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岸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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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记试读：
《漂流记》新版序
这本小书，是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笔者与家人逃难避祸经过的文字记录。写作过程已在《〈漂流记〉：一点说明》中说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战争，是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人类尊严、抵制并击退日本侵略暴行的伟大人民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残暴的侵略战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人类的反动战争。日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和平人民，强奸中国的和平妇女，抢劫中国人民的血汗财产，烧毁中国百姓的房屋和城市建设。日本充分暴露了他们兽性的、非人的凶残本性。当年英国曼彻斯特的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来华采访后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外国人目睹的日军暴行》一书中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向世界公布称，“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一千八百万难民“被埋葬在黑暗与风暴之中”，日本侵华乃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最近中国吉林省新发掘出日本侵华军来不及销毁的档案，是日军侵华过程中自己写下的记录，内容涉及实施南京大屠杀、强制性奴隶（“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以供做活体试验、残酷奴役劳工等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罪行。这批档案相当于日军的“自供状”，为他们的罪行提供了原始证据，可谓铁证如山。
笔者当年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初中二年级学生，在日本侵略军迫近家乡江苏常州时，随家人逃难，一路上记下了所见所闻，文笔幼稚，但难得的是，所记的都是真实。虽然没有直接的战场经历，但所写的一草一木都是真实。若非亲身经历，不可能这样写出。它排斥了任何虚构与渲染，因此，它也就是历史。
它原是一本记事簿，是为了自己回忆时有个依据，从没有想到要正式出版。现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小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为了使读者获得更多认知，除了保留原有的插图外，还增加了若干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一幅逃难行踪路线图。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好意和责任编辑安璐女士的辛劳，感谢所有愿意翻阅这本小书的亲爱的读者。
屠岸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三日
《漂流记》：一点说明
这本《漂流记》写于1937年至1938年，记的是当时我与全家逃难的经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我原在上海中学求学，此时正返回故乡常州度暑假。日本侵略军沿京沪（今沪宁）线向南京方向进攻，迫近无锡、常州。当时我十三岁，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我随家人从常州逃到镇江，再逃到武汉、新堤（今洪湖市），后又经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轮船于1938年1月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姨母家。其时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但英、法租界日军不得进入，故称“孤岛”。我在逃难期间，一路记下所见所闻所历，途中时写时辍。到上海后，作追记补充，完成于1939年6月，其时我已十五岁。原稿用自来水笔（今称钢笔）写于一练习本上，附有插图若干，均为途中我和家兄孟厚（荣哥）的写生之作。这个本子除缺失十二页外，至今保存完好。今日略作整理，作一本小书，约十二万字，打印成册，复印若干份，以赠亲友。所谓整理，仅改正错别字，补正漏字，将某些学校或机构的简称改为全称（怕读者不明），此外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增加了第24、25两条注释和一项“附录”（《漂流记》中的人物）。当时稚拙的文风和童年的幼稚想法，一概保留，以存原貌。书名《漂流记》曾想改为《逃难记》，现决定不改。当年手稿上写了个笔名：叔牟，也保留。
屠岸2013年5月13日
第一章 归故乡常州之后
刚欣然地从上海回故乡常州家中准备过暑假的我，突然被七月七日（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怔住了！接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的消息，犹如不绝的雷声，传了过来，当时是多么的惊讶！对于时事的注意，似乎成了一种瘾癖。
八月三日，父亲从上海回常州，并带来了一具五灯的收音机，因此我跟母亲等每晚听中央电台报告时事。它本来是预备给祖母消遣的，如今各电台均停止娱乐播音，却有了一个特殊的用途。
荣哥自镇江军训回来（七月卅日），住不了几天，便在八月六日同父亲到上海去了。
时局一日紧张一日，八月七日同学丁元生君回常州，据他说上海的形势已入战争状态。果然，八月十三日晚间，沪战轰然爆发，京沪火车向上海去的一段亦停止运客。我们唯一的慰藉是前线胜利的消息。此外，我到母校觅渡桥小学去看望美术老师吕荷生先生，或赴西直街丁元生家谈天，以消磨闷热的暑日。
九月十七日的上午，父亲和荣哥从上海回来了，这是我所万想不到的，原来他们绕道苏嘉（苏州—嘉兴）铁路，吃了千辛万苦，才到常州，其目的是荣哥要回常州中学读书。
我的读书问题，曾与元生商量多次，上海中学当然无法可去，而上海中学又不寄借读证来，无法可想。及后，借读证寄来了两张，便设法向省立常州中学商量借读办法，孰知省常中之初一、初二不开班，因为人数太少。我便只得报名县立中学，交了学费准备去借读。但我不幸足上生疮，不能行走，遂请了数日假。适此时省常中因应学生之要求，初一、初二开班了，我便带痛去上课。县中的学费只退了半数。在常中数日后邂逅上海中学同学张燮元君，他一见我，立刻说：“上中已开课了，我们快些去吧！”
我当然惊奇，并且怀疑。惊奇的是上中怎样会开课？怀疑的是去上海的路途已断，说要去上海不是他一厢情愿？但张君却很镇静地拿出了一张报纸，是上中招生广告，借校址于上海法租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室。至于去上海的路，张君说本可以转苏嘉铁路，而今尚有长途汽车可直达上海法租界南洋桥。我被他一说，心中跃跃欲试，忙找丁元生告诉了他，但他并不表示如何赞同，我的勇气突然为之一蹶。归家告诉母亲，也得不到同意，父亲也复去上海了。此心只得坠下，眼望着张君得意扬扬地走向汽车站。
我仍天天到常中去借读，那功课真使我感到百般无聊。尤其使我焦虑的，便是足疾的病势加重。医师屠友梅舅舅说：必须告假休息，方能获愈。因此，我的学业又中止了，每日百无聊赖，只阅读些书籍，以度乏味的日子，而足疾竟无完好的希望，每日到屠友梅处医治，必用剪刀、箝子之类，令人痛苦之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在十月十三日下午，敌机竟大举轰炸武邑，我们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惨祸，吓得魂不附体，平卧在地上，静听着远近的机声，祷告着祸不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祖母静坐着在诵佛经，我们只是窒息地卧着，只要听到“轰”的一声，脑中便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印象，不知要伤害了多少生命和财产。我惭愧自己是那样地怯弱，但我想在第一次受惊的人，有哪几个是泰然的？不过，在受惊之中，更加强了对日寇之憎恨！
这次的轰炸，就在火车站附近死了百余名老百姓，真是绝对不能预料的事。
第二章 前黄之行
十三日敌机首次举犯武邑，次日又轰炸戚墅堰龙头房、电灯厂。常州城内居民，许多已逃到乡间。我们饱受惊吓，自不能坐以待毙，并且祖母在堂，更应负保安之责，便决定逃难到前黄去。
十四日晚间雇好三部黄包车，十五日早晨二时半动身，乘黄包车出发，去者有祖母、母亲、荣哥、我及珑妹，尚留姑母在家中照料。当时尚在黑夜，荣哥是骑自由车跟在我们的后面，途中亦不时听见飞机嗡嗡之声。及到前黄，天刚放明，杨锡类先生等出来迎接我们进屋。此地空气清新，风景幽雅，晚间居住于“新园”。荣哥于次日回常州读书。我每日环游其间，精神为之振作不少，而足疾亦因此而愈，喜不自胜。
但不幸之我，大腿上又生了一个“块”，疼痛难忍，杨先生请人弄了一种老鸦眼睛草敷了两次，没有效力。
一天上午，杨先生送来了一张话剧的门票，原来是常州宣传抗战的话剧团到此公演，地点在前黄公学。我因为腿上有病，不便行走，不方便去。但又听说：演员中有许多跟我熟悉的，便一心想去见面。下午，扶了母亲的肩，在烈日下的田垄上，步行到了街镇上，路过一家药店，便进去预备购些六神丸，以便吃了可治腿上的“块”。但店内有一位医生杨鹤声大大，他给我开了一服药，并定制了一个恼纱麝香膏药，答应看完了戏回来取。我又扶了母亲走到前黄公学，前门不开。又拐到后门，买了两张票（原来一张票还给杨先生了）进了操场，是露天的，又无座位，母亲同了我进后席化妆室，见了许多昔日友朋，如费定，如沈慕云，正谈论间，通门已闭，母亲上前请守门者一放，不获答应，便请求费定等人疏亦未成功，只得出前门转到后门，与一老翁借到凳角而坐着。戏演了三幕，我们便回来。经过药店取了膏药敷上患处，拐到“新园”，天已灰暗了。
真幸运极了，用了药我腿上的“块”因此逐渐消散了。
我身体自由，精神焕发，每天钓钓鱼，划划船，有时在树林深处写生，有时在清流河岸伴游。一时对于国事，近乎不注意的状态，这在过后想来，是很觉惭愧的。
有时觉得有兴趣，便做几篇文章，兹将十月十五日追记一篇，录于下面：
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炸弹的轰声，早已把全城的民众，吓得东跑西散，我们为着年老的祖母，便决定于十五日早晨，动身到前黄去。
半夜里时钟刚敲着两下，而隔夜已雇好的黄包车夫却已来敲了两次大门催行。我们当然也不会甜蜜地睡觉，自然相继地起身了。待祖母起身后，便胡乱地吃了一点点心，预备上车。夜气很冷，我们每人加了一件呢大衣，才比较暖了一些，已雇好的三部黄包车，早已在门前了。祖母在前，我在中间，母亲和珑妹在后面。荣哥是骑自由（行）车跟随着的。我们在家里明亮的灯光中，倒也不觉得什么，至多不过稍觉冷一点罢了，待一出了家门，黑暗的空气，便突然围在我们的四周，阴风也常吹入我的颈项里，我才感到这是“夜”啊！当我们与守家的姑母告别后，我们由车夫拉着车子的行列，也在黑暗中蠕动了！
祖母坐的一部车子下，点着一盏灯，虽然她的光明部分只像萤火虫的发光体那么小，但我们还须靠她的引导。这灯光一路把一个滚动着的车轮的影子很活跃地射在两旁人家的墙壁上，这影子永远跟着我们。看！那一根根清晰的辐，一转一转不停地向前滚着。然而呵！它在这黑暗的墙壁上究竟是空虛的，它需要黑暗来保护它这一点光明，更大的光明来时，它也眼见得要被销蚀了。
当我们过大街时，见几个夜巡警，用手电筒向我们照射。有几家店铺在排门缝中透出灯光来，我想他们或许也在预备逃难了吧？
车到广化门时，守门的人很叽咕了些时候，因为规矩是非到五点钟不开城门的。我心中倒有些着急了，后来给了几毛钱，才放我们过去。过广化桥时，在桥顶上望见东方有一点点白色，但真正只有一线，一下桥马上就不见了。
有几家人家已起来工作了，都燃了豆油灯，什么麻糕店哩、豆腐店哩，我想早的人家真早啊！
渐渐地，我们的行列已进入了乡间。车轮在一条公路上转动着，风也大了，使我常常打寒噤，手也自然地插进袖子里去了，头上有帽子，还不甚要紧，惟有足冻得很痛。
不知在什么时候，轧轧的飞机声，震动了我们的心弦。荣哥忙叫车夫将那一盏车灯吹熄了；于是，我们是全埋葬在黑暗中了。
车轮的震动声中，田野里树叶的摇曳声中，那机声是更大了，我坐的一部车子，车夫首先拉进了一条小泥路里，我一跳而下车，后面两部也停下了。我进入一条沟里，这沟好像是战壕，并没有水，泥是松的。母亲等也进到路旁，惟祖母仍坐在车上，不能下来。
我仰首望天，满是闪烁着的星。在众星之间，又看见了四颗较大而较亮的星，我正在怀疑，忽见那四颗东西在微微地向前移动，但动得极慢极慢。这才使我恍然大悟似的明白这就是四只飞机上的灯。正要报告大家，荣哥却也觉察了，说：“飞机点有灯的，都是我们中国的飞机。敌机不敢点灯的，它防我们的高射炮。”
我们才又把虚惊的心神恢复过来，坐上车子，重新开始我们的行程。
平滑的公路，虽在乡间，却比城里的道路好得多，又没有别的车子来撞。虽然有时遇着一两部独轮车，但它们并不妨碍我们的行进，不像城里街上那样的拥挤。所以我们的车子非常平稳，尤其是荣哥的自由车更自由了。
眼前见的，只是一片黑魆魆的东西。天是高得不可想象，深蓝色中也有些深淡的区别，那是在圆形的太空中间，模模糊糊地好像有一条黑带环抱着。四周散布着点点的小的光明。这些大的一片，好像一双合在大地上的碗；又似乎是一只巨魔之手，笼罩着这块还未重遇光明的、柔弱的大地，这块载着酣睡的人们、埋葬着万物的大地。
最使我注意的，是那优美的大自然的音乐灌输入我的耳鼓。那也是夜之音乐，每入夜晚，她便奏起了！平时我常在入睡之前，到院子里去听一下，而今天才听得彻底了，那好像是各种音乐的综合声调，各种乐器的综合奏演：秋虫的振翅鸣声，呼呼的风声，树叶的窸窣之声，以及夜之一切的声韵。是一片调和的，没有参差的，和平的音调。夜好像被它衬得更静，更优美，更和平了。更使我觉得离奇的，便是在车上的我，每经过那竖立在路旁的电杆的时候，便听见一种很悦耳的美音，ang——待车子过了，又慢慢地消失。因此，每当我将要经过那电杆之前，便预先侧耳倾听，过了，又期待着下面一根的到来。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后探知这是长途电话的电杆，那声音大概是电线里发出来的，这声音直到我听了好久，似乎厌了吧，才放弃它。虽然，声音还是很要好地钻入我的耳鼓。车过湖塘桥站的时候，天还很黑，那好像是个很简陋的汽车站，有一两盏豆光的灯火。
时常看见在前面有三两个黑影，待到身旁，都是推独轮车上城的乡佬，他们还一路闲谈着。我又想，他们这样早上城，既刻苦耐劳，又冒着敌机轰炸之险，真可佩服！
东方的灰白处，渐渐发白，变成鱼肚色的一条，天空的灰色，像铅一样。阴风好似加冷似的向我们吹。荣哥却很热，独个子骑了自由车向前直驶而去。
天边鱼肚白色的一条，益发亮了，周围混着一片云，似乎凝结了一堆堆蓝色的、白色的层云。在这层云雾中间，藏着一条金龙似的亮的发光体，慢慢地闪耀着，闪耀着……我的四周，已稍为明亮些了，只见两旁都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有的稻已被割下捆着，有的还竖起了那丰满的穗。那硕大的谷捆，告诉我们今年的收成很丰硕。
东方更加光显了，一层云雾也渐渐地散了。地平线下透出了微微的红光，红光的上面有一层粉红色的异常柔滑的软腻的彩带，是被红光反照得这般美丽的。她像是飘带似的蜿蜒着的一条，异常轻软地腾在半空，等待着血红的太阳出山。
车已过南夏墅站，天也快要全明了。路旁遇着两三牧童，有的坐在牛背上，有的牵着牛。他们见了我们的行列，都注目而望，直到看不见而止。渐渐地又看见了老农夫们在田里劳作了。他们见了我们，也都注目望着。有几位还问：“你们城里来的吗？”“城里太平否？”
三个车夫便高声地回答。
还有一个在稻田里的小孩见了我们，便大声嚷着唤他的爹妈来看。
东方的美云也增加了，地平线上的红光非常之强，红光之上有一道金色的棉花似的积云，再上是黄而红的淡云，及紫色波纹似的一条云霞带子、彩霞带子。除此以外，天空已减轻了铅色，是较明朗的青蓝色。不过在西方的地平线上还带着沉重的铅色。
金黄色的稻田里时常飞着一种鸟儿，羽毛带白带黑，飞东跳西，很是活泼，不过叫的声音很单调。这就是普通称之为喜鹊的鸟。还有其它各种鸟儿，在这拂晓清晨，显得异常活跃。
火焰似的血红的太阳，已经露出了它的面目，周围的云雾似乎全都被映成了通红的火山，万物都受到那伟大有力的光芒照射而欣欣地滋长——祝福！
我们望着那炽热的火焰，血红的金轮，都默默地赞叹它的伟大、光明、美丽及神圣。
黄包车还是不断地赶路，三个车夫都汗流浃背，我很替他们叫苦，也为他们替我们服务而感激，而在他们自己却似乎一点都不介意，只顾跑着。
当太阳已高悬于上空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前黄，也已到达了，车子停在一个挂着“前黄蚕桑改良区”牌子的门前。荣哥的自由车也在这里出现了，人大概到村里接洽去了。母亲给车夫们付了他们应得的车钱，便和他们告别。他们拉着空车回城去了。我不能走路，便与祖母雇了两部独轮车，由车夫推到村上去。一路上乡村风景很是幽雅，空气很清新，来到一座别墅式的房屋，曰“新园”，那里树木茂盛，鸟声悦耳，真是个乐园啊！我忽然想到自己就要居住在这个乐园似的乡村内，不觉失声笑了！真的，乡村生活在我还是第一遭呢！
路上巧遇迎接我们的杨锡类先生，他的身体很高，是很会笑的人，见了我们打招呼后便嘿嘿地笑了起来。荣哥在他背后，还同来了三四个人，大概都是来迎接我们的。他便又到大门口，去迎接付完车资的母亲及珑妹。
独轮车过了一个大村，便又进第二个村子，狗儿见了我们便汪汪地大吠起来，我们的车子在杨先生家里门口停下，狗儿一见我们下车，倒摇头摆尾也不咬了。
村童们见了我们，都聚拢来看着，又不敢太近。有的三三两两的在交头接耳私议着。沈先生（即杨师母，杨先生的妻子，名沈琴华，原是母亲的学生。因为她是本地的保长，所以大家这样称呼她）是产母，可惜那个婴儿已夭折了。现在杨先生和她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来笋，一个叫来宁，都在前黄公学读书。产母沈先生头上裹了白布，出来迎接。母亲等也到了，便一同进屋去。
杨先生家后门外，便是一条清静的小河，河畔有许多垂柳，我们便在绿荫之下，放下了钓竿。悠悠的流水，倒映着垂柳的细枝，飘动着，成了一条绸带。熏风吹拂着我们的胸襟，使我们陶醉了。举起竿来，饵倒光了，鱼一条也不上钩。杨先生说：“钓鱼要有法门，初钓也难到手，而况用饭米粒，毫无用处。最好有蚯蚓，我家来笋（他的大女儿），一次总能钓到七八条……”
我钓不成功，便回屋了。不久吃了午饭。
在午后，太阳正热烈地照射于大地，我坐在一张小木凳上，倚着一棵古老的大树，远处有农人们在劳作。地是一块块砖铺的大片平地，这就是农人们所讲的“场”，这场的上面，也不均齐地长着好几株大树，树的枝叶蓬松地伸展着，给场上的劳动者遮荫。我的右面有一条小泥路，可通向稻田。右前，远近散布着草屋，及深淡的树木，高下相间。最远处是一丛竹林，苍翠得可爱。天边浮着白云，飞着鹊儿，看着这园林，感到非常优美。
右边的小泥路上，一个老头儿不断地把一担担稻米挑到场上，由两个女子来“打稻”，其中一个眼睛是瞎的。他们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止。在村上，就是八九岁的小孩子，也都有工作，打大豆啦，扫地啦，驱赶啄稻吃的鸡和鸟啦……忙得很，又勤恳得很。
傍晚我的足又加重病势，我们的居所已指定在“新园”。我很欣喜，便拐到那边。新园的门口，有一个花圃，有松柏、白杨等树，很像“别墅”，其实是从前的一所小学校。里面的房屋也很简陋，不过总有了安身之处，也满足了。母亲在指定的一间房内已把床铺安排妥当，我便横倒在床上。
我倾听着外面农夫们肩挑稻谷时吭唷吭唷的喊声，那是劳动的歌声！远远的还听见打稻的声音。没有多久，便有淅淅沥沥的雨下了起来，天色也逐渐暗下去了。我苦着不能走出去看看，只听着渐渐在远处消失的吭唷吭唷的喊声。突然喊声又起了，似乎很急；我疑心天晴了，然而事实告诉我说天正在下雨……“ang”！房门开了，母亲、杨先生等来了一大批人，冷清的房间里突然热闹起来，空气也温和了。谈论之间，方知农人们在抢稻，惟恐稻被雨淋湿了要发霉。农人们真勤劳啊！我又赞叹了。
一间尚宽的房间，右角搁上两张木架子床，床前搁两张桌子，荣哥这晚便睡在桌上。靠右面窗前又搁一张桌子。这一间房共有三扇窗，空气尚能流通。桌子、椅子倒各有五张，还算舒适。
这时夜已降临了，屋外的雨不停地下着，幽暗微明的洋烛照着我们进了晚餐，我便急于要睡。足上痛的地方请杨先生托一个老头儿弄了一种老鸦眼睛草根敷在上面，据说会发散的。
我便在这生疏的异乡，甜蜜地倚在睡魔的怀抱中了。——愿明天足疾痊愈吧！
——叔牟于十月
在新园内，除了我家外，还有两家人家，陈家和缪家。陈家有一个孩子叫顿元的，生了病，很可怜。我又做了一篇琐碎集成的散文，取名为《无罪的犯人》。
无罪的犯人“新园”的天井里起了闹声，许多小孩都围聚了起来。母亲先伸长了脖子，视线射出了窗外，同时又不满足地跑了出去。我也跟了出去。只见陈伯母的躯体弯着，用棉花在一个小孩的头上揩，不一会儿那棉花上已染了红色。那孩子的头伸在陈伯母的肚子上，穿了一件旧的褪了色的紫的夹袍，坐在稻草堆上，让他母亲揩他头上的血。陈伯母站起了，对我母亲说：“他一直睡在房里，闹着要外面来外面来，今天太阳和暖，便抱他到外面来。西晒太阳，坐在稻草上，哪知他说要躺下去，把那段老木头当枕头，很不当心地躺下去，碰在老木的节枝上……”
我回头一看，那是一根截下的老树杆，杆上的节枝很多，倚在一个古青的石台之旁。“头上碰破了皮，出血……”
母亲连忙回房去取了玉树神油来，与他敷了些在创口，陈伯母再把一决毛巾在他头上扎了起来，才完事。
不看不注意也罢，待我目光注视到那个已抬起了的孩子的脸上的时候，几乎吓我一跳！几天住在这里，许多活泼的孩子的脸大都已熟了，而这个孩子却没有见过一面。使我害怕的，是那孩子的骨瘦的脸！那样子跟老鼠的脸差不多，尖的下巴，突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珠，都充分地表现着他“瘦”的程度。尤其是他的嘴唇上，节节疤疤地生满了干疮，有的地方出了血，已凝成了紫色的固体。两个鼻孔下也满是红的紫的，不知是血还是鼻涕之类。颧骨的旁边，皮肤已凹了进去，并起了皱纹，一条细骨很明显地架着薄皮突出着。全脸又是一种青灰色的成分，没有一丝血色——这些都是几乎吓我一跳的原因。陈伯母又把玉树神油给他敷了一些在大腿的上部及股部，那些皮肤完全是灰色，不像人类的皮肤，而且那皮上都起了一种皮屑。据陈伯母说，这大腿上及股上的疮，谓之“困疮”，是困的时候太多的缘故。啊哟！我又认为是新闻。
我扫兴地踱回房中，觉得这孩子病得太厉害了。他的“瘦”的程度，加之他的静，他的一言不发，实令人可怜而可惧。
太阳欣然地照射于大地。一个瘦的小孩，周身围着棉被，坐在靠背椅上受日光浴。枯焦的脸，不时转动着。深陷的眼睛很小，无力地睁开着。常常用五支骨的手来剥嘴唇上的千疮，被他母亲见了，便连忙阻止。
他的饮食，唯一延续生命的饮食，是每日几碗汤似的糊粥。大家吃的时候，他才吃。有时嚷着，使加一次点心。吃的时候，是由他的母亲或阿姨——缪师母用汤匙一匙一匙地送进他的口中。所谓菜，是他们到田里取来的“甜菜”，每吃几匙粥，便吃一筷甜菜，而菜渣还要吐在一张预备好的草纸上。
一天中午，厅上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头上扎着白巾的病孩，这孩子的旁边又坐着一位老太婆，她是陪伴她的外孙的。
这位老太婆，眼睛大概半失明了，足上有风湿，走路是拐着的；说话时又含糊不清，做着手势。我终日见她坐在她外孙旁边，而从没有听见他们讲一句话。只是坐着坐着……
饭后，我的母亲和沈先生都到了这厅上。谈论之间，无意地谈到了这个孩子，陈伯母说：“本来是寒热，伤寒，后来请医生，都说是湿瘟，湿瘟，药一吃错，弄得大不行。最后只得换医生看，才退了热。但是瘦得不像样，也不敢给他多吃……”
我又知道这孩子才十一岁，在新坊桥小学读书，四年级。曾经留过级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将他送到镇上张春芳医室去调理调理。便由他母亲驮在背上而去。
母亲暗下对我说：“天天吃口糊糊粥，真是挨挨命的。我想无论如何要好好调理，吃点有滋养的东西。你们从前生病之后，不知吃了多少滋补品，华福麦乳精呀，代乳粉呀，葡萄糖呀，果子盐呀……就是现在还每天吃华福麦乳精和果子盐。这个孩子，若不好好调理，一定不会健康的。”
天已经暗下了，大地上起了灰色的迷雾。病孩伏在他母亲的背上，已经回到了新园的厅上。母亲赶快奔过去问讯，我也跟着过去。陈伯母快捷地说：“郎中说就要吃西洋参，是清补的。又说热虽然退了，而内中还有虚热。他的指头又肿大，也给了些药。我想西洋参到什么地方去弄？时局又如此……”
母亲便介绍他用华福麦乳精，也是很好的调养品。然而，也要到城里去买。况且城里市面全无，不知买到买不到。母亲写了一封信给荣哥说，代购华福麦乳精半磅，在星期六下午带来。
飕飕的风吹树叶声，使我感到大自然的情趣。吱吱的鸟鸣，又促我想到活泼自由的情感。那是在新园的门口，花圃中间。然而使我注意的，是一种“哼”的声音，而且哼了好久了。我似乎呆住了。良久，又不介意地跑开，对于这隐约不清的哼声，大概也忘了吧。但是，待我回到门口时，那声音又使我注意了，我不知道这声音是发出于何处，听了一会，便决心不管怎样地跑进里面去。突然那声音是大而清楚了，我立刻猜想到这声音是那病孩所发出的，我心中生了莫名之感……
干涩而枯燥的喊声，呼吸迫促间迸出的喊声，无力的、悲哀的，永远没有变更的声调：“ang……甜肉吃……ang……要甜肉吃……ang……要甜肉吃……ang……”
我走到厅上，一个在椅子上的小孩，头伏在臂上，那声音就是在他口中所发出。他的外婆也似乎没有办法地坐在旁边。四周的小朋友——病孩的弟妹，都欣然地在说笑玩耍。我怜悯他吧？我嫌恶他吧？我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的面部不好看，是皱起了眉头。
我终究不明白他要吃的“甜肉”是什么，难道真要吃肉了？后来他阿姨说，是要的“甜菜”。我以为要吃甜菜也用不到喊整个半天，但他却还要继续喊下去呢。
他们听了这种哼，认为人“烦”，太“戳耳朵”，便想法制止。这孩子平日最怕他父亲，于是他的严父便走来说：“你们大家都走开，我来陪他！”
他的“你们大家”，其实是对他岳母所说，那老太婆便拐进房里。那严父便站在病孩的面前，发扬了“严”的精神。啊哟！真是灵不灵，当场试验，果然那哼的声音断绝了。
小保姆红英送饭来，说：“沈先生说，陈家的小佬大概呒不用了哩，不晓得到底怎么？”
我想这也未必。母亲的话很对：“这孩子若不好好调理，那才恐怕有意外。”
我对母亲说：“我看他食欲非常旺盛，前两天闹着要吃要吃，看看他似乎……”
我没有适当的话语结束，便摇了两下头，皱了一下眉。“他喊是烦躁的缘故，最好有点消遣才好。”母亲说。“他的外婆不会讲故事，那他们也应该安慰安慰他。否则给他本书看看。”我说。“看书顶伤神，又坏眼睛。阿荣就是病后看书，现在弄成近视。”母亲说。“那末，……有什么法子？”我似乎没有了捉摸。“唉！”母亲也叹了一口气。
突然我们又听见那孩子的喊声了，依然是那般枯涩、无力。“又在喊了！”我又补上一句。“ang……要饭吃……ang……饭吃……ang……”什么，甜肉之后又要饭了？红英奔出去了。
厅上的方桌四周，坐满了小朋友、大人们，是在融融乐乐地吃午饭。对于这个病孩的喊声，仿佛没有听见。
大家没有注意的结果，是那孩子竟站了起来，摇摇拐拐地挨到桌边来了！这当然是出于意外的事，陈伯母回头见他儿子的手竟伸出来抓桌上的食物，这才慌忙地站起来，口中大声的：“该死哩……”
一把抱起像小猪似的掷到椅子上。“哇——”！
我想这也是必然的。而且这哭声是他用了全身之力。我满想看到这哭声有什么代价，来了！他们认为“刺耳朵”的哭声的代价是予以脱掉一双鞋子。但这根本对“止哭”是非但毫无效验，却还增加了他的高和锐，增加了“刺耳”的成分。我想他的那位灵验的严父为什么不再发扬他的“严”的精神了呢？
原来那严父到镇上赌场中去了。这次是他的母亲和阿姨去执行看守、监视的职务了。然而这两位菩萨，竟拿着饭碗在他面前吃给他看。于是这预备抓饭的手又上来了，这手的伸上来，非同小可！他母亲动怒了。“该死哩！你现在只好吃糊粥，薄粥都勿好吃，怎么可吃饭？吃了下去吐勿出咯！……要死的！这样不懂道理，真是该死哩！真混账之极！……”
无济于事的一场骂终于结束。至于骂的对象，当然是仍旧在哼着，哼着。他们没有办法，索性不睬，省得麻烦。这真是“最好之良策”，“最好之良策”。
在大家吃完饭之后，陈伯母便在灶间盛了一碗糊粥来，叫他的女儿——病孩的妹妹，到房里拿了一碗甜菜来，这病孩见了甜菜，便伸手去取。陈伯母忙说：“不要给他！不要给他！他要拿手抓的！”
于是他的妹妹便站得远一些，他手伸不到的地方，而且脸上还起了一种嘲笑的态度和胜利的骄傲。
然后陈伯母便给他吃粥，他头摇来摇去不要吃粥，还坚持着“要饭吃”，但是这转、摇头，不过摇转了几下，便马上屈服，吃糊粥了。如此，知道他的不吃，不过是他怯弱的示威而已，哪里是真的不吃呢？
我一笑便走开了。
暗的房间，屋顶又高。房底有一张旧的八仙台，是两位老太婆的食桌。沿两壁搁了三张木架子床，没有蚊帐，有两扇高窗，上面都挂满了稻草和植物的种子，还有些洋铁罐之类的东西，满是灰尘。外面的阳光是不能从这种窗子射进来的。地是泥地，堆着许多瓦器如缸、罐及木盆，这便是那病孩整天整夜睡着的一间房间。
最近又新进了一位病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是病孩的姊姊。
这房内起了厉声的叫唤，不是他的外婆所能管的。因为这病孩手中所拿的鞋子，给他的妹妹看见了。这惯听大人命令的小女孩，起来便抢夺那双鞋子，他哪里肯放，死命抓住，口中连喊：“娘娘给我的！娘娘给我的！要你管……唉！娘娘……”
他的健康有力的妹妹，当然是获得胜利的，鞋子夺了下来。虽然平时跟她很和睦的哥哥在狂哭，她却冷笑了两声，马上又狠起脸孔，恶声地自语，又像警告他的哥哥：“告诉诺！一定告诉！一定告诉！”
一面说，一面便走出了房门。至于到底有没有去告诉给大人，我并没有注意，所以不知道。
不过这位妹妹的“告诉”的威胁当然也没有效果的。因为即使告诉了母亲或阿姨，至多不过骂几声，因此他才放心胆大地号哭了：“啊……”悲哀而凄恻。
也是病人的姊姊，在另一张床上咆哮了！大声嘶喊：“你这该死的！再哭？不告诉爸爸打死你！勿晓得一日到夜叫，又勿死！”似乎是烦躁得抑制不住，只好爆发了。
荣哥星期六来了，没有接到信，所以也没有购华福麦乳精。后来母亲到常州去带了半磅来。那天张春芳医生到新园来给我打清血针，又给王寿生先生打治疗肺病的针的时候，陈伯母便带问他儿子可吃华福麦乳精否，张医生说：“这种西药（其实并不是药）我倒没有见识，不十分明了。而总之，吃西洋参是清补的。”
陈伯母又怀疑，我母亲为之解说总吃不坏的。陈伯母方才小心翼翼地每天给他吃半匙。我想分量太少，也不会有多大益处的吧？
最近陈伯母上城去了，是为了办理雇船到他们的故乡高邮去。孩子们便都在阿姨的管束下生活了。尤其是那病孩喊着：“娘娘！娘娘！来呀！”我最觉不忍。
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陈伯母回来了，船已弄妥，不过他们要先到常州城里，然后再乘船到高邮去。今天他们收拾行李，预备今晚到镇上码头搭班船上城。至于缪家，还要住下去。
在傍晚，陈家大大小小出发了，我站在新园门口的石台上，望着他们的行列，走动着的行列。十四岁的女孩由他的父亲搀着走：那病孩伏在送他们的阿姨的肩上，望着后面。
远了，远了……在金黄的稻田中露出半个身子蠕动着……终至不见了。
一种凄恻的喊声，可怕的影子，也随着在新园内永远地消失了……
民国廿六年十一月一日
脱稿于前黄镇新园信用供给合作社
叔牟
我把它写完了，不过不得不提一句：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孩子父母的描写也许过火了一点，父母对子女之爱，是永远不能否认的。
城内不时遭日机轰炸，母亲回城去办理建造地下室的事。后又下乡一次，取了银行的存折及一些首饰回城。因为十月底大场失守的消息传来，母亲预备到城里收拾东西，以备敌人攻过来可以全家向西逃难。珑妹也回城了，所以留在前黄的，只有我和祖母两人。一日三餐是由杨先生家烧好派人送来，不用自己动手。我向杨先生借了许多书籍阅读，《科学大纲》等很有滋味。还有一本杨先生的自传手稿，名曰《雪楼自传》，是他在狱中写的，洋洋数十万言，读了，从此认识杨先生的为人。
有时与祖母互相讲故事，有时写点杂感回忆，生活倒还觉安闲。但是不时听见城内日机轰炸声，此间离城有三十六里，听见炸弹爆裂声很高，据说是重磅炸弹。此处乡间，消息迟缓，不知现在形势如何，心中很有些焦虑。
十一月初连日阴雨连绵，乡间道路泥泞，我终日闷在家里，不能出游。有兴即与杨先生或来笋姐谈天，或与祖母讲“一文钱”的故事。新园的厅上来了一架轧稻的机器，我又天天赶着去看他们工作。
三日之晚，我与祖母都已睡了，灯也熄了。突然房门嘭嘭嘭嘭地有人敲起来，那门本没有门闩，用椅子堆起顶住了的。外面的人便把门推起来，椅子倒了。我急忙爬起，喊：“谁呀？谁呀？”
心中非常惊惧。还好，是荣哥的声音。他手中提了一盏灯笼，后面还跟了“叔叔”，就是姑母，我们都这样称呼她。他们身上满是污泥，原来他们坐了一只船来前黄接我们回城去的。船老板是江北人，不认得水路，划错了路，总算到前黄，天早已昏黑。幸而在镇上借得一盏灯笼，但乡间道路泥滑，又都是田垄，一路走来，天昏地黑，又弄错几条路，总算摸到新园，已经大吃一顿苦头。二人忙点了煤油灯，打水濯足后入睡。
次日早晨，令舟子把船开到小寺桥旁，我们匆匆进了早餐，便要下船。那时杨先生正在生病，只有沈先生和他家的女佣红英来帮我们收拾，并且送给我们一餐午饭的菜米。在九时便下船，那时细雨迷蒙，船板上都湿了，舟子拔锚开船，渐渐地离开了小寺桥。只见来送我们的沈先生独自在迷雾中，树阴中，消失了。
天气阴沉得很，下着较大的雨，不过两岸的景物却极优美。我呆呆地望着在迷蒙中的远近前黄乡，默默地对她作最后分别的注目礼。
刚刚病愈的我，本不宜坐船的。这次不得已上了船，不到一小时，忽然头昏起来，晕船了！“叔叔”（姑母）便把铺盖打开，铺在船头——舱里尽是甘蔗，不能进去。船是从江北来卖甘蔗的，原本已被封去做战时运输工作。我们和轮业公会会长陈季良商量后他帮我们雇来的。别的船都封去了，休想雇到。——让我和祖母睡了下来。我午饭也没有吃，只是躺着。心中想呕，又呕不出，只得睡。睡又睡不着，痛苦极了。
荣哥在船头专做写生的工作，看见了桥梁或特别的船只，一齐收进一册写生簿。
我躺着一直未入睡，心中也并不感到和适。天已渐暗，船尚未进城，只开到塘河。我起来一望塘河宽阔若江，心中倒不禁为之一畅。逐渐地，天已全黑了，船进民丰桥，经民丰纱厂，进广化桥……奈何船老板是江北人，不认识常州水路，东问西问，才得跟了另一只船往水关开来，哪知到了水关，早已关了，不准通行。这使我们焦急了，商议结果：只得将船开到对岸码头，将祖母扶上岸去，我也上岸，雇了一部黄包车，祖母坐车，由我跟着走到家。母亲已睡了，急忙出来开门，付了车资。进来不一会儿，“叔叔”同荣哥也来了，我们便吃了一餐热闹的晚饭。
母亲又说：“今日你父亲从上海来电报说：明日由上海放五部祥生汽车来接我们全家到上海去。但只好少带行李，因为人多车少的缘故。但我不知道你们今晚会回来，便回一个电报去说：勿放车来。”
我们听了，觉得父亲突如其来之至！又觉得错过机会，太可惜了！
第三章 逃难前
防敌机突袭的地下室，已经完成于我家庭园中间，共费大洋五十元。但因为这是普通泥水匠造的，没有专门技术，以致地底渗出许多水上来，竟有三四尺之深，我们努力排出水后，姑且搁了长板凳，人立在凳上，还可以。
我又到省常中去借读了，丁元生也在那边。一有了空袭警报，便下课，进地下室。差不多没有一课可以上全的。这里的地下室，是从前的一队工兵驻扎在这里时给他们造的，可以挡得住五十磅的炸弹，地下也没有水，很坚固。
母亲到邮局寄快信，见湘铭在打电报。仔细一看，原来是湘铭代在奔牛的详姨打到湖北新堤修姨处的电报，十分之长。母亲便抄下了地址，回来写一封信给详姨说：“你们如果西行，我们必定相伴……”
此后敌机又常来轰炸，我们因为惯了，惰性作用，似乎麻痹了神经，对于轰炸声，减少了恐怖感。
一日去访丁元生兄，他说：“我的两个哥哥已安安稳稳地到了上海了。是乘的公共汽车，万无一失。因为那汽车全身泥土色，飞机不易看出。又有正副司机，及两名警察。有几个座位买几张票，不是乱抢的。而且总是两三部同行，若一部遇到了危险，第二部可载乘客至附近车站，再开一部出来。所以即使有何意外，亦不是绝对危险的。”
元生也预备到上海去了，我也很想同去。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要荣哥同去，还要请一个大人陪着，才放心。但荣哥不肯去，因为常中已宣告迁址宜兴，他一心要到宜兴去，所以当日这问题没有能够解决。
次日探知省常中迁址至宜兴的深山内，交通甚为危险，并且消息隔膜，邮件不通，荣哥才放弃了去宜兴的念头。丁元生来商量，决定由我们先到上海去，元生在去上海的汽车站上认识人，便请他先去购车票。
母亲心中还不十分放心，要想有一个大人伴着。那时恰巧听说王寿生先生——他是坐了十年监狱的共产党，干事很勤，思想激烈，是前黄杨先生的老友——由杨先生介绍于薜迪功先生的武宜汽车公司中做事。现在王先生要到上海去取他母亲的寒衣，我们想请他同去。我和荣哥到了武宜汽车公司讯问，说王先生已于日前去上海了。我们失望归来。丁元生于下午来说：“这边汽车奉军政部命令（非交通部，因公路多运输军需品），已于昨日停开，因为最近松江沦陷，截断了路线，无法可施。”
上海去不成功。但元生讲宜兴也绝对不愿去。而荣哥似乎又恢复了上宜兴的念头。
母亲等待详姨的回音，心焦极了。
一日荣哥回来说：宜兴决定不去了。因为他的同学章育中预备到湖南去。同时又有一位昔日同学张泰吾，也要到湖南去。所以，我们也决定到湖南去好了。商定一同乘火车到镇江，然后乘轮船到汉口，再乘火车或轮船到长沙。现在只有此路尚通，其它毫无办法。而母亲以为最好有船到镇江，免得乘火车危险。但所有船只，均已被封，只好乘火车。三家都已商定，各自收拾东西。我家楼上楼下，都翻得杂乱之极。
但祖母不能乘火车，“叔叔”又不肯抛家远行。所以预到湖南去的，只有我们兄妹三人及母亲。祖母和“叔叔”暂时留家中，以后有机会再说。
深夜，有敲门声，一开门原来是元生兄。他不知怎么预备到宜兴去了，匆匆地来说一声，明天就动身。母亲要他同到湖南去，他拒绝了，与我握手而别。
十三日下午，章育中来我家说：已雇到一只民船。但不十分大，章家一家人上去了不得再添人，幸经再四说情，可将我们四人装入。至于泰吾仁兄，似乎不能顾及了。母亲虽以为好，但对于泰吾很过意不去，商量好久，有两全之策：即母亲、我及龙妹搭章育中之船，荣哥跟着泰吾家乘火车。但母亲又不放心，只好作罢。
决定十四日下午五时上船，十五日晨拂晓开船。
十四日上午，母亲命我和荣哥到厚生铁厂去提款，经理不在，提款不成。回家见三姨刘竹如——陈季良之妻正在和母亲讲得起劲，原来她家也预备到汉口去，跟母亲商量，她准备和祖母及“叔叔”等待下一批出发。母亲又叫我和荣哥到厚生铁厂经理奚九如先生家去问问，奚经理说过几天把款送来。荣又到章育中家去，我回家把情况告知母亲。
忽见王寿生先生在收拾书籍，还有缪师母的女儿也在。我很奇怪王先生怎么上海去了又已回来了？问了他，才知道他的汽车到了苏州，上面已下令不准通行，他是在苏州乘火车回常州的。
母亲又命我往新街巷致远里探望四舅舅屠公覆，问问他是否也预备远行。孰知四舅舅全家都避在北弋桥乡下，只剩寿官表兄在家。我与他谈了一会，知道他们不预备远逃，因为他家人太多的缘故。忽然电话铃响了，是舅舅屠友梅打来的，友梅舅舅一家要逃到李家桥去。我又在这里抄下了长沙二舅舅屠仲仁家的地址，及新堤屠仲方表兄家的地址，告别了寿官哥回来。
母亲在武进交通银行周敏之先生——彼即我家楼上之房客——处商请他汇一千元到汉口，后因我回来告诉母亲说二舅舅及其家眷皆在长沙，母亲又一个起劲叫我到交通银行去与周先生说明将款汇到长沙。到了交行，周先生说要拿图章来，我又回家拿了图章去盖过印。归途遇见觅渡桥小学女教师吴良仪先生，她对我说：昔日我崇敬的老师余宗英先生已到四川，并给了我她的地址：
重庆双桅子水沟2号。
午后，详姨屠详芝来了！那时我家尚未收拾妥当，正在赶紧收拾，因为马上就要下船了。详姨既来，母亲抽出工夫来接待。她到今日才来，因为她一直在李家住的。——她最近与李抱宏先生结婚。而我们的信是寄往她自己家里，她一直没有回家，最近回去见了信，才赶上城来。母亲和她商量的结果是：由详姨去雇船，同了祖母和“叔叔”西行。我们先走。
这时突然防空了，不一会，机声已轧轧甚响。我们都避入地下室。但听得飞机旋转了一下，便轰轰地投下了几枚炸弹，那声音特别响亮，我疑心在附近投下了炸弹。约有十余枚响，敌机又旋了一转而飞去，已是四点钟模样。详姨也回去了。
邻人渐传消息来说，是炸的西门怀德桥，而桥未炸着，却炸坏了五只船，死了好些船家人。因为近日有火药自怀德桥运到前线去，汉奸报告了敌方，敌机来炸。但运输火药子弹的船，已于日前开走了。
荣哥听说被轰炸的是西门怀德桥，便着急了。因为章育中家的船，就是停在那里的。于是连忙到章家去问讯。去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一直不回来。正在急等的时候，忽然四姨婆——陈季良的母亲来了，说是他们不预备到汉口去了，因为离家太远，又是大目标，必定要遭轰炸，所以不去。而预备到杨巷去，在溧水附近，那里有某人造了一所新大屋，给他们住。叫我们如果要去，可在明日回音。四姨婆还同了一个男子来的，说完急急而去。
当时我们也并不顾及此事了，只等荣哥回来。直到九时余，荣哥才满头大汗地回来了，原来那只船，因为被炸弹声吓慌，竟自己出了三十块大洋，叫一只小火轮拖到镇江去了。无法，荣哥到火车站去打听，说今晚十二时有一班客车到镇江去，我们便约了章家，在十二时之前集合到火车站，决定乘火车去。
形势十分紧张，箱子都用板扎起来，大小行李有九件，托对门长喜子——中医吴紫绶的车夫，叫了五部黄包车。那时黄包车真难雇到，因为所有的车子都被封了去，用作运输军火，或运送伤兵。有些车夫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所以这几部车子叫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每部出了八九毛。时在黑夜，我们连同行李乘上这几部黄包车，便徐徐地向火车站行进了。王寿生先生骑了自由车送我们。我和荣哥合坐一部——是长喜子拉的。经过东横街口的时候，便到章育中家一弯，他们还没有雇到黄包车，说一雇到就来。我们仍旧上车前进，到博爱门的时候，见有几部空黄包车在回程，我急忙叫荣哥下去告诉章家，叫他们就乘这黄包车来，荣哥即跳下车子飞奔而去……
我们渐渐地近火车站了，只见远远的灯火很明亮。不到数分钟工夫，就到火车站口了。忽见火车站的灯火全皆熄灭，许许多多的兵士如蚁一般，逃出站外。我们的车子仿佛被围在兵堆中，好容易到了车站，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车停在途中，讨车资，母亲胡乱地付了一付，请王先生和长喜子慢走——原来防空了，放了空袭警报，我们都吓得心头乱跳。王先生说：“现在月光明亮，我们都对着月光，恐给敌机一个目标，最好将行李搬到那边去。”
于是王先生和长喜子将行李统统搬到栅栏那边。我又同王先生去看火车站地下室，都简陋而污秽。只好坐在行李上等章家和荣哥来。又恐怕他们已来了，于是同王先生到站上喊了一周，没有。解除警报了，王先生和长喜子也都回去了。
等了好久，荣哥及章育中一家来了。他们的行李大大小小有四十件之多，我们只有九件，其它的还留在家中。
在站上又发现了张泰吾君，真巧极。张家有三四个人，即张泰吾兄妹三人，及他们的母亲。不过泰吾的哥哥是不去的，是来送他们的。
章育中的父亲章先生，非常和气，一天到晚笑着的。他还有一位三弟，是同来送行的。
站上的兵士真是多极了，来来去去的黑影。后来有一队兵出站，队伍真长极了，大概是广西军。有的兵只有我这样的年纪。
车站上的电灯亮了之后，便雇脚夫将行李搬到站台上，花了六元大洋。于是，我们便在站台上等火车了。章先生又去购火车票了。
这一晚，我永远不会忘记，火车等不到，焦急、恐怖，充满了我们的胸腔。
四周是黑暗的，一盏幽暗的灯，在北风中是模糊的晕光，照着站台上疏疏落落的难民。月亮从明亮到暗淡，精神从兴奋到疲倦。然而强的刺激是很有力的，我竟整夜没有合眼。一部火车开来了，人们都嘈杂起来，但是站长室内传出的消息说这是运兵车，难民不准上去。我们便都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还期待着运客的火车来。许许多多的兵士都陆续上车，我的脑中，只有那嚓嚓嚓嚓的不停止的脚步声。
一会儿，那部兵车开走了。在对面龙头房里，有一部起重机在起一个损坏了的龙头，烘烘的火光，轧轧的声音，也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
挤在站长室里的人多极了，问的人七嘴八舌，答的人茫无头绪，最后拒绝回答。我几次在站长室门口张望，然而所得的结果，都是莫明其妙！
没有多久，又有一部火车开进了，而且是和客车一式的样子。这次的哗动是厉害了，人们都提了箱子预备挤上那以为是客车的火车，但使人感到头痛的站长室又传出说这部还是兵车，而且不开赴镇江。我们绝对失望了！而且时间问题是天一亮敌机就要来的，如何办呢？商议决定到五点钟还没有客车来，便回家去吧。于是，我们便死等，有人说要这部车子开掉了才有客车来，但这使人失望的车子，竟一动也不动。
荣哥的表上已过四点了，我们绝望的程度，也已达到了顶点。母亲对行李感到麻烦，便叫荣和我到站外去雇黄包车来装行李回去。我们沿公路出站，只见两旁全是兵士；在黑暗中，哪儿雇得到黄包车，半天一部也没有，只得回原处。忽见一个分轨夫说：“客车来格哩！快点……”
这话简直是平地一声雷似的！我飞奔到站台上，见母亲等已在准备行动了。但说要过天桥才能搭上火车，平时乘到上海方面的车子要过天桥，到南京去的不要过，现在战争时期完全两样了！人们各自拿了自己的小件，过天桥去。人挤得水泄不通，拼着命才挤过天桥；母亲又叫我挤回来，对章先生的三弟说，请他将行李雇脚夫搬。我说完后再挤过去。
所有的人都挤到对面站台上之后，却说警报来了！防空了！站上的电灯全皆熄灭，人们都骚动起来，乱哄哄的空气中，如有着恐怖的巨掌在每人心头摇撼着。我和母亲发现失去了一只皮箱，我便到各处去跑喊荣哥，没有喊到。母亲说还是站在原处不要动吧。
直到天已黎明了，没法，仍走过了天桥，回来。荣哥找到了母亲和我，他没有拿皮箱。失去了一只皮箱！唉！
至终没有看见任何客车。母亲决定回家去，便同了我和珑妹提了小件出站。到中途母亲又命我回车站去告诉荣哥说，叫他看守好行李，我回去叫黄包车来拖。但荣哥说章家预备乘火车去，火车快来了。我因为未见火车，决定还是雇黄包车回家。
我和母亲走到东横街时，见到几部空黄包车。母亲便叫了一部车子同了珑妹到火车站去拖行李。我提了两件行李，疲乏已极，也雇到一部黄包车，回到家中。
祖母等见我回来，非常惊奇，我把昨夜情形略述一遍，便和衣横倒在床上，休息疲乏的身体，没有一歇工夫，便入梦乡了。
第四章 风雨夜程
我醒了，不知是什么时辰，家人说，我睡着的时候，又有敌机来轰炸的。我没有听见。
但是，我又发现了下面一段事实：
当母亲和珑妹坐了人力车到车站时，火车已被兵士封去，母亲从车轮下钻到站台，见章家人、荣哥、张泰吾等都已上了另一部火车，所有的行李都已上了车。荣哥见了母亲，就说：“快上来吧！快点！”
但母亲因为我已回来，怕把我漏掉，只好说下次再来，让荣先押行李到镇江去。因为章先生弄到了“护照”，到了镇江可免检查行李之麻烦。母亲和珑妹这才回到家中。
张泰吾也是一人押着行李到镇江去的。他母亲与吴家的三太商量说是无论如何可有一部汽车包送到镇江，母亲才放了心，静待消息。但到午后还没有眉目，母亲便请王先生到前北岸吴镜之家去问问看，王先生去问了也毫无结果。后泰吾的阿哥来我家说，不论私家车，公共汽车，一律被封。他说决定今天再到火车站去乘火车，每天总有一班客车，昨天兵多，今天可能兵少，可以早开。他说完就去。
母亲又请王先生到西门陈季良家去说，不论多少钱雇一只小火轮到镇江去可否。
天暗了，我又跟母亲预备到前北岸去望张泰吾的母亲，中途因防空折回。见我家来了许多亲戚，他们随后即辞去。留五姑姑预备为我们守家。
房客周敏之的家眷及吴紫绶家也要到镇江去，屋中又忙乱起来。
王先生回来说：“小火轮无论如何雇不到，他们正预备到杨巷去，若你们要去，务请从速，因一点钟即要开船的。”
母亲谓既然如此，那么就请祖母和“叔叔”到杨巷去吧。祖母已入睡了，连忙起来。“叔叔”也忙收拾箱子，准备去杨巷。
但是，我们和周敏之家——吴紫绶家又不去了——这许多人和行李，黄包车只雇到三部，只得由祖母先坐着到西门陈家去，由平安跟着，再原车回来拖行李。我、母亲、珑妹三人先坐了一部黄包车到火车站去，周家慢慢再来。
三个人挤在一部黄包车上，进行着向火车站去的路程。心中是那么的彷徨，事实是那么的没有保障。在车子经过工兵筑路纪念塔之后，便进入那全部炸毁了的新丰街了。这也是意料中事，防空警报来了！前面闪着兵士的影子，他们四散倒卧。我们的黄包车进了一条小街，下车，付了车资，车夫拖了空车回去了，我们便向街底走去。那里有许多人家，但是没有一个人住在里面。我们走进一家屋中，那房屋已炸坏了一部分，有几个难民在里面。飞机的声音由远而近。我们随即卧倒下来，那机声给予我们的恐怖是何等深刻？我们都窒息地卧着，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屋内像是没有人，那机声大得可怕，转来转去的不走，街后的狗一直吠着不停，真讨厌。飞机去了，母亲和难民们谈了一会话。又同了我和珑到街口去探望了几次，但飞机声又大了，只好仍旧回来，伏在地上。在黑暗的空气中，每人连呼吸声都不敢大些。
恐怖的飞机声终于逐渐逝去了，没有给予我们一个致命伤。我们也毕竟走出了那条街，虽然几次的探望都没有成功。解除警报还没有响。母亲因为与泰吾的母亲约好，恐怕她在站上焦急，便匆匆地带了我和珑妹到火车站上。今天的情形大不同了！站上简直可说没有人，只有几个伤兵。静得非常。月光又较昨天更暗淡，现着凄惨的寒光。
母亲命我去找泰吾的母亲，我在冷清的站上寻了一遍，没有。便到站台上去，看见铁轨上停着一部露顶的铁棚兵车，有许多人在挤上去。我问旁边一位老婆婆：“婆婆，这车是去哪里的？”“是开到镇江去的呵！你们好上车的，我挤不上去呀！”
我连忙赶回叫母亲、珑妹去上这部车子。母亲也不说什么话，赶到站台上，我先挤上去，再抱珑上来，然后母亲再爬上来，车厢里有难民、有兵，人是挤得堆成山，立足都不稳。
刚站稳了，便发现敌机来了，并且放起照明弹来了！远远的一道光，在飞机上冒了一道烟，便熄灭了……接着那轧轧的机声渐渐响起来，我们心中又惶悚不已。一部分人已跳下火车，我也不由自主地跳了下去，母亲和珑妹也跳下车，茫无头绪地避入那火车站公园的假山上，那里很潮湿，离站台极近，这里怎么安全？这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没一会儿，敌机去了，我们再想回到那火车上，却是更难了！车门口满是兵，我用了全身所有之力，总算吊上车厢的铁柄，上了车，珑妹由母亲抱起了塞进来。这时恰巧一个兵过来了，母亲正预备上车，给他一脚踢下去，母亲再三说对不起，救救性命，那兵说：“前线成千上万的人在死，你们有什么死不了的？”
后来母亲拼全力总算挤了上来，但是一顶绒帽也丢了。
在如此的夜里，警报一直没有断，比白天更多。轧轧的机声，时远时近。我们是绝对不下车了，除非此车不开。至于飞机投弹，死就死，活就活，反正是这么心中一横，倒也没有什么了。但这死等不开的火车，却使人加了一层焦虑。
轧轧的机声中，天忽然下雨了。我们对下雨有一点欢迎，因为我们以为雨可以赶走敌机。但是那机声却格外响，到底这边已经是战区了。雨愈下愈大，没有十分钟，我的衣服全湿了，幸而是呢大衣，不致立刻湿到内衣。头上也戴了呢绒帽，不要紧。母亲和珑妹已被挤到另一个角落，不知她们要紧否。
火车还是不开。心焦极。
铁的车厢，被雨淋湿了，在幽暗的路灯下反射出一点点斑斓亮晶的小光。一个人影子徐徐射到火车厢上，影子后面又有一点光跟随动荡着，这是一个分轨夫的影子，他手里提了一盏灯。
车厢里有人大声问：“喂！什么时候开车呵？喂！……什……”“龙头都没有。要等南京的车子开来才开这部车子。南京的车子不知今晚能不能赶到。”
我们一半希望，一半失望地静静地等待着，等着南京开来的火车。
有一家人是到丹阳去的，等到这时还不开，便下车去了。又有许多人下车，车厢中已较宽松一些。
车厢中极脏，又是潮湿的。有些人用油布遮着避雨。
一个极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渴望已久的南京来的火车，毕竟进站了。于是我们又急望着自己的火车快些开出站去。二十分钟都过去了，我们似乎又起了疑惑，怎么又出了毛病吗？但心中尽管急，又不能自己开车，只有死等！！
我撩起大衣，坐在车厢的铁地板上。突然前面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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