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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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修订版）试读：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经常被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一些人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可能构成的威胁。
作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决定把先前的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后多次解释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作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地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其实并不见得。当然，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前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21世纪。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因而讨论中国模式就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关注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注。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略，“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等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论调。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能否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30多年。尽管从数字上看，30年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从而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
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时期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只能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同时，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在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京执政，进行改革，俄罗斯才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就被视为开始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民众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不过，尽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我过去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几个层面进行，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是什么。很多研究者在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往往关注中国模式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在很多年的研究里，笔者不太涉及理想层面的问题，因为很难回答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并且如果过于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也并无多大的帮助。这里的文章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就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观察。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的角度。就是说，笔者在这些文章里试图从中国的视角（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比较）来对中国的模式做些探讨。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如上所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把这些思考文章发表出来，主要是期待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章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说，中国模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说在西方全球化弱化了主权国家，但在中国，很多方面，全球化促成了国家的转型，使得主权国家更加强大。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正面的积极效应，但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法治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全球化和国家转型这个题目，可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政策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经常导致国家制度形式的转型。全球化并不新鲜，历史上已经经历过几次大的全球化运动了。每一次全球化首先是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观察到，经济是基础，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迟早必然导致国家制度的变化和转型。因此，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远程贸易往往和帝国的国家形式有关。而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崛起之后，就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也就是近现代国家形式。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方面面的矛盾都和最近一波全球化运动有关。如何根据今天全球化的需要来重建国家制度，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二是全球化冲击下的西方危机的本质。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于是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就是说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现在没有人再可以这么说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一片悲观。整个西方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在经济层面，无论是制造业本身还是金融资本主义都出现了大问题，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况且今天西方连改革的方向也没有明确。在社会层面，收入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传统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发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尽管表达了民众的不满，但解决不了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答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也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危机。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的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的倾向，但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需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出现。但现在西方的民主越来越演变成为党派政治，执政党和反对党旗鼓相当，互相否决。用福山的概念来说就是，民主政治已经演变成“否决政治”。
这里就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即当代西方的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在这里，我的观点是，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是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还是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都没有产生任何危机。相反，面临危机的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就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治几次重大的转型也是资本主义推动的。那么在这一波全球化下，民主政治又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需要我们思考。
第三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和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动力也来自外部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入国际体系。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封闭没有出路。要发展，就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开放也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修筑钢铁长城，免于被全球化所吞没。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如果不能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不仅其所带来的成果不能保存，而且国家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两个选择。第一，拒绝全球化。其结果等于落后，不发展，最后必然“挨打”。朝鲜是个例子。实际上，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国家，很少国家能够避免全球化浪潮。第二，加入全球化。这个选择既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也面临巨大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和印尼，2008年金融危机之下的西方诸国都是例子。中国的选择应当怎样？我们已经选择了加入全球化，没有什么退路。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样，对全球化要“两手抓”。在新的环境里，我们对“两手抓”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抓经济”就是要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并且推动全球化进程。“抓政治”就是要抓紧国家制度建设，不仅保障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成果，而且利用全球化的动力，促成国家制度的转型。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也在要求中国国家权力的重建。
这里又涉及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中国模式问题。在这一波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有效地应付了危机对自身的冲击，在很多年里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再增长的最有效的动力。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争论还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模式争论很多，但我还是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很简单，不管怎样发展，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经济不会演变成美国经济，中国政治不会演变成美国政治。但即使在西方，很多人，主要是具有现实感的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也有他们可以借以参考的经验。西方历来轻视西方之外的发展模式，视自己的发展模式为普世的。但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西方开始有动力来考量非西方的模式。随着非西方的崛起，这种趋势不可阻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模式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成就，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但是，中国模式也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完善不仅对中国自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不仅要学其他国家全球化成功的经验，更要总结其他国家失败的教训。
当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不是要对外推行中国模式。我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不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在人们质疑“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意味着中国也可以学习西方，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我觉得，如果学西方，中国模式必然失败。但如果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参考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就会走得出去。中国模式走出去是有其可能性的。中国模式之所以与其他国家相关，就是因为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是闭门状态下产生的，那么中国模式很难和外在世界有任何相关性。在全球化状态下，中国吸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最优实践，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国模式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对中国来说，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避免全球化可能引发的国家权力危机。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近代国家形式或者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于西欧。在此之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国家形式，即帝国和地方化的各种政权形式。帝国的统治比较松散，没有一整套国家制度。帝国所争取的主要是土地和人口，并且是以农业为社会基础。一些研究表明，帝国对帝国内部的“全球化”有推动作用。历史上，帝国往往由很多地方化的政权组成，甚至横跨几个洲。帝国产生之后，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消除贸易壁垒。因此有人说，帝国是第一波全球化。但帝国没有一整套制度来支撑，在帝国解体之后，又会演变成地方化了的政权形式。
在欧洲，市场经济是在帝国解体的废墟中崛起的。市场经济由小到大，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现在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是和市场机制一同产生的。有了市场，资本就可以运作，发生作用。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大家都会同意，资本主义的两大特点，就是市场机制的存在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前者是条件，后者是结果。有了市场制度，投资者才有可能追求利润，而利润的扩大又为资本拓展市场提供动力。
马克思科学地指出，资本就是追逐利润。资本对利润无穷的追求也使得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资本的全球化是从一个个国家内部开始的。资本首先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当市场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消灭一个个非常地方化了的政权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的时候，资本就转向了国家政权的帮助。在欧洲，君主专制国家应这个要求而崛起。专制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往往用武力消灭了一个个“城堡”国家，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源。
资本在专制国家政权的帮助下统一了全国市场之后，开始往海外市场方向发展。这就是资本开拓海外市场的时代。这个过程也非常血腥。中国自己有亲身的感受，那就是两次鸦片战争。在政治上，海外市场的开拓往往伴随着殖民主义政权。殖民主义政权既帮助开拓海外市场，也用来保护殖民国的海外利益。资本的扩张和全球化，就是马克思所研究的问题。当然，对这一过程也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例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过程，就是说各个国家都存在着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都可以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从而创造财富。不可否认，各国的确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本身不足以构成全球化的动力。如果是比较优势，那么全球化会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比较优势本身难以解释为什么全球化是那么血腥的一个过程。
资本者或者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的帮助下统一了国家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市场越大，利润越高，资本的力量就越大。在市场扩展的同时，资本者开始要求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开始要求和君主贵族分享国家政权，权力分享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免于政治权力对他们的经济利益的掠夺。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也是私有产权制度的来源。资本者或者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的第一个社会群体。因此，马克思说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总结。从君主贵族统治到资产阶级民主（或者精英民主）时代，是西方社会国家建设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在大众民主化来临之前大多数国家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就已经到位，这些国家制度也为日后的大众民主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点后面会再次强调。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冷战结束后，我们所经历的一波全球化是全新形式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仍然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为什么这波全球化使整个西方深陷危机？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制度的发展理出一个思路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全球化是如何导致国家权力危机的？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巨大变化。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资本主体的变化，主要是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主义。第二是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制造业资本主义，现在都在全球化环境中运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主要指的是金融和制造业资本主义。
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经济体，无论是近代之前的地方化经济体、帝国经济还是近代经济都具有边界，就是说经济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边界内。即使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也主要局限于贸易，即我用我的产品和他人交换，各种产品由主权国家生产，交易则超越国家的边界。换句话说，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不过，我自己觉得，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统一皮肤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受雇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这里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于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会在当地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因为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其也必然成为“血汗工厂”中心。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血汗工厂”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工人的权利缺失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劳动保护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更是因为资本者在对待外国工人时缺少道德约束。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用者。很多经验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一旦到了中国之后，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就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其次，全球化对就业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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