通过区域功能的一体化整合、区域整体优势的培育以及协作型的竞争，才能保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确立优势。一、空间动态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始，城市化在全球加速发展，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内容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地理空间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力量同步作用。基于产业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资金和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及城市附属地区聚集；相反，伴生于原来单向的向心（中心城市）集聚力量的驱动分散发展的离心力量也在加强。空间上的集聚和扩散的双向运动不仅推动城市地理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同时，也在促使城市功能空间不断分化和重组。城市空间趋势决定于集中和分散的两股力量间的均衡增长路径。一般以为，低发展水平经济体启动增长进程后，同步于产业集中阶段出现空间集聚，以高效利用稀缺基础性要素，节约投入。尔后，在收益递减约束下出现可变要素空间流动与产业跨区域迁移，后发区域将因为聚散力量再均衡而得到扩散效应驱动增长，由此空间成长趋势趋同，城市边界呈现外扩式蔓延。从纵向的视角观察，微观上的“散”统一于宏观上的“聚”，表现为城市化运动在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展开。相关的研究证实，城市的集中度将随着从低收入水平增长过程开始上升，接着在中低收入水平达到峰顶，然后下降（Wheaton＆Shishido，1981；Henderson，1988；Ades＆Glaeser，1995；Henderson，1999）。
从空间结构演进看，城市化进程驱动的空间变动过程的阶段特征是：第一阶段，区域主要城市成为产业与人口集聚中心，密集了最高频的经济活动；第二阶段，城市外缘地区崛起，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人口由近郊至远郊区域转移扩散，数量众多的次级节点城市与中心城市通过分工协作机制形成城市体系；第三阶段，次级城市经济活动持续延伸分散导致中心城市和主要节点城市出现增长放缓或衰退，随着若干边缘中小城市兴起，城市空间地理体系边界逐渐模糊，这一阶段也被称为“逆城市化”；第四阶段，进入信息社会，城市体系内部传统联系方式、职能分工、经济格局面临新一轮的调整。城市体系与格局正在酝酿形成新形态与新模式。
地理空间的动态演进过程，就是区域城市体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人口、产业等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对均衡的过程。这一相对均衡过程的空间趋势特征一般呈现为，中心集聚—扩散—次级集聚—分散—边缘分立集聚。驱动空间格局演进动力是中心集聚效应和外围扩散效应的先后双向作用。在城市体系中城际规模等级差异规定了空间节点增长率表现的时序特点，即中心城市优先增长，外围次级节点城市跟进增长，边缘小城市继起增长。不同城市规模等级序列城市增长率与所处发展阶段关系紧密：一般在发展初期，城市规模越大，中心集聚效应越能带来高增长。随着城市规模扩张，率先增长的城市在传统增长路径下逼近资源要素极限，交易成本加速上升，增长放缓，外围城市继之进入增长周期。城市化的空间演进动力在于通过地理集聚以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因此，集聚经济与交易成本均衡实现的经济成本与收益收敛点构成确认空间经济地理边界的标尺。二、都市圈的概念、空间尺度及其内涵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给依赖空间地理布局的产业结构与组织带来深远的影响，构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组织形态变革的动力。对于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而言，城市外部空间结构对于决定产业演化方向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通过都市圈扩张和定位城市功能地域，探索适当的地域空间组织模式，以实现产业与城市发展目标的耦合优化，亟待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国外的研究
一般认为，美国最早定义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或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概念。“都市圈”是指由单个或数个核心区块，以及与核心社会经济联系密切，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镇或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空间结构。早期与都市圈相关的概念还包括1950年代欧美国家的“已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或Urbanized Region）、“大都市圈”（Metropolitan Region），在日本则沿用“都市圈”，加拿大的普查大都市区（CMA,Census Metropolitan Area）和澳大利亚的普查扩展城市区（CEUD,Census Expanded Urban District）接近美国的定义。
有关都市圈的空间尺度，比较有影响的空间尺度标准有两种。
其一，美国标准。中心城市10万人以上人口，且拥有一个5万人以上人口的从属城市（1930年）；中心地区人口50万人以上，且由郊区环绕（1940年）。
1959年提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的标准为：第一，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在5万人以上；第二，满足以下条件周边县划入SMSA，非农业劳动力比例在75%以上，15%以上的职工在核心区工作，或25%以上的职工居住在核心区；第三，50%以上核心区外的居民地理人口密度不少于每平方千米58人，或非农业从业人员不低于核心区农业从业人员的10%，或非农业从业人员1万人以上。
1980年美国又分别设定基本大都市统计区（PMSA）和几个PMSA联合的大都市统计区（CMSA）的概念。
其二，日本标准。日本根据人口指标把都市圈分为大都市圈和地方都市圈两类。前者是指在日本城市圈的规模结构行政上的三大都市圈（东京、中京、京阪神），后者是指数量众多的地方枢纽都市圈、地方核心都市圈和地方中心都市圈。地方枢纽都市圈，一般为陆海空交通枢纽，其辐射范围广，可达周围各县，包括札幌、仙台、广岛、福冈和北九州；地方核心都市圈，一般为除上述都道府县之外的地方行政中心，包括新潟、金泽、富山、滨松（静冈县）、冈山、松山（爱媛县）、熊本、鹿儿岛和那霸等；地方中心都市圈，即除了上述城市以外的地方城市。地方都市圈近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构成了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们大多分布于太平洋沿岸，与三大都市圈形成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一起形成了东起千叶，西至北九州的城市化高级模式——太平洋城市带。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优先发展太平洋带还是落后地区”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结构在“第一次综合开发计划”中确立在两类地区进行各种规模的工业开发和城市建设，采取“据点”式开发方式。同时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业）随着地价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依次从大城市向中等城市和小城镇扩散转移，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发展。杨书臣（2001）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小城镇发展进行的研究表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呈现停滞趋势，而众多新兴小城市的发展却势头强劲，并且对密切区域合作、改善地方财政状况、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等发挥新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狄肯斯（Dickens）、木内信藏等人针对欧洲和日本城市的研究提出，大城市圈层结构由中心城市、城市周边地域和近郊外缘腹地三部分组成。根据弗里德曼（J.Friedmann）的空间扩散理论，三部分的关系是：中心城市能产生大量革新，是区域发展的源泉；外围地带发展方向取决于以中心城市为标识的核心区；区域发展会通过中心、外围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以一种不连续但逐步累计的过程而出现。
1950年日本提出的“日常都市圈”（Daily Urban System）主要以单一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当日往返通勤范围为主形成的日常生活、生产都市圈。其定义是，核心区人口总量规模10万人以上，城市某项功能服务在一个工作日内可以覆盖的地域范围。可见，都市圈内各城市强烈依赖于核心区的存在，而都市圈的地理延展和功能演变也掣肘于圈内核心城市的“极核效应”。
1960年日本明确8个“大都市圈”要求：核心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并且周边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外围地区到核心城市的通勤（上下班）和通学（上下学）率不少于其区域人口的15%，大都市圈之间的物流量不得超过其物资运输总量的25%。
1975年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将都市圈的界定简化为两项主要标准：人口100万人以上和外围区域向中心城市通勤率不低于15%。可见，日本的标准对都市圈功能和经济联系要求已经相当明确。
这种“都市圈”思想成为战后日本及欧洲城镇群发展的空间组织重要依据之一。山田浩之等（1983）提出“标准大都市就业区”（SMEA,Standard Metropolitan Employment Area）标准，由中心城市和郊区城市构成，全部人口在10万人以上，其中要求中心城市非农业化水平在75%以上，圈外通勤在30%以下。郊区城市向中心城市集聚的人口在10%以上（韦伟，2005）。金本良嗣和德冈一幸（2002）界定的城市就业区（UEA,Urban Employment Area）标准是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超过1万人，附属城市向中心城市通勤率为10%以上。另外，同一都市圈可以并存多个中心城市，其中，中心城市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称为大都市圈，5万人以下的称为小都市圈。这也是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内阁府和国土交通省所采用的标准。表3-1 都市圈标准
从上述都市圈概念沿革可以看出，对都市圈的判定比较强调以人口指标为中心，如人口密度、人口非农业化的比例、人口流动（通勤、上学）情况等，而都市圈内部城市功能和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另外，还包括对城市功能、土地利用形态、劳动力就业结构等多个方面的考虑。显然，都市圈作为一个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地域，同时也是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空间范围，首先是典型的城市功能地域。
相对而言，理论研究者对都市圈的界定较政府的标准更加科学、严谨，更关注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关联与分工合作关系。戈特曼（Jean Gottman，1957）基于对美国东岸城市近300年来空间结构演进的观察发现，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是或不仅仅是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而是集聚了若干都市区并在人口流动和经济交流等诸多方面密切联系而形成的一个整体存在。由此他率先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城镇群体空间概念来构想未来经济组织与人类聚居模式演化趋势，并预言大都市带是城市化发展、人居形式的最高级阶段。继戈特曼之后，针对那些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功能上与单个的都市区有显著不同特征的城市化空间新现象的解释，出现了许多颇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说，比如“走廊理论”“巨型大都会区”“城市系统”“城市边缘带”等。（二）国内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在这之前最初由周一星（1986）引入类似都市圈概念城市经济统计区作为城市外部地域的空间概念，直接将都市圈作为城市功能地域的空间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较少。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地域界定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理解，也没有给都市圈划定一致标准。多数的研究仅根据研究者的兴趣或应用倾向，围绕国内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网络现象探讨包括“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城镇密集区”等与都市圈相近的概念（周一星，1991；周一星，1995；王建，1996；王健，1997；高汝熹、罗明义，1998；姚士谋，1992；胡序威，2000；高汝熹、罗守贵，2006）。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明显加速，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都市连绵区快速崛起，出现大城市的辐射扩散带来功能区域外扩和相邻城市之间紧密相互协同的城市化新现象，这种中心城市与郊区的一体化整合或多个城市一体化协作的趋势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界定此类功能地域的“都市圈”概念开始被普遍接受、沿用（原新、唐晓平，2006）。都市圈空间形态开始成为研究城市相关土地、规划、生态、产业乃至社会等问题的基本空间尺度和载体。
就国内都市圈空间地理标准，已有研究的观点可以作简要综合概要（见表3-2）。表3-2 都市圈研究概念
2000年之后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都市圈的作用机制以及作为空间发展战略的价值。这个阶段所讨论议题已经从都市圈作为纯粹地域构造，延伸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空间载体的实现和城市化发展创新模式（袁家冬，2006；董晓峰等，2005；张京祥等，2001；张伟，2003）。
1.这些研究提出的都市圈内涵包括：（1）“城市系统”说，认为都市圈是一个中心城市发达并具有次级中心和众多中小城市的、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的城市系统。（2）“功能地域”说，认为都市圈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特大城市以其强大的扩散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其所强调的完整中心外围城市体系和功能地域定位是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互动中突出中心城市集聚扩散功能。（3）“城际竞合”说，认为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内部各城市之间竞争和合作的产物，反映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城市间强烈的空间相互作用，促使城镇群体空间单元的完善，并以此作为更为广域空间组织的基础，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4）“分工组合”说，认为都市圈具有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不同都市圈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同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非常密切，并且产业结构呈现综合、多元和开放的趋势，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结构转换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了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分工结构，而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了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分工结构。都市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舞台，可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繁荣。
2.关于都市圈空间形态的意见包括：（1）“圈层式”结构，都市圈空间上是由中心城市以及那些与中心城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城镇与地区构成的圈层式结构。“圈层”是依据受中心城市的大小和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分别形成的核心区、紧密区、边缘区和影响区，这些区域呈“圈层”式分布在中心城市的周围。（2）“团块状”结构，都市圈是城市群体组合空间形态，作为城镇密集区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空间表现形式，团块空间内部通过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传递网络，完成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促成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3）“星云型”结构，空间形态呈现出核心地区构成要素的高度密集性和整个地区的星云型联结结构，空间组织的基本单元内部组成的多样性、差异化拼接或有机化搭配，外在功能表现整体和谐统一。（4）“放射线型”结构，都市圈的扩张不是同心圆式扩张，而是沿主要交通线，特别是快速交通线呈放射线型延伸，交通线往往是城市的扩展轴，在延伸放射线上可以分裂出许多卫星城市。通勤半径因为高速地铁、轻轨、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而得到延伸，也就是说，都市圈的半径或空间扩散广域化规模和速度受交通系统延伸的尺度和组合建设水平的影响。
此外，部分研究集中于对都市圈空间规划的探讨（张文博，2008），以及从规划的角度对都市圈建设的战略内容和重点作了初步讨论（王薇，2003；仇保兴，2004；成刚等，2006；薛俊菲，2008）。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对都市圈的研究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对都市圈地域概念本身还存有争议，缺乏一套科学合理、普遍公认的指标体系评价都市圈发育程度；对都市圈类型、规模、特征、机制、空间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尚刚刚起步，关于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三）研究对象的设定
研究基本设定如下：
1.都市圈是一个城市群落，由内部大小不同的城市群组成，彼此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各个城市群具体承担不同的功能，且具有一体化倾向。其中包括人口密度和经济体量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群以优化空间集聚与集约效应为导向，各个地区环绕中心城市职能分工明确、协作互补紧密，对外整体功能完整地协调发展区域。
2.研究从一个相对简单的角度对特定研究尺度下的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对应产业结构进行讨论。因此，优先考虑一个中心城市的情形作为特定区域空间形态。
3.都市圈空间地理标准：（1）人口规模500万人以上；（2）中心城市人口总规模100万人以上；（3）中心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比重70%以上；（4）中心城市GDP中心度45%以上；（5）次级邻近城市人口大于50万人；（6）周围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60%以上（作为通勤率指标的替代）。
4.都市圈作为一种综合性功能的特定空间内在规律性，研究深入都市圈空间演进及其绩效表现与产业转型升级关联机制与互动发展机理。图3-1 都市圈圈层地域结构三、都市圈成长、演化及其功能效应（一）都市圈的演化逻辑
1.内生驱动因素。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研究表明，专业化与集聚水平是决定产业布局的核心力量，是驱动都市圈形成的内生因素（Henderson，1974；Fujita et al.，1999；Glaeser＆Gottlieb，2009）。这一结论同时也为城市的发育与城镇体系的演化提供了解释。
专业化经济是产业分工带来的效率改进。不过，产业分工令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易更为频繁和复杂，信息、贸易、运输等一系列交易成本会因为空间的分散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昂交易成本，抵消专业化经济。一定程度的产业和人口（市场）的空间密集可以通过强化区域一体化，达成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平衡专业化经济的耗散。
集聚经济是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降低成本的系统力量，包括企业的外部经济和产业的外部经济。当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在最适当的空间距离内达成平衡的时候，区内贸易替代区际贸易成为主要贸易形式。城市化形态更替的报酬递增来源于空间因素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当单个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市场边界的阻碍时，受内生因素驱动，多个城市则组成城市群落，出现网络化联动。更大的城市群落使得企业能够共享各种市场、资源、设施，更充分地整合生产要素，行销产品，能够强化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深度以及横向联系，节约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另外，高密度的集聚，使得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促使创新活动不断涌现。更大的城市群落也是知识外溢和激发创新与多样化经济的孵化器。
2.外生影响因素。外生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自然区位和政府干预。前者包括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后者是指政府通过土地、规划、财政等公权力促进或延缓城市化进程。
地理资源条件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理区位决定地貌、气候、水文、生态、辖区环境，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海域、矿藏等。自然区位优越的地区能够率先集聚人口和物资，取得贸易上的便利和优势，影响或控制市场和资源，最有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规划引导都市圈发展。从国家、省到市制定区域规划指导空间形态发展和功能组合协调。其次，通过项目审批调控区域内产业错位发展。再次，通过创新区域治理模式构建区域资源整合协调机制。突破行政分割的阻碍，统一调控区域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城市和空间结构。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协助市场完成资源要素的配置功能，加速都市圈融合进程，确立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3.空间聚散机制。产业的空间运动同时包含了集聚和扩散两种趋势，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塑造都市圈内部的经济联系形态和培育都市圈的核心城市，推动各城市之间的原始功能定位，通过圈域内相当数量的不同职能和规模等级的城市的相互竞争、相互合作来实现作为整体的圈域经济增长。
产业扩散的机理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外移。在一个区域内，通常不能同时发生经济同步增长，而是在区域中心城市出现强势创新部门和技术领先产业，而后技术会首先向邻近城市扩散，再向更外围的下一级地区梯度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技术合作保持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是收益成本的均衡变动。城市化的不断强化会在区域内领先地区出现集聚过度，具有较高的首位度的中心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规模集聚跨越收益曲线的拐点。
通常认为集聚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弱化，而过度集聚导致原来优势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集聚不经济，反向抑制作用会出现并快速增长，地区竞争力下降，人口拥挤和资源紧张，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能源、环境问题突出，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这些地区的一部分人口逐步分散到周围地区，要素消耗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和成本主导型经济活动会率先转移至郊区或外围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
图3-2刻画了集聚净效应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图3-2中（a）的横轴是集聚规模，纵轴是集聚对效率的影响，曲线E反映促进作用，0曲线H反映抑制作用，曲线间距表示集聚净效应；图3-2中（b）中0NE净效应曲线，S是最优集聚规模，超过S后集聚不经济。01图3-2 集聚的规模效应
产业扩散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产业的扩散推动都市圈的空间演化。区域空间演化过程一般表现为大范围的集聚和小范围的扩散，形成了各种都市扩展区延拓带形态。地域功能调整加速进行，都市圈内职能分工逐渐清晰，并向专门化转型，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周围地域制造业迅速崛起，占据主导地位（见图3-3）。图3-3 产业与空间发展
扩散通常以中心城市为经济地理中心，周围地域根据其空间距离紧凑水平、影响力、功能组织定位展开，一般的圈层结构为：中心城市核心区、都市区（建成区和近郊区规划环线以内的规划控制区）和都市圈。最终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完成以中心城市生产服务为主，周围地区以生产制造为主，各具特色，相互依赖的空间布局。
产业集聚与产业扩散对城市群形成发展起着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产业集聚是拉的动作，产业扩散是推的动作。在早期产业成长阶段，生产空间的动作主要表现为对集聚效益的追求，产业发展和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向外围扩散释放，这个阶段产业通过空间外延扩张实现本地产业换代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同时，周边区域通过吸收转移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结论是，最优集聚规模是两方面力量相互作用的平衡，一推一拉将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群紧紧地连在一起。（二）都市圈的功能效应
城市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个较成熟的概念框架解释城市形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认为作为城市形态演化高级阶段的都市圈，其所固有的功能效应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绩效。
1.枢纽结构效应。都市圈能够汇集人口、物资、资金、观念、信息等各种可见或不可见要素，成为沉淀创新要素的高地，通过其所引致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高强度的相互作用，产生对其他地区具有试验和导向意义的新思想、新机会、新技术和新产品，反映都市圈在生产、商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另外，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职能明确，城际存在一种稳定的垂直分工的结构。完善的城市体系有利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辐射力的传递，而不至于结构缺陷而使这种辐射力中途耗散。都市圈在产业方面拥有分工优势，较单体城市更容易培育出具有高级分工协作水平的产业集群或大型企业集团。
2.规模集聚效应。集聚是城市的本质特征，更是都市圈的本质特征。集聚带来的规模首先来自都市圈人口和产业所产生的巨大市场，在消费和生产诸多环节创造出供求关系。其次，圈域产出效率因为产业集聚而得以提高。集聚带来竞争、知识普及和技术外溢，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再次，圈层结构的自增强性。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向都市圈区域转移集中，生产要素在都市圈区域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产业集聚令都市圈区域的生产效率高于非都市圈地区。
都市圈的空间规模可以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都市圈的整体发展使单个城市的发展更加充分和完善，突破单体城市在资源、地域、产业等方面的局限，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好的弹性和回旋余地。集聚的外部经济不仅存在于圈内各独立城市相互之间，而且存在于城际的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尽管区域集聚也会带来负外部性，比如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给整体集聚效应造成一定的消耗，但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市场化竞争性资源配置有利于都市圈集聚效应的发挥和整体活力的激发。
3.扩散增长效应。地理空间延拓和垂直分工深化促进都市圈整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带来长期增长。从区域层次看，扩散是集聚形式在空间地域上的进一步移转与延伸，表现为一个演化进程。城市功能和产业借力配置到近郊、远郊以及周边城市。
产业在都市圈中扩散、更替、转移，促进都市圈整体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演化。中心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扩散而得到优化，形成以商务服务业为主，都市型工业为辅的产业结构，知识经济成为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未来的主体形态。
中心城市内部形成了不同的产业集群并在中心区都市圈及域内圈层之间合理布局。都市圈的扩散作用促使大量的生产要素轮替、外移，推动制造业由都市圈内层向外部圈层扩散，调整和优化区域的产业结构。此外，扩散力量能够逐步消除都市圈城市结构体系内部的制度性区隔，敦促都市圈内外空间结构出现积极变化，加快都市圈整体市场形成，提升都市圈一体化水平和长期增长能力。
如图3-4所示，如果采取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在资源配置效率正常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边界为A，由此产生的经济绩效曲线为E；11在都市圈空间尺度下，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优化，生产可能性边界外扩至A，令经济绩效上升为E。22
总之，都市圈是产业物质载体，其内部自然地理条件、空间形态机理、人口分布及产业成长的历史脉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基础设施的分布及发展水平等诸多条件是选择、承载和集聚产业的重要前提。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与方向，包括新兴产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被都市圈空间条件与之契合程度所决定。图3-4 都市圈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动第四章 产业功能转型与结构升级一、产业升级理论的进展
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不过，迄今为止，国外的研究对产业升级概念没有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升级是通过放弃低附加价值的活动转向高附加价值的活动，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的生产动态专业化（Kishimoto，2004；Gudrrieri＆Pietrobelli，2001；Porter，1990）。这种观点从产业升级方式角度看，只是说明了产业升级中的产业间升级部分。除此之外，产业升级还包括产业内升级。产业内升级涉及：（一）要素间升级（生产要素层级从“禀赋资产”或“自然资产”向“创造资产”，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二）需求升级（消费层次从必需品、便利品向奢侈品移动）；（三）功能升级（以价值链各区段局部为基础进一步延伸和系统整合）；（四）链接升级（关联链接层级向支持性服务转移）（Ernst et al.，1998；Ernst，2001）。
另外的意见从竞争力角度提出升级主要依三项内容：产品、效率和生产环节，即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率地生产，或移动到更有技术内涵的环节（Porter，1990；Kaplinsky，1998）。
从不同时段研究内容上看，早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等，主要讨论“产业结构调整”，即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转变，由初级产品生产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等。
全球化情势对解释区位与空间经济所沿用的外部经济、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区域经济学主流理论难以解释全球化条件下产业转型升级。Gereffi（1999）等人率先跳出“结构调整”思路转向“价值链提升”，以区别于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变迁研究，开始从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侧重于对产业（企业）在价值链上或者不同价值链间的攀越过程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以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本身就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丁永健，2010）。在全球化下，价值链被分割在不同的产业集聚区，产销系统与地理区位联系并不固定，产业转型升级只是沿着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
价值链分析框架下讨论产业升级，区分了4种产业升级方式。（一）流程升级。生产组织系统改进。（二）产品升级。复杂和差异化的产品线，更高的产品品质。（三）功能升级。产品功能更新。（四）价值链条升级。价值升级指移向新的、价值量高的相关产业价值链，也就是跨产业升级，即产业结构调整。（Humphrey＆Schmitz，2002；Kaplinsky,R.＆J.Readman，2000；Gereffi，1999；Lee＆Chen，2000）
类似的升级形式分类：（一）工艺流程升级（精细工艺与改善流程带来效益增长）；（二）产品升级（传统产品的创新与新产品的研发应用）；（三）功能升级（承担产业链中关键功能）；（四）部门间升级（Intersectional Upgrading）。
与价值链理论分类差异主要在于这里的部门间升级是一种产业间升级，指运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能力转而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过程（Pietrobelli＆Rabellotti，2004；Humphrey＆Schmitz，2000；Humphrey＆Schmitz，2002）。
相对来说，国外学者研究切入点较为微观，研究方法多元，往往从具体案例出发，讨论企业竞争力提升，但这类研究通常对产业升级聚焦不够。产业升级问题也往往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外向型增长等课题交织在一起。
国内对产业升级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业升级研究主要是从中宏观视角切入，分别基于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框架有两种典型意见：发展经济学认为，产业升级是地区发展进程中，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传统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应当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经济学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主要反映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趋势，包括产业素质与效率的优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分工深化。
在产业经济学的框架下，产业素质的优化是资本和分工逐步深化的过程，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集约与优化，产业要素依存水平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之间依次演变，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替代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苏东水，2000；高秀艳，2004；张辉，2007）。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崛起，表现为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结构提升的要求是在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下，在某一时期内、某一地域范围内低层次的行业消失或减少，高层次的行业产生或增加。具体来说，一方面产业内部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及新兴产业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又通过高技术或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增加，令整个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和软化，同时经过产业渗透和产业融合，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与效率。主要内容涉及：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技术集约化、工业结构软性化。产业分工深化（李江涛、孟元博，2009）则要求在结构和层次提升的同时，进一步衍生出专业化程度更深，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和高增值特征的新兴产业，生产提供复杂产品及高端生产服务。
就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的产业升级研究在时段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主义”和“价值链主义”的分野。部分研究关注“结构变动”，着重研究产业间的位次变动的高级化趋势，关联产业关系的动态演化程度及静态层次的提高，从产值规模、资产结构、技术水平、组织形态和生产效率等不同角度给予分析和讨论（王岳平，2001；藏旭恒，2002；郭克莎，2003）。
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兴起和影响扩大，国内也有不少关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方面的研究（张向阳等，2005；隆国强，2009；任家华等，2005），其中，还出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地方产业升级案例研究（刘志彪、张晔，2005；张辉，2007）。二、产业升级转型的模型
总体上，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作了重要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多数研究已经较成熟，研究成果也很有启发性。这些研究既有针对产业升级的专门研究，也有的是在相关研究专题中涉及产业升级问题。
已有的研究虽然对产业升级过程和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分析线索，但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缺乏，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或者标准的关于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范式。现有成果多数局限于粗略宏观描述或个例细节讨论，较有包容性的一般化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此外，价值链的思路尝试从微观层面切入，融合全球价值链分析，再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回到宏观层面总结产业升级经验，虽然能够反映对产业升级的本质认识，却更符合产业升级的“全球化”背景。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对单个地区或特定产业进行具有浓厚经验特征的实证分析结论，其解释力和适用性毕竟有限。另外，如果仅将产业升级简单地看成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在统计测度处理上会有困难（陈羽等，2009）。同时，产业政策上也难以实现，政府不便出台干预和调控微观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行为。
相对而言，结构调整的思路便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兑现，有利于政府干预管理。赶超型产业政策主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结构调整目标明确，政策见效快，因此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的追求更为现实与迫切，但是仅从产业素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转移三个方面能否完整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内容，还有待探讨。
关于产业升级的讨论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和共识，以便对产业升级进行系统、整体和有层次的研究。以下所探讨的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整体结构从最初的低级形态（低附加值、低加工度、低层次结构）向高级形态（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层次结构）转变的过程。
我们将升级模式与所处环境的复杂因素结合起来（见图4-1），依据产业发展水平和客观条件，将产业政策作为“外生”性变量引入，充分考量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研究产业政策与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影响、适应与促进关系。图4-1 产业升级模型第五章 都市圈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空间格局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内在互动与联系机制是有关城市化进程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人口转化、集聚，地域空间从乡村向城市过渡、转型，城市功能从中心向外围延伸、覆盖，最终完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实质是发展要素在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层次进行调整优化的过程。都市圈空间是产业的载体，为各经济要素的流动、配置、整合提供平台和场所。都市圈产业反映本区域吸纳、扩散要素，以及处理、支配各种资源的能力。空间形态及其变动对产业结构演化产生直接影响，反过来，产业的结构变动也影响空间格局。两者之间的互动联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二维系统。
具体来说，产业结构与都市圈空间格局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产业功能转型与结构升级催生都市圈一体化动力机制、整合模式及地域形态等都市圈组织体系和空间格局的变化，推动都市圈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进程通过影响都市圈经济系统的供给、需求与资源要素的配置，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化。一、空间格局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
产业结构与空间格局之间互动紧密，两者作用机制复杂多样。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变化通常是空间结构变化的前提，国民经济第二、三产业比重位次的调转引起空间功能从生产向服务转换。反过来，空间结构的变动也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空间功能的确定通过影响产业选择，也会影响产业结构变迁（陈甬军等，2009）。
产业增长方式决定产业增长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及其需求强度，从而引起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空间水平上的集聚，促进空间功能的改变，而空间功能也会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影响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市场化条件下，地域容量、空间格局及其功能定位（规划）决定土地租值，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存在形式和变动趋势。
总之，区域增长需要兼顾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格局优化。产业结构变动对空间格局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对空间地域的开发模式从“量”的影响到“质”的提升，也就是从空间地理范围的平面扩张到空间功能的立体优化。空间格局优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内在激励和积极外部条件，经都市圈化促进产业的扩散与转移，形成并优化产业空间扩散的垂直化分工产业体系，已成为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高度规划和建设都市圈的共识。
文献检视结果显示，国外有关产业结构与空间格局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学科视角。一是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其中，区位理论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利用区分出农业、工业、商业内容，并发展出农业区位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及商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此外，以克鲁格曼和波特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产业报酬递增来自空间集聚，而产业的空间集聚推动城市扩张和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存在克鲁格曼所谓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空间自组织模式。与此相应的过程是，由于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中存在路径依赖及区域增长收敛，区域一体化通常会推动产业更大规模的集聚。二是基于空间发展的学说，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网络开发理论。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在坚持有重点、非均衡差序发展上意见一致，主张将少数条件好的城市或产业培育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网络开发理论则强调均衡分散开发，平衡布局，通过增长极与整个区域外延网络之间生产要素交流广度和密度的强化，推动一体化发展。如空间结构形态的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和多中心模式等。
最近的进展是价值链理论在都市圈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关于都市圈内城际职能与产业功能关系，已有解释框架包括郝希曼提出的极化与辐射效应、弗里德曼主张的中心—外围关系理论等。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全球化下的地理空间整合，全球都市圈城际关系错综复杂、网络化的联结致使内部各要素形态和内部结构难以得到清晰解释。产业联系在地域空间上的非线性化导致都市圈成长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理论逻辑更加抽象，没有具体产业链条在都市圈内城际间的串联，也没有标准的产业辐射转移在区域内完整呈现。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越来越概念化，至少很难在宏观统计数据上得到实证支持。
价值链理论的解释是，都市圈是一个价值创造主体，各个城市是占据价值链的节点，都市圈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纳入了城市等级制的体系中，区域内城市所处的价值链条“片段”直接决定空间职能与地位，表现为价值链的片段在地理上逐渐从分散走向集聚，在职能分工上从具体走向抽象。比如，某些城市成为“制造之都”“金融中心”“研发中心”等。因此，都市圈空间尺度下的产业升级不是某个环节、某个城市的局部活动，而是需要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支撑体系和其空间载体之间同步的系统性升级。
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有关都市圈区域空间一体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都市圈空间格局与产业结构演化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都市圈功能对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特定阶段对都市圈区域内城市职能定位和圈层格局的激励与约束等三个方面（卢明华等，2003；李文强，2010；陈雯等，2002）。一项针对上海都市圈的研究就都市圈空间与产业关系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意见，认为都市圈的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不可割裂性、耦合性，认为两者发展必须符合彼此所处的阶段，速度要保持在一个相对均衡范围内。空间格局演化不能超越产业结构演化的具体阶段，产业结构演化也不能超越空间格局的演化具体阶段。
此外，一些间接的相关研究并不特别针对都市圈，主要围绕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展开，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丰富城市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城市化过程；第二，城市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第三，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其中，较有借鉴价值的是研究方法，即通过定量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来厘定城市化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程庆生等，2004；韩峰等，2009）。
由于区域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本身是两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不仅影响因素多元且复杂，而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关度与作用方向不一的相互关系，因而，两者虽然内涵明确，但外延模糊。已有的研究对两者相互影响的考虑已相当全面，却对两者内在机制上的深入有限（刘艳军等，2009）。从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对产业结构与空间格局内在互动机制的实证性研究需要更充分的讨论。二、产业升级驱动都市圈演化
产业结构的演化对空间功能的提升作用明显。产业结构演变的本质是产业的低级形态逐渐收缩，高级产业形态不断成长的更替过程，而产业形态内生于产业资源、产业基础条件和市场需求，这就要求城市在就业结构、城乡一体化、市场需求导向等方面作出对应回应，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促进城市功能转型与拓展。
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集聚效应（钟秀明等，2006），非农产业比重上升替代单纯工业比重上升成为拉动城市形态升级的主要力量。产业结构演进不仅催化城市形态变迁，而且带动城乡结构转换：一是通过改变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及其流动性，带来劳动力分布、就业结构的城乡转换；二是通过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的优化，修正城乡产业结构的偏差，消弭城乡产业分立，加快城乡产业融合。
强调产业变动为基本动力的研究（陈镖等，2007）认为，都市圈作为功能地域系统，其结构重组和演化包含造成区域空间现象的非空间过程。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都市圈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及其结构的变动因素。
由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空间结构的演化是都市圈发展的长期趋势（姚士谋等，1998）。受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地区间产业分工出现了由传统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发展为部门内的产品间分工，进而又过渡到产业链分工的新趋势。在这种新型区域分工格局形成过程中，区域间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在不断深入，城市间产业分工在进一步深化，产业链的深化正在带来城市功能专业化（田敏，2008；Duranton＆Puga，2005）。
进一步来看，都市圈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产业的空间转移和空间辐射（王丰歧等，2009；陈跃刚等，2005）。中心城市高密度产业集聚和空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促使中心城市以产品输出、技术转让、产业转移等形式将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外疏散。空间上则表现为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加速发展，融合为更大的都市圈。从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角度看，当广义的运输费用发生变化后，运输费用较低的产品生产活动开始向周围地区转移，最终产业从中心城市向一般城市的顺次转移会形成依次起飞的雁形形态（陈建军，2007）。
区域空间结构重构受都市圈产业的升级驱动。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化会对区域空间结构重构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一般的路径是，产业经过不断集聚和扩散，逐步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转移。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中，都市圈各城市形成横向互补和纵向关联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服务业的集聚促进了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和定位向以服务为主的方向转变。区域空间形态的演化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分工格局（陈修颖，2005）。三、都市圈支撑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高水平城市化的响应和支撑。合理的城市地域空间格局不仅是产业结构向高级演进所必要的要素支持和需求导向来源，而且也是纠正产业结构偏差，提高产业结构整体绩效的新思路和方案（童明，1998）。具体来说，空间格局优化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资源、设施的规模集聚，软环境的准备以及刺激新兴产业发育的必要外部条件。
城市是劳动力和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带，强大的城市空间支撑力能够降低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又有较大的工业品市场，并且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廉价而高效的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信息服务和文化生活服务。工业企业向城市集中，能够得到集聚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
都市圈是空间演进的高级形态，是产业与空间交互作用的高水平阶段。都市圈的形成过程是典型的内涵与外延发展方式下逐渐形成的“城市—区域”变换过程。都市圈空间对产业产生非线性的复杂影响。具体来说，都市圈空间结构对产业影响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升级受都市圈的要素集聚及其内在紧张关系所驱动。都市圈在其不断发育的过程中持续吸引各类要素集聚，资源、人口、资金、技术等，一方面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前端供给基础，另一方面产业对各类要素的配比要求带来持续的新增需求。这是一个自增强的系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刺激和推动产业扩张，带来产业整体数量上的扩张和结构的优化。产业进一步升级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逼近城市资源承载力上限之时，城市资源稀缺导致的综合成本上涨将倒逼原有低级产业向高级化调整。中心城市将挤出和疏散过度密集的产业和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更替产业的移转外扩，以及在周边城市再集聚，推动都市圈产业规模和结构的优化调整。
第二，产业升级受都市圈技术扩散能力与配套支撑能力约束。都市圈空间发育水平决定技术扩散范围与绩效。随着都市圈的规模扩张，中心城市周围形成一批次中心城市和其他一般城市，随着圈域内城市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协同能力增强，技术渗透扩散的平滑性得到保障。由此带来的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应用规模效应将不断刺激产业趋向高级化。另外，随着都市圈空间格局功能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各产业内部分工或专业化的程度增强，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的激励，同时也催化了产业技术进步。
都市圈内的区域创新系统和空间内部相关配套支撑系统对于产业升级的作用相当关键。随着全球化下产业竞争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与扩大，产业关键技术方面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而不断升级，而此时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得到相关配套工业的全面发展与支持。都市圈内次级城市发展配套支撑行业重要性可以不是行业本身产出的绝对规模或比重，而是间接为都市圈主导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所提供的战略性作用。
第三，产业升级受都市圈空间形态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是决定产业发展水平和层次的关键因素之一，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都市圈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空间结构反映产业特征，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要素空间分布的映射。这种空间影响作用可能来自政府主动规划过程，也可能是在原有的圈层空间形态基础上，经过集聚与扩散自然演化而形成（黄吉林，2007）。其中，空间规划过程也就是城市资源配置过程，通过功能属性分区、土地利用类型和强度、人口及资本密度的调控，影响经济要素的集散效率、配置效率、专业化协作程度、市场的覆盖范围，通过对土地价格和物业租金进行定价，促使产业更替升级。四、都市圈协同效应
都市圈区域产业分工深化能够促进产业功能转型与结构升级。虽然圈域内城市因为资源享赋、区位条件、市场规模及结构的差异存在分工基础，但是产业升级还要考虑都市圈的发育水平与整体协同能力。比如，都市圈成熟度较高，圈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时，一部分企业就开始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迁移，否则，一体化程度不够，市场分割比较严重，跨地区的交易费用相比较而言高于生产成本，即使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也不会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迁移。
圈层空间整体协同水平取决于不同等级城市各自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选择的适当性、相互适配度。产业升级在圈层结构的导向定位是：（一）核心层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本区域“圈层”经济的金融、信息、商贸与科技创新的中心，产业定位总部控制、信息交流、经营管理、产品设计、核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与拓展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层产业逐步向辐射范围广泛、辐射能力较强的高级服务业和处于产业链顶端的高附加值制造业演化。制造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制造业内部从以原材料加工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演化，占据产业链附加价值高端环节。服务业从面向本地的一般服务向具有更大辐射能力的区域性专业服务演化。（二）次中心层
以大都市郊区和大中城市为依托，承接与中心城市的公司总部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联的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衍生产业。都市圈次中心城市在中心城市扩散、回浪效应的作用下，产业结构逐步向辐射范围不大、辐射能力中等的服务业和处于产业链中端过渡性质的制造业演化。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次中心城市将会从产业结构演化初期逐步演化成为制造业极化而服务业相对滞后的局面。经过长时间演化，次中心层产业可能根据当地经济实力、产业基础等要素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高级化水平，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却可能因为受到中心城市“挤出效应”影响和本身产业的依附性同构而遇到阶段性瓶颈。次中心层需要结合自身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一些特色服务业或者是专业化服务业，与中心城市服务业错位发展。（三）外围层
外围层以其他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主要发展一般制造业和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配套产业。外围层局限于价值链末端的低利润率制造业，部分外围城市制造业依托少数几个企业而发展。服务业面向本地，辐射范围较小，或者以资源的独特性为支撑。（四）边缘层
边缘层是指周边广大地区，主要发展各具特色、多种类型的产业化基地。
不同“圈层”经济都会成为都市圈整体产业分工中的重要部分，这种产业在不同“圈层”经济之间的合理布局与专业化分工，增加“圈层”间的互动联结，通过不同等级“圈层”经济之间磨合，将带有某个“圈层”属性的产业、技术“推拉”至更合适的区位，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整合以及“圈层”之间的协同升级。
尽管在特定的时期，受地区间竞争性招商引资政策，以及物流和信息网络能力提升的影响，部分同一层次产业在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同时布局，但是长期趋势中，产业链各环节在不同类型城市的配置受产业—空间交互作用机制的驱动，最终还是会回到上述圈层协同结构中。可见，在都市圈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空间协同之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帮助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之间通过圈层空间配合带来产业效率增长，二是城市间通过增强专业化程度和强化集聚效应来提高都市圈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五、小结
回溯已有的文献，有关都市圈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尤其缺乏对都市圈产业和空间关系及其内在机制作比较完整的系统分析。直接针对都市圈空间格局变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几乎没有，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两者之一的单一问题。对都市圈空间与产业的关系解释相对抽象，对微观规律的揭示不足，实证研究很少，深入程度也有限。
尽管已有的研究都表明，都市圈发展有利于增进空间绩效，而空间绩效也显然能够向承载的产业转移这部分绩效贡献，帮助产业升级。不过，这些指向虽然涉及了都市圈空间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但是仍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内在机理，都市圈的发展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实证研究。
然而，如果都市圈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模糊，就无法把握具体传递机制与作用手段，难以在理论上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政策层次上创新机制解决问题，因此，需要针对都市圈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
有关空间与产业研究的共同认知或基本前提包括：第一，都市圈空间是产业战略层面的支撑或约束条件，都市圈的空间格局优化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第二，产业升级目标下空间要素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资源要素综合配置效率的改进；第三，空间要素兼具直接动力要素和间接调控要素的属性，区分不同阶段都市圈空间格局特征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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