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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葵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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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葵序言集试读：

前言

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近30年时间中，苏联发生剧变，我国上至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下至社会各界群众，以及学术界，特别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学术界，都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历史真相和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段时间中前苏联和其后的俄罗斯、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共和国，以及美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知名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与社会活动家，都已著作和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题材的回忆录、人物传记以及历史和政论问题等方面的图书。为此我抓紧时间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俄文与英文原著，把我读后觉得具有丰富材料和阅读价值的20多本原著，在我主持下组织我们研究所里的离退休同志出来发挥余热，把这批外文图书翻译成中文，推荐给新华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等予以出版。与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在这段时间中总共出版了近30本译著。这批译著出版后受到了我们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助推了学术界对苏联、俄罗斯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东欧与中亚国家的研究，收到了相当好的社会效果。

我在主持这批译著的翻译工作时，自己也参与了翻译和校对，并在对每本原著作者的情况及其著作的具体内容做仔细研究的基础上，为每本译著的中文版各写一篇以“译者的话”、“校者的话”、“校后记”、“出版说明”等为题目的导读性的“译者序言”。这本文集中所编集的就是我为23本译著撰写的“译者序言”或“译序”的文稿及4本中文图书的序言。

上述这批译著中的大部分是被新华出版社收入《回顾与思考——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中的。

我认为现在把我为这批译著写的23篇“译序”以及在那二三十年中先后为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四本著作写的序言编成一本译序和序言文集予以出版，是有可能收到一定的社会效益的，这是因为：

一、新华出版社当年出版的22本译著包括我撰写的22篇“译序”中有些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二、这批译著都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就是在二三十年前出版的。当时看过这些书籍的各部门与各地区的负责同志，现在大概都成了耄耋之年的老同志，他们对这批译著中提供的苏联历史资料和对苏联、俄罗斯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现在也许未必能记得很清楚。而对我国在苏联剧变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来说。当时他们因为年幼，可能没有接触过这批译著，他们今天对苏联和俄罗斯那二三十年的历史很可能还缺乏了解，在当今这个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他们也许更忙于在互联网上搜阅自己感有兴趣的信息和材料，未必有时间和机会去寻找和阅读当初曾很吸引人们阅读的这批译著。

三、“译者序言”对原著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和他们著作中论述的对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和看法作了扼要的介绍。现在辑集的这本序言集，篇幅不大，读者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可把它看完。我相信，对过去阅读过那批译著的老同志来说，翻阅一下这本文集可有助于他们恢复对过去阅读过的那批译著中有关苏联历史真相的一些材料的记忆。而对青年同志来说，则可帮助他们扩大知识面，增加对苏联的历史、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和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的了解，有助于他们以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为鉴，更自觉地在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珍惜我们的党和国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我很高兴的是，我向新华出版社提出这些想法后，就获得了新华出版社领导同志的赞同与支持，出版社很快就委派了一位责任编辑帮助审读和编辑这本文集，使这本书顺利问世。

为此，我要向新华出版社领导同志和承担为这本文集做编辑加工工作的责任编辑，向热情地支持我编集这本文集的原新华出版社的编审和苏联东欧方向图书定稿人孙维熙同志，向为这本文集撰写序言的张森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徐葵2016年2月26日

对1953－1985年苏联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文版“译者的话”

去年（1987年），在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段苏联历史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近几年俄罗斯出版的一批人物评传和回忆录等著作。其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著作的回忆录《耽误了的痊愈（1953－1985年）——当代人的见证》，由莫斯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里封上刊登的简介中说“作者叙述了他对斯大林去世到改革开始之前我国历史上这段复杂和重要时期的回忆和思考。在这段时期中，他从‘近处’进行了观察，有时还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事件，并直接为许多政治领导人做过工作。”这部回忆录对我研究勃列日涅夫这段时期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觉得，如能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可在不小程度上有助于我国读者增加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这段历史的了解。因此我建议新华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这个建议得到了新华出版社领导的支持。

于是我们就与作者联系出版中文版事宜。作者对此欣然表示同意，并告诉我们，他已对他的回忆录的第一版（俄文版）作过修改，并已出了第二版（英文版），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93年出版发行，他还给我们提供了英文版本。作者希望中文版的译文按照英文版进行校核和补充。我们这个译本就是根据第一版俄文版翻译，再按第二版英文版校核和补充的。

对照这本回忆录的两个版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是书名不同。第二版英文版的书名为《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生活》。英文版用“制度”二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意在帮助读者看到苏联人民从斯大林去世到苏联解体近四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哪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而更好地了解什么是苏联的制度和俄罗斯用以替代这种制度的可能的前景。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伯特（此人原为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苏记者和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为英文版写了一篇相当长的

前言

其次，如果把第二版同第一版相比，就可发现两个版本在结构上也有较大的改动。首先，第一版只写到1985年为止，第二版则写到苏联解体之后，还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跋——“改革及其以后”。作者在跋中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另外，作者把此书的章目也作了调整。第一版共有九章，第二版扩展为十章，增加了第二章“我的家庭、我的青年和战争年代”和第十章“研究所：我们如何‘发现’了美国”。这两部分原来在第一版中都收录在附录中，作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的材料。第一版中原来单独有“关于那个时期的几个领袖人物”一章，即第九章，第二版中这部分内容不单独设章，而合并到第九章“停滞年代”中。这样调整之后，全书章目比第一版显得更加前后连贯和完整了。

第三，作者在第二版中对苏联当年某些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有修改之处，看来这反映了作者在1985年后对苏联那段历史中的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但第二版英文版中在有些地方把俄文版中原有的、有关反映苏联当年围绕某些政治事件而进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和叙述，作了压缩或精简。这也许是出于考虑美国一般读者对这些细节不一定有太大兴趣的缘故。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材料对中国读者了解苏联来说却是很有用的，也是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因此我们在中译本中仍予保留。第一版俄文版的附录中还有两节，一节题名《军方是如何“整”我的》，另一节题名《跟随库西宁所做的工作》。在第二版英文版中，前一节内容被融入第七章，后一节则被删节。这一节内容主要是介绍库西宁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思想观点。我们觉得，这些材料我国读者是会有兴趣的，所以我们仍把这一节作为附录保留。

至于书名，我们感到，第一版俄文版的书名有些过时，第二版英文版的书名令我国读者费解。因此我们另起了一个书名：《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符合本书内容且容易为我国读者理解。

我还想说明一下出版这本书中文版的几点想法。

我首先考虑的是作者本人的情况。格·阿尔巴托夫出生于1923年，是苏联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父亲是犹太族人，因而他有一半犹太血统，这种血统关系使他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不少特殊的遭遇和感受。他年轻时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他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外文出版社、《哲学问题》和《新时代》杂志社当过编辑，后来又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曾为苏联领导人库西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后来又为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工作过，曾参与苏共中央一些重要文件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从60年代后期起，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创建了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长期担任该研究所所长。他曾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他的国外阅历也比较广，小时候就到过德国，目睹了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情景，60年代以后同美国和西欧各国有很多交往。因为是学者，所以他比较强调尊重事实和科学，对很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因为是政治活动家，所以他比较接近领导层，从近处观察到了很多事情，堪称是一位“知情者”。这样一个人物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几十年经历进行的回顾和反思，反映了苏联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看过本书后感觉到，作者对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他从1987年开始写作，曾经数易其稿，到1990年才完稿。他认为，他这一代人应根据自己的阅历把后斯大林时期的详细历史写下来，要趁这段重要和复杂的历史时期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和目击者还活着的时候，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尤其是那些曾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的人，以便总结历史经验。这就是促使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许多事件和问题的叙述和评论是坦率和敞开的。

其次我考虑的是本书包含的材料和内容。我觉得本书的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的很多事情和内幕，是我们中国读者，包括许多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在内，所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从内容上看，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一般回忆录往往只写某段时期和某些事件，而这本回忆录几乎涵盖了作者所经历的苏联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开始，一直写到90年代上半期的叶利钦时期。甚至通过对作者本人的家庭和父亲的叙述还涉及了斯大林时期，特别是30年代的镇压运动和战后初期的思想政治运动。

二是涉及的问题和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讲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几十年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化艺术到社会思想，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涉及了。作者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应该是苏联从病态中痊愈过来，恢复社会正常生活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革新和保守两种思想和力量的曲折和复杂的斗争和其他种种原因，这个痊愈过程被耽误和延迟了。这是本书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作者对许多人和事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领袖人物，作者根据自己同他们的接触和从近处进行的观察，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和评论。在第二版中，作者还补充了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一些观察和分析，还对盖达尔所推行的“休克疗法”提出了否定的看法。由于作者的本职工作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他对苏联这几十年中的学术思潮和学术领域方面的思想斗争和发展变化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又由于作者从事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书中对苏联对外关系的论述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包括苏中关系、苏美关系、苏联同东欧国家关系、苏联的缓和政策和裁军政策等。

书中第三章《中国吹来的风》是讲60年代初中苏两党的论战的。阿尔巴托夫作为苏共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6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而且是当时苏联中央发表的告苏共党员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关于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有名的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讲话中，已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提到双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时，他还说，“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4页）邓小平同志对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所作的这个原则性总结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有了这个原则性总结作指导，我国学者自然还需要对这段两党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总结，以便吸取正确的教训，推进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而为了研究这段历史，了解苏方当时在论战中的观点和他们对论战的看法，这对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有趣的是，阿尔巴托夫在《中国吹来的风》这一章中告诉我们，中方当时反对苏共20大路线的立场，客观上倒有助于苏共中坚持20大路线的人加强他们在苏联的立场和地位，使他们在当时的复杂处境中借到了反击保守派的东风。这一点大概是我们当时进行论战时所始料不及的，现在读来对我们还好像是一条新闻。

我考虑推荐这本书的第三个出发点，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历史和苏联与俄罗斯问题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苏联历史事实和历史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是相当不全面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对我们研究苏联历史和深入而正确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带来不小的困难。不充分掌握可靠的事实材料，不弄清许多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要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是很困难的。这些年俄罗斯出版了许多档案材料、回忆录和人物评传等图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研究材料。我国各出版社几年来已翻译出版了一部分，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图书材料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翻译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材料。虽然现在俄罗斯的学者和作者不论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观点都很不一致，争论也很多，但只要他们的著作在探讨问题时态度严肃，并有丰富的材料，总可增加我们对苏联和俄罗斯的了解，而且对我们来说对比不同的观点也可更有助于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包括对本书作者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学者中对他和他的观点的评价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他在这本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会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苏联当代历史的了解，至于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我国读者也会在阅读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参加本书翻译的都是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和翻译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他们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苏联和俄罗斯研究继续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贡献。他们和他们在本书翻译中的分工是：徐葵（第一、第三章和跋）、张达楠（第四、五章）、王器（第九章中关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部分）、梅沙（第九章）、韩维（第六章）、李禄（第二、第八章）、林野（第七章的大部分）、徐肇儒（第七章的一部分和附录）。本书最初按第一版从俄文译出，由张达楠通校；最后由徐葵核对俄、英文（第二版）两个版本，进行通校和增补。我们对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张首弟和资深记者、编审孙维熙等同志对我们翻译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帮助指正。（此文完稿于1998年6月18日，此书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

对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改革的评论——《一杯苦酒》中文版“译者的话”

我参加了本书部分翻译和全书最后的译文校对。在译校过程中接触到书中讲到的许多苏联历史上的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提出的看法，有时不免引起我对我们的苏联研究工作和对本书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我想简要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本书俄文版于1994年出版。1998年作者又对原书作了不少修改，特别是在第四编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本中文版就是根据修改稿翻译而成的。作者说他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看来，他把书名叫作《一杯苦酒》，意在表明他回顾苏联的历史犹如在品味一杯苦酒。

我是几年前知道这本书的。大约是在1997年年中，50年代初我就认识的一位俄罗斯老朋友杰柳辛来北京开会。他当年是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后来又长期任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回国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他因主张苏联应同中国友好而受到过一些指责。在交谈中我问他，现在俄罗斯出了很多回忆录，你认为哪几本材料和内容较丰富，值得一读。他推荐了几本，其中就包括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

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明、道德等方面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和苏联的改革，探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当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雅科夫列夫其人对我们中国人大概并不陌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他是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也是利加乔夫的对立面。他在这本书中明确表明他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写的书，是否有价值予以译介，是否值得一读？我译校完后的感觉是，不但需要读，而且需要对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觉得为了进一步弄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详细过程和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就需要读这本书。这几年俄罗斯出版了不少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苏联改革和剧变问题时，这些书都需要看。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等书，这些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当时的情况都很有用。可是苏联这场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尚无中文译本。雅科夫列夫也是这场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书中披露了别人的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事，例如1987年年中，苏共中央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提出辞职事件之前，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间就已经产生意见分歧和争论的事实。当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两派。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是同利加乔夫等人不同的。如果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而不知道另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是很难弄清楚苏联这场复杂改革过程的，因而也就很难对之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阅读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正如有的俄罗斯回忆录作者所说的，回忆录作者往往“面临着两个诱惑：一是算老账；二是在事后把自己写得比当时更聪明、诚实和勇敢”。本书作者是否受到这两个诱惑，这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其次，作者在书中就有关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联走过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改革的教训、俄罗斯该走什么道路、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议论和看法。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意，或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观点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的，而且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和时代精神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且不论本书作者的思想理论本身如何，仅就作者的思想理论体系对这些问题展开的论述来看，可以说本书有它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再其次，我想，对作者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在苏联的出现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雅科夫列夫出身于苏联农村的劳动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战后在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苏共各级职务阶梯上从基层党组织书记逐级上升到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当了10年驻加拿大大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上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同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决裂，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苏联像他这样发生思想演变的人不能说是个别的，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在苏共执政下，雅科夫列夫等人会对苏联社会和党内生活在开始时感到困惑和怀疑，后来又感到失望，最后成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反对者？对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吗？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在苏共20大后对当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的评论的。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究竟斯大林的这种统治在那个年代在苏联老百姓，尤其是在思想比较敏感的青年的心中产生过什么影响？从雅科夫列夫对自己战后经历的叙述中，似乎也可对这个问题找到一点回答。

应该承认，我们对苏联不少历史问题和事件还不是弄得很清楚的。有些事我们似乎已清楚了，但这几年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发表和历史真相的澄清，我们认为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得重新去研究。比如，苏联何时开始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赫鲁晓夫开的头。可是现在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竟是马林科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所以，只有多方收集材料和广泛阅读各家的著作，包括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著作，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下去。

以上是这本书的译校工作所引起的我的一些感想。至于对这本书本身，我还想说，这是一本就俄文来说也是较难读，因而也是较难译的一本书。作者喜欢使用文学的笔调、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并引用诗文和典故。从本书的目录看，有不少章也不易一眼就能望文生义知道它要讲什么，只有看了正文才能知道题目的含义。所以我想在这里先把本书的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也许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编《从源头谈起》，先叙述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苏共20大对他的影响，对赫鲁晓夫的分析评价，一直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后在第一编第二章《先驱者》中，转而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其领袖人物，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影响。其后三章议论的是哲学问题。作者对矛盾论、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他的质疑和看法。

第二编《布尔什维主义》，是对苏联历史的评论。从1917年二月革命讲起，论述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直到今天俄罗斯还要完成二月革命提出的许多任务。接着论述了十月革命，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它同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的关系、其思想特征教条主义在俄国土壤上产生的历史根源。第八章《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题目十分怪僻，讲的是斯大林执政时进行的大清洗、大镇压，列举了大量材料，叙述了莫洛托夫等（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大镇压中所起的坏作用，也叙述了朱可夫对几百万回国后被当作劳改犯对待的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战俘的平反所起的作用。第九章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第十章论述了斯大林对冷战的产生应负的责任，其中提到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

第三编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来龙去脉。收录了作者本人在改革初期向戈尔巴乔夫提交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政策建议。分析了苏共提出加速战略的历史原因。叙述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出现和发展。论述了苏联的政权和权力的体现形式——党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的三头执政结构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与1991年8月19日事变的关系。作者还对列宁、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六位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他的评价。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分析了苏联改革的困难、它的失败原因和教训，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最后在第十三章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承认对民主和市场经济有过浪漫主义的幻想；在这一章里讲的《七个“非”》中，还提出了他认为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应实现的七个目标。

第四编对20世纪世界曾出现的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冷战进行了反思，认为俄罗斯要走的是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划分的“第三条道路”，并论述了当前世界向人类提出的挑战，从分析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出发，提出了冷战后的世界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个人认为需要译介《一杯苦酒》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各种学派和思潮，而不能对之不闻不问，我们应该对各种学派和思潮提出的问题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对当今世界在各方面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作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又有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对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读者无疑会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四个译者所做的工作。徐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了本书的第一编，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翻译了第二编，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翻译了第三编、作者写的序言和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徐志文（同上单位副研究员）翻译了第四编。张达楠对全部译文作了第一遍通校，徐葵作了第二遍通校。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原稿中没有任何注释，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尽可能给书中讲到的一些人和事作了一些译注。但是不论在译文中还是在译注中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给予指正。（此文完稿于1999年1月，此书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

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说：俄罗斯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往何处去：在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中文版“译者的话”

自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和苏联的合法继承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以来已经过了快八个年头了。八年来俄罗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一直吸引着我国广大人士极大的关注。但是这些年来俄罗斯国内事件的变化总是非常突然，政坛上人物的变化又极其迅速，以致俄罗斯的“不可预测性”成了国际舆论经常议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同俄罗斯人民有着深厚传统友谊的我国人民既对当前面临巨大困难的俄罗斯人民寄予同情和希望，又对俄罗斯局势的动荡和变化感到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几年来，大家在心中或多或少地都积累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例如，为什么苏联的解体会如此容易而且当时竟没有群众起来维护这个已有74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民主派上台执政后不到一年就会爆发炮打俄政府所在地白宫和驱散俄罗斯议会的事件？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国民经济会下降得比在二次大战中还厉害？为什么俄罗斯人民对生活的困难和经济的下降能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忍耐？俄罗斯今后的走向如何？……我们在阅读和翻译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作的这本书时，觉得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书中对我们几年来心中积累和希望得到解答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或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寻找答案的许多材料和线索。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本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今日俄罗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并相信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将会引起我国读者的巨大兴趣。

我觉得在这里首先向读者介绍一下作者其人和本书的大致思路、结构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也许这可为读者提供阅读本书的一些方便。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我们曾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同作者联系，希望他给我国读者写一份关于他本人的介绍材料。可是作者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他谦逊地回答说，他写了不少苏联领导人的评传，但关于他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所以他不想写。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自己来介绍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介绍很可能有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

我们知道，罗伊·麦德维杰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与政论作家。他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他的父亲曾经是苏联红军一个师的政委，参加过国内战争；在国内战争后成为苏联工农红军政治学院的一名教员。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死于监禁地——北极圈内的科累马矿区集中营。他死后很久，一直到苏共20大后才得到平反，并被恢复了名誉。罗伊·麦德维杰夫有一个孪生哥哥，名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这对孪生兄弟由于幼年失去了父亲，是在他们母亲一个人的辛勤抚养下长大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家境贫困，当时按苏联为不能正常上学的学生制定的校外考生制，通过自学考试才从中学毕了业。那时正值卫国战争年代。所以他19岁从中学毕业后，即于1943年2月应征参军，在外高加索战线的部队中服役至1945年。战后，他上了大学，1946－195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做教育工作，1951－1957年做过乡村学校的历史教员和校长。他于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父亲蒙受迫害的遭遇和童年时代过的艰苦生活，这些经历使罗伊和若列斯兄弟俩在年轻时就对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十分敏感和关注。苏共20大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后，罗伊·麦德维杰夫开始研究斯大林问题，并在苏共22大以后动手写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著作。他就此问题收集了大量材料，进行了大量研究，把弄清这个问题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项主要任务。他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写成了后来定名为《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明了他写这部著作的动机。他说，“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人们，而且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不被歪曲。我们应该了解全部真实情况，不仅是为了防止那已被党抛弃了的专横再度出现。而且是因为如果不研究和不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我们就不可能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前进。”他还指出，“如果马列主义不仅不能叙述，而且也不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曾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引起国家和党的机构的蜕化变质和官僚化，有时还产生个人迷信和发生全国范围内的专横和滥用职权这样一些极为反常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话，那么马列主义再也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能作为现代科学理论而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优点和缺点都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且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该如同共产党人对待所有社会主义前的社会形态一样，抱有同样的科学与认真的态度和胆略。”今天来看，作者在25年前（1974年）提出的这些见解，经过了这段历史的检验，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可是，在当时苏联的政治条件下，他这样做却是犯了大禁。其结果就是作者因写这本书而于1969年被开除出苏共。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哥哥若列斯都被划为“持不同政见者”而受到了种种迫害。罗伊·麦德维杰夫在那个年代经常受到克格勃的跟踪和搜查，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则先于1970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于1973年在出国去英国访问时被苏联当局吊销了护照，不能回国，从此就不得不侨居国外。

在我国，最早知道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名字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为了研究苏联国内人民群众同“苏修领导”的“阶级斗争动向”，在我国也注意到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名字就开始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知道了麦德维杰夫兄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一个派别的代表。西方称麦德维杰夫这一派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苏联国内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则称他们为“社会主义派”或“党内民主派”，说他们赞成马列主义，但反对斯大林主义，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罗伊·麦德维杰夫大学毕业在农村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员后，从1957到1971年曾先在苏联教育出版社，后在教育科学院工作，他是教育科学副博士。从1971年起，他作为一个自由学术研究者，撰写了许多关于历史、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和哲学的书籍和论文。他著作甚丰，是30多部俄语著作的作者，其中许多著作被译成14种外国语言，在20多个国家中出版。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政治命运一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上台执政后才开始得到转变。1989年他的苏共党籍被恢复。同年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上述职务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他参加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是该党两主席之一。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后，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翻译出版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不少著作。根据我们的很可能是不完全的了解，以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在我国大致已出版了他近10本著作的中文版。它们是：《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意大利记者皮尔罗·奥斯特林诺的谈话》，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中讲的六位领导人是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苏斯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在我国还出版了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的几本著作，如《苏联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戈尔巴乔夫传》，有两个版本，即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当然，罗伊·麦德维杰夫还有一些著作，特别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尚无中文译本。例如《赫鲁晓夫——政治传记》、《时代和个人——勃列日涅夫政治传记》、《来自卢比扬卡的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政治传记》、《1917年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失败》、《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80周年》等。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罗伊·麦德维杰夫写过不少文章，有的已译成中文，散见在我国的报刊上。至于对90年代俄罗斯局势的发展变化的系统叙述和评论，本书可能还是作者在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

下面我就转到有关《在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行吗？》这本著作本身的话题上来。这本书的俄文原著于1998年由俄罗斯人权出版社出版，在西方国家例如日本已出了日文版。本书在写作时侧重覆盖的时间范围是90年代上半期。作者经过5年的观察研究，力图对俄罗斯从1991年秋到1995年底发生的大量事件勾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并从社会政治角度对之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为了进行这种分析，作者也联系到1996－1997年或80年代末的材料和文献。1998年出版的俄文原著写到第四章为止，内容截至1997年。作者为中文版专门增写了第五章，把涵盖时间延伸到了1998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时期就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或民主的社会主义，今天他仍然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他在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贯的。贯穿他这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在俄罗斯搞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盖达尔和丘拜斯等在俄罗斯搞的资本主义试验已经失败，俄罗斯必须变革，根据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自身特点，俄罗斯必须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搞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

全书分五章展开，各章的中心内容大致如下：

在第一章中，作者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俄罗斯新的政治力量上台后人们对俄罗斯搞什么主义问题的议论，提出了他本人总的看法。他认为对苏联原来的社会和经济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企图在俄罗斯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在过去70多年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中确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幻想。作为论证，他从俄罗斯的特征、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国际关系等方面概括出了不允许俄罗斯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大障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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