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回眸2016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赛迪智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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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回眸2016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赛迪智库)试读：

内容提要

2016年是“十三五”起始之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正面临新形势。《赛迪回眸2016：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既聚焦工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点主题，又关注“互联网+”、新兴领域、信息安全、绿色发展、国际竞争等特色方向，全书共八部分，结构合理，文字严谨，内容深刻具体，涉及领域广泛。

本书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的年度研究精选成果，可以为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专业的参考和借鉴。序

2016年是“十三五”起始之年。面对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形势，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奋发作为，多方发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多措并举保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推动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1+X”规划体系的编制完成，五大工程的率先启动实施，推动《中国制造2025》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为持续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正面临新形势。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依旧不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凭借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给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犹豫彷徨，更不能失去信心。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周期由衰退走向复苏的转变之时，也是新兴产业孕育之时；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之时，也是颠覆性创新集中爆发之时。当前，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正在引领形成新的产业变革，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带动全球经济开启新一轮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型发展。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实践场景，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应用优势，亟需抓住机遇，加快创新发展、高端发展步伐，实现我国技术、产业发展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提升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发展实力，推动我国产业和经济发展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高端跃进。

2017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为了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全局，全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修复，努力实现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平稳发展和提质增效。

本书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的年度研究精选成果，既聚焦工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点主题，又关注“互联网+”、新兴领域、信息安全、绿色发展、国际竞争等特色方向，紧密跟踪全球重点国家地区及重点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发展经验，涉及领域广泛，分析深入具体，希望能够为各级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转型升级篇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滞涨”的原因及对策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标志着我国已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表明我国工业投资扩张型模式支撑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正逐步缩小，迫切需要转向由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本文研究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原因，提出了提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1]

1991年以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带来技术进步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1991—2003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增速由-0.2%左右提高至0.3%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开放红利”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引起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在二元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同时资本积累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得以有效配置，促进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第二阶段：面对各种制度瓶颈和技术瓶颈，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2004—2014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增速围绕0.3%的水平波动，未能得到大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度出现小幅回落；2011年之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更是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从历史发展规律看，日本、韩国等五个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均遇到过宏观经济减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滞涨”的情形。这也印证了技术进步驱动长期经济增长、追赶和减速的假说：后发经济体经济追赶的实质是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当技术实际运用效率下降以及整个生产部门中的要素投入无法按照这项新技术的要求重新配置达到最佳比例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呈低效运行。图1-1 1991—2014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走势（%）

二、要素配置失衡是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现出来的。根据“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当前我国二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却表现为“滞涨”，表明在产业结构盲目“去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源合理配置受阻。

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库兹涅茨化”导致劳动力资源持续错配。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不断向老龄化发展，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力已不能满足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新需求。2004年，“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地区出现，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开始进入“滞涨”阶段。至2014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绝对量已连续三年下降。然而，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我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制造业仍对劳动力保持强劲的需求。在2003—2014年期间，劳动力供给的年均增速为0.9%，而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速为4.5%。这也反映出，无论是农民工返乡，还是劳动力由二产向三产的转移，均存在“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持续错配，制造业部门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正不断衰减。

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显现，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入“滞涨”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即工业经济运行内部资本形成的变化，尤其是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受[2]“刘易斯拐点”的影响，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正逐渐显现。据测算，1991—2003年我国工业资本边际生产率基本在1%上下波动，但自2003年至今，我国工业经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目前仅为0.3%左右。投资低效的背后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下的金融资源过度倾斜，进而导致了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等困局。另外，资本配置效率下降还体现在资本吸纳就业能力的降低，1990年以来单位资本的就业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0.2人/万元下行至目前0.1人/万元的水平。

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但尚未转化形成有效的生产力。从本文的测算方式上看，最直接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但除此之外，其经济意义上表现出的科技性也意味着其与科技要素投入之间应具有相关性。数据显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1年以来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水平，在2015年达到14220亿元。经测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之间呈弱相关性，相关系数仅为0.15。这表明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尚未转化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有效开发。一方面，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大量符合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技能人才，以适应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促进市场与就业的相互匹配。另一方面，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力度，通过提升人员素质实现人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是提高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加大力度并合理引导工业投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转移，化解大量中低端环节的过剩产能，提升投资效率，促进产业链升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完善市场准入标准，激发市场潜能，特别是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大幅提升工业创新研发的投资强度，鼓励国内企业加强核心零部件与技术的研发，突破关键共性环节的技术瓶颈。

三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从技术发展趋势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方位地与工业行业领域相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成为提升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作者：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韩力）

振兴制造业需加速相关立法进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深化行业依法治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必须走市场化、绿色化、标准化道路，完善的法律法规就是这条道路的“铺路石”，但法律缺位或规定不合理就可能成为“拦路石”。美国在2010年和2014年就分别通过了制造业促进法案和振兴法案。在当前形势下，研究中国的制造业立法成为一项紧迫的工作。

一、《中国制造2025》提出明确的法律需求《中国制造2025》针对急需法律保障的制造业，提出了明确的法律需求。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未来10年引领制造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未来30年实现制造强国梦想的纲领性文件。为了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中国制造2025》主要针对以下10类法律提出了需求：质量品牌类法律、节能环保类法律、行业标准类法律、技术改造类法律、化解产能类法律、产业安全类法律、依法行政类法律、财政税收类法律、民营金融类法律、对外投资类法律。当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物权法等。只有这些法律得到健全与完善，才能保障创新、融合、绿色等《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九大任务顺利实施。

制造领域基本法长期缺位，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能协调统一。振兴制造业是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及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兴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事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并出台了相关的促进法案。我国早已在环境保护、农业机械、民办教育等领域制定了促进法。如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此外，科技领域早在1993年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也起到领域基本法的作用，2015年《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也已征求意见。但是，制造业至今仍没有促进法或类似法律。

二、从《立法法》角度看当前推动制造业立法

根据立法自身规律推动制造业立法时机已到。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特定程序，将党的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意志的专门活动。立法过程就是凝聚共识、形成共识、巩固共识的过程。以股份制立法为例，股份制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后来，经过思想解放，人们才认识到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最终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股份制在立法中得以体现，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当前的制造业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前些年，制造业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我们应该抛弃制造业并学习欧美大力发展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但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支撑国家长期繁荣稳定的柱石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主要就是指制造业。制造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形成共识，促进制造业立法刻不容缓。

制造业立法的经济基础已趋成熟并处在转型关口。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中除7个采矿业以外全部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占全球的1/5，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约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并于2010年超过美国重新回归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但是，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质量上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与国际上先进的质量品牌、节能环保、行业标准等规则要求难以对接，产业安全、许可管制等因素也频繁引发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等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立法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而立法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目前，立法缺失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制造业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质量整体不高、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等突出问题，必须大力推进立法完善和法律实施。

制造业融合发展和模式创新为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立法必须要针对独特的调整对象，如果立法需求不够充分则不必要新立一部法律。当前，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智能制造、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等新制造模式涌现，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行业边界愈发模糊，大规模批量生产正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诸如这些制造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以及带来的技术创新、分工协作、质量保障、利益分配、风险负担、社会责任等新问题，为制造业立法提供了丰富的调整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必须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立法先行”，发挥制造业立法对制造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制造业构建开放的生产组织体系，需要立法开拓；培育制造业新模式和竞争新优势，需要立法分业施策；保障企业主体地位、优化公共服务和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更需要立法营造。

制造业立法的模式选择和推进路径选择日渐清晰。立法模式上，一是可制定制造业基本法，如“制造业促进法”，将现有制造业政策需要上升为法律的内容一并纳入整合；二是可按重点领域需要分别制定法律法规，如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等。在路径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提供了法律、法规、规章三种选择。在法律的制定程序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五条，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事实上近年来全国“两会”上已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制造业相关立法建议和提案；如果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供了内容架构蓝本，可据此制定“制造业促进条例”；如果制定部门规章，可由工业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在梳理《中国制造2025》任务及细化分解措施的基础上按专项制定规章。

三、下一步推动制造业立法的思考

着眼立法程序和主要环节，做好调研、研究等准备工作。法律起草环节工作量很大，尤其是在立法规划、草案提出、草案审议等立法环节。所以，必须充分做好制造业立法研究，做好《中国制造2025》调研、研究和宣传等工作，进一步统一和提高对发展制造业的认识，明确当前制造业相关法律体系存在的关键问题，推进制造业立法早日进入立法程序。

着眼立法的职能和作用，做好法律配套的指引和评价工作。围绕发展制造业的重点任务，优化“有法可依”的制造业发展环境，构建促进制造业的“良法”基础。按照《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法律需求，加强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充分发挥好法律对制造业发展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等作用。

着眼工业部门法律的系统化，做好相关立法统筹协调工作。凭借《中国制造2025》的东风，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时机，推动制造业立法的相关议案，增加在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环节中立法提案的分量。为工信系统其他立法诉求助力，争取法律提案立项的最大可能性。（本文作者：赛迪智库政策法规研究所 栾群）

当前我国工业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分析

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近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呈现持续下行态势，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何理性看待、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对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工业经济下行的主要特征（一）从总体运行看，产业规模和利润总额双双呈现“阶梯式”下滑态势

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显著下降。2011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仍保持在10.8%的水平，2013年降至7.6%、2014年为7%，2015年前三季度仅为6.2%。二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大幅跳水。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达27.2%，2013年降至11.2%、2014年为7%，2015年1—10月仅为1%。三是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转为负增长。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仍保持在25.4%，2013年降至12.2%、2014年进一步降至3.3%，2015年1—10月转为负增长（-2%）。（二）从行业角度看，下行压力逐渐从原材料行业向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传导

一是负增长行业不断增多。2013年，仅煤炭开采、开采辅助活动两个行业呈现负增长，2015年扩大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9个原材料和投资类行业。二是增速下降幅度不断扩大。2015年1—10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了32.5%、19.8%和17.3%。三是下行压力传导至装备制造、消费品等行业。2015年1—10月，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造纸、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速降至0.9%、3.4%、3.5%和4.2%，分别比2011年降低了15.9、18.9、12.3和22.3个百分点。图1-2 近年来工业经济主要指标运行情况表1-1 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变化情况（%）（续表）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测算，部分年份统计口径有微调（三）从区域角度看，东中西部地区增速全面下行，东北地区降幅最大、东部地区波幅最小

从区域看，2015年1—10月，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最高（3.8%）；东部地区利润总额增长最快（3.8%）；而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均呈现负增长（-12.2%和-31%）。与2011年相比，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和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下降了33.4和46个百分点。从各省市看，2014年重庆、西藏、贵州、江西、河南、海南、福建、广西八个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辽宁、山西、内蒙古和黑龙江四省区为负增长。与2011年相比，山西、内蒙古、湖南三省区增速下滑超过30个百分点。表1-2 不同区域规上工业企业增速指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二、工业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分析（一）“三驾马车”增速大幅下滑导致有效需求增长乏力

从出口看，我国外贸出口增速由2000年的近30%逐步下降到2011年的20.3%、2013年7.8%、2014年4.9%，2015年1—10月转为负增长（-2.5%）。从投资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11年的15.9%下降至2014年的13.5%，2015年1—10月进一步降为8.3%。从消费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2011年的17.2%下降至2014年的12%，2015年1—10月降至10.6%。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疲软的根源在于，产能过剩对基于传统产业结构的再投资形成了硬约束，而新的优质投资机会尚未明朗；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在于，低端消费下降而中高端消费受制于供给不足。图1-3 近五年“三驾马车”增速变化情况（二）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断减缓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增长更多是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而不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长期保持过高的投资率，不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还造成很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得资源利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从长期看，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才可稳定工业经济增长。（三）要素成本率和行业利润率“一升一降”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2015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6.09元，2014年为85.64元，2013年为85.27元，2012年为84.77元，2011年为84.71元。在要素成本中，又以人力成本上升较为突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3年我国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99美元，相当于越南的3.6倍、印尼的4倍，已与美国较为接近。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则呈逐年下降之势，2015年1—10月为5.45%，2014年5.91%，2013年6.11%，2012年6.07%，2011年6.47%。要素成本率和行业利润率的双向变化，使得制造业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资金、人才逃离实体经济。表1-3 各国工人月平均工资变化情况（单位：美元）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按当年12月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换算

三、思考和启示（一）保持战略定力，树立产业发展新理念

为什么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增加值率不升反降？行业利润率不断下滑？根本原因就在于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都侧重于速度和规模扩张，而非质量和效率效益的提升。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短期刺激措施无法带来经济的V型反弹，还要利用好经济下行的倒逼效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着力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着力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遏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并取得实效。（二）聚焦特色领域，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扼制经济下行的根本是要从供给侧入手。从供给角度看，在产能全面过剩的背景下，各地发展工业一定要摈弃传统模式，聚焦特色、厚植优势，打造“旗舰”型优势产业。在这方面，上海、深圳、北京等先发地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例如，深圳重点打造以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海洋产业为核心的“未来产业”，着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北京重点发展创新前沿、关键核心、集成服务、设计创意和名优民生五类产品，加快构筑高精尖产业体系。各地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应充分借鉴这些做法，突出特色优势、聚焦发展重点，着力打造出几个在全国甚至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优势行业。（三）依靠创新驱动，塑造产业发展新引擎

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关键是要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目前，我国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70%以上的研发经费由企业提供，60%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企业申请，但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创新供需的脱节，不利于企业创新作用的发挥。要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计划管理体制，吸纳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同时，原有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转制后，共性技术研发不断弱化，从科技到产业出现了断层。我们必须采取新机制、新模式，扶持和培育一批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重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四）坚定制造强国信念，构建产业发展新生态

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制造业始终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英国制造2050”提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制造业都将是英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反观国内，随着工业经济持续下行和工业占比不断下降，不少人对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动摇。要认识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压舱石。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业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着力为工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近期应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进标志性项目和试点示范，让大家尽快看到样板工程和实施效果，引导形成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的良好局面。（本文作者：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乔标 杨铮）

弘扬工匠精神，呼唤有效制度供给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制造2025》，今年又提到工匠精神一词，引发各界热议。该词除充满传统色彩外，还富含开创性的意象。“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处于大力提振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当前必须紧扣《中国制造2025》和“双创”等主题实施行动，加强质量、创新、诚信、教育等领域的制度供给，培育专注、专业、创新、担当的大国工匠精神。

一、当前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我国要跻身工业强国，工匠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特质。工匠精神代表着国家制造业精神，反映一国制造水准、工业水平和时代气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践行着自己的工匠精神。美国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与工匠精神密不可分，华盛顿、富兰克林、麦克唐纳等美国政治家本身就是工匠出身，爱迪生、贝尔、莱特兄弟这样的大发明家开启了新工匠时代。韩国、日本不仅向世界大力推广三星、索尼等工业品牌，还在其工业品中挟带着“韩流”“日流”文化席卷各国，精致的动画背后体现的正是进行一帧一帧修图的工匠精神。

我国正迈进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提质增效升级亟需工匠精神作为支撑。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比为9.4 : 43.7 : 46.9，显示在整体上迈进工业化中后期，意味着经济进入转型、提质、增效、升级阶段，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要求日益迫切。德国也曾“假冒伪劣”横行，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德国带有侮辱性的新商标法，规定凡是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标明Made in Germany，用以区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此后，德国狠抓工业品质，扎实推进职业教育，培育有工匠精神的工人，终于造就了卓越的“德国制造”。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被史学家称为艰难转型的“进步时代”，美国经过艰难转型后重新回归工匠精神。发明鼠标的道恩格尔巴特，给苹果注入灵魂的乔布斯，开启互联网窗口的比尔盖茨，创立特斯拉的艾伯哈德，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工程师。

我国经济要改变外延式增长模式，工匠精神符合内涵式增长要求。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最大的区别在于，内涵式的增长源自产品本身质量的提升和功能的完善，而不是靠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2014年我国海淘的网购者比例为26%，2015年则上升为35%。这表明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长，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也更加强烈，迫切需要生产制造出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服务更优的新一代工业产品。以国人热捧的日本智能马桶盖为例，不但做工精细，使用舒适，防潮、防菌、防漏电，质量可靠，而且还带有加热、除臭、洗身、烘干、臀部按摩等多种功能。如此功能强大、制造精良的产品，无怪乎消费者会“用脚投票”。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匠精神

锲而不舍，坚守制造业和利基市场。专注是工匠精神的首要特质。一方面，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据统计，截至2013年，全球超过200年历史的企业，日本有3 146家，德国有837家；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日本有2万多家；而我国超过150年历史的仅有六必居、张小泉、陈李济、同仁堂、王老吉5家企业，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另一方面，始终坚守利基市场。据《欧洲时报》统计，全球2 700多家隐形冠军中，德国有1 307家、日本有220家，而我国仅有68家。

精益求精，将产品质量和细节做到极致。专业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源于心底对制造事业的热爱和敬仰，工匠对品质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在哪怕看不到的细节上都尽心竭力。正是注入这种精神，才造就了“完美到无可挑剔、专业到无法被模仿、精确到不需要检验”的产品。但是这种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受到一系列有效稳定的制度潜移默化的结果。

勇于创新，对技术、工艺追求永无止境。创新是工匠精神的灵魂。一方面，要实现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长期投入带来技术或制造工艺的颠覆性突破，实现制造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要孜孜不倦地坚持微创新。通过搜集消费者使用产品的体验信息，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质量和品质。

敢于担当，对产品与后续服务负责到底。担当是工匠精神的底线。担当就要存敬畏，讲诚信，肯负责。一方面，敬畏法律，遵守规则。时刻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标准；杜绝欺诈，确保质量。另一方面，勇于承担责任。对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损害不以任何借口转嫁给消费者，对缺陷产品及时召回并主动赔偿，将“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落到实处。

三、培养工匠精神如何加强有效制度供给

围绕《中国制造2025》实施，着力完善高端制造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一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人才为本、人才引领的思想，完善智能制造规范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方向。二是引导鼓励企业培养符合“延伸服务链条”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逐步完善个性化定制服务环节。三是充分挖掘、宣传我国的“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工业领域本土精神，为发展制造业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严格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全行业兴起“质量优先”的法治观念和发展理念。一是加强行业准入与市场退出管理，健全质量诚信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建立质量黑名单制度，严格实施产品“三包”、产品召回等制度，在质量监管方面警钟长鸣。二是改变偏重需求侧的消费者法律普法观念，大力加强供给侧的产品质量法律实施和宣传。三是培养企业和员工的品牌意识，强化质量与品牌之间的联系，在市场竞争中走以质取胜之路。

加强“双创”行动政策配套，为更好地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紧扣创新发展新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工业转型升级，营造市场导向、企业具有话语权、行业活跃团结的社会环境。二是加强对创新者的利益保护，进一步完善简政放权、知识产权、财税普惠、便捷融资等支持制度，方便创业者创新、创新者创业。三是加强探索“互联网+双创”结合，主动应用互联网工具和智能技术，提高生产制造的精度和经营服务的客户满意度。

牢固树立“百年树人”观念，改革职业教育制度，培养工匠精神传承人。一是要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职业教育，通过改革职业教育，培养企业所需的高技能工人；二是健全劳动模范、技艺传承人选拔宣传机制，加大对员工钻研岗位技术的奖励，使在本职岗位上踏实肯干、埋头苦干的人有更多成就感；三是完善居住、贷款、子女入学、医疗养老、学习进修、股权激励等全方面的人才激励政策，使人才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安心工作、持续创新。（本文作者：赛迪智库政策法规研究所 栾群 郭灵康）

培育中国“隐形冠军”需跨越三道坎

一、德国“隐形冠军”的三大特点（一）专注

德国“隐形冠军”最主要的特点是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这种专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将业务领域定位于单一且相对狭窄的产品市场，持续深耕。为此，这类企业不断将产品做精做新，引领市场需求，同时还会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拓展产品市场。这也激励着企业在产品诞生之初就谋划竞争国际市场。例如，德国柯尼希&鲍尔印刷机公司产品的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达95%，从而奠定了其产品在未来占据国际市场主导地位的基础。

二是专注于核心业务，专注于企业经营，把全部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核心业务和企业经营方面。这类企业无暇关注其他领域，也不在乎大众声誉，因而可以克服多元化发展的诱惑。

三是专注于核心客户，使客户对其有高度的依赖性。为此，这类企业高度重视与客户的互动关系，总是可以预先开发出具有客户潜在需求的产品，并能始终保持良好的信誉和服务。客户会对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依赖性，使之难以被替代，进而在业内获得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二）精益求精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最值得我国企业学习的是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益求精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隐形冠军”企业极度重视产品质量，在一般企业容易忽视的细节上它们也绝不马虎。即使是一个普通零部件，这类企业也会进行严格检测，以保证其不会影响到产品的整体质量。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这类企业还会不断改进和创新生产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并促使德国企业在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上不断取得进步。

二是在产品创新方面的精益求精。这类企业会密切跟踪客户的需求以及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进行研发创新。他们会想客户所未想，在客户还没有想到的环节上下大功夫，尽最大可能让新产品尽善尽美。如果拆开一块德国“隐形冠军”企业设计的电路，你就会发现，其电路设计往往是同功能电路里最完美的，任何一种改动都可能降低其特有性能。（三）拥有一批忠诚而高效的员工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最值得我国企业关注的一个特点是拥有一批忠诚而高效的员工。这类企业的员工专注于生产，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很少关注工作以外的事情，并且对企业有着极强的忠诚度，一般工作年限大都能达到20～30年，且能长期保持高效的工作。根据赫尔曼·西蒙的调查，“隐形冠军”企业的经理处理企业内部摩擦花费精力所占的比重，要比一般中小企业低10个百分点，比大企业低40～60个百分点，因而，与一般大企业相比，这类企业会更高效。为了留住员工，这类企业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不因危机而轻易裁员；同时还非常注重员工内在素质的培养，鼓励员工参加学习和培训等。此外，还会为员工提供疗养等优质服务。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德国“隐形冠军”企业通过采取短时工作制、灵活工作制以及支持员工参加培训、进行研发创新等方式，留住了专业人才；德国政府部门则通过给予企业贷款等方式，防止企业解雇工人。

二、我国“隐形冠军”企业成长面临三大障碍（一）难以专注

我国企业成为“隐形冠军”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很难做到专注。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多数会进行多元化发展。例如，近些年有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投资房地产或互联网。由于不熟悉新行业的运营规律，投资过于分散，致使其主营业务竞争力下降，多元化发展也导致不少企业走向衰落。实际上，企业难以抗拒多元化诱惑的原因有二：一是由其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所决定，二是紧跟“政策风”使然。一般而言，我国政府部门偏向于采取选择性产业政策，规划、政策大多会详细指出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不少地方规划甚至会具体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小类产品和重点扶持项目，导致资本和资源向相应产品领域过渡倾斜，结果造成了企业的“跟风”及相应产品的供给过剩。例如，现在不少企业转型做机器人，且多集中在低端工业机器人，致使低端工业机器人出现了过剩的苗头。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战略规划多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一般只是写明重点攻关技术或项目，而不会写到具体产品，这些技术和项目往往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另一方面，我国很多制造业企业难以专注于经营，是由于目前政府部门在资源配置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不少企业将精力集中在政府公关、打造关系渠道以及争取政策支持等方面，而无法专注于企业经营。（二）未做强，先做大

我国很多具有成为“隐形冠军”潜质的制造业企业在规模扩大后会逐渐走向衰落，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在基础尚未牢靠时就开始盲目做大，结果患上了“大企业病”。纵观德国制造业企业，大多是基于自主创新或者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而成立的。在其成长过程中，会控制企业规模并通过创新不断完善产品，提升质量。我国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起步于贴牌代工，其竞争优势源于廉价的劳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无法克服规模与速度的诱惑，在企业文化、制度、管理和风险防控等体系尚未得到建立与完善时就盲目扩张，导致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进而逐渐走向衰落。

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企业，尚未将产品做精就开始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一旦产品出现性能、功能等方面的问题，很快就会破产。当今企业盲目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政府部门影响。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会引导企业通过新上项目等方式扩大规模，以形成漂亮的GDP增速；一些地区甚至明确规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投资规模才能在本地落户。例如，2009—2010年，不少地方政府引导本地钢铁、水泥等行业企业新上项目，导致了2012年底钢铁、水泥等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这些企业在应对产能过剩危机方面又缺少有效应对手段，致使经济效益大幅下滑，有部分企业甚至需要政府“输血”才能维持运营。（三）人才后续供给不足

2015年新华社对山东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的调研发现，制约“隐形冠军”企业发展的首要障碍是人才的后续供给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培养起来的高层次人才很容易跳槽到其他待遇更优厚的企业；另一方面，企业难以招聘到实用的技能型、研究型人才，后续发展过程中经常因为骨干员工的流失而带来经营效益下降。这一困局的形成，有“隐形冠军”企业本身知名度低、吸引力和资金力量弱、难以给员工更高待遇等方面的影响，也有传统教育与企业在用人选择上不匹配的影响。同时，制造业与金融、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待遇差异过大，社会对技术工人、研发人员的尊重不够，这也导致我国技能型、研发型人才的严重匮乏。

此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还常常会经历劣币驱逐良币的痛苦。这些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的产品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且模仿的产品价格往往更低，鉴于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相对偏低，市场上便宜的仿品比正品销量更大，进而导致有“隐形冠军”潜质的企业也放弃了原创，走入恶性循环。

三、对培育我国“隐形冠军”企业的思考（一）营造鼓励制造业企业向“隐形冠军”方向发展的社会氛围

一是树立榜样。引导社会舆论加大对具有工匠精神、专注精神及对产品精益求精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宣传力度，组织地方推荐一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树立标杆，引导企业开展“隐形冠军”对标行动，鼓励企业主动开展对标，发现与“隐形冠军”企业的差距并向其学习。二是系统总结国内外“隐形冠军”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对成功经验的宣传推广，供制造业企业借鉴参考。三是鼓励基于自主创新产品的创业，支持“隐形冠军”企业和具有“隐形冠军”潜质的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加强对产品的深度开发与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品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二）培育适合“隐形冠军”成长的土壤

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营造适于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宽松的市场环境，避免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让企业专注于生产经营。二是调整产业政策和规划思路，多采取功能性、普适性的产业政策以推动市级甚至省级以下行政机构产业规划进行合并或整合，减少对具体产品的规划和布局要求，减少对企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方面的具体要求，支持企业自主决策。三是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检测和监督，加强对企业专利权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三）加大力度培养“隐形冠军”企业所需人才

一是推动发展应用技术型大学，支持应用技术型大学与企业联合培养技能型和研发型人才。二是推动和加强对工匠精神、原创精神、忠诚精神的培养，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养。三是引导社会舆论加强对专注于本职岗位、勤奋工作、爱岗敬业员工事迹的宣传，引导普通劳动者的价值取向。（本文作者：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 程楠）

对培育我国世界级工业品牌的几点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到全球的20%以上。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有281种工业产品的销量世界第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我国中低端产品严重过剩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供需错位”问题也愈演愈烈。只有把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加快打造和培育我国世界级工业品牌步伐，方可实现我国的品牌强国梦。

一、我国工业品牌国际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一）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垄断了全球高端品牌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知名品牌占全球商标总量的比重仅为3%，却占据了全球市场40%的份额和50%的销售额。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2015年10月6日，美国的Interbrand品牌咨询公司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榜”百强名单，美、德、法三国分别有52家、10家和7家企业品牌入选，英国和日本均有6家企业品牌入选，上述5国入选的品牌数占据了百强品牌的80%以上，仅美国一家就占据了50%以上，而百强名单的前5名也被美国垄断。相比之下，我国仅有华为、联想（工业技术行业）两个品牌入围，华为排在第88名，联想排在最后。（二）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

2005—2015年，我国入围世界品牌500强（每年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企业的数量从4家增加到31家（其中制造业品牌14家），年均增速达22.73%。但目前我国品牌的发展与建设并不充分。2015年，共有27个国家的企业入围世界品牌500强，处于第一阵营的美、英、法三国分别占据了228个、44个和42个席位，处于第二阵营的日本、中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分别有37个、31个、25个、22个和17个品牌入围。不难看出，尽管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但其主要国家的品牌实力依然强悍。我国入选品牌数量虽然较以往增多，但仅为美国的1/10强，与拥有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我国的工业品牌发展水平仍处于“第三世界”。（三）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

从企业层面看，我国工业企业规模扩张速度远远快于品牌国际化的速度。2015年，我国有106家企业进入世界财富500强（以销售收入计），但仅有 31家企业进入世界品牌500强（以品牌价值与影响计）。同期，欧美许多国家的品牌500强数量却反超财富500强数量。例如，2015年美、英、法三国财富500强的上榜企业数分别为128个、29个和31个，均低于其品牌500强的上榜企业数。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更热衷于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二、我国缺乏世界级工业品牌的原因（一）缺乏成熟的市场竞争环境，工业企业品牌的成长与发展受限

与国外企业所处的成熟的市场环境相比，我国市场经济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制度和体系尚不完善，竞争机制也不健全，而成熟市场环境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我国工业品牌的成长壮大。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发展，不少地方频繁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外地品牌进入本地市场，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极大地阻碍了国内工业企业品牌的市场推广和发展。由于长期忽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内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导致原品牌企业形象及利润大大受损，其发展品牌的信心也遭受打击。此外，国内市场还存在各种不正规的品牌评定机构，这些机构采用不同标准，随意评定所谓的“驰名品牌”，不但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也给正规企业的品牌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二）工业企业品牌意识普遍淡薄，不利于品牌的国际化发展

企业品牌意识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当前，我国工业企业品牌意识普遍低下，中小企业大多急功近利而不重视品牌建设，大型企业则主要是依赖其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来支撑品牌推广，还有不少企业热衷于充当国际知名品牌的中国代理。具体来看，一是许多工业企业在品牌定位方面缺乏国际化意识，其品牌的核心价值取向仅仅是满足国内消费者的一般功能需求，对国内乃至国外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并未考虑，且其品牌定位因缺乏差异性而毫无特色，无法吸引国内高端人群及国外消费者；二是我国企业品牌设计本土化意识异常浓重，且存在严重的模仿、抄袭现象，给我国工业品牌开拓国际市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三）缺乏科学有效的品牌管理制度与手段，导致工业企业品牌发展战略难以成功

在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从需求侧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供给侧看，国内企业并未真正重视质量建设，各类商品存在不少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国产自主品牌的信心。在品牌发展规划方面，国内很多企业采取合资方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而忽视了对自主品牌的保护，也不重视企业自身的品牌价值和无形资产，从而导致自主品牌最终被国外企业兼并收购而消失。在企业文化方面，我国尚处于品牌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对品牌文化内涵的理解普遍比较粗浅，企业品牌建设缺少文化底蕴，品牌感召力和影响力严重不足。（四）工业企业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制约了工业品牌的发展壮大

自主品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企业品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工业企业自身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的现象。不少企业技术创新机构数量少，科技活动水平及层次偏低，研发投入也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获取能力不足。不少企业科技项目成果产业化进程异常缓慢，无法实现规模化开发与应用，还有许多企业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而无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只能在产业链低端进行简单的贴牌加工生产，所获利润微薄，致使其缺乏资金对品牌进行建设和维护。

三、对培育我国世界级工业品牌的建议（一）加强工业品牌发展的顶层设计与管理

为了促进我国工业品牌发展，应将有关品牌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布局，并制定旨在促进工业品牌发展的专项规划，以实施品牌战略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重点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强对发展工业品牌的统筹与谋划。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管理体制中的多头审批与管理问题，应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如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管理委员会，以统一协调和处理我国企业的涉外经营业务。在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时，应将培养和推广我国工业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在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大力提升我国工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二）营造工业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

应以品牌战略为抓手，以质量创新为重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合理引导各类工业企业将发展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重点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并支持创新驱动和品牌发展深度融合，在金融、科技、财税等方面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建设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合理的市场秩序。通过修订和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特别是提高对民族品牌的保护力度，努力构建和完善品牌维权机制。健全质量诚信体系和质量诚信状况评估机制，建立质量问题公示和查询制度，加大失信“黑名单”的公开力度，推动企业主动发布质量信用报告。（三）创新工业品牌发展的培育手段与扶持措施

政府相关部门应考虑设立我国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各类企业以创新提升质量水平，特别是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并为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决策者以及技术工人提供质量管理及技能培训，以夯实质量建设的人才基础，为品牌战略的实施储备人才。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工业品牌宣传、咨询、研究、维权等方面的作用，打造和完善品牌建设服务体系。通过强化工业品牌产品的认证工作，提升市场信任度，实现品牌的国际互联互通和互信互认。利用我国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优势，开展品牌领域国家标准、品牌价值评价国际标准的制定，增强我国在自主品牌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四）提升我国工业品牌的文化内涵

建立持续创新、持续变革、质量第一的品牌文化，大力倡导提升企业文化的包容性，致力于打造无边界品牌文化。鼓励工业企业在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时，将重点放在把相关产品做专做精做优的方面上，坚持以质取胜原则，弘扬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力争生产出性能优越、品质高端的产品，以满足当前国内市场日益提升的高端消费需求。加强对国内著名工业品牌的正面宣传力度，提升国内外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信心与认可度，破除国内民众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并利用各种对外交流会、展览会等机会，推广和介绍我国知名工业品牌和产品，为我国工业品牌“走出去”营造声势、积累口碑。（本文作者：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厚明）

中小企业对接《中国制造2025》需在“专精特新”上发力

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和德国的“工业4.0”都将服务中小企业确立为核心原则并设定了发展目标，德国更是提出了《中小企业4.0实施指南》。目前，《中国制造2025》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中小企业的带动并不显著。“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工程，也是实现我国中小企业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效对接的重要抓手，但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面临诸多瓶颈，亟待突破。

一、“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抓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一方面，“专精特新”发展与《中国制造2025》的创新驱动这一基本方针一致，二者存在天然的契合性。作为技术创新生力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供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由于具备较好的市场、管理和创新基础，有条件也有能力成为让《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的重要载体。因此，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扶持其发展。据2016年5月对全国37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共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 889家，涵盖产品4 564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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