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广瀛 吕桂兰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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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选读试读：
前言
FOREWORD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诸子百家，群星璀璨。其中儒家思想，成为汉武帝以来历代明君的治国圭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成为古今学子仁人志士奋进的人生灯塔。
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正处在人生道德培养与知识储备的奠基阶段。其道德素养与知识基础将影响着其步入社会的人生历程与社会价值——从最小处讲，影响着个人的幸福指数；稍大一点，影响着家族的兴衰；再大一点，便是将走什么样的路、创造什么价值、是有益于社会还是危害社会的问题。“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发出了这样的呐喊，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把握好青年学生的教育，便把握住了民族的未来。
青年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三观”的确立，必将影响其人生奋进的方向——只有正方向，才能产生正能量，才能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添彩增光；反之，会适得其反。
正如先哲所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意为“学好，如同高处攀登；学坏，就像石落山崩”。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教育工作者，对自己少年所学的《国文》课程仍情有独钟。其中的一篇课文如下：
学生入学，先生问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就这样一篇简短的课文，何以让人终生难忘？老先生讲：就是这篇课文，让自己更加明确了肩负的责任（父母之命与厚望）；懂得了“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只有读圣贤书、明明德，才有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仁者）……这些知识就成了自己一生的“灯塔”。
还有一位学者这样说：孔子等往圣先贤的知识量，可能还不如当今的小学生多，但他们懂得“天地人”之“大道”，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科技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的幸福感却不能如约同行；还有是非不分、美丑颠倒者；更可怕的是：科技与欲望的联姻，已使人类面临着自然破坏、战争毁灭等多种生存的危机……这也正如至圣先师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指出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之心，贫不能“乐道”，富不能“安享”——无论贫富贵贱，都是非常危险的。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再把他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仅要有知识有技能，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文化，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对美丑、善恶、正误有正确的判断力。这些正是我们编写此教材的目的和动力——做人，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才是什么专家、学者等。
为便于广大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谨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兼顾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的部分作品，精心选取能反映中华文化精髓，培养伦理道德观念，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篇章，分类汇聚，使义理相近篇章得以互相支持互相阐发，以便确切理解其教义。
编辑成《国学经典选读》这本教材，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能从中感受到往圣先贤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进而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幸福人生。
本书是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成果，由沧州国学院翟广瀛、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吕桂兰两位教授任主编，确定编写思路、体例架构、遴选篇目，并完成统稿定稿工作。沧州国学院高秉剑、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张虹教授、李杰教授任副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宝成、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桑金歌两位教授主审。刘秀娟、贾红国参与了本书的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欠妥与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仁、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7年1月1日绪论国学及中华传统思想道德概述第一节国学概述
一、“国学”的概念“国学”，是“国立学校”的意思，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
如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是南宋朱熹建成的，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在朱熹之前，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到宋代，改称“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即“国立学校”义；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国子监设有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教学科目。
自“西学东渐”之风后，为了区别开“西学”与“中国之学”，产生了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和学术体系。
何谓国学？《辞海》上解释为：“中国学术的简称，相对于‘西学’而言。”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既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社会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
广义上，国学指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学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象、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因此，国学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及其大众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本书“国学”系狭义）。“国学经典”是指记载中国人所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阐发中华民族道德思想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在浩瀚典籍中，我们仅仅选读了几部源头之作。
二、国学的发展脉络
国学的主体为“一源三流”。“一源”指的是易学文化（即研究《周易》的文化）；“三流”指的是儒学文化、道学文化和佛学文化。因此，从狭义上讲，国学特指以儒学为骨干、以道学和佛学为辅翼、集百家精华为一体的内圣外王之道。
我国的孔子（儒家）、老子（道家）、慧能（佛家禅宗），被西方学者评为“东方三大圣人”。
儒家：以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为宗师的学说派别，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影响至今的意识形态。
释家：由古印度（另说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前563—前483）所创的佛教派别。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发展于中国。佛，意思是“觉者”。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
道家：以老子（生卒年不详）、庄子（约前369—前286）为宗师，以“道”为核心的学说派别，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经典著作《汉书·艺文志》对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有一个基本的分类。第一部分是“六艺”。一是“大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是国学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小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术，都是具体培养人的人格和各种技能的。第二部分是诸子百家，例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第三部分是诗赋，例如《诗经》《楚辞》、汉赋等。第四部分是兵书，例如《吴子兵法》《孙子兵法》。第五部分是术数，例如作为占筮（shì）的《周易》。第六部分是方技，例如医术。
国学经典古籍按内容又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大类。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最为经典的著作，当数“四书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四、为什么要学习“国学”
大家知道，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物质已丰富，但一些人的幸福感却在下降；不仅如此，人类的生存都已面临诸多危机，如战争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而所有的危机，其根源都是人的道德危机。
如何化解这些危机？
有报道说：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面向21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中国，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先贤智慧的结晶，上合“天道”，下合“地道”，中合“人道”（即天人合一），是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等各种关系，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先贤大智慧、大学问。例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经》），“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
就我们个人来讲，学习并践行其道，可解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例如，人生或昌达，或窘困。如何才能真正“安身立命”？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学习并践行国学精神，人人都可以成为有德行、有才能、有功绩的大丈夫。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想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了解传统社会，要想超越传统，就必须了解传统的长处与短处，所以学习国学目的，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优秀的道德传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五、怎样才能学好“国学”
1.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中国传统道德是精糟并存，瑕瑜互见的。其中，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民主性的一面，又有封建性的一面。既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一面，又有受时代、阶级局限的一面。鉴于传统道德具有两重性和多义性的特点，如何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道德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情况：一是完全属于糟粕的部分，如宣扬封建等级制度、主张愚忠愚孝、轻视妇女等；二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如“杀身成仁”“富贵不能淫”等等；三是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批判，不能继承。因为这些道德是直接反映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等级制度的，这些道德所赖以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在今天已失去了历史必然性。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予以接受，而应当进行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赋予这些精华以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例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对于第三种情况即精糟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命题，就可理解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还可以理解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道德低劣者是只知道私利。对于前者应坚决地予以批判，但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吸收其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一般来说，人的知识结构由谋生（技能）、谋志（理想）、谋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几部分构成，国学是关于“谋道”的哲学。“学道”的目的在于“明道”，“明道”的目的在于“行道”，即开心智、明明德、提升心性、磨炼灵魂、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实现幸福人生。
对此，道家创始人老子说：有上等智商的人，听了做人的大道理，就会努力去实行；有中等智商的人，听了做人的大道理，会将信将疑；仅有下等智商的人，听了做人的大道理，会嘲笑讲道理的人——第一种人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智慧之人，第二种人是知行分离、没有参透的一般人，第三种则属于无知愚钝的糊涂人。
近代一位先贤曾这样比喻：明道而不行道，就像看旅行图，“路线”再清楚，也不会使自己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民国时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老秀才对人坦言，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我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kuài）不厌细”，其余的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也有些人的学习目的，就是升官发财，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彰显自己。这也是亘古以来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个通病——怀着自私的功利目的去学。也正因如此，学先贤美德之风常兴，而行先贤“仁政”之实的却很少。
由此可见，要想学有所获，真的达到“提升心性，磨炼灵魂，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实现幸福人生”的目的，就必须“知行合一”，既然知道了做人的大道理，就得立即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总之，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不能简单化地理解，而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经过选择而吸取的道德遗产，根据当时历史进步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千百年来人们所认同的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规范，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原则，予以加工和改造。一言以蔽之，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
思考与讨论
1.美国固特异轮胎公司董事长彼利奥来华访问，参观厚生橡胶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徐风和交谈经营心得后曾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你怎么看？
2.目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诱发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而产生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以及假冒伪劣、诈骗投机等行为，正在严重地损害人民的利益和阻碍经济的发展。请举例说明。第二节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概说
一、关于道德、伦理
1.道德
道，原始义是人走的路，引申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其核心是为人之道、做事之道。德是符合“道”的良好的行动，是按规律、道理去实践、去行动所表现出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二者合起来，道德就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以善恶为标准，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和规范的总和。
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的含义，同时也兼指人的道德行为，思想品质和修养境界。中国传统道德，一般来说，指的是从先秦到辛亥革命，以儒墨道法各家伦理道德传统为内容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意识，形成人们内心的信念。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规章制度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确定起来，成为约束人们相互交往和个人行为的原则规范，它和法律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
道德两个字连用是在战国之前、春秋时期。始见于《管子·君得》篇：“道德定而民有轨也”，以后庄子、荀子也把道德连用。《荀子·劝学》中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
2.伦理
在西方，伦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风俗习惯的意思。在中国，“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道德规律和原则，因而，“伦理”一词是指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伦理通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二者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平时我们说伦理也说道德，也说伦理道德，说中华伦理、中华道德、传统伦理、传统道德，往往是不加区分的。
3.社会主义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一般来说，是指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阶段道德关系的反映，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人类从未有过的新道德。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4.共产主义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道德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道德。这三种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道德，都是共产主义道德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形态。
二、中国传统道德基本概念
1.四维：礼、义、廉、耻
四维的说法，最早载于《管子》。《管子·牧民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2.五常：仁、义、礼、智、信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以后，“仁义礼智信”被确定为整体德目“五常”。五常不仅是五种基础性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仁和义是儒家文化中两大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可谓总体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仁、义，忠、孝、礼、乐等都失去了意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义相比其他价值观要素具有超然性。以孔孟之言为证，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3.四字：忠、孝、节、义
忠、孝在中国社会是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
忠——《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中载孔子言：“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耻费轻实，忠而不犯”，《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其中“忠”指“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孔子讲君臣关系的侧重点，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处“忠”指臣忠于君，而在后世帝王时代，这种含义几乎演变为“忠”的唯一含义。孙中山曾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左传·昭西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忠，本指人与人忠，孔子言：“近人而忠”“忠利之教”，孟子言：“教人以善谓之忠”，故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
孝——《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孝是人可以从身边之最近处做起的人间关系德目，被称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孝经》中，子曰：“教民亲爱，莫大于孝”。“孝之为义，初不限于经营家族。”孙中山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孝最基本的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孝。《礼记》：“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最首要的含义是尊亲，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说孝，往往指子女赡养父母、晚辈赡养长辈，其实，尊敬先于赡养。至于祭祀祖先，祭享之礼，“其事似近于迷信，然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祖先崇拜、祭祀等等，都是家庭宗族孝文化的延伸。
4.三达德：智、仁、勇
三达德出自《中庸》。《中庸》：“知（智）、仁、勇三者，是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也。”
5.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固有的八种道德，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八德和四维，合称“四维八德”。
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历史分期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之所在，它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的有机融合。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影响层面的广度，还是从思想渗透的深度上说，儒家道德的魅力是首当其冲的。
中国传统道德所赖以生长的历史时代主要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即从战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此前的春秋属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产生了我国古代的伦理学说，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当从先秦始。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始终不能摧毁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辛亥革命之前，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中国传统道德。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当以辛亥革命止。
重要历史分期大致有三：先秦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孕育形成时期。秦汉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时期。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辩证综合期。
1.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孕育形成时期
先秦的伦理学说主要有四大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他创立了儒家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之后儒家分化为两大支：一支是孟轲（前372—前289）学派，他提出仁义礼智四项道德原则，奠定了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理论基础；一支是荀况学派（荀况前313—前238），这一派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以仁义道德为人类的行为准则，认为道德生活高于一切。儒家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的社会作用、善恶评价的标准以及道德修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墨家的主要观点是兼相爱，交相利，义利统一。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生卒年月不详，与孔子同时代，而年长于孔子）。老子之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一是以庄周为代表的老庄学派；二是以齐国道家为首的黄老学派。道家是儒、墨两家的反对派，其中老庄学派虽然也讲道德，但他们反对儒墨两家以仁义为道德的内容，道家的核心思想是知道、法道、用道，以实现道的无扰运行为尚，以道法论人法，主张和谐、法水不争等，提出了以“无为”作为道德的原则。庄子又把老子的道德学说引向脱离人类社会生活的非伦理主义。黄老学派则与法家合流，容纳了法家的一些思想。
法家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法家分为商鞅学派和以齐国慎到为代表的流派。前者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后者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反对派。后期法家的代表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伦理学的共同特征是反对儒、墨、道三家的观点，既不赞成儒家的道德决定论，也不赞成道家的独善其身说。他们一般不排斥道德规范，而是认为法制的社会作用高于仁义教化。他们提出“废私立公”说，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
除了上述四大流派之外，这个时期在伦理学上有较大影响的还有战国时代的杨朱、告子和兵家。杨朱提倡贵生，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孙子（孙武，前545—前470），他从国家和社会利益出发，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向分析军事竞争，以战略制胜，提出了德法兼治的伦理思想。
2.秦汉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时期
在先秦时期，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已形成，但并没有一家能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秦汉隋唐时期是中国伦理思想继续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时期，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两汉儒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
儒家伦理能在两汉以后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最体现中国的特质和国情，同时其理论本身也最为完备。秦汉之际《礼记》成书，作为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四书）的伦理体系已经形成。《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它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提炼和概括。《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从“明明德”即复明自己光明的德行出发，经过“亲民”的过程，最后止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的“至善”境界。
这一过程具体展开为八个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是培养统治阶级理想人格的途径，所谓“大学精神”就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中庸》揭示了儒家伦理“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和精神模式。从此“极高明而道中庸”成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大学》与《中庸》标志着儒家伦理走向成熟，但它并不等于封建伦理。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汉代儒者董仲舒用他所谓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阴阳五行”的理论，从适应封建统治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出发，改造和扭曲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方面使儒家伦理思想处于“独尊”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为了进一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强化了所谓纲常伦理道德，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神学目的论来论证封建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
在儒学独尊的社会背景下，“三纲五常”论使中国伦理精神完成了封建化和抽象性的统一。“三纲五常”与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三纲”由“五伦”发展而来，它抓住了“五伦”中最重要的“三伦”，以此作为人伦的根本，应该说，这种提炼突出了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但是，它与先秦儒家的本义已大相径庭。
先秦儒家讲的“五伦”关系是一种双向的相对关系，而“三纲”关系则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五伦”虽然强调宗法等级秩序，有歧视妇女的内容，但它是以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在上者的率先垂范为前提，具有较浓的人情味；而“三纲”则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于封建的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的服从、义务关系。
董仲舒以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成为不可动摇的名教和礼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玄学伦理。它是试图把儒道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中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是“托好老庄”，用道家的“自然”价值观对儒家的名教进行评判。但它的片面发展，形成一种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于是中国伦理又出现了新的精神形态——隋唐佛学。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之后，佛学对儒家的伦理思想影响越来越大。魏晋时代，玄学兴起，推崇道家老庄的思想，而且佛学大量传入，提出出家，既不拜父母，又不敬王者，于是引起佛儒的对立与抗争，经过一番较量，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经受住了考验，巩固了统治地位，它在吸取了佛学和玄学的某些内容之后，丰富和补充了自己，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了。隋唐佛学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与“得”、道德与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又与儒家伦理契合，特别是禅宗的即心即佛，其宗教的修行方式与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实有相通之处，因此它成为向儒家伦理回归的中介环节。
3.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辨证综合时期
秦汉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表明，单一的儒家纲常伦理，或儒与道、儒与佛的简单结合，都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发展又为建立一个整合的伦理体系提供了可能。于是，宋明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理学便应运而生。但这时的儒学，已不是孔孟的古典儒学，也不是董仲舒的官方儒学，而是融合了道玄和佛学的“新儒学”。宋明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受佛学的影响，他们熟知佛教理论。因此他们又都援佛入儒，吸收了佛学思想，特别是佛学的心性理论，对于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观念的研究分析，有开启思路的作用，更为许多思想家们所注意。它最重要的代表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们强调“义利论”“理欲论”和“心性论”，批判了佛学，在理论上为君臣父子的伦理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程朱（程颐、程颢和朱熹）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何为“天理”？人伦五常就是天理。“天理”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程朱宣称君臣父子之礼即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经过这个转换，人间的伦常之理便上升为天道的法则，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种理论不仅为纲常名教找到了本然的根据，而且也使之具备神圣性和永恒性，成为统治者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程朱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列，其本质的区别是“公”与“私”的对立，二者对立的实质就是对纲常礼教秩序的维护和破坏。这种伦理思想一方面提倡整体价值观，在理欲对立中突出人性的庄严及其道德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封建制度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
陆王心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理”，二者的区别在于，陆王认为“理”不是外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的“心”或“良知”的先验结构，天理即在内心之中。譬如“良心”，认为它不但是道德的根源，而且先验地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人的道德修养不需要像朱熹那样格物致知，大费手脚，而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扬和改造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原则、公私关系、修养践履等方面赋予了儒家伦理思想以新的内容。同时为了挽救宋明的封建统治，在理欲和义利关系以及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上（理学伦理思想的内容上）使儒家伦理思想陷入片面化、绝对化的泥潭，但是从形式上看，它更精巧、更系统了，显示了理论思维的较大进步。
陆王的根本目的也是要维护封建的“天理”，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要人们“破心中贼”，能动地进行封建道德修养，由于他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倡导怀疑精神，结果适得其反，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封建道德的离心力，最终导致了宋明理学的自我否定。所以当戴震打破理学体系，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后，宋明理学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从明中叶开始，封建道德走向衰落，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看到宋明理学的空疏，转而重视现实。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有鉴于明清后期理学家们空谈“天理人欲”的弊端，从而以“崇实黜虚”“经邦济世”“义利统一”的思想，从不同侧面对理学提出了一定的批判，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作了新的解释，但仍然以仁义礼智为最高的道德原则。
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儒家伦理思想时断时续。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启蒙思想的产生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在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成为反对旧伦理，提倡新伦理的主要标志。从30年代开始，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等人为代表，对儒家伦理思想作了所谓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概括，他们力图从伦理本体上来理解和建构一种新的儒家伦理体系，达到他们所谓的使儒学在当今条件下能够开拓出新外王的目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墨、道、法、兵各家伦理思想和佛教有关心性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另一方面又依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的特点而不断发展变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必须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对这一长期发展变化的传统，进行正确的分析。
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基本思想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可以从五个方面去体会和把握。
1.“公忠”的道德精神
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私利，以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为民族、为整体、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此为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核心。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特有的民族精神。
中国社会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并强调国、家一体的社会，在伦理道德上则一直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尽忠保国”“先公后私”，一心为公。《诗经》中“夙夜在公”，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到孙中山“天下为公”，无不渗透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思想。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
应当指出，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总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国家利益和封建制度，甚至和一家一姓的国君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封建关系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地改造，使其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
2.“仁爱”思想“仁爱”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智慧。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最高要求。“仁者爱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即把所有人都看成是一个类，因而主张人对自己的同类，更有一种怜悯、同情和爱护之心。人应当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关心自己的同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人们在处理个人同他人关系时所依据的原则。孟子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道德，就在于人有禽兽所没有的对其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宋代的张载，把这种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加以发展，强调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父母（天地）所生的亲兄弟，因此，那些疲、残、疾、孤、独、鳏、寡，都是我们遭受颠连之苦而需要帮助的兄弟，我们应当尽力去救助他们。正是从这种仁爱原则出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和而不同”“人和”“和谐”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齐，泰山移”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道德又特别强调“待人以宽，责己以严”、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等道德要求，以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得到发展，尽管其中包含着抽象人道主义，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3.“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整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又往往被称为义利关系或公私关系。一般来说，“义”指公利，指社会、民族和封建国家的利益，而“利”在较多的情况下，是指个人的、私人的利益。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曾进行过长时期的如何对待“义”“利”的争论。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为上”“先义后利”。清初颜元（1635—1704）主张“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要重视利，更重视义，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儒家更重视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封建社会的“义”“利”的内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新的义利关系仍然存在，“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对于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仍有现实的针对性。
4.重视人伦关系，提倡人伦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视伦理价值，更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视“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五种人伦关系，《尚书》提出五教，确立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并使其成为相互遵守的道德要求。孔子又进一步突出了君臣关系，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进一步规范君臣之间各自应有的态度。孟子概括了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五伦关系，并提出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用以维护和改善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父子有亲”，就是“父慈子孝”，把孝看作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在家庭中能够善事父母，就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人和对待社会，就能够对人有“信”，对国家尽忠。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对父母不仅应当赡养，而且应当敬重。孔子在回答弟子什么是孝的问题时提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确实，如果一个人连生育、教育自己的父母都不能敬爱，又怎么能爱祖国、爱人民呢？中国传统道德中把“善事父母”看作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前提，把对待父母的态度作为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抹杀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是为当时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是一种封建的糟粕，今天应当摒弃。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重视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的传统道德，强调了每个人在特定的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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