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仕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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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试读：

前言

2012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1年）》《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遴选推荐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审核确定并公布了我国第一批64家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其中中医骨科学术流派共13家。久负盛名的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参与四川仁甫何氏骨科技术研究中心申报的“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不仅荣誉上榜，而且系四川省唯一的一家“全国第一批中医骨科学流派传承工作室”，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也因此成为唯一参与国家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的军队单位，这标志着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公认度。

2013年1月，四川仁甫何氏骨科技术研究中心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印发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人教发〔2012〕170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使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工作稳步向前推进。截至2016年，按照《实施方案》规定的“加强学术整理，推动流派传承；提高临床疗效，加强推广应用；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流派交流；加强条件建设，探索长效机制”等方面的要求，如期落实了本流派建设计划。2016年12月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验收合格，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如期圆满完成。

在历时3年的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中，本流派工作室把“史实研究”列为重要课题，严格遵循《实施方案》关于“梳理流派传承脉络，深入挖掘整理流派历代传人的传记及代表性著作、流派典籍、医话医论、方志记载、历史实物等文史资料，梳理清晰的流派传承脉络”的要求，与史学、方志、文献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合作，采取查阅分析史料、实地考察、采访家族传承人等方法，历时两年半的研究，收集体现本流派颇具蒙医骨科学特色，以及历代传承人生平简介和学术论著等文化、学术特色的历史档案资料（涵盖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形成电子文档资料8000多万字、实物30余份（件）、代表性著作7部、流派学术思想研究资料76份；整理本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及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医家传记，总结本流派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梳理本流派传承脉络；全面开展了对本流派蒙医源流、历代传承人的代表论著、临床经验及流派学术思想研究、学术传承、学术年谱等历史和医学根脉与记忆的收集整理保护工作，开创了我国第一批中医骨科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中流派史实研究的先河。

本书是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成果的结晶，充分展现了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在悠长的连续活态传承和发展历程中，不仅科学地吸收了多民族医药的学术成就，形成自身学术、技艺、历史、文化的特色，同时以保护、传承、推广为基础，在建立中医学术流派学术传承、临床运用、推广转化的新模式方面积极探索。

追本溯源，梳理脉络，总结并提升历代传承和临床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行之有效、颇为同行认同及社会大众所赞叹的医理医技与实践体系，既是国家对中医学术流派建设的要求，又有助于中医学术流派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推广。因此，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开展的本流派史实研究和本书的出版，值得各中医学术流派借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推广基地办公室

绪论

本绪论旨在阐述《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课题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范围，何氏骨科流派史料来源，何氏骨科流派发展沿革的研究、研究方法及课题的资料来源。

一、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缘由及意义

中国骨伤科领域对四川成都著名的骨科流派“何氏骨科”，有“何氏开派，功在四代”的赞誉。正如杨殿兴、田兴军主编的《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中提及的成都何氏骨科流派——何氏骨科由何氏先辈特呼尔氏创立。特呼尔氏系蒙古族医武世家，每代均有人在军中担任军医。1644年清摄政王多尔衮奉世祖福临（顺治）命，由辽东进山海关入中原，何氏先辈随军入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因与准噶尔作战，调荆州满族、蒙古族混合编制的驻防八旗官兵进驻四川，何氏先辈随军到四川。1721年（康熙六十年）战事平息，何氏先辈随选留官兵匠役永驻成都，并定居在成都西蜀少城（今成都市柿子巷）。因属八旗统辖，故称“旗人”。何氏家族系镶蓝旗、三甲。其第三代传人何兴仁曾任成都西校场八旗军医官。

何氏骨科因其先辈在随军转战中广泛接触满族、汉族文化，逐渐融蒙古族、满族、汉族传统中医骨伤科学及武学为一炉。至第四代何仁甫，又吸收西医之长处，因医理医技自成体系，临床疗效蜚声遐迩，使何氏骨科开派于成都。何仁甫谨守祖训，将何氏骨科只传给自己三个儿子，即第五代传人长子何天祥、四子何天佐、五子何天祺。第五代传人承继家学，探索创新，纳徒传技，其技艺均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均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何天祥、何天佐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命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何天佐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任命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12年11月，“四川何氏骨科流派传承工作室”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我国首批64家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之一。

作为源自蒙古族骨科医学的何氏骨科，开派于四川成都，成就斐然，医药界对此成果及技艺的研究从未中断，但比较系统全面地追溯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的研究论著，目前课题组尚未见及。为了抢救保护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的历史文化根脉，课题组力图借此做有益的全面考察，并梳理其历史发展的源流，奉献给大家。

二、四川何氏骨科流派史实研究范围

对于四川何氏骨科流派起源于何处何时的研究，何氏家族传人及相关人士多年来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本课题组重点从何氏骨科医术的发端开始到传承人传承其骨科医术医技，结合史料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本课题研究的时间

时间上始于何氏骨科先辈有史以来保存的“绰班特”资料，断限于当代的何氏骨科的第五代传承人。史料表明，“何氏骨科”的正骨医术医技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形成。那时对“何氏骨科”的称谓，用蒙语被称为“绰班特”。所谓“绰班特”，“绰班”是蒙语（后满语借用）“正骨”之意，“特”是对“特呼尔”家族的尊称和简称。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从“绰班特”发展演变到“何氏骨科”创立，既是一个蒙古族骨科世家家族发展史，同时折射反映了明清鼎革，满族、蒙古族、汉族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也是八旗兵制的兴衰史，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和当代改革开放成就史的一个缩影。

17世纪20年代，我国东北部的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新兴力量走上了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努尔哈赤父子两代人与邻近的蒙古部族如内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联盟关系，又逐个臣服其他蒙古部落，为最终建立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身临历史巨变的大时代，蒙古世医“特呼尔”家族也与许多蒙古喀喇沁家族一样，卷入了这场历史的滚滚洪流。沉与浮、兴与衰，虽不以普通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其中的优秀者往往会顺应历史，做出适合自己家族的选择。蒙古世医“特呼尔”家族做出的选择，就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二）本课题研究的内容

研究内容包括早期的蒙古世医“特呼尔”家族的历史，何氏骨科的学术源流及主要成果，也包括何氏骨科的第三代何兴仁，第四代何仁甫，第五代传承人何天祥、何天佐、何天祺，及其各自的生平简历、代表论著、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研究、学术传承及学术年谱。期望全方位地展现何氏骨科流派在继承弘扬家族医药学术源流的历史中，作为历代传承人各种创新发展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从历史与现实的纵向发展中，探索回顾蒙古骨伤医药学演变发展为今日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何氏骨科”，如何发展融合成为祖国骨伤医药学宝库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重大。

三、何氏骨科流派史料来源

在研究中，本课题将收集到的“特呼尔”家族、何氏骨科流派的“遗留性史料”在“记叙性史料”中的流传情况做整理并进行学术性探讨，以填补长期以来四川何氏骨科的史实研究空白。有关何氏骨科流派现存的档案史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

15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在明朝、蒙古和后金（清）形成的丰富的文书和档案，文种包括汉文、蒙古文和满文。其中，有不少是与四川何氏骨科的先祖特呼尔“绰班特”相关的史料。现存的“遗留性史料”包括7个方面。

（一）现存的17世纪前期的《蒙古文档》

这些文书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以下简称《蒙古文档》）分上、下两卷。《蒙古文档》（上卷）为“有关满蒙关系史的文书”，含61份蒙古文书。《蒙古文档》（下卷）为“清朝理藩院记录档”，收录了1637～1647年间的50份理藩院蒙古文档案。《蒙古文档》（上卷）主要记录的是17世纪20到30年代的漠南蒙古诸贵族与女真——后金国各部族之间的官方文书往来。内容涉及蒙古喀喇沁、东土默特、兀良哈氏山阳诸塔布囊、巴林、嫩科尔沁、敖汉、奈曼、察哈尔、阿巴噶、阿巴哈纳尔、阿速特、阿鲁蒙古、扎鲁特等诸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以及后金国与这些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献珍贵，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图1，图2）。图1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图2　蒙古文原稿［来源于《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

在《蒙古文档》（上卷）“有关满蒙关系史的文书”的61份文书中，有30份与特呼尔家族所在的喀喇沁万户有关，有3份涉及特呼尔家族。这些文书是喀喇沁和东边的土默特黄金家族成员、阿速特贵族、兀良哈氏山阳诸塔布囊等与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作为蒙古贵族与后金最高决策人沟通的桥梁，文种有通知、情况说明、请求等。文件出自各部族间的信息沟通，真实记录各部族间的往来情况，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字遗留”。所以说《蒙古文档》是研究特呼尔家族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迄今为止，无论是研究何氏家族历史的学者，还是何氏家族成员都还不知道的有记载家族发展的历史档案。

何氏家族作为蒙古族的军医世家，因历史久远，家族随军迁徙，国内迁徙达四次之多（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每次迁徙均超过一千公里以上），家族历史遗留物件的弃失和遗失，“文化大革命”中何家家族谱牒（谱单）的被毁，使他们难以寻找到何氏（特呼尔氏）的祖居之地！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居于内地的蒙古族人对蒙古语的使用日渐陌生，家族的研究者更对收藏在清代皇家档案中的珍稀档案无从知悉，这也给过去何氏家族源流的研究带来一些遗憾。

当前发现的这部分档案史料，填补了特呼尔家族早期迁徙的历史动因和融合进入蒙古八旗历史真相的空白。这些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蒙古文书档案，每份都是“孤本”。它的特点是：文书档案形成的背景、时间、地点、作者、原因、内容与其他史实的关系清晰，需要认真研究，以探索并揭开其内容中深藏的神秘面纱。

（二）《旧满洲档》

此档记录了17世纪初期喀喇沁万户和特呼尔家族历史，时间跨度大，正值新旧满文形成转换期间写成，故在1632年前写成的部分用的是旧满文（即“无圈点满文”），1632年以后写成的部分用的是“新满文”。这些文书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蒙古文写成的文书。该档案现存于我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图3）。图3　《旧满洲档》《旧满洲档》与《蒙古文档》不同，前者是经史臣编辑的档案资料汇集，尽管如此，它作为后金国最早的历史档案记录，是与其国的历史同步产生的。《旧满洲档》记载了满蒙关系的内容，其中有大量关于喀喇沁万户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为研究喀喇沁万户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为研究“绰班特”提供了重要的门径，还为解释17世纪初蒙古文“孤本文书”提供了一把钥匙。《旧满洲档》中的蒙古文原文文书档案中，有许多涉及喀喇沁的内容，以及特呼尔家族的情况记录。

（三）《八旗通志初集》

（四）《钦定八旗通志》

（五）《八旗都统衙门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八旗都统衙门档案》记载了特呼尔家族历史。其中的《八旗各佐领下户口清册、咨文（乾隆至宣统三年）》（含有《驻防成都蒙古镶蓝旗三代丁册》作者拟名），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数量较多，查阅不易（图5～图8）图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档案仓库之一图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档案仓库之二图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八旗都统衙门档案》之一图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八旗都统衙门档案》之二

在清代，满、蒙、汉等八旗旗人的户籍、丁口编审，是一项朝廷定制，每三年编审一次。男子凡16岁以上已成丁者，都要登记入册，注明氏族、官爵等情况，无职业者注明“闲散”。其父兄子弟，兄弟之子及户下家奴均注于册，幼丁系食饷的养育兵也要注明。册籍一式二份，由各牛录佐领、骁骑校、领催等于册籍后列名保结，然后报旗，加盖都统印信，一份上报户部，一份留旗。编审丁册制度是清朝廷掌握和控制旗人的一种制度，是储备和补充八旗兵源的一种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八旗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这些上报资料是经严格审查上报官方备案的资料，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值得重视和信任。特呼尔家族的资料被编入到《八旗都统衙门档案》，这为课题组查阅其家族世系的传承，提供了可靠的权威渠道（图9、图10）。图9　课题组按《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查阅有关何氏家族档案之一图10　课题组按《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查阅有关何氏家族档案之二

（六）《成都满蒙族史略》

刘显之编著的《成都满蒙族史略》（1983年刊行）详细记载了研究特呼尔家族在四川发展的历程。刘显之（1893—？），镶白旗蒙古人。1963年人成都市满蒙学会驻会委员，1972—1981年为代理主任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不愿满蒙两族的优秀文化散失，就积极组织满族和蒙古族老人赵绍明、赵伯钧、穆荫阶、雷少舫、联雨农、吴仲晦、丰德基、余鹤龄等共同商议，编写一本关于满族、蒙古族史的书籍，由刘显之执笔。他们回忆旗营制度、风俗习惯、熟知的人物和事件，参阅了同治《成都县志》和哲明轩、吴俟庵两先生的记录，约集召开满族、蒙古族健在的老人座谈会，广收材料、多方考实。从1964年开始动笔，于1969年初完成《成都满蒙族史略》（图11）。由于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未能付印，直到1983年才由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印制成册。图11　刘显之编著的《成都满蒙族史略》《成都满蒙族史略》40页，6万字，分十个部分，内容主要包括（成都满族、蒙古族的）来历、驻区、营伍、将军副都统姓名事迹、学校、经济情况、氏族、风俗习惯、人物、后记。其中氏族中可查到60多个满蒙旗人家族姓氏的演变。1987年刘显之组织编著了《成都满蒙族史话》13万字，也是研究何氏家族源流的重要史料。

（七）大量成都地区以及家族遗留的各种实物及口述史

大量成都地区以及家族遗留的各种实物及口述史，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何氏家族在四川成都创业发展的历史。《蒙古喀喇沁特呼尔（何）氏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课题组依据口传资料和其他史料修复了《蒙古喀喇沁特呼尔（何）氏家谱》（图12）。何氏家族在清代中晚期的最后三位先祖分别是特呼尔·铁木力吉、何兴仁、何仁甫祖孙三代，刚好构成一个三代丁册的单元，这既是史料，又为课题组在档案馆查阅其祖辈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把钥匙。

何氏祖先为成都驻防镶蓝旗（图13）、是三甲旗人、来自于荆州移驻、世代居住成都满城柿子巷（图14）、在成都西郊朱家碾的特呼尔祖茔前有巨大的双斗石桅杆（图15），等等，口头传说和家族记忆，以及世代居住于成都满城柿子巷（原永平胡同）老屋的实物依据，为研究提供了史料和指引。图12　修复的《蒙古喀喇沁特呼尔（何）氏家谱》图13　镶蓝旗的旗纛图14　成都柿子巷（原永平胡同）现存何氏老宅图15　何氏祖茔前的双斗石桅杆（据何瑶君回忆绘制）

以上各类丰富的档案资料、口述历史资料，为开展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四、何氏骨科流派发展沿革的研究

何氏骨科流派发展历史及学术成果的研究，多见于何氏骨科传承人的各类论著之中。最为值得重视的专著有：《何氏骨科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9月再版），由四川何氏骨科第五代传承人何天佐著。作者应用中医中药学和西医学、生物力学知识，结合自己50余年临床经验及学术见解，全面阐释了何氏骨科的学术观点，系统介绍了何氏骨科医理医技的具体应用，是何氏骨科流派的代表性学术专著。《中国艺术形体损伤诊治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由四川何氏骨科第五代传承人何天祥著（何浚治整理）。本书是艺术形体损伤的诊治学，基础理论包括舞蹈应用解剖、损伤的病因及分类、损伤的诊断、舞蹈损伤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舞蹈损伤的预防，常见各部位损伤的诊治包括肩部损伤、肘部损伤、腕及手部损伤、头颈部损伤、躯干损伤、下肢损伤、踝部及足部损伤、病例。《艺术与医学交相辉映——何天祥研究员艺术医学生涯60春秋》（四川科技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由何俊治撰写。该书系统介绍何氏第五代传承人何天祥创立的中医艺术医学新体系、继承与发展蒙医、中医学事业，精选了部分艺术医学论文。《蒙古族伤科何天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列入现代十家中医骨伤科流派名家丛书，由何天佐编著（王勇、马云等整理）。本书总结了何天佐从事中医骨科临床45年的经验，内容包括何氏骨科源流、学术观点、治伤手法、何氏骨科治骨病特色、何氏骨科用药举要、何氏骨科医案节选。《何天佐医论医案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由王勇、马云主编。本书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编写，上篇为学术思想，中篇为临床医案，下篇为用药举要，附录为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简史、何天佐传承人介绍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组织编纂的相关中医学专著中也大量收录引用了何氏骨科医学医技经验和学术见解。杨殿兴、田兴军主编的《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列入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本书对何氏骨科及流派传承人即作了系统权威的介绍。

五、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推理法、归纳法、比较法等常规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何氏骨科流派史料来源进行历史研究。通过充分翔实的研究，正确利用明清以来的官修和私修史书，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梳理出“何氏骨科”的形成、发展各个阶段的重大骨科医学成果。

历史文献法是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现存的有关蒙古世医“特呼尔”家族的蒙古文、满文、汉文等档案文书资料，从中找出有用的史料论据，论证何氏骨科流派发展源流选题的可行性和研究的医药学价值，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一步。

推理法是依据家谱族谱，满族、蒙古族发展的历史资料，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蒙档案资料，描绘出何氏骨科流派从“绰班特”如何发展演变到“何氏骨科”创立创新发展关系，对比较模糊的史实，则依据档案史料做推理和建构。

归纳法则依据收集到的档案史料、论著、照片及资料进行归类，何氏骨科的发展历史悠久，时代背景不一；加之其传承人工作领域的不同，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领域成果形式不一，需要系统整理、科学分类，以真实记述何氏骨科不同时代、不同传承人的时代特色、行业特色及个人的骨伤科医药学术成就特色。

比较研究法则从纵向、横向将不同时代何氏骨科传承人、何氏骨科医药学成果、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等比较，从中找出何氏骨科传承人及医药学的基本原理及独特的医术医技。

六、课题资料来源

本课题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地方志机构、何氏骨科各传承人所在单位及传承人、学者个人收藏的论著论文，列举如下。

1.国家正规出版物何天佐著《何氏骨科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9月再版；何天祥著（何俊治整理）《中国艺术形体损伤诊治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何俊治编著《艺术与医学交相辉映——何天祥研究员艺术医学生涯60春秋》，四川科技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何天佐编著，王勇、马云等整理《蒙古族伤科何天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王勇、马云主编《何天佐医论医案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杨殿兴、田兴军主编《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2.地方志机构出版的人物传记、相关历史刊物刊载的有关何氏骨科传承人及骨科医学理论技艺的文章。

3.国家档案机构珍藏的有关档案资料，如《八旗都统衙门档案》及口述史资料等。

4.四川卫生年鉴中有关四川何氏骨科流派的资料。

5.相关的网络资料，所购的图书期刊资料。第一章　蒙医学与四川何氏骨科第一节　蒙医学发展概述

蒙医学是蒙古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作为独特的医疗科学，蒙医学也是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医学历史悠久，它是先人以自身长期与疾病做斗争中积累的传统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科学地吸收了先进的汉民族医学、藏族医学、古代印度医药学成就的基本理论，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医学。蒙医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蒙医学、近代蒙医学、现代蒙医学的阶段。

在古代蒙医学的萌芽时期，蒙古族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有关治疗疾病的经验，形成了灸疗、整骨、按摩、酸奶疗法以及其他饮食疗法。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中世纪著名世界通史《史集》中就第一次正式地大量记载了蒙医蒙药的使用情况，书中的“林木中的百姓”即蒙古卫拉特部，他们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治病而闻名于世，成为蒙医蒙药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

匈奴时期，北方的游牧人开始使用复方治病，并开始炮制简单的药物，有了定量的概念和制剂技术，逐渐形成蒙古医药在火疗、骨外伤科和饮食疗法方面的特色。由于北方寒冷，蒙古人民常用火来抵御寒冷及治疗疾病，他们使用火疗远比其他民族早。

早在公元8世纪，杰出的藏医药学大师玉妥·云登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里，就有“蒙古灸”的记载，在《玉妥·云登贡布传略》一书中还收录了“蒙古放血疗法”。

蒙古族人民以放牧和狩猎为生，常发生跌伤、骨折、脱臼等创伤，故蒙医在正骨、治伤、解剖以及急救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技术和成就。元代专门设有正骨兼金镞科。史料证明，当时蒙医外伤治疗术及正骨疗法已初具规模。

蒙汉两族医药学家很早就有了医学方面的交流。汉医经典《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隋代医家巢元方，大业六年（610年）奉诏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图16，图17）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专著，书中载有很多北方民族医治疾病的经验。许多北方少数民族医家致力于研究汉医汉药，并将这些经验介绍到蒙古地区。如宋徽宗主导编撰的《圣济总录》（1126年）就是汉族传统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宋时就散佚，后来因金、元的抄本得以保存至今。

辽代的耶律庶成则把一些汉医学的方脉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传播；直鲁古撰写的《脉诀》《针灸书》受到中原人民的重视，明人陈弟编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图16　（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书影之一图17　（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书影之二

元初（13世纪初），随着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蒙古族人民的医药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蒙古族同国内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随之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如发展了手工业，创造了蒙古族自己的文字，这为蒙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忽必烈即位后，承唐宋时期的医疗制度，建太医院，太医院下设广惠司、御药院、御药局、惠民局等机构。随着对外和对内交往的增多，各民族医药也先后传入蒙古地区，有力促进了蒙医传统医疗技术、正骨技术及药物学的发展和提高，为16世纪以后蒙医学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在元代，饮食疗法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发展。著名的元代宫廷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之一，也是一部融合蒙汉两民族饮食文化的文献，在祖国医学营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成于元朝天历三年（1320年），全书共三卷。卷一是诸般禁忌，聚珍品撰；卷二是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卷三是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菜品和料物等。该书记载了大量丰富的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如马奶、牛骨髓、乳酪及营养卫生等。

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成的医方著作《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约刊于1326年。本书共分诸风、心气痛、疝气、积滞、痰饮、喘嗽、羡补、头面、口眼耳鼻、发齿、咽喉、杂治、疮肿、妇女、小儿15门，采方310余首。其选方较为精要，或选自各家方书，或采录见闻中经验效方。现尚存1795年日本复刻的十五卷本，但国内在清初时本书曾一度失传，故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改编为五卷本，分为调补、消导、劳伤、遗浊、喘嗽等24门，另附补遗一卷，共180余方。现存日刊活字本、清光绪当归草堂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该书揭示了蒙医学的特点，如一病多方，治疗风寒湿痹就有多种方剂。该书所载方剂达数百首之多，其中一些因实用、有效，至今仍为医家所应用，如书中的八珍散、四味香附丸，已成为著名方剂。“居住在森林里的”蒙古人，在生活和实践中掌握了大量的草药知识，如用沙漠中生长的地锦草乳汁治疗创伤的方法沿用至今。14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兀剌速惕、帖良古惕和客思的迷等蒙古部落的人，不但熟悉蒙古药剂，并以用蒙古疗法医病之事，颇有盛名。”（图18，图19）

蒙古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以及与阿拉伯、印度、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促进了蒙医蒙药的发展。如蒙古特产肉苁蓉、锁阳等植物药、鹿茸等动物性药物传到内地和国外，内地和国外的药物，如安息香等也传入到蒙古地区。图18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史集》之一图19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史集》之二

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维吾尔文、藏文版的古代印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蒙文。该书第24章里摘述的《圣心八部医法秘书》“平息由赫依、希拉、巴达干引起的疾病和聚合性病症的理论”，使古代印度医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初次传播到了蒙古地区。

16世纪，明代晚期随着西藏喇嘛黄教输入蒙古，藏医也随之而来到蒙古地区。1576年，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到蒙古。17世纪末，印度佛教巨著《丹珠尔经》（图20）、古代印度医学巨著《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均被翻译成蒙文，这些均对蒙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蒙医吸收了藏医学和古代印度医学以阴阳、五元学说为基础的赫依、希拉、巴达干理论和七要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他们结合蒙古特点及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医学。

18世纪，蒙医学已形成了以寒热理论为主导的理论体系，涌现出许多蒙古族医学家，编写注解和补充了《四部医典》以及其他医著，对蒙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四部医典》虽有“所有疾病归纳起来有寒热两类”的观点，但没有专述“寒症”的篇章。18世纪蒙古族医学家伊希巴拉吉尔，根据多发寒症的蒙古地区特点，将《四部医典》的理论与蒙古传统医学“寒症”的理论加以结合，著成《甘露四部》，书中，把“寒症”“热症”两章列于“十要症”之首位，并写了“寒热相搏”“寒热互相转化”等数章，丰富和发展了“寒热症理论”。

在《四部医典》里只讲病症归纳为寒热两类，并未提到“六基证”，而伊氏则在《甘露之泉》中，明确提出：“在赫依病、希拉病、巴达干病三病之上，加血病、黄水病和虫病三者则为六基证。”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均在理论层次上做了精辟的阐述，他在《甘露点滴》中，重点论述各科疾病的临床治疗方法，以及温泉浴等治疗技术，对“六基证”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述（图21）。图20　藏文版的《丹珠尔经》图21　蒙古文版的《甘露点滴》

蒙古族在外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方面，更是别具一格，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其他民族没有的优势。

历史上，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因从事骑马、驯马、套马和狩猎等生产、生活活动，特别是在后来的战争中经常遇到摔伤、创伤、跌伤、骨折和脱位等种种损伤性疾病，使他们不断地摸索、总结出治疗这些病症的方法，正骨、治伤等学科有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蒙古族医师在正骨治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艺高超、独具特色。正骨、正脑术成为早期蒙医的主要技艺；伤口的“烧灼疗法”、重伤者的“腹罨疗法”（即把牛或骆驼的腹腔剖开，将伤者放入，利用其温度施疗）是蒙医最独特的疗法。

伊希巴拉吉尔将正骨术、创伤医治术等传统蒙古技艺与医学理论相结合，在《甘露四部》中详尽地论述了“创伤医治术”“骨伤疗法”“脱臼复位术”和“脑震荡疗法”等理论与实际操作方法。

据《清史稿》载，清初著名的蒙医骨科专家绰尔济·墨尔根治疗四肢不能屈伸的关节脱臼、骨折等，常能手到病除，不落残疾。

蒙医觉罗伊桑阿，首开使用冰冻麻醉法，切开患者皮肉整复粉碎性骨折，使其连缀复原，再用桑白线缝合，这种方法对粉碎性骨折的疗效非常好。

蒙医对疾病的诊断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并以《四部医典》的理论为基础，形成了“问、望、切”三诊为主的诊断方法。18世纪，罗布桑苏勒和木撰写的《脉诊概要》、伊希巴拉吉尔撰写的《甘露之泉》中的“诊病之法”章，均记述了“切脉、检尿、问诊、凭经验诊察、舍取诊察”等五种诊法；伊希巴拉吉尔撰写的《白露医法从新》中的外伤和脱臼的诊察法，和《甘露点滴》中的“蒙古正脑术”等，都是将传统诊病方法与《四部医典》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罗布桑却因泊勒的《蒙医药选编》、吉格木德丹金扎木苏的《观者之喜》、伊喜丹增旺吉拉的《珊瑚验方》等书，对疾病的诊断都有专章论述。

随着蒙医学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又按人体结构和疾病种类进行了分科。如蒙医学家伊希巴珠尔（1704―1788）撰写的《白露医法从新》，是一部以临证各科为主的著作，其内容分内科、热病科、传染病科、五官科、脏腑病科、妇科、儿科、杂病、胎疮、外伤、突发病以及各种中毒症等十三个大科，并附入脉诊、尿诊、腹泻剂、脉泻剂、涌吐剂、配药须知事项、药物炮制法和灸针放血穴位等内容。

在古代，蒙医学传承主要由祖、父辈传授于子孙辈，或者拜师学医。到了明末清初，如绰尔济·墨尔根、觉罗伊桑阿等名医，就以带徒方式培养继承人。据《清史稿》卷五〇二写道：“伊桑阿，乾隆中，以正骨起家，至巨富。其授徒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故事，选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庭执事人有跌损者，命医治，限日报痊，逾期则惩治之。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伊桑阿名最著。”伊桑阿还为蒙医外科培养了许多正骨医生，促进了蒙古传统医学在其他民族医学中的传播。雍正六年（1728年），俄罗斯也派遣了学徒，向他学习蒙古正骨术。

据《蒙古喀喇沁特呼尔（何）氏家谱》记载：“特呼尔·腾格里为明代蒙古喀喇沁成长出的一代著名骨科专家，特呼尔·墨尔根在后金天命后期给努尔哈赤本人治过病。”

特呼尔家族作为蒙医世家，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吸取了历史悠久的蒙医学的养料，在传承弘扬蒙医学中默默奉献，不断丰富和成长了自己。第二节　蒙医学世家特呼尔氏述略一、何氏传说与家族史料的确认

据何氏（特呼尔）家族传说和口传家谱［原《蒙古喀喇沁特呼尔（何）氏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整理，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敬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监制的《蒙古族世医特呼尔氏史略》记载：“何氏骨科由何氏先辈特呼尔氏创立。特呼尔系蒙古族医武世家，每代均有任军中医官者。1644年，清摄政王多尔衮奉世祖福临（顺治），由满洲进山海关入中原，时任军中医官的何氏先辈随军迁徙。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因与准噶尔作战，调荆州满族和蒙古族混合编制的驻防八旗官兵3000名进驻四川，何氏先辈随军到成都。1721年（康熙六十年）战事平息，应四川巡抚年羹尧奏，选留官兵匠役2100余名永驻成都。何氏先辈因之定居西蜀少城（今成都市柿子巷）。因属八旗统辖，故称‘旗人’，何氏家族系镶蓝旗、三甲。其第三代传人何兴仁，曾任成都西校场八旗军医官。”（图22）图22　《蒙古族世医特呼尔氏史略》碑（2002年4月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敬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监制）

从《蒙古族世医特呼尔氏史略》的记述及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何氏先祖姓氏为特呼尔，属于蒙古八旗，且是蒙古八旗中的镶蓝旗。

据刘显之编著的《成都满蒙族史略》载：“成都驻防旗兵系以三甲为一旗，一二甲是满洲兵，三甲是蒙古兵，共是二十四甲。”何氏祖先为三甲，就确定他们是蒙古籍的旗人（兵），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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