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肯·罗宾逊 （美）卢·阿罗尼卡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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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重生试读：
前言
我们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文明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威尔斯（H.G.Wells）你关心教育吗？我很关心。我内心最大的担忧之一是，尽管全世界的教育系统都在改革，但很多改革都是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违背了人们学习和学校运行的真正规律。因此，它们实际上毁掉了无数年轻人的前途。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些改革迟早会影响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对改革的理解至关重要，如果你认为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我希望你能加入培育孩子多元天赋的全面教育运动中。
在这本书里，我想说明为什么标准化会对学生和学校造成伤害，并呈现出对教育的另一种思考。此外，我还想告诉读者：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何方，你都有能力改变这个系统。改变正在发生，世界各地有许多伟大的学校、优秀的老师和极具号召力的领导者，正在创造性地为学生提供具有个性、充满关怀且必要的社区教育，有些学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些教育系统各个层级中的人都在迫切寻求我所说的这种改变。学校扼杀创造力
2006年，我在加利福尼亚的TED大会上作了题为《学校扼杀创造力》的主题演讲。这一次演讲的核心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惊人天赋，但是当我们接受过太多教育后，就无法找回这些天赋了。正如我所说，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只是因为他们擅长的事情不被学校重视，甚至可能受到了歧视，这对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都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我的这次演讲成了TED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演讲，它的在线浏览量超过4 500万次，全世界估计有3亿人观看过这场演讲。我知道这赶不上美国电视剧《汉娜·蒙塔娜》的主演麦莉·赛勒斯，谁让我不会电臀舞呢。
因为这段演讲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所以我听到了很多反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说，他们把这段视频播给了他们的教师或父母看，教师说他们把这段视频给他们的校长看，而校长们又把它拿给所有人看。可见，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对此是有共鸣的。而且，这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有一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吃午饭的时候，一位教师对我说：“你做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吗？”我问：“做什么？”他说：“教育改革，多长时间了？8年？”我说：“什么意思？什么8年？”他说：“就是，从那个TED演讲以来。”我说：“哦，对，但在那之前我其实也挺活跃的……”
我从事教育行业已经超过40年了，当过教师、研究员、讲师、监督员和导师，跟教育行业中各种各样的个人、机构和组织合作，也和商人、政府和文化机构打交道。我还实际参与了学校、学区和政府的创新实践，我在大学教过书，还帮忙成立新的机构。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是，我始终在努力争取更加平衡、个性化和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方法。
尤其是在过去10年里，我听到到处都有人在说，他们、他们的孩子或朋友是多么讨厌死气沉沉的标准化考试。他们常常觉得无助，对于教育改革无能为力。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演讲视频，但又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感到失望。对此我有三种回答：第一，“那只是一个18分钟的演讲，能让我们放松一下嘛”。第二，“如果你真的对我讲的东西感兴趣，可以去看我已经出版和发表的各种书籍、报告和攻略，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三，“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如果教育能重建，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创办学校吗？如果你创办学校的话，会有不同吗？你会要求孩子都上学吗？从多大开始上学？会有考试吗？如果你说我可以改变教育，一开始我该做什么？
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教育？人们对此有很大分歧。就像“民主”和“正义”一样，“教育”也是。哲学家沃尔特·布莱斯·加利（Walter Bryce Gallie）所谓的“本质性争议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因为身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以及他们对种族、性别、贫困和社会阶层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他们对这个概念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讨论它，或不能尝试改变它。我们只是需要弄清楚一些概念。所以，我先来介绍几个概念：“学习”“教育”“培训”“学校”。事实上它们常常会被混淆。“学习”指的是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过程。人类是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学习型生物。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们对求知就有着惊人的胃口。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求知欲在他们上学时就开始变得迟钝了。保持鲜活求知欲的关键是变革教育。“教育”指的是具有组织性的学习。正规教育的假设是：年轻人需要了解、理解并能够做那些他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以及教育应该如何进行组织来帮助学生学习，就是教育的核心问题。“培训”是一种集中关注学习具体技能的教育。我还记得学生时代的一场关于教育和培训难以区分的激烈辩论，但当我们谈论性教育时，教育和培训就很容易区分了。大多数父母知道子女所在学校进行青少年性教育时一定很高兴，但如果他们知道学校进行性培训的话，大概就高兴不起来了。
所谓“学校”，我指的不是那些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的教学设施，而是人们在一起互相学习的所有社区。我所谓的“学校”，包括家庭教育、非学校教育，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更高层次的私人或在线的非正式聚集学习。传统学校的一些特性不仅和教育无关，还妨碍了教育。我们需要一场革命来重新思考学校应该如何运行，对于学校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也就是换一种思维来重新理解教育。
我们都爱听故事，即便它是虚构的。随着年纪渐长，我们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我们听到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是关于我们的亲友圈子里的某些人或事，有一些则来自我们所属的文化，如那些塑造着我们一代代人生活方式的神话、寓言和童话。那些经常被讲述的故事中，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以至于我们常常将两者混淆。下面这个有关教育的故事，人们都认为它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并不是，也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故事是这样的：
孩子去小学主要是学习阅读、写作和数学的基本技能。只有学好这些技能，他们才能在中学取得好成绩。如果他们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他们才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这个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这个故事强调的是，只有适用于学术研究的智力才是真正的智力，而每个孩子在这方面的智力有着先天性差异，所以有些学生能获得好成绩，有些则做不到。那些聪明的孩子会进入更好的大学，他的身边也围绕着具有这种学习智力的学生；他们能获得不错的大学学位，相应地，也能获得一份高薪的工作，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而对于那些在同一方面智力稍显欠缺的学生，他们的成绩自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会经历失败或辍学。其中有一些人高中毕业之后就不会再继续深造，而是选择找一份低收入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去读大学，但是会选择一些学术性较低、更偏职业取向的课程，最终凭借技能获得一份体面的服务或手工工作。
这样的描述显得很露骨，所以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讽刺。但是，如果你去看看很多学校如今到底在发生什么，如果你去听听父母对他们孩子的期望，或者想想全球各地的众多政策制定者正在做什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是真的相信目前这一套教育系统非常有效。这些系统没有什么效果，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因为标准降低了。因此，政策制定者们集中精力通过更多的竞争和问责制来提高标准。可能你也会相信这个故事，不清楚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故事是一个危险的迷思，也是为什么许多改革措施最终宣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改革常常会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弄得更复杂，如中学与大学的高肄业比例，带给师生压力和使抑郁水平上升乃至导致自杀、贬值的大学学位，飙升的大学成本，以及毕业生和肄业生中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对这些问题，政客们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有时，他们责罚学校不达标，或者希望通过资助补救计划帮助学校重回正轨。但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在很多方面愈演愈烈，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就在系统本身。
所有系统都有自己特定的运行方式。当我20来岁时在利物浦时，曾去过一个屠宰场。屠宰场就是为了杀死动物，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很少有动物能逃脱并组成幸存者同盟。临离开前，我们经过了一个写着“兽医室”的门。我想象着这个办公室里的人结束一天工作后的沮丧，不禁问导游：为什么要在屠宰场设兽医呢，不是有点迟了吗？他说，兽医是进行定期随机尸检的。我觉得他一定发现了某种模式。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具备某种功能的系统，如果顺利实现了，你肯定不会为此感到惊讶。如果你要运行一个基于标准化和一致性，抑制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育系统，你也能做到，基本没什么悬念。
症状和病理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不理解当前教育系统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症状就不会有所缓解。其中一个问题是公共教育的行业特征，这是总体性的问题。在19世纪中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建立起大规模的公共教育系统。这些系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工业革命的劳动力需求，而且它们是根据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标准化运动据说是要让这些系统更有效、承担更多的责任。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不适合崭新的21世纪。
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今天已涨到70多亿人。现在是地球有史以来的人口最高峰，而且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90亿人的规模。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娱乐、思考、感知和互动方式。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旧的教育系统在设计时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延用到这个时代。而通过提高常规标准来完善教育系统，根本无法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所有学校都很糟糕，而整个系统就是一个烂摊子。当然不是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以各种形式从公共教育中获益，包括我自己。如果没有在英格兰接受免费的公共教育，我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的生活。作为一个生长在20世纪50年代利物浦工人阶级大家庭中的孩子，我的生活原本可能截然不同。但教育将我的思维拓展到了更大的世界，并赋予了我创造自己人生的基础。
对于无数人来说，公共教育一直是实现个人价值或摆脱贫困和局限的路径。许多人在这个系统中获得成功，获得成就。其他道路的选择可能是荒谬的，但也有很多人并未像理想的那样，从多年的教育中受益。在这个系统中表现优异的人是以其他一些人一败涂地为代价的。而且，随着标准化运动的加速，这种成功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而这个系统中的成功者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才成功的，通常是克服了这种文化才得以成功的。我们能做什么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不管你是一个学生、教育家、家长、管理者，或是政策制定者，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都会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具备三种思维：对现状的“批判”、对未来的“愿景”，以及从现状转变到未来的“变革理论”。基于我自己和许多其他人的经验，我要在这本书里讨论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主要穿插交织着三种材料：分析、理论和案例。
如果你想改变教育，那么认清它属于哪种系统很重要。它既不是同质划一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是因为如此，你才有可能有所改变。教育系统有很多面向、很多利益交叉点和潜在的创新点。了解这些有助于理解改革的原因，找到改革的途径。
我提倡的教育改革的根基与标准化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所提倡的教育改革是基于关于个人价值的信念、基于自我决定的权利、基于我们发展和实现人生的潜力、基于公民责任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的。接下来，我将详细说明我所认为的教育的四个基本目标：个人、文化、社会和经济。在我看来，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周围的世界和自身的天赋，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我，成为富有同情心与创造力的公民”。
这本书中有很多各类学校的案例，其中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个人与组织的工作成果。这本书也得益于最新研究和有效实践的支持。我的目标是想提供一种整体的核心观点：学校应继续进行教育改革，也亟须对学校进行改革。这本书里包括了转变教育的环境、改变教学动力，以及学习、教学、课程、评估和政策的核心内容。如果要从全局来描述问题，必然会省略掉一些细节。因此，我也推荐你们去阅读其他人的作品，其中深入地讨论了我在这里不得不略过的东西。
我充分了解教育所承受的巨大政治压力，造成这些压力的政策应该受到挑战和改变。我一直以来所呼吁的东西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进行激进的变革。但革命是等不及立法的，一旦出现萌芽就会发生。教育不会诞生于议会办公室或是巧舌如簧的政客的口中，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学校里，发生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如果你是一位教师，对你的学生来说，“你”就是系统；如果你是一名校长，对你管理的学校来说，“你”就是系统；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对于所属区域的学校来说，“你”就是系统。
如果你要参与教育改革，这里有三个选择：你可以在系统内实现变革，你可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推动系统变革，你也可以在系统之外采取积极行动。本书中很多例子都讲的是系统内的创新。而整个系统也是可以改革的，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在这么做了。系统内的创新越多，系统整体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2001年，我和我的家人移居到了美国。从那时起，我在全美境内密集地旅行，与各级教师、学校、专业协会和决策者们合作。出于这个原因，这本书尤其关注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影响全球的教育问题，所以本书中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
本书的关注点主要是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阶段。我们讨论的事情对中等教育也有指导意义，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机构都随着环境改变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参考了它们的案例，也期盼着它们能出版自己的成果。教育变革势在必行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我被问及了自己的教育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简单的理论。我确实提供各种角度的理论，但我追求的并不是理论假设，它们都基于长期与教育有关的经验和研究，以及激发教师和学生追求最佳状态的实践和研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遵循着一个悠久的传统。我推荐的方法有着自古以来的根基，它不是一种时尚或趋势，而是基于一直以来启发教育改革的原则，以及让工业化教育系统处于危险境地的原则。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挑战都不是理论。这些挑战非常现实，大多数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几年前，BBC有一个纪录片讲述地球上大约可以生活多少人，纪录片的名字叫作《地球上能活多少人》（How Many People Can Live On Planet Earth）。BBC总是有着如此出色的制作才华。目前，地球上有73亿人。这个数字是1970年的两倍。到21世纪中叶，地球上的总人口数将达到90亿，21世纪末将达到120亿。我们都有着对水、食物和维持生命能量的基本需求。那么，地球可以维持多少人的生命呢？
这个节目咨询了一些在生活用水、粮食生产和能源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每个人都以目前印度普通人的速度消耗资源的话，地球最多可以维持150亿人口。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已经达到限额的一半了。糟糕的是，我们的消耗速度并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以北美人的平均速度消耗资源的话，我们这颗行星最多只能维持15亿人口，而我们已经超出了5倍。
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像北美人那样消耗资源，到21世纪中期，我们还需要另外5个行星来承担重任。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与互动方式迫在眉睫。而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因文化差异和对同一资源的经济竞争而四分五裂。
人们常说要拯救地球，我不太理解这种说法。地球已经存在了近50亿年，再过50亿年后才会撞向太阳。据我们所知，像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类出现还不到20万年。如果将整个地球的历史看作1年的时间，那么现代人类出现的时间就是12月31日午夜最后不到1分钟。危险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自己。地球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它为人类努力过了，但他们太不配合了。细菌则听话多了，所以它们存活了数十亿年。
科幻作家和未来学家威尔斯思考的可能正是这类问题，威尔斯说：文明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教育的确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但这种教育不是旨在满足19世纪和20世纪需要的旧式工业化教育，而是一种能够适应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并能发掘我们自身天赋的新式教育。
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策不是在以前的做法基础上精益求精，而是必须有所创新。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修复这个系统，而是去改变它，不是改革，而是变革。当前教育困境中的巨大讽刺是：我们实际上知道什么是有效的，只是我们推行实践的规模和范围都太小了。我们拥有空前丰富的改革创意与技术资源，拥有无数机会能够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以及为他们提供各种个性化的定制教学形式。
虽然现在教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它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基础环节。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变革。世界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也需要一场教育革命。像大多数革命一样，这场革命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它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来了，因为它必然会到来，并且必然自下而上地发生。
教育实践和研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提升学生成绩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期待。而教育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提升教学质量，形成一个丰富又平衡的课程表，拥有鼓励性且有效的评估系统。静止的旋转门
在上任佐治亚州纽南的烟雾路（Smokey Road）中学校长的第一天，劳丽·巴伦（Laurie Barron）博士就在想，如果她的学生和同事能为她的办公室特制一扇旋转门，自己或许能原谅他们。毕竟这所开办5年的学校已经换过4任校长了。“这不是说前任领导者软弱无能，”巴伦告诉我，“事实上，在我之前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非常成功的老校长，其中3个还成了督查。但频繁更换校长导致这所学校缺乏稳定的领导，校长们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做点什么。”
这是和烟雾路中学类似的所有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学校并不一定会乐于透露。位于亚特兰大之外大约60公里处的纽南市，有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60%的烟雾路中学学生家庭经济贫困。当巴伦2004年进入这所中学任职时，学校的成绩指标始终位于本学区5所中学的最后一名。同样，烟雾路中学的逃课人数、违纪人数、青少年受司法指控人数，以及因纪律问题不得不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数都位列榜首。烟雾路中学需要各个方面的帮助，但巴伦下定决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稳定和安全感。“我上任的第一年几乎都在拍桌子吵架。人们会问我，我有什么样的数据能表明我的成绩。我告诉他们，我才不管那些表格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数据。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性且重视数据的人，但当我翻看自己9年来的笔记本时才意识到，我在这所中学的第一年没有记一丁点儿笔记。我第一年唯一尝试的事情就是建立安全感。在存有各种各样冲突的学校中，没有学生会觉得舒服。”
巴伦在第一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相互隔离孩子们，将他们送回家稍作休息。她意识到：当学生总是在打架或酝酿着一场打斗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投入学习。第一年年底，她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规则，让学生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被期望的。最重要的是，巴伦没有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旋转门也停止了旋转，学校能够开始制订富有成效的长期计划，而这些计划打破了该校根深蒂固的校园文化。“我们学校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校，但这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人对我们的成绩失望，就好像说：‘嘿，你们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到此止步也未尝不可。第二年，我们真正开始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达到他们想要的程度。我们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来确定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教师到学生，从业务合作伙伴到社区成员都需要参与其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家长-教师组织”。我相信很多教师是相信孩子的，但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信任孩子，社区也是如此。我之所以确信一些教师相信孩子，是因为有些非常尽职的教师至今依然在岗。但我们以前是没有宏大使命与愿景的。”
后来，这一愿景演变成了一个有着四个步骤的计划：第一步是确保孩子从学龄开始就入学。烟雾路中学有着非常糟糕的入学记录，巴伦意识到，学校没有创造出一种让孩子觉得上学非常重要的文化氛围，她坦承自己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让斗殴的孩子回家，”她说，“所以我一定没有让他们觉得，我希望他们留在学校。”
第二步是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到安全。烟雾路中学很少有斗殴真的导致有人被重伤，但即使是一般的冲突也应该加以制止，以便让学生感受到安全与专注。
在这之后，第三步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被尊重。当巴伦和她的同事意识到，他们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和利益对待他们时，转机出现了。
第四步是教授学生在未来取得成功所需的合适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巴伦认为这是四个关键步骤的最后一步。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当其他目标都实现时，它才能实现。评估教师的方法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教学，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教学。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教师不知道如何教，而是存在太多教授课程的障碍。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教师和学生75分钟，他们可以和学生一起完成一些事情。只有在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前提下，我们才会考察老师。在那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老师是否努力，因为问题可能出在安全、课堂管理或与孩子建立关系等方面。我和两个助理校长每周都会去每个教室观察，与每个老师进行座谈。而如果校长办公室每天有70个存在纪律问题的小孩进进出出，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
正是当巴伦开始考虑对于孩子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时，烟雾路中学的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什么对学生来说最重要，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比如足球、乐队、数学、英语。我们不会告诉学生，足球不重要，数学重要。我们的方法是：如果足球对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你踢足球。当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方法，孩子就会看到我们重视他们所看重的价值，他们也开始回馈给我们价值。一旦我们与孩子建立起关系，他们就会因为让我们失望而感到愧疚。他们可能不喜欢数学，但不会让数学老师失望。自那以后，老师们就可以开展教学，而不是一直写通报批评了。”“有一些教师并不关心足球，但是他们会去看足球比赛并为鲍比欢呼，第二天在科学课上使用鲍比举例。鲍比学科学纯粹是为了这位科学老师。”这种方法要求巴伦放弃她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学来的模型，并抛弃“我们一直是都这么做的”这种残留的固化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对很多学生而言效果非常显著。有个学生是很棒的运动员，但他在六年级时成绩不达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收到了33条纪律通报。当巴伦让他看到，自己认同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时，他的纪律问题就得到了改善。“他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只有两次通报，还通过了每一次标准化考试。他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是免费午餐的受益者，这些特征表明他似乎是一个潜在的坏孩子。我们需要承认足球比他做的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必须帮助他坚持到底。”
巴伦还给我举了另一个例子。“我们合唱团有一个白人女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家庭经济情况不佳。她的父亲在她四年级时去世了。自那以后她开始拒绝所有人，不想做任何事，最终在六年级的时候无法升级。后来我们合唱团的教师发现了她的优点，安排给她一个独唱。这一场11月的独唱让她在这一年年末的表现全部获得了优秀成绩。如果不是教师发现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唱歌，她可能永远得不到优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倾听和理解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老师不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你们必须全部通过数学考试。’他们会跟每个孩子说：‘嘿，如果你想要玩乐团，想要当老大的话，学好数学会有帮助的。’你可以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台阶，而不是让所有人都遵守你的旨意。”烟雾路中学每个人的改变都显而易见，统计数据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每个群体的考试成绩都提升了，特殊教育学生群体的数学和阅读成绩提高了60%，而且考勤记录大幅提高，纪律通报量显著下降。
烟雾路中学的改变实在太惊人了，还被授予了“佐治亚州杰出学校”称号，而且因为它为大量贫困学生服务并获得突出成绩，被授予了2011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突飞猛进学校奖（MetLife Foundatio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Breakthrough Schools program）”。劳丽·巴伦也荣获了2013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优秀校长”称号。
劳丽·巴伦洞悉到了烟雾路中学急迫的改革需求，不是按照州政府或联邦标准进行的改革，而是只有真正了解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后才能完成的改革。巴伦在她的学校实现了恰当的改革。但你要知道，“改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席卷全球的标准化浪潮
教育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问意义是什么、应该教什么以及应该怎么教。但现在不同了，现代的标准化运动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国际教育趋势评论员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巧妙地称之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缩写GERM与“细菌”相同）”。这种改革也是会传染的，你看看有多少国家正在酝酿改革就知道了。国家教育政策一直都是各国的内政事务。如今，各国政府都在紧盯着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其谨慎态度不亚于国防政策。
教育改革也有着很高的政治风险。1992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希望自己被称为“教育的总统”。乔治·布什也是如此，他曾将教育改革作为自己第一个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2002年1月，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前夜，布什总统发表演说表示，他相信教育是公民权利。他说：“我们已经消除了马丁·路德·金所抗争的制度化偏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拥有获得成功人生的公平机会。”奥巴马总统也将改革教育作为他任期的优先议程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核心之一。巴西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则把教育作为她领导的政府改革的核心策略。总之，无论在哪里，教育都成了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要议程。
自2000年以来，标准化运动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掀起的排名风潮下愈演愈烈，这些排名主要基于学生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的关于数学、阅读和科学科目的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每3年组织世界各国15岁的学生参加一次测试。参与该项测试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从2000年的32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65个，接受测试的学生数量从2000年的265 000人翻了一番，增长到510 000人。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已经显现。在2001年，测验结果引发的欧洲媒体的关注尚不强烈。而在2013年，测验结果就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各国教育部部长在排行榜上的比拼，就像健美运动员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一样。正如新闻中所说的那样，参加测试的国家似乎在把排名作为衡量他们实力的绝对标准。
当中国上海地区在2009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占据了所有学科的榜首时，西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2012年的排名中，上海又是第一，其次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西方媒体乐此不疲地讨论着“亚洲模式”的教育，并广泛呼吁政治家们在国内要更加努力地提高标准，以免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评论道：“美国在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中的总体成绩一目了然，非常惨淡，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发展停滞了。”他说，这些结果“必须作为反对教育自满和低期望的一个警钟。问题不是我们如今的15岁学生表现得比以前要差……而是我们的学生正在失利败退，而我们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其他表现优异的国家开始追上我们了”。奥巴马政府主要的教育计划“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就是一个由标准化考试驱动、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校改进计划。
为什么教育会成为一个如此热门的政治问题呢？原因有以下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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