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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兰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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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试读：

第一编 “9·11”后的国际安全形势

对“9·11”后美国实力地位的再认识

美国的实力地位表面看来是个无所谓认识或再认识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学者克劳萨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论单极时刻》一文，中国学者王缉思出版其代表性著作《高处不胜寒》，美国的“一超”地位可以说是不容辩驳的现实存在。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1990-1998年间，美国经济增长27%，增速几乎是欧洲的两倍（15%），日本的三倍（9%）；而与军事相关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则几乎为美国所垄断，美国一家用于军事开发的资金占了全球的80%以上。正因为此，各国学者都普遍认为，“美国世纪”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9·11”事件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仍然不会去怀疑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在以下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则似乎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诸如：恐怖袭击是使美国反而变得更强大——有人开始用“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取代“超级大国”（superpower）形容美国，还是使其开始由盛而衰？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是暂时现象，还是结构性矛盾使然？美国国内弥漫的“新帝国”思潮是美国实力膨胀的结果，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鼓噪的产物？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究竟是显示出“帝国过度扩张”的苗头，还是反映了优先秩序明确、资源配置合理的“大战略思维”？等等。鉴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格局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义，本文试图对“9·11”后美国的实力地位问题进行一番再认识。一

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于“二战”结束之初。自此，一方面，美国对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踌躇满志，对外战略中主动塑造的色彩明显加深；另一方面，对于苏联的存在不无忧患，对外战略中又多少呈现出被动防范的特征。自信心与不确定感相互交织，使美国比别国既自得于所谓“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又多一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感，阶段性的危机意识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而这种危机意识每每体现在其对自身实力地位的重新认识上。冷战50年，美国的逐步强大几乎是在对自身实力地位面临的危机不断检讨中实现的。

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国内出现所谓“科技教育危机”的大辩论。其结果，美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政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尤其在航天技术领域决心尽快超越苏联。到60年代，美国在与苏联的科技教育竞争中重新夺回优势。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欧盟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则因内忧（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外战（越南战争）而导致实力相对衰落，此时美国国内弥漫所谓“政治危机”，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提出著名的“五极论”，以美国当政者的身份首次承认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崛起的客观现实。为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此时开始内外政策的全面检讨，终于挽回了颓势，站稳了脚跟。

此后，70年代中期，美国面临“能源危机”；80年代中后期，美国遭遇更深层次的“滞胀危机”。美国正是在克服上述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危机中最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由西方世界的霸主一跃而成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然而，在突然失去前苏联这样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实力虽空前强大，却又面临所谓“战略危机”，即美国奉行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有效维持“一超”地位的长期性？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欧日盟国日益呈现出的离心倾向、中国的崛起、次大国在国际舞台作用的日益增大，等等因素，使美国决策层和战略层一度陷入“战略迷惘”。其要害在于，一旦战略选择失当，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完全可能昙花一现。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与各主要思想库掀起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大战略选择”的全国性辩论，各种方案可谓层出不穷。最终，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后期大体确立了相对明确的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新战略，即“参与扩展”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内以信息生物技术等新平台催生“新经济”，继续占据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对外则多管齐下，以北约东扩和美日防卫新指针重塑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与欧日盟国关系，以“建设性、有条件接触”政策开道逐步西化俄、中、印等“转型国家”，以“遏制加接触”政策笼络北朝鲜、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以“金元加经援”为手段抢占非洲等广大“战略真空地带”。如此，基本实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由冷战向后冷战再向新世纪的过渡，确立了“一超”时代美国的大战略，也由此确保了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稳定性。

自此，美国似乎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战略机遇期”，无论从近年来美国政府出笼的各种战略报告（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还是一些战略家们的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人们读到的只是对美国如何确保目前超强实力的构想，而不是对目前拥有的傲视群雄的超强实力的丝毫怀疑。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目前所要解决的，只是在“帝国”、“霸权”和“全球领导”中选择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自己而已。“9·11”事件可谓一夜之间改变了这种极端乐观主义情绪。关于美国实力地位究竟如何评估很快再次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热点之一，并大体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笔者称之为“悲观论”。代表人物是世界体系论的提倡者沃勒斯坦和著名学者查尔斯·A·库普钱。他们基本认为，“9·11”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虽然强大，但却有难以防范的软肋；“9·11”正在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前者在《老鹰坠地》一文中批评那些盲目迷醉于美国实力的新帝国主义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与现实差距太大”；后者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正在轮回”，“现在轮到欧洲上台并摆脱拒绝交出至高无上特权的美国的时候了”。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库普钱等人目前正在从理论上探讨大国权力和平转移从而避免冲突的可能性问题。悲观派们的观点虽振聋发聩，但目前在美国并不占据主流。

第二种观点则是所谓“乐观论”。代表人物是目前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和一些“单极论”和“新帝国论”的鼓吹者。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主要人物有《时代》杂志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等等。其中克劳萨默在《单极时代》一文中最为全面地阐释了新帝国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9·11”不仅没有根本损及美国实力，反而从三方面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称性。首先，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得以全面展示（尤其是迅速拿下当年英国人和苏联人都长期没能拿下的阿富汗）；其次，证明了美国力量的复员能力，“9·11”事件后短短几天之内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一切恢复正常运行，充分展现出美国实力的新形式；最后，促进了大国之间的重新组合，使大国客观上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另两位“单极论”者斯蒂芬·布鲁克斯及威廉·沃尔福斯更称：“如果以现在美国的优势地位还不能把世界称为‘单极’的话，那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单极’了。”以目前的势头看，这一观点在美国大有市场。即以近年来讨论美国实力地位的论著而言，有关“仁慈霸权”、“文化霸权”、“制度霸权”、“新帝国”、“新罗马帝国”、“美国制下的和平”等方面的文章、著述、言词充斥市场。《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也开始修正他以前的观点，感叹美国近日的实力确实“无人可敌”。但是，随着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动荡和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新帝国论”者一度甚嚣尘上的势头有所减弱，他们的观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公开批评。

第三种观点或可叫做“客观论”。代表性言论是约瑟夫·奈的“三维棋盘论”。即，承认美国实力的超强地位，但认为美国只是军事上的“单极”，经济上是美、日、欧三足鼎立，政治上则是“多极共存”；美国的“硬实力”如日中天，“软实力”则大不如前。

对美国实力地位如此不同的认知，显然出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角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综合国力评价法来衡量各国的实力地位。从国外来看，比较有名的有克劳斯·克诺尔模式（也是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克劳福德·哲曼模式（强调核武器能力的重要性），维·福克斯模式（主要以工业化时代的传统资源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包括人口、能源、钢等），雷·克莱因模式（以国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加上国家战略系数、国家意愿等软实力综合计算），以及最近由兰德公司泰利斯等人首创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综合国力评估法”（注重资源、绩效、军事能力三方面）。从国内看，大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颂芬、中国军事科学院黄硕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课题组、清华大学胡鞍钢等几种分析模式。上述模式各有特点，为科学把握一国之综合国力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量化依据。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从第二至第六位座次的排序上有所不同，但均认为美国实力遥遥领先。就比较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实力的变化趋势而言，这些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单就美国自身实力地位的分析而言，王缉思先生的研究成果较有参考价值，他根据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技教育水准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自我调节能力等7项指标，从国际问题专家的视角对美国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二

本文不想重复已有的研究成果，即不打算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分析美国当今及今后的国力走向，包括具体考察美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等指标；也不去分析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宪法、民主自由价值观）等不用多加分析的因素，而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探讨美国的实力问题。基本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分析美国从成立至今走过如此辉煌的历史，究竟是哪些“恒定”因素在起作用；接着分析这些因素今天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出现了哪些变化；最后，结合前述持久因素与当前变量综合评估，得出自己对美国实力走向的基本看法。

在笔者看来，从美利坚发展史的演变轨迹看，影响美国国力的独特因素很多，撇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成功的外交制衡术、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根本性基础不谈，其中最重大的因素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独特的地理位置。（2）不断地变革传统。（3）周期性的战争。（4）扩张意志及精神。（5）连绵不绝的优秀移民。下面，拟具体对这五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一）地理位置不再独特，但仍然是他国难望项背的重要“硬资源”。极少有人否认，美利坚能成就今天的霸业，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尽管自孟德斯鸠以降“地理环境决定论”屡遭严肃学者批判，但地理环境对于塑造一国之精神、提升一国之国力，实在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自成为全球性大国以来，美国就一直自恃有两洋天堑为据，又有南北“弱邻”为伴，因此在全球左冲右突、纵横捭阖而少有后顾之忧。“9·11”打破了这一“地理神话”，也从而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美国人的战略“根基”。1941年日本人虽成功突袭珍珠港，但毕竟不在美国“本土”；1812-1814年英国人虽登上美国本土并火烧美国总统官邸，但却发生在美国的“幼年时代”。因此可以说，“9·11”是美国“成年”以来真正意义上“本土安全神话”被攻克的第一次。其影响之深远，致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思想发生“革命性变化”。对内，一向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和党政府迅速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机构之庞大，合并工作之艰巨，至今仍未完全就绪；对外，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特征的“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半个世纪以来被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搅得周天寒彻”。对这样一种结局，人们大体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美国本土从此不再独享太平，安全心理防线被摧毁；一种认为美国乘机扩展了本土外延，地缘战略利益得到深化。前者是从民众心理上看问题，后者则从战略利益上看问题。就美国实力地位而言，二者一损一荣，有弊有利，但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显然利大于弊。首先，随着国土安全部及北方司令部的成立，美国本土安全由过去心理上的“神话”变成了机制上的保障。其次，“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将战火延烧到海外，以“攘外”而达到“安内”的目的。再次，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历史性进驻中亚、借反恐实现部分军力重返东南亚、以改造伊拉克之名正式全面进驻中东心脏地带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确实大有斩获。一旦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大调整到位，美国无疑将再一次占据全球地缘战略制高点。再从另一个层次看，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竞争逐步白热化的结果，使一国国土规模、地理环境、物质资源等“硬”指标的重要性凸显。日本经济近十年复苏乏力，与其岛国的天然局限不无关联；欧盟之所以坚持走一体化道路，说到底，是各国国土规模的有限性与全球经济政治竞争的激烈性相互矛盾的结果；俄罗斯国土广漠、资源丰富，但西伯利亚的旱天冻土使俄罗斯半壁江山居然有成为负担之嫌。美国有学者最近发表论著认为，从国家荣耀及象征看，广阔的西伯利亚无疑使俄罗斯人感到自豪；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西伯利亚却成为俄罗斯政府弃置不得、用之不能的“鸡肋”。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中国要想在不拓展海上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崛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环顾全球，美国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国土资源。从难免继续遭遇恐怖袭击角度看，美国地理位置的独特价值有所下降，但从综合国力竞争和地缘战略较量角度看，美国的地理位置仍然无可比拟，并在某些方面更有价值。（二）不断改革是美国国力发展的独特经验之一。当前美国相对衰弱的经济状况、相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与其说是国力衰落的前兆，不如说表明美国正在经历另一场深层次、全方位改革的“阵痛”。从本质上讲，美国不是个酷爱革命的国家，却是个热衷改革的社会。多次改革的累积效应绝不亚于一场大型的革命。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至今，扭转国家命运的全面改革至少有三次。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改革始自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当时以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激烈斗争，互不相让，前者主张弱化中央、加强地方、农业立国、自由放任，后者则强调加强中央权力、国家干预、工商业立国。最终，开国元勋华盛顿成功弥合了两派意见，确立了美利坚宪法，建立了联邦制共和国，在中央与地方、农业与工商业、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等若干关系问题上达致了平衡，并成功确立了利用国际矛盾、保持积极孤立的外交准则，从而在新大陆缔造了美国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此次成功的改革为美国带来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机遇，使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迅速成长壮大。第二次大型改革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持续近40年，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美国如何顺利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从乡村社会过渡到都市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孤立主义过渡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其面临的问题之多、改革的难度之大，堪与今天中国的改革相比。其结果，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的领导下，美国最终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实现了工业化、都市化及垄断化，不仅缔造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模式，而且开创了大国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先例，一跃而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第三次大型改革则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度过“大萧条”，挽救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其结果，美国又一次成功实现了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并由此确立了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此后，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肯尼迪的“新边疆”，以至里根任内的重大主张，基本延续“新政”的思路，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条腿走路，确保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继续繁荣。以上三次重大改革具有若干重要特征：（1）都发生在国家转型的重大时刻；（2）都与战争相伴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3）都历时较长（大体经历10年到30年不等）、影响深远（大体影响半个世纪以上）。

以冷战结束、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来临为标志，美国实际上正在进入历史上第四次大的改革时代。与历次改革一样，此次改革具有全面性、深入性、持久性特征，制度创新是其灵魂。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两党三届政府在许多政策上虽然看似矛盾，但从美国历史发展这样更长远的角度看，三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别无二致的。首先，全面推进并逐步实现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滞胀危机”的爆发及其后“里根经济学”的破产，宣告自30年代“新政”缔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难以适应美国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和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在国际上与欧、日贸易战的全面展开，显示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走向国际，难以摆脱自身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此，克林顿任内，对内厉行“新经济”政策，抢占信息产业和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对外强调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推进自由贸易，扩大优势，转嫁劣势。小布什上台后依然强调自由贸易，不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FTA）作为重大战略，而且最终推动国会通过“快速审批权”，使美国在世界舞台构建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利用反恐战争之便，对内全面振兴军工产业，对外则以武力开道，强行抢占中东、中亚能源要地，并决定在2010年建成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冲动也体现在美国对华贸易上，克林顿政府以接触政策开道，将中国纳入WTO轨道并成功解决PNTR问题；小布什政府则在督促中国遵守WTO协定和压中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上下功夫。二人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在国际贸易游戏中美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基本属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一旦美国实现由其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并全面控制世界能源心脏，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将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着手推动军事、外交战略的全面转型。大体从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冷战后美国三届政府各有侧重地围绕如何将军事外交战略实现从冷战型向后冷战型过渡做文章。老布什吹响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号角，克林顿做足了建立美国单极地位的实力准备，小布什则正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新帝国”。军事上，克林顿时期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新的军事战略，重新调整核战略，完成与欧日军事同盟关系的重新改造，并加速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了美国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型。小布什上台后，以拉姆斯菲尔德军事思想为指导，以反恐战争为契机，美国非常明显地加速了军事国防战略的全面转型，内容涉及军事战略原则的转变、军事装备的全面更新、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面上马、海外驻军的全面调整等各个方面。可以想象，一旦这种转型得以成功实现，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军事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外交上，撇开克林顿与小布什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上的差别，就实现美国“单极独霸”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两届政府对外战略之演进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克林顿任内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冷战遗产、塑造“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格局，包括融合俄罗斯，稳定盟国，加大对中、印等“转型国家”的西化，遏制所谓“无赖国家”等。小布什则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打造出新世纪的美国外交战略新格局，即以“融合战略”与“大国合作”思想为基础，缔造新型大国关系，用鲍威尔和赖斯的话说，“今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以武力和高压政策为依托，力图改造“邪恶轴心”。其结果，伊拉克被军事占领，伊朗、叙利亚乃至利比亚被迫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北朝鲜也正逐步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以自由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为准则，全面改造伊斯兰世界。布什以单边主义、实力主义为核心推进其外交战略，虽面临一定阻力，但也有所收获。从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发展轨迹看，布什目前所推进的一切仍是符合美国既定战略目标并有所前进的。（三）战争与美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目前进行的反恐战争有可能成为美国全方位转型的“助推器”。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同时又是个军事国家，战争与改革一样，构成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从独立战争至今，美国卷入的大、中型战争100多起，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的战争即有10多起，多数起到推动美国发展的特殊作用，以至战争因素已经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对美国历史的贡献自不待言；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则以“第二次独立战争”被载入史册，使美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853年的美墨（西哥）战争及19世纪美国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使美国获取了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大片国土；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则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1898年的美西（班牙）战争不仅使美国攫取关岛等战略要地，而且从此登上世界强国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顺利完成国家的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转型提供了助力，并使美国一跃登上世界头号强国交椅；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仅帮助美国最终摆脱“大萧条”，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在军事上失败，但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保持东北亚乃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以利美居中制衡方面，得是大于失的；此后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败仗，却在完成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转型、刺激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积极意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最终以苏联的垮台告终，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1991年的“海湾战争”揭开了美国缔造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序幕，也全面检验了美国高科技武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达到了清除欧洲冷战“余孽”、断绝俄罗斯西进企图、稳住美欧同盟关系等“一箭三雕”的战略目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虽为反恐而战，却使美国军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并因迅速达成当年英国和苏联未能实现的目标而使军事实力得以“动态展示”，凸现了不可一世的军事单极强势地位；伊拉克战争的获胜，除再次证实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外，也显示出美国单边主义政治意愿在关键时刻并不受当今国际格局所束缚。

从以上事实大体可以对战争与美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战争已成为美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养料，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得益于战争带来的收益而极少受损于战争的伤害；第二，美国需要战争，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往往成为周期性凝聚纷然杂陈的不同族裔、锻造独特的美利坚民族的“粘合剂”，另一方面则在于，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美国军工企业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活力的释放部分仰赖于战争机器的启动；第三，历史多次证明，美国社会、经济、战略的历次大的转型无不以一场重大的战争作终结。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和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许多人持有如下看法：（1）反恐战争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所谓“战争”的基本要素。因此，这场战争将没有终点，最后会使美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2）伊拉克战争虽然获胜，但战后伊拉克重建及美国希望实现的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工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由此，有人认为，反恐与改造伊斯兰将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掣肘，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起点。这种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反恐战争和战后伊拉克重建放在“战争与美国社会发展”这个框架里思考，并认识到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军事、经济、社会转型，那么会发现，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以中东地区为主要舞台、在全球各主要战略要地全面铺开的反恐战争，虽有美国被动卷入的成分，但主要还是美国当政者主观推动并经过规划的结果。其战略收益已经或正在逐步显现。通过建立伊拉克战后政权，美国正在中东树立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亲美的“民主样板”，进而既对伊朗、叙利亚、利比亚政权形成威慑，又对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造成压力，使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规划中东未来发展蓝图。这一任务之艰巨，使美国要想在短期内达成目标几乎不可能，但客观上则起到逐步排挤欧、俄、中等世界主要力量、抢占中东能源宝地的效应，战后伊拉克重建项目法、德、俄、中等都被排除在外，绝不只是出于对几国反对动武的报复，而实际有美国在中东圈定势力范围的考虑；美、英、法、德、意最近就消减伊拉克债务问题达成一致，表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进了一大步。此外，反恐战争的深入与伊拉克战争的推进恰恰与美国国内经济的缓慢复苏同步，其中人们再次看到了战争经济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会议预测，2004年美国经济的增速将达到4.1%。这一预测与美国及世界多个经济预测公司的结论相差不大。换言之，战争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而成为经济复苏的助力。（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行虽然激起全球性反叛，但其所体现的扩张意志却正是深藏于美利坚民族精神之中的“本能”。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新帝国论”的狂躁恰恰是美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可等闲视之。一部美国史，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解释，是“一部美国人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自东向西持续扩张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得以开疆辟土，获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就，而且缔造出“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敢于扩张的冒险精神，以致“向西进击”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也成为美国社会保持发展的原动力之一。19世纪末，当美国西部土地全部开拓完毕之后，著名边疆史学家特纳曾不无忧虑地表示，美国必须寻找新的边疆，否则维系美国社会发展的“美国精神”将面临挑战。也正是此一时期，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鼓吹美国必须扩展海上利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身体力行，大力发展海军，使美国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以后的历史证明，美国一边在国内不断完善民主机制，强化人民的民主权利，一边在海外以不同形式扩展自身利益，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开始越来越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扩张，这也正是资中筠、王缉思教授提出的“对内行民主、对外行专制”的著名命题。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中，美国对“新边疆”的追求除体现在对外干涉外，也体现在对人类知识边疆、文化边疆的率先探索，进而确立了美国年轻但强大的文化体系和科技体系。随着冷战的胜利，美国特有的“天命观”、“例外论”、“白人至上主义”综合发酵，对外扩张的意愿开始变得更加急迫和强烈，克林顿的“参与、扩展”战略是最好的证明。小布什上台后，承继里根“星球大战”时代理念的共和党新政府在我行我素、惟我独尊方面大进了一步，“9·11”事件的刺激，更使以强力推行自身价值观的“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找到了市场以至甚嚣尘上。从保持美国实力地位的长久性而言，“新帝国论”的泛滥有三方面功效：其一，为具有扩张民族品格的美国人找到了下一步行动的目标，也最终为美国彻底告别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定下了基调。其二，为国内各种软硬资源的充分调配提供了契机，尤其有助于对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兰德公司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影响一国国力发展的最核心指标有三个，即资源、军事和绩效。显然，“新保守主义者”在动员美国国内资源、强化军事实力、发挥政府绩效等方面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其三，激起了美国国内关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辩论，调动了美国政治多元化和相互制衡的特殊机器，使美国在追求大战略的道路上达致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因此可以想见，一旦美国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在“新帝国论”的狂热中给美国找到更切实际的定位，美国的超强实力的前景仍将看好。（五）目前移民政策的波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根本改变其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而只要美国继续对移民敞开大门，其所特有的技术人才优势短期内仍无人可比。“9·11”事件后，美国移民政策出现明显变化，一是加紧了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和检查，包括严格签证制度、进行新的甄别手续、实施繁琐的安检程序、出笼《爱国法》等等措施；二是明显减少了对外来移民的需求。此外，出于美国国内就业形势不好和安全形势堪忧的双重原因，大批国外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效力。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移民政策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大程度的摇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根本上讲，美国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代。移民不仅成为美国保持多样性文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移民政策的变化往往能起到观察美国实力地位走向的风向标。对于当前美国对外来移民政策的紧缩，似应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应看到这是应对“9·11”以来国内安全形势变化的本能反应。其次，也是往往被人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应把美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放到整个美国移民政策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从而历史地把握其未来走向。从美国独立至今，自有移民政策之日起，美国的移民政策大体被划为两个阶段，即1882年前的自由移民阶段和其后的有选择移民阶段。根据国内美国移民史专家梁茂信教授的研究，两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几乎形成了“洞开不得，关闭不能”的特点。所谓洞开不得，即是指美国的国门不可能无条件地对所有外来人开放；所谓关闭不能，则指美国的国门无法彻底关闭从而断绝世界优秀人才的到来。其中政策的把握则全看国内人才需求和国际环境变动的双向流动模型的变化。从美国历史上看，外来移民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潮。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对美国盎格鲁-萨克森主流文化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凸现，美国正处于一个吸收外来移民的低潮期，这不全是因为“9·11”因素造成的，移民政策发展内在的规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决不可能放弃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前来移民的基本国策。《1990年移民法》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两项作为重点吸纳对象，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选择标准更加苛刻，而不表示美国将无条件收紧其移民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美国外来移民政策的波动，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和控制决不意味着它将关闭对世界优秀人才敞开的大门。

从上面五大因素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者说出现了某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一定是消极的，也不一定越出了既定轨道。从这些分析中，本文仍然很难得出对美国实力地位未来走势的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的综合国力既非一日造就，也决不会轻易衰落。从美国实力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美国才开始全面规划其全球霸权战略，在其霸权地位刚刚缔造之时即宣布其衰落，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对于刚刚开始全面崛起的中国而言，认清美国实力地位所赖以支撑的基础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一定程度认识美国霸权的长期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战略课题。（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

论“9·11”后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变化

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分别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时期、下半叶的美苏冷战时期和20世纪末的“后冷战”时期。“9·11”事件开辟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第四个时期。“9·11”后的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不仅有别于“后冷战”时期，也是对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及其理论的一次全面修正。一、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的三个历史阶段

在20世纪，美国地缘战略经历了三个时期，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分别以马汉、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马汉的《海权论》（1890年发表）、斯皮克曼的《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发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发表）及他们的一些其他论著，分别被奉为这三个不同时期美国地缘战略学说的圭臬。分析他们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影响，有助于理解20世纪美国地缘战略及其理论的变化。

马汉是美国地缘战略理论的鼻祖，也是“海权论”的始作俑者。他的地缘战略理论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地缘战略要求，对此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地缘战略产生了指导性影响。

19世纪末，美国已从刚独立时不过几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世界大国。1900年，美国人口增至7600万，在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美国的煤及钢、铁产量、能源消耗量、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工业总潜力与国民生产总值皆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地缘战略也开始从孤守南北美的“门罗主义”转向全球主义。马汉的地缘战略理论正是适应这一转变的产物。

马汉“一想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能适应世界舞台，便感到十分兴奋”。他不能忍受美国在战略上死守“门罗主义”，局促于美洲大陆，公开提出“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世界“利益中心已发生了极大的偏转”。他主张美国向全球扩张，尤其要“用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美国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为此，他要求美国要在“天鹅绒的手套里有一只铁掌”，建立强大的海军，控制亚洲、太平洋、大西洋及世界主要航道、海峡，广泛建立加煤站，推行均势外交，并与英、日等国结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

与马汉的地缘战略理论相一致，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大力加强海军，奉行战略扩张政策。1900年，美国海军军舰吨位增至33.3万吨，居世界第四；1914年增至98.5万吨，居世界第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军舰吨位又进一步跃居世界第二。1922年签署的《五国海军协定》甚至规定美国可拥有与英国同样规模的舰队。198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古巴和菲律宾，分别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伸出了战略触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英、法、日结盟，派遣百万大军赴欧参战，其地缘战略影响进一步扩大，真正成为世界级地缘战略“玩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上半叶以多极为特征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被两极格局替代。美苏争夺既具有传统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内涵，也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因而比历史上任何大国争夺更激烈，更复杂，更无所不包，更具有全球性。从地缘政治观点看，美苏争夺还是一个海上强国与一个陆上强国的争夺，是陆海对峙，比以往的大国争夺更具有地缘政治斗争涵义。以此为背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应运而生。

斯皮克曼一方面接受麦金德对世界地缘政治布局的地理图解，即接受“世界岛”观念和“大陆心脏说”，但另一方面又从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出发，对麦金德的“三段论”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美国只要与英国等海洋国家结盟，控制包括欧洲近海地区、中东、印度、东南亚及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沿海地带，就能控制世界地缘政治锁钥，阻止任何陆上强国控制欧亚大陆。他因而提出了与麦金德“三段论”完全对立的反“三段论”：“谁控制边缘区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实践基本上遵循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在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主导甚至控制从东欧经中亚高地到东北亚的欧亚大陆“心脏区”的情况下，美国借助北约、美英同盟、美日同盟及其他一些欧亚大陆沿海联盟，在从西欧经中东、南亚、东南亚至东北亚的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建立起漫长的“遏制”线，与苏联对峙。美国由此卷入了朝战、越战及台湾海峡、东南亚、克什米尔、中东、伊朗、土耳其及柏林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带头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可以说，控制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防止苏联控制欧亚大陆，是冷战时期美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基本内容。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由此开始了20世纪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即“后冷战时期”，并产生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盘”说。

布热津斯基在全面分析冷战后世界地缘战略形势后下结论说：“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集中了世界三个发达地区中的两个，七个经济大国中的六个，其人口占世界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60%、能源蕴藏量占世界的3/4，控制了欧亚大陆“几乎就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他因此认为控制欧亚大陆是控制世界的总枢纽。在有关欧亚大陆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与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没有区别，因而不是什么创新。他明确提出：冷战后，美国因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四大领域享有全面优势，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处于“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从建立、巩固美国的“新型霸权”理念出发，宣称“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要求美国“管理”欧亚大陆，“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出现”，保证美国的“新型霸权”不受挑战。

冷战后大约10年间，美国的世界地缘战略主要围绕如何控制欧亚大陆、防范欧亚大陆出现新的地缘战略对手而展开。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因幅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倚海跨陆、发展潜力极大，最有可能成为挑战美国“新型霸权”的“潜在”地缘战略对手，因而防范俄、中崛起被确立为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对俄、中采取“软”、“硬”两手政策，“软”的一手是“西化”俄、中，努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软”手段把中、俄纳入西方轨道。“硬”的一手是不放弃对俄、中的“遏制”思维。具体而言，对俄罗斯是向“独联体”渗透，挤压俄地缘战略空间；对华是沿中国战略边界构筑隐性“遏制”线。在欧亚大陆西端，美国推动北约大举东扩，剥夺了俄罗斯对东欧、东南欧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中腹，美国加强了在海湾的军事力量，对两伊实行“双重遏制”，并渗入乌兹别克、阿塞拜疆等所谓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和中亚高地；在欧亚大陆东端，美国加强了驻亚太的军力，也加强了与日、韩、泰、澳、菲等的同盟关系及对东南亚、东北亚的影响并军售台湾。不仅如此，美国10年内还在欧亚大陆相继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空袭阿富汗等。其直接战略后果是，美国大大加强了对欧亚大陆事务的影响能力。

从马汉到布热津斯基的美国地缘战略演变各个时期有很多差异，马汉的地缘战略观是多极时代的产物，斯皮克曼的地缘战略观适应了两极世界的要求，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观源于美国“一超”独大、谋求建立“新型霸权”的特定背景。但在这三个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仍然有诸多基本相似的特点。

第一，以大国为地缘战略对手，以从事或准备从事大国战争为地缘战略目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向两洋扩张，不但在欧洲方面两次投入对德作战，而且在太平洋方面投入了对日作战。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以苏、中为对手，其地缘战略活动主要是为对苏、中战争做准备，并因此而投入朝战、越战，全面卷入欧亚事务。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心地缘战略目标则是积极防范中、俄崛起。

第二，以控制北半球、尤其是控制欧亚大陆为其地缘战略要诀。马汉宣称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以北的“北半球陆区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斯皮克曼认定欧亚大陆是控制世界的“锁钥”。布热津斯基的《大棋盘》一书更是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作了最系统的集中阐述。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要尽全力在北半球展开力量，控制欧亚大陆。美国自走向全球扩张以来所从事的主要战争，包括美西战争、两次远征欧陆、太平洋战争、朝战、越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都以北半球和欧亚大陆为战场。美国的海外驻军也主要以北半球为基地。

第三，特别重视海军的作用和夺取制海权。马汉宣称海军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要求美国大力发展海军，“应对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斯皮克曼特别重视航空母舰、潜艇和海空基地网的作用，要求美国完全控制地中海、北非、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等海上要津，作为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保障。从20世纪美国军备发展史看，海军一直是美国优先发展的军种。二战前，美国陆军排名在世界第十名以后，海军实力却居世界第二。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实力居世界第一，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军种。冷战时期，美国继续加强海军建设，在全世界广泛建立海军基地和设施，实现了对世界主要海上通道的控制。冷战后，虽然空军的作用增大，以航空母舰战斗群为主体的海军仍然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

第四，重视建立同盟体系，尤其是积极与海洋国家结盟。美英同盟贯穿20世纪各时期，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二战时期，美曾与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二战后，美国为对抗苏联，先后组织起北约、美日、美韩、美台、美澳新、美菲同盟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沿欧亚大陆外缘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冷战后，尽管苏联解体，美国仍尽力维持其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体系。

第五，军事上特别注重“前沿部署”。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在菲律宾驻军，并建立了亚洲舰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海外驻军数十万，海外基地达数百个，遍及世界各大洲、大洋，尤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前沿部署”重点。沿中、苏战略边界的德国、土耳其、日本、韩国尤其是美军“前沿部署”的主阵地。冷战后，美国海外驻军和海外基地虽然大幅裁减，但美军在德、日、韩仍然保持大规模“前沿部署”。二、“9·11”对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冲击

如果仅从力量消长的观点看问题，“9·11”事件对美国的“有形”打击可以忽略不计。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财富损失对一个年产在10万亿美元以上的庞然大物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9·11”恐怖袭击沉重打击了美国的战略自信，对美国的安全观、战略心理、决策氛围和对外行为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有战略意义的影响。美国自上而下，自官方到民间，开始以与“9·11”以前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事务，尤其是对美国自身进行“反思”，包括反思美国的全球地位、实力弱点、安全威胁来源、对外行为模式等，得出了不少有战略意义的新看法。其中对美国地缘战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挑战，已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轻重缓急排序表中大幅后移。

第二，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认识。“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然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安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说：“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和尽可能的支持，即使被美国视为“潜在地缘战略对手”的中、俄也不例外。这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尤其产生了积极影响。增进大国合作开始成为美国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

由于把恐怖主义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源，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也与之相适应，开始做全面调整，表现出不少新特点。

首先，淡化以大国为战略对手的传统地缘战略观，尤其是公开调整了以中、俄为直接对手的地缘战略。“9·11”事件前，美国公开以防范中、俄崛起为其全球地缘战略的头号目标，在中、俄周边的战略带构筑防范中、俄崛起的“防波堤”。“9·11”事件后，美国谋求中、俄与美合作，共同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并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难题。对俄，美“9·11”后为争取俄支美反恐，一改常态，默认俄对车臣的战争，采取措施改善美俄关系。“9·11”事件后出台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不再提俄罗斯是美主要“潜在对手”。在美中之间，美为谋求中国支美反恐，弱化了对“台独”势力的怂恿、支持，多次重申不支持台独；把“东突独”定位为恐怖组织予以打击；弱化对西藏事务的干涉；也弱化了对中国人权等其他内部事务的干涉。曾因“撞机”事件、美军售台湾等问题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氛围，因反恐新局面的出现而明显缓解。美政要多次重申中国是美“反恐伙伴”，不再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

其次，在地缘战略活动重点上，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仍以北半球，尤其是以欧亚大陆为重点。但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开始加大了对欧亚大陆以外地区的关注，如布什总统2003年7月出访非洲，美军出动数千人介入利比里亚内战，通过“八国集团”增大对不发达的“南方国家”的援助，增大在南美的反恐、反毒力度等，都说明美国的地缘战略有更浓厚的全球色彩，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开始模糊，世界上已没有绝对的地缘政治“真空”。另一个变化是进一步加强在大亚太的战略投入和地缘战略布局。这后一个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以欧洲为重点。冷战后，美国加大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其欧亚地缘战略经历了从欧洲第一到欧亚并重的转变。2000年是完成这一转变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展望2020》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要求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此后不久，美国开始增加驻亚太军力，使美军驻太平洋的战舰与驻大西洋的战舰趋于平衡。布什政府上台后，多次明示要进一步加强美在亚太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投入。“9·11”事件为美地缘战略重点进一步向亚太倾斜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动力。通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介入朝核危机及在欧亚大陆南部从苏伊士运河往东、经海湾、南亚至东南亚的漫长沿海“弧型带”的反恐活动，美国决定性地完成了这一转变过程。美国已基本实现了对中东-里海石油产地、中亚高地、东南亚海上通道的战略控制，在东北亚的战略优势也在扩大。

再次，在军事上，美国虽然不放弃海军优势和争夺制海权，但在力量部署上更加注意通过发展远程空中力量贯彻其地缘战略目标。2001年年中，兰德公司曾发表一个战略报告，提出美应重点发展战略空军，在亚太进一步扩大以关岛、东南亚为支柱的空军基地网，以空中打击力量实现对亚太广大地区，包括亚太内陆的战略控制和威慑。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空军大显威力。相比之下，陆、海军退化为协助空中行动的辅助力量和观战者，美国军方进一步加强远程空军的思潮因而甚嚣尘上。空军在发展计划、拨款、人力配置上获得了更多的优先权。美军已决定大批增购F-22、B-2隐形轰炸机等21世纪战机，从着眼于有利于空中行动的战略观调整其全球基地网。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凭借远程空中打击力量实现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将是美国的战略首选，陆军将退化为治安力量，海军将退化为保障空中行动的平台和运输队。这正在深刻影响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

再其次，美国的结盟政策出现变化。“9·11”以前，美国的地缘战略以大国为对手，对手是明确的，而且有一定的稳定性，美国因而能够选择固定和长期的盟友，建立长期稳定的各类同盟。美英同盟维持了一个世纪，美日同盟维持了半个世纪。“9·11”后，美国建立稳定战略同盟的政策出现变化。一方面，美国明确以国际恐怖主义为其战略对手，而恐怖主义没有国家、没有领土，没有居民可守，打了就走，来去无踪，行动随意，美国的反恐活动只能尾随恐怖活动在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大国在反恐及其他全球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大国冲突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这使那些曾依赖美国“保护”的长期盟友不再对美亦步亦趋。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传统盟友法、德公开与美对立，北约裂痕加深，“大西洋变宽了”，美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西方世界是否仍然存在”。

危机的多变性、普遍性、突发性，使美国只能依靠临时性的联盟，应对一个个的具体危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明确提出了“议题决定联盟”的战略概念。“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宣称组建成包括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在内的全球反恐大联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主要与英国、西班牙、波兰、澳大利亚等结成一个临时性的联盟。在东南亚，美国主要依靠菲律宾、新加坡合作与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斗争。在东北亚，美国则力图结成以东北亚各大力量，包括韩、日、俄在内，以及得到澳、英和主要发达国家支持的“反朝核联盟”。新的联盟与旧式同盟相比，既然是议题性的，也必然是临时性的，利益组合超过价值观组合，因而相对松散。

最后，美国开始调整“前沿部署”，其全球军事布局发生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亚太，美军前沿部署线有所南移，军事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为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美已决定把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美军向朝鲜半岛南端转移，缩小驻韩、日军队规模，加强海上机动力量，重点建立以关岛基地为核心的远程空中打击力量，并在澳大利亚建立综合型基地。在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美国通过驻军伊拉克、中亚，把驻沙特的美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扩大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等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保证对恐怖分子处于随时可投入实战的状态。在欧洲，美国计划裁减在德国的驻军与基地，把驻德美军东移至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更靠近欧亚腹地的东欧和巴尔干“前沿”，加大对欧亚腹地的威慑和行动能力。在中亚，美军已与有关国家签订了为时20年以上的基地长期租用合同。美国对利比里亚的军事介入有可能造成美在非洲“前沿部署”的格局。从地缘战略观点看，美国的“前沿部署”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进一步向内陆逼进，在东部则有所后移。这种布局说明：美一是要继续以控制欧亚大陆为其全球地缘战略支柱，调整“前沿部署”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对欧亚大陆的掌控；二是要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因为东南亚是伊斯兰世界的东端点、中亚与阿富汗是伊斯兰世界的北沿、从巴尔干及北非沿海的马格里布国家到西非是伊斯兰世界的西沿，美国加强在东南亚、中亚、东南欧及西非的军事存在，恰好使美控制了这些可包围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战略要点。占领伊拉克，把驻沙特的美军移驻海湾小国，则加强了美对伊斯兰世界腹地及波斯湾石油的控制；三是对俄罗斯的威慑仍然超过对中国的威慑。在东亚，美国“前沿部署”南移在政治上缓解了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力。美国东亚地缘战略调整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增强对东南亚的控制。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东南亚是比东北亚更重要的战略咽喉。一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比一个优先考虑政治与安全利益的中国更需要东南亚而不是东北亚。三、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

美国地缘政治观及地缘战略的调整，促使“9·11”以来国际地缘战略态势发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

首先，因主要大国收敛锋芒，地缘政治对抗意识大幅下降，大国地缘战略关系中的敌对因素明显削弱，世界总体稳定性进一步增大。美国宣示要与所有大国建立合作关系，俄罗斯实施战略收缩，欧盟专注于欧洲事务，主张全球“共治”，以及日本向亚太回缩，大大削弱了因无序和野心勃勃的竞争导致大国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改善了大国关系的总体氛围。反恐、反扩散及推动世界经济回升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主题和新平台。美俄及欧俄关系的改善，使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亚太，美俄、中美、中俄三对双边关系同时改善，中美俄三角相对均衡。中美关系的大幅改善尤其有助于推进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总体稳定。虽然现在就宣布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时代已经结束、大国冲突已经“退场”还为时尚早，但无论从大国的地缘政治动机，还是大国的地缘战略部署及新形成的大国地缘战略格局看，大国地缘战略关系中的对抗成分，都降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点。目前新形成的大国地缘战略格局是：“一超”继续在全球部署力量，承担义务，其在全球的地缘战略优势有所扩大。“多强”经过收缩，各守一片天，分别与“一超”形成既相互牵制，又相互协调，有合作、有竞争的明确关系。这是多极化在反恐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地缘政治表现，符合当前大国地缘利益要求和力量对比的现实。只要“一超多强”并存的力量对比关系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僵持局面不变，这样一种地缘战略态势就将延续下去。世界因此也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局面。

其次，从中东经中亚、南亚、东南亚至东北亚的亚洲濒海带动荡加剧，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大调整，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活动重心和最活跃的地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扩散与反扩散较量、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以及油市震荡、包括海盗、贩毒、洗钱等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活动，都以亚洲濒海带为主要舞台，重叠展开，这里因而又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在诸多矛盾中，恐怖与反恐怖及扩散与反扩散斗争是关键，围绕这两组矛盾展开的斗争，对亚洲濒海带及欧亚地缘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以反恐为旗号，在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开辟新基地，增派军事力量以及增加军事、财政援助，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增大，基本取得了对亚洲濒海带的战略控制权。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挟新胜余威，反恐与反扩散双管齐下，相继提出《核态势评估报告》、“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论”，废除反导条约，决定正式部署NMD，增加军费开支，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并对伊朗、叙利亚等伊斯兰“核心国家”及朝鲜步步紧逼，甚至放风要改造伊斯兰世界，遏制“绿祸”，使用武力消除朝核设施，更换朝鲜政权。反恐不仅与反扩散相混淆，且打上了“文明冲突”印记。美国的高压政策极可能引起国际恐怖主义及各种受压力量的反弹，从北非经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国际“恐怖带”已经成型，恐怖活动高潮迭起，而美国有可能在所有这些地区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亚洲濒海带的局势不仅更动荡，也更复杂、更混乱。

美国虽然在该区域取得了战略优势，但战略难题层出不穷，有进易退难之虞，各区域的地缘战略态势尤其千差万别。在中亚，阿富汗境内针对驻阿美军的恐怖活动此伏彼起，卡尔扎伊政权的权威局促于喀布尔一隅之地，美国难以脱身。美军长驻中亚已师出无名，引起俄罗斯警惕，俄军进驻吉尔吉斯显然是对美军长驻中亚的战略反应。在中东，伊拉克境内的反美游击战如火如荼，美改造伊斯兰的计划受到各方制约，法、德、俄对美独占伊拉克油源不满。沙特、埃及等国也对美中东政策不满，双方矛盾明显上升。美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增大，但政治上较以往更孤立、更不确定。在南亚，印巴平衡向印度方面倾斜，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印控克什米尔不断生事，印巴几度走向冲突边缘，紧张关系难以彻底消弥。东南亚已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印尼巴厘岛夜总会爆炸案尤其震惊世界，最近出现的恐怖袭击更说明恐怖袭击仍是方兴未艾。美国借反恐增大了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从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出发，也竞相增大对东南亚的介入。东南亚成为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新热点。因爆发朝鲜核危机，东北亚正在形成美、俄、日、韩合作，压朝放弃核计划的局面。但大国围绕朝核问题的解决方式、朝核后的东北亚格局矛盾重重。朝方是否处处如美国所愿更是未知数。

再次，印度崛起突然加快，国际影响大增，挤进大国俱乐部的步伐也在加快，印度洋的地缘战略重要性相应增大，受到更多的战略关注。

印度加快崛起的主要原因得力于其经济快速增长。过去10年，印度经济持续保持年均约5%的较高增长率，落后面貌大为改观。2002年，印度经济增长率约5%，是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一半，高于俄罗斯。今后10年，印度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新出台的印度“十五计划”规定2002-2007财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

印度加快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环境对其崛起有利。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又源于其特定的地缘战略地位。一是印度半岛向南深深入印度洋，俯瞰印度洋航道，遥制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印度因而在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得天独厚。二是印度东北与中国接壤，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中国的崛起已引起美、日、俄及东盟等战略力量的忧虑，他们不同程度地谋求借印制华。只要印度实力低于中国，崛起态势弱于中国，印度就能在大国地缘政治游戏中继续保持较为有利的地位。三是印度位当亚洲濒海弧形战略带的中央，西、北、东三面皆是伊斯兰国家，美国为进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控制波斯湾石油、贯彻其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宏大战略，积极谋求印度支持，今后也是如此。印度也抓住千载一时的机遇，乘机提升大国地位。“9·11”以来，印与美、俄、日、东盟等战略中心的关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加强。美印改善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尤其是近年国际地缘政治组合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美印高层互访频繁，美国全面解除印度核试验以来的对印制裁，与印开展军事合作，向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美国200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印与中、俄并列，定位为大国和主要合作对象，并表示要与印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俄罗斯首脑、政要也频频访印，俄尤其增加售印军备的数量、等级。俄、美等实际上承认了印度的有核国地位。

印度经济的增长、军事实力的增强、外交地位的提高，使印度在南亚的战略优势增大，在中亚、东南亚也扩大了影响，不但改变了南亚战略平衡，也对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及大国关系产生了影响。大国格局已凸显从美、俄、欧、日、中五极向六极转换的趋势，印度上升为世界第六极的步伐加快。

最后，世界能源布局酝酿调整。美国减少对中东油气市场依赖的战略已着手落实，开始牵动世界油气生产、运输、销售的地理分布变化。2002年下半年，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与沙特阿拉伯难分伯仲，俄罗斯、中亚境内几条新的跨国油气运输管线或投入施工，或加快酝酿，西非石油产量急剧上升，南、北美新油田的开发也在加快。这一系列变化虽然难以根本上撼动中东油气的国际垄断地位，但中东油气的垄断地位无疑在削弱。谋求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已成为国际潮流，并对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产生影响。里海、西非、俄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都因大国争夺油气资源而增大。

需要提及的是：“9·11”以来，美国通过反恐大大加强了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战略控制。经过伊拉克战争及压制伊朗、驻军中亚、插足高加索国家，美国加强了对波斯湾-里海-中亚油气资源生产、运输与销售的控制；此次出兵利比里亚有助于美国对西非油气资源的控制；在东南亚反恐则使美国更能控制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直到东北亚的石油运输线。（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析论

经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及大国角逐的急风暴雨，2004年伊拉克转入战后重建，美国单边主义在过分表演后有所回调，美与俄、德、法等因伊拉克战争而受到损伤的关系开始修复。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尤其令人增添了几分喜悦。但是，稳定中有动荡，合作中有竞争，在相对稳定的表层之下，国际时局依然湍流滚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一

2003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出奇顺畅，使观察家们一度对美国占领及重建伊拉克的能力不敢妄加揣测。然而，2004年伊拉克局势的曲折变化打翻了谜底。尽管美国拥有以高机动性与精确打击能力为支柱的第五代军事装备，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但要征服一个民族，尤其是征服一种文化，其难度与罗马帝国时代或越南战争时代没有太大的区别。

2004年，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各种困难开始陆续浮出水面，春季萨德尔起义使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更加突出，“虐囚”事件曝光则使美进攻和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引起新的质疑。美国的“软力量”严重受损，硬力量也受到牵制。不少伊拉克人对美国占领从希望转向失望，对美军的定位从“解放者”转化为“入侵者”。国际恐怖分子从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向伊拉克集中，并与伊抵抗运动合流，中东反美恐怖活动及伊境反占领活动在伊拉克实现了结合，伊境带游击战性质的恐怖活动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大大小小的爆炸、枪击事件和其它袭击事件天天都有，少则一日数起，多则一日数十起。十多万美军一日数惊，伤亡不断，疲于奔命。到2005年1月，驻伊美军死亡数达到1400人，伤病近万。美军不但未能按计划从伊逐步撤军，且又额外增兵数万，战费也一再追加。美国国内对伊战的支持度也大幅下滑。有民意调查显示，美民众对伊战的支持率已降至危险的50%以下。显然，美重建伊拉克、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预期。尽管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成功地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美并宣布将在2月份从伊撤军15000人，但伊局势如何发展仍在未定之秋。观察家仍在发问：美国在伊拉克是否在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美国是否在伊拉克陷入了“越南化”困境？

美国在伊拉克深陷困境牵动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首先，美国不得不检讨战略，正视美国力量的限度，收敛单边主义，在伊拉克重建及其它重大国际问题上寻求大国合作。在伊拉克的困境成为美国谋求修复与俄、德、法等大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其次，美国战略上虽然没有收缩战线，但对另铺战线变谨慎了。如对伊朗核问题，美采取了多边姿态，借欧洲力量争取和平解决。对苏丹富尔达尔危机，美态度也相对温和。在朝核问题上，美更是尽量推迟摊牌时间。可以说，伊拉克的动荡，限制了其它地区危机的升级。在印度洋海啸善后救援活动中，美国接受联合国主持国际救援活动，没有过多指手画脚。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面。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逼迫美国增加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加强了美国对中东能源及其运输通道的掌控能力。美国且以伊拉克为基地，乘势向中亚-里海-高加索等地跃进，扩大了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影响有了新的大幅提升。美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影响的扩大是其占领并改造伊拉克所带来的额外地缘政治硕果。二

与阿富汗战争相比，伊拉克战争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及镇慑作用非常有限。不仅如此，伊拉克战争还是国际恐怖主义在2004年强烈反弹的刺激物。这是因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名为反恐，实有谋霸意图，最少是反恐动机不纯，引起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分裂。美在伊的被动处境及对伊“入侵”特性，使国际恐怖主义获得了重新集结力量的机遇与口实。阿富汗战争捅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马蜂窝，迫使国际恐怖分子四处逃亡。伊拉克战争却使国际恐怖分子有了新的集结地点和活动场所。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在伊拉克重新集结。伊境带有恐怖活动特点的反美游击战对各地国际恐怖分子有导向和鼓励作用。2004年，恐怖活动此伏彼起，多达数百起，造成数千人伤亡，并在西班牙、印尼和俄罗斯分别形成三次恐怖袭击高潮。

2004年的国际恐怖活动，除了数量多、造成伤亡多外，还有袭击目标扩大、袭击范围更广、袭击手段更残忍等特点。在别斯兰事件中，恐怖分子把手伸向了大批无辜的妇女儿童。同时，恐怖主义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更直接。西班牙、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选举结果及政局变化都与恐怖活动加剧有直接联系。别斯兰事件不但导致俄与美欧关系紧张，而且成为普京对内加强中央权威、对外谋求重建在独联体的权威、并向美“呛声”的动力。

但是，与恐怖活动反弹相比，反恐联盟方面却显得有气无力、苦无良策，穷于应付。反恐联盟较前松散，美国反恐联盟盟主的地位被美国自己在伊拉克的政策及其反恐动机不纯所削弱，难以恢复。美对拉丹的搜捕活动未达到预期目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长期化趋势已经显现，国际政治仍将受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牵动。

美国总统布什在当选连任后的就职演说中大谈“民主”、“自由”，只字未提反恐。一些美国舆论放话称美国已经超越反恐，走出了反恐时代。然而，愿望归愿望，事实就是事实。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只谈“民主”、“自由”，不谈反恐，主要反映了美国对深陷反恐，其它议程都无条件向反恐让路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焦躁不安，想摆脱反恐牵制，在其它领域有所作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努力把战略关注点向其它领域转移，如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振兴美国经济与竞争力等，但要超越反恐、走出恐怖主义阴影，尚需时日。如再度发生类似“9·11”的恐怖大袭击，美国的战略关注点还会再次向反恐高度集中。三

2004年，各主要大国普遍增加了军事安全投入，军事战略调整步伐加快。这固然与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有一定的联系，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出现这一现象说明各主要大国战略上的不安全感在回潮。

首先，各主要大国国防及安全开支普遍增长，且增幅很大。美国2004年国防开支达4013亿美元，如加上未列入国防预算的国土安全部开支、情报开支、重建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追加开支等，美国用于国防与安全的实际开支约达5000亿美元。2005年，美国国防预算更达4207亿美元，实际国防与安全开支将超过5000亿美元。俄罗斯2004年国防开支达138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19%，创冷战后新高。此外，俄还为车臣战事、军队职业化改革、大型军演及强力部门额外提供了大额专项特别拨款。2005年，俄军费开支将较2004年增加27%，达到180亿美元，如算上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的开支，其2005年国防与安全实际开支将超过200亿美元。日本2004年国防开支为444.7亿美元，仍高居世界第二。印度2004年国防开支达143亿美元，2005年更增至167亿美元。欧洲法、英、德等国的国防开支也普遍呈增势。

其次，各主要大国军事战略普遍大幅调整，以适应安全竞争需要。美国进一步落实先发制人及谋求全维优势的新军事战略，接连出台《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全球战略态势评估》等战略文件。在5月出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美提出以“保卫、防范、战胜”战略替代《四年防务评估》中提出的“营造、反应、准备”战略，其军事战略的进攻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8月提出的《美国全球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削减在欧亚两洲的“前沿部署”兵力，其中驻德兵力将削减一半，部分撤回国内，部分移驻东欧；驻韩兵力削减15000人，剩余部队撤往汉江以南。驻日部队也有一定调整，驻关岛的机动力量和远程打击能力则大幅加强。美此次军事战略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驻欧实力确实有削减，但其驻亚洲军力机动性、科技含量、远程打击能力和灵活性却有加强，美尤其加强了以关岛为支撑点的亚太驻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和灵活反应能力。美军事战略重点东移计划至此已基本明朗化。如美军力调整计划得到贯彻，数年后，美驻亚军力将确定无疑地超过驻欧军力。

2004年，俄罗斯国内外安全环境明显恶化。在外高加索，俄与格鲁吉亚矛盾激化，有在外高加索卷入一场局部战争的危险。车臣问题久拖不决及别斯兰事件突出了俄国内安全威胁在上升。北约进一步东扩、乌克兰政局变化及西方的干预、白俄罗斯被布什政府划入“暴政国家”行列，都使俄不安全感加剧。面对安全困局，俄在大幅增加军费的同时，军事安全理论也朝强势方向作了积极调整，主要突出两点，一是重新确立“先发制人”战略。别斯兰事件发生不久，俄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于2004年9月发表声明，称俄准备对世界任何地区的恐怖分子基地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二是再次确立核威慑的优先地位。2004年11月，普京宣称：俄“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建设武装力量和核威慑力量”。

日本搭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便车，大大加快了军事大国化战略，接连推出新动作。一是先后抛出《防卫白皮书》、《防卫恳谈会研究报告》、《防卫计划大纲》、《2005年至2009年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等文件。内容涉及抛弃和平宪法、扩大自卫队职权、设置自卫军、放宽武器进口三原则等。其中《防卫白皮书》特别强调要提高自卫队对抗威胁及危机应对能力，提出自卫队的三大任务是：应对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威胁，抵御进攻，积极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主张建立多功能且灵活的防卫力量，必要情况下，对敌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且酝酿把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二是借伊拉克战争使海外派兵合法化，接连通过“有事法制”相关7项法案，与前一年的3项“有事法案”形成完整的所谓“有事法制”体系，将日本海外派兵固定化，使自卫队更具全球军事角色特征。三是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并把军事部署重点从东北方面改为“南方”，以应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欧盟军事战略调整重点是增强独立防务能力。2004年11月，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决定欧盟将在2005～2006年建成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到2007年将建成13支各有15000名士兵的“战斗队”。

印度新军事战略一是要打造一支“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二是要建立一支既能全面控制印度洋，又能在太平洋显示力量的“蓝水”海军，三是提高情报搜集和反恐能力。

除增加军费及调整军事安全战略外，大国军事安全竞争还表现在竞相加强高科技军备建设，争夺全维优势。美正式部署NMD，谋求“制太空权”。日本海空军加紧升级换代，尤其考虑购入美“鱼叉”式反舰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及轻型航母。俄罗斯加快军事装备更新，特别是加强核导力量。俄开始用新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替换“台风”级核潜艇。新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可装备俄最新型的“白扬-M”导弹。俄还成功地试射了一种能够携带核弹头、机动变轨、超音速飞行、避开反导拦截、以图-95MS和图-160轰炸机为发射平台的新型核导弹系统。普京不无自豪地宣称，其它核大国近期不可能研制出此型核导弹。印度重新启动核潜艇项目、开始动工建造国产大型航母，并拟购俄罗斯“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印还从俄、美采购了大批先进的远程雷达预警直升机以及以色列的“费尔康”机载预警雷达等先进武器。四

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超出年初的乐观估计。正因为如此，一些著名的国际经济评估机构一再调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全年看，200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5%，创下了过去20多年的最高记录。

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美欧日同步增长，这是以往不曾有的现象。以往的世界经济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增长快慢不一，不能同步。但在2004年，美欧日同步增长，其中日美增长率均超过4%，欧洲主要国家也达到2.5%左右的较高水平。另一个特点是“全面开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步增长，其中俄、中、印三个发展中大国的增长率分别超过6～9%。俄、印经济规模都超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都第一次超过1000亿美元。俄、中、印经济增长加快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俄2004年大幅增加军费就是以其经济强劲增长为条件的。第三个特点是亚太仍然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平均增长率达5.5%，大大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第四个特点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虽然在2004年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增长势头能否持续下去？世界经济是否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是在能源、资源价格的非理性大幅上涨中实现的。2004年，世界石油价格一度上涨到55美元/桶的最高位，全年平均油价也高达40美元/桶。如油价不能回落到理性价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不能不受冲击。二是美国经济不确定因素仍多，主要是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双高局面未见改观，居民储蓄率低，债务越积越多。一个负债经营的帝国又能维持多久？美元下跌对世界经济并不是好兆头。三是日本经济是否进入了“自律性增长”还有疑问，其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油价上扬。四是南北发展的不平衡，继续制约世界市场的扩大。

总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世界经济都没到高枕无忧之时。世界各主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04年，说明经济界对世界经济的隐忧有洞烛先机的理性认识。五

有人说：2004年的大国关系最没有特点。其实，没有特点本身就是一大特点。恰恰是“没有特点”这一表象，刺激人们由表及里，对大国关系进行深层次剖析，理清2004年大国关系不同往年的诸多新特点。

第一，在美国陷入伊重建困境、单边主义回调的背景下，多极化出现新特点。美国回调单边主义，谋求大国合作，其战略本质是单极企图的收敛，也是多极化在经过一番曲折后重新沿上升路线发展的曲折反映。2004年，多极化不仅出现重新上升势头，且表现出了不少新的特点。一是，不言多极化，却造成了多极化势头上升。各大国很少提多极化，媒体也较往年更少系统谈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冲突，只是按个案分别议论美与单个大国的具体矛盾，但多极化却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二是，不言反美，却造成了对美制约。与2003年相比，德、法、俄等反美言论明显减少，各主要大国都有意修复与美关系，回避与美正面冲突。但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自行其是，更加不附美依美。欧洲大国强调欧美是“朋友而不是盟友”。三是，“多强”与“一超”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的特点更突出。在反恐、朝核、伊拉克重建、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多强”与“一超”有积极合作的一面。但在经贸以及其它具体分歧点上，如美欧在秩序观上、美俄在车臣、独联体走势、中美在人权、台湾问题上，“多强”与“一超”该竞争时就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使“一超”有时又像是“多强”中的普通一员。这反映多极化是包含美国的多极化。

第二，大国竞争中的经济因素上升。美欧在市场准入、航空、钢铁等领域，俄罗斯与主要大国围绕俄市场经济地位及“入世”谈判，各大国为扩大对华投资、贸易，日中围绕俄远东油气资源，都展开了激烈竞争。以美元及人民币汇率为焦点，主要大国新一轮货币、金融竞争更是暗潮涌动。

尽管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军事竞争并未停步，但大国经济竞争较以往、较军事及地缘战略竞争更引人注目，这反映了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仍在进行并越来越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已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战略思维，也被俄罗斯及其它一些大国奉为圭臬。

第三，大国多个“三角”联动性加强，国际战略态势酝酿调整。2004年，人们经常谈论的大国“三角”关系主要有7组，包括中美欧、中美俄、美欧俄、中美日、中俄印、德法俄、美日印。其中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是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三组关系。

中美欧三角反映的是一种全球结构及未来世界格局的样式。中美俄三角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中俄是大国中的两个非西方国家。中美、俄美关系在性质上与美欧、美日关系仍有差异，后二者是盟友关系，其矛盾是盟友间的矛盾。中美与俄美则是战略对手关系，最少是潜在战略对手。中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其活动舞台在亚太，而亚太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世界地缘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未来世界如何变，主要看亚太。而亚太如何变，则要看中美日三角如何变。

2004年，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三组三角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反映了未来大国格局三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一是中国走进大国舞台中心，愈来愈成为主角；二是中美关系成为大国关系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三是未来世界格局有可能形成以中美欧三足鼎立为中心的局面。

第四，德日印巴表现活跃，大国“圈子”酝酿变化。2004年，德日印巴四国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引人注目，并成为牵动国际战略形势与大国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四国联手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奋起一搏是它们追求大国地位的集中表现。

德国通过与日印巴联合行动“自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不是向美国等乞求。其大踏步发展对华关系也表现出了德国要作为一个独立大国重登大国舞台的积极姿态。日本为追求大国地位采取的行动已近似于急迫，多了几分浮躁。

日本坚持出兵伊拉克，而且在其人质被扣的情况下，仍坚持维持其驻伊部队不撤退；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急不可待；在俄远东油气管道走向上对中国捣乱、在东海油气开发、潜艇事件等问题上不加掩饰地对中国“呛声”，显然都有摆大国姿态的考虑。

印度经济发展加快，影响扩大，成为各大国竞相讨好的对象。美、俄、德、日等都按大国规格加强了与印度的往来。欧美政治家、媒体甚至把印度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相提并论，视其为新兴大国中的明星国家。在中俄印、美日印、“巴俄印中”（BRIC）以及为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结成的“德日印巴”等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圈子中，都有印度的身影。印度也极力以大国姿态出现，如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开展大国外交、地缘战略上向中亚、东南亚、缅甸全方位出击，甚至主动、单方面从克什米尔撤军，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了大国特有的战略自信。

巴西被德印日拉在一起共同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宝座进军，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巴西总统卡多佐2004年相继访问中、印、俄等大国，并在自己国土上接待中俄等国元首，不但表明巴西有意追求大国地位，而且有把自己定位为非西方大国的倾向。

德日印巴向大国迈进并取得一定成功，表明大国的定义、标准、门坎在变化，大国圈子在变化。大国俱乐部不再是中美俄欧日的专利。这种变化的实质与根源是什么？对未来大国格局、国际体系和世界潮流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皆有待进一步观察，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六“9·11”以来，美国一直未放弃地缘战略扩张政策，只是其扩张在反恐旗号下进行，有很大的迷惑性。2004年以来，美以反恐、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为由，加快新一轮地缘战略扩张，并在欧亚腹地取得了重大进展。其军事战略调整从属于地缘战略调整，为其地缘战略调整服务，实质是以军事实力支持其收紧对欧亚大陆的控制链条，防范中俄，管制欧亚大陆“不稳定弧”上的伊斯兰国家、“无赖国家”，保障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各种地缘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并乘势进一步推进。美国新的地缘战略扩张政策牵动了大国地缘战略关系调整，尤其对俄产生了严重刺激，迫其做出反应。

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奉行地缘战略收缩政策，一个主要目的是以此取悦于西方，争取美国与西方的战略理解，实现被美国和西方完全接纳的政治目标。

但是，尽管俄罗斯一再收缩，美国与西方仍不信任俄罗斯，仍视俄“非我族类”。只要俄仍保持横跨欧亚的头号领土大国地位，美国与西方在地缘战略上就不会放弃对俄防范。为不对俄相逼太急，美在推进至中东欧后，对俄战略遗产独联体的蚕食活动一度减缓。但自2003年占领伊拉克后，美为扩张其伊战成果，向中亚-里海-高加索等地跃进，重新加紧蚕食俄战略遗产，包括谋求扩大在中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直接插手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动荡等。俄为保住在独联体的影响，阻止美进入其“卧榻之侧”，采取了一系列反措施，包括做中亚国家的工作，阻止美在中亚取得新的战略基地，直接干预白俄罗斯、乌克兰政局等。美俄在独联体的争夺使美俄关系出现新的有限紧张，并牵动大国地缘战略关系调整。布什新政府上台后，急急忙忙把白俄罗斯划入所谓“暴政国家”队列，预示美对俄还有地缘政治新攻势，而俄必然要做出更强烈的反弹。美俄地缘政治竞争在2005年可能撞出新的火花。（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

试论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演变

一般说来，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框架的多极格局维持了大约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框架的两极格局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格局则处于重新塑造的过渡期。决定国际格局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两个因素，尤其是实力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性。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实力中心的实力对比，但它牵动各实力中心调整政策，从而引起各实力中心的实力运用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因而不能不对国际格局的运行态势产生影响，最终引起国际格局的调整。本文拟从各实力中心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一、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要理解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先要对伊拉克战争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

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理论界、战略界在给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定性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单极论”。这种观点在美国有一定市场，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iew Brzezinski）为代表，认为美国将主宰21世纪初的世界。他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实力和影响力超群卓世，无人能敌，世界“正在进入第二个美国世纪”。二是回复“两极”结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贝南迪克（Hans Binnendijk）提出，新的两极结构将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一方，以中、俄、印及所谓“无赖国家”为另一方。新“两极”论在其它国家也有一定市场。如俄罗斯有人认同两极结构，但其内涵是指欧、中联合，与美国抗衡。委内瑞拉《宇宙报》则提出中期内将形成以美国与中俄对立为主要内容的两极世界。三是“多极论”。这种观点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为代表，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将是美、欧、日、俄、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极并立时代。基辛格的观点在俄、欧得到较多认同。推进多极化甚至成为法、俄对外政策的支柱。四是“单极-多极论”，这种观点以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为代表。他1999年3月在《外交》杂志撰文说，冷战后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世界一定是单极世界”，世界已进入“一个超级大国”与数个“强国”并存的“单极-多极”时代。美国试图建立单极统治，必然刺激其它强国在争取建立多极世界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并说“单极-多极”并存将持续20年左右，期间“一超”与“数强”不可避免会发生竞争、碰撞。他还按“文明断层线”划分国际格局，认为后冷战时代是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时代”，作为其“单极-多极论”的补充。

国内理论界、战略界虽然有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接受“单极论”，但不占主流地位。我国理论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一超多强”结构和“多极化”趋势，主要的力量中心有美、俄、欧、日、中等。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9·11”事件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很大，各主要力量中心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一超”与“多强”的关系调整激烈。从力量对比看，“9·11”事件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在“9·11”事件中受到的打击主要在精神与心理方面，其物资损失不过千亿美元左右，实力所受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受“9·11”事件刺激，美国全国动员，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增加国防与安全开支，国内实现了团结，对外更积极谋求大国合作，争取各大国支持反恐，其超强实力在和平时期进一步提前释放，优势进一步凸显。各大国也顺应时势，与美合作反恐。国际上一度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国合作局面。美中、美俄、美欧关系都明显改善，大国格局因而出现良性互动。

简言之，“9·11”事件没有明显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一超多强”并立的基本态势没有明显改变，美国超强实力的提前释放是为了反恐而不是为了挑战其它大国或从事大国战争，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一超”对“多强”的力量平衡，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大国相互关系出现变化、调整，国际格局的运行态势有利于国际大和平。

伊拉克战争是对“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反恐局面的严峻考验。围绕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大国出现分裂。美、英在日本支持下，坚持以武“倒萨”。法、德、俄、中等则默契制美，反对美、英对伊动武，并在联合国形成冷战后少有的对美、英优势。结果是，美、英不得不承受政治失分的代价，在没有世界主要大国法、德、俄、中支持或默许下单独发动了对伊战争。

美、英与法、德、俄、中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使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不少人认为大国竞争再度集团化，并由此将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一方以美、英为主，另一方以法、德、俄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印度等。但是，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出现大国集团对峙长期化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美国虽然在伊拉克善后问题上一心确保主导地位，但没有坚持“排它主义”。在其它问题上，如朝鲜核问题、反恐和反大规模武器扩散、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其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依然致力于谋求与其它大国合作。而一度坚决反对美、英对伊动武的法、德、俄、中各国也主动修复与美关系，寻求合作。美与中、俄、日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美与欧、俄在中东和平“路线图”问题上的合作，“八国集团”埃维昂峰会上美与德、法、俄的和解，有关各方在反恐、反贫困、反危机等问题上的谅解，说明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大国分歧、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9·11”后形成的大国合作总体氛围，没有打断大国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总趋势。在伊拉克重建、善后问题上，美国或迟或早也会放弃独占享用胜利成果的单边主义，接纳其它大国参与。

综而述之，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大国对峙只是“9·11”后大国合作大潮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只有局部意义，“一超多强”依然并立，大国依然保持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基本力量结构和关系模式；单极与多极依然保持磨合、竞争与斗争关系；多极化依然保持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如此，伊拉克战争及在此期间大国之间的斗争仍然揭示了“9·11”以来国际格局的不少新特点与新动向。

第一，美国继续享有超强优势。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32.5%，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美2004年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美军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更是无与伦比。

超强实力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和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在涉及美国关键利益的领域，美国有决心、有能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利益，搞单边主义。“多强”作为单个国家，难与美国抗衡。日、德、法、英、中、俄的GDP总量分别约为美国的60%、30%、20%、15%、14%、4%，他们的国防开支总和不及美国，军事技术和远程投放能力比美国落后10-20年。但“多强”各守一点，目标明确、任务单一，足以守住自己的基本利益。“多强”的合力，更可以在全局范围对“一超”形成强大牵制，使“一超”不可能恣意妄为。“一超”与“多强”相互制约，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一个主要特点。随着“一超”优势的逐步削弱和“多强”实力的继续增长，“多强”对“一超”的制约能力将不断增大，“一超”的单边行动能力则会持续下滑。

第二，“一超多强”结构中的角色正在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欧、苏、日、中五大“力量中心说”已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冷战后的“一超多强”也主要指美、欧、俄、日、中并立。但在伊拉克战争中，欧洲的分组离合异常突出，有多重表现，包括美欧裂痕加深、法德与英争吵、“老欧洲”与“新欧洲”的龃龉、俄加大对欧洲的参与，与德、法密切合作等。欧洲不是以一个声音发言，而是各主要成员单独登台表演，英、德、法的立场都不代表欧洲，俄罗斯更不能代表欧洲。“多强”不再是简单的欧、俄、日、中，而是从欧洲分离出来的德、法、英及俄、中、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还加上印度、意大利这样一些次大国甚至土耳其、伊朗这类区域强国。“多强”排序也在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趋于活跃，中国的排序大大靠前，英国对美国更加亦步亦趋。

第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弱化，大国分组离合更加灵活、多变。在伊拉克战争前及战争中激烈斗争的主要大国群，包括全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部核大国。在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短命、临时性的“集团”对抗中，号称制度相同、文化相同、价值观相同、发展阶段相同、被福山断定不会发生“冲突”的西方及欧洲发生了分裂。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法激烈对抗；英国也与其欧洲伙伴站在对立面，这包含美欧分裂、北约分裂、欧洲分裂三层含义。而“半西方”、“半发达”、“半民主”的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被美欧视为“异类”的中国，则成了德、法的反美盟友。美欧在这场“集团”对峙中，显然是按各自的国家利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选择盟友，超越了意识形态因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自冷战结束以来还是头一次。不仅如此，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峙，完全是议题性的。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对峙并不波及其它领域。美国明确提出了“议题决定联盟”的口号。伊拉克战争后，各方修复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中东问题上的合作，说明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冲突没有“可持续性”，这是大国关系成熟的标志。合作而避免永久同盟、对峙而避免大国战争，可使大国依据具体议题决定自己的政策，获得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意味着国际格局从质的方面朝多极化方向推进了一步，预示着未来多极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新趋势、新模式。

第四，大国合作成为基调。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原则，与20世纪蓄意挑起世界大战、“无限制使用暴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德、日军国主义有很大区别。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今后会采取这类疯狂政策。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这一“最佳时期”的到来，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尽管大国间会有种种矛盾，但各大国将竞争有度，在反恐、反扩散、促进地区安全、振兴世界经济等众多领域，仍将加强合作。

第五，国际格局越来越受区域化制约。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有欧洲与亚洲、太平洋两个子系统。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斗争。美、苏都是全球性力量，都有全球行动能力，他们的争夺蔓及全球，无处不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从空间分布看，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因而更像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与全球性的雅尔塔体系有别。美国依然是全球性力量，其全球行动能力和控制能力大大超过冷战时期。但美国却没有一个类似苏联的全球性对手。“多强”都是区域性大国，欧洲各大国的活动重点是欧洲及其周边，英国也是如此；俄罗斯的利益范围界定在独联体及其周边；中国、日本的利益范围主要在亚太。欧、俄、中、日在中东都有以石油利益为主的非核心利益。当前国际格局的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围绕科索沃战争形成的欧洲格局、围绕伊拉克问题及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和石油利益正在形成的中东格局、围绕朝鲜半岛问题正在形成的东亚格局。其中欧洲子系统以美、欧为主；中东子系统以美、欧、俄为主，中、日部分参与；东亚子系统以美、中、日为主，俄、欧部分参与。美国是在所有三个子系统中都占主导地位的惟一大国，其余大国只在其中某一个子系统中起主导作用。这与“一超多强”并存的全球力量结构完全一致。二、新格局中主要大国的位置与政策

美国是新格局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其实力对“多强”享有极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性力量，其所厘定的战略目标、任务也是全球性的，且美国已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其今后一段时间的头等任务。这两方面因素将是美国思考其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多强”判断美国的两个基本点。“9·11”后，美国经过战略反思，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然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2002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实力犹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未解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安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说：“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

第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视“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及由其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家”为主要安全威胁。下半叶，美国视苏联及“华约”为主要安全威胁。为战胜这类大国或大国集团威胁，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军备，组建军事同盟，甚至进行或准备进行“总体战”。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国防开支始终位居全球之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美俄、美中关系依然起伏不定。“9·11”袭击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在此前后，布什总统及其他美国政要也多次公开宣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挑战，已从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尤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国家、没有实体，打了就走，来去如风，传统的军事手段对其无可奈何，“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外交战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但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沉默中进行，做的是诸如执法、交换情报和将做坏事的家伙揪出来之类的事情”，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此种认识，促使美国在“9·11”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调整、改善与各大国、尤其是与中俄的关系。布什总统分别于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两访中国，于2002年5月和11月两访俄罗斯。美国总统如此密集访问一向被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体制外”大国，这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独一无二，表明了美国谋求大国合作的急迫心情和诚意。美称俄、中为“反恐盟友”，与俄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及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向俄提供200亿美元裁减战略武器专款；高规格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元首，把“东突独”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严厉斥责台湾当局的“一边一国论”，以总统名义公开承诺“反对台湾独立”。凡此种种，不但有助于稳定、改善美与中、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关系总体氛围，对促进大国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在伊拉克战争前及其过程中，美国虽然与俄、德、法、中形成对峙，但这种对峙是议题性质的，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成分。法、德、俄都表示，反对美国打伊“倒萨”不等于反美。美国不会因为在伊拉克问题上受到法、德、俄对抗而放弃“9·11”后确立的大国合作战略。今后在朝鲜半岛及朝核问题上，美国将继续争取中、俄、日合作；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将继续与俄、欧协调，并接受德、法、俄、中参与伊拉克重建工程。在反恐、反传染病、恢复世界经济等领域，美国将继续谋求与所有大国合作。“多强”虽然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多强”之间也存在各种竞争关系，但谋求合作也是“多强”对外战略的基本面。“多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虽然还会形成针对“一超”的联合，但只具有“临时性”和局部意义。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是与国际格局三大子系统——欧洲子系统、中东子系统、东亚子系统——都保持直接地理联系的惟一大国，享有地缘优势。俄也是军事上有能力与美一比高低的惟一大国。但俄经济实力只及美国的1/25、日本的1/15、德国的1/6、法国与英国的1/4、中国的1/3。俄仍将以潜心发展经济、致力于提升综合国力为中心任务。为此，俄对外战略有三大支柱。其一，维护对独联体的影响与主导权，这是俄立足根本；其二，继续奉行“双头鹰”外交，但以欧洲为重点，加强与法、德合作，加大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包括参与解决朝核问题及亚洲多边机制。推进中、俄合作则是俄亚太外交的核心。其三，继续加强与美合作，同时也要继续打“多极化”旗号，必要时与德、法、中、印等大国合作，制约美国。

日本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二，但其对外战略受三重因素制约：一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日本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但政治上继续受战败国地位拖累，与经济实力不相称，日本民众已厌倦美国请客、日本买单的外交模式。二是经济已下滑十余年，且还在继续下滑。三是面临中国的崛起及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加快的新难题。日本外交的新课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提升政治地位、恢复经济增长及应对中国崛起。为此，日本今后一是要继续拉紧日美同盟，借美制约中国、保障安全；二是以亚太为外交重心，努力争取亚洲国家的信任，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争当盟主，对其它地区的事务则继续保持低调；三是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可能是带动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发动机”，另一方面，日本要想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有所成就，必须以中日合作为基石，取得中国的谅解。对“多极化”，日本将继续作“壁上观”，总体上会乐观其成。

欧洲各大国作为一支集体力量，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可能性在削弱，德、法合作是例外。法国自戴高乐起，一直保持很强的独立性，今后这种独立性只会继续加强，不会削弱。其独立性的核心内容是对美、英保持独立，今后也是如此。为此，法国今后一是要以德、法合作为基础，继续推进与俄、中合作，并在有利时继续打“多极化”旗号；二是在涉及法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区域，法国将不惜继续对美顽强“顶撞”，但也以美、法关系不破裂为底线。德国因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三、统一取得成功、与法俄关系同时改善、反思战争罪取得成功，政治上打了翻身仗。今后德国将逐步走出对国际事务的“低调”时期，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角色。英国对外仍将背靠美国，继续从追随美国中获取战略利益，仍将游离于欧洲之外，并通过接近“新欧洲”，与法、德、俄竞争在欧洲的影响。三、国际新格局与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当前国际格局总体上是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演变。中国是大国体系中越来越有影响的成员。在一个以“一超多强”为框架、以大国合作为基调、以多极化为发展方向的新格局中，中国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

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改善中美合作关系。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美国既有人视中国为美潜在竞争对手，也有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全球“重要伙伴”，并认为贯彻美21世纪“融合战略”的“最大考验”是中国，主张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则以美国为最大的“交往对象”。鉴于中美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分量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两国能否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合作关系，将对国际格局产生关键性影响。“9·11”以来，中美合作反恐促使两国关系回稳，美国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伙伴”加速调整，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十余年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

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与美政治制度不同，由此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美战略界有人担心中国崛起终将挑战美全球利益，反对完全放弃对华防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反应。中国难以解除对美恢复“遏华”政策的警惕。在政策层面，存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所谓三个“双重推进”，即：对华接触与遏制同步推进、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双轨推进”、在与中国合作反恐的同时又在反扩散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此外，在人权、NMD等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分歧。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导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堪称是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诀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加、墨、日）和第三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墨，超过日本），中美经贸关系对美重要程度有超过美日经贸关系之势，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厚实经济基础。中国可继续努力开拓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增大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又如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维护南亚战略平衡及中亚、东南亚稳定、反恐、反毒等领域，两国也有合作空间，可通过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促使美国真正认识中国是其实现繁荣、安全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的“战略伙伴”。

当然，寻求合作不等于放弃斗争。在台湾、人权、NMD等分歧领域，中国不能一言不发，不能任由美国自编、自导、自演。但斗争要把握时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尤其要做到“衅不由我起”，不向其它领域扩散。中美加深战略理解、互信，把目前的反恐合作及其它合作向各领域推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对实现国际稳定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应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关系。“9·11”以来，中国与各大国的合作关系普遍有新发展。中俄关系连上台阶，《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开始落到实处，两国元首频频互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合作范围包括经贸、能源、科技、军工以及各种国际问题。两国2002年贸易额已达120亿美元。中欧关系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1126亿美元。中日在经贸、投资、金融和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拓宽、深化，2002年两国贸易额更超过千亿美元。为促进21世纪大国合作，消除对抗、冲突，中国应进一步挖掘与各大国的合作潜力。包括继续求同存异，继续挖掘经贸投资及能源交通合作潜力，把经贸合作向战略领域延伸，增大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注意加强多边合作，与联合国协调，建立大国合作的双边、多边新机制等。

第三，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亚太，致力于推进亚太区域化建设。这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亚太地区积极、主动地与美合作，使美相信中美是亚太伙伴，在亚太有共同利益；二是在东北亚与日、韩合作，其中改善中日关系是重点。三是加强与东盟合作，使东盟真正认识到中国是“好邻居，好伙伴”。还包括三个区域重点目标，其一，与美、日、俄、韩合作，解决好朝鲜半岛问题及朝核问题，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其二，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工程。其三，在稳定东北亚、东南亚的基础上，与美、日、韩、东盟合作，共同推动亚太区域化进程。

此外，中国还应继续加速自身经济、政治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但将改变自己，还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在大国排名中居第一，领土面积居第三，但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于美、日、德、法、英，仅领先于俄罗斯。虽然中国已经列名大国，综合国力却难与美、欧、日等超级经济体相提并论，这限制了中国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国际影响甚至不及俄、日，如军事影响力不及俄罗斯，金融和经贸影响力不及日本等。今后一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综合国力新的机遇期。如能抓住大国冲突“退场”、致力于合作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综合国力再攀升一两个台阶，则中国的大国地位、作用和影响会相应增大，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大。（作者系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教员）

试论国际地缘战略态势及其变化前景

当前，受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深入发展等因素牵动，世界地缘战略态势出现不少新变化。观察、分析这些新变化，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一二十年世界地缘战略形态的长期发展趋势。一、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

伊拉克战争后，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变化可用四句警语式的话来表述，即：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变窄了；亚太升高了；中国崛起势头更明朗了。（一）大西洋变宽了。所谓大西洋变宽了，是指隔大西洋相望的美、欧两大地缘战略“玩家”大幅疏远、甚至在一些重大议题上走向对峙。俄罗斯人称之为大西洋“结冰”、美国人提出了“西方世界是否仍然存在”的疑问。

美欧矛盾在“9·11”前已有所显露。小布什上台之初，美欧名流曾隔大西洋激烈争吵过几个月。“9·11”事件暂时打断了这场争吵，美欧关系在反恐大旗下进入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都是纽约人”等通栏标题一度充斥于欧洲不少大报，让美国人为之动容。美欧曾在全球反恐和阿富汗战争中携手并肩。但从2002年下半年起，美欧“蜜月”结束，又回复争吵状态。双方隔大西洋的谩骂、争吵，比“9·11”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及至2003年春夏，围绕“打伊倒萨”，美欧分歧终于全面展开，升级至一个新的高峰。

美欧矛盾是议题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暂时性的还是长远趋势？这是研究当前及今后国际地缘战略态势必须弄清楚的核心问题。要弄清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弄清引起美欧矛盾的总根源。

认识美欧矛盾的根源可从分析力量关系、战略文化、战略诉求、行为方式等四大要素入手。

首先，从力量关系看。美欧关系曾长期保持美主欧从模式，其成因一是美强欧弱的力量对比，二是前苏联对欧洲的安全威胁迫使欧洲不得不倚重美国的军事保护。现在这两个成因都发生变异。在实力方面，经过数十年发展，欧洲实力大增。目前欧盟15国人口比美国多1亿，GDP之和已超过美国，外贸总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一体化有质的突破，欧洲独立的军事力量建设正在取得进展，欧元已流通两年，2004年将有10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届时欧洲实力将进一步增大。在安全方面，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使欧洲解除了长期安全威胁，欧俄已从历时数百年的地缘政治对抗中解脱出来，建立起全面合作关系。欧洲不再需要美国“保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行动自由，因而寻求与美平起平坐，不再接受美主欧从模式。不仅如此，欧洲的崛起还使美欧从昔日的主从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欧美竞争像所有大国竞争一样，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安全等领域。当然，也要涉及地缘战略竞争。

其次，从战略文化看。欧洲历经数百年王朝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尸山血海和战争残酷，且最后仍不免整体沦落为美苏冷战中的羔羊，因而开始摒弃在欧洲历史上久盛不衰的尚武主义、沙文主义和各类战争文化，转向和平主义。冷战后欧洲军费开支长期低于GDP的2%。甚至因世仇曾不共戴天的德法两国也实现了战略和解。而美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痛苦经历，除了朝战、越战外，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是胜利一方，美国军工集团也需要通过推动战争和扩军备战实现最大利润。冷战后，当尚武文化在欧洲式微时，在美国却有了新的土壤。美国接连取得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胜利，2003年又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且这些胜利都是在近似于“零伤亡”中实现的。结果，“新保守主义”与尚武文化在美大行其道。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世界，军费开支超过欧洲军费开支总和的两倍。

再次，从战略诉求看。欧洲谋求推进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挥联合国作用，对南方不发达寄予较多的理解，在外援、减免穷国债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解决环境恶化方面愿意承担较多的义务，在国际事务更愿意采取合作姿态。美国则要利用其“一超”优势，打造一个“新帝国”，扩大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性主导地位。

最后，从行为方式看，欧洲主张以和平、多边、合作、法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美国则倡导“先发制人”，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倾向于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施行单边主义。正因为如此，美欧在联合国作用、单边还是多边、法治原则还是武力原则，在伊拉克、伊朗、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禁雷公约、温室气体排放、经贸等具体领域，无不矛盾重重，充满争执。

总的看来，美欧矛盾已超出议题与战术范畴，发展成长期、带战略性的结构性矛盾。虽然美欧经济上相互参与度很深，战略上依然互有所求，双方很难完全脱离关系，但双方要退回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已经不可能，这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地缘战略态势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大西洋确实变宽了。虽然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但在2003年尤其加快，伊拉克战争使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清晰、更深刻、更突出、更一览无余。（二）太平洋变窄了。所谓太平洋变窄了，是指隔太平洋相望的美国与亚太国家关系更密切，美国更重视亚太。美国与亚太的关系进入一个更快速、更全面、更对等、更相互依赖的发展阶段。

经济上，美国在亚太的投资额已超过对欧投资额。美与亚太各国的贸易额占其全球贸易额的40%。在美四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有两个在亚太，即日本与中国。以2003年5月为例，当月美中及美日贸易额分别为139亿、136亿美元，在美最大贸易伙伴中排名分别居第三与第四。日本与中国还分别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号与第三号认购大国。日、中及亚太其他国家出资购买美国国债和有价证券已成为美国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柱。在欧洲经济低迷及欧盟内部经贸、投资关系持续扩大的情形下，美国在欧洲拓展市场日益困难，不得不把其经贸、投资重点转向亚太，特别是投向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美国能否实现经济振兴越来越取决于其与亚太经贸、投资关系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亚太仍然以美国为最主要的经贸、投资伙伴，亚太不少国家还在安全上依赖美国。

政治上，随着美欧矛盾上升，美国因“同文同种”而对欧洲的“天然”亲近感在淡化，因“不同文、不同种”而对亚太国家的偏见及种种“优越感”也在淡化。美国政要在批评德、法是“老欧洲”的同时，盛赞“民主”与“市场经济”在亚太的发展，盛赞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台湾、香港等是有色人种“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样板，甚至也对中国内地“市场经济”及“政治民主化”进展赞赏有加。美国已把亚太国家视为其“民主”与“市场经济”的伙伴。

安全上，美国反恐、反扩散主要以亚太为平台。美国在亚太及其濒海带的新增战略投入远远超过其在欧洲与大西洋方面的新增投入。美新一轮全球军事战略调整的重点是对亚太的军事战略调整，包括更重视关岛、澳大利亚、东南亚与印度洋等。为了解决朝鲜核危机，美与亚太主要国家中、日、俄、韩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多边合作，这与美在伊拉克问题上与法、德对抗形成明显对照，也与美扶植“新欧洲”、遏制“老欧洲”形成对照。在伊拉克善后问题上，美更多地借重亚太力量而不是欧洲力量。驻伊拉克美军越来越需要从日、韩、澳、泰、菲、新等亚太国家获取支援。重建伊拉克主要从亚洲国家获得资金。深入反恐、重建阿富汗也需要借重中、日、印、巴、东南亚等亚洲国家。

外交上，美与亚太国家的高层往来越来越密切。冷战时期，美国总统几乎每年、国务卿几乎每月都要出访欧洲，但冷战后，美政要对欧洲的访问次数明显减少，“9·11”后尤其如此。美对亚太国家的高层访问却有增无减。2002～2003年，美一年之内与中国举行了四次峰会。美国总统2003年10月出巡亚洲，一次巡访了亚太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赖斯在东北亚各国来回穿梭。美国总统对APEC峰会逢会必到，即使在进行阿富汗战争的紧要关头也是如此。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布什总统在出席2003年法国埃维昂“八国集团”峰会期间，未待会议结束就提前退场。（三）亚太升高了。这是指亚太在欧亚大陆及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英国《金融时报》载文评论说，亚洲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预言如果亚洲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发展，将宣告欧洲、北美“世界统治地位的结束”。

冷战结束以来的10多年，亚太主要国家总体上保持持续繁荣局面，与欧盟、北美两大经济板块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平。2003年，又是亚太继续保持高增长的一年，据亚洲开发银行（ADB）年末公布的数据，2003年亚太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5.7%，不仅高于北美、欧洲，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在与“非典”进行艰难卓越斗争的情况下，仍取得年增8.5%的好成绩。低迷10多年的日本已出现复苏迹象，2003年增长率约达2%。印度的增长率超过5%。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增长也普遍加快。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亚太区域化、自贸区谈判也取得了空前进展，并开始从经济区域化向区域安全合作推进。“东盟+1”、“东盟+3”机制更加成熟，为区域经济合作奠立了基本框架与方向。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为区域安全合作树立了样板。围绕解决朝核问题形成的“六方会谈”机制则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准备了条件。一个区域合作不断发展、深化，经济长期繁荣的亚太必然更能与北美、欧盟并驾齐驱，更能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亚太还是国际矛盾的焦点地区，恐怖与反恐怖、扩散与反扩散、衰退与反衰退三大矛盾在亚太都有反映，这里因而是国际社会从事三大斗争的主要平台。亚太也是单极与多极激烈碰撞的主要舞台，各主要大国普遍加大了对亚太的战略关注。美国地缘战略活动的重点已转向亚太，俄罗斯及德、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向东看”。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军演”、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公投”；欧盟派代表团访问朝韩、介入朝核危机，表明它们普遍在增大对亚太的战略关注与投入。包括中东、中亚、南亚、印度洋、东南亚、东北亚等在内的亚洲濒海带尤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区域。（四）中国崛起势头更明朗。冷战后10多年，中国的崛起势头一直在加快，但2003年的变化有转折意义。尽管有“非典”影响，中国经济仍保持8.5%的高增长，甚至超过过去几年的增长率，证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有能力继续保持又一个较长周期的高增长。2003年，中国GDP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已接近英、法；外贸总量达到8512亿美元，已咬住日本；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对世界金融、贸易、投资、汇率甚至主要产品如粮食、能源、钢铁、有色金属以及各类日用品等的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明显增大。简言之，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

2003年也是中国积极塑造战略环境、突出“有所作为”的一年。以积极介入朝核问题为契机，中国外交亮点闪烁，“负责任大国”形象进一步凸显，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通过灵活应对伊拉克战争、积极介入朝核危机、与东盟签署《和平合作友好条约》、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印、巴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与周边国家增强了战略互信，周边战略依托带得到加强、巩固。通过开展平衡、务实的大国外交，中国与美、欧、俄的关系都有新发展。

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更重视中国。中美关系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美视中国为解决朝核危机、反恐、重建阿富汗及促进亚太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伙伴。2003年9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称中美关系进入尼克松时代以来的“最佳时期”。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美国总统布什对温家宝优礼有加，宣称中美是“外交伙伴”，明确表态反对台湾“设法、哪怕是通过全民公决方式改变与大陆的关系”。《纽约时报》评论说：布什政府给予温家宝的“礼遇”是其他国家“二号人物”不曾得到过的，表明“中国在华盛顿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欧、俄领导人纷纷访华，加强与中国的高层联系。周边国家、包括印度等曾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在内，普遍视中国崛起既势不可挡，也是一种机遇，谋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合作，搭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纽约时报》称中国正在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某种新型的亲密关系”，而亚洲也“对自信的中国越来越热情”。二、大国地缘战略调整出现新特点

当前国际地缘战略态势的变化，对大国地缘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美、欧、俄、日等主要地缘战略“玩家”纷纷根据国际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调整地缘战略，并各有其特点。“一超”与“多强”频频互动，出现新的分组离合。各大力量既合作，又竞争，二者并行不悖，争夺能源、战略制高点和主导权的竞争暗潮涌动。美、欧、俄尤其普遍加大了对亚太的战略投入，日本战略上也加紧回归亚太，这显然是对国际地缘战略态势四大变化的战略反应，这些调整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地缘战略态势的四大变化。

美国地缘战略调整显示了五大特点。“大西洋变宽”与“太平洋变窄”形成强烈对照，折射出美国欧亚地缘战略重点转向亚洲，这是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的头一个特点，是世界及亚洲力量对比及战略形势变化的产物，同时也对全球及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

2003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投入具有全方位性质，进攻及主动“塑造”姿态更明显。中东方面，美发动伊拉克战争，实现对伊军事占领，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的控制与威慑。美在海湾的驻军已超过20万人，且已摆出要在伊拉克长期驻军的姿态。东北亚方面，美增大对朝施压，参与“三方会谈”与“六方会谈”，力图动员东北亚各国与美全面合作，迫朝“无条件”弃核，孤立甚至搞垮朝鲜。东南亚方面，美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关系，特别是大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包括扩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鼓励东南亚国家出兵伊拉克、美舰第一次访越并试探租用金兰湾基地等，谋求恢复冷战时期对东南亚的影响。在中亚，美对中亚各国的经援、军援急剧增多，并谋求替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国家武器供应与军官培训的主要来源。美军在中亚长期驻扎的意图也更明朗。此外，美国还大力加强对阿富汗反对派的军事“清剿”，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在中亚经阿富汗往南到印度及印度洋的垂线上，美国的战略地位全面加强。

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的第二个特点是企图分裂欧洲，扼制欧洲对美独立性的蔓延、扩展。为此，美采取了三个大动作，一是借伊拉克战争挑起“新欧洲”与“老欧洲”之争，在欧洲打“楔子”，以求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指斥坚持反对美“打伊倒萨”的德、法、比等欧陆“核心国家”代表“老欧洲”，而把支持美“打伊倒萨”的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为惩罚“老欧洲”，美拒绝其参与伊拉克重建工程，而对“新欧洲”优礼有加。二是着手调整驻欧美军。美计划把驻德美军向中、东欧的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前华约国家迁移，这将使美在欧洲的地缘战略重心向东转移，在中、东欧的影响进一步跃升。三是千方百计阻止欧洲获得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防务能力。拉姆斯菲尔德一再批评欧盟防务计划“有损北约稳定”，坚持要把欧洲军事力量纳入北约框架，坚决反对欧洲拥有在北约框架外独立行动的自由。

第三个特点是在伊斯兰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大力投棋布子，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控制。伊拉克战争前，美经过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控制了巴尔干、中亚，在南亚与东南亚建立了新阵地。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占领了伊拉克，在西非及高加索、里海地区扩大了政治、军事影响。加上驻德美军向中、东欧转移，美在伊斯兰世界及其周边的地缘战略部署已经到位，完全实现了对伊斯兰世界的全方位战略控制。

第四个特点是更突出能源争夺。美2003年的地缘战略“塑造”活动无不与能源争夺有关。伊拉克目前的石油储量达780亿桶，未勘探储量为510亿桶。有人甚至估计其远景储量可能超过沙特，居世界第一。美“打伊倒萨”的一个主要战略动因是为了控制伊拉克及伊斯兰世界的石油。美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结束后，继续在中亚驻军，则是着眼于中亚、里海的石油。出兵西非、扩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也与石油及石油运输通道安全有关。此外，美还对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及里海石油管线的走向不断施加各种影响。

第五个特点是更突出军事控制与武力威胁。在战略思路上，美认为准备大国战争不再是美地缘战略的主要目标，美地缘战略的首要目标已转换为应对恐怖主义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不对称威胁。在军备建设上，美更注重加强军队的机动性、灵活性，海空军与外空活动能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情报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着手实施能从本土对全球任何目标发动直接打击的“Falcon”技术等，为“先发制人”做准备。在军事部署上，美军战略集群规模缩小，因而更灵活，能占据更多的点，控制更大的“面”。由于前沿部署重点转向亚洲，美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之角及印度洋、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更精干、反应能力进一步加强，美对亚洲沿海及伊斯兰世界的突发性事件能做更迅速、有力、坚决的军事反应。

当前俄罗斯地缘战略活动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继续加强与德法等所谓“老欧洲”的关系，牵制美国。二是努力恢复、扩大在中亚、里海与中东的影响。俄恢复在吉尔吉斯的空军基地是其在地缘政治上实行十多年“总退却”以来极为罕见的战略行动，表明俄决心维护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影响，也表明俄已恢复战略自信，结束了持续十余年的“总退却”。在必要时，俄为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会不惜用强。俄也谋求进一步加强在塔吉克的军事存在。俄还公开向美叫板，对驻中亚美军下了“逐客令”。俄总统普京在今年10月访问吉尔吉斯时就俄在吉尔吉斯恢复空军基地一事表示：“美军的基地是暂时的，而俄罗斯的基地却是永久性的”。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说得更明确：“美军驻守中亚只限于反恐作战的必要时期”。在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危机中，俄与德法协调立场，与美较量，显示俄仍然是有影响的欧亚地缘政治大国。在格鲁吉亚危机中，俄也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三是积极加强亚太外交。除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与中、印合作关系外，俄还积极介入朝核危机、参加“六方会谈”；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增加对东盟国家的军售；在台湾当局闹“公投入宪”的敏感时期，俄公开声明“反对”台湾独立、重申“一个中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代表”等原则。四是更注重能源出口的地缘政治效益，加强能源外交。冷战后十多年，俄因经济困难，对石油出口依赖很大，主要关注石油出口的经济效益。2003年俄经济好转，GDP增长率达7.5%，GDP总量超过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660亿美元，经常项目盈余增加，财政收支转亏为盈。俄2003年1月的石油日产量达802万桶，占世界同比的10.33%，已咬住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且有超过后者之势。世界对俄石油的依赖进一步增大，大国围绕俄能源展开了激烈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俄在继续关注石油出口经济效益的同时，重新关注其政治价值，力图通过石油出口带来更大的地缘政治效益。这是俄在“安大线”问题上后退、“安纳线”计划升温的一个重要地缘政治背景。俄能源出口及其管线建设今后将使经济效益与地缘政治效益实现更密切的结合。争夺俄能源供应的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将更激烈。

欧盟地缘政治活动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其坚持脱离美国地缘政治轨道、做国际格局中独立一极的地缘政治要求，法、德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争斗是这一特点的集中表现，“新欧洲”与“老欧洲”对立是欧盟在与美国竞争中难以避免的政治“阵痛”。美国因享有某些优势，对“新欧洲”暂时有一定的吸引力、诱惑力。但“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分歧是议题性的，不是战略性的。地理上的接近使“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天然联系无法解脱，这是地缘政治的不变逻辑。“新欧洲”最终会回靠“老欧洲”，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会由“老欧洲”主导，使“新欧洲”与“老欧洲”相互兼容。欧盟地缘政治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其他大国普遍加强合作、消弥竞争。德法与俄在伊拉克及中东和平进程、伊朗核危机等问题上加强了协调，形成了针对美国的战略合作。欧俄首脑频频互访，相互关系继续升温。欧洲各大国尤其注意加强对华关系，德、法、英等欧洲大国首脑相继访华，并把对华合作关系落在实处，体现了对华合作已成为欧洲长期地缘战略的一部分。

日本地缘战略活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继续经营亚太、尤其是苦心经营从中东到日本的石油海运线沿线要点。为此，日本主动介入朝核，抓住机会挤进了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推进与东盟的FTA谈判，加强与东盟及印度的各种战略关系，并抛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试探性气球；日本是阿富汗重建的最大出资国，在中亚也积极拓展影响。日不但出兵伊拉克助美“维和”，还同意出资50亿美元助美重建伊拉克。二是关注能源问题。日本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不无确保甚至扩大在中东石油利益的考虑。在中亚加强活动也有扩大石油“补给”来源的战略考虑。其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在中俄之间打进“楔子”，用巨额投资诱惑俄罗斯，对中俄落实“安大线”计划产生了消极影响。以能源合作为契机，日俄关系出现发展势头。年末，日本首相小泉访俄，与俄发表了推进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日俄关系的发展将对东北亚、亚太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日本首鼠两端，既想改善对华关系，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实惠，又不甘接受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亚太影响的扩大。因此，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思想落后于现实，行动落后于言词，在历史认知、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等问题上不肯妥协，甚至在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问题上不惜开罪中国，摆出“搅黄”中俄“安大线”计划的姿态，同其加强日印合作、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做法形成对照。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疑虑是日本开展东南亚外交及与印度、俄罗斯等发展关系的地缘政治动力。日本这一地缘战略姿态在中国完全崛起前，还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将成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给今后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罩上阴影，同时也不利于亚太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健康发展。三、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变化前景

世界地缘战略态势及大国地缘战略的变化、调整表明：“9·11”事件对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冲击已告一段落，世界进入新一轮地缘政治关系的调整期，新的地缘战略关系正在形成，并显示出若干新趋势。（一）美国“9·11”以来的地缘战略扩张冲顶回落，将进入一个消化、反思、调整阶段。因“9·11”事件而激活的美国实力已达到阶段性峰值。伊拉克战争既展示了美国的“超强”实力优势，也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在反恐旗号下，美国占地甚广，地缘战略线一再拉长，先后在阿富汗、中亚、南亚、东南亚、西非投入军力，伊拉克又拖住了20万美军，美战略上已“扩张过度”。美虽然在伊拉克取得了军事胜利，却不能实现对伊政治控制，显示美“神力有边”，其实力与其所追求的目标不相称，也显示了在全球化及技术高度发达，“自由”、“民主”高度发展的21世纪，大国要做“帝国”梦，谋求对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比历史上的任何帝国更困难、更缺少现实性。正因为如此，美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联合国与各大国。对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的处理也相对温和，未连续实施其“先发制人”战略。今后一个时期，美欧矛盾的展开、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长期化、恐怖袭击对美威胁的持续升高，重建伊拉克的困难，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将继续对美产生牵制作用。美虽然不会从根本上放弃“新帝国”理念，还会在局部、尤其是亚洲濒海带采取某些进攻性地缘战略“塑造”活动，如对朝施加新压力、加强在东南亚的战略活动等，但美进攻性与冒险性会有一定收敛，不会轻易再开辟新战场。（二）大国地缘战略关系较以往明朗、稳定，“一超多强”不对称平衡关系基本形成。美欧矛盾难以调和，双方关系中的竞争面将进一步上升。在10月联合国有关伊拉克问题的会议上，美为筹集重建伊拉克的费用到处“化缘”，法德却始终捂住自己的钱箱，不肯往外掏钱。在最近总价值186亿美元的伊拉克重建工程招标中，五角大楼明令禁止反对美“打伊”的法德俄等国参与竞标。美俄在中亚、中东、里海、高加索等地的地缘战略竞争将继续展开。美作为全球大国，享有总体实力优势，其地缘战略视野与目标具有全球性。但美目标太多、战线太长，到处伸手、到处分散力量，机动力量不多，不可能在每一个局部都占优势。多强虽然总实力不及美国，难以单独与美抗衡，但多强目标简单，力量集中，能抱元守一，各守一片天。欧盟主要关注欧洲及地中海沿岸等欧洲周边的地缘战略利益；俄罗斯的战略关注点主要是其周边地区，包括独联体、中东及东北亚；日本主要关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印度的主要关注点未超出印度洋沿岸。这样，多强在各自的关注点上，能集中力量，牵制美国，通过一个个的局部均衡造成总体上的“超”、“强”均衡与大国均衡。美要解决东北亚与东南亚问题，必须与中、日合作；要解决南亚与印度洋问题，不能不与印度合作；要解决中亚、里海、高加索问题，就不能抛开俄罗斯；要解决巴尔干、中东欧问题，依然要借重欧盟；而要解决反恐、伊拉克重建、中东和平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与世界经济问题，美不能不与所有大国合作。虽然大国竞争难以避免，但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只要战略力量对比不发生根本变化，大国这种相对稳定关系就能继续维持下去，世界因而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局面。（三）能源争夺将更加激烈。伊拉克石油工业重建及新油田开发、里海-中亚地区包括土库曼、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丰富油气资源、西非近海及其沿岸、俄远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将引起各大国更多的战略关注。从这些地区通向消费地的油气运输管道走向也同样是各国进行争夺的内容。目前美国在国际油气资源争夺战中握有主动权。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控制了伊拉克油田。在中亚、阿富汗及高加索战略影响的扩大使美在里海-中亚油气资源争夺中也掌握了主动权。美在西非的石油份额因出兵西非及布什访非而急剧增多。美国公司还在俄远东油气开发中抢了位。俄罗斯因横跨欧亚、土地辽阔、有大量未勘探地区、远景储量丰富，是大国中惟一的石油出口大国。据估计，俄未开采石油储量达1370亿桶，未勘探储量达1150亿桶，皆居世界第二。俄不但不存在油气匮乏之虞，且还可利用其石油出口国地位，玩石油牌。日本在中东油气争夺中主要搭美国便车，在远东则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与中国争夺俄罗斯油气资源。（四）亚太上升势头继续加快，成为国际地缘政治活动的重心及地缘战略调整最活跃的地区。2003年，亚太GDP总量与贸易总量已与北美、欧洲旗鼓相当。今后10年，亚太还将继续保持比北美、欧洲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届时亚太经济、贸易总量将超过北美、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中、印等国的崛起尤其将冲击亚太及全球战略力量配置与地缘政治格局。但是，亚太与北美、欧洲相比，地域辽阔，地缘政治关系复杂，不但国家多、民族多，而且宗教、文化、政治关系也呈多样化，充满了各种矛盾。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力量结构变化尤其将引起亚太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碰撞。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中亚的热点问题短期难以根本解决，亚太仍将是世界上热点最集中的地区。目前，亚太经济、政治与安全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美、俄及欧洲主要大国已把地缘战略关注重点转向亚太。争夺亚太主导权正在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内容。（五）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将继续大幅跃升。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20多年潜心发展，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已成长为亚太与世界大国。中国在亚太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今后2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增长。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指标是：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也就是4万亿美元。高盛公司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马丁·沃尔夫预测到2010年左右，中国的出口额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崛起是足以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大事。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结构及地缘战略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首先是大国结构相对稳定，虽然大国间仍然进行各种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但各大国都无意为大国战争做准备或推行刺激大国战争的对外政策。美国政界、精英层不少人对中国崛起有种种猜疑，最极端的观点如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因为“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比美国还强大的超级大国”，而一个“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他主张美国采取措施，设法延缓中国的崛起进程。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美国的主流意见，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会采取约翰·米尔斯海默所主张的极端政策。11月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德克萨斯就中美关系发表长篇演讲，宣称中美关系“在下一个5年将有更大的发展”。中美关系及大国地缘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个条件是亚太保持繁荣，与中国的睦邻合作、互利互信、共存共荣关系在加速发展。“中国威胁论”正在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机遇论”，即普遍想搭中国崛起的快车。《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机遇，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日益增大。有了这样一条稳定的周边战略依托带，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还会加速，会更有保障。而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更能促进亚太及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进步。（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二十多年来，“全球化”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全球化对国家的挑战及其解决方式，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1世纪国家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国家与国家主权的历史回顾

主权是民族国家特有的根本属性和固有的排他性权力。国家主权，是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构成要件，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主权在对内方面，对一切事务和人有最高权力，国家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即属地最高权和属人最高权；主权在对外的独立地位方面，表现为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独立，不受任何别国的管辖和支配，即独立、平等、自主。让·布丹第一次提出主权概念时就指出，它是一种对内对外绝对和永久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用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的定义来描述的话，主权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最高法律权威，它可以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制定法律，它独立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权威，并依据国际法享有与其他民族的权威平等的权利。”

传统的主权国家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17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成为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一般都接受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国家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现代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它在与中世纪三种势力即宗教势力特别是教皇的势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以及各种行会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政治权力的主要形式。文艺复兴运动激起了当时西欧人的民族意识，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权威，这些都有利于形成王族的世俗权威。17世纪标志着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制度的开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享有排他性的权威。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这种国际制度的代表。王权成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是本国法律的最高权威。与此同时，各国统治者都认可了一项原则：不干涉别国事务。这就是较早的独立主权的法律观念。近代欧洲国际最早赋予民族国家以权力及其统治职能的含义，不久又将主权概念与民族国家相结合，以此表示民族国家的对外职能。把主权与民族国家相互结合，又对外转而用于对内的国民共同体，这是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出现的。

近代关于主权的经典理论一直被民族国家视为圭臬，在实践中，当代国际社会仍以主权国家体系为核心构架，主权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是国家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在实践与理论上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是一个基本事实，它表现为伴随全球化进程，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主权权威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与削弱。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经济发展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分工发展及人类能动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其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的限制，逐渐减少国家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决策权，这就使国家主权本身受到挑战：本来是一国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干预和调节；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因此，在全球依存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国家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全球性规则、相关国际组织及他国的利益，主权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国家主权的否定主张早已有之。理想主义者英国的拉斯基认为主权是战争的根源，“国家主权若不消失，国与国的理性生活终不可能”。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威尔逊、法学家狄骥都是激进的主权否定论者。由于当时主权的内涵界定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这一时期对于主权的抨击主要集中在政治主权，反映的是一战后对战争的反思。全球化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新一轮否定浪潮，是从经济主权入手，焦点在市场经济扩张与国家制度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具体地分析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权威的衰落。她指出：“国家的权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防务，即确保社会免于暴力；第二是金融，即维持货币的存在，使之成为可靠的交换手段、结算单位和保值工具；第三是提供福利，确保大量财富的某些收益能转到老弱贫困者手中。而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在这三方面的权力都严重地衰落了。”美国国际公法教授路易斯·汉金称：“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东西。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化，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了全球化导致主权国家衰亡的论点。例如，肯尼切·奥玛指出，全球化消除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职能，民族国家将由区域组织所取代；本杰明·巴伯认为，全球化产生了新的经济力量和统一文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中新兴力量的代表，具有融合全球文化与经济的特质，最可能取代民族国家；而赛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共同体正在代替冷战体系，世界边界正因此而重新绘制。全球化的争论事实上提出了在人类活动走向整体化或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主权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三、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

在对主权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争论经常陷于一些概念的界定：主权是抽象的性质上的规定，还是一些具体的职能？主权是可以部分转交给非主权行为体来享有和执行，还是不可分割的？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把层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他认为，“一个系统是由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着的单元组成的”。层次分析法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层次的划分，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成几个相对容易清楚界定的变量，然后再从各个变量的具体现实和发展变化，去揭示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发生原因和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主权的概念里，既有体系层次的规定性内容，又有国家单元层次上的意义。国际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是抽象的、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分散性和无政府性决定了其基本组成单元——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是同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法理上都不能要求对其他国家拥有权利，因而体系层次上的主权是同质的。主权是一种历史规定的属于一个非常排他的政治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主权可被视为国际共同体颁发的、使它在某一片领土上成为一个独立政府的许可证。但是，主权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实质上不平等的冲击。由于“国力就是主权的必要条件，但并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任何情况下，国力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力量强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因而倾向于利用结构和进程力量奉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否定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性。而较弱小的国家处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综合国力较弱，总体上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劣势位置，主权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对抗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由此看来，国际体系在给予其组成单元以形式上的主权平等地位的同时，又在实质内容上否定着单元的主权规定性。主权在创造自身时又否定着自身，这就是主权陷入的困境。

既然主权的困境来源于体系和单元间内在的结构性紧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除这种紧张，又如何消除这种紧张呢？从原理上讲，除非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和单元本身的性质，否则这种结构性紧张是现存的国际体系所固有的，因而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但承认这种结构张力的内在固有属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屈从于体系的结构进程的压力。应该看到，这种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大大缓和的，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结构、参与体系的进程来消解结构和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压力，促使不平等的结构和进程向着平等、开放和民主等更有利于落实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性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这一进程中国家主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保证在单边主义的状态下做出重大决策，所有国家都要在全球政治空间中进行决策，调整自己的国内行为和国际行为。因此，主权内涵、功能、行使方式的调适是难以回避的历史课题。“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而明确的要求，是重新思考主权问题——并非要削弱它的本质，而是承认它或许可以采取不止一种形态和发挥不止一种功能。”不同的国家可以“割让”部分主权，建立经济、政治联合体，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甚至全球联合。欧盟就是“主权让渡”的成功范例。成员国通过一体化获得了主权实现的一种新方式——主权的二次行使。四十多年来，西欧国家通过主权让渡，把一体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经济（如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货币、统一大市场等）、政治（如欧洲议会等共同体组织和欧洲公民资格、共同海关等）、法制（如欧盟法律的优先适用性）、外交等方面的整合，把合作从“外捆式”转变到了“内嵌式”，具有了国际法主体的资格。欧盟发展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成员国向其转让部分主权和国家职能的结果。主权原则在欧洲一体化中并没有被废除，主权只是越来越以共同的形式出现。四、国家主权的内涵演进

国家主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始终是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而发展和变化的。主权萌芽于16世纪，是在西欧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政治权力开始集中并得到加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布丹与格老修斯的主权学说应运而生。传统的国际法强调“绝对主权”，认为国家主权不仅在其领土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不存在其他更高的权威或国际法律可以约束其主权行为。这种学说，对于铲除中世纪末期的贵族割据势力、反对教会特权、建立君主专制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则进一步发展了主权的绝对性，主张主权不仅是不可侵害、不可转让的，而且是完全绝对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主权”和“议会主权”等新的主权理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议会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将绝对主权发展到顶点的是德国学者黑格尔，他认为主权不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巩固国内统治和进行对外争夺的武器。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绝对主权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片面强调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只会加剧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到18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向外扩张和殖民的步伐，但是在欧洲向世界的殖民扩张所形成的国际殖民体系中，主权原则只适应于大国，而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享有的主权是有限的。这实质是一种“国家主权分割论”，西方国家正式以此理论为支持对广大亚非拉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主权观念的初期变化，确立了近代西方对主权的基本理解，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权对外价值在于规范西方国家间关系，国际法对主权的确认保证了西方国家关系的机制化和相对有序化；二是主权对内价值在于确立了人民主权论，现行社会制度得以拥有了合理和合法的权力基础。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冲垮了殖民体系。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发展民族经济，新兴国家纷纷主张民族自决，并积极扩展主权的内涵，将其扩大到经济领域，确立了国家经济主权原则。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都认可、坚持主权平等原则。而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增强，客观上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出现了国家间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协议相互让渡经济主权、加强国际合作的现象，主权的表现方式和行使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同时，“主权淡化论”、“主权过时论”一度盛行。

通过以上对国家主权的内涵演进和历史意义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主权学说自出现以后就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当代以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并不成熟和完善，它源于西方文明，曾是西方文化价值的载体，其中既包含着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方面，也残留着将被历史淘汰的旧观念。主权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历史进程而演化，必然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与变动中的国家利益相适应。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权问题上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这意味着主权的特性、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发生变化。主权日益由一个一元的法理学概念向一个包含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多面体转化。而在主权原则普及成了一项全球性原则之后，主权从基本的规范性功能转向了利益实现的功能，这时的主权就需要在行使方式上作新的界定。五、国家职能的新变化

全球化是对所有主权国家的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来得更加紧迫和尖锐。因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自身完成转型的过程。一是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管理方式的转变，二是由农业经济或半工业化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两个转变过程本身就会引起社会结构、经济关系、组织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巨大变更。因此，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改革不适应全球化的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项急迫的任务。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职能的新变化，主要涉及到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都是人类塑造的文明，但两者的关系却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市场强调经济独立和选择自由，是以个人与企业为中心，而国家强调政治的干预和选择自由，是以国家为中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侵蚀市场的领地，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场不断扩展其空间，不仅规制着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和行为，还引导着公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消费，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福利和行为方式。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效忠逐渐转到对市场、企业和公司的效忠。“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目前不断膨胀的国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悖的，国家的前途在于精简自己，归权于市场。”

主权国家回应的根本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法，切实维护国民利益。回应意味着政府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市场竞争的基础和前提部分、市场竞争的环境和规则以及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国家主权功能的表现方式不是政府支配，而是政策性的间接性的支持和服务。主权国家的回应不是否定市场作用，而是使市场和国家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使市场功能与国家功能彼此协调，在增进民族利益的目标上达到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在受到侵蚀和弱化的同时，新的主权内涵也出现了维护和强化的倾向，只不过与以往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机制有所不同。正如彼得·伊文斯所说：“全球化的经济逻辑本身并不注定（国家的）销蚀。虽然全球化确实使国家丧失一些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但它也提高了国家有效行动的潜在收益以及国家整体性乏力的成本。”“在政府能够更好地完成传统职能的同时，国家的新职能也在出现。当代的全球化给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也好，公司也好，只要继续留在一种缺乏竞争能力的状态中，就大有可能发现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落后于更有效率的国家和公司。竞争已经全球化，而且愈演愈烈。因此，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要求，即尽可能扩大个人的自由，减少内债和外债，惩治腐败，将其限制在最低限度。国家惟有如此，才能增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体制创新在若干国家层出不穷，其他民族当然可以借鉴这些创新，从而使自己有能力适应国内国外提出的种种新要求。”六、结语

虽然民族国家与国家主权面临着种种侵蚀和挑战，但是，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在国家关系的实践中，国家主权在当今乃至将来很长时间里，依然将作为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主权正在从传统走向未来，从古典的、封闭的单向权力走向当代的、开放的互动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趋势将加速。（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从16世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直到冷战结束，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指一国军事安全、国防安全，亦即所谓传统安全。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才正式敲开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门，被人们上升到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与传统安全并列，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21世纪，非传统安全在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一、国家安全战略内涵的历史变迁

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是20世纪才出现的明确战略概念，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却是古已有之，其内涵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曾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美国战略学专家约翰·柯林斯把国家安全战略与“大战略”划等号，并给国家安全战略下定义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等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

约翰·柯林斯是冷战时期最活跃的战略学专家，其对国家安全战略所下的定义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也是对几千年来国家安全战略内涵的集中表述。按照约翰·柯林斯的定义，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如何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即军事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这显然已落后于时代，不能反映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战略形态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变化。事实上，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单纯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到同时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变化，冷战结束是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转折点。

理论上，自古到今，不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有明确认识，国家客观上都是由三大构件组成的：人民、国土及政府。在冷战结束前的数百年甚至前溯数千年，对“国家三大构件”的主要威胁来源是外敌军事入侵。争夺人口、领土、政权是数千年来世界上各类战争的主要根源。所谓国家安全，就是保障“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以军事、外交及其它手段，战胜某一个强大敌国，保障“国家三大构件”安全，亦即保障人民、领土和政权安全。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个军事安全与国防安全问题，堪与国防安全战略划等号，各国因而把军事安全视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和生命线。

在中国古代，战略学高度发达，《武经七书》堪称中国战略学的总成，同时它也是古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成。争城夺地、争夺政权，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实际上也是把用兵之法与国家安全战略划了等号。

欧美近代以来数百年，军事学、战略学著作也极其发达。直到冷战结束前，欧洲所有的军事学、战略学著作，从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拿破仑的《拿破仑军事文选》，到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等，甚至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推出的《NSC-68号文件》，也无不把与敌国的战争视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把军事战略、国防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划等号。如《NSC-68号文件》就提出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危险来源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就是“号召武装起来”，建设“占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把军事安全、国防安全与国家安全划等号，欧美近代数百年以战争求安全，历尽劫波，大小战不断，人员死伤以千万计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化流弊的暴露、美苏关系的缓和、爆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不断降低，战略大师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威胁源已不限于军事威胁。他们发现非军事因素对人类安全、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已不容忽视，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野。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登上战略舞台，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198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援助那些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援助反对国际贩毒的斗争”；198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而更直白地提出，美国要“有效地对付”国际恐怖活动“对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的威胁”。

1990年10月，两德实现统一，冷战结构开始崩溃；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冷战终于结束，后冷战时代由此启动。因冷战结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各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传统军事威胁也随之进一步下降，全球军费开支从1985年冷战高峰时期的1.2万亿美元削减至1999年的8090亿美元。俄、美、欧等主要实力中心竞相裁减军事力量。俄常规力量由冷战高峰时期的数百万人很快裁减至100万人左右，美常规力量也从200多万人裁减至约140万人。冷战后欧洲军费开支一直低于GDP总量的2%。美、俄核力量裁减尤其令人瞩目。经过几轮裁减，美、俄核弹头数迅速从冷战高峰时期的万枚以上裁减至数千枚，并计划在2012年以前进一步裁减至1700-2200枚。俄、美战略导弹、战略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核运载工具的数量也大幅裁减。

但是，传统军事安全威胁的下降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冷战结束后，受美苏军事对峙制约、压制，实际上一直在随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持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迸发出来，并上升到战略高度，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各国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并未解除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日趋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单纯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转向既要继续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又不得不迅速增大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二、非传统安全上升与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冷战后率先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置于国家安全战略范畴的是美国。1991年，美国政府在当年出版的第一份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美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非武装冲突以外的对美国及其公民的安全和利益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威胁、核生化武器扩散、国际毒品贩运走私、环保和地球承受力等。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明确提出：美国在安全方面还面临“非军事性质的危险”，“对于美国目前和长期的政策来说，诸如恐怖活动、毒品走私、难民潮等跨国现象也与安全有关系。一系列新出现的跨国环境问题正在越来越影响到国际稳定，最终将对美国的战略提出新的挑战。”

在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开列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别不仅包括前几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开列的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环境等问题，还开列了难民潮、“洪水、暴风、旱灾和其他灾害”等自然灾害、种族战争、人口压力、可持续发展、资源能源总量的有限性、生物多样性等。不仅如此，此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象征性几句话，而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却使用大量版面详细论述非传统安全各领域，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反恐怖、反毒品走私等问题。在其数十页的报告中，有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篇幅约占1/5，单是反恐怖就占用了两三个版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美国历年发表的《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等战略报告，也以大量篇幅论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把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9·11”后，美国更把恐怖主义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视为美国最现实的战略威胁。2002年9月问世的美国最新版《四年防务评估》宣称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

美国的战略思维转向经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战略界起领军作用。紧随美国的战略安全思维转换，世界各主要国家也调整安全思维，开始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把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俄、日、英、法等主要大国纷纷出台各类安全战略报告，就如何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属于战略范畴，开始成为冷战后的国际共识。而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则迅速成为国际安全合作、尤其是大国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单纯解决好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并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21世纪各国国家安全战略因而就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复杂，更无所不包，更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特点。

所谓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是指在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上升的条件下，国家安全战略不再限于国防、外交及传统军事安全领域，不再等同或局限于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一方面，因国家还存在，国家之间还存在“天然的”利害冲突关系，国际政治中的“零合”规则并没有、也不可能永久退出国际舞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传统因素依然起作用，用传统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三大构件”的“硬”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依然规定保卫美国的“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任务”和“责任”，并要求“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美国因而继续维持其强大军事力量。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如得到批准，其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美军还刻意加强其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其他各主要大国，也没有放松军事力量建设。

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容也更复杂，更无所不包。国家安全战略不仅要考量传统的军事安全，即考虑“国家三大构件”的“硬安全”，还要考量各类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人文安全、科技安全等。其下还有更多的分支，如经济安全包括经贸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等等。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口、科技、能源、信息、粮食、环境、生态、海洋、天空、毒品、传染病、自然灾害、文化垃圾、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无不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野。

所谓国家安全的动态性，是指随着非传统安全挤入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上升为战略问题，国家安全环境不断变化、调整，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国家安全战略也要适应变化，不断调整。美国每隔几年就要重新厘定其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为了适应飞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全球化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国家、人类及其安全环境和安全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曾经属于经典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今天或明天可能不再重要。曾经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内容，今天或明天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绝对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不是降低而是在增大，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也不是变简单，而是更复杂。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利益及其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依据不断变化、调整中的国家安全环境，作相应的调整。

所谓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是指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使国家安全不再仅限于外部安全，不再仅限于以军事或外交力量维护“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更不限于国内的警察治安行动，而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既考量国家的外部安全，也要考量内部安全；既要考量生存安全，更要考量发展安全；既要考虑其他国家、尤其是潜在敌国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传统军事威胁，也要考虑与其他国家、包括潜在敌国合作，应对共同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和高度发展，使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相互依存。分散发展的世界越来越趋向于整体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或者叫“地球村”。“国家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色彩”。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地球村”的成员，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安全关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使国家安全更具有普遍性、国际性。不少非传统安全挑战是各国共有的世界性难题，如贩毒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资源紧张、人口失衡、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要求各国合作共同解决。国家安全涵盖国内安全、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脱离国际大环境的一国安全是不存在的。以美国之强大，也不能单独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证明一国的国内安全已与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不可解脱、无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一国安全依赖于他国安全及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战略已不能单以一国安全为出发点，也不能凭一国的力量单独实现国家安全。

由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引起的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要求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的观点出发，作适应21世纪变化的全面调整，实现三个结合，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结合；一国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结合。三、非传统安全与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鉴于近代百余年来一直落后挨打，长期面临亡国灭种威胁，以及因外敌入侵不断丧师、失地、赔款、辱国的惨痛历史教训，也鉴于长期面临强大敌国入侵威胁的复杂、险恶国际安全环境，中国一直以军事、国防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甚至是全部内容。“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等战略宣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战略形势及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幅降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中国与美、苏、日、印等历史上的敌国或“潜在敌国”相继建立起正常关系，中国所面临的传统军事安全威胁明显下降。在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各种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露头，其中不少带有中国“特色”，如人口压力、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传染病成灾等。因此，中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方面要继续从军事安全压倒一切的高度紧张状态中放松、解套，另一方面，也要从战略高度，认识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叩开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中国必须认清非传统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辩证地处理好各类安全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内部安全挑战与外部安全挑战的关系。21世纪初，中国面临诸多内部安全挑战，在如何确保政治长期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可持续发展、公民道德及思想文化始终积极向上等方面，中国尤其面临不少挑战。对这些挑战如不积极、有效地应对，即使我们挡住了外部安全挑战，也会大树中空，不战自败。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外部威胁、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消弥内部威胁，战胜内部挑战。因此，能否战胜内部安全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内部安全挑战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外部安全挑战依然存在，外部安全环境并不宽松。所谓外部安全挑战，是指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必然遭遇的安全难题。它一般被划入传统安全挑战范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20年翻两番，在本世纪头20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届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咬紧美国、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国际上不少权威分析家都认可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跃居世界第二的评估。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或第三的中国将对亚洲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将在亚洲及世界舞台上占据何种地位？外部世界将如何看崛起的中国？世界与中国将如何相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将对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曾反复宣示，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这一宣示既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又是一种道德选择，也符合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对外政策传统，因而将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但外部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中国的宣示，接受中国的崛起，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不论崛起后的中国是否称霸，中国的高速发展客观上不可免会“挤占”其他国家的国际利益份额，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结构以至世界历史进程。如2010年，中国外贸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2020年，中国外贸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外贸份额的增大就意味其他国家份额的缩小。在能源、资源、投资及其他领域，中国的国际份额也会增大，中国与其他国家份额的消长变化关系也大体如此。

面对中国的崛起，外部世界的反应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面临两种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模式是外部世界以平和的战略心态，接受中国战略崛起的事实，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第二种模式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崛起持敌视、防范立场，视中国的崛起为战略威胁，结成制约、防范、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体制，在极端情形下，甚至动用武力，“先发制人”，强力阻止中国崛起。

总之，在21世纪，中国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挑战将长期同时存在，且二者相互作用，甚至可能产生共振，威胁中国的崛起。因此，21世纪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使内部安全挑战与外部安全挑战并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打一，只关注外部安全挑战，只认为外部安全问题有战略意义。在继续关注外部安全挑战的同时，还必须从战略高度认清内部安全挑战，战而胜之。历史经验也表明，一国如不能战胜内部安全挑战，也就无力应对外部安全挑战。

其次，要处理好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传统安全挑战的关系。21世纪初，非传统安全挑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持续增大，成为战略挑战，如毒品犯罪、艾滋病、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邪教泛滥、带恐怖性的刑事犯罪、腐败等，都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但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挑战仍然存在，不容等闲视之。

中国的传统安全挑战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地缘战略挑战。中国周边大国环峙，北有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西有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南有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的东盟，美国的战略影响更是无处不在。虽然中国与周边各大国及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改善很快，但不能因此高枕无忧，因为周边各大国及美国对中国加快崛起各有各的担忧，不能完全排除因突发性事件或在中国崛起进程的某个关节点上，出现周边大国默契制华的可能性。二是国土安全挑战。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和22800多公里陆地边界，有20多个陆海邻国。由于历史、地理和技术原因，中国与周边不少邻国存在领土、领海划界分歧。虽然目前周边各国都谋求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愿意以合作姿态和平解决这些分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殊国际背景下，某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刺激矛盾，挑起争端的可能性。三是统一问题挑战。尽管统一是包括两岸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大陆在综合实力上对“台独”势力享有优势，国际主流社会也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时间在大陆一边。但“台独”势力也在发展，在一定的特殊背景下，有急速膨胀的可能。两岸渐行渐远的可能性始终不能排除。中国除在经济上致力于发展，扩大对台优势、政治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军事上也要部署到位，作好应对不测事件、遏制台独气焰的准备，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在21世纪初，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挑战的严重性仍不可能大于传统安全挑战。军事安全、外交安全、战略安全、国土保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等属于传统安全范畴的挑战仍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非传统安全挑战。如忽视中国的国情，照搬美欧战略思维，因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而忽视传统安全挑战，是战略上的幼稚。但是，如不看到非传统安全已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向战略敲门，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犯战略短视症。二者都将危及国家安全。

最后，要处理好非军事安全挑战与军事安全挑战的关系。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非军事安全挑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在大幅上升，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战略威胁。并且，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融入国际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所面临的非军事威胁也会进一步增大。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不能不增加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投入，积极应对各种非军事安全挑战。

另一方面，21世纪初，中国仍将面临严峻的军事安全挑战，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各国增加军备开支引起的军备竞争挑战。美国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俄罗斯2003年军费开支约百亿美元，较上一年明显增多。法国2003年军费开支增至310亿欧元。日本军费开支将持续高达500亿美元左右。二是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世界上的有核国有五个集中在中国周边。中国周边还集中了主要的所谓“核门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等。美国已正式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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