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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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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传奇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历史回忆

汉代敬老养老法令：70岁老人享受今处级待遇

国人一直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有关家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很多，甚至一些名门望族的家教经，如比较著名的严氏和曾氏，已经成了许多人的传家法宝。相比，国人对老人的赡养、安抚似乎逊色很多，既缺乏必要的机制，也缺乏系统的理论。老龄化的标准很多，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5年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因此，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赡养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大问题。纵观古代各个朝代，养育、赡养老人的做法差异很大，最好的要数汉代了。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皇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汉高祖诏曰，凡50岁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带领大家向善的，便可担任“三老”职务，由乡而县，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尽免徭役，每年十月还赐予酒肉；汉文帝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的最低年限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并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从这个记载来看，汉代的养老敬老，不仅务实，而且还有良好的健康祝愿，如上所述的“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

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咀磨子18号汉墓内出土了一根鸠杖，杖端系着王杖诏书木简，根据此木简，以及1981年在同一地点汉墓中出土的一份西汉王杖诏书令册木简的记载可知，汉朝的养老、敬老法规始终一致，没有间断过，而且每隔一段时间，皇帝就要将敬老养老的法令诏告天下。

最耐人寻味的是，西汉诏书中明确写道：“高年赐王杖（即前文中的玉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也就是说，汉代的70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干部的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俯，可以与当地官员平起平坐；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道路，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可见汉代老人是何等特殊！

另外，汉代诏书还明确规定，各级官府严禁对高龄老人擅自征召、系拘，也不准辱骂、殴打老者，违者“应论弃市”。据记载，汝南地区云阳白水亭长张熬殴辱了受王杖者，还拉此老者去修道路。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太守无法判决张熬，廷尉（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也难断决此案，只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说：“对照诏书，就该弃市。”张熬最终被判处死刑。此事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

也许是受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逐渐地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流传千年的金玉良言。

这些《水浒传》好汉绰号我们理解错了

纵观水浒人物的绰号，虽然林林总总，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是以动物名称命名的。如玉麒麟卢俊义；二是以人物形体之特征命名的，如赤发鬼刘唐；三是以人物使用的兵器命名的，如大刀关胜；四是以神怪星宿命名的，如八臂哪吒项充；五是以人物性格命名的，如霹雳火秦明；六是以人物职业或技能命名的，如操刀鬼曹正；七是以古人来命名的，如小温侯吕方。但是，有些人物的绰号或因为晦涩难懂，或因为精灵古怪，或因为不同时代对词义的不同理解，而为人们所误解。有些错误解释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和相关书籍。

黑旋风李逵是《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黑旋风”本是一种威力火炮。但是，时下，一些报章把“旋风”解释为“行动迅速，像旋风一样快。”其实，《水浒传》中的“旋风”是指宋代时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便可发炮。当时有一民间俗语曰“神仙难躲一溜烟”，就是形容这一火炮的，故这种火炮又被命名为“旋风”。《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为“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水浒传》中，混江龙李俊的名气很大，而“混江龙”原本是一种治河工具。很多书籍却将“混江龙”解释为李俊的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中一样游刃有余。宋时的“混江龙”本是一种刷荡沙泥的治河工具。史书记载，该器具“木质，径一尺四寸，长五六尺，四面安铁叶如卷发，重凡三四百斤，沉入水底，以刷荡沙泥。”

有些书把“船火儿张横”解释为“船上的伙计”，类同于打鱼为业的使船人。更有资料居然把“船火儿”解释成“夜晚江黑，渔火点点，渔歌互唱，景致美极”的一幅《夜渔图》！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船火儿”本意是使船人的首领。“火”通“伙”，是指相同职业者中的小头目。“船火儿”，指的就是一群弄船人的头领。《水浒传》中，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朱贵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忽律”不是指民族，而是指两种猛兽：一种是鳄鱼，“旱地忽律”即陆地上的鳄鱼；另一种是指有剧毒的四脚蛇，它生性喜食乌龟，将猎物乌龟吃得剩下一个空壳后，钻入其中，冒充乌龟，看起来温顺无害，一旦有猎物靠近便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鳄鱼也是一种善于伪装、偷袭的动物，二者均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真可谓恰如其分。

很多人对《水浒传》中“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感到奇怪：明明排行老五，为何叫“二郎”？其实，这里的“二郎”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杨戬，而并非排行。借用这个绰号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摩云金翅”欧鹏的绰号比较难懂，一些书籍只解释为“武艺高强”。其实，“摩云金翅”本是一种大鸟。据佛经中记载，古印度神话里有种大鸟名曰“迦楼罗”，翅有庄严宝色，头有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水浒传》中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如“病尉迟”孙立、“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望文生义，将“病”解释为“不健康”、“疾病”。其实，在宋代，“病”字的含义是“超过”、“胜过”的意思，“病关索”就是“超过关索”，“病尉迟”就是“赛过尉迟恭”。《水浒传》中有位“病大虫”薛永，一些文章把“大虫”解释为一种“蚖虫”。其实，宋代的“大虫”与现在人们所说的虫子根本不沾边，“大虫”指的是老虎。《搜神记》中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古人用“虫”泛指一切动物，并把虫分为五类：禽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鱼为鳞虫，人为倮虫。“大”有长（zhang）、为首的意思，虎属毛虫类，是兽中之王，故称为“大虫”。

第二章　抗美援朝秘闻

抗美援朝时美多次计划投核武器阻止志愿军深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日前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的五角大楼到当下的奥巴马政府，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计划和威胁对朝鲜使用核武器。

美国是否曾计划让朝鲜重现广岛的蘑菇云？中国之声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张加宁：

主持人：美国政府有多少次考虑对朝鲜使用核武器？为什么现在解密有关文件？

张加宁：华盛顿史汀生中心的分析人士在一份有关全球核威胁的报告中指出，自1976年以来，美高宫曾6次公开警告说，如果有充足的理由，美国将对朝鲜使用核武器。不过，美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发出这种威胁，早在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之前。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空军轰炸机曾在朝鲜首都上空进行核试飞。美各军种后来争相请命承担向朝鲜投射核武器的任务。上世纪60年代末，装载了核武器的美军战机在韩国处于15分钟警戒级别，随时准备向朝鲜发动攻击。201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美国CIA（中央情报局）为了纪念朝鲜战争60周年从和朝鲜战争相关的文件中解密了一些信息，还有一部分信息来自华盛顿私人国家安全档案在美国自由言论法案下获得的解密文件；还有其他的文件是情报历史学家和作家马修·爱德从美国国家档案获得的曾经的最高机密。

主持人：美国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向朝鲜部署核武器？朝鲜受到美国核威胁最严重的是什么时候？

张加宁：根据一份解密的陆军作战计划，在1950年8月中旬，即朝鲜攻入韩国仅7星期后和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射原子弹、至少造成22万人丧生5年后，美国首次把核武器派往这个新战场。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死后公布的访谈录中说，他当时打算在朝鲜半岛的狭窄地带投射30到50颗原子弹，以阻止中国进一步深入。

不过，根据此前解密的一些文件，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最接近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一次是在1951年4月，当时预计中国即将发动一场攻势。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若再有大量新的中国军人参战，就用原子弹回击。根据一份新获得的美陆军作战计划，在1951年9月和10月，美空军B29轰炸机进行了向平壤投射原子弹的模拟飞行，向朝鲜首都投射了假弹。这份文件支持了以前泄露的情况。

到1953年年初，美国对停战谈判受阻感到失望，曾考虑对朝鲜和中国发动新攻势。美空军作战计划主任罗伯特·李少将在1953年2月2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五角大楼的空军参谋部建议利用原子弹“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内”实现胜利。

1969年，朝鲜在日本海上空击落了美军一架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副官们曾考虑使用原子弹予以报复。据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尼克松当时是注意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反应，这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如果引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尼克松放弃军事报复。

不过，美国的核威胁没有消除。1975年，美国认为朝鲜威胁要重新开战。为此，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首次公开证实，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原子弹，并警告朝鲜说：“我认为，测试（美国的）反应是不明智的。”就在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发表《核态势评估报告》时说，准备用任何手段对付平壤，意思是不排除核打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曲调借用普鲁士军歌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时，场内响起了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旋律，而到了中华台北代表团入场时，伴奏的乐曲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场的观众都十分惊诧，以为组委会搞错了。因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每当人们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时，总会把这首歌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起来。作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半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战斗历程，几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形象。

殊不知，组委会不仅没有搞错，还有深意寓于其中！

原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是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之一，但它的旋律却诞生很早。早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它填词的不同版本的歌曲就广为传唱。奥运会入场式上，海峡两岸运动员入场时，东道主均用此曲伴奏，乃是希望以此拉近两岸的心理距离。

曲调传承：中西合璧，与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有不解之缘

军歌是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军旅共同语言。军歌，如进军的战鼓，似冲锋的号角，酣畅淋漓地表达一支军队的阳刚之气和坚定信念。一支战斗部队唱一次军歌，就等于上一堂政治课；唱一次军歌，也等于磨砺一次钢刀，激励一番情怀。但战争年代，由于曲创作人员极少，因此许多军歌的曲调就直接来源于现有的民歌、老军歌或者外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也是如此，它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但该民歌也借鉴了其他曲调，那就是冯玉祥部队的《练兵歌》。

冯玉祥曾是一名基督徒，对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十分熟悉，深知通俗音乐对统一思想、纪律，激励责任与斗志的重要作用，因此带兵后特别重视通过习唱军歌达到“练兵”的目的。他不仅在所带部队中大力提倡唱军歌，而且亲自动手编写了相当数量的军歌。唱得最多的是《练兵歌》，歌词原文是：“民族立宪五族共和了，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庚子兵变，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无人保。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重整武备坚甲利兵高。同胞练兵，个个如虎豹，若不操练，国仇不能报。陆军营内步马辎工炮，各营各连学术比低高……”由于经常在部队传唱，歌词容易领会，曲调也很简单，很快就在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流传开来了。

但是《练兵歌》的曲调并非冯玉祥原创，而是来自张作霖奉军的《大帅练兵歌》。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开头是这样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重整武备坚甲历兵高，共同练兵个个如虎豹，保住国家太平乐逍遥……”

而张作霖奉军的《大帅练兵歌》同样是根据已有曲调重新填词的。看看张之洞曾编的军歌就知道。1904年，在湖北组建和训练新军期间，张之洞提出，要在军队训练时唱军歌，并亲自撰写歌词。《军歌》的第二段题为《大帅练兵歌》：“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这就是曲子的源头吗？显然不是。曲调可以上溯到袁世凯新军的《大帅练兵歌》。

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练兵，创建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袁世凯招募的新兵采用德军和日军的建制，聘请了10多位德国教官。

但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大多不识字，根本记不住部队的条令、规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翰林徐世昌编写了包括《大帅练兵歌》在内的一系列军歌，以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徐世昌选择了一首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来为《大帅练兵歌》填词。

这样，曲调传承的脉络就很清楚了。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是19世纪清政府编练新军时，借用普鲁士军歌曲调填词作为队列歌曲的。进入近现代以来，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鄂豫皖的工农红军，都曾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成为数代中国人熟悉的旋律。

第三章　中国古典

中国古典十大名曲详解

中国古典十大名曲详解

中国十大古典名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单单听了这些名字就已经神为之夺，中国韵味之美，由此可见一斑。俞伯牙在江边抚琴，唯钟子期从中听懂山之雄浑、水之幽深；春江明月初升，一叶扁舟，一点渔火，在月下随水漂浮；寒梅迎霜傲雪，疏影弄月，暗香轻度，清奇挺拔；离乡背井的凄凉中夹杂着别子后思念，如泣如诉，身陷十面埋伏，耳听四面楚歌，空有拔山之力，可惜英雄气短，别姬自刎，痛何如哉；秋月秋风秋夜长，之影徘徊思故乡，如此寂寞，卿何以堪；自稽康辞世，从此而绝的广陵散，再现当年聂政刺王的侠肝义胆，今人有兴有幸得见，可谓幸甚。

1、高山流水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锺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与吾心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生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2、广陵散琴曲

又名《广陵止息》。汉魏时期相和楚调但曲之一。稽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临刑前曾从容弹奏此曲以寄托，现存琴谱最早见於《神奇秘谱》。又名《广陵止息》。汉魏时期相和楚调但曲之一。积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临刑前从容弹奏此曲以寄托，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又一说：原是东汉末年流行于广陵地区（即今安徽寿县境内）的民间乐曲。曾用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现仅存古琴曲，以《神奇秘谱》载录最早。早期并无内容记载，现多数琴家按照聂政刺韩王的民间传说来解释（与正史有出入）。据《琴操》中所载：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而被杀。为报父仇，上泰山刻苦学琴十年之后，漆身吞炭，改变音容，返回韩国，在离宫不远处弹琴，高超的琴艺使行人止步，牛马停蹄。韩王得悉后，召进宫内演奏，聂政趁其不备，从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为免连累母亲，便毁容自尽。

后人曾为古琴曲《广陵散》所加分段标题，有的以与故事相应的情节取名，乐曲所表现的情绪，与这个悲壮的传说也确有不少相通之处。《神奇秘谱》所载《广陵散》，分开指（一段）、小序（三段）、大序（五段）、正声（十八段）、乱声（十段）、后序（八段）共四十五段。此曲早已绝响，解放后不少琴家才将它译奏出来。乐曲定弦特别，第二弦与第一弦同音，使低音旋律同时可在这两条弦上奏出，取得强烈的音响效果。

3、平沙落雁

明朝此曲称《雁落平沙》。曲调悠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降落前在空际盘旋顾盼的情景。又名《雁落平沙》或《平沙》。作者传有唐代陈子昂、宋代毛敏仲、明代朱权等，众说不一。此曲琴谱最初载于明末《古音正宗》（1634年）。问世以后，深受琴家喜爱，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经过加工发展，形成段数、定弦、调式、意境等方面不尽相同，又各具特色的多种版本，是传谱最多的琴曲之一。

对于曲情的理解，有“取清秋寥落之意，鸿雁飞鸣”来描写秋天景物的；有“取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鹄鸿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的；也有从鸿雁“回翔瞻顾之情，上下颉颃之态，翔而后集之象，惊而复起之神”，“既落则沙平水远，意适心闲，朋侣无猜，雌雄有叙”，发出世事险恶，不如雁性的感慨的。现在流传的多数是七段，主要的音调和音乐形象大致相同，旋律起而又伏，绵延不断，优美动听；基调静美，但静中有动。诸城派的《平沙》，增加了一段在固定音型陪衬下用模拟手法表现大雁飞鸣，此呼彼应的情景，形象鲜明生动，别具一格。

4、梅花三弄

此曲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徵，来颂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曲中泛奇曲调在不同的微位上重覆了三次，所以称为『三弄』。

此曲系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征，来赞颂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曲中泛奇曲调在不同的微位上重复了三次，所以称为：“三弄”。

5、十面埋伏

乐曲描写公元前二零二年楚汉战争在垓下最后决战的情景。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项羽自刎於乌江，刘邦取得胜利。

传统琵琶曲之一。又名《淮阳平楚》：谱最早见于《华秋频琵琶谱》（1819）。明王宝（1598-1662）《四照堂集。汤琵琶传》中记琵琶家汤应曾奏《楚汉》。“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斗是，声动天地，屋瓦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金、剑击声、人马群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悲，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成人如此。”所绘之情景、声色与今之《十面埋伏》甚近似。全曲分十三个段落，都标题可归三部分：

第一部分：（1）“列营”全曲序引，表现出征前的金鼓战号齐鸣，众人呐喊的激励场面。音乐有散渐快，调式的复合性及其交替转换，更使音乐增加不稳定性。（2）“吹打”。（3）“点将”主题呈式，用接连不断的长轮指手法（但轮一句轮一拂轮）和“扣、抹、弹、抹”组合指法，表现将士威武的气派。（4）“排阵”。（5）“走队”音乐与前有一定的对比，用“遮、分”和“遮、划”手法进一步展现军队勇武矫健的雄姿。

第二部分：（6）埋伏表现决战前夕夜晚，汉军在该下伏兵，气象宁静而又紧张，为下面两段作铺垫。（7）鸡鸣山小战楚汉两军短兵相接，刀枪相击，气息急促，音乐初步展开。（8）九里山大战描绘两军激战的生死搏杀场面。马蹄声、刀戈相击声、呐喊声交织起伏，震撼人心。先用“划、排、弹、排”交替弹法，后用拼双弦、推拉等技法，将音乐推向高潮。

第三部分：（9）项王败阵。（10）乌江自刎先是节奏零落的同音反复和节奏紧密的马蹄声交替，表现了突围落荒而走的项王和汉军紧追不舍的场面；然后是一段悲壮的旋律，表现项羽自刎；最后四弦一“划”后急“伏”（又称“煞住”），音乐嘎然而止。

原曲还有：（11）众串凯。（12）诸将争功。（13）得胜回营。卫仲乐先生的演奏指“自刎”止，后三段删去不奏。今日诸家大多承用此法。

整曲来看，又有“起、承、转、合的”布局性质。第一部分含五段为“起、承部”，第二部分含三段为“转”部，第三部分含二段为“合”部。

6、夕阳箫鼓（春江花月夜）

这是一首抒情写意的文曲，旋律优美流畅。一九二五年前后，上海大同乐社根据此曲改编成丝竹乐曲《春江花月夜》。最早版本是1842年的“夕阳箫歌”，1864年前成书的《今乐考证》称为传统琵琶曲《夕阳箫歌》，1895年被改编为《浔阳琵琶》时已将以来的六段编成十段，各段分别借用唐代乐府题名，至1932年改为民乐合奏，定名《春江花月夜》，情趣也由原来“秋意晚江别”而发展成比较健康向上，春意盎然，清新优美。解放后用乐队合奏全曲分成十段，犹如十幅连续的画面：1、江楼钟鼓，2、月上东山，3、风回曲水，4、花影层台，5、水云深际6、渔歌唱晚，7、回阑拍岸，8、桡鸣远籁，9、乃归舟，10、尾声。

7、渔樵问答

此曲在历代传谱中，有三十多种版本，有的还附歌词。乐曲表现渔樵在青山绿水中间自得其乐的情趣。

原来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名《夕阳箫鼓》（又名《夕阳箫歌》，亦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约在1925年，此曲首次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解放后，又经多人整理改编，更臻完善，深为国内外听众珍爱。乐曲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象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

第一段“江楼钟鼓”描绘出夕阳映江面，熏风拂涟漪的景色。然后，乐队齐奏出优美如歌的主题，乐句间同音相连，委婉平静；大鼓轻声滚奏，意境深远（片段1）。第二、三段，表现了“月上东山”（片段2）和“风回曲水”的意境。接着如见江风习习，花草摇曳，水中倒影，层迭恍惚。进入第五段“水深云际”，那种“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壮阔景色油然而生。乐队齐奏，速度加快，犹如白帆点点，遥闻渔歌，由远而近，逐歌四起的画面。第七段，琵琶用扫轮弹奏，恰似渔舟破水，掀起波涛拍岸的动态。全曲的高潮是第九段“唉乃归舟”，表现归舟破水，浪花飞溅，橹声“唉乃”，由远而近的意境。归舟远去，万籁皆寂，春江显得更加宁静，全曲在悠扬徐缓的旋律中结束，使人回味无穷。

8、胡笳十八拍

根据同名诗谱写的乐曲。所反映的主题是『文姬归汉』。汉末战乱中，蔡文姬流落到南匈奴达十二年之久，她身为左贤王妻，然而十分思念故乡。当曹操派人接她回内地时，她又不得离开两个孩子，还乡喜悦被骨肉离别之痛所淹没，心情非常矛盾。

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琰（文姬），在兵乱中被匈奴所获，留居南匈奴与左贤王为妃，生了两个孩子。后来曹操派人把她接回，她写了一首长诗，叙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乡别子的情怀。

全诗共十八段，谱作成套歌曲十八首。据郭沫若说，突厥语称“首”为“拍”，十八拍即十八首之意。又因该诗是她有感于胡笳的哀声而作，所以名为《胡笳十八拍》或《胡笳鸣》。原是琴歌，但魏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器乐曲，称《大胡笳鸣》、《小胡笳鸣》。前者即为《胡笳十八拍》的嫡传。

唐代琴家黄庭兰以擅弹此曲著称。李颀有《听董大弹胡笳》诗：“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就是对该曲内容的概括。现存的曲谱最早见于1425年刊行的《神奇秘谱》本，称“大、小胡笳”，都是无歌词的器乐曲。可唱的琴歌《胡笳十八拍》，初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孙丕显所刻的《琴适》中，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谱本，其歌词即文姬所作的“我生之初尚无为……”。音乐基本上用一字对一音的手法，带有早期歌曲的特点。从第一拍到第九拍，以及第十二、十三两拍，都有一个相同的尾声，有受汉代相和大曲影响的痕迹。全曲为六声羽调，常用升高的徵音（升5）和模进中形成的高音（升1）作为调式外音。情绪悲凉激动，感人颇深。

9、汉宫秋月

此曲有两种较为流行的演奏形式，一为筝曲，另为二胡曲。据载，二胡是刘天华先生所传。《汉宫秋月》意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泣情绪，唤起人们对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情。

此曲有两种较为流行的演奏形式，一为筝曲，另为二胡曲。据载，二胡是刘天华先生所传。《汉宫秋月》意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泣情绪，唤起人们对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情。

10、阳春白雪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涤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之意。

狄仁杰是怎么一步步搞垮武则天的？

中国有个成语叫作“唾面自干”，按照这个词的要求，别人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不能擦掉，而应该让它自己风干。人们往往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受了污辱却能极度隐忍，从来不加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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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这个词是凭空捏造、文人虚构，这个词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娄师德。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唐朝大臣、名将，曾任宰相。娄师德最大的特点是事事讲究忍让。据《新唐书》记载，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后，兴致勃勃地来向哥哥辞行。在兄弟二人就要分手的时候，弟弟问哥哥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娄师德语重心长地询问道：“我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你现在又要去当州官，我们兄弟二人可以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了。但是，我们荣宠过盛，必定有人暗自忌恨我们，对此你有什么对策吗？”听到哥哥这样问，弟弟马上跪在地上说：“我是这样打算的，假如现在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一定会自己擦干净，决不为此和人计较。请哥哥指点，这样做行不行？”听完兄弟的话，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你的做法正是我所忧虑的！”弟弟本来想哥哥会表扬他几句，没想到哥哥竟不以为然，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不擦！你想啊，别人好不容易把唾沫吐在了你的脸上，你却一擦了之，别人的快感还从何而来？别人没有了快感，那他一定还会继续忌恨你的。我建议，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不应该自己擦掉，而应该等待自然风干。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应该保持微笑！”

娄师德到底做没做到唾面自干，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贵为一朝宰相，敢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估计不会太多。但是娄师德的谦让却是出了名的，除了谦让，娄师德的肚量大也被广泛传颂，以至于后人经常说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为了引出狄仁杰来。

那么娄师德和狄仁杰有什么关系呢？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娄师德和狄仁杰是同事——两个人一同做相国。

尽管同为相国，但两个人的能力却有差别。狄仁杰出类拔萃，而娄师德却显得有些平庸。尽管娄师德是个谦谦君子，从来不会和任何人发生矛盾，但盛气凌人的狄仁杰就是看不惯娄师德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平时挤兑起娄师德来，狄仁杰都是不遗余力。

但是，娄师德是个信奉唾面自干的人，任凭狄仁杰怎么欺负，他似乎都不放在心上，而且似乎也没什么怨言。这样一来，反而让外人都看不过去了，他们认为狄仁杰连老娄都不放过是不是有些太过火了。但大家都知道狄仁杰向来自高自大的秉性，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调解此事。最后，连武则天也看不下去了，她只好亲自出面做狄仁杰的工作。

有一天，散朝的时候，武则天留下狄仁杰，聊了几句，武则天单刀直入地问狄仁杰：“我这么重用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狄仁杰答得也很干脆：“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依靠别人的人，而皇上您最后居然重用了我，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文章出色外加品行端方。”

尽管这样的回答在武则天意料之中，但是狄仁杰的口气还是令她有些小小的不快，她呷了一口茶，又咽了一口唾沫，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狄先生啊，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当年，我对你其实一点了解也没有，为什么想起来提拔你啊，全仗有人在我面前推荐你。”这次轮到狄仁杰吃惊了：“真的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会是谁推荐了我呢？”“给你三次机会，你猜一下吧？但我想，就是给你十次机会你也猜不出来！”狄仁杰是个聪明人，见皇上这么说，就顺口答道：“那就请皇上您直接告诉我好了。”“告诉你吧，你能有今天，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娄师德，就是他在我面前三番五次地推荐你！”武则天似乎看出来了狄仁杰的惊诧和难以置信，她随即让侍从取来档案柜，笑着对狄仁杰说：“你自己去打开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档案柜打开了，十几封写给皇上的推荐信一一呈现在狄仁杰面前，这些推荐信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推荐狄仁杰担任重要职务。十几封推荐信的作者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娄师德。这一下轮到了狄仁杰无地自容了，原来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全是娄师德当年的大力推荐。自己不领情也就罢了，谁知自己还时时打击娄师德。而更令他惭愧的是，娄师德居然从来不居功自傲，居然一直默默承受冷嘲热讽而不作任何解释！

这件事对狄仁杰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让他不由得反思自己走过来的岁月。

侦破才能首屈一指，能谋善断获得信任

狄仁杰虽然时下升到了高位，但他的家世却一点也不显赫，狄仁杰的父亲也只是做过夔州（今重庆奉节）长史而已。狄仁杰本人早年似乎也没什么出众之处，因为他仅仅是以明经出道。在唐朝以明经出道的人往往会很受人歧视，明经在世人眼中的地位似乎很近于今天的自考文凭。家庭背景一般，加上明经出身，似乎注定了狄仁杰很难出人头地。

但狄仁杰却是一个有真功夫的人，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在任期间，他曾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记录：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到17000人，但是却没有一人喊冤。一时间，狄仁杰成为世人推崇的神探。

在唐高宗的时候，狄仁杰就是著名的“反对派”，他敢于反对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事，对抗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人。

譬如，唐高宗要到汾阳宫去视察，当地的长官为了讨好皇上，决定新开一条御道，但在狄仁杰的坚决反对之下，御道修建计划被迫中止。

譬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中大臣都很怕他。可是狄仁杰却不以为然，经常抓住机会弹劾王本立，即使唐高宗有意偏袒，狄仁杰也不为所动。最后，他还真把王本立给扳了下来，一时朝廷肃然。

打击武家亲要，为李唐复辟扫清道路

武则天当政时，久经江湖的狄仁杰慢慢变得老辣起来，即使心狠手毒的来俊臣也不是他的对手。

狄仁杰官居宰相，在朝廷慢慢走红之时，也正是阴谋家武承嗣踌躇满志之日。满朝之中，武承嗣谁也没放在眼内，他唯一顾忌的就是狄仁杰。他认为狄仁杰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被立为皇嗣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就指示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人谋反，并随即将狄仁杰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意即如果一个人主动承认自己有谋反罪可以减轻罪行，其意思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随即予以完全承认：“谋反是事实！”得到了狄仁杰的口供，来俊臣满心欢喜，也就放松了对狄仁杰的警惕。

谁知，老辣的狄仁杰只是用这招儿来麻痹来俊臣的。其后，狄仁杰趁狱吏不备，偷偷写下了上诉材料，悄悄放在了自己的棉衣之中，并请狱吏转告家人将棉衣取走。最后，狄仁杰的儿子将上诉材料转到了武则天的手中。于是，武则天亲自召见狄仁杰，并当面询问他：“你当初为什么主动承认谋反？”狄仁杰平静地回答：“假如我不承认谋反，估计我早就死在来俊臣的皮鞭之下了，又怎么能再见到皇上呢？”狄仁杰以自己的机智逃过了一劫，但从此他也就和武承嗣成了死对头。

为了和武承嗣斗争，狄仁杰利用武则天对自己的信任，在立储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决定性的作用。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令其他人望尘莫及。譬如，武则天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很少直呼其名。对于老年的狄仁杰，武则天更是显示出了温情的一面：朝堂之上，武则天特许狄仁杰不用跪拜；武则天还曾多次告诫朝中官吏：“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指狄仁杰）。”对狄仁杰可谓优渥有加。在武则天的朝堂里，狄仁杰地位之崇高，无人可出其右。这让狄仁杰有机会对武则天之后的继任者作出从容安排。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一直渴望成为太子，而武则天则犹豫不决。狄仁杰抓住机会，以亲情打动武则天。

狄仁杰对武则天说，立太子之事，事关重大，有很多因素应该考虑进去，但第一要考虑的是自己。无疑，人都是要死的，因此，我们才需要选定接班人。如果接班人选得好，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将被执行，自己的灵位也能被后人供奉；如果接班人选得不好，那么自己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被推翻，自己将来的灵位也会被人抛弃。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接班人首先应该选择在血缘上和自己最近的人——只有血缘最可靠。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您应该立您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如果您立了您的儿子，将来您就是皇帝的母亲，配享太庙也是理所当然；而您要是立了武氏的后人为太子，那么将来您只能是未来皇帝的姑母，让侄子为姑母立庙，这事似乎有些悬！很显然，狄仁杰的话对于武承嗣很有杀伤力，但最终也打动了武则天。她决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武承嗣最终失去了继承武则天皇位的可能。

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狄仁杰不会被武承嗣清算，作为副产品，李唐王朝也借此完成了复辟。

为了确保自己死后武承嗣不会死灰复燃，狄仁杰生前还精心挑选了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就是张柬之。

有一天，武则天向狄仁杰征求宰相人选，狄仁杰毫不犹豫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是个难得的人选，这个人虽然老了些，但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才。这个人一辈子没被人发现，如果您用他做宰相，他一定会为国家鞠躬尽瘁。”

于是，武则天将张柬之的官职由长史升为司马。过了一段，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宰相人选，狄仁杰笑了一下，说道：“我以前曾经推荐过张柬之，到现在也没见您用这个人啊。”武则天说道：“怎么没用啊？我早就把他升为司马了。”狄仁杰不慌不忙地说：“我给你推荐的是宰相人选，您却让他去做司马，当然算没有任用。”后来，张柬之果然被任命为宰相。

随着岁月的流逝，武则天已经是风烛残年，她已很难有效地控制局势，客观上看，李唐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狄仁杰大力推荐的宰相张柬之果然没有辜负狄仁杰的期望，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张柬之毅然决定起事，仅仅用了半个时辰，政变就宣告胜利。取得胜利后的张柬之，手里提着武则天所宠爱的两个面首——张昌宗、张易之的人头来见武则天，此时，武则天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知当时的武则天，在盯着张柬之发呆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来张柬之的推荐人狄仁杰来。

其实，武则天想起想不起狄仁杰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不久之后，唐中宗又要登上皇帝宝座，李氏将重掌乾坤。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之时，狄仁杰生前所作的安排也被郑重表彰。狄仁杰先是被追封为司空，后又被追封为梁国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倾城点评：

据《新唐书》记载，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驾鹤西游，朝野一片悲声。伴着这一片悲声，武则天对狄仁杰去世所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印象主义的概括：“朝堂空也！”这四个字可谓字字千金，准确地表达了狄仁杰在武则天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和狄仁杰相比，武则天是单纯的，单纯到信任狄仁杰的一切。民间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一个人的单纯：“别人卖了你，你还帮别人数钱呢！”其实这句话用到晚年的武则天身上也无大错。为了确保自己死后不被武氏清算，狄仁杰巧妙地利用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力荐张柬之，并借张柬之之手，完成了李唐复辟的大业，从而确立了自己死后的政治地位。但不论史书如何高度赞扬狄仁杰的大智大勇，却还是无法掩盖狄仁杰对武则天的不厚道。

在狄仁杰身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自相矛盾的病症：一方面他忠心耿耿，一方面他又心怀鬼胎；一方面他可以为了暂时的利益牺牲原则，一方面他为了原则又可以牺牲暂时的利益。他灵活机动，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狄仁杰以往对武则天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会充满滑稽的感觉。倒是武则天在狄仁杰死后所发出的“朝堂空也”，很令人百感交集。孔夫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惟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武则天和狄仁杰，一为皇上，一为重臣；一为女子，一为“小人”，因此武周之衰亡也就在所难免。

狄仁杰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最有代表性的人生。早年，狄仁杰势单力薄，斗争的结果难免有胜有负。等到后来，狄仁杰几乎是所向披靡。斗争是容易上瘾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所以我们才会见到狄仁杰连自己的恩人都不放过的场景。和狄仁杰相比，娄师德善良得如同绵羊，而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单纯得则如同一泓清水。因此，那样一个时代是属于狄仁杰的，是属于这根善于权谋的官场老油条的。

第四章　中国的功臣们

重创日军使其四易主帅的一代抗日名将

抗战初期，有一名国军上将，率部重创日军使其九次增兵四易主帅，大振国人雄威，使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这位赫赫威名的抗日名将，就是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其时，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的顽强精神受到上海民众及全国人民的拥戴。上海街头出现了十九路军抗日火柴、光鼐牌香烟；著名画家蒋兆和在火线上为蒋光鼐、蔡廷锴所画的油画肖像，被大量印刷、到处张贴，高举在游行声援的群众手上……

1888年12月17日，蒋光鼐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蒋理祥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进士，同治三年（1864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举人，官井山官学教习，候铨史部。1903年，蒋光鼐的父母在十天内相继去世。母亲临终时，见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国，曾叮嘱他“弃文从武”，以“异日为民族干城”。

1904年，蒋光鼐以优异的成绩为东莞师范学堂录取，后又先后就读广州陆军小学、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黄兴领导的收复汉口的战役与讨袁护国军，后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征与北伐。

蒋光鼐的人生顶峰，是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对敌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战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慷慨动员：“我国自甲午战败以来，已不敢作对外之战争，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我则俯首退让；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我则望风而逃。国人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此帝国主义日益张牙舞爪而国民悲愤不可抑也。从物质而言，我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了进攻。日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分布在虹口租界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分三路突袭，攻占了天通庵车站和北站。我驻军奋起抵抗。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多次击退日军。战火虽经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日寇进攻没有任何进展。4日，日军又发动了总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并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后，乘胜追击，发起反攻，最终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击。这是我军的首次胜利，也是败军的首次换将，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调回日本。

残酷的战争一直在继续。2月10日，蒋光鼐在向国民政府的报告中表示：“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13日清晨，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总攻。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并展开数度残酷的肉搏战，最后迫使敌主力溃退。由于十九路军的战绩，迫使日军再次易帅，日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朗交权下台。2月14日下午，蒋光鼐电告何应钦：“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16日，张治中所率第五军全部抵沪，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后几天，守军以第五军为左翼，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密切配合，经反复争夺，使我方阵地转危为安，收复了失去的阵地，并给日寇以重创。日军被迫第三次换帅。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增兵，并派遣前田国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五天内收到捐赠全新棉衣三万余套，棉被二千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的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轮财捐助，慰劳奖饬，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然而，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示交分款中扣除。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学面斥平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快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陈友仁说：“有这们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国民党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3月1日清晨，日军三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无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八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四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在这次淞沪抗战中，蒋光鼐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淞沪抗战后，蒋光鼐调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965年李宗仁回归祖国蒋介石发出绝杀令！

1965年7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毅然回归祖国大陆。鲜为人知的是，此时蜗居台湾岛的蒋介石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发出绝杀令，随即演绎了一场对李宗仁夫妇的跨国大追杀！

1955年和1959年，原任李宗仁贴身秘书的程思远两次回大陆参观，并与周恩来总理唔谈。程的首次行动遭到李宗仁斥责，谓“如此重大之举动，事前并无商量便擅自行事。”到了1959年，李宗仁思想有变化，让夫人郭德洁由美返港，与程思远秘密会见，从其口中进一步了解了在大陆的中共，因而促成了以后的选择。

1963年12月，李宗仁按照程思远的安排，由美转机意大利首都罗马飞抵瑞士的苏黎世。程思远已从香港飞到苏黎世静候。第二天，李宗仁和程思远驾车，沿着莱茵河作长途旅行。谈话中，程思远转达了周恩来欢迎李宗仁回国的盛意。

程思远说：“周先生嘱咐我向你问好，关于德公回祖国的问题，他说了‘四可’：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恩来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建交。这年冬天，中国在罗布泊地区成为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祖国大陆喜讯频传，李宗仁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开始动摇。1965年1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仿效法国政府“迅速调整中美关系”。“李德邻此举必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台湾的蒋介石这样猜测。他立即采取了两个紧急对策：一是硬棒子打。他命令新任保密局长张炎元派专人赴美加强对李宗仁的监视，若李宗仁继续攻击“中华民国”或有投奔中共之迹象，则可以非常手段解决；二是软刀子捅。胁迫白崇禧给李宗仁发电报进行恐吓，以制止李宗仁的投共企图。

两名彪形大汉苏黎世扑空

1965年3月，李宗仁写信给居住在香港的程思远，表达了他欲回祖国大陆定居的愿望。

北京，中南海。

周恩来收到了程思远从香港传来的讯息，确认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4月初，李宗仁在美国得到反馈意见，顿时欣喜若狂。

李宗仁开始实施他的归根计划。6月13日，李宗仁借口陪夫人去瑞士疗养并凭籍在美国移民局出入境的良好记录，取得出国护照，只身先行飞往瑞士。临行前，他已与好友吴尚鹰相约一同飞回中国大陆，还嘱吴帮带次子李志圣随后赶到苏黎士。同日，程思远在香港接到李宗仁幼子李志贤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告知“货已于今日启运”，程明白李已赴欧。第二天，程夫人石泓到广州与北京通话，周恩来请程思远火速飞京。6月18日，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会见了程思远。周荣鑫告诉程思远：“总理已于今晨飞往欧洲访问，临行他已明确交代，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包括地点、路线及有关安全技术性细节，均让他们代为转告，你到苏黎世会晤李先生，到时会有专人与你联系，你会从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

第二天，程思远离京返港。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郭德洁不动声色地处理完房产等善后事宜，于6月23日飞抵苏黎世与丈夫团聚。

6月28日，程思远从香港飞到苏黎世，会见了李宗仁夫妇，告知周恩来总理的周密安排。在郊外别墅等了一周，仍无吴尚鹰和李志圣的消息，李宗仁着急了，郭德洁更为不安，程思远忙与有关人士秘密联系……

他们当时怎么也无法想到，吴尚鹰已在美国被一个女人缠住。两周过去了，还是没有吴尚鹰的消息。为了安全，有关方面通知李、郭、程三人务必于7月13日离开苏黎世，并关照当班客机在日内瓦、贝鲁特等地加油时三人都不要下飞机。

7月13日下午2时，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郭德洁的表弟田桂昌把李氏夫妇和程思远先生送上了飞往香港的瑞航班机。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一会儿便消逝在茫茫天际之中。田桂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他暗想：总算过了这一关！

7月13日下午3时，台湾方面从日内瓦派来的两个彪形大汉正在田桂昌的家门口等候。从那天起，两个彪形大汉便轮流守候在田桂昌家门口，监视着田桂昌的一切行动。田桂昌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好在他们走得及时，要不……

卡拉奇，三位神秘客人“神秘失踪”

李宗仁飞离瑞士之前，台湾保密局已暗中查知李氏三人买的是飞往香港的全程机票，他们便认真研究了苏黎世飞往香港各班机的时间、路线及沿途机场，重点确定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四处下手。

他们分头收买了若干名外国杀手，只要李宗仁夫妇在这四个地方下飞机，就立刻开始行动。

1965年7月14日凌晨3时许，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乘坐的瑞航客机滑入了机场跑道。飞机刚停稳，李宗仁一行三人便整理好行李起身离开机舱下机。舱门打开了，舷梯上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他们向空中小姐行了一个军礼，用英语说道：“小姐，对不起，我们例行公事。”军警走进机舱，向迎面而来的李氏三人问道：“请问，哪一位是苏黎世来的程先生？”“我就是。”程思远答道。“你的两位同伴呢？”“都在这儿。”程思远指着李宗仁夫妇。

莫名惊诧的空中小姐看着军警把三人领出机舱，下机后旋即上了巴方警车。车门一关上，车便发动起来。警笛鸣响，警灯亮闪，警车风驰电掣般驶出机场，所过各处通行无阻……原来中国大使馆和巴方警探在13日下午便通过电讯情报获知台北方面的阴谋，故用非常措施避开了刺客。

李宗仁安全回到祖国

台北，阳明山别墅，蒋介石命令保密局局长张炎元：“在两天内迅速侦知李宗仁的住处，如确在大陆驻巴使馆，务须弄清他们所乘飞机之机型、班次、时间和航线，尽一切可能在他去机场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再来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

三天后，也就是1965年7月17日深夜约11时，李宗仁刚脱衣睡了一会儿，便听到使馆工作人员前来敲门。“李先生，请赶快准备好，等会儿去机场。”什么话也没说，李宗仁夫妇很快收拾好行李来到客厅，只见早已整装待发的程思远已坐在那里，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上前对李宗仁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非常关心你归途的安全，特指示我亲自陪你们飞回祖国。”就在李宗仁与丁国钰谈话时，两部挂有纱帘的高级轿车载着几名使馆人员快速驶出了使馆大门，然后向左拐去。这时，停在街旁阴暗角落的一部蓝色轿车立刻尾随而去……“走，我们马上上车！”丁大使一招手，几名使馆人员帮李宗仁一行提着行李，很快放进了使馆院内的另外两部车。机场到了，停在那里的是一架飞往广州的普通波音飞机，只是头等航事先已全部被大使馆包了下来。这架波音飞机已在机库中存了三天，是在午夜时分才拖出来的。

7月18日零点30分，飞机起飞了，很快便升入万米高空。上午11时，该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走下舷梯，看见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正朝他迎上来。他，就是为李宗仁归国运筹帷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李宗仁激动地走上前去，周恩来张开了双臂……他们紧紧拥抱着，许久许久……

大国交锋：毛泽东水中“立正”震住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来到北京。是被毛泽东发脾气“召”来的。

苏联驻华大使龙金是位气色很好的哲学家，求见毛泽东，表达了苏联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同中国搞个联合舰队。毛泽东明白中国的海军只能做沿海防御，没任何实力参加联合舰队。

怀疑苏联这么搞，是想借联合之名，行控制之实。他追问龙金搞联合舰队的根本目的，龙金含糊其辞，更加深了毛泽东的疑虑，发了脾气：“你讲不清，你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自己跟我讲！”

只隔一天，赫鲁晓夫便匆匆飞来北京，降落在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

赫鲁晓夫被直接接到颐年堂，谈判立刻开始，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毛泽东、邓小平、杨尚昆，苏方除赫鲁晓夫之外，还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赫鲁晓夫绕山绕水地解释，成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第七舰队；苏联的远程潜艇已经开始服役，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毛泽东认真听了十几分钟，做个果断而简洁的手势：“你讲半天还没说到正题，我只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嗯，嗯，”赫鲁晓夫有些支吾，“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也明白中国的海军还出不了沿海。“请你说明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抓住不放。“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长波电台，这个电台可以送给你们，我们只是用一下……”“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猛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声色俱厉。

上水的服务员吓坏了，这是他第一次见毛主席同外国领导人发脾气，而且指着鼻子喊。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但是没有站起来，有些始料不及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邓小平、杨尚昆，又望望他的国防部长和副外长。“我们不过是同你们商量商量……”“什么商量？我们还有没有自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海防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把手大幅度一划：“你们都拿去算了！”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尖锐、明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但他走到这一步，就不能不为自己辩解一番。毛泽东点出要害，对他的解释说无须多说，三言两语便顶了回去。

赫鲁晓夫不得不找个机会自己下台阶：“算了算了，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历来不肯让一步。

赫鲁晓夫一行住到了玉泉山，一住三天，李维信被抽调去做服务工作。苏联人吃饭没有钟点没有规律性，谁来了谁吃，离离拉拉拖很长时间，服务相当辛苦。

赫鲁晓夫到达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宴请他一次，李维信也随车回到中南海，还是做他的服务工作。

宴会开了两桌，主桌上是“三七开”中方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苏方三个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费德林。这个费德林是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为赫鲁晓夫充当翻译。

饭后，毛泽东邀请客人们游泳。

是在室外泳池，白磁砖在阳光下亮得耀眼，池畔摆了藤椅藤桌，藤桌上有茶杯和香烟。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站在桌旁聊天；周恩来接过服务员上的茶水。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接茶水，在那里享受着饭后一支烟的神秘境界。

毛泽东换好游泳裤，穿一件浴衣，踩着拖鞋走过来，手里也夹了一支烟，一直走到他的战友身边。

赫鲁晓夫也换了泳裤，身体横阔可观地晃过来，在藤椅上坐下来。刚吃了饭游泳不好，他们又开始短暂的会谈。

既然联合舰队谈不成，赫鲁晓夫无求于人了。谈话口气就比昨天大许多，成了进攻姿态。“苏共‘二十大’是划时代的，批判斯大林是我们苏共中央决定的，可是你们说三道四，”赫鲁晓夫望住毛泽东：“你们为什么往我们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话时烟气从齿缝间一字一股地冒出来：“我们不是抛石头，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变脸变色：“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泽东仍然微笑，仍然平声静气：“不是你要不要金子，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帮助你。”

赫鲁晓夫无奈而又失望地望着毛泽东，终于嘟哝一声：“总之我们谈不到一起，始终谈不到一起。”“消化也差不多了。”毛泽东将烟头拧入烟缸，立起身：“下一个内容游泳吧，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由浅水地带抓了扶手下水。他能漂起来，泳姿实在糟糕，就是被中国人称为“狗刨”的那种手脚乱刨的姿势。

他刨几下，沉不住气，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岸，喘一阵儿，将一个手绢四角系住，戴在头上。

喘息定了，他要一个救生圈，套在身上重新下水。

毛泽东看过赫鲁晓夫游泳，不动声色走到深水那边，也是抓了铁扶手下水。身体一半入水时，便松开手，从容地游几下蛙泳，然后将身体一侧，用侧游向浅水区游来。

或许说冲来更合适。毛泽东将手一划，两腿成剪形一夹，肩头冲起一片浪花，速度很快。

赫鲁晓夫悄悄注视毛泽东，见毛泽东划动几下，身体已过游泳中线，忙把视线转开。他望见了蹲在岸上的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怎么不下来？”赫鲁晓夫大声问。彭德怀摆摆手。那意思不知是不游还是不会游。“他是陆军司令，不是海军。”毛泽东的声音近在耳边响起来。“他不游。”

赫鲁晓夫吃惊地发现，一句话的工夫毛泽东已经“冲”到他身边。他伏在救生圈里喃喃：“我早就知道你游泳是能手。”

毛泽东笑笑，没说话也没停，又折向深水区。转折时，侧泳已经换成了仰泳。“你跟他比一比。”赫鲁晓夫对马利诺夫斯基说。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把握地朝毛泽东游去。

可是，赫鲁晓夫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咧开着僵住了。

马利诺夫斯基也吃惊地停下来，抓着池边的泄水槽，痴痴地朝池水中间望：

毛泽东竟然手脚不动地平躺在了池水上！

朱老总笑，彭老总笑，有几个服务员拍响巴掌。“立正！”随着高亢的一声，赫鲁晓夫再朝池中望，顿时目瞪口呆。他是真受了惊：毛泽东居然在水中“立正”了！身体竖直，至少已达七十度角，而且手脚不动！

能平躺水中的人不是找不到，能“立正”于水中的人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赫鲁晓夫像遇见上帝做祷告一样嘴里念念有词，不知祷告了些什么。

毛泽东又游了过来，认真望住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中国氢弹之父——彭桓武！

彭桓武（1915——2007），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

1915年10月，原籍湖北麻城，生于吉林长春。1937年6月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肄业。翌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8月后，曾两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薛定谔（Erwin Schr＆ouml;dinger）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7年回国，先后担任过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并参与创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等职。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彭桓武参与和领导了我国原子能物理和原子弹、氢弹以及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他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分子结构提出过新的处理方法，在量子多体问题研究中提出了自洽场的推广理论，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们拿56块钱的工资就创造了奇迹

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彭桓武的名字最好地诠释着这个群体在学术圈内的声名卓著和学术圈外的默默无闻。从20世纪40年代末回国之后，他的名字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所人之一；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他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他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他领导和参加了氢弹的原理设计和试验；他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他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但一直以来，彭桓武把自己隐藏在普通人群之中，被很多人看作一个“怪老头”，以致与他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说：彭桓武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

☆轰动是因为这个研究处在物理学的前沿

隐身在集体协作帷幕后面的彭桓武，在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之前，就已经是师出名门、广受赞誉的年轻物理学家了。1938年，23岁的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彭桓武是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玻恩的指导下，彭桓武于1940年和1945年分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玻恩和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交谊。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数次提到这位得意的中国学生。1941年，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

据《薛定谔传》，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综合了介子场的若干成果，对宇宙线理解进行较系统的解释，称为HHP理论。HHP理论，是以三位作者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命名，其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这一理论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在这个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戴森（Dyson）方程的方程。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当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曾说，连我这个不搞理论的人都知道HHP理论，可见彭桓武他们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名气。

1945年，彭桓武与玻恩因为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共同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8年，在薛定谔和海特勒的推荐下，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时年33岁。当时，彭桓武已经回国，正执教于云南大学。直到中美建交后的70年代，彭桓武收到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刊时，才知道自己30年前就已经是它的会员了。

☆等到国家荣辱摆在你身上，那个动力比原来就大得多了

1947年彭桓武代表云南大学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日后同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的元勋。钱三强当时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是法兰西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两人在1939年相识，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那时候，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彭桓武与钱三强心照不宣地相约：回祖国大干一场！当时的都柏林，找一个到中国的轮船座位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彭桓武写信请在英国海军部工作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布莱克特帮忙，在一条英国的运兵船上找了个舱位。

1949年，彭桓武回到北京，暂住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叶企荪家，与先期到达这里的钱三强重逢。此后，两人共同筹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发展原子能事业，培养科研人才。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彭桓武，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时，彭桓武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还没做完

彭桓武自幼体弱多病，读小学和私塾花了7年时间。彭桓武经常在家翻看父亲书柜里的书，养成了自学的习惯。1931年，只有半年高中学历的彭桓武主要通过自学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彭桓武严格遵循着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的学习计划，生活紧张而有序。清华6年，他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被称为“清华四杰”。彭桓武的清华生活，由于日寇的入侵被迫中断。60年后，八十多岁的彭桓武写了一篇论文，当作自己的毕业论文，还清华大学周培源导师的债。1940年，彭桓武完成了自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论文，论文得到了导师玻恩教授的赞赏，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彭桓武对自己的论文并不满意，他说，我的论文只做了一半。玻恩说，如果都做了，就不能只给你哲学博士，还要给你科学博士了。直到现在，彭桓武还在为那剩下的一半论文劳作。第二年8月，经马克斯？玻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中工作。在彭桓武与玻恩告别时，玻恩说，薛定谔没有学生。到都柏林后，彭桓武才逐渐明白玻恩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原来，薛定谔思虑深沉严密，对一个问题在没想清楚前是不会跟别人说的，一旦想清楚后再说，便十分严谨和正确，因而无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而玻恩则让学生尽量独立思考，多创造性地做研究工作。这后来也成为了彭桓武的为师之道，就是要多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

☆当年看《三国演义》也是，诸葛亮死了以后我就不看了

在清华的第一年，彭桓武每周有三天第四节无课。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进书库，挑选要借的书。每次总凑满三册，这是借书规定的上限。借的书大多与上的课无关。当时的借书期限一般是两个星期，少数需要精读的才续借一次。那一年里，16岁的彭桓武读了英译本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用理性批判》，罗素的散文集，怀特海的逻辑著作。第二年夏天，他每天上午都要到图书馆老阅览室去，从靠墙的一个书柜中，取出先秦诸子丛书，连续浏览。这时的彭桓武，已经在四年前读完了《史记》，两年半前浏览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逊《科学大纲》的中译本，刚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看过几本英文哲学书，年龄已十六七，正是个人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所以对诸子的观点不无思辨，有时晚上还在宿舍写心得。在先秦诸子学说中，他比较认同荀子的唯物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后来，曾专门借荀子精读，并假设该书章节在流传中有位置错乱，为之试作更正。他还对“道心维微，人心维危。维精维一，允执厥中”这16个字作科学认识论的理解。若干年后他才体会到这里面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而他从选物理系时起则更强调科学地认识物质世界这方面。

英伦十年，未改彭桓武书生本色。他中西兼容，融古今于一炉。雅好诗词，淡定情怀。很难单向度定义他到底是以学术为志业的西方式知识分子，还是天下滔滔，独善其身的狂狷之士。晚年，彭桓武辞去了兼任的各种职务，只保留了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

☆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做工作

彭桓武祖籍湖北麻城，父亲彭树棠，母亲陈思敬。父亲留给他的，是一首《七律？咏雪》：“本来明月是前身，玉骨冰肌别有真。百尺寒光能彻地，一毫余热不因人。方圆自在都无相，潇洒风流总出尘。何事洛阳裘万丈，袁安原不厌清贫。”

彭桓武43岁结婚，62岁那年爱妻离世，后来唯一的儿子也远赴美国求学。此后的二十多年，彭桓武独自一人，过着简朴的生活。80岁的时候，即1996年，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项：彭桓武纪念赠款。第一位获赠的，是一位曾经的合作者、因伤早退的黄毅英。彭桓武在赠款信中这样说：“黄毅英同志：您好！彭桓武纪念赠款将于1996年10月-11月首次举行。赠款对象为（暂定）彭桓武个人认为在核方面与他合作的工作中值得纪念的合作者。今年初办，只赠一位，希望明年能赠两位。在我多忘的记忆中首先浮出脑海的便是您，希望您能接受这次纪念赠款（不是奖，也不评）。款暂定为每人三万元人民币，已经准备好，现特商定寻求一个合适的时间，请您乘便来中关村一晤，并同去福利楼工商银行办理转账（我提取活期您再同时存入，利用通存通兑免得动用现钞）。您最好带一同伴来以减少您的劳累。时间在电话上商定更好，因为我有时还要出去有事。”

时隔4年，彭桓武纪念赠款又增添了新的项目，他在给黄毅英的信中这样说：“黄毅英同志：您好！报告您一个消息，彭桓武纪念赠款，从2001年开始，将增加一项医疗补助报销，专为过去和未来的纪念赠款获得者，由于公费医疗改革，个人负担份额加重而新设立的。因为银行利率已几次降低，赠款和补助报销均以基金本金支付，用完即结束，所以补助报销金额，根据实际情况，不作任何限制。北京人请20、21、22日电话告知我数目，23日我将准备好，电话联系待取。长期病号或外地人可协商简化手续。”

黄毅英的女儿回忆说：我妈是1958年开始工作，到她1960年回来的时候人已病得很厉害。那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一年级，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一上小学我妈就开始病。她在北京三院看病，没有任何一个大夫能说出来她是什么病。彭老通知我们领赠款的时候，我还特别奇怪。蔡荣业先生告诉我，彭老希望把他得到的奖金同一些跟他合作过的同事分享。这些人都是早期参加核方面工作，健康受到过损伤，此后被人们忘记了的。任何奖、任何纪念都绝对不会轮到他们头上。彭老的赠款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彭老决定是谁就是谁，然后彭老第一个纪念款就给了我妈。

主持人：您在1995年的时候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万港币，我想可能这也是您一生中获得的数额最多的奖金了。

彭桓武：对！这100万港币到明年就要报销完了。

主持人：您把它全部捐赠了？

彭桓武：全部赠了，纪念赠款明年就结束了。本来应该到后年，不过依照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想把后年的提前到明年，两届一块给。

主持人：这100万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舒适的生活，但对您来说……

彭桓武：对我来说没用。我生活足够了，加不加这100万都一样。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钱。像我现在，大夫给我限制，每天只许吃这么多东西，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吃两个鸡蛋都不行，那个钱有什么用？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五位科技工作者获得了这笔赠款，分到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是三万块钱。您想通过它来表达您对这些同志的什么敬意呢？是想用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吗？

彭桓武：没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纪念而已，纪念当初合作过、工作过的人。

主持人：您知道黄毅英先生已经去世了吗？

彭桓武：这一次她病我都不知道，我的消息不灵通。上一次病时我让蔡荣业送了两万块钱医疗补助，她自己也不要，我只好自己送去了。上次她出院后我以为她没事了，这回她又病我还不知道。她的工作是搞核潜艇的时候参加原子能所的大协作。每回她都带头作报告，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我对她有印象。

主持人：看起来您是一个很固执很克制的人，但是谈到您的同事，您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看来您是一个习惯于把感情藏起来的人。您的老伴儿去世快30年了，您一个人做菜、洗衣服，5年、10年我们能理解，但30年如此，您不觉得孤独吗？

彭桓武：不孤独，我有理论物理陪伴我，不孤独！如果实在难受我就写诗，升华过去。所以我的诗里有三分之一是写我的老伴儿。这是心理学的措施，转移注意力，干事去就完了，就没功夫去想这些废话了。

主持人：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彭桓武：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主持人：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彭桓武：追求什么？科学家的追求还是做工作。王淦昌临死前我见他最后一面，他就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再有工作我也做不了了”。就是这样，就是要做工作。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做工作。

彭桓武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于2007年2月28日2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克格勃究竟窃得什么情报促毛泽东抗美援朝！

麦克莱恩透露了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事情。最初朝鲜军队打败了南韩李承晚的部队，解放了朝鲜半岛90%的领土，但是美国人迅速援助李承晚，击退了金日成，后者的处境岌岌可危。斯大林坚持让中国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但是当时毛泽东有些犹豫，担心美国会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甚至向中国军队和工业中心投掷原子弹。

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率团访问美国，时任英国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唐纳德-麦克莱恩陪同出访，时刻在艾德礼身边，因此掌握了英国首相和美国外交官之间的许多秘密，此间他成功窃获杜鲁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的副本，里面要求美国将军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越过中朝边境，不要使用核武器，美国害怕卷入和中国之间没有获胜前途的持久战争。这一情报被克格勃立即呈送到斯大林处，然后转交给毛泽东，后者随即坚定决心，派出志愿军主力越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多次重挫美军后于1953年在38线停火。

俄专家指出，麦克莱恩1913年出生于富裕的英国贵族家庭，有苏格兰血统，他的父亲是着名律师，后来曾任英国内阁大臣。麦克莱恩少年时期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度过，当时西方许多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他们认为摆脱资本主义的苏联是当时“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剑桥大学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支部，形成了日后为克格勃效力的“剑桥五人组”。

俄专家指出，麦克莱恩1913年出生于富裕的英国贵族家庭，有苏格兰血统，他的父亲是着名律师，后来曾任英国内阁大臣。麦克莱恩少年时期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度过，当时西方许多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他们认为摆脱资本主义的苏联是当时“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剑桥大学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支部，形成了日后为克格勃效力的“剑桥五人组”。

当时以非法移民身份招募麦克莱恩的克格勃间谍说服英国少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与苏联情报机关秘密合作。1934年8月还是大学生的麦克莱恩被招募为克格勃间谍，最初代号“魏泽”，然后是“斯图尔特”，最后是“戈梅尔”。1934年被安排到英国外交部工作后不久就开始向苏联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38年他出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秘书，搜集了有关法美外交官的大量情报，在希特勒攻占巴黎前返回伦敦，在英国外交部总部机关工作。1944年升任英国驻美国使馆一秘，1948年任英驻美使馆参赞，1950年任英国外交部美国司司长。

1951年5月开始受到破获苏联间谍网的美国情报人员的怀疑，就在被捕前几天接到剑桥五人组成员菲尔比的及时警报，成功逃往苏联，被克格勃授予上校军衔，并在克格勃帮助下把家人接到莫斯科，开始过上隐居生活。英美政府后来承认了麦克莱恩的间谍身份，英国司法机关还缺席判处他最长的30年有期徒刑。在英国外交部任职期间，麦克莱恩向苏联传递了上千份秘密文件，其中一些情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他还向莫斯科提供了美国核工程进展情报，泄露了美国的铀储备量，从而让苏联科学家轻易计算出美国人可以造出多少颗原子弹。他在莫斯科生活了30多年，1983年因心脏病去世，晚年生活相当凄凉，家人先后离开苏联，离他而去，身患重病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第五章　毛泽东秘闻

毛泽东为何穿睡衣参加陈毅追悼会？

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

1月10日下午，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京病逝，1月10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正在看书的毛泽东突然叫工作人员备车，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菊香书屋主人的这个举动迅速传到西花厅主人那里，后者正为如何安排老战友的追悼会犯愁，得知消息，无异于喜从天降。要知道，建国后毛泽东极少参加某个人的悼念活动，除了1950年逝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和1963年去世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机敏的周恩来在极短时间里通知了京城全部政治局委员，连尊敬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高贵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都接到邀请，与此同时，那些分散各地又陆续回京的地方大员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终于可以见到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了！原来只准备按照军队元老级别开的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临时决定，其规模被大大提高，结果到会的有千余人。整个追悼会是在十分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的，穿着睡衣外面仅套件大衣的毛泽东在周恩来及众人的簇拥下，慰问了陈毅夫人张茜并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在欣赏挽联时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张伯驹那副很感兴趣，当了解到张伯驹生活现状不是很好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道：“我看像张伯驹这样的人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下工作吧。”周恩来点点头：“主席放心，我们照主席的指示办。”

张伯驹，1898年生于河南项城，书画家，民国四大公子之一，1982年逝世。文化大革命前，张伯驹就职于吉林省文史馆，文革时老先生也属靠边站的人物，此次借助元帅出殡之机，凭副挽联博得最高领导人同情，其实并非侥幸。当时不仅像张先生那样的文化人大批大批受到压制，而且还有许多老革命老干部赋闲待岗，周恩来就是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上有林彪，下有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阻扰。现在好了，那个陈毅手下的小连长被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们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权力就是这么奇妙，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轻描淡写间就把人世间最复杂的事情给化解了。毛泽东那么简单的几句话，周恩来听来确如仙音贯耳，心领神会之际他老人家迅速把已丢失的饭碗一一捧到他的那些朋友和部下面前，如此厚恩，能不叫人们喊他一声“人民的好总理”吗？倒是毛泽东颇有些令人费解，他决定参加井冈山时期的战友追悼会，背后想向人们昭示什么样的玄机呢？难道他仅仅只是给自己想找个台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这是毛泽东听到林彪出逃后说的一句话。对照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照片，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明显衰老了许多，试想想，组建仅两年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下子少了六位委员，用苍凉来形容毛泽东那时的心境绝不过分，而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为何急于抢班夺权，恐怕不是吾辈草根能说得清楚的，总之，当时各方面的权力出现了真空。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不能停顿，这是他到死都认为必须完成的神圣使命。那么，谁可以帮助他完成使命呢？江青吗？江青显然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她和康生张春桥只是毛泽东平衡权力的棋子而已。从九·大的人事安排来看，林彪的确是毛泽东心中首选的接班人，他这一死，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继承人问题，说不定此时，毛泽东又开始注意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帮老伙计们，这里有没有无奈的成分不知道。陈毅六号深夜逝世，毛泽东八号才知道，但两天时间足够他运筹帷幄了。

毛泽东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决定参加生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逝者追悼会，绝非心血来潮之举，就像每次剧烈运动前需要热身一样，毛泽东想看看他这次吹吹微风会给中国政坛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总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某些事情受到蒙蔽，其实不然，那个当了二十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有谁敢把他下放到山西？那个长期担任公安部长后被提拔为总参谋长的所谓大警卫员罗瑞卿，没有最高领导人首肯其职务会轻易摘掉？几个元老级人物在怀仁堂拍桌子骂娘，那火气岂是一般人压得住的？刘少奇子女写信寻问父亲时，毛泽东显然清楚刘少奇的下落。所有这一切，足以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失去掌控全局的能力。八宝山灵堂里，据称毛泽东曾跟粟裕说过井冈山时期战友不多的话，此话能够流传，无非想证明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在政治上，毛泽东并没有对哪个人表现出过分的亲疏，中国革命能够成功，靠的是来自五湖四海各方面人的共同努力，即便共产党内存在宗派和山头，处于权力顶峰的那个人也不会随意倾向于哪方，古代皇帝自称为寡人，那个“寡”字何其妙也！参加完追悼会，毛泽东所要的效果出来了！

1972年元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陈毅追悼会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消息，再配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追悼会的照片，那声势足以轰动全世界，随后将近一个月，《人民日报》连续登出各国高官和友人的唁电、唁函，本已沉寂多时的老右老资们更是群情激奋，觉得扬眉吐气的日子来了，事实上，老革命老干部确实有种要解放的感觉，连远在江西小县城的邓小平都嗅出了味道，八月份，他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没有怎么深刻的检讨，但自己想工作的心情总算表达出来了！而江青那帮人似乎没有文革初期嚣张。这些，是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呢？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是两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有人对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横挑鼻子、竖挑眼。

诚然，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况且，人无完人。不论是谁都不是神，都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完人。因此一个人应该允许人家说三道四。

这年2月，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曾召集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了一个会。会后，有关人员根据会议精神，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是，试图就当时对《海端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赞成把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在2月拟定后，曾在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开会讨论过，会后，又经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后，先电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请其过目。然后，彭真和康生等人又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反对。接着，这个《二月提纲》又经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才发至全党的。

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特别是主管地区业务各司的干部每天忙于地区形势、国际形势的研究，忙于办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顾不暇，因而对文化界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学术问题，都不那么关心。关于《二月提纲》前，在报纸上出笼的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什么《海瑞骂皇帝》、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文章，我们一概没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感兴趣。

因此，《二月提纲》下达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读，只看了看头二页，看看批语，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几个政工人员对《二月提纲》挺起劲，立即组织全部人员学习，还要求，集中起来精读文件，然后再座谈讨论、谈体会、谈收获。

三个月之后，5月下旬，中央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二月提纲》，说“所谓‘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

这个大弯子中央都可以转了过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跟着转了过来。其实，我们对《二月提纲》中有关约束批判《海瑞罢官》一事，由于事不关己，就根本没当回事。

面对《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也曾担心会不会再有变化，心里没有底。我们的这种怀疑态度，严格说来，也是错误的，但当时党内是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允许我们跟着转弯子的。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竟然把这种怀疑态度说了出来。旁边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为此，我一直采取观看态度。自己没写过一张小字报、一张大字报。

我没写大字报，并不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当时既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什么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赶浪头，不肯盲从，仅此而已。

尽管我对北京市旧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对《五？一六通知》，我还是做到了认真领会，认真对待，因为《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五？一六通知》要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涉及到夺取政权的大事、涉及到变天的大事，谁也不大敢等闲视之。

党中央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上，就把彭真定为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有反党错误，并通过决议：一、停止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就这样，所谓在北京市这个“独立王国”，随着中央这两个决议的下达，而宣告完全结束了。

中央这一决定，全党都要支持。但事情就是那么不尽如人意。有的人对此事虽然也跟，但由于对一些事不理解而有些想不通。

外交部和北京市旧市委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一些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

政治形势自上而下的发展变化，带动了响应中央号召的一大批人，包括了外交部这帮老老少少。

当时，来自中央发下的文件和传下的信息，没有人不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紧张。赫赫有名的彭真，就是这位每年10月1日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庆祝大会的彭真，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分子，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苦于摸不到头脑，只能就文件学文件，听中央的。至于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分析、去探索。面对《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如何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警惕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我们更有些茫茫然。

因此，在我周围的人当中，除极少数别有用心、想浑水摸鱼的人外，大部分人只能是响应号召、领会精神，甚至还可以空对空地领会一些道理，也可以照本宣科地讲一通文件上的大道理，但许多人还是觉得接触不了实际，悬在那里，摸不到头脑。

一篇令人不能不接触实际的《人民日报》“社论”于6月1日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响亮的标题，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该社论的内容，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还具体地指出，要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人们打倒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外交部主管政工的领导，为了推动这场自《5？16通知》以来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还在全部工作人员的大会上，作了一次动员。他要求人人都要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公开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及其大毒草；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一动员很灵，外交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比较活跃的政治运动。每天下午，老老少少什么外事也不干，都纷纷活动起来。

面对这一不错的政治运动形势和气氛，外交部还安排了一个正常的运动部署，计划在当年10月份就可收场，然后进行整改，以使这场政治运动都能安排得稳步有序。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在外交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片欢呼，人人支持。

当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响应号召是对的，也是万无一失的，但炮打司令部是针对谁的？要炮打的对象是谁？这个关键问题有些让人难以琢磨。

从外交部的工作角度看，在司令部里地位高的领导人，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外交政策的贯彻人，都是外交部日常很是尊重的中央司令部的领导人。他们怎么会是炮打对象呢？越想越有些不敢想。

几天之后，陈毅领会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精神之后，来外交部和部党委各成员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也是“炮打司令部”；内容是，支持和欢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揭发和提意见。

看到陈毅等人这张大字报的人，一般说来，谁也不想再去无根据地猜想什么，只能是响应号召知道什么揭什么，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没有什么好揭的、好提的，就看看再说。

陈毅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先由部领导亲自起草后，由我用毛笔，在粉红色的彩纸上抄写的。我抄完之后，又让陈毅带头签了名，然后各副部长按顺序都签上了名。

这张大字报很醒目地挂在了东交民巷15号主楼入门处。

接着，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也和有的部门一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每天都有新事、旧事以及奇事、怪事出现，但总的形势，还仍然是稳步有序的。

外交部能呈现这种稳步有序的形势，是和它长期外交工作所形成的程序和特点有关：

首先是，外交大权归中央。

外交部是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外交路线的重要部门。这一点，外交部自建部以来，外交干部人人皆知。十多年来，任何重大外交案件，均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经过请示毛泽东一一办理的。

因此，外交部上上下下不论是外交业务还是政治思想工作，都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指示，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次是，外交部不能乱。

外交部是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络的重要枢纽。假如作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枢纽失灵，或者失去控制，必然会影响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将来之不易的对外关系，毁于一旦。为此，外交部必须坚持24小时全天对外工作，必须按部就班地、不受干扰、不受破坏地坚持工作。无论如何不能乱，也不准乱。

因此，我外交人员除个别人有些想法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会上呼吁说：“外交部关起来搞运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这类小人物的小动作，真可谓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树，有些自不量力。然而听他呼唤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争把时间安排得紧一些，早日结束政治运动，以便全心关注对外工作。

欲速则不达。

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里，许多事都让人难以预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这既轰轰烈烈又稳步有序地开展这场政治运动期间，约在8月中，有两封外国朋友的检举信，带着毛泽东的阅后批示，从天而降。

这两封来信既赞扬中国的“文革”，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两封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对这类来自国外的批评，谁也不敢怠慢，只能转被动为主动，认真相待。

其中一封来信是坦桑尼亚朋友写来的。至于此信是通过什么渠道转来的，难以查清，但其内容似乎是经过康生阅过的。另外一封是奥地利“红旗”派一位朋友，由国外寄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给外交部的。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随信还附来了一张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

另一封来信是奥地利朋友批评我商务代表的，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我商务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革”的要求，极不相称。信中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极不相称，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话）同蒋介石的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是两辆奔驰牌轿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这难道真有必要吗？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这两封来信在毛泽东尚未批示前，我们由于工作关系曾经读到过。当时，我们把这两封信当成笑话，看看了事，没当成一回事儿，并不认为这两封不足百余字的批评信会对我外交工作以及外交部的政治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有的部党委成员还借题讲过这样一句笑话：“总不能让我们的大使穿着草鞋去呈递国书吧！”在我周围的人，也只能是就事论事，议论一番而已。而且都认为，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出自对外的需要，应该适当注意一下个人的仪表、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戴、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这也都是为了能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当然，过于铺张、过于超前，也不合适。我们仅想到借人家的批评，就外交官的衣着，在驻外人员中引以为戒，引起重视就够了，而没有把这两信看成是警钟、警告，是在启发我们向更深层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也没从勤俭办外交以及礼宾改革的高度去研究它。

接着，也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夜就看了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毛的批示是：“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

毛泽东批示之后，还在他的名下画了一个大红圈，并签上了日期，即9月9日。

就这样，在外交部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不同看法；再也没有对老外批评信有什么出言不逊或说三道四的现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心一意地拥护毛泽东的9？9指示。

在众人纷纷表态拥护、支持和响应9？9指示的时候，一个如何贯彻这一指示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主意也很多。只是有些说法不得要领，有的说法脱离现实，甚至还有的说法在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少差距。怎么办？

9月10日，陈毅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来外交部、召集部党委开会，进行传达，并决定将这一批示立即转发到各驻外使领馆，要求他们按照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在对外活动和礼宾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与此同时，会议还责成有关司、局，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改革方案。

接着，主管政工的领导采取群策群力的办法，召开大会，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积极贯彻9？9指示。他在会上号召各级工作人员，就勤俭办外交和各部门进行改革等问题，向部里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同时，为了放手让群众大胆地提意见，还特别重申了对提意见的人，不管是提了什么批评、什么意见，他都欢迎。

与此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譬如：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对一些重大外交案件，以会商、会签的办法，与更多的部委合作与通气，以便让人家更多地了解外交工作；密切与中共中央各部门的关系，某些涉外工作，多征求他们的意见；进一步抓紧请示报告制度。外交无小事，事事层层请示。甚至为此事遭到“小事天天送”的批评，也在所不惜。

在陈毅召集会议和部领导在大会上动员之后，外交部的老老少少都一一进入角色，积极响应，行动起来。很快，在外交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运动形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究竟在外交部要发生什么事情，已不是我们可以揣摩出来的。

毛泽东十个子女命运如何？

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创立了中华民共和，坐家最高座位。古往今来，开元勋的后代有了父祖荫庇，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十个子女却命途多舛。

毛泽东先后三位夫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分别为毛泽东生下十个子女：杨开慧3个，贺子珍6个，江青1个。

毛泽东无奈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1922年10月24，在长沙清水塘，杨开慧生下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岸英从小就随父四奔，生活动荡不安、危机四伏。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关进协操坪监狱，小岸英也同妈妈一并关进监狱。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才获释放，党组织将他们兄弟三送往海。1931年4月，海地下组织遭破坏，岸英兄弟流街。1936年上海地下党只找到岸英和岸青，并送他们到苏联学习。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遵照父命去农村劳动。建后响应抗美援朝运动，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为朝鲜战争捐出生命，英年早逝。

毛岸青是毛泽东的次子，生于1923年。和哥哥岸英到苏联学习，考取了东方大学。共和立后，曾在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1960年和邵华结婚，1970年生有一子毛新宇，全家生活堪称美满。2007年3月23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三子毛岸龙于1927年2月在武昌出世，母亲就义时，岸龙才3岁，在组织的安排下，岸龙三兄弟跟着外婆、舅到了海，来到叔叔毛泽民边，住进海地下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在上海地下组织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街，小岸龙就此失踪，生死不明。

毛泽东第四个孩子是个“千金”。1929年3月，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贺子珍生下第一个女儿。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不得不把女儿托养给一户家，他对贺子珍说：“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革命胜利了，再把她找到身边。”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孩。毛泽东把他和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病，给孩子找了个奶，奶管孩子毛毛。长征开始后，就把毛毛给留在后方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很快，瑞金和苏区就落入敌手。毛泽覃怕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也和他的一样，从此下落不明。

1933年在长征途中，贺子珍又怀孕了。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贺子珍的体又十分虚弱，结果早产，这第6个孩子还没有起名就夭折了。

生下第7个也是无法寻找的孩子。1935年2月下旬，红军长征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贺子珍生下第二个女儿，前面的路程遥远而艰苦，对这个女儿的置方法也只能是送给别扶养。毛泽东得知贺子珍把女儿送走了，赞同地说：“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以后，贺子珍曾千方百计的寻找过，但一无所获。

1936年冬，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又生下第三个女儿，起名毛姣姣。这个女孩比较幸运，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1940年，4岁的姣姣也从延安来到莫斯科。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到毛泽东边学。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为什么姓李，因为毛泽东曾用过“李得胜”这个化名；单名敏，出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下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第9个孩子。孩子长到10个月时，得了感冒，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抢救就一命呜乎了。

最小的女儿李纳，是江青的独女，于1940年8月所生。同父异的十兄中，只有李纳长得最为顺利。1953年，李纳进北师大附属女中读书。1959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毕业。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对她的长非常关心，对这个小女儿充满特殊的父。

李纳最红之时是1975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1976年曾一度赋闲，两周探望一次被囚亲江青，1984年江青保外就医时曾一度与同住。1990年代退休后，住北京一套四居室单元房，深居简出。有报道说她患有严重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因透析费用昂贵而放弃治疗，可见一国元首之女经济也并不富裕。其子徐小宁也是打工一族，以后改行经商，和一般老百姓无异。

军史学者：解放战争毛泽东有3次失误！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军事家，他身经百战却没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尤其在解放战争中，他带领人民解放军在短短3年时间内打败400万国军，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不过，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并非没有过失。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的姚杰就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犯过三次决策失误。

失误一

抗日后认为和平可能性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虽然他对蒋介石很警惕，但他认为与蒋的和平谈判不成功的话，美英苏很有可能站出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基于此，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将党中央机关从延安搬至淮阴，他觉得国民党中央机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会从重庆搬到南京，而淮阴离南京近，这样，中国共产党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就便于处理各种问题。

正是认为和平希望很大，毛泽东甚至在1946年3月初还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的计划，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我军共有130多万人，如经过两期复员，就只剩下40多万。所幸的是，随着局势变化，毛泽东在3月中旬就及时改正错误，部队复员工作停止。不过，有的地方如晋察冀区的部队已复员了几万人。晋察冀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不够得力，与一些战士复员后兵力不够用有一定关系。

失误二

力量悬殊时布置两线作战

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南线计划就是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发起进攻，闯入国统区。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太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毛泽东布置两线作战计划，就是希望向敌人发起进攻，用武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

但是，布置两线作战时，毛泽东没认清敌我力量悬殊。那时，我军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加之又缺乏攻城经验，装备差，并且在国统区没有群众基础，和敌人的重兵集团作战肯定要吃大亏。在南线指挥部队的粟裕及时看到问题症结所在，说服毛泽东改变了原有的南线计划，将外线作战改为内线积极防御作战，哪里能打胜仗就往哪里打。不久，我军即在南线的苏中地区，七战七捷，在3个月内歼敌25个旅。北线作战后来持续了一个多月，但部队屡攻大同不下并且伤亡惨重撤出时，毛泽东醒悟了，决定在北线也确立积极防御战略，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

失误三

要粟裕南下开辟新战场

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把内线的敌人调到了中原战场，中原战场出现僵持局面。但是，由于刘邓等人带兵挺进中原吸引了不少敌军，我军在山东、晋南、陕北等内线地区形势好转，并逐步转入反攻，收复了许多失地。毛泽东从这个经验里认为，如果把战场继续引向蒋管区，中原地区的局势可以改观。于是，他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南下渡江，在江南开辟新战场，吸引部分敌军精锐从中原撤走。但是，这个决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仅仅三个纵队的兵力能否调动敌人在中原的精锐部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活动起来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还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

粟裕后来又改变了毛泽东的决策。1948年4月18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而且，他还认为我军在中原打了几个大的胜仗后，兵力、武器、大兵团作战经验以及党群关系都有极大改善，与其分散兵力渡江南下，不如集中兵力在徐州、蚌埠一带打大仗。后来的结果证明粟裕的判断是对的。（摘编自《说不尽的毛泽东·名人学者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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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役失败是毛泽东的过错吗？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在前期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以三个团大约9000人的兵力，强行登陆金门岛作战，结果第一批部队渡海到金门岛时，天已经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船搁浅在沙滩上回不来，被敌人飞机都炸沉了，又没有后备的船，第二批部队没有船跟进，上不去，上了岛的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全军覆没。金门失败，虽然最重要责任还是在于具体指挥此次战役的指挥员，但毛泽东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当时刚建国，要解放的问题千头万绪。毛泽东没有精力多过问作战问题。金门没有打下来，毛泽东对此事不够重视，没有过问这件事是一个原因。

毛泽东导演“空城计”的幕后秘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夺取大城市的创例。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成为华北解放区，使我军有了更广大的战略后方。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在平山烟堡成立；5月26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驻平山西柏坡；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随之迁驻井陉天长镇；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平山里庄创刊；8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并在此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在此期间，华北补训兵团、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华北大学（今人民大学）、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制药厂（今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等也相继在石家庄及附近成立或迁入这里。骤然间，石家庄及周边地区，不仅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此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也成为军政人才的培训中心和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向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军政干部、补充兵员。这块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蒋介石一心想夺回这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夺不回来也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从石家庄解放的第二天起，蒋介石就多次派飞机狂轰滥炸石家庄。1948年5月又下令阎锡山派赵俊义率部偷袭石家庄，结果中途被解放军截击，以赵部损兵1个师而失败告终。9月24日济南解放，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在即，平津、淮海战役已拉开序幕，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大城市也被解放军重兵围困。解放军连连获胜，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已成定局。

然而，蒋介石面对这种局面，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匆匆从南京飞到北平，召集平津高级军官会议商讨对策，未果而散。蒋介石仍不肯罢休，他深知要扭转战局，首先攻占石家庄，摧毁中共统帅部至关重要。他暗自发誓：“共产党要我的东北，我要端它的老窝。”于是便找自以为靠得住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面授机宜。

蒋、傅密谋偷袭石家庄

迫于战局紧迫，蒋介石急不可待地对傅作义说：“目前东北共军主力在辽西，华北共军主力分散在归绥和太原，共党总部所在地兵力空虚。不如趁此组成一支快速奇袭部队突袭石家庄和西柏坡，出其不意，一举捣毁共党总部。那是剿共奇迹，一夜间可扭转北线战局，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打乱共军战略部署，配合辽西兵团夺回锦州，也可缓解共军对太原、归绥的围攻。”说到这里，蒋介石兴奋地站起来说：“宜生（傅作义字），你的精锐骑兵师，突然出现在毛泽东、朱德的门口，这是多么绝妙的一着啊！”

傅作义听后作了反复思考，一方面顾虑，毛泽东足智多谋，并善于出奇制胜，这样搞偷袭岂不是班门弄斧？另一方面又想，这种偷袭，的确可迫使正在平绥西段和太原发动攻势的共军主力东调，减轻归绥和太原压力。再说，他自升任华北“剿总”司令以来，还无甚作为，蒋介石曾令他偷袭济南，也曾令他参加辽西会战，他均未从命，总顶着不干对自己也不利。如偷袭石家庄成功，对扭转战局将是一大创举。权衡利弊，他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蒋傅二人密谋了偷袭兵团的调配、任命和偷袭时间等总体部署。蒋介石再三嘱咐傅作义：“宜生兄，这是奇袭，一切要绝对秘密。兵贵神速，越快越好。”

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剿总”司令部召开秘密高级军事会议。遵照蒋介石面谕，首先下达了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任命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平涿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3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行动。并明确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之后，又讲述了这次战斗的意义、目的和方法。

兵马未动情报被获

就在10月23日，傅作义秘密部署偷袭石家庄的当天夜里，北平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公开身份是《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巧妙地通过邀请深有“交情”的傅军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国防部特别站站长兼“剿总”爆破大队长杜长城和宪兵第三营长刘建龙聚会饮酒时，获取了“傅作义计划偷袭石家庄，爆破大队已在西直门车站装车待命”的军机情报。次日凌晨时，刘时平趁鄂已昏睡不醒之机离去，又以采访主任特殊身份走进西直门站内观察究竟，以防有诈，果然见到站台上军人来去匆匆，满载军事物资、车辆、马匹的列车伪装待发。刘巧妙地弄清了列车发向、时间和部队番号，立即返身去报告地下党领导人李炳泉、崔月犁。当日（10月24日）上午10时许，这份军机情报就传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

同一天，打入华北“剿总”二处特务组织驻石门联络站负责人的地下党员李智（化名殷志杰）突接华北“剿总”二处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李智等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云云。李智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给石家庄市公安局和市委。我党政军领导刘秀峰、柯庆施、曾涌泉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

毛、周巧施“空城计”虚实并举破偷袭

蒋、傅万没想到，他们兵马未动，自以为绝对秘密的军事情报就传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统帅部。

10月2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在军委作战室根据所获情报，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从北平到石家庄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保定以北铁路线基本为敌控制，保定至石家庄只有150多公里，如果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2日最多3日即可抵达石家庄；而我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4日。这就是说，我方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间，抗阻敌军3日以上等待主力部队赶到，否则对我极为不利。形势异常险峻，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种局势，中共领导很快研究了相应对策，确定了颇具传奇性戏剧色彩的“台前幕后紧密配合，斗智斗勇，以假乱真，虚实并举”的反偷袭方案。

研究过程中，毛泽东说：“蒋介石不愧是交易所出身，总爱搞投机。这次偷袭行动，又是搞投机的那一套。”又指着地图笑着对周恩来说，“蒋介石以为我们的主力，都去打归绥和太原了，趁此偷袭我军的后方，指望一下子把我们的首脑机关摧毁，最好是把你我都活捉了去。好家伙，真厉害。可惜偷袭的兵马未动，我们就掌握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看来，他们这次又要碰上坏运气了！”

周恩来说：“敌人既然准备好这样干，我们就得准备他们来。我们的主力确实在身边很少，后天拂晓他们就来了，我们的后方机关尚不知道，我们准备不好就要吃亏。”

毛泽东说：“如果敌人天亮就来了，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敌人就到我们门口怎么办？《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空城计’瞒过了司马懿。我看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我们也来个‘空城计’，先把敌人偷袭计划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让他们知道我们已有准备，他们就会大为泄气，甚至干脆不敢来犯，也未可知。”

周恩来风趣地笑道：“主席，你真成了活孔明啦！这一着虽然不致把敌人完全吓跑，至少也能叫敌人大为泄气，不敢快速疾进，那粉碎敌人的偷袭就容易了。”

毛泽东就在作战室随手为新华社写了一则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偷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军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二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部配有汽车、并带有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军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这篇消息交周恩来看后立即派警卫员送新华社，当即向全国播出，并在各报刊登。周恩来也在作战室一连下了3道命令：命令7纵立即取捷径开进保南坚决抗阻南进之敌，以待3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并以1个旅的兵力直开新乐、正定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抗阻阵地；命令地方各部队沿途阻击偷袭之敌，迟滞敌人之行进速度；命令3纵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怕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7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2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率主力相机过路，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3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此外，还命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派部队进入玉田、蓟县、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平古、平津、平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迫使南下之敌一部回头，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偷袭阴谋；命令太原前线1兵团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严密围困阎锡山所部，不使东犯，保障石家庄侧翼安全。

10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参谋长赵尔陆接到上述命令后，立即电令7纵主力在孙毅、林铁指挥下，于当晚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方顺桥、定县两点为中心，以1个旅和工兵连在唐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向西面进行纵深防御；21旅于26日阻击敌人，协同民工破保定至高阳、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敌人进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迟滞敌人；令冀中8、9、10分区部队统一归7纵周彪司令员、漆远渥副政委指挥，在望都、唐河设置两道封锁线，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令北岳军区副司令员肖思明亲自指挥3分区独立团，协同民兵在徐水地区破路、布雷，5分区部队、民兵在铁路西侧各县挖路、布雷；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在石家庄统一指挥紧急备战：由冀中8分区贾桂荣部和石家庄中央警卫团、警卫1旅、警卫2旅、步兵学校在沙河、滹沱河南岸布阵，作为直接保卫石家庄的两道防线。石家庄成立备战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项备战工作，并由太行、冀南两区协助。

敌人电台为我服务

朱德总司令亲临石家庄检查指导，当了解到李智已携敌特电台按敌人要求转到藁城时，指示：“在解放区被我掌握的敌人电台，要为我们服务，不能光了解敌人一般情报，要与敌特进行空中战斗，以配合反偷袭行动。”石家庄市公安局长陈叔亮、副局长王应慈立即指示李智报经敌特同意又迁石市。

随后，华北“剿总”二处保定站上校站长任福禄电示李智：要张治华、李中孚（均系我地下人员）为傅作义偷袭部队当随军向导。李智请示市局领导同意，当即派张、李前往保定。很快，李中孚返石汇报敌情：敌军将从保定出发，配有骑兵、坦克、汽车、炸药等，时间在10月25日，行程三四天即可到达石家庄。这一情报很快报告党中央。反偷袭期间，在肖克指挥下和陈叔亮、王应慈直接领导下，李智连续向“剿总”二处发电报17封（电文均经市局领导审定，见下文分述），内容真真假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剿总”信以为真，称李智“有功”，提升李智为“中校台长”并发给500万元奖金（相当人民币500元）。李智利用敌人电台迷惑敌人，获取敌军情报，和毛泽东导演的“空城计”遥相呼应，在反偷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26日近午，正在平绥路东段部署围攻矾山堡到涿鹿一线敌军的我3纵司令员郑维山，接到聂荣臻司令员电令：“周副主席命令你带领3纵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4天赶到满城地区，会合并指挥7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随后又接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同样电令。经紧急部署，郑维山于当日下午3时率部出发，沿崎岖山路，以平均每天百余里行速，昼夜兼程。途中又接聂总转达毛泽东指示电令：要在30日赶到望都地区。

同日，李智电报华北“剿总”二处：“由德州乘火车两列穿黄色军服武器齐全的共军在衡水镇下车后北窜保定方向去了。”又报：“26日晨7时石市共军两个团武器齐全由叶楚平率领北窜，企图配合保定战役。又据我工作员张光报告匪十一分区在10月25日下令各县准备爆炸器材，集中定县、安国一带企图不明。另据我工作员李明远（系我地下人员）报告石门共军各机关26日非常紧张。”同日，敌九十四军自涿县乘火车抵达定兴，改乘汽车向保定集结，刚过徐水，遭我埋设地雷轰炸，顷刻，路断、车瘫、马惊，乱作一团，同时，我预伏地方部队猛烈轰击，敌死伤惨重。

情况紧急布置周密

同日晚，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全市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布置备战工作。在肖克副司令员指挥下，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市委书记刘秀峰、市长柯庆施亲自领导，下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等部，开始了紧急备战，有计划地向获鹿、元氏、赞皇、束鹿、衡水等安全地带疏散人员及重要设备物资。留下的干部职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各街区组织防护队，工厂成立武装自卫队，昼夜巡逻，维持治安。商店照常营业，工厂照常生产。

10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二条消息，题为《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说：

[新华社华北二十七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军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四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前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首）。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项因蒋介石在北平坐督，傅作义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同日凌晨4时30分至7时，两个半小时内，周恩来3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情况。可见当时情况之紧急，部署之周密。

第一次报告：“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三纵连二十六号在内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他说以五天赶到，每天已将近百里，我要他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三纵司令），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四天行程赶到。七纵主力今二十七日夜到达完县方顺桥高阳以西之线布防。军区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两线，以待三纵到达。其他一个旅，则尚在来沙河途中。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三纵。三纵，今日（二十七）可能赶到紫荆关以北，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二十七日四时半）。”

第二次报告：“三纵昨二十六日上午得到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须下午才能出发。从叫通电话后，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二十七日六时）。”

第三次报告：“顷与聂电话，三纵昨天多部分时间，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问题。今天得催其三天（今天起）赶到满城当更令白天走。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命令，已告。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九地委在直接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县，则由四地委在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肖克指挥。聂经过他们三处与各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路要点及纵深的破坏情形与民兵日夜的袭援。聂总认为如三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阻敌三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二十七日七时）。”

同日，聂、薄又以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名义，再次向冀中、北岳军区指挥反偷袭具体部署。同时，石家庄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发布《联合布告》，布告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石家庄，打垮蒋傅军的偷袭阴谋。警告一切敌特破坏分子，如有偷盗、造谣、破坏、扰乱治安行为者，决按军法严惩不贷。

同日，李智向华北“剿总”二处发报3次：“《人民日报》二十七日登出消息说：我国军以九十四为主力将进攻石门，各县人民已动员起来，扬言不久就要再来一次清风店战役。”“由西北窜来共军第三纵队一个旅番号不明，轻重武器齐全，已向定县一带开走，企图不明。”“晚十八时据李明远报告石门市长召开干部大会，内容是：①坚决消灭国军进攻部队，平汉铁路沿线各军分区已布置就绪，各县民兵已动员起来并到处埋地雷，争取造成第二次清风店战役；②注意防空；③防止特务造谣；④实行空室清野；⑤军民团结一致保卫石门市；⑥秘密埋伏爆炸场。”

敌军处处受阻我军出击神速

这一天，敌先头部队九十四军，由定兴改乘汽车后，因途中遭我地方武装猛烈阻击，缓慢南进，从定兴到保定不过六七十华里，竟走了2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只走2里多，直到10月27日晚才艰难地到达保定。总指挥郑挺锋开过军事会议，正准备出发，忽闻我军已经对他们的偷袭一清二楚，十分惊讶，不由得向同僚说：“我们人马尚未出动，偷袭计划就被共军全部知道，如此绝密军机，都瞒不过敌人，这个仗还怎么打！”副总指挥刘化南也说：“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动，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又广播又登报。只怕此举有去路无回路。”骑四师师长刘春芳也大伤脑筋，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解放区军民防守甚严，此举“谏请钧座考虑”，要求尽快班师回朝。骑兵旅长鄂友三气愤地说：“我怀疑总部有共军内线，否则共军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了？”他万没想到，正是他自己第一个泄露了机密。郑挺锋犹豫地说：“情况大变，必须请示总司令才能行动。”而得到的复电却是：“总统面谕，一切仍按原计划执行。”

傅作义早就料到偷袭少有希望，只是迫于蒋命，不得不为之。他一面密查泄密人，一面密令心腹骑兵师长刘春芳缓慢行军，以保存自己实力。蒋介石在北平听到新华社的广播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急忙下令傅作义立即查办泄露军机的人，并说：“我军已集结保定，平绥线共军主力南下至少要行军三五天。在共军大队主力赶到石门前，一举捣毁共党总部，此为千截难逢之机，岂可轻意改变，望仍按原计划执行。”

果然不出毛、周所料，施用“空城计”，已使敌人开始大为泄气。

10月28日，郑挺锋无奈仍按原计划执行，早晨，指挥集结保定的4万兵马，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4路由保定南下，一出城就遭到解放军、民兵游击队有力阻击。敌右翼军一五〇师及九十四军直属队、汽车团等，由于途中路断、触雷，处处受阻，7个小时只走了15公里，才到达方顺桥。敌机超低空扫射时，被解放军击落1架。敌左翼军骑兵十二旅在鄂友三指挥下向西柏坡进袭，刚出保定进入清苑境内，便坠入沿途专门打骑兵的民兵伏击圈，遭猛烈攻击，人亡马惊，1个团损失殆尽。鄂龙三见势不妙，急忙退回保定。

同日，李智又向华北“剿总”二处发报称：“共军第六纵队已连夜由西北方向开来，不久即到平保线。后面还有不明番号的部队开来。”

同日晚7时，石家庄市长柯庆施以《保卫石家庄》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市总动员，用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阴谋，要提高胜利的信心，坚持镇静，安定市场，勿信谣言，严密防范匪特活动。

10月29日，石家庄市政府、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戒严令，宣布在全市戒严。

同日下午，敌主力九十四军经望都到达清风店地区。当晚，傅作义电令郑挺锋30日突过唐河，向石门进袭；同时，令后梯队三十五军自涿县出动，乘汽车进至保定策应。因受解放区军民破路和地雷阻击，艰难进至徐水以北田村铺，未能到达保定。

10月30日拂晓，解放军主力3纵经4天急行军，提前一天到达望都。经侦察得知，这天上午10时，敌九十四军突破望都防线，郑挺锋令炮兵向唐河南岸我7纵阵地猛烈轰击，1小时发射炮弹340发，我7纵英勇阻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1500余人。后因工事较弱被敌突破，迅速转至沙河一线，准备新的阻击。敌军已强渡唐河正向南进犯。唐河到沙河23公里，沙河到石家庄50公里，我7纵在沙河防线尚立足未稳，如果敌军乘势强行突进，不用两个小时即可到达石家庄。情况相当危急。郑维山司令员不顾连夜行军的极度疲劳，立即率3纵马不停蹄地急奔沙河。

同日，李智又向华北“剿总”二处发报：“匪石门市长今晚命令各公营企业、工厂及各机关，不是主要人员者均于31日一律撤出市外，警备司令部、公安局、警察大队、地方民兵共约一万余人共同维持地方治安，要最后决一死战。又在30日见各大公司、企业工厂的机器全部装车西运，工人也大部调走。”又报：“石家庄从几大军区调来解放军几个师，部署到外围。共有三道防线：一道是新乐沙河一带；二道是正定北新安村一带；三道是滹沱河。布置五万多解放军，还有民兵一万八千人，准备在滹沱河决一死战。坚决把敌人打回去，决不能叫敌人到石家庄。”其实这都是假的。但“剿总”二处信以为真，认为电报千真万确，并给李智回电说：“部队暂时不打石家庄了，等以后再说。”

同日下午1时30分，蒋傅军以两架重型轰炸机对石家庄市桥东、桥西和西郊狂轰滥炸，投弹30余枚，炸死居民4人，伤10人，炸毁房屋40余间。

同日，为防止和震慑潜伏敌特及破坏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将已判处死刑的7名特务、盗匪、杀人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时，市公安局逮捕了敌“国防部”、“剿总”、“中统”特务分子13名。工商、贸易等部门对囤积粮油、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的不法商人，通过公营抛售平抑物价等手段给予打击。4500多人的治安防护队昼夜巡逻，维护社会治安。

10月31日凌晨，正当敌强我弱、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3纵犹如神兵天降似的星夜急行军赶到了沙河防线。郑维山立即与7纵联系，同时电报聂总。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改变了，敌军不敢再贸然前进了。“空城计”之成功

这一天，毛泽东导演的“空城计”也进入高潮，新华社连续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为该社撰写的第三篇、第四篇两则新闻，一则是消息，题为《石家庄市市民紧急备战》；一则是评论，题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消息说：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石家庄二十八日消息：石家庄市民已实行紧急动员，准备配合解放军消灭敢于进犯的蒋傅军。二十七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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