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裘沛然学术经验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庆其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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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裘沛然学术经验集试读：

版权页

裘沛然学术经验集/王庆其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

ISBN 978-7-117-25003-0

Ⅰ.①裘…　Ⅱ.①王…　Ⅲ.①裘沛然-生平事迹②中医内科-中医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K826.2②R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9965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裘沛然学术经验集主　　编：王庆其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邮　　编：100021E - mail：ipmph@pmph.com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2019年8月版 本 号：V1.0格　　式：mobi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5003-0策划编辑：崔长存责任编辑：崔长存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

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　严世芸

常务秘书　徐　燕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其　王羲明　邓跃毅　朱生樑

　　　　　孙增坤　严世芸　李其忠　何立群

　　　　　陈丽云　胡鸿毅　袁灿兴　徐　燕

　　　　　蒋梅先　韩　政　潘华信

主编简介

王庆其，1944年出生于上海嘉定中医世家，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名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导师。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师承中医学家方药中、国医大师裘沛然。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脾胃病）40余年，从事《黄帝内经》教学研究30余年。曾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五”“十一五”攻关课题及支撑计划等课题，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主编（副主编）学术著作50余部。主编“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全国中医药本科统编教材《内经选读》，主编全国中医药研究生统编教材《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先后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成果奖二、三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科技著作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等。现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顾问、校专家委员会委员、《辞海》中医学科主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兼职教授、美国加州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等。培养硕士、博士30余名，博士后6名，学术传承人11人。

内容提要

全书分4个篇章：上篇 “生平史略”，介绍海派中医裘沛然生平、成才之路、主要传承人等；中篇 “学术钩玄”，详细阐述裘沛然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优势病种、经验方；下篇 “医案医话”，精选裘沛然的经典医案医话；附篇 “流派速览”，介绍裘沛然的学术传承谱系及相关著作等。

本书可供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师、中医院校师生、海派中医研究者以及中医爱好者参考阅读。

插图

鸦片战争以后，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设立租界，列强割据，华洋杂居，形成了帝国主义掠夺和文化侵蚀的一种政治权利形态，但也冲破了封建传统文化羁绊，促进了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使上海很快成为远东金融中心、远东商贸中心，以及城市人口85%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移民城市，是公认的世界四个国际化大都市之一。

上海发展形成的人文特点及对医药需求的增长，给中医医疗和中药实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全国各地中医流派、地方医派的贤才和中医学子纷至沓来，汇集沪上，成为人文荟萃之乡，名医辐辏之地。在上海城市环境和文化土壤的催化下，孕育和造就了海派中医，出现了学术思想交融，学术观点争鸣，中医西医汇通、医疗技艺交流，中医医院与中医学校林立的生动局面，形成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不拘一格，鼎新而变，领风气之先”的鲜明特色，为我国中医的发展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丁泽周（字甘仁）先生，顺潮流而动，于19世纪80年代来沪寻求发展。丁家三世从医，先生承家业，学医于江苏武进孟河镇，初学于纡塘马绍成，继则师承一代宗师马培之，并时与族兄丁溪松问学。学成之后，始悬壶于孟河，后客寓苏州，再东迁沪渎，设诊于上海仁济善堂，问道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诸名家，过往甚密，撷取各家之长，轩岐之学得以交融升华，造诣日深，医道大昌，一时煊赫，名噪海上。

丁甘仁先生孜孜矻矻，追学不倦，勤奋严谨，一丝不苟，深得同道赞誉。其重理论而崇临床，精专博学，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点：尊经典，博众长，融时论，援古证今，别开生面；破“寒”“温”对峙格局，倡《伤寒》《温病》统一法门；杂病证治，主以《伤寒》《金匮》方论，兼采各家，首重脾胃调治；外感热病证治，宗《伤寒》之法，而不拘仲景之方，攻补相宜，肺胃同解；重痰湿致病，擅用化解痰湿诸法；崇尚和缓归醇，常变有度的临床风格，用药重辨证，贵轻灵；不囿临床分科，内、外、妇、儿、喉各科兼长，堪称典范。此外，先生虽繁忙诊务，却着意立说，著作颇丰，有《医经辑要》《脉学辑要》《药性辑要》《喉痧证治概要》《丁氏家传珍方》《丁甘仁医案》等多种著作刊行，皆脍炙人口之作，深得同道青睐。先生乐善好施，孙中山先生曾以总统名义赠予“博施济众”的金字匾额，其大医精诚，可见一斑。

丁甘仁先生不仅是中医理论家、临床家，而且是近代中医教育的先驱者。1913年，丁甘仁先生会同夏应堂、谢观诸同道在全国医药联会上提议筹款集资兴办中医学校。经反复与当局请愿，成功立案，于1916年8月23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挂牌，成为我国第一家经由政府正式注册的中医学校。学校请谢利恒任校长，汇集一大批医理精深、学问渊博、临床高超的中医名家担任管理和教学工作，并就课程体系、教材、教师及教学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工作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开创了中医近代学校教育的先河，使中医人才培养走出了单纯家传师承的狭小天地，为我国近代中医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洋洋千言的办学“宣言书”中，详述了创办中医学校的目的，计其大要有四：“国粹之可虞也”；“生命之攸系也”；“气质之不同也”；“利权之外溢也”。发出了“唯有争胜，奋起振奋”“竞争乃出，优胜劣败”的呐喊，表达出了“昌明医学，保存国粹，中体西用”“要求中医之发达，必先陶铸中医之人才，要陶铸中医之人才，必多设中医之学校，使本正源清，而后有良好种子”的办学宗旨，并立“精诚勤笃”校训。凡此，抒发了丁甘仁先生及其同道面对欧风美雨，中医危亡而痛心疾首的情感和忧虑，以及与之抗争的决心和韬略，其心系国粹的中医情结，由此可鉴。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办学凡32年，共30届，869名毕业生。1926年先生谢世后，由次子丁仲英、长孙丁济万，以及夏应堂主持学校工作，并于1932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学校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如丁济万、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王一仁、许半龙、陈存仁、张伯臾、沈仲理、裘沛然、童少伯、徐嵩年、韩哲仙等等当代名医，皆师出丁甘仁门下，承丁氏之学，蔚然有“丁派”之誉，是海派中医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在丁氏内科流派诸多弟子之中，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二任院长者；有成为国家卫生部顾问者；有成为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员者；而成为上海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上海市及全国诸多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机构的资深教授、主任者更是不计其数；有的弟子更是名噪港台、海外，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医学术方面，他们砥砺潜行，锲而不舍的追求，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医疗实践的积累和体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守常善变，取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在各自的临床领域中，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进一步丰富了海派中医丁氏内科流派的学术内涵，深刻影响着上海乃至海内外中医学术传承与发展。同时，他们也为高等中医教育、各级中医院的建立与发展，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为中医人才培养等方面对中医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其功莫大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重启了中医师承教育工作，并与高等中医药教育及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由此应运而生的是对地方医学流派的继承、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上海在市政府、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组织领导下，领风气之先，在全国率先全面开展对上海中医学术流派——海派中医的发掘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各学术流派的基地建设，其集流派学术特色研究总结、流派团队培养、流派优势病种特色门诊的设立、流派相关文献的集成等等为一体，促进海派中医各学术流派学术经验特色的弘扬和发展。丁氏内科流派在先后二期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得到市政府的重点支持，并通过论证，根据是否具备研究条件的实际情况，遴选了丁氏内科流派内六个分基地建设项目（黄文东、严苍山、张伯臾、童少伯、徐嵩年、韩哲仙），以及六个学术思想研究项目（丁甘仁、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陈存仁、裘沛然）。尽管遴选过程中，不乏存在遗憾之处，有些较有影响的丁氏内科流派的医家因找不到传人或缺乏可查考资料而未能立项研究，如许半龙、王一仁等，殊深痛惜。然而，就当前研究项目而言，大致已能反映丁氏内科流派学术特点及其发展的基本面，尚属幸事。

在近六年的研究中，各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均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寻根访踪；焚膏继晷，爬罗剔抉、穷搜冥索，搜集遗秘，补苴罅漏，集腋成裘；刻苦研究，译慎不拘，刮垢磨光，去粗存精，全面总结，宣明往范，昭示来学……凡此，其有耗于呕心沥血，无累于名利得失，专心致志，几经寒暑，编著成以。其中，旧居家貌、传承谱系、先贤年谱、医案医话、医论学说、经验特色、文献影像，一应俱全，于继承与弘扬丁氏流派学术经验，功不可没。

200余万言，计12分册的煌煌著作——《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将付剞劂，面市问世。该书是首部反映丁氏内科流派医学全貌，又切合实用而富有研究价值的集成性著作，为今后深入研究、总结、弘扬丁氏流派学术经验奠定了基础。于此，心存感激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创导，上海市政府、上海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的鼎力支持，也深切感动于丁氏内科流派研究团队全体同道的不懈努力，成就该书的铸成。纵然我们付出了艰辛，但深知遗阙错谬之处尚属难免，祈同道仁人点拨赐教，以臻完善。严世芸二〇一七年八月绪　言

吾生有幸，追随恩师裘沛然先生求医问道廿余载，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每当夜阑人静，追思随师游学，往事历历，泛起阵阵思绪……

先生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所谓“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另一方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其理想不合，世事蜩螗，乃移志于医学。先生20世纪30年代师从丁济万先生，自1934年起从业岐黄达75年，其除精于医学之外，对文史哲亦有深厚底蕴，临床早年精于针术，其后内科善治疑难杂病，医泽广被，名闻遐迩，活人无算。

先生于医道卓有建树，绝非出于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其在剖析医理，立方遣药，每能洞中窥豹，厚积薄发，“神明之妙贵在‘化’字”。先生治学主张“猛火煮，慢火温”，譬如煎熬中药，急火慢熬方能煎出味道。先生常说，读书不可草草滑过，医理深邃，欲入堂奥，必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方能得其隐奥。凡读书尤当辨明名实，名实明则义理自得。“名者实之宾”，唯有循名以责其实，不可为“名”所惑。先生在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之甘苦，深深体悟到只有临床疗效才是检验是非的唯一标准。

先生尝云“医学是人学”，所以为医者当先做人，提出为人三则：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关于仁，“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为人之本性。“仁者，爱人”，仁的涵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立身之本。医乃仁术，唯有有德之人，才可能“他人有病，若己有之”，视患者如亲人，大医精诚，救生命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礼，不仅是指礼制、法制等，实际就是人之行为规范，为实践“仁”的具体措施。有了“礼”，人才能脱离野蛮，趋融文明。义者，宜也，指处理事物至当不易之谓。孟子说“义，人之正路”，礼是否合于仁，必须以义为衡量的标准。即居仁行义，以义御礼。

中医学植根于中华文化，两者一脉相承，要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中医学是医学，也是文化。中医学对生命的解读，并建立了一整套认知体系，演绎和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两者血脉相连，互为融贯。学习研究中医学离开了传统文化就不能真正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真谛，也无法厘清学术发展的根和源，就不可能深入中医学之堂奥。先生一部浸透着平生心血的《裘沛然选集》，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直掏心源，融会贯通，俯仰古今而雄视当世。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先生博采众长，又经历了各种复杂病证的实践，认为“医有常道，法无定法”。一个医生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其关键是做到立方遣药之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即善于法活机圆，药随证变，胸无成见，不拘一格。先生临床强调“治病先治心”，倡导“医患相得法”，医生对病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能不能采用心理抚慰不仅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更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关于中医药的发展先生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针。中医学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努力撷取与之相关的科学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为我所用，才能在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正如他的诗句所表达的对中医药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盼：“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先生晚年的心血之作《人学散墨》是“专门论述如何能做一个‘合格’的人而写的”，“我从事医疗事业已七十五年，向以疗病为职。但逐渐发现，心灵疾病对人类的危害远胜于身体疾患。由此萌生撰写《人学散墨》之念，希望为提高精神文明道德素养，促进经济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他以良医而具良相胸怀，从疗人身体疾病，到治疗心灵疾病，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仁爱之心。痌瘝在抱，易世心长，上医之称，亦庶几近之矣。

先生辛劳一生，于2010年5月驾鹤西行，在追念先生的不眠之夜，思及1983年余协助先生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统稿时，与老师对榻而眠，请教学问，订正辞章，“清灯榻伴犹存梦，往事风中已化烟”，“黄鹤不知何处去，我来只见白云多”。余曾拟诔辞纪念先生，云：“岐黄巨擘，仁心仁术，痌瘝在抱，橘井洒泉香；国医大师，亦儒亦医，道德衣冠，壶天留散墨。”

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当代名医严世芸先生领衔的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重点科研项目“海派中医学术流派·丁氏内科流派研究”，经过六载寒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裘沛然工作室”有幸承担了其中的分支课题“裘沛然学术思想研究”“裘沛然学术思想传承规律和模式研究”，值此裘沛然先生逝世6周年之际，出版《海派中医内科丁甘仁流派系列丛书·裘沛然学术经验集》，既是科研项目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导师裘沛然先生的良好纪念。在此当感谢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的鼎力支持，把上海中医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立项，厥功甚伟，功垂千秋；衷心感谢严世芸教授对此项目的倾心关注与努力，期望丁氏学术得以传承、发扬、广大，造福民众。岁次丙申仲夏受业王庆其谨记

注：本书系上海市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海派中医丁氏内科学术流派·裘沛然学术思想传承规律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Y3-CCCX-100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庆其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编号：国中医药人教发2013年47号）上　篇　生平史略一、裘沛然传略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6年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从学两年，1928—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以及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书籍，1931年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医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在1934年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安徽中医学院（现安徽中医药大学）顾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是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同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3年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2008年获上海市医学贡献奖。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裘沛然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他在医学上有高深的造诣，临床以善治疑难杂病著称，活人无数，医泽广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通晓文史哲的学者和诗人，人称一代鸿儒大医。曾主持编写和主编的著作达40部。其中，《裘沛然选集》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中国医籍大辞典》获国家辞书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所撰论文30余篇，其中《疑难病症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布的优秀论文一等奖。早年主持研究的“经络玻璃人”模型及脉象模型，曾分别荣获国家工业二等奖、三等奖。国事蜩螗志在医

裘沛然幼年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姚江施叔范先生。除诵读经史百家外，还涉猎诗词歌赋，凭借勤奋与刻苦学习，使他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他对施公的博学通达以及治学为人之道都深为敬仰，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不仅学习施公如何做学问，更学习施公如何做人之道。施先生督学甚严厉，凡四子书及唐宋名家的文章诗词均须选读，并要求熟背成诵，故受学时间不长而获益很多。他一生之所以能坚持虚心好学、手不释卷的治学态度，以及仁爱好施之心，完全秉承了恩师的品格风范。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一首七律——《怀念叔范先生》：“少沐春风旧草堂，沪滨重见菊花黄。僻居应是须眉朗，薄醉悬知意念伤。老去江湖艰跋涉，晓行风露湿衣裳。文章灵气归何处，好句还同日月光。”直至耄耋之年仍然深情地回忆说，“我今日能于经史词章略窥门径，盖得力于先生教育启迪之功，因在儿童时已对国学奠定了初步基础”，由此得以循序渐进。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军阀混战，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其叔父汝根先生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的弟子。他13岁时便在课读之余，从叔父学习针灸，并常侍诊左右，开始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粗晓其理。1931年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中，学习更为刻苦认真。为背诵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理论，以及博览国学之经、史、子、集，“晓窗千字，午夜一灯”，是习以为常的。课堂学习外并在丁济万（丁甘仁之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在丁师悉心指导下，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并用蝇头小楷抄录了10多种医籍和讲义，因时代变迁，抄本多已散佚，现存《读医抄本拾遗》一书，已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四本抄本均是70多年前抄录的笔记讲义，是在2006年初整理藏书时偶然捡得的仅存之本。

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和细心领会，对丁济万先生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故在侍诊之余，曾整理过丁师的临症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临近毕业，在随师侍诊外，又常请益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得到诸前辈指教，受益匪浅，使医术日见长进。

1934年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一些经验。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于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从事中医教育、研究工作半个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培养中医事业的后继人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精奇巧博起沉疴

裘沛然自1934年从事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工作至今长达75年，深得病家的拥戴。他对中医事业的敬业与执着精神，堪为中医界的楷模。其研究仲景方证药法，善于灵活变通，立方贵在“精、奇、巧、博”，在治疗疑难杂病顽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精心总结的《治疗疑难病八法》，曾经荣获中国中医药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大方复治建奇功

他特别服膺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经验，竭尽发掘之能事，为此，曾系统研究了《千金方》中近6000个处方，总结其处方遣药特点是简洁、平正、奇崛跳脱与杂而有章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后世医家有嫌孙氏某些处方“庞杂繁乱”，但是具有睿智的目光和深厚的功底者，则深知孙氏其方之“杂乱”正是奥妙之所在，体现了处方“反、激、逆、从”之妙用。故在治疗重症顽疾时，多效法思邈，以大剂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屡起沉疴危疾。

大方复治法是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的治法。古代方书，列有此法，而后世在这方面似乎注意较少，以致良法日渐湮没，影响中医疗效的提高。裘沛然在行医早期时，多推崇丁氏处方平和轻灵，讲究丝丝入扣。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他渐悟“大方复治法”之奥妙。他曾治一例痢疾危症，在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为其处党参、熟地黄、当归、白术、黄连、车前子、泽泻、黄芪、干姜、附子、芒硝、大黄、黄芩、防风、羌活、乌梅、诃子肉等一张“大方”，仅服两剂，其病即愈，疗效之速，出乎意外。对治疗慢性肾炎，有时也常用本法。总结多种方法可随证结合应用，即一为清热解毒，二为温补肾阳，三为培益脾气，四为滋阴补血，五为祛湿利尿，六为辛温解表，七为收涩下焦，八为通泻肠胃等等。一方之中，补血又祛瘀，补气复散结，培脾合攻下，温阳兼清热，收涩加通利，集众法于一方。看似药味庞杂，然而乱而有序，众法合一，治疗危疾大证，往往收到桴鼓之效。如于2002年治一患急性高热证的杨姓病人，在某大医院诊治，发热39.5～40℃，经海上著名西医专家多次集体大会诊，各种医学检查，未能明确诊断，用了多种退热西药，而高热持续达9天之久，治疗竟无寸效。因该病人当时正在负责筹备一项重要的国际会议，责任重大，故不仅病者内心焦急异常，而且上级各有关部门亦倍加关切，所在医院已虑竭计穷，无奈之中乃以侥幸之心求治于裘。经过仔细询问并听取专家汇报病情，察色按脉后为其拟一方，以表里相合，气血双清，寒温反激，邪正兼顾，剂量亦较通常加重，以高热偏用辛温，痞满不避甘药，甫投一剂而高热退至37℃。次日又驱车医院复诊，病人喜形于色，惟告尚有虚烦感觉，嘱原方再服一剂即诸症全消。患者迅即出院投入工作，如期完成会议筹备任务。2.法无常法创新意

中医辨证论治，首在辨别阴阳与协调阴阳。考阴阳这一概念，其包涵实质内容极为广泛。医者对此宜作过细之辨析，否则将导致毫厘千里之误。例如辨症之表里寒热，脉之浮沉迟数，其他种种，皆有阴阳之别，知其偏胜，使之协调，为施治大法。故见脉迟为寒而用温剂，脉数为热而用凉药，固为施治常法。裘沛然则认为，对某些疑难重症或顽症，应跳出常规思维，要懂得“常法非法，法无常法”的道理。如在某种情况下见脉数可用温，脉沉亦可用寒。例如他治一王姓男病人远道来就诊，患心动过速症。诊脉时每分钟搏动达180次，自诉心跳不宁，神情恍惚，脉虽数疾而细软乏力，苔薄舌色淡红，面色苍白时有升火之感。诊为心阳式微而浮火上亢，心气不敛以致逆乱。以峻用温药治之，取法炙甘草汤加附子，药用桂枝达21g，炙甘草、干地黄、党参、麦冬、阿胶（烊化冲服）、熟附子，又加生姜、大枣。嘱服5剂。复诊时自诉脉搏已减至每分钟130次，心悸之症大减。效不更方，嘱更服5剂。三诊时病人脉搏跳动已恢复正常，每分钟为80次，诸症悉除。当时程门雪先生与裘对座，程老亲按该病人之脉，乃兴“此事难知”之叹。本案以炙甘草汤加附子治疗心动过速症，较之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原意则更具创新，如根据脉数为热之说，拘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语而用寒凉，则其后果自可想象。

哮喘疾患好发于冬春季节，患者以老年与儿童尤为多见，亦有长年举发而不易治愈者。由于拖延难愈，长期缠绵，每每影响其他脏器而成并发症致治疗更感棘手，病者倍感痛苦，医生难有良策，常使临床医生感到困惑。例如他曾治一位好友之女，年方十岁，患此疾已历多年，备服中西药物迄未见效，发则日见加剧，常彻夜不能平卧，无咳嗽，痰质清稀，喉间鸣声辘辘，气息短促，胸脘窒闷难堪，已至形神萎疲，元气日衰，举家为之担忧。察舌苔腻白，脉呈细数。为拟一方，用麻黄、桂枝、干姜、细辛以温通，黄芩、黄连、龙胆草以苦泄，诃子肉、乌梅以收敛，甘草、大枣以缓中，剂量较一般稍重，嘱服二剂。复诊时，其女告知，服该药时既甜又酸又辣，甜酸苦辣俱备，实难下咽。然一剂甫下而哮喘顿平，累年之苦竟消于俄顷，嗣后再加调理而愈。本方配伍组方之意，已超越宣肺平喘、纳气补肾之常法，另辟蹊径，以温通收敛相激相合，独有见地。《内经》有“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之说，二者如水火不相容，医者多恪守经旨，不敢轻越雷池。而裘沛然先生却以相反相成，竟收覆杯之效，可见医理之难明而实践之可贵。3.配伍相得多灵变

他治疗各种肾炎、慢性肾衰竭等具有独特的思辨方法以及独到的配伍治疗经验。例如慢性肾病的病机，多与水肿病相联系，并有“其本在肾，其制在脾，其标在肺”之说。裘沛然则认为，本病多为脾肾气血亏虚与风邪、水湿、热毒、痰浊、瘀血相夹杂。多有表里夹杂、寒热错综、虚实并存等情况。针对复杂的病机，临证遣方配伍立法，可单独采用一法，或以一种为主，旁涉其余，或数种配伍方法熔于一炉。其中补泻兼顾的配伍最为习用。如数年前曾治一位来自宁波的7岁男孩，经某医院拟诊为肾病综合征伴慢性肾衰竭。住院治疗2个月余，迭经各种西药治疗，未能收效，院方已数次发出病危通知，患儿家属焦急万分，慕名特来求救。当时，家人是抬着病孩进诊室仰卧于地，孩子的长辈数人叩求先生，能救孩儿一命。先生安慰家人云：“我一定好好研究，尽力救治。”当时年近九秩的衰翁随即俯身下跪一膝着地为病孩诊脉，见病人面色苍白，神气萧索，全身浮肿，腹大如鼓，胸膺高突，阴囊肿大透亮，小便点滴难下。按其脉细微欲绝，舌体胖，舌质淡，苔腻而滑。此乃正气大虚，气不化精而化水，水湿泛滥，流溢肌肤。病经迁延，形神俱败，证情险笃。少顷即拟一方：生黄芪50g，土茯苓30g，黑大豆30g，大枣7枚，牡蛎（捣）30g。患儿服药3剂后，大便通畅，肿势消退，神气略振，脉较前有力。服药有效，原方加巴戟肉、黄柏、泽泻，再服1周；患儿尿量逐渐增多，水肿亦大减，阴囊肿势基本退尽，神态活跃，脉细有神。孩儿家长登门致谢，连连称道先生是救命恩人！嗣以上方增减而连服3个月，诸症全消，体检化验各项指标均恢复至正常范围，随访2年未复发。

同样是肾病综合征患者，在数年前还诊治一位顾姓23岁的女性患者，患病已4个月，当时正值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之时，家属和病人均焦急忧愁，经介绍求治到诊所。初诊时症见腰痛，浮肿，神疲乏力，时时耳鸣，面色灰黯无华，小便泡沫量多。化验检查：24小时尿蛋白4.8g/24h，舌质黯灰，苔薄腻，脉濡细。该患者病程较长，病机错综相杂，肾阴亏虚而下焦不固。治拟补肾健脾、益气养阴、淡渗利溲、清热燥湿。方用生黄芪、当归、生地黄、熟地黄、川黄连、黄芩、黄柏、牡蛎、泽泻、龟甲、补骨脂、白薇、漏芦。上方加减调治月余，证情渐有好转，面色转华，眩晕耳鸣消失，尿蛋白降至1.9g/24h。再拟一方：黄芪、羌活、白术、牡蛎、泽泻、黑大豆、龟甲、黄柏、仙灵脾。上方加减续服半年余，诸证平稳，精神较佳，面色红润，24小时尿蛋白1.2g/24h。嗣后偶然外感之疾，尿蛋白有反复，时升时降，继续调理近1年，尿蛋白降至0.9g/24h，逐渐康复而走上工作岗位，并能胜任正常工作。2008年年底再遇此患者时，形体略胖，面色白里透红，告之尿蛋白检查已完全消退，恢复正常，若有感冒后检查仍有微量尿蛋白，经休息调养又全部恢复正常，并面有喜色告说“正在筹备婚事呢”。

此方配伍与宁波男孩之方比较，同中有异，体现灵活多变的配伍特色，然而同样体现了攻补兼施、寒热相应、利涩相反相成的特点。4.临证遣药究本原

宋代著名医药家寇宗奭在其所著《本草衍义》一书中指出：医生治不好病，多由“六失”所致。“六失”中的一条即是“失于不识药”。寇氏之言切中时弊，现在大多数年轻的中医师，对药物知识不足，加上古代本草学作者的某些臆测之论，代代相传，人云亦云，影响了治疗效果。例如，关于升麻的功用，金元时期的医学家张元素在论述升麻的作用时说：“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补。”并以为升麻，其用有四：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于至阴之下，二也；阳明经分头痛，三也；去风邪在皮肤及至高之上，四也。张元素论升麻有升阳于至阴的空前发现，其高弟李杲乃益加张扬其说：“升麻引甘温之药上升。”“人参、黄芪非此引之，不能上行。”后世医家，莫不遵循其法而加以宣扬。如《本经逢原》认为升麻升举之力特强，故设有一段危言耸听之语：“为其气升，发动热毒于上，为害莫测，而麻疹尤为切禁，误投喘满立至。”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说：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裘沛然在早年学医时，也曾信奉元素及后世诸医家附和之说，其后，读书渐趋深入，阅历与年俱增，通过自己长期的大量的实践验证，才始知道升麻升提阳气之说是大可商议的。试检《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有关升麻功用的记载，如“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主中恶腹痛，时气毒疠，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本草图经》特指出：“肿毒之属，殊效。”凡是宋以前的本草所载内容基本一致，都没有片字只语载述该药有升阳作用。历代名医的处方中用升麻的，自仲景以下迄至《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其主治病证为斑疹、咽痛、牙齿肿痛烂臭、疮疡、热毒下痢、蛊毒、壮热等症。宋代名医朱肱就早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这两种药的功用非常接近。以上众多名医、本草、方书的记载，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说格格不相入。裘沛然先生在几十年的临床观察中，用升麻的适应症，一般不外咽喉红肿疼痛、牙根恶臭腐烂、发斑发疹、高热头痛、谵妄、热毒下利以及疮疡肿毒等症。药量15～30g，有时还可加重一些。曾治疗过大量病人，觉得升麻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切的，从来没有所谓“升提太过而至喘满”的情况发生，并且未见有发生什么副作用，只是效果远不及犀角（现为禁用品，用水牛角代）而已。通过长期的实践，深深感觉有宋以前的方剂、本草著作，其记述内容较为朴实可信。5.医患相得利于病

医患相得法，既是治疗疑难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又是临床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本法首先要求医生对病人具有高度责任感，从而使病人对医生产生坚定的信心。医生和病人的精神如能糅合为一，这将为治愈疑难危重病症创造最佳的条件。医生的认真负责态度，使病人精神得到安慰，并对医生的治疗充满信心。“相得”还要施用“治神”的方法。中医学理论指明：“神”即意、志、思、虑、智等心理活动，它与脏腑功能之间有密切联系。故精神安定者，疾病多呈向愈之机，而“神不使”则往往预后不良。《灵枢·师传》所述“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之旨，即系治神之法。医者应使病人对疾病具有必胜之心，并采用针对性的语言疏导，多方设法解除病人心中的疑虑、顾忌、执着、愤怒、恐惧等思想，使其心神安定，激发起正气抗病的能力，发挥病人自身具有对疾病的调控作用，然后药物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通过70余年的临床实践，遇见的病人，病证各不相同，尤其是对心因性疾患，或危重顽症病人，都给予特殊的心理安慰，使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充分信心，确实对提高疗效能发挥很大作用，这样的病例多不胜举。

如2005年曾治疗一位张姓女患者，年近三十，因情志抑郁、失眠2年，病情日益加重。患者于2年前患皮肤湿疹，久治未愈，导致精神紧张、忧虑、失眠，当地医院诊为抑郁症，一度服西药好转后又复发，又继服抗抑郁药6个月未明显缓解，反逐渐加剧，失眠严重，伴全身乏力。遂慕名到上海，当时手捧《裘沛然医论集》一书到医院求诊。症见心悸、胸闷、精神易紧张，情绪低落，夜寐不安，仅能睡眠2～3小时。伴有眩晕头胀，纳食不馨，月经衍期，量少。此乃肝气郁结，郁而化热，心失所养。处方：炙甘草、桂枝、麦冬、西红花、黄连、生地黄、生龙骨、生牡蛎、常山、茯苓、茯神、郁金、党参、生姜、大枣。同时叮嘱患者放松心情，生活有规律，每天进行散步活动，避免劳累，并表示一定精心治疗，对此病证亦很有信心，并强调要患者坚定必胜之心，配合医生。四诊时患者仍有心悸和恐惧感，倦怠乏力，纳食欠馨，夜寐时好时差，月经衍期40天，遂又拟一方：野山人参、生牡蛎、生龙齿、藿香、紫苏梗、阿胶、炙甘草、桂枝、生地黄、常山、麦冬、五味子、郁金、益母草、丹参、干姜、生姜、大枣。药后7天，月经迅至，又在上方加减调治。经2个月中药治疗，抑郁症基本治愈。因月经失调，经期衍迟，婚后3年未孕，故治宜调理脾肾、益气养血、疏肝解郁为主，经数月调治，月经正常，不久又获怀孕之喜，十月怀胎后生下健康男婴，如今母子安康，并已迁至上海定居。

又如，近年来肿瘤患病率逐渐上升，为临床常见的一种危重病症。

裘沛然先生治疗肿瘤疾患的体会是：首先强调患者心态平静安定，同时对医生有笃信者，则往往效果较佳，甚至可完全康复，若一染此症即精神紧张，情绪恶劣者则每至不救。早年曾治一贾姓男病人，年近六十，为钢铁厂干部。经上海市两所著名医院确诊为肺癌，并嘱从速手术，或可救治。厂领导亦促其急赴医院切除，无奈患者坚拒手术，只要求到裘处诊治，谓一切后果均由自负云云。乃为之拟一处方：用二黄（黄芪、黄芩）、三山（山慈菇、山甲片、山豆根）、二术（白术、莪术）、二苓（猪苓、茯苓），加冬虫夏草、生晒参、麦冬、西红花，以及龟甲、白花舌蛇草、石见穿、木馒头诸药，并嘱每日服蟾蜍1只，服法是将蟾蜍去头及内脏，蟾皮亦剥除，唯留四足部皮肤，必须清洗非常干净，然后久煮成糊状（略加大蒜），每日数次分食。病人坚信不疑，汤药（略有加减）与蟾蜍共服食近6个月，再赴原两所医院复查，讵料结论一致，谓肺部病灶已完全消除，遂恢复正常工作，生活起居，亦一如平时，迄今已逾9年，安享退休美好生活。读书苦乐有乘除

裘沛然读书除了医学外，还博览哲学、史学、文学等，并对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在他的数万卷藏书中，文史及自然科学书籍竟占其半。对于立志从事医学者，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好医生，除了认真奠定中医基础外，还要有中国文化和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具备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这样，方能在医疗实践和辨证思维中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多学科知识的渗透与交叉中悟出真知灼见。裘沛然先生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专业外的广博知识。

根据长期的治学经验，还总结归纳了五点体会。

第一，读书先要弄清概念，循名责实。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有一定的内容作根据。在中医文献中，一个名词常常寓有多种含义，例如阴阳这一名词，就分之可千，数之可万，举凡气血、精气、脏腑、经络、上下、左右、前后、标本、升降、浮沉、表里、寒热、虚实、动静、水火、邪正等等，同一阴阳，含义可以全不相同，稍不经意，便致错误。例如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等都在相关问题上见解各有不同，其中有不少是由于概念混淆所引起的争端。裘则认为，“名者实之宾”，初学者必先弄懂各种“名词”的含义，重要的是循名以责其实，不可为“名”所惑，这是他在治学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告诫学生：凡读书尤当循名责实，名实明则义理自得。学习古人之法决不能囫囵吞枣，并强调指出：那种不求甚解，学而不思，思而不化的读书方法绝对不可取。只有对书中知识充分领会，融化吸取，触类旁通，灵活运用，才能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

如对“医者意也”一辞，有人理解，“意”为医生诊病可以不循法度，随心所欲地作出臆断，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裘沛然并不轻从其说，他以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说明，古代医家所提出“医者意也”，一语，乃是提示医理深奥，医生必须加倍用意，“思虑精则得之”，否则轻率马虎，稍有不慎就会“毫芒即乖”。他又列举许多著名科学家通过创造性思维而获重大发明的史实，提出“意”即是在反复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是科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循名考实，撰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一扫近世对“意”的诬蔑之辞，使“医者意也”的含义大白。

再如，对现代临床中的各种“炎症”，按现代医学理解是指局部组织充血、水肿、渗出和组织增生的病理现象。因“炎”字由两个火字组成，乃有不少中医竟把“炎症”完全理解为火毒引起，遂把“清热解毒”作为“消炎”的唯一治法。裘沛然认为，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不可牵强比附，更不容望文生义。中医对炎症的施治，应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去辨析其症的寒热虚实，然后据证立法，选方议药。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炎症并非尽属实热，而诸如温经散寒、活血行瘀、化痰散结、养阴益气、助阳壮元等治法，只要契合病机，都可能达到“消炎”的目的。中医应用不同方法治疗炎症，必将为西医学对消除炎症提供新的宝贵的启示。因此，只有通过循名而责实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进行辨证论治，并进一步促进医学的发展。

第二，读书要“猛火煮，慢火温”。所谓“猛火煮”，即在初学某一名著经典时，应下苦功夫，要熟读熟背，只有熟才能生巧，只有苦读才能甘来。对书中重要内容、学术理论要反复体验，认真思考，不断钻研，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秘奥要旨。裘沛然治伤寒之学着实下了一番“猛火煮”功夫。对历代重要注家作过苦心研究。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他对此尤为心折。目前临床上有些医生用仲景方往往疗效不理想，其原因是对诸如《伤寒论》一类名著还欠缺一些“煮”与“温”的功夫。“慢火温”，指对书中重要内容要反复思考，认真实践，领会其中的道理。先生常说，读书不可草草滑过。医理深邃，欲入堂奥，必先勤学苦练，循序前进，方能逐步深入。如他在读到《素问·生气通天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一句时，发现历代注释对“起亟”二字颇有歧义。如张隐庵释为：“亟，数也”，阴主藏精。“亟起以外应”；杨上善：“起亟”作“极起”，“阴极而阳起”，“阳极而阴起”，等等。裘沛然经较长时期的“慢火温”，方觉古人所注均未达意。他说：考“起”字在古代与“立”通；“亟”与“极”在训诂学上二字通用。“起亟”应训为“立极”，“立极”寓有坐镇守位，百体从命，比喻阳气的作用必须依赖阴精为基础的意思。因为“精者，身之本也”，正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的观点若合符节。《内经》本义极为明晰，只因古今文义变迁，以致后世注释曲解附会而不能自圆其说。经他一点，这两句经文便怡然理顺，疑义亦涣然冰释。明代张介宾以擅长扶阳鸣世，而其所著的《真阴论》，即是禀承经旨，对阴为阳基的义理作了精辟发挥。

第三，读书贵在化。裘沛然在中医学术方面卓有建树，绝非出于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在中国医药学的宝库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防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但学习古人之法决不能生吞活剥，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的记载，裘沛然从此句悟出：风即气的变化。叶桂曾概括中风的病因由“阳气之变动”。所谓“变动”，是指气的运行失常，或动窜过度，或阻滞不通。动窜太过则化火化风而发生中风、厥逆等症；阻滞不通则酿湿、生痰、停瘀而形成各种痹证。故理气药与祛风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人们对祛风解表剂中多用行气药有一定理解，而对应用祛风药以散郁结、调气机、理三焦、和脾胃的作用则似乎注意较少。其实如治疗土虚木贼泄泻的痛泻要方中用防风一味，秦伯未云能“理肝舒脾，能散气滞”，是颇有见地的，他临床常用防风、荆芥、羌活等祛风药，与白芍、白术相伍，治疗腹胀、肠鸣、泄泻诸症，收效满意。中药中有许多祛风药，先生常以巧妙的配伍作为理气药应用，每能收到较好的疗效。这就是“化”的功夫。

后世医家有中满忌用甘药之说，凡脘腹胀满者不敢用甘草。裘沛然从《伤寒论》甘草泻心汤主治“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的记载中，领悟到仲景用大剂甘草可以治脘胀腹满，而后人之说恰与之相背。他力遵仲景之意并化裁运用于临床，辄投甘草、党参之品，非但无壅滞之虞，反而胀满若失。由此可见，古方今病并非“不相能”，其关键也无非是淹有众长而又善于化裁而已。

第四，学问求其博。一般的中医师要成为一名高明的专家，除了要打好扎实的中医理论基本功外，还应精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科学相关知识。他曾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为学好中医的八字方针，认为传统文化是大道，大道学通了，医道就较易理解。历代名家诸如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张介宾、李时珍等无不如此。李时珍历经27年编写《本草纲目》而成为医药大家，除了阅读大量医药著作外，还阅读了数百种文、史、哲书籍，即是明证。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其在文史哲方面的深厚造诣。当学问达到某种高度时，其中道理往往是相通的，又如文理、医理都必须深思熟虑，方能领会其用意。裘沛然长于诗文，试以其所作《读孟子后作》为例：“予少年时读王荆公诗，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句，诗中“何敢望’三字一般读者都认为系荆公谦词，其实，乃是不屑为之委婉语。当时颇怪荆公何以如此尊孟而薄韩。中年以后，细绎两家之书，孟实胜韩远甚，尤其是孟氏所创导之‘民贵君轻’的人民至上思想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境界等等。这在封建统治社会中其言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华民族之精神文明树立光辉典范。孟子更重视义利之辨，而如果‘上下交征利’，则对国家危害之严重性自是不言可喻。凡此皆远非韩愈所能及，王安石之尊孟轻韩，意在斯乎！”从“何敢望”三个字的理解，说出一番大道理，其博学深思，于此可见一斑；其学风，可为后人楷模。在其《读书苦乐有乘除》一文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格言是：“人说读书乐，我说有苦亦有乐，乐是从苦中得来的，小苦得小乐，大苦得大乐，未得其乐者由于不肯吃苦；深得其乐者，乐而不知其苦。”他勤奋读书，未尝释卷，是为了精熟文史，博极医源。为了深入研究中医学，一部《二十四史》也曾通读。对于中医学术更是反复揣摩，长达70多年，对中医的诸多术语概念循名责实，对辞旨意蕴钩玄索隐，勘谬正误，发前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他对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切完全得益于他的博学。所以才成为既深诣岐黄之道、医德广被的医学大师，又是诗文史哲造诣颇深的学者。

第五，欲知甘苦要亲尝。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他在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细辛是一味散寒、止痛、化饮、通窍的良药，但对其使用剂量历来有“辛不过钱”之说。如《本草纲目》载：“若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用则气闭塞不通者死。”《证类本草》云：“不可过半钱匕。”（合今之1g余）《本草经疏》亦说：“不可过五分。”前人的戒律能否逾越？先生通过对仲景用细辛方的研究，发现其量一般在二三两之间，纵然古今度量有别，但从其组方中与其他药味剂量的比例来分析推算，无论如何均超过了一钱之限。中医界尊仲景为医圣，而处方用药则违反其法，这类似“叶公好龙”，必然会影响疗效。裘沛然经过小心论证，大胆实践之后，发现细辛入汤煎服可用至3～15g，他应用50年未发现有副作用（若用散剂吞服，必须减其剂量）。他曾用细辛合麻黄、附子等治愈屡治不效的顽固风湿痛、偏头痛，以细辛与麻黄、干姜、黄芩合用治愈不少重症痰饮喘嗽，对某些癌症患者用大量细辛在止痛消结方面有较好疗效，在补肝益肾药中配伍细辛还可以增强补益的功效。他曾感慨地说，用药贵在熟谙药性，通过临床而知见始真。古今学者之所以博学多闻，知识面宽广，就其治学特点而论，都具有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精神。裘沛然平生治学最服膺十个字二句话：十字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二句即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医道精微最难知

裘沛然先生经常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两门学问我们还知之甚少，一是宇宙，二是人体。我国元代医学家王好古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起得很好，叫做《此事难知》。王氏自谓：读医书已经几十年，虽然是寤寐以思，但总不容易洞达其趣，他很想寻访高明的老师，可是走遍国中而无有能知者。海藏老人的话引起了先生深深的思考。

裘沛然在学术上远绍旁搜，对灵素仲景之学及历代医学理论的沿革发展研究颇深，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1.关于中医药学术构建的基本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医学的性质认识不一。先生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故在掌握藏象、经络、病机、治则的基础上，还必须通晓我国的哲学、文学、史学等知识，才能全面掌握中医学术。例如，《易经》《老子》等学术思想也与中医学术相通；通医理必先通文理；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辨证论治亦不同。所以《内经》有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明训。

裘沛然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中医学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自然界与社会人事的双重背景之下，考察人的生命活动轨迹以及在健康、疾病状态下的种种变化。人的生命活动受到自然变化的资生与制约的影响，并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中医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并不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认识到人的社会活动对人体心身活动的影响。所以中医的辨证施治，除了识别各种辨证方法外，还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强调心身同治。因此，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

从中医学的性质而言，其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中，始终突出“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人与天地列为三才，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主张遵循自然界生长收藏的规律，“法于四时，和于阴阳”，以保持身体健康。在疾病状态下，希望通过扶正达到祛邪，或祛邪以安正，以调整营卫气血、脏腑经络之偏盛偏衰，达到气血冲和，阴阳匀平，为疾病防治的主要指导思想。这就是裘沛然对中医学的基本学术思想。2.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卫气营血理论，他以伤寒与温病为两门学问，形成对峙之局，倡言“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以温病只须辨明卫气营血即可。后世不少医家，遂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治疗温病的枕中鸿宝，习俗相沿，以迄今日。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争论。先生的基本论点是：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说明仲景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再从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由此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基本揭示其端倪。所不同者伤寒还包括了外感寒性病，还有狭义伤寒等。

考伤寒、温病异途之说，创自六经叶天士、吴鞠通。叶天士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沛然认为其说不妥，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查无根据，把完整的人体硬性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有机体，脏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太阳病可见上焦症状，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病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证候，其他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故六经病证足以赅括三焦。

再者，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叶香岩创温病之卫气营血，其实叶氏倡导的卫气营血辨证提纲，都与经络密切关联。卫气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络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张仲景书中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但此仅仅是六经病中的某些证候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天士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反证。

据上分析，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整体。至于伤寒温病的治法，初无二致，温病的辛凉、甘寒、淡渗，及凉血清营、芳香开窍等法，仲景的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皆为辛凉解表之法，猪苓汤之滋阴利水，黄连阿胶汤之清热凉血等，以及孙思邈的犀角地黄汤之清营，紫雪丹之芳香开窍，在汉唐时期早已应用。另有温病重在亡阴，伤寒重在亡阳之论，其实，伤寒对大汗与亡津液极为重视，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之论，亦导源于仲景。研究学问须循名以责实，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温病方面的辨证与治法，确对前代有所充实和发展，但两者不能分家，须融会贯通，以提高外感热病的治疗，使之益臻完善。3.经络是机体联系学说

裘沛然首创此论，对针灸经络研究颇深。关于经络问题，历代文献以及当今现代都有诸多阐述和假说，如经络是“神经体液说”，经络是“血管系统说”，经络是“人体解剖结构说”，等等。诸多文献和实验观察所阐述的理论及种种假说，均未能全面理解和真正揭示经络的实质内涵。他通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研究探索，发现：经络是中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和恒动观。

具体而言，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通路，而这种特殊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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