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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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奇人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奇人
奸雄袁世凯：玩弄大清与民国于股掌之间
中国从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皇帝史中，共出现了408位皇帝，其中不能善终的，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多得惊人，光绪帝就是这其中之一。
1908年11月14日，这位刚满37岁，正值年富力强盛年之时的皇帝，突然间就死去了。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当时有慈禧所害和袁世凯所害两说，据2008年底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权威机构验定后宣布：
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光绪帝确实是被人所害，但凶手究竟是谁，到现在还是个迷。
袁世凯有没有加害光绪帝弄不清楚，袁世凯因为光绪帝的死被罢官归故里却是不诤的事实。
就在光绪帝死的这天，患病的慈禧命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年仅3岁的溥仪为大清国皇帝，年号宣统。
第二天，时年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病死。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三弟，三岁的儿子溥仪做了皇帝，他自然而然成了摄政王。一方面，由于之前袁世凯曾出卖过他的二哥光绪帝，令他对袁世凯有一种切齿的恨；另一方面，由于当前袁世凯位高权重，大大威胁着他三岁的儿子溥仪做皇帝。基于这两点，载沣决定除掉袁世凯。
于是乎，摄政王载沣就此事与朝庭重臣奕劻、张之洞商议，没想到却遭到了奕劻和张之洞俩人的一至反对。
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袁世凯长久统领军队、经营朝庭，追随的将领党羽，遍及军队上下朝庭内外，而此时西太后又刚走，南方革命党正活动猖獗，若杀袁世凯，无论是军队还是朝庭，肯定都有人会跳出来闹事，引出了大乱子来，朝庭恐怕难以控制局势。二是袁世凯1906年已主动辞去各项兼差，还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调离北洋军，到北京来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作为朝庭中枢重臣，只要不苦苦相逼，他一定不会出来挑头反对朝庭。
载沣见他俩如此意见，有些犹豫，但殊杀袁世凯的心却不死。
而此时的袁世凯，从光绪帝死后，溥仪继位的那一天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直在思谋着自己如何才能全身而退的事情。得知载沣去找奕劻、张之洞，自己也忙着一面让人捎信给保定的段祺端，一面对外称有足疾再不去料军机处和外务部的事情。
在杀身之祸有可能降临到头上时，袁世凯异常冷静。他精心安排，悄然呆在家里，静静地等待着事情变化、化险为夷，然后全身而退。
很快，段祺端就来了，带着他那些洋枪洋炮装备的精锐之师，从保定赶来北京，说是要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
可载沣知道，南苑只是几个小兵闹事，又何须惊动手握精锐的段祺端，再说他这个摄政王也没有请过段祺端。
不管载沣怎么想，段祺端命令他的军队，有事无事地向城南开炮。载沣马上明白了：这家伙是为袁世凯来的。看来，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是对的，袁世凯确实不能杀。
载沣刚刚被迫放弃了杀死袁世凯的念头，就接到袁世凯呈上来的奏折，说是自己因为足疾，请求解职，回故里养病。
就这样，袁世凯先给想要他命的摄政王载沣出一个难题，然后又马上给他一个下来的台阶。结果，气势汹汹的载沣让袁世凯牵着鼻子走了一遭之后，只得强迫自己取消了诛杀袁世凯的打算，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
袁世凯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恩准”，眼珠转了几圈，脸上露出一丝让人察觉不到的得意，然后立马带了八位老婆和一大群孩子，返回河南。
最初，袁世凯在辉县隐居，不久又转到安阳的洹上村。这年，正好是袁世凯的知命之年。
离“洹上村”不远，就是著名的风景区，百泉和苏门山。有山有水的，简直就是人间乐园。从1881年到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以后，转眼快三十年了，袁世凯一直在官场军队中忙忙碌碌的，现如今诸事可以不管，忘情于山水之间，倒也乐得清闲自在。
袁世凯以“洹上老人”自诩，不时斗戴斗笠，手执钓竿，游玩于青山碧水之间，尔后把这游山玩水的生活，拍了照片，拿到上海这样大城市的杂志上去发表，以表达自己已无意于政治，只乐乎山水的雅致。
表面如此，而实际上，袁世凯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把家安置在洹河北岸一个较偏僻的地方，将一座巨大的袁家大院打造得铜墙铁壁一般，不但修起炮台，身边的护卫保镖，个个都是一顶十百的一流高手。
最关键的是，在袁世凯家中，还安装了几台电台。北京以及全国各地方方面面的信息，都通过这几台电台，源源不断地送进洹上村。再加上频繁出入袁家大院，约见和造访的客人，使得足不出村的袁世凯，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在这些约见造访的客人中，来得次数人数最多的，要数北洋军的将领，其次是他一手提拔、安插在各政要部门的属下，再还有就是各地对他心怀敬仰的官绅，也时不时前来拜访。
在官场上，从来都有人一走茶就凉之说。可在这些北洋军将领、往日的属下及对他心怀敬仰的官绅眼里，他袁世凯还是原来的袁世凯。
就这么，袁世凯韬光养晦着，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袁世凯在洹上村写下的这首名为《自题渔舟写真》的诗中，以商朝时同样隐居洹上村的伊尹自比，表达了自己的自信和志向。
当然，有着非凡自信和远大志向的袁世凯，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对女人的特别嗜好。
在此之前，袁世凯已经有了八个姨太太。
正室于氏，河南乡间人，是袁世凯17岁时娶的原配夫人，开始俩人感情不错，后来因为“我有姥姥家”（因袁的生母是姨太太，认为于氏这是揭他的短）这么一句话刺痛了袁世凯，从此再不和于氏同居。
袁世凯在投奔吴长庆前，曾混在上海，寂寞时逛妓院，结识了一个姓沈的苏州名妓。俩人情真意切，以至于分别时袁世凯指天发誓，功成名就之后就来接她。其后袁世凯在朝鲜发达，果然派人去接来沈氏，做他的大姨太太。
袁世凯替朝鲜国王编练亲军后，很受朝鲜国王的赏识，便把自己一个妃子的妹妹金氏嫁给袁世凯。金氏出嫁时带了两个陪嫁姑娘李氏和吴氏，结果都被袁世凯看上，一并纳为小妾，还依据她们仨年龄的大小，排李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吴氏为四姨太。
五姨太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于小户人家，长得也并不漂亮，却心灵手巧、善于管理家务，而且遇事十分能决断，于是便特别受到袁世凯的宠爱。
袁世凯的六姨太，可以说是个意外收获。他在直隶任总督时，曾派二儿子袁克文到南京去替他办点事情。没想到这生性好玩的儿子竟因此结识了一个女子，而且是一见倾心，私订终身，分手时要了女子一张照片。回天津见袁世凯，磕头时却不慎掉出这张照片。袁世凯看后问其由来，当时袁克文还没结婚，不敢承认自己的荒唐行为，于是情急生智，说这是给父亲物色的一个姑娘，带回照片，是想请父亲看看如不如意。照片上的姑娘水灵灵的，袁世凯一看连声说好。就这么意外收获了六姨太。
不久，袁世凯去天津做直隶总督，又“置办”了七姨太张氏。做了军机大臣后，再“置办”了八姨太郭氏。
现如今游山玩水在故里，不久遇上了刘氏，便张张结彩地纳来做了九姨太。在动物界中，人在性生活方面只弱于公鸡等几种为数不多的动物，在这方面，袁世凯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一妻九妾，除了不愿与原配于氏同居外，与其他的八位姨太太，都过着甜蜜蜜的夫妻生活。如同对军队、官府的管理一样，在家庭管理上，袁世凯也称得上是个天才。
对八位姨太太，他采用轮流值宿的办法。把名次排好，每个姨太太值宿一星期。轮到当值的，就把她的卧具和用品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去，满一个星期，再搬回去。到了后来，一、二、三房姨太太年纪大了，就不用再值宿，值宿的少了些，袁世凯就偷吃她们身边的丫头。
对于姨太太的管理，袁世凯用的是草捆草的办法。就是用姨太太管姨太太，他自己一般不去插手姨太太之间的争斗。开始将大权交给大姨太沈氏，后来交给五姨太杨氏。
就在袁世凯在故里的山水之间和女人身上过着悠闲而又荒诞的生活时，忽然间他就迎来了命运的一个大转折。
1911年5月，清政府将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收归“国有”，转手又出让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此事一出，湘、鄂、粤、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省尤为激烈。为镇压四川人民，清廷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由此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至使闻声而至俄国巡捕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秘密泄露，革命党只好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尔后不断取得胜利，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掌控整个武昌。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被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一面撤销弃武汉而逃的瑞澄职务，一面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与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的海军和长江水师，冯国璋率领的陆军第五镇，载涛统的第三军一道，向汉口附近集结，去消灭义军。
双方激战41天，经过汉口、汉阳两次保卫战。义军非但没被消灭，反而致使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就剩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表示效忠清朝。
情况如此，清朝大厦将倾，众朝臣惶惶然不知所措，万般无奈中，都想到了袁世凯，一致认为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方可救大清朝于水火之中。
胸有成竹的袁世凯，在接到昔日逼他回故里养病的载沣，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的任命书时，微笑着就拒绝了：
足疾还未愈，不能上任。
载沣见了，正待发怒，奕劻摇着头说：“这说明他还有自己的条件。”
朝庭还能由着他！“只能这样！”
重臣奕劻说只能这样，载沣也只能这样，再派人去问袁世凯有什么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不多，就这六条，袁世凯不用摸脑袋就一口气说出来。显然这六条是他想得非常熟了的条件。
对于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载沣似乎没法接受，可又不得不接受。
1911年10月27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在把钦差大臣的头衔交给袁世凯的同时，把前线全权指挥的权利、连同大清国的前途命运，都一起交给了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起义后创建的湖北军政府，彰显共和政权的雏型，引发了全国各省响应。
这次起义刚过20天，1911年11月1日，平息不了起义军武装力量的清廷，十分无奈地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哭丧着脸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带着他的姨太太和儿女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久违了三年的北京城，以其往日办事的果断迅速，仅过了三天，到11月16日，就组成了新的内阁。
成员有：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除去这些，还又任命了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为各部副臣。
军队似乎还是原来的那些军队，特别是诸如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冯国璋等，原本在荫昌的指挥下似乎不那么能打，到1911年11月1日这天，上谕电文到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等总协大臣，以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全部上奏辞职。
当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再次又回到了袁世凯手上之后，北洋军阀突然变得很能打了。
好在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党人的举义、对于大清王朝，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冷静考虑后，袁世凯对谋臣杨度、王锡彤说：“总结以往的经验，这一次，我不能虐视革命党，不能完全按照清廷的‘懵然主剿’的策略去做。”“总理大臣想怎么做呢？”“剿抚兼施。”
面对谋臣们的困惑，袁世凯做了必要的解释：“我认为，国家要富强，还是必然要改良才行。所以，革命党提出的一些主张，是对的，必须去做一做。只是，大清王朝几百年了，不容易，不能说消灭就消灭了，我们得让大清王朝也保存下来，但大权得由我们来掌控。”
这能做得到吗！大家都很担心。袁世凯自信地笑了：“只要把两方面的力量都利用的恰到好处，还又能争取到外人的帮助，就能做成这件事。”
接着，袁世凯又为自己的做法辩解道：“其实，我并不想掌控大权，来操这份心事。主要是现在的皇帝太无能力，而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又必需进行改良。我袁某人不掌控军国大权，这事办不到。办不到，国家就总是落后，革命党就总是要造反，天下就只能继续乱下去。这无论是对大清王朝、对革命党、对所有国人，都没有好处。”
袁世凯的主张，很快赢得了谋臣们的一致赞同。可当大家都同意对革命军去“抚”的时候，袁世凯却又摇起头来。
他认为，此时革命军士气旺盛，如提出议和，缺少筹码，定会吃闭门羹。这样一来，以后的事情就更加难办。为今之计，惟有打几个漂亮仗，最好是把汉阳攻下来，杀杀革命军的锐气，就一定可以逼黎元洪坐到谈判桌前来。
同时，狠狠地敲打敲打革命军，自己对清王朝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们也才有个冠冕堂皇的交待。袁世凯把这一切都想好，下令冯国璋对汉阳发起进攻。
革命军开始吃败仗，然后是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原本势如破竹的局面倒了过来，革命军眼看就要抵挡不住。
可就在这时候，袁世凯却命令大获全胜的冯国璋陈兵江北，做出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的架式，同时命令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讲和。
作为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同乡和朋友的刘承恩，在此之前已经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希望和平了结纷争，早早息兵了事。或许因为黎元洪那时还以为革命军能一举打垮朝廷军队，也就一直没有给刘承恩回信。这时情况虽然有了变化，但黎元洪一时转不过弯来，还是没有回信。
袁世凯知道情况以后，笑了笑便亲自写了封信给黎元洪，表达自己的心意。
这时候，无论是黎元洪还是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心里都已经非常清楚，革命军怎么也打不不赢袁世凯的北洋军，如果硬着头皮再打下去，只会丢掉武昌，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
于是，在与袁世凯和谈这一个问题上，革命党内部逐渐趋向统一。大家一致决定由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世凯提出的停战条款。
1911年11月30日，袁世凯再一次派他的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跨过长江，与黎元洪谈判。就在这一天，全国各起义省市的代表，纷纷由上海来到武汉。
当时的武昌，正处于袁世凯军队的围困之中，与会代表只能把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作为会场，来召开第一次会议，结果一致同意与袁世凯议和。
会前，心向袁世凯的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义军，才能举行会议。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各省代表在会前议决：一致同意以黎元洪的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使得黎元洪能够以大都督的名义，来与袁世凯谈判，执行中央政务。
这时候，袁世凯的“剿抚兼施”策略虽已见效，南方革命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不断受挫，但就全国而言，革命的浪潮，却如江河决堤，在迅猛向前。独立省份的还在增多，而清朝海军的倒戈，陆军的军心也有所冲击，再加上原来的立宪派和各列强罢兵息战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使袁世凯有所顾及。
袁世凯是个极实际的人，面对动荡未知数太多的形势，他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言抚进而言和”。
既然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愿，而君宪之路又难以行得通，我若还死抱清王朝，无疑是自寻末路。自古俊杰当识实务，我现在应该认真地考虑考虑，该如何接受共和这个问题。
袁世凯这么考虑着，准备放弃清朝接受共和。到了11月底，他派儿子袁克定，密遣故旧朱芾煌出使武昌，表明自己可以“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前提条件是：大家都举荐他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
为了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到12月17日，袁世凯将前线的冯国璋调回京城，改派段祺瑞接任冯国璋的第一军统职务。因为袁世凯知道：要论打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但若论参与如此复杂的谈判，冯国璋却远不如段祺瑞。
事情果然如袁世凯之所料，段祺瑞接替冯国璋后，“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段祺瑞统领的第一军，从上到下，全体一致呼吁：主张共和，推袁世凯为大总统。
到12月20日，在袁氏父子的授意安排下，廖少游代表北方与黄兴所委任的南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和议密约。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举袁为大总统”。
思维慎密的袁世凯，在与革命党的一系列谈判的同时，还不断地派人与原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进行联系。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原立宪派人士，对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故此一点也不去冷落他们，而是尽可能尊重他们，以获取更多方面的支持。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从海外归来，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起义领袖聚集上海，选出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这事，使得一直对革命党怀有戒心的袁世凯心头一紧，对南方的承诺更加不放心，开始又耍起已经用得很娴熟的两面派做法。
袁世凯一面宣布他亲自授权的唐绍仪是“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自己概不认帐；一面责难南方，“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授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电请内阁，“主张维持君宪，极端反对共和……若以少数意见采用政体，必誓死抵抗。”
袁世凯突然如此，南方政府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袁世凯违信弃义，强调：“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
指责声中，临危受命的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就眼前革命军的实力，是根本没有能力来抵抗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阀的打击。
因此，孙中山一面下令积极备战，准备北伐；一面又真诚地向袁世凯解释，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只要袁世凯逼使清帝退位，结束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自己就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南方对共和问题的反响激烈，大有不达共和，宁为玉碎之态；同时，南方对总统问题又一致保证，包括连已做了临时总统的孙中山也庄重承诺。面对如此情况，袁世凯还是有些犹豫。
可就在这时候——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车刚到东华门丁字街，轰的一声突然爆炸。所幸袁世凯临行前换车，只炸死了他的卫队长及卫士十人。
遭此番一险，袁世凯更明白了革命党共和的决心，于是加快了逼宫步骤。
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在举国一致反对声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的威逼下，隆裕太后只好接受袁世凯给出的优待条件，宣告皇帝退位。
清朝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从此终止。
随即，袁世凯向全国公开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正式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南方的革命党没有食言，结果在南北的一致推举下，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当上了中国临时大总统。
张国焘和瞿秋白之间白热化的权力之争
张国焘奉命前往江西，阻止南昌起义，错失与瞿秋白竞选总书记的机会。在南昌起义前夕，湿润君子恽代英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谭平山联合军官，准备实施暗杀计划，遭到周恩来的阻止：“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转眼之间，赤都武汉变成了屠宰场，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然后斩杀于闹市。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7月到12月，武汉地区的革命者即有一万余人遭到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就是紧急疏散在汉的党员干部。疏散工作由张国焘和周恩来负责。
张国焘与每个奉命转移的领导干部谈话，要求他们振奋精神，虽然党暂时遭受挫折，但仍有胜利的前途。“只要我们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卧薪尝胆，努力奋斗，革命定能成功。”
在所有被转移的领导干部中，毛泽东的表现最令张国焘意外。“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去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民运动方面。”送别之际，张国焘言语非常恳切。“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到湖南去，瞿秋白赶来劝阻，说：“中央领导层需要新鲜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来中央工作。”“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中共中央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派他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秋收暴动。
1927年7月下旬，中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二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是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前往南昌集中，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前后，张国焘、周恩来、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7月26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罗明那兹、加仑等出席。罗明那兹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发来电令，明确指出：“倘若南昌暴动无成功的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方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传达。”罗明那兹一边说，一边看着张国焘：“你是否去一下？”
对于共产国际随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感到非常恼火，当即表示：“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马上就要举行了，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的工作而去做单纯的传达工作。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派他去好了。”
罗明那兹一听，急了：“派去的人今晚就得动身。时间紧迫，我们到哪里去找王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他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搞懂国际电令的精神。”
瞿秋白、李维汉见状，劝说张国焘：“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在中国享有极高威信的加仑（布留赫尔元帅）也劝道：“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部，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张国焘非常不情愿。他有三点顾虑。首先，奉命去废止已经实施的中央决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其次，如果顺利劝阻南昌起义，人们事后会说放弃了大好时机，如果劝阻不成起义遭到失败，则会由他承担责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将正式选举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瞿秋白是总书记的两个热门人选。
可是众命难违，张国焘找不出理由推脱，只好郁闷地搭上了驶往九江的客轮。
7月27日清晨，张国焘抵达九江，下船后立即找到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和关向应等人，简略地通报了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贺昌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南昌暴动势在必行，还有讨论的余地吗？”“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张国焘态度强硬地反问道。
他倨傲的态度激怒了恽代英。“共产国际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导致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什么国际电令，企图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说到这里，恽代英站起来，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怔住了，想不到这个文质彬彬、待人和善的书生竟然会突发雷霆之怒。他感到，在这些力主起义的高级干部面前，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威信可言。
南昌是张国焘此程的目的地。由于前方修路，张国焘在九江呆了两天。他担心南昌起义提前发动，一连发了几份电报给周恩来，严令起义之事宜慎重，一切等他到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没有理他，继续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集周恩来、李立三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说：“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放弃起义，带着我们掌握的部队与张发奎的部队一同回师广州，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际情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话音刚落，李立三站起来发言：“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纷纷表态，赞同立即暴动。
张国焘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一再解释：“我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听罢这话，周恩来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起义的，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周恩来愤而辞职，使原本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点。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张发奎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试图缓和气氛：“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万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不欢而散。
散会后，愤怒的谭平山找了一个师长，商量把张国焘绑起来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制止了暗杀计划，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7月31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再次开会。这时，大家接到叶剑英的密报，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日前在庐山密谋，准备以开会为名，扣押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贺龙，将两部全部缴械。
听到这个消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成立了。他顺水推舟，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军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国焘、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南昌起义胜利后，面临张发奎10万大军的进逼和包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8月3日，起义军按照原来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张国焘本来应当回汉口去向中央复命，因为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南下。因为反对过南昌起义，他的威信降至冰点，在军中处境相当尴尬。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失败。
周恩来对张国焘和李立三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带去。”
当时，周恩来高烧40℃，张国焘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道：“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国焘、李立三与周恩来分手，同贺昌以及一名中级军官一道，在向导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来到海边，雇了一条渔船，在海上飘泊了两夜一天，顺利来到香港。
上岸之后，四人相互打量，哑然失笑。他们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裤，染上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草帽又脏又破，脚上穿的黄布鞋变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张国焘孤身一人，从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张国焘不仅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而且正被批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原来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张国焘随军南下广东途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张国焘在大革命后期不注意发展群众运动，不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奉行陈独秀的错误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
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成为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
张国焘异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与李立三住在一间房子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成兄弟俩。李立三每天起床后都幽默地向张国焘问安：“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
对于张国焘来说，感觉能好到哪里去？他整天捧着中央发给他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读了又读，越读越恼火。这个文件认为，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11月6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太雷指责张国焘犯了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意思是要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看到这个报告，张国焘坐不住了，本来是奉命行事，却被说成是假传圣旨，这个罪名谁承担得起？他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将召开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自己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便于11月8日给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他在信中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那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会上，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后，就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
张国焘强调：“如果有人说我是假传圣旨，我心里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被解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张国焘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怀疑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仍然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张国焘的公开信，答复张国焘11月8日的来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张国焘在这场争论中落得个灰头灰脑的下场，他迁怒于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瞿秋白，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角逐总书记失败，张国焘打算另起炉灶，组建新党。陈独秀不愿意搭伙，感叹“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这对冤家都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变相流放：开国元帅彭德怀忍辱到三线工作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二章 历史追忆
开国大典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城楼上的牛人
“皇太后还不退位，更待何时？”1872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四川南充乡下，蜗居一隅的教书先生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惊涛骇浪之间，一叶小舟漂漂荡荡。就在同一天，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或许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希望此儿能像梦中的方舟一样，于即将到来的乱世中自我保全。
这一年正值清同治十一年，苍颜皓首的大清王朝正频频向西方行礼，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被派往美国。洋务运动方兴未艾，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中国人千古不变的表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在山水阻隔的四川腹地，人们对这一切闻所未闻，照例过着和以往一般无二的日子。张澜就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家中清苦，他很小便随着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把少年的汗水挥洒在田间地里。
不过，农家的辛劳没有阻住他求知的脚步。就在劳作的间歇，他便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让父亲大为惊叹。既然儿子如此勤奋、早慧，张本清便早早地将他送入书馆学习，让他跟着哥哥和师兄们一起，在祖宗的规矩里摇头晃脑地学起了千年不变的课业。
张澜如此一天天长大。一年又一年，他念着“子曰”长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貌，品学兼优、儒雅斯文，身上更兼有父亲的正直端方和母亲的克勤克俭。
于是，他也按照千古文人的进学途径走向自己的未来——22岁那年，他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并一举考中秀才。此后张家博得“农家五父子、一门四秀才”的美誉，张澜自是其中的一分子。
然而进学的欢欣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真正的乱世已经到来：他进学的那一年是1894年；在他奋笔疾书于考场之时，遥远的中国东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撼动着神州大地。
次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埋首于古籍经典中的张澜一下子被震醒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令他感到椎心的疼痛。他开始急切地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而恰在这时，他因为博学多才而被延聘为紫金精舍的教师。1899年，他来到广安，踏入了这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
这是一所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除讲授经史辞章外，还广及舆地、博物，宣讲“西学新书”。本就具有革新意识的张澜一到此间便如鱼得水，与四川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人相谈甚欢。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了维新思想的拥戴者，“秀才张澜”开始脱胎换骨。
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已经一年，慈禧太后继续独揽大权，力主维新的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然而，流血已不能止住变革的脚步，而远在四川的张澜，也多多少少因为变法的涟漪步入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原因便是那件被称为“移神兴学”的事件。
紫金精舍的校舍原是一座庙宇，张澜等人在修建校舍时，发现庙中还有三座满是灰尘的菩萨。有人戏言请三位“真神”下殿，想捣毁神像，却发现菩萨是铜铸的。于是，这些热衷于新学、一意挣脱旧思想的青年们便把神像扔进了阴沟里。这一扔，一下在守旧的人士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地方官怒不可遏，直批他们为康梁余党，欲下令抓捕张澜等人。此事后来在各方调节下平息，但这小小一事，却成了张澜民主生涯的起点。
其实所谓请神下殿，乃是针对慈禧的隐喻，此后，张澜的斗争便不再含蓄。
1903年，31岁的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亲眼看到了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怎能不深受刺激？他迫切地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走上图强之路，由是也愈加对大权在握、阻挡维新的慈禧满怀愤恨。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庆祝会上，热血的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既已年过古稀，还不退位，更待何时？”
一声怒吼，振聋发聩，吓坏了清政府驻日公使。张澜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关押起来，并被遣送回国。从此人们也都知道了，留学生里出了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张澜回到了家乡，在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他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大刀阔斧改革旧习俗，推行中西合璧的新课程。这所默默无闻的乡学很快成长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学堂。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对于教务长张澜，朱德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严厉与刚直。
梁晓声（张澜研究者）：他在当学堂教务长的时候，为了整肃教育纪律，颁布了许多条令，包括任何来视察和走访的官员，只能入一道门，不能进第二道门，而且只能到一间会客室里，清茶待客。有的官员对此非常恼火。但他身为教育者，绝不会在大官面前低眉顺眼。
不仅如此，张澜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更多的尝试。
他自建小学堂，领着学生大搞体育运动；他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即使讲述经史子集，也往往结合时事，让学生自由体悟。他还倡办女学，呼吁解放缠足，带领女学生们在学习新知的同时多参加户外活动，释放自己的头脑与活力。
正当教育革新家张表方的名字逐渐为川人所熟知的时候，急转直下的国事把他推向了另外一个陌生的舞台。
川北圣人
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把原本已归商办的川汉铁路宣布为国有，并且拒绝归还股金，继而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借债。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作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会同保路同志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冲进了总督府。
罗涵先（中国民盟元老）：当时的总督叫赵尔丰，把这些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全部关押起来，“候旨听斩”，要杀头。
张志华（张澜的孙子）：两个刀架在脖子上，枪顶着胸口。在这个情况下别人都不敢说什么了，他还据理力争。
罗涵先：“你投不投降？”他说：“我不投降。”
张志华：从这时开始大家就很钦佩他，真是威武不能屈。
1911年的仲夏格外闷热。在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的牢房里，当其他狱友纷纷以沉痛的笔调留下遗书的时候，张澜信手拈来的却是一篇由30种鸟名连缀而成的游戏之作《田家乐》：
有田不如归，谢彼绶带婴。
毛泽东曾用“与日俱进”比拟张澜思想的进步，而在他的血液里，传统放达的文人气韵始终生生不息。或许，这便是他一生历尽风云而不倒的缘由所在。
云淡风轻的张澜当然没有被赵尔丰所害。保路运动已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一燃之下，风云巨变，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随之拉开了帷幕。
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在革命的冲击下彻底倒下，宣统退位，民国诞生！
而张澜也在新的时局中被任命为川北宣慰使，继而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的他，想必正踌躇满志，准备在新的时代里建设出一个富强而兴盛的国家来。然而此后的局势却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前行，中国迎来的是一个割据和战乱的时代，国运跌宕起伏，当初同张澜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有的因环境所迫销声匿迹，有的因意志消沉渐渐淡出，更有人因堕入陈腐而被历史淘汰。那张澜呢，他的路要怎么走？
他选择的，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这条路。之后的八年里，他先后担任川北宣慰使、四川嘉陵道道尹和四川省省长，一路兢兢业业，被巴山蜀水间的人们称为难得一见的包青天。就是这八年的经历，让张澜成了人们口中所传的“川北圣人”。
张志华：（张澜）1912年担任川北宣慰使。上任之后他就去视察，老百姓申冤，到处在告。有的农民告恶霸晏弘把他女儿霸占了，他就去查，（查出）他抢占农田、民女，无恶不作，就把他抓起来审问。这时候很多人来说情，他一看来告状的都是贫苦人民，来说情的都是富豪，心里当然就很清楚，最后经过审判把晏弘杀掉了，大快人心。因为有这几年在川北的治理，所以蔡锷送他一个匾，现在还在，（说他是）“今日之管仲”。
梁晓声：张澜在当省长时期，四川有一年闹灾害，他的四弟致书给他，说希望在政府部门谋一个低微的职位，以挣一点现钱养家糊口。张澜就回信说，“我受百姓推举，实为百姓仆役”——那时他就谈到“权力是谁给的”的问题，说身系一切权力都是百姓所委托，怎么能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的弟弟安排职位？然后还写到，“弟如爱我，应体谅我的心情，以在家中替我孝敬、侍奉老母为最好”。
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例。出任川北宣慰使后，亲朋故友来托关系的越来越多，张澜不胜其扰，后来干脆辞职一了百了。
尽管后来又被时局多次推上高位，张澜的风格却从来不变，一直坚守着“清廉为民”的原则。在任时，张澜总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下，让她们依旧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绝不会因为自己当了“官”就让家人鸡犬升天。平日里的张澜也自是两袖清风，不但不会收受贿赂，对外应酬还总是自掏腰包。一来二去，张澜负债累累，不得以将祖辈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家中一贫如洗。
梁晓声：当时南充地区有一名军阀受别人的唆使，兴起了“倒张”的念头，派了一些密探到张澜的家乡去，打算在生活方面找到张澜一些做人、做事上的破绽，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一些腐败的证据。结果去侦探的人回来给他打报告说，“但见环堵萧然”，就是说墙上什么都没有；“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庵就是道庵的庵，一家人过着出家人一样清苦的生活，“无可窃物”。这个军阀听了之后，沉吟良久，长叹一声，“天使张澜如此清政，‘倒张’必遭天谴”。后来他就完全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然而为官清廉并没有为张澜换来他所梦想的桃花源。局势早已不在他的控制中，成长起来的军阀们开始了连年混战，张澜视线所及，四川万里疆土硝烟滚滚，民不聊生。1918年，在军阀的压力下，张澜被迫离开四川，前往北京。临走前，竟有巨匪拦路赠银，张澜在民间所受尊崇，可见一斑。
张澜在郁郁之下离川上京时，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上京将给他带来巨大的收获。
就在他上京的次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风气下，流行于世面的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被推向大变革的前夜。
张澜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虽然身为北洋政府的朝中人，但张澜一直汲汲于新知，自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很欣赏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如此，他还做了李大钊任总编的《晨报》的董事长，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干将都曾是他的专栏作者。从1918年到1920年，张澜与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思想渐渐地随时势而改变。
张茂延（张澜的女儿）：他在北京的时候设立了四川省长行署，但是没有事情，所以一天（到晚）就在街上逛书店之类的。他那时候在找国家的出路，一边是苏联的榜样，另一边就是英美那些（国家的榜样）。他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已经觉得有些失望了，觉得那种革命不能够彻底地救中国。
那时候，十月革命刚刚发生不久，“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太新的名词，人们还没有能力把它和中国的未来相联系。在欲知其底蕴的冲动下，年近半百的张澜开始研究这个为劳工的新主义。
张茂延：苏联的大的情况他们晓得，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晓得，所以那时候到处找书看。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名字不止一次地进入张澜的视野。这个年轻人思想的睿智和笔端的锋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由于地位悬殊，张澜和这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一直不曾谋面。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回到家乡。此时，北洋政府正陷入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中，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普遍厌战，一时间，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南充也在此时宣告自治，而张澜自然成了民众推举的领头人。
张澜把自治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实业和教育上。
张茂延：自治一搞搞了5年，在整个南充，小学、中学、职业中学这些，他办了有许多所。他自治的范围有二十几个县。
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几年以后，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
张梅颖（张澜的孙女，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那时候不是完全地接受马列主义那种暴力革命（的思想），比较主张像他治理川北这样，大家都很和谐，从他做起，一级一级都很廉洁地帮老百姓致富。他搞了这么个试验田，也很成功，当时川北是夜不闭户，大家都丰衣足食。当然，后来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
1926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此时，新成立的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而刘湘也正需要在全国各处大兴大学之时，于川内建出一所高质量的学府，以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自然而然地，他把目光投向了张澜——15年前，刘湘曾任职于川北宣慰使张澜麾下，对老上司的丰富才学和德高望重，他自然有深切认识。
张澜接受了这个职位。出任校长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夔门在瞿塘峡西端，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此处喻破除思想的保守和偏见，广开言论，广纳新知），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唯才是举。
张梅颖：他那时候搞教育改革，教育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他请了很多外国的教师，而且不排斥任何人，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可以上台讲你的理论。
而实际上，当时成都大学的校园里，确实活跃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张澜称赞他们“多诚笃君子、有为青年”。又说，帮助他们“乃为国育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其开放的胸怀和为国育才之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成都大学成了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张澜本人则一度被拿来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
然而，这样的成绩并不会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军阀政府始终对学校的发展心怀忌惮，只是碍于张澜的声望不敢妄下黑手。终究到了1930年，曾是张澜学生的军阀刘文辉以三校合并为借口，排挤张澜，裁撤成都大学（即将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张澜遂于8月自动辞职，离蓉赴渝。行前与朋友话别时，他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一切恶意与压迫，在此语面前皆灰飞烟灭！
统领民盟，反蒋、联共、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的无耻行径震怒了国人，抗日呼声日渐高昂。然而，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却仍然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剿”共。这一举动让无数人既失望又愤怒，张澜也不例外。他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
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张澜闻讯后，积极发动民间力量，迎接红军入川。这让共产党感到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位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很有号召力的人士的帮助，对工作的展开极为有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
于是，1936年的一天，张澜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崿突然回家。这让张澜欣喜若狂，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竟已是中共旅德支部书记。
张梅颖：他（张崿）是1926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到了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长。（他）当时（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张澜身边，以张澜的名义保护一些人、做一些事，因为那时候没人敢动张澜；二是恢复川北地区，像华蓥山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
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了两年。这两年让张澜极为快乐，他一边享受着天伦之乐，一边也从儿子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张梅颖：听我祖父说，他（张崿）从来不坐滑竿，因为他觉得坐在滑竿上让人家抬，是剥削阶级。
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崿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
但这短短两年的相聚，毕竟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胸中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这时候，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
局势所迫之下，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随着战线的逐渐推移，国民政府中枢不断西迁，四川逐渐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聚集地。作为四川名宿，张澜各方奔走、联络，积极支援抗战；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会上一面呼吁加强合作，团结抗日，一面痛斥汪精卫等人的投降理论，号召“全国同胞认清形势，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但这无数人苦心构筑的统一战线，却很快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1938年10月的武汉大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共独裁的苗头再一次显现出来。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提交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后来，国民党又秘密颁发了《共产党问题处置法》等反共文件，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这些行径让张澜大怒，他跑去找到蒋介石，当面质问他：“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要反它、限它？”然而蒋介石不但没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在1939年6月制造了平江惨案，包围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工作人员。此事被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张澜等人愤而邀集各界人士，将惨案经过写成报告，并印成书面材料公之于众，国民党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公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9000新四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遭遇8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7000壮士殉难。又是张澜，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真相材料秘密散发出去，戳穿了蒋介石御用文人的粉饰谎言。
张澜由此成了蒋介石忌恨之人。
他的身边常常有特务监视。他于1939年11月23日与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人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他在会上的发言被特务全部记录下来；他的住所周遭，常有特务盯梢。张澜并不以为意。他依旧大声指责蒋介石的反共措施，依旧支持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内战。尽管这些声音奈何不了掌握着武力的蒋介石，却在民间激起巨大回响。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共双方关系剧变，这也让张澜等人意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做一些改变和调和了。
张梅颖：国共合作，蒋介石一贯就是说了不算，所以在皖南事变（中）几乎所有的新四军都遭到了国民党的屠杀。（在当时）抗日是中国最大的事情，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当时的一些国会议员，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成立一个组织，在国共之间寻求民族团结抗战。
他们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有“民主之家”之称的重庆特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多了一支高蹈民主的生力军，它势必将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民盟成立以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主席的人选。继黄炎培之后，69岁高龄、略微口吃、一贯反对结党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
张梅颖：民盟成立的时候是三党三派（联合），都是知名人士，谁也不太服谁，尽管不再分党派了，所有人都是民盟成员，但是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党的主席，当时也只有他能够镇得住。
后来，民盟同仁范朴斋在谈到张澜的凝聚力时说：“民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一定以为张先生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哪知恰恰相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张先生的高明处就是‘直’，巧妙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成了国民参政会上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罗隆基等人就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军政、训政、宪政为孙中山所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军政为“以党建国”暴力革命时期，训政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为“还政于民”时期）。蒋介石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张澜却不以为意，与蒋介石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从1938年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共举行过13次会议。虽然它不过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主人请四分之一的客人吃饭的会议”，然而张澜却往往能出其不意，在参政会上反客为主。有一次，张澜向蒋介石提议取消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并比之为明代的东厂、西厂，弄得蒋介石极为不快，对这个四川人满腹愤怨。
这些事，都给张澜个人的安危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但他却并不会在风险前退缩。他去世后，陈毅在悼文中写道：“当时反抗蒋政权就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张澜主席所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看似文弱的张澜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德高望重是张澜
时间进入了1943年。
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让纳粹德国节节败退，日本也在太平洋战争中遭遇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出即将结束的态势。此时的中国社会，却在步步走向抗战胜利的同时，潜伏着新的争斗暗流，蒋介石暗中加大独裁力度，却又摆出一副民主的姿态，邀请张澜等人重返参政会。
张澜自然又在会上与蒋介石起了争执。
当他以民盟主席的身份直言，蒋介石应该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时候，蒋介石以讥讽的口气打起了官腔，还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是还训了我一顿吗？”这番话一出，张澜当场起身斥责蒋介石，双方又一次闹得极不愉快。
也是在这次参政会上，愤怒的张澜当着蒋介石的面，向会场散发了一本自己所作的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小册子言辞激烈，痛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党霸政治，其所谓之后将实行宪政的说辞不过是一时的障眼法，实质则是要纳国家为一党私有。这番言论自然惹恼了蒋介石，小册子立时遭禁，然而民主的波澜却是挡不住的，这本匕首投枪般的小册子，仍然偷偷流入了成都、重庆的大街小巷间。
张澜由此被舆论界誉为“为真理而强横到底的硬汉”。但此时的他却颇有些颓丧，眼见得国民党对国家大事如此无诚意，从此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听得这一惊天好消息，73岁的张澜老泪纵横，在游行的人群中和几位老友如儿童般紧紧拥抱。然而在欣喜的同时，张澜也在暗暗忧虑，担心着国家未来的前程。
8月下旬，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是。毛泽东答应了。这便是著名的重庆谈判。
当毛泽东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张澜自然身在前来迎接的人群当中。他与毛泽东一见如故。
张梅颖：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他是张澜，而且知道他的字“表方”是怎么来的。（毛泽东）见了他就说“美髯公啊”，因为他留着长胡子。
9月18日，张澜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公开信，挑明了政局的实质，强调目前是国共两党全盘、彻底解决国家问题的最好时机，中国必须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民盟的一贯主张，而这封公开信的出台，也是张澜与毛泽东多次商议后的结果。
在抵达重庆两天后，毛泽东就曾特地到特园拜访过张澜，一是送来学生朱德致老师的礼物，二是就各自的主张交换了意见。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在目送毛泽东离开之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竟发出如此感慨：“得天下者，毛泽东。”
这一句话，已为民盟将来的走势选好了方向。
此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又两次访问特园，看望张澜。一次又一次的商谈迅速拉近了双方间的距离，而在为和平与民主的共同努力中，张澜领导的民盟也和中共结下风雨同舟的友谊。
罗涵先：第三次商谈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来说，我们谈得很好，已经谈了好几次了，我们以后要永久保持中共跟民盟在政治上的一致，张澜马上就表示同意。
张梅颖：毛主席三访张澜以后，他（张澜）应该说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那时候他就很坚定（地相信）了，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然而1946年留给中国人的注定将是无限的遗憾和悲哀。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于是再一次试图以武力夺取，从年初开始就不断地和共产党发生武装冲突。他对民主人士的控制和杀戮也随局势变化而愈演愈烈，总是与他唱反调的民盟，则成了他攻击的重点。
1946年7月，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消息传来，诸人惊愕，在成都慈惠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张澜悲愤地表示：“李、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他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承诺。1946年10月，在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后，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消息传出的当天周恩来便宣告，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伪国大。国共双方摆出政治上公开对立的姿态，此时此刻，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力量的民盟是否承认和参加国大，显得至关重要。
南京的民盟中央一时人心浮动。国民党欺骗、拉拢、分化、瓦解，各种手段纷纷使出，无孔不入，民盟中央诸人也是各种思量，俱在心头。关键时刻，周恩来赶到民盟中央，向黄炎培和罗隆基建议，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
罗涵先：周恩来站在电话旁边，等着张澜从成都打电话来，（对于）参不参加国大，请他表示态度。后来，张澜在电话里说，民盟绝对不参加国大。他声音很洪亮，说不参加国大。周恩来就站在那儿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就放心了。
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制下，1946年的所谓国民大会成了国民党尴尬的独角戏。无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后，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
11月5日清晨，民盟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上海集益里8号张澜寓所里，气氛异常沉闷，一份由国民政府起草的解散文告摆在他们面前。楼下的客厅里，上海各大报社的记者拭目以待；窗外，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停满了整条弄堂。黄炎培宣读完解散文告后，大家一片静默，良久，张澜抓起笔，在解散公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负责宣传的民盟委员叶笃义含泪下楼把文件交给记者。
梁晓声：民盟如果不自行解散，那就可能会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四处追捕、暗杀，张澜为了保护民盟的这些精英，就签发了这个解散令。让一个人亲自来签发这样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将被记载在历史上，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私念，可能反而会犹豫的。
当时蒋介石开出的条件是，如果自行解散，则可不对民盟成员进行逮捕。为着全体成员的安危着想，张澜才同意解散民盟。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理解他这样的举动，一时间，骂他妥协、批评他抱有幻想的言论纷纷而起，民主战线也受到极大动摇。面对这种情况，11月7日，张澜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希望民盟全体成员站在爱国公民的立场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这也即是他个人将继续战斗的宣言。
这次解散风波也让张澜和所有的民盟成员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和平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当机立断，调整路线。
1948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并且与中共合作，用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身在上海的张澜也想方设法为民盟四处筹款，所得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以至当他的女儿从四川赶来时才发现，重病缠身的父亲竟然穷到了无钱就医的地步。
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对张澜的监视，也越来越严了。
贫困和被监视让张澜的病情每况愈下，就在这时候，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院长因为一向仰慕张澜的为人，执意要接张澜住院治疗。在虹桥疗养院的病房里，张澜和正在接受治疗的罗隆基相遇，两位老友在欣喜之余也发现，经常有化装成医务人员的特务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
蒋介石仍然控制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历史的天平并没有偏向他这一边，1949年，蒋介石搬起来的石头终于砸到了自己的脚上。三大战役结束后，华北和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军队几乎消失殆尽。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蒋介石又赶紧摆出了和谈的面目。
张梅颖：蒋介石看着大势已去，又来找（他），张群（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是蒋介石同学、心腹）是四川人嘛，叫他老师，就来求他，让他再调节国共两党合作。张澜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我绝不再做调停人了。
在拒绝参加所谓和谈之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秘密谋划谋害张澜。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对外封锁了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他们的病房被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地轮流警戒。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欲对张澜和罗隆基下毒手。他们二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队长阎锦文带上了一辆小汽车，驶出医院。
此时夜已阑珊，上海港的最后一艘轮船起锚待航，警察局长毛森焦急地等待着阎锦文把张澜和罗隆基送上船。然而押送着“党国要犯”的小汽车却并没有驶向海港，七拐八拐地甩掉毛森派来增援的车辆后，阎锦文的车带着张澜和罗隆基来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的公寓。原来，杨虎早已弃暗投明，受周恩来所托，定要护得张澜、罗隆基二人周全。被毛森派去“捉拿”二人的阎锦文恰是杨虎的心腹，一番小心又紧张的谋划之后，张澜、罗隆基二人得救了。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张澜被推举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一代民主领袖，终究为国家谋到了出路。
此后的岁月里，张澜就住在北京皮库胡同一个毫不起眼的四合院中。国家安定了，他终于将妻儿接到了自己身边，享受来之不易的天伦之乐。他们在院中开辟了一块田地，不种花不种草，倒是恢复农民本色，种起了寻常的蔬菜——如许多年，他的家人都如此度日。他的夫人刘慧征身材清瘦，一生操劳，都因为她嫁的男人虽然身居高位，可带回来养家的钱却总是太少。
而张澜，依旧为国事操劳，为抗美援朝、为政治协商、为土改问题……虽年逾古稀，仍奔走不怠，直到1955年2月9日因为重度动脉硬化和肺炎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身后仅留下一个装着补丁衣服和袜子的小破箱，尽管他此时的身份，是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晓声：他本不想做官，他完全是在特定的时候，被民众推出来的。这个人身上很少体现出智慧性，只是默默地体现原则。
张志华：他说他最反对结党，他们推举他，结果一兜党派都装到他兜里头了。
罗涵先：（民盟里面）要说有才，最有才的是罗隆基；要说紧跟共产党，是史良；要说道德文章、德高望重，是张澜。
张澜一生，从动荡不安的清末到共和国的建立，经历了无数艰难和险恶的考验。他虽然历尽政治波澜，却始终坚持在奋斗的前线；虽然历任高官，却一直清廉自爱；虽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却以自己的思想和气度为武器，为国人讨得太平天下。如此情操，堪称国士。
他那一身长衫、银髯飘拂的形象，也将借着影像和图画，永远留在共和国的记忆中。
感化蒋经国：廖承志力排众议修缮蒋家祖坟
昔年同窗今又见
1908年，廖承志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父母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此时这对夫妇正在日本留学。
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奋斗的廖氏夫妇为这个新生儿取名“承志”，期望他继承革命先辈的志愿，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而小小的廖承志也从一出生开始，便一路随着父母的事业而奔波于上海、广州和日本，在充满理想和爱国热情的先驱们的熏陶下，渐渐长大。逐渐地，他长成了一个同样满怀革命理想的少年，16岁那年，他步上父母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那是在1924年。那一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5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那时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少年廖承志，都意气风发，仿佛虽有坎坷波折，但光明的未来已尽在眼前。他积极地投入并领导了多次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在革命的路上一路奋进。
然而形势迅速地发生了改变。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8月，廖承志之父廖仲恺被刺杀身亡。站在父亲的遗体前，廖承志开始对国民党大感失望，继而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然退党，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凭着坚定执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激情，他迅速地转向了拯救中国的另一个方向：共产党。次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被派遣到德国汉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0年冬天，廖承志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已在莫斯科生活、学习了5年的蒋经国。
当时的蒋经国是个热心于红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与廖承志一样。两个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在遥远的莫斯科共同追求着共产主义的未来，这份默契让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莫斯科的冬天异常寒冷，两人便同盖一件廖承志的大衣，一起读书、一块儿入睡，这样的经历让两人情义渐笃。
但是，命运却让他们在未来走上了决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西安事变后，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父亲蒋介石身边，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培养下，蒋经国历任国民党要职，并于1978年接掌了台湾地区最高领导权，当选为第六任“总统”。
而廖承志则在1932年返回中国，而后随着共产党南征北战，虽历经多次牢狱之灾，但其信仰坚定，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最终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全面执掌侨务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侨务工作遭到破坏，廖公也被“打倒”在家。
直到1979年。
在这一年的新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解放军也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行动。对台工作重新启动，廖承志成了负责人的不二人选。随即，在邓小平一句“侨务工作要恢复，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之后，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工作首先恢复了。同年12月，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邓颖超。
赵玮（时任邓颖超的秘书）：那时候邓颖超是人大副委员长，认识国民党那方面很多老人。廖公按年龄来讲，应该是邓大姐他们小一辈的，因为总理、邓大姐和他的父亲、母亲以前一起在广东做工作，他认识的人也不少，所以他做侨务工作。所以任命他们俩领导对台工作，这是由他们两人本身的条件决定的，别人做不一定那么合适。他在香港有很多亲朋好友，所以我们党就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优越条件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他跟邓大姐也很熟。
由于邓颖超年事已高，对台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廖承志，也开始全面发挥他在过去的革命经历中积攒下来的智慧和风度，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常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感受到他的幽默和随和。
乐美真（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那时候一开会，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廖公见了耿文卿就摸摸他的头，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还画漫画。每次开会之前先伸出一根手指来，“给支烟”；给了他一支烟，夹到耳朵里，“再给一支”——当时他做过心脏手术，经普椿大姐（廖承志的夫人）不让他抽。总的来说，他非常随和，研究些问题的时候他经常开玩笑，所以大家气氛很好。
杨斯德（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当副组长，不是撒手的。我们当主任的都跟不上他，一个邓大姐，一个他，每天都抓工作，抓得你跟着马前马后的，我们都是大参谋。
赵玮：他特别爱抽烟，但到我们那儿开会，邓大姐的会议室不搁烟灰缸，因为她老人家过敏。所以一开对台领导小组会，他就说：“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大姐就笑了，说：“我知道你要干吗。”他就到走廊去抽一支烟。大姐说，不能给他开这个例，就不给他烟灰缸，叫他到外头去抽。
乐美真：当时廖公身兼好几职，既分管侨务工作、港澳工作，也分管对台工作，甚至还有外交的对日工作，可以说是“四位一体”。
身兼侨办、港澳办和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廖承志，每天几乎从早上忙到深夜。因“文化大文革”而遭到破坏的侨务工作、港澳事务以及对台工作，在廖承志的亲力亲为下，开始得到恢复，而他也凭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的号召力，为中国政府搭建起一个个对外交流的平台。无论是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同胞还是海外华侨，那时候只要来到北京，都会提出一个要求：立即安排廖承志的接见。
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对台工作最受他的重视，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每周召集两次对台会议，及时掌握最新情况。他也确实为与台湾方面的交流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在《告台湾同胞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意见，这就是俗称的“叶九条”。在这九条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叶九条”的出台，从内容确定到时机把握，都恰逢其时。有分析人士认为，已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是这些政策出台的幕后推手。
乐美真：当时廖公领着我们来亲自起草、亲自修改，进行反复讨论，经过中央批准以后，以叶剑英委员长的身份发布出去。“叶九条”关注我国台湾民众的具体利益，因此在发布之后，受到了海峡两岸民众，甚至是海外侨胞的欢迎。海内外各界纷纷对共产党所表现出的诚意感动不已。
乐美真：我后来接触到很多海外的侨胞，他们看了都很激动，当时洛杉矶有个侨胞，他自费印了很多“九条”，带到台湾去。所以影响是很大的。
也就在这时，一篇文章出现在正积极寻求与台沟通的廖承志面前。
家书抵万金
1982年7月，蒋经国在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蒋经国流露出的故乡之情、民族之意，迅速被大陆方面捕捉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开会专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来进一步争取蒋经国。
杨奇（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这个文告在台湾、香港都登了。传到北京，邓颖超大姐看到了，她那时候是对台工作小组的组长。
此番蒋经国的真情流露，为大陆方面带来了很好的对话时机。而当时在共产党内部，最适合与蒋经国沟通、交流的人，当属廖承志。
赵玮：他俩是同学，就利用这同学关系来交流感情、争取他。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所以邓大姐就提议说：“小廖，用你的名给蒋经国写一封信。”写这封信，廖公很重视。
廖承志与蒋经国此时已分别是各自阵营里的高层领导人物。当年在苏联所结下的情谊，到此时已有半世纪之遥。两人都已历尽风雨，年逾古稀，但尽管政治上的隔阂仍大，两人对于国家统一的志向仍是一致的。一份共有的爱乡、爱国之情，在这对昔日故友之间再次搭起了桥梁。
廖承志接受了写信的任务。
其实在写信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来争取蒋经国：他提请中央重新修复蒋家祖坟。
这个决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人感到难以理解，并很快表示反对，这些人当中甚至包括廖公的家人。对当时的大陆人来说，蒋介石——蒋家无异于难以原谅的敌人，无数人与之有着血海深仇，廖公自己也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廖承志说：“我们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要向前看。”
一句话，将当年的恩怨都搁下了。
廖承志知道，蒋经国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祖墓非常在意；而且他对其父甚为孝顺，谨遵父命，蒋介石去世前曾嘱托他有朝一日把自己的灵柩迁葬于故乡，由此他格外重视祖坟事宜。修缮蒋家祖坟，实在是拉近蒋经国的一张好牌。
于是，顶着众人的异议，廖承志亲自安排，很快让当地有关部门把破败不堪的蒋家祖坟修缮一新。
乐美真：当时有很多渠道，拍些照片什么的带回去。廖公回来，我们跟他汇报以后，他就把这个信息通过他的外甥女陈香梅正式透露给蒋经国。
陈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儿，那时候已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国商界、政界都站稳了脚跟，并进入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就在这次会见中，廖公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还记得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一副联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老先生的话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
这些话，陈香梅记住了。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她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和口信。
陈香梅：我因为跟经国先生比较熟悉，信给他以后，就让他看。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我也不能够再问他了。
蒋经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现在已无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为和言语，必定掀起过他内心的波澜；当他想起自己“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时，一定想起过廖承志传来的善意和温情。正是这些，在他心底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而此时的廖承志，也正要应对着这个缺口开始写那封震动中外的信了。
乐美真：接到任务以后，廖公领着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写这封信，怎么理解邓大姐的意思成了我们讨论的焦点。
怎么写这封信？这实在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尽管这封信将以廖承志个人名义发表，但背后却是大陆高层的一番良苦用心。为了更好地向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传递大陆方面和平统一的意愿，廖承志专门为这个任务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并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乐美真：起草的几个人，当时办公室一个是杨荫东同志，一个是王亿同志，耿文卿执笔，我们也参加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考虑这封信不同于一般的公文，也不是一个大批判文章，既要说理，又要有情义，因此我们理解，这是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
所有人都在为这封信而反复思量、反复斟酌。这封信，既要叙旧、感怀，又要向蒋经国传达中共高层对于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诚意，还要顾虑到台湾方面一直沿用的传统文言文体，而在写作中多以文言方式表达，一应的遣词用句，都让相关人员小心、小心、再小心。廖承志无疑为之付出了最多的思量。
耿文卿（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怎么写呢？廖公说，你们再考虑考虑怎么写，我也再考虑考虑。咱们再碰头，再写。
乐美真：他回到家里考虑了一个晚上，提笔在纸上写了这么几句话：“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这个开头从他们的渊源开始讲起，因为两岸要恢复联系，历史的渊源是很重要的，所以由此，我们就正式开始起草这封信了。“遥望南天，诸希珍重”
为了写好这封信，廖承志和小组人员多番斟酌，又多次征求邓小平、邓颖超等多位共产党元老的意见，对信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一番兴师动众之下，整整两个星期后，这封信完成了。
这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家书，也是共产党诸位人士写给亦敌亦友、共进多年的国民党人士们的家书，更是祖国大陆写给台湾民众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对蒋经国及其背后的国民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角度，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一步一进，可谓入木三分，其言真意切，感人肺腑。
信以寻常家书的叙旧和问候开头。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接下来的“进言”里，廖承志侃侃而谈，分三个层次请国民党当局——当然信中的用语是请“经国吾弟”“慎思、再思、三思”。第一思，由于右任手书、挂在蒋经国办公室里的联语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写起，告诉蒋经国，两岸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促进统一则可成千秋功业，而抗拒统一或是当断不断，会让自己陷入窘困的境地。
廖承志盼蒋经国速速作出决断。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第二思则是抚今忆昔。廖承志回顾了过往的历史，在曾经的战火纷纭中，国共两党两次于中华民族危亡之时携手，共赴国难，均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此寄望未来，期盼两党人士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三度合作，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而这，也是关系国民党兴亡绝续的大事。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紧接着，廖承志将话题转向了蒋经国自身。在第三思中，他从个人情感出发，析事论理，借蒋经国自己说过的话、表达过的爱国情绪，来劝说他将孝心与爱国之志用于完成统一大业上，成则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如此的考量，可谓体贴入微了。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乐美真：从一思、二思、三思来讲一些道理，奉劝蒋经国认清形势，做出决断，应该说是入情入理。
在结尾部分，廖承志还将前人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融入这封致蒋信中，这些国共双方都熟知的“典故”让这封信有了更为厚重的内涵，比如鲁迅的那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比如“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出自周总理在张治中给蒋氏的信上的批复：“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又比如国民党的“老朋友”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两岸统一的殷殷期盼。
乐美真：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托民主人士正式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当时是章士钊送过去的。周总理在这封信的结尾加了四句话，叫“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所以从这个继承下来，我们的信的结尾就写了，“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把总理的话化成这样一句话。
赵玮：写完了以后，邓大姐给加了四个字在最后：伫候复音。就是说，我啊，耐心等待你给我的回音。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信，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都恰到好处，令人叹服。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这封信，次日，《人民日报》便刊载发表。一经发表，便引来一片赞誉之声。
乐美真：当时有的海外老华侨，看了以后热泪盈眶，评价很高，他们把这篇文章评价为“今文观止”。“今文观止”实在是太高了，但在当时来说，这样一篇入情入理的信确实能够打动人心。
信写好了，发表了，海内外一片赞誉。但新的问题也由此而生：让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层看到此信自是不难，但在当时两岸严禁通邮、通航、通商的情况下，要让台湾民众看到此信谈何容易！于是，廖承志再次动起了脑筋。
相逢一笑泯恩仇
廖承志心里很清楚，要想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仅要争取蒋经国，还要做广大台湾民众的工作，让他们及时了解共产党和平统一的诚意，要让他们知道，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大陆方面依旧把他们视为久别的亲人，在等待他们回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突破台湾当时非常严格的报禁和新闻审查制度，让台湾百姓能够直接看到这些信的内容。
他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
乐美真：这封信如何来办，当时在技术上确实有问题，因为两岸不通邮，这封信没办法寄。所以当时对台小组就决定，我们用电报发过去，虽然不通邮，但是在通信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第三地来中转，台湾可以接收到。我记得一个小花絮，当时这件事还是派我去办的，那时候这封信，稿子已经经过中央批准了，我就拿去，找到了当时的邮电部对台机构——当时是研究室，一个刘广乾同志，一个张忠恕同志，通过电信总局两条经过第三地中转的线路发到台湾。
为了让台湾民众也能看到这封信，廖公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他专门找来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的杨奇，希望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巧妙包装后刊登此信，让信顺利进入台湾。
乐美真：因为廖公他长期搞对外宣传，很了解对外宣传的时效性，尤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在新华社工作过，所以他就把当时的香港新华社的负责同志叫来。
这不是杨奇第一次临危受命，当年“叶九条”在香港的发布也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981年9月28日，杨奇在接到廖承志的电话后，立即飞到北京。一下飞机，汽车便把他从机场拉到廖承志家中。寒暄过后，廖承志交给他一份叶剑英讲话的底稿和一张29日返回香港的机票。
杨奇：廖公开门见山就说，叶委员长的九条建议，还在他手上没有最后定稿，但是肯定要30日发布。现在又不能发电报给我们，所以只好——他很客气了——辛苦你，把它念熟。29日上午你回到香港之后，把它排印出来，在傍晚的新华社国庆招待会上，让大家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杨奇几乎一夜没睡，把“叶九条”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下了飞机，他直奔办公室，把“叶九条”一字不差地默写在纸上。
9月30日，新华社播发叶剑英对台湾讲话的当天，在香港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位来宾，也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叶九条”文字稿。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发了“叶九条”。
此次接受任务回到香港后，杨奇约了《星岛日报》总编周鼎、《华侨日报》总主笔李志文下午到利园酒家咖啡屋喝茶。虽然他没讲明希望文章进入台湾，但两位老报人一听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便心领神会。
当时，全香港唯独这两份报纸能够进入台湾，因此大陆方面对它们寄予厚望。在拿到稿件后，两家报社也各出良招，让这封信进入了台湾百姓的视线当中。《华侨日报》采取的是全文登出的方式，并且就在《人民日报》刊载此信的同一天。不过，报人们将它放在了较靠后的版面里，处理得很不引人注目，因此也没引起台湾报检人的注意，顺利过关。
而《星岛日报》则处理得更为大胆，在一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当然，他们为此想了一个好招。
文章的标题处理得非常巧妙：大标题是“国共昨互促统一，双方仍各言其志”，副标题则分了两行，第一行是“孙运璇盼北京放弃共产主义”，第二行则是“廖承志函请蒋经国三度合作”。孙运璇是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把他的名头放在前面，不失为极好的屏障。实际上在正文里，孙运璇的讲话内容只有短短两行，算上标点也仅有四十多个字；而紧接着刊载在后面的就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全文一千多字。就这样，经过包装后，这封信成了夹心饼干，顺利通过了台湾报检。
台湾民众都看到了这封从遥远的北京辗转而来的信。
蒋经国自然也看到了。看到这封信以后他有何感想，没有人能够猜测得到。从个人来讲，他继续保持着沉默。
但公开的政治身份并不允许他以沉默来应对这封公开信。此时，全世界的华人都已经从信中了解了共产党的态度，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蒋经国身上，期待着他的回应。于是，他回复了——为了不违背自己定下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他请出了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让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写道：“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宋美龄也在信中以长辈的口吻对廖承志“循循善诱”：“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和廖承志的信其实代表着共产党高层的态度一样，宋美龄的这封信也必定代表着国民党高层的统一立场。然而人们在此信中看到的是因循守旧，是他们虽有统一之志，却依旧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以高傲的姿态回绝了大陆方面的善意，未免令人备感遗憾。
不过廖承志并没有因此感到失望。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态度，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对从台湾归来的马璧先生说：“蒋经国先生是不会忘记我的，我也不会忘记他，据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乡的。我在7月致蒋经国的信函中已经说过了，我也可以去台北同他见面，他若是来北京，我们更是欢迎。”
此后的廖承志，依旧全心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生性开朗、豁达，交际广泛，这些都让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邓小平称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被日本友人称为北京的“脸面”，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尊重，尊称他为“廖公”。廖公的人格魅力，让无数人感怀，也让无数人备受激励。
金冲及（时任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那种达观、豁达、幽默、活泼、机智、果断，确实也很能吸引人的。
金庸（香港著名报人、作家）：他很开明、很平和，跟我谈到世界上各种问题，都很了解。廖公很亲切，跟我谈武侠小说。
鲁平（当时任职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话非常幽默。他讲话没有稿子的，就是脱口而出，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你听了以后真是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八股。但是他讲的道理很深，给你的印象很深刻，他能够深入浅出地把这些中央的方针、整个国际形势分析得很清楚，真是不简单、不容易。听廖公的报告，你绝不会打瞌睡。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年事已高的廖承志从医院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带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让工作人员用轮椅把他推上主席台，坚持听完了政府工作报告。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期望他出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4天后的6月10日，他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
而他未竟的事业仍在继续着。他留下的那封情深意切又条条在理的致蒋信，终究产生了他期望中的效果。
在廖承志身后，随着大陆方面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岛内民众呼吁之声也日益高涨，台湾各界人士纷纷对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提出质疑，要求当局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开放两岸人员往来。
面对这种局面，蒋经国也开始行动了。他私下派密使沈诚，以香港商人的身份几度北上进出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
1987年3月19日，沈诚返回台北，将一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
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并先后宣布了解除戒严以及开放赴大陆探亲的命令。阔别家乡近40年的国民党老兵终于回来了，骨肉亲人终于得以团聚。
从廖承志的致蒋信，到杨尚昆的密函，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的政治坚冰，终于在骨肉亲情的暖流中渐渐地融化，国共两党也终于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与对抗，开启了国家统一的伟大进程。
廖承志在其中，居功至伟。
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信信频催往泰京，
深感双亲爱子情。
忠心为国难更志，
愿做天涯不孝人！
这是写给一位泰国归侨知识分子的诗，流露出为国家、为民族尽忠效力的豪迈誓言。这恰好也是他自己执著一生、奋斗一生的写照。廖承志传奇一生、坎坷曲折，虽然历经七次牢狱之灾，但是他对革命矢志不渝；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的五年中，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才得以破冰前行。虽然他没有亲自看到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开启，但是人们依然对他充满敬意，人们依然怀念这位豁达开朗、和蔼可亲的廖公。
先结婚后恋爱：蒋介石与宋美龄越老情越浓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爱情与婚姻，一直以来被视为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根据多位蒋介石、孙中山先生研究专家所著多本传记的记载，蒋宋之初次见面应该在上海，宋子文在上海莫利埃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蒋对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蒋之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追求，则在1922年或1923年，孙中山蒙难广州后，蒋介石亲往主持，其后宋美龄应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之邀来广州玩，蒋遂开始对宋美龄展开追求。
此间蒋介石日记多有记载的则是他对陈洁如的念念不忘，若蒋之追求属真，则蒋此时之真实心态颇难考量，基于爱情还是基于政治。
但从宋家兄妹谈述此事的记录可知，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时，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热烈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者是庆龄和子文，他们认为蒋日后的成败犹在未定之天，不一定能为美龄带来幸福；不过，孔夫人宋霭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宋大小姐是个极精明干练的人，她知道蒋有多少斤两，她已预知蒋的辉煌前景，蒋成功之日，即是宋家扬眉之时。
此事最终之选择，则全是宋美龄之判断。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之婚姻真相，宋美龄吐露蒋在1922年开始追求她，大姐宋霭龄初时也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蒋家方面，则据蒋纬国在其口述回忆录里记述，其养母姚冶诚对此事似亦有推动：“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地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地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蒋的另一位夫人，陈洁如则远涉美国，据陈洁如晚年回忆，蒋当时劝她体认大局：“退让五年，让我与宋美龄结婚。俾能获得必须的协助以继续北伐，脱离汉口而独立。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陈洁如黯然同意暂时“赴美进修”，但此后她再未能进入蒋家大门。
看来，最终两人之牵手婚姻，固有家族之人做幕后推手，亦是出于两人相慕之真情。但此桩婚姻之“政治”性亦不言而喻。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四十，新娘三十岁。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蒋宋情与爱》（根据蒋日记整理）作者东华大学教授陈进金说：“很有情爱的一段话，在他（蒋介石）日记里头写出来，甚至我还在《爱记》里头看到一段比较有趣的，12月1号结婚，结果12月2号他整天都在新房没有出来，蛮有意思的，他甚至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
因为白天负责军国、党国大事的运筹帷幄很无聊、非常地苦闷，他晚上在跟夫人睡觉前，他们甚至还会谈谈，讲一些鬼故事，他在里头（《爱记》）就讲，跟夫人讲一些鬼故事，所以他可以来排遣，一足以遣怀，说可以来排除空虚苦闷无聊的情形。
蒋宋婚事，对宋氏家族固然影响至大，成就所谓四大家族之三大家族。但宋美龄对蒋的影响，也极为巨大，近代中国诸多事件中都可以窥见宋三小姐的身影。有学者认为，宋美龄对蒋的正面影响，可说涵盖了思想、政治、外交和宗教信仰四个层面。在思想上，她拓宽了蒋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知识；在政治上，巩固了江浙财阀对蒋的支持，并以个人的魅力与机智助蒋化解大小危机，西安事变即为一例。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说，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他，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宋美龄之于蒋介石，其意义绝不止于伴侣，只有宋美龄才敢于在老虎头上动土，也只有她能逗蒋哈哈大笑。蒋氏夫妇的情感属于老而弥坚那种。到台湾后，他们才似乎真正开始了一种相随相伴的恩爱生活。这也是两个人除了在饮食与夜生活中不能同步的问题外，少见的一致。两人时常在自己的官邸莳花弄草。
在宗教信仰上，蒋介石虽接受宋母倪太夫人所提出的信奉耶稣基督为结婚条件，蒋亦在婚后三年（1930年10月23日）于上海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蒋日后能够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传教士之女宋美龄对他的影响无与伦比，即使在蒋死后，宋美龄仍不忘向世人表明蒋是基督徒。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透露，由秦孝仪执笔的蒋氏遗嘱写好后，宋美龄表示要看内容，她看完后对秦孝仪说：“你加几句进去，说明他是信基督的。”熊丸说：“所以很多人问‘总统’遗嘱里，为什么连基督的事也要写，其实那是夫人的意思。”
宋美龄为蒋介石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助力，建构了60年的蒋家王朝，但她及其家族亦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蒙上了许多无法洗刷的污点和负面冲击，这些污点和冲击，有时难免会为蒋宋夫妻关系制造紧张与冲突。
蒋宋这段姻缘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结婚第2年，宋美龄因为小产，让几乎从不请假的蒋介石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陪在妻子身边。开罗会议前，宋美龄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要到美国检查，上飞机前，蒋介石写道：“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更觉黯然消魂，心甚怅然也，希望上帝赐予生育子女，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婚后，蒋宋二人的感情更加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随从秘书汪日章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生。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看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我先看见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
在台湾岛上，蒋氏夫妇相依为命，两个人的感情，老而弥笃；除了士林官邸，他们在阳明山、桃园角板山、南投日月潭和高雄西子湾等地设立行馆，台北住腻了，就到这些山明水秀之地散散心。在蕉风椰雨的宝岛，蒋宋夫妇共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定、最有意义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蒋介石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遭遇一场车祸后，身体日渐衰弱。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在大雨滂沱中撒手人寰，无从“光复”故土的“缺憾”，只能“还诸天地”了。蒋介石去世后的士林官邸，气氛显得格外凄切，宋美龄决定离开让她时时刻刻都会触景伤情的地方。1975年9月宋离台赴美前夕，发表《书勉全体国人》一文，她说，48个春秋里，“余总与总统相守相勉，每日早晚总统偕余并肩一起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做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咳，余感觉伊乃健在，并随时在我身边。”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绝对夹杂着政治因素。尽管蒋宋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大不相同，然经过近半个世纪“漫嗟荣辱”的共同生活，他们的感情应已超越政治的现实和顶峰，回归到所有政治婚姻所未能企及的默契与和谐。
第三章 名人背后
坚强后盾：卡扎菲的两个妻子八个孩子
坚强后盾：卡扎菲的两个妻子八个孩子AC卡扎菲有过两次婚姻经历，一共有八个孩子。他的前妻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一名高级官员的女儿，名叫法蒂赫。1966年，卡扎菲在利比亚服役时遇到了法蒂赫，当时卡扎菲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法蒂赫的父亲却是一名将军。很快，法蒂赫便深深地爱上了能说会道、相貌出众的卡扎菲，于是两人不久后便结婚。因为岳父是高级将领，所以卡扎菲很快被提拔为上尉。就这样，卡扎菲迈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其实，这场婚姻夹杂着很多政治因素，所以卡扎菲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就宣布与法蒂赫离婚。
卡扎菲的现任妻子是萨菲亚，彼此的感情非常好。卡扎菲的脾气总是反复无常，但是每次只要见到自己的妻子，他的坏心情就可以立刻烟消云散。据说，他与这位妻子的相识是在一次大阅兵上。穿着军装的卡扎菲英俊帅气，而他本身具有的领导气质让他显得更加威武自信。当时的萨菲亚是被派去刺杀卡扎菲的杀手，她隐藏在负责急救的护士队伍里面，那时的萨菲亚非常漂亮，正处于少女最美好的时代，谁都没有想象到她是来暗杀卡扎菲的。
阅兵开始了，所有的视线全部集中在阅兵式中，这时萨菲亚开始慢慢地接近卡扎菲。当她拿着手枪准备瞄准的时候，卡扎菲突然转身，恰好看到了她。瞬间，卡扎菲完全沉浸在她的美貌中，却忽略了她是来刺杀自己的刺客了。萨菲亚也愣住了，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卡扎菲，在她的眼里，卡扎菲是那么英俊，瞬间的迷失竟然让她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爱情就在这一刻悄悄地来临了。卡扎菲走向萨菲亚，迷恋地看着她说道：“美丽的女士，可以告诉我你的芳名吗？”“萨菲亚。”于是他们就在这种情形下相爱了。后来卡扎菲从萨菲亚口中得知，指使萨菲亚进行暗杀行动的是暗中反对卡扎菲的几个官员，而这些官员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卡扎菲的八个孩子中，有七个是萨菲亚为他生育的。他的这些孩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是卡扎菲坚强的后盾：前妻生的大儿子穆罕默德是利比亚邮电总局的董事会主席，行事非常低调；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擅长德语、英语和法语，平常热衷于参加各种慈善活动，表面上他仅仅是一名慈善机构的主管，其实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父亲卡扎菲；三儿子萨阿迪是利比亚国家足球队队员，曾参加过意甲联赛，同时他还担任着国家足球协会主席一职，而利比亚基金对外投资公司真正的大亨也正是这位同时担任好几种角色的萨阿迪；四儿子名为穆塔西姆，担任利比亚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他是卡扎菲唯一公开为政府工作的儿子；卡扎菲的五儿子名为汉尼巴尔，是卡扎菲的子女中最没有作为的一个。在访问瑞士期间，他因不顾场合殴打自己的随从而被瑞士警方逮捕；在意大利，他又因为攻击意大利警察而被拘捕，据说他还多次因为打女人被告上法庭；六儿子赫米斯是最受卡扎菲信任的孩子，他在俄罗斯接受过特种兵训练，同时他还是利比亚军队的高级官员，他一直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据说卡扎菲有意让他的这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七女儿阿伊莎是卡扎菲最喜爱也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女孩，她毕业于利比亚的一所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曾在大学里任职法学教授，也是利比亚比较有名的律师，阿伊莎也像她的父亲一样，经常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卡扎菲的酒店也一直是阿伊莎在打理，阿伊莎的丈夫也是卡扎菲最信任的利比亚特种部队里的一名军官，卡扎菲经常说他的这个女儿性格最像他；卡扎菲最小的儿子赛义夫·阿拉伯是卡扎菲这些孩子中最没有名气也最不受人关注的儿子，很多关于他的传闻都是负面的，例如他大肆挥霍金钱等等。
在卡扎菲的领导生涯中，这些孩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并在利比亚掌控很多重要的行业，如天然气、石油、媒体、酒店通信等行业，而这也正是卡扎菲一直那么强硬的因素之一。
高傲的梁实秋为何崇敬徐志摩蔑视郁达夫
梁实秋比徐志摩小6岁，比郁达夫小7岁。在这两个人面前，梁实秋是个理所当然的小字辈。但在对待前辈的态度上，梁实秋却是截然相反的。简单地说，心高气傲的梁实秋很少像佩服徐志摩一样佩服一个人，很少像讨厌郁达夫一样讨厌一个人。
先来说说徐志摩。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徐志摩曾师从梁启超攻读国学，可谓中西兼通，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成就，还是在诗歌上。20世纪90年代，尚在读高中的我买过徐志摩的诗集，觉得不过尔尔，后来读胡适的《尝试集》，也是这种感觉。其实，这是读者没有把他们放在特定的环境里去打量，单从文本上看，当年这些名扬海内外的人写出来的诗，很难对今天的读者的胃口。诗歌在突飞猛进，“开风气之先”者，倒被“后进”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当然是诗歌之幸。不过，若是读他们的散文、论文乃至讲座谈话稿，就能感受到其睿智和高屋建瓴的广度厚度。总有些不变的东西能铭刻一代学人的不朽，总有一些文字可以让学人不朽。
1922年秋天，梁实秋和徐志摩第一次见面。那时梁实秋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委托梁思成请徐志摩来做演讲。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在徐志摩那里当然有面子，刚从欧洲回来的徐志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梁实秋的记忆里，徐志摩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那一次，徐志摩的演讲题目是“艺术与人生”，说是讲座，其实就是“宣读论文”，徐志摩从怀里掏出一卷稿纸，大概有六七页，用英文念了一遍。这是牛津大学的学术演讲方式，但中国的学生接受不了，因此，徐志摩的表现并不能使学生们满意，梁实秋也很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1926年夏历七夕，徐志摩的订婚宴会上。其实，梁和徐这时并不是很熟悉，只因梁实秋给徐志摩主办的晨报副刊写过稿子，且二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等，所以，梁实秋也接到了徐志摩的请帖。徐志摩和陆小曼订婚，背后有着非常浪漫和曲折的故事，也有人因此而受伤。在徐志摩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教训了徐志摩一顿：“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在场的人无不惊愕，徐志摩则红着脸向老师求饶：“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但梁实秋从别人处得知，梁启超这样做，在婚礼之前已经征得了徐志摩的同意，可以看做是两人演的一出双簧。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应该能使受伤者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使侧目者通过眼见二人出丑而少一些微词。梁启超的责骂，看似不近人情，但理解为对弟子的一种变相保护也说得过去。
梁实秋和徐志摩发生频繁的接触是在1927年之后。北伐开始，时局动荡，作家教授们纷纷逃到上海。由胡适和徐志摩牵头，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办起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做编辑，编辑出版了一些书籍。通过耳鬓厮磨的接触，梁实秋深深为徐志摩的风度折服了。首先，在聚会的时候，徐志摩照顾宾客，使无一人向隅，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怪不得志摩到处受人欢迎，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
梁实秋还念念不忘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弈，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他很少下棋，但以他的天资，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此道中的高手。至少他的风度好。”这件事写来随意，但绝不是信手一描，相反却有深意，最起码，徐志摩在这些细节上的表现让其心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实秋骨子里是有绅士情结的。而徐志摩是朋友的黏合剂，有大度心，有绅士风度。要征服一个恶毒的人，你就要比他还恶毒，要征服一个绅士，你就比他还绅士，让他的绅士风度在你面前相形见绌。显然，徐志摩的一言一行无形之中已经让梁实秋感到了有所不及。梁实秋在文章中引用叶公超对徐志摩的评价也深具这样的倾向：“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引用陈通伯的话说：“尤其朋友里缺少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徐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嫉妒。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梁实秋对徐志摩的折服，从个人才华和日常行为上，自然而然地扩大到爱情观上。他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情感生活：“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徐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
从后来梁实秋对女人的欣赏和怜惜，以及他灿烂的黄昏恋可以看出，他也是个激情勃发的男人，即使到了老年依然不减风采。年轻时，他广有女人缘，周围不乏女性，冰心、龚业雅、俞珊等，都和他来往很密切，说是闺中密友亦无不可。只是由于妻子程季淑委婉曲意，和他朝夕相处，给梁实秋留出的独立空间比较少而已。另外，他受白璧德影响，身体力行自己的原则：理性自制，内照自省。但徐志摩在情感上的恣意和放纵，同时有理有节，雅致明朗，毋宁说正好帮梁实秋圆了一个梦，徐志摩所做的正是他想做而无法做的，怎能不令他心有戚戚，并暗竖大拇指？他由衷地夸赞道：“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赡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有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喝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轻的女人，有时也跳舞，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逛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艺术，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与胡适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短短几百字，几乎概括了徐志摩的一切成就，徐志摩是不是真的像他盖棺定论式的评价一样，没人有知道。但是通过梁实秋的描摹，可以看出，徐志摩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梁实秋心中的最高境界。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1930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此事告一段落，随后谁也没再提起过。事不大，但梁实秋总能记得。跟徐志摩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历历在目。
徐志摩干净、稳健、不偏激，既有文人名士的超然洒脱，又有左右逢源、深刻入世的绅士风度。他也有浪漫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但都适可而止。相比之下，浪漫和颓废到极致的郁达夫几乎从来就没得到过梁实秋的好感。
在和郁达夫见面之前，梁实秋与创造社成员有着不错的关系。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合著了一本小书——《〈冬夜〉、〈草儿〉评论》，得到郭沫若的来信赞美，自此和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建立联系。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见面就让梁实秋感觉不爽。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此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产生很大影响。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这期间，他与梁实秋的距离越拉越大。
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始终，浑身不得劲。自此可见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理念是如何之不同，不管他是伪装，还是真心如此，但他对放纵颓废的行为一定是戒备的，反感的。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读过《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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