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纲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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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下)试读：

壹 偃武修文

“微行”遇冷箭

陈桥事件后，慕容延钊抵御北汉契丹来侵，前锋已经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禅后，当即派遣使者给慕容将军带去诏书，许以“便宜从事”，允许他根据前方形势自行裁断。慕容延钊于是巡视河北边境，严加防范。北汉、契丹逡巡归逡巡，觊觎归觊觎，但闻听慕容延钊大军在前，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老赵等到了慕容延钊方面的来报，史称来报的内容是：“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他们闻听老赵登基，已经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顿消，再南下，已经没有胜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赖慕容将军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钊被宋太祖授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农历正月，初春的日子，赵匡胤住进了原后周的禁宫。

老赵几乎来不及享用种种“帝王之乐”。他依旧过着那种简易的日子。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大事。

老赵喜欢“微行”，以便于“阴察群情向背”。他大约想起了古来帝王“微服私访”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这类行动给保卫工作带来难度，于是有人劝谏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简出为要。但老赵听后大笑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过去周世宗见诸将长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杀之，我老赵终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没关系，谁有这个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一次公开出行却遭遇了袭击。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太祖即位后，车驾初出，过一桥，忽然有飞矢来射黄伞。禁卫一时惊骇，老赵却干脆敞开袍子，笑着说：“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宫内后，左右力请捕贼，老赵不允，久之，亦无事。

老赵此举，很像大帝柴荣。当年，老赵跟从柴荣征淮南，克寿州城时，曾经亲眼看到柴荣的镇定。

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周世宗坐帐幄中观战士攻城，刘仁瞻觑见黄罗伞盖旁的帐内有人，忖度就是柴荣，于是，从城上搭弓射之。说那箭镞在御座前数尺就会降落。左右惊愕，都来谏请世宗避一避。柴荣说：“要是一箭就射杀一个天子，天下还有天子吗？嘁！”

柴荣不但不避，还命左右将御座抬到刚才箭落处，等着继续来箭。

刘仁赡的箭又到了，结果又在几步远之外落地。这箭，伤不到周世宗。

刘仁瞻知道后，将弓箭放下不再狙击。他对左右说：“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国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给君父带来忧患，吾甚耻之！现在虽病但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

这一段记载见于宋人龙衮《江南野史》。龙衮评论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这个评论不确，因为赵匡胤也是这样的人。

老赵是真的相信天命在兹。

他遇到敌对势力放冷箭，却没有追缉刺客，确实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没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扫灭周围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烟，就知道老赵与嬴政不是一类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

同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与同为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一样，良莠不齐；说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说总统都是圣人一样糊涂。人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多样性。以职业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谬见。

老赵不追究暗杀团伙，不问何故何因，此即静穆简易。船山《宋论》，最为欣赏的就是老赵的行事简易之风。盖天下初定，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为君王能坚持“慈、俭、简”三字，实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为之。在船山先生看来，汉代文景之治，两代君王称得起“慈、俭、简”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赵匡胤则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当得孔夫子“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之境。我赞同此议。

老赵有时会在后苑弹雀。有一次，臣下称有急事请见。老赵赶紧扔下弹弓子来见臣下，但一看这位所奏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为光火，厉声质问。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风格很像赵普）对曰：“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历史感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者。但这种“无所畏惧”恰恰又是最为孤寂恐惧的。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将为绝对的无助所支配，他的经验想象世界彻底无援——神恩不来眷顾、天道不来垂注、历史也与他绝缘，他将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语中孤零地走入虚无。虚无，给他隐秘、深邃的颤栗与恐惧。这是俗世的疯狂、冷漠与麻木最实在的哲学背景。而内心有所敬畏的人，不会体验虚无，因此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又实在，在无限的想象中体验绝对的超自然力量，不会颤栗、不会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恩、与天道、与青史，同在。顺便说一句：儒学，在引导帝王建构价值观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们内心——有所敬畏。

老赵有孩子气，有军阀气，更有圣贤气。

知错即改，看似容易，却难于做到；特别是当场认错。有错不算错，不改才是错。所以《论语》中，孔子要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宋代大儒要说：“知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其刚明者乎？”（《二程粹言》）这种坦荡，就是一种“刚”且“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内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这种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赵，老赵当得。

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题；从礼葬韩通开始解决士大夫道义问题。

东京汴梁是当时一大消费城市。帝室、百官、士庶、军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运。四方流往汴梁的各类物资，匡算下来，仅仅几十万士卒，每天就需要几十万斤口粮。史称“岁漕百余万石”，假定是一百六十万石，就有近十万吨的规模，每天必须有两百吨粮食从外地运来。这还不算近百万市民所需。而这些南方的粮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所以河渠通畅，多年来都是执政至为关心的问题。老赵上台伊始，往汴梁的几条河道，因为战争，已经连年淤积，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老赵提出了漕运问题的解决方案。

老赵之前，历朝历代，调集丁夫开挖河道，所有糗粮皆由河工自备。老赵认为此类历史性盘剥过于苛刻。于是下诏，从此河工食用“悉从官给”，都由官方供应，且“著为令”，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帝国的文明之象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推演。

当时的漕运，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四水，史称“漕运四河”。但黄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实际上历代所着力的是其他三条河。

汴河，也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已经开挖，属于大运河的一段，自洛阳西苑引两条天然河水入黄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时吴国开挖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开挖，故也称汴渠。

惠民河，在开封西南，大宋开挖的运河。

广济河，是接收山东潍坊一带收取租赋的漕运河道。先经由清河（也称济水）起运，跨黄河，过几个州郡，进入广济河，由广济到达汴梁。这河，后周时已经开始治理，大宋继续，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广济，与黄河勾连。河在开封城东，西流，经过今天的河南兰考，到山东，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因为河道拓宽至五丈，故又称“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两代人的时间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诸河都有淤浅的时候，尤以五丈河最为严重。于是老赵借春初的农闲季节，调集河工，大兴力役，史称开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才开始舟船通行便利，没有了阻塞拥挤的现象。为了修治五丈河，老赵还常常要到治河现场去“督课”，亲临现场监督考核。最初，这些河工们是没有口粮的，老赵看着一个个黑红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来往，有了恻隐之心（史称“上恻其劳苦”），特别下诏：每人每天给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办理。这个办法一直贯彻大宋帝国始末。史称“遂为永式”，于是成为永远的规则制度。

修浚河道，解决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问题，老赵也有得意的时刻。有一次，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入朝，向老赵进贡了一条“宝犀带”，也许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满了珠宝的腰带，老赵看过后，回过头来对钱俶说：“我有三条宝带，与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钱俶很自信，认为“宝犀带”乃是吴越国良工精心打造，世间罕有，于是请求老赵拿出那“三条宝带”来开开眼。老赵笑道：“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钱俶听后，顿时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为愧服。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格局，远不是钱俶这样的国君可以达到的。

老赵践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丰收，导致谷贱伤农；老赵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价以籴之”，高价收买农民手中的粮食，以此保障农民利益。

但中原诸道，有地方丰收，有地方绝收。老赵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赈闹粮荒的州郡。

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

说到赵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记大帝柴荣。他在柴荣这里获益良多。

柴荣征淮南之后，知道国家财用并不富有，而后马上又有了征契丹之战。但是这时候，有人来报淮南饥馑。柴荣正在征调粮草北征，但他还是要求地方将粮草借贷给当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对他说：“百姓穷，恐怕不能偿还。”

柴荣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悬之苦，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偿还！”

在战争准备期间，柴荣也没有忘记百姓苦难，这方面与那些动辄以战争来要挟百姓，四处搜刮军粮的无道之君有了鲜明差异。

赵匡胤继承了大帝柴荣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终其一世，没有向百姓搜刮过一粒粮食，还在著名的遗言“誓碑”中，规定了“不许加赋”的制度。老赵是中国优良政制的继承者和创制人——地方有灾，“即蠲其租，勿俟报”，就是一项优良创举。这样的创制还有很多。他在进入汴梁之前，曾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剽掠京师士庶。老赵要做到“秋毫无犯”；但在实际上，老赵做得比“秋毫无所犯”还要仁义。

大军入城，东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铺正常开业）。但总有刁民以为机会来临，趁着大军入城之际，借机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惩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大军入城，首重治安，不仅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当私有财产因为强盗败类“乘便攘夺”而遭遇损失时，竟由官方来赔偿补还，弥补其损失。这样的义师，我在三皇五帝以来到大宋，大宋以后到公元21世纪，多种史料中，尚未发现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财产，实为政治文明之第一门槛。老赵因为有此义举，从此进入政治文明，开辟传统正道。

以我对政治哲学之理解，老赵“官偿其赀”之举，实在是预表了传统文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价值观，意义重大，论中国圣贤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闲放过。这事在历史记录中不过是寥寥几十字，却是老赵一生德政中的华彩乐章，是传统中国的亮色高光。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遣放一批江南降将，这些人都是在后周时代被世宗捉获的战俘。

命原后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庙宇和陵寝，并制定了法令，以时朝拜。

开始铸币，史称“通元宝钱”。

诏有司按前代旧式斟酌损益，制定新的权、衡标准化，颁行天下。

册立了夫人王氏为皇后。

做人口普查。据各州道报上来的版籍统计，共有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人家。史称这就是“国初版籍之数也”。按户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赵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契丹、北汉、燕云十六州、南唐、吴越、荆湖、南汉、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诸地。

当然，老赵没有忘记陈桥兵变以来的文武官员。于是论翊戴之功，提升并赏赐了一批人。老赵的第一参谋赵普，也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赵匡义加睦州防御使，为殿前司都虞候，赐名光义。

赵光义原来官职为内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约相当于中直机关的后勤处长，官不大，但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则相当于中央军的司法局长，官职升得较快。史上已有记录说陈桥兵变，赵光义其实是不在场的。直到老赵率六军进入东京汴梁，他才带着后勤处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从北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赵普《飞龙记》记录以来，被各类史书反复征引，更被人反复辩难。故赵光义究竟在不在陈桥现场，其实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这类问题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逻辑和证据，否则，只有选择。我选择赵光义在陈桥现场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兄弟在场，“阴谋拥戴”的逻辑才更清晰，整个程序似乎更为流畅。一个掌书记赵普，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也都有了晋升。

又封赏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老赵，并没有像近代以来坊间想象的那样“大刀阔斧”做些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赵登基，天下平静。后周的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基本悉数留用；国家政策法规，基本不做修订；各类文化设施也一仍其旧。前已说过，这正是儒学“仍旧贯”也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基本思路。

但在这一年，老赵并非万事“仍旧贯”，他还是做了若干“改进”（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项改进有点意味。一个是军队改进，一个是朝会改进，一个是法治改进，一个是科举改进。这四个“改进”体现了“日日新”的帝国机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经验世界。

四个“改进”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偃武修文。

他在这一年下诏：要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掌军士，从中简选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各州长吏选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来补禁旅的缺额。还特意选出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各州按样召募教习。等到诸道各州训练精壮后，即将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卒送至京都阙下。从此犷悍之士皆隶属于禁军军籍。此举对地方的彪悍之气是一种收敛，却同时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

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

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统》时，老赵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针：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

禁止士民做坏事，所以要设定法令；但司法条文应该简要，其核心精神必须要有怜悯同情之心。

这是文明立法的经典思想。

但经由这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赵匡胤主导帝国“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谓“自我更化”也就是圣贤所言之“知过必改”。帝国司法有错，有错就改。

这个精神不是从赵匡胤开始的，后唐李嗣源时就有这种精神。天成三年（928）正月，赵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刚做了后唐皇帝，正在办理一件大臣死后的丧事，误听京城公安局长的口头报告，说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当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执法，杀了两名村童。后来安重诲调查事件，了解到原来是俩儿童，未成年人，戏耍而已。当他审明真相后，“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错误地使用了刑律，反复推演琢磨多次，惭愧敬畏之心不是一点，于是，“令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命令削减十天的常用餐饮，以此来求得冤魂的原谅。此外，还罚了石敬瑭一月俸银，将那位口头奏报不实的人撤职，打了二十军棍，配流登州。并对冤死者做了政府补偿：“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从此以后，还颁布法令：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用到极刑，必须仔细裁判发遣，不得按以往那样随意模糊，因循过去。

司法中最值得钦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对冤假错案格外注意，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纳入现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闪光之处。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解决冤案问题。

公元928年十月，他说：为政之要，切在无私；听讼之方，惟期不滥。天下诸州府官员，如有善推疑狱及曾雪冤滥兼有异政者，当具姓名闻奏，别加甄奖。

国家政制的要点，理应开始于公正无私；治理诉讼的大法，只有期望于公正不滥。天下诸州郡府官员，如果有善于推断疑案，以及曾有过为人雪冤，免予滥刑，这样有优异政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姓名报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给予嘉奖。

公元930年二月，他说：欲通和气，必在伸冤；将设公方，实资奖善。州县官僚能雪冤狱活人生命者，许非时选，仍加阶超资注官，与转服色，已著绯者与转兼官。

要想达到天下祥和之气，一定先要为人伸冤。以后将在这方面设立公开的制度，实现奖励为人雪冤的善举。各州县官僚，如能有为人昭雪冤狱，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规定选举，直接报到朝廷，为之加官晋爵增加俸禄，并转赠上一级官服。如果已经是穿了绯色官服了，就再转加一级加官。

所有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时有过短暂的施行，在随后的乱世乱局中，法律还是回到了藩镇暴戾恣睢的随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国，赵匡胤将这些富有圣贤精神的法制思想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为了解决量刑的随意性，还对刑具做了标准化处理。

这是接受了当时吏部尚书张昭上书的意见。规定徒、流、笞、杖等刑名应据法之轻重而标准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凭，不至于随心所欲。

这个标准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刑后的标准化，如流放的刑罚（简称“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个是刑具的标准化，如“杖”这种刑具，在现在一般人心目中，应该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却非如此。这种“杖”有明确规定：史称“定折杖格”为：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小杖不过四尺五寸，大头径六分，小头径五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但苏州博物馆藏有1973年10月在苏州市西郊横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实物，经测量，长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长度当在109.2—110.95厘米之间，大头宽不过7厘米不足，小头宽与全杖厚度不过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长度当在140.4—142.65厘米之间，大头直径不过2厘米不足，小头直径不过1.5厘米左右。

这样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这种标准化也体现了古典“明德慎罚”的精神。惩罚，不是大宋的主诉求；推演祥和之气，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标”。

但为何要使用这么轻飘飘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耻而后改过。有个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国的国营纺织厂做监工，这是一个织造绫锦的场院，织锦工犯了什么管理条例，他施行杖责，打棍子，但是超过了条例规定，处罚得重了点。织锦工不干了，告到赵匡胤这里。史称“帝怒甚”，于是召来周翰，也要如数给他一顿棍子。

周翰说：“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老赵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过。

赵匡胤“性宽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内，老赵左右接过，放到案上时，忽然发现食器旁有个虱子，这应该是厨师头发上掉下来的，很恶心。但老赵急忙对左右说：“勿令掌膳者知！”因为此事只要让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饭的厨师就要获罪。正因为老赵有这样一份“宽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对刑罚之举措格外关注。

史称老赵曾经读《尧典》，叹气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

大舜还在做尧帝的臣下时，曾经摄政，当时有四个叛逆的罪人，大舜将他们流放到荒凉的四个边境，去抵御边境之外的敌人。史称“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后，不仅要遭遇诛杀，甚至要灭族。赵匡胤看不惯这类酷毒的刑罚，所以要慨叹尧舜的宽刑。史称老赵“有意于措刑也”。自开宝以来，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赵就不去划那个红钩，史称“多贷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处理。

老赵之后，种种司法不公有所改观，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国梦想不到的成就。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滥杀无辜、冤假错案，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历朝历代。《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太祖生命的最后一年，九月，“开封府言：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近百万人的大都市，没有一个囚犯！监狱为之一空。这是世界范围内、数千年历史中，一个文明邦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司法结果，是孔子所梦想的“无讼”境界。老赵，在他的任内，做到了。尽管按照人的复杂性考察，“无讼”并非最佳政制生态（最佳政制生态应该是：司法公正），但在赵匡胤时代，在战乱频仍之后难得的政治清明时期，在多次大赦之后，没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为不得淹留，又多次给人自新的机会，于是，虽有“狡害之民”，但社会上无作案条件，“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心存不轨之念的恶人没有办法掩饰他的诈谋，因此，暴乱的奸谋往往就因此而消失于无形之中。社会终归于安居乐业。

这就是汉代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约法省刑”之功。

开宝元年（968）夏五月，因为时当盛暑，老赵下诏各地“恤刑”，也即要体恤狱中犯人，慎用刑罚。有一天，他还对侍御史冯炳说：“朕每读《汉书》，看到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史称天下无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们的！”

说赵匡胤时代的大宋是一个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为过。

改试卷公平取士

建国初，老赵最重要的改进工作是对科举的政策性调整。

这个工作更与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关。

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当时的“国学”（国子监性质的儒学场所）巡视，第二个月又来巡视。当初汉高祖曾到鲁国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国子监祭祀孔子，后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刘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来祭祀孔子，郭威则是在扫灭慕容彦超后，顺便来“看望”孔子。赵匡胤则在践祚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主动来到国学院表彰儒学，史称此举为“隆儒师古，躬化天下”，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质彬彬，“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开启并护佑后人，奠立太平的基业，与老赵崇尚邦国文治，收敛天下杀气关系密切。

后周世宗时，曾在汴梁营建国子监，置学舍。太祖受禅，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老赵亲自撰写了国子监中对孔子、颜回的赞词；其余配享孔庙的圣贤人物赞词，由宰臣以下分别撰写。

从此以后，车驾一再巡视国子监。并诏令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聚生徒讲书。开学之后，史称“上闻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亲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给师生们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励。

这个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乱世之后，具有象征意义。就像刘邦当初路过鲁地，礼拜孔子庙一样，都含有邦国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过渡意义。这是文明展开的标志性事件。

乾德元年后，老赵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

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科举，自隋唐以来，遭逢乱世，也基本没有停顿。但唐时开始有“公荐”，就是不全靠考试，还要靠以往在社会上的资望，由台阁近臣推荐“抱才艺者”，这样，考试不过是“加分”。这种制度也不能说不好，如果科举到了“八股”程度，“公荐”也不失为一种调整。但五代以来，贿赂成风，因此“公荐”这个政策下，“去取不能无所私”，要谁不要谁不能没有徇私的弊端。老赵于是下诏：“朝臣无得公荐贡举人”，朝中臣僚不许公开推荐贡生、举人。

与“公荐”相关的还有一个“公卷”政策。所谓“公卷”，也叫“行卷”，其来由也很早，汉唐时都有盛行。当时社会风气是重视“誉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对考生的试卷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所以一般有点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师走后门打通关节，找高官大佬，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睐，就会为考生在各种场合“延誉”，也即公开表彰、推许这个考生。如此，即使考试时没有考出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录用。考生就会视推举他的人为“恩师”，自称“门生”。这就是所谓“公卷”。不过这种政策也不适合于宋初。在道义普遍缺失的时期，“公卷”的“走后门”现象无法杜绝。老赵于建隆三年（962）九月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将这一个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这种改进，不一定是最优的，但它使试卷成了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举，让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之士中试的机会开始增大。以后的事实证明，大宋，确实为寒门开一进身之阶，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开始向学，靠读书、中考，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不仅可能，而且正当。

宋初，有不少“食禄之家”在“公荐”或“公卷”政策下进士及第，老赵对此有不确定的怀疑，他担心考试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于是出台了“复试”的政策。开宝元年（968）三月，考官选定了十个进士，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赵很早就听说陶谷有才但不能训子，有一年，朝廷设试，专门考官员子弟。陶谷贿赂主考官让他儿子陶戬过关。这位陶戬公子诵书不通，但主考官碍于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通过，补了个殿中的官职。

但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为人告发。老赵毫不客气，按律下御史府调查。结果主考官降职，陶谷罚了两个月的俸禄。

现在又来了个陶邴，也是陶谷的儿子！老赵从陶谷当年暗中制作禅位诏书一事，就很轻鄙这个人，又加上陶戬的事，所以连带着对陶邴也不相信。他担心这是个普遍现象，于是下令复试。

但陶邴还不错，复试也过了，算是为老爸争了一口气。但老赵仍有担心，为此专门下诏，令以后“举人凡关食禄之家”，举人如果是出身于拿取国家俸禄的官员之家，一律上报，并专门安排“复试”。这个诏书一下，等于为“食禄之家”特设“复试”成为定制。这是比寒门子弟还要严格的录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来越高，文化也越来越发达。后人读史，读的越多，就会对大宋越是向往。我个人的读史经验是：中国最好的时期，秦以后，民国前，只有东汉、大宋两个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为最优，那是一个足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时代。真想在这里说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宋。”

韩通死于“王事”

韩通死，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这是老赵践祚后最初的几通诏书之一。诏书真实流露了老赵痛惜人才的心情，对韩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诏书对韩通服务于前朝的业绩做了肯定和赞誉，认为他的死是“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遇到灾难并不苟且，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气节的地方。还将他的死定性为“遇害”。处理决定是：赠官为中书令；以国礼收尸下葬。

诏书中还说，我老赵过去与韩通在一起时，“情好尤笃”，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不真实的。检点史料，没有发现老赵与韩通交好的信息，尽管俩人曾经“并肩作战”，如曾经在北伐契丹中，老赵任水路都督，韩通任陆路都督，俩人分别连下数城；曾经在高平之战中，老赵在中军与张永德向右路冲锋陷阵，韩通则在左路与王彦超出晋州道邀击北汉，等等；但他们始终没有私下往来。《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

贰 征潞州·平扬州

李筠的致命错误

赵匡胤与李筠都是后周柴荣的部下。老赵受禅代周之后，即派出得力大员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好言告知禅代之事，并加李筠兼中书令。

但李筠不买账。

李筠，活到建隆元年也即公元960年的时候，已经是后周元老级人物，周世宗在位时，他都有点瞧柴荣不上，周恭帝在他眼里更是孙子辈人物了，但他忠于后周，原因是：他曾得到后周太祖郭威的知遇。

想当初，他凭一把无人拉起的百斤硬弓，纵横于后唐后晋后汉，却始终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赏识，直到郭威出现。

后汉时，已经做到枢密使的郭威出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实即邺都、魏博，在今邯郸一带），他保举李筠为先锋指挥使，后又荐为北面缘边巡检，边防司令。李筠第一次得到重用，对郭威心存感激，在郭威麾下，屡立战功。郭威与后汉争天下时，李筠于留子陂击败后汉大将慕容彦超。此人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李筠将其击败，为郭威立下大功。郭威称帝论开国功勋，李筠居上功。迁为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昭义军治所在潞州，节度使是实权所在，李筠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夫，赖此成为一方藩镇。检校太傅则相当于传统职官之三公位置，为正一品，属于最高荣誉职衔之一，李筠赖此成为后周开国大公。同平章事则相当于宰相，李筠赖此进入中央，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这一切荣华富贵，在李筠看来，得自于太祖郭威。这个时期，赵匡胤刚刚投在郭威帐下，做一个很小的武官。

李筠使人摹画了郭威像，带到潞州驻地，逢重要场合或时节即郑重挂起，馨香祷告，真诚敬拜。

柴荣时代，李筠的“昭义军”是横亘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大藩。昭义军成为天下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赖昭义军，契丹不敢南窥、北汉不敢南下，而后周则随时可以昭义军为依托北击。故柴荣屡次与刘崇构兵时，李筠即以潞州一部，以奇兵击破来援北汉的辽军。为此柴荣再给李筠加一荣誉职衔：侍中。

后来李筠又多次与北汉独立作战，先后攻克辽州（在今山西境内）等地，还俘获了北汉的刺史、将军数百人。李筠因功荣进太尉，成为柴荣之下，后周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李筠有“时代性格”，身上有很强的藩镇习气。他居功恃傲，桀骜不驯。在潞州，他擅用征赋，招揽天下亡命之徒，甚至因为私愤将监军投入大牢。监军，等于柴荣耳目，但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为强悍、驾驭藩镇最为得法的君主，闻讯之后，咽不下这口气，但也不能把这个李筠怎么着，勉强写了份诏书骂他一顿完事。史称“世宗心不能堪，但诏责而已”。

赵匡胤派出的使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前朝大佬。

李筠曾经辉煌。但藩镇就是藩镇，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从藩镇时代过渡到天下一统时代，他的政治觉悟和智慧，还都停留在藩镇阶段，这样，他连续犯下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倾覆。

第一个错误：应对老赵使者失策。

老赵遣来使者，无非怀柔。此际李筠若知天命，就当归顺大宋；若守忠勇，就当为周兴兵。但他既不归顺也不兴兵，徘徊于愤怒、惧怕、忠勇、试探之间，所有举动进退失据，都与果敢和智慧无关，就像当初慕容彦超面对郭威，成为一个贻笑于天下的小丑。

当大宋使者向李筠出示诏书的时候，李筠暴怒，拒绝接受。但他的谋士们却已经懂得：天命所在，不可变更。于是纷纷劝慰老帅，“为陈历数”，为他陈说天变的天道原因。李筠在众人的晓譬中大约也感受到了新朝的气象。他也应该知道今日之老赵，已经不是昔日之老赵。于是不得已，俯伏下拜，接受诏书，但史称“貌犹不恭”。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大宋代周的事实，可是在按礼节为使者排宴时，一面置酒张乐，一面却大哭起来。众人惊愕中，他令人在壁间挂上了后周太祖郭威的肖像，对着这幅肖像涕泣不已。

我毫不怀疑李筠这个山西大汉对郭威的感恩和忠诚，我甚至能够猜想他内心的种种纠结、惶惑与亡国之痛，我还愿意赞赏他的忠义不二。我知道这类人伦大义出于良知时，有它的正心诚意感人之处。但我知道的是，李筠此刻面临的是政治选择。政治选择需要性情、责任之外的正确性。就政治选择而言，他的前倨后恭，张挂前朝君主肖像并为之痛哭流涕，是——不正确的。忠诚，不是哭泣可以界定的价值，它需要智慧、勇气和一点机缘。这些东西，李筠都没有。李筠面对政治，太淳朴啦！于是，他的痛哭，透露了他的格局，而赵匡胤敏锐地——掌握了他！我相信老赵正是在得到这个消息时，做出了“征潞州”的决定。

李筠的悲恸与哭泣，鼓动了建隆元年的烽火。时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逆转。趋势已经明了，他的前途已定，不可变更。

第二个错误：应对后汉刘承钧失策。

老赵的使者走后，李筠恸哭，已经成为一个事件，潞州人人皆知，北汉也人人皆知。此时北汉的国君是刘承钧，他是刘崇之子，高平之战后，刘崇死，刘承钧即位。当他知道李筠恸哭事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李筠加盟北汉，共同对付未来可能的大宋威胁。他给李筠发出了友好的信息，派人送去了一封用蜡丸伪装的秘密函件。

这个事实让李筠再次处于进退失据中。

是否联合北汉反大宋？如果反，有无必胜把握？东京汴梁的禁卫军与潞州边关将士孰为更强？如果不反，如何处理这封密信？……

诸如此类，他在各种利害关系中开始了比较和忖度。

我能够猜想他的犹豫不决，甚至好像看到了他如困兽般在藩府来回踱步的身影。很奇怪，我在读《宋史·周三臣列传》时，总是想起流行于欧洲几百年的一个熟典。这个熟典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所创造，史称“布里丹的驴子”。话说布里丹的驴子饥饿与口渴同样强烈，当驴子处于一池清水和一捆青草之间时，由于缺乏自由意志，无法做出选择，它不知道应该先去饮水还是先去吃草，于是在池水和青草之间往复选择不已，最后饥渴而死。李筠先生此际的境遇与这头布里丹的驴子，实在是有的一拼。

无数的政治性选择失误，往往源于人性的弱点。

李筠的弱点在政治词典面前暴露无遗。往日的辉煌以及天时地利人和都救不了他——他失败于他自己，失败于他的性格。

他做出了一个奇异的决定。

他将刘承钧送来的密信又秘密地送给了赵匡胤。

这个动作也像极了慕容彦超：当有反对郭威的人投奔他时，他将投奔者送给了郭威。

我已经无法理解李筠将军的动机，就像当初无法理解慕容彦超的动机，只好猜测：他也许是试图以此来向老赵表示臣服，以此拖延时间，厉兵秣马……

北汉也是一个朝廷，刘承钧无论多么羸弱，待李筠也是君臣关系。所以李筠如果与北汉联盟，即等于背宋投汉。但是他在与刘承钧的谈判中，太少折冲樽俎的智慧。刘承钧屈身来潞州与李筠谈判，李筠居然对着刘承钧大谈他深受周太祖郭威大恩所以不能臣宋的理由。估计他还会在接待刘承钧时再一次张挂郭威的肖像。他忘记了一个重要故实：周太祖郭威正是荡灭后汉的主角！刘承钧听了他这些话很不是滋味，史称刘承钧“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卢赞监筠军”。刘承钧沉默不语，开始对他有了怀疑，命北汉宣徽使卢赞做李筠的监军。

但李筠对卢赞也不服气，后来刘承钧又专门派出平章事卫融来为李筠与卢赞和稀泥。

李筠的这个失策导致了刘承钧对他的疑虑，削弱了与大宋对峙的力量。

老赵接到这个蜡丸之后，尽管心知李筠已蓄异谋，但还是亲自给他写了封信，说了很多安慰李筠的话头，史称“太祖手诏慰抚之”。

李筠有个儿子名守节，此人与乃父比较，多了一点洞察力。他看出李筠必反，也知道李筠不是老赵的对手，于是多次哭着劝谏李筠不要反，但李筠根本不听。不但不听，还派儿子到汴梁去，名义上是谢恩，实际上是打探虚实。

李守节战战兢兢地到了大宋京师，老赵听说他来了，就在崇元殿接见了他。老赵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太子，你这是为何而来啊？”

这话说得李守节魂飞魄散，“太子”？俺爹可不敢做皇上啊！李守节哆哆嗦嗦地一个劲挥泪自陈绝无反意。

老赵看着这个李筠派来的特殊“密探”，决计摊牌。他对李守节说：“我已经听说你多次劝谏李筠不要反，但那老家伙不听。我现在要是杀了你没啥意思，还不如让你回去传个话。你去传我旨意，说我还没有做天子时，任你李筠自为之；我现在做了天子，你李筠臣周臣汉，难道就独独不能臣我吗？”《宋史·周三臣列传》记录老赵的说法是：“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既为天子，独不能臣我耶？”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的说法则是：“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两说各有不同味道，慢慢参酌，可以复原历史现场的有趣。但无论怎样说，都是明摆着已经不信任李筠，与此前收到蜡丸“手诏慰抚之”显然不是一个态度。

我倾向于认为，老赵说这番话是对李筠的逼反！

李守节回去对李筠实话实话，果然导致李筠“谋愈甚，遂起兵”，谋划得就更多，最后终于起兵反叛。

他最后还是站到了北汉一边。他确实反了。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一事，说李筠造反之前的一个故实。

李筠反时，潞州有僧人素为善男信女所崇拜，李筠召见他，秘密地对他说：“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傅大名来凑足粮草。吾为师傅作道场，募集钱粮各三十万，先寄存到我仓库中，等事情办完，我与你中分。”

僧人许诺。于是谋划了一个“道场”。在一个空旷之地，积起柴薪，僧人坐在上面，提前多少天告知州境，某日某时自焚。李筠在积薪之下洞穿一个地道，从地道走下，可以直达藩帅府中。俩人约定：到了那天，大火一起，僧人就进入地道，烟火之中，无人可辨。而后，就可以“走归府中”了。柴薪积好之后，李筠与夫人都到现场查看，并宣布“倾家财尽施之”。

远近四方只知道有自焚，不知道有地道，听说整个异事，纷纷“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仅仅十天的工夫，六十万已经募集齐全。

到了日子，李筠见僧人已经坐到柴禾上，等待“坐化”，就令人在里面将地道口秘密塞住。僧人不知，大火起时，怎么也打不开地道口，一蓬大火中，无处逃遁，很快被烧死。

于是，六十万钱粮，尽为李筠所取。

他以为这些钱粮足可以支持军需所用，“遂反”。

老赵为何逼反李筠？原来老赵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加检校太尉、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要反！

“黑大王”李重进欲反

李重进、李筠都在后周朝立下战功。禅代之后，李重进比李筠还有危机感，因为他是郭威的外甥。他担心老赵不能容他。此外，他还长期与老赵同在禁军，多年感知老赵气场强大，史称“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惮太祖”，他对老赵有点打怵。故大宋禅代之后，越发不安。

像对待李筠一样，老赵登基伊始，派官员给李重进发去了诏书，并将加官晋爵的命令颁发给他。因为李重进镇守扬州，老赵命韩令坤代李重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但给他加了一个中书令。李重进也试探性地请求“入朝”。赵匡胤推心置腹，觉得此时与他见面似不合时宜，因为如果他要“入朝”就召他“入朝”，等于一下子就剥夺了他的藩镇大权，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当初石敬瑭试探性地要求“移镇”，后唐朝廷喜不自胜，立即同意他“移镇”，结果逼反了石敬瑭。老赵不想这样做。另外，也不知道李重进是否能够忠于新朝，因此，如何拒绝他来朝，需要道理上的一番斟酌，于是，他找当朝的翰林学士李昉，对他说：“你草拟一个诏书，善为我辞以拒之。”你给我起草一份诏书，要想好词，婉转地拒绝李重进入朝。

于是李昉草诏云：国君是为元首，大臣作为股肱，虽然在远方，还是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能达到永远规划；修朝觐之仪，何须简单定在此日。

史称“重进得诏，愈不自安”。这类加官和巧妙说辞并没有稳住李重进。他还是从字里行间嗅出了老赵的“雄猜”。他为此狐疑不已。他不能相信老赵会真的如此敬重他。于是，暗地里招集亡命，增高扬州城，疏浚护城河，史称“阴为叛背之计”，暗地里做背叛的计划。

老赵有感觉，又专门派出特使陈思诲带着给他的终身安全保证书——丹书铁券，前往抚慰，以安其心。

丹书铁券形制不一，但多为金属制作，或用朱砂写字或用刻铸嵌字。文字内容最初是褒奖功臣字样，后来演变为皇室恩许的种种特权，包括免罪免死。战国时即有这类东西，汉唐时也常见，直至明代也可见到。此物初为圆筒状，纵剖为二，皇室藏一份，受赐者藏一份；后来成为单一文件，只给受赐者，皇室不再收藏。这东西似乎介于勋章、盟约、凭证、保证书之间，或也可以是这些东西的杂糅，是对立有不世功勋人物的一种恩赏。

老赵给李重进丹书铁券，等于给他一个安全保障。史称重进见到“铁券”后，就有打点行囊，跟随陈思诲入朝的念头，但“为左右所惑”，一时犹豫起来，最后，在左右的架弄下，他终于反了，丹书铁券也没有打动他。

随后，李重进同时做了几件事。

他干脆将老赵的特使陈思诲拘禁起来，这就等于向中外宣布并坐实了反意。我猜想他如此行事，也有暗示自己痛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

他继续治理扬州城的工事，修建城墙，完善防卫措施，整顿兵甲，很是轰轰烈烈。

他还向南唐中主李璟求援，期待与南唐联手，成掎角之势，以抗宋军。

李璟，这位哼过“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词人兼国君已经被北军吓破了胆。多年以来，他被周世宗打得屁滚尿流，甚至为避后周郭威的高祖父郭璟的名讳而改名李景。他还在国祚最危险的时候，向柴荣称臣，削去帝号，自称唐国主，连年号都使用后周的。

但在柴荣打他的时候，李重进乃是柴荣麾下大将，也是曾经打疼了李璟的人物。当初，柴荣派大将李谷征伐南唐，李璟派出上将刘彦贞等人抄袭李谷背后，李谷退屯正阳，李重进急趋正阳，支援李谷。刘彦贞等闻听李谷退军，以为周兵已怯，急追之。等到了正阳，未及整军小憩吃饭，李重进已经好整以暇，等在那里了。刘彦贞吓一跳，于是采守势，急忙布阵。随军带来的铁蒺藜从皮囊里倒出来，铺在阵前；拒马，一种前端削尖的圆木交叉固定的架子，也在铁蒺藜之后一字排列开来。这是军事上常备的障碍器材，但一般用于营地之前。现在刘彦贞将其匆匆布置在两军阵前，明摆着只想取守势，不想决战。这一招被李重进带出来的老兵油子们一眼看穿，史称“周兵见而知其怯”。唐兵又将刻成兽状的木头牌子列出来，以示警吓，周兵更是笑指不已。盖两军阵前决战，一凭实力，二凭士气，唐兵此举即可暴露出来一则实力不足，二则士气全失。故李重进立于阵前，发起冲锋令时，周兵持盾者先行，挡住唐兵的箭镞，后面工兵拥上，将铁蒺藜归堆收起，近阵的敢死之士掀翻拒马，留出通道，主力兵团就呼啸着冲了上来。唐兵还没有吃饭，饿了一天肚皮，遇到此等战事，先行夺气，很快溃散。史称此一役“一鼓败之”。

周兵追击几十里，刘彦贞阵亡，伏尸无算。

从此整个南唐人皆畏服李重进的沉着凶悍，称他为“黑大王”。

时移势迁，李重进以为南唐主应该畏服他往日威风，与他联合应该顺理成章。何况，此前，他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征淮南时，李璟曾经许以高官厚禄，邀请他归附南唐。不料，这一次遭到李璟拒绝。

其实李重进没有弄明白，原来李璟更怕的不是他，而是赵匡胤。

赵匡胤代周就是又一个后周，何况这个老赵而今更是兵精将广，威名素著，在跟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时，斩大将皇甫晖、都监何延锡，擒团练使姚凤、制置使耿谦，破清流关、滁州城，克紫金山、连珠寨，攻寿春、下六合、取涡口、降天长……这一系列战功，早已让南唐士庶记住了“赵匡胤”的大名。周世宗柴荣已经打得李璟割地称臣，对这位“顾视非常”的大宋皇帝，李璟更是心畏惮服。

南唐，两代人雄踞江淮，曾经有与后晋后汉后周王朝争夺天下之想。但与周世宗较量后，尽失淮南十四州，从此以后，雄心尽消，国势日蹙，只想苟延残喘，不思进取中原。现在又遇上个曾经打痛南唐的昔日殿前都点检、今日新科宋皇帝，李璟如何不怕？

李璟没有犹豫，将李重进拟联合南唐共抗大宋的消息立刻转给了老赵。

李重进还同时开始联络李筠。

他的谋略是：李筠南下，他北上，夹击老赵。如此，新生的大宋帝国就有可能夭折。至于夹击以后，谁来做中原之主嘛，再说。与李筠一样，李重进也是一个将才帅才，但他们都不是帝王之才。他们缺少一种至为重要的东西：天下意识。这个不提，且说李重进派出联络李筠的密使名叫翟守珣，他需要跨过一千八百里路，从扬州到潞州。这中间的各种城门、关隘、卡子口多不胜数，有一个失误就会前功尽弃。但翟守珣压根就没有打算赴潞州，他秘密地走进了东京汴梁。

史称翟守珣“素识太祖”，也即俩人原来是老相识！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五代十国战乱太久，人心思治，翟守珣也是一个有大见识的人物，他实在是厌恶了无休止的征战。他知道如果李重进阴结李筠成功，那将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野战，天下再无宁日。于是，他带着一种悲壮的使命感，奔赴京师，偷偷地先去见另一个老相识枢密承旨，枢密院的秘书李处耘，要求秘密觐见太祖。

老赵闻听昔日老友翟守珣自扬州来见，应该有重要时刻来临的感觉，仿佛演义中的曹操见许攸。

他很快接见了翟守珣。

于是，李重进的“反状”已明。

老赵问他：“我已赐他丹书铁券，他还不能信我吗？”

翟守珣说：“重进终无归顺之志。”

明白人岂用多言！老赵厚赐翟守珣，并许以爵位，但给他一个任务：回扬州，设法劝说李重进“缓其谋”，也即要李重进暂缓反宋，不要让南北二李同时行动，以分我大宋兵势。

这个任务的意思很清楚：老赵需要时间，也需要集中优势兵力，逐个解决。老赵不想南北两线作战，那样将胜负难料……

李筠的“反状”明了时，老赵没有多大震动；李重进“反状”明了时，老赵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就在翟守珣走后，李筠的儿子李守节走进了崇元殿。

所以，老赵决计逼反李筠、解决李筠，而后移师南下。

老赵自有政治家的责任。他不是那种只有妇人之仁贻天下笑的俗人。不能养痈为患！——我猜老赵决计北征李筠、南讨李重进时，心下应有如此一念。

翟守珣回到扬州后，告知李重进，潞州李筠不可靠，未可联手南北夹击新朝。翟守珣又劝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史称“重进甚信之”。估计此际李璟不拟与扬州合兵抗宋的意见也给了李重进很大打击。如果李筠不能北边牵制大宋，李璟不能南边给予支撑，扬州就成了孤岛。这是李重进不得不长考的战略。长考中，赵匡胤赢得了时间。

李筠起兵“直取大梁”

李筠起兵的标志性事件是：“令幕府为檄书，辞多不逊”。这有点像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所谓“辞多不逊”，不难想象幕府草拟的檄文说些什么内容，无非是说老赵如何犯上作乱，阴谋推翻合法王朝后周，如何对不住先帝，如何欺凌恭帝、太后，如何鼓动军事拥戴，等等。后世批评老赵的那些字样，估计在这个檄文里都可约略看到。

这类东西张贴出去以后，李筠已经没有退路。

昭义军反状传到东京，枢密吴廷祚对老赵说：“潞州岩险，贼若固守，一年半年的都很难攻破。但李筠平素骄傲，勇而无谋，宜速引兵击之。他必恃勇出斗。只要他离开巢穴潞州，就能捉住他！”

老赵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开始安排将帅北征。

前已说过，李筠总是在犯致命错误，应对大宋使者失策、应对北汉刘承钧失策，在决计造反之后，又犯了军事战略上的错误。

潞州幕府有一位谋士，此人名叫闾丘仲卿。

他向李筠献策道：“公以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然依仗河东（北汉）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东京汴梁）兵甲精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州），塞虎牢（今河南荥阳），据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

闾丘仲卿的思考是：李筠藩部下太行，沿西麓南行，过黄河，占据洛阳，而后与东面的京师对峙，待机而取天下。这个意见就是将一场被动的据守变为主动的进攻，逐鹿于中原，而非僻居太行一偏，等待来袭。而且占据洛阳后，会获得更大主动：进可攻开封，退可守太行。

撇开政治大义、天下情怀不谈（这方面，高人闾丘也是矮子），就战略主动言，此议有价值，至少比据守潞州灵活得多。而且一旦南下占据洛阳，潞州大军在河南诸州纵横，继续在中原与老赵争锋中，就有希望卷动起其他更多未知力量的参与——中原又重新处于“逐鹿”之中，有野心的人物就会有动作。

但李筠不纳。他竟然准备直捣东京汴梁。他还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现在那拨禁卫军首领都是我的老相识。如果他们跟着赵匡胤到我的地盘，知道我亲自来与赵某争锋，必倒戈归我。何况，我有儋珪枪、拨汗马，何忧天下哉？”儋珪，李筠爱将，善用枪；拨汗，李筠骏马，极骏健。李筠一向倚为骄傲资本，所以有此自夸。

李筠这个思路，与当年李守贞、慕容彦超一个样：以为部卒虽然在敌方，但因为有过去的老部下，只要打起来，一声招呼，敌方部卒们就会倒戈。这个思路在任何时候看，都是一种军事幼稚，也是一种政治幼稚，更是一种不谙人情世故的江湖幼稚。他不懂人性的复杂，更不懂“乌合之众”的价值观。带着这种侥幸心理，天下无不败之理。

朝廷曾为他委派监军，就像后世的军队政委，名叫周光逊。李筠将他捆绑起来，派遣刘继冲赴北汉大本营晋阳，以此作为归附北汉的投名状，请北汉主刘承钧举军南下，自己为前导，南下袭击汴梁。

刘承钧想与契丹谋划，请草原兵来壮声势。刘继冲告诉刘承钧，说李筠的意见是：绝不用契丹兵！刘承钧想想也好，即日大阅，自带大军数千人，出团柏谷，群臣为之饯行于汾水之畔。

北汉左仆射赵华说：“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内而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刘承钧瞪着眼珠子对赵华说：“朕志已决，你怎么能知道他必无成呢？嘁！你有长策，说说，应该怎么办？嗯？”

赵华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刘承钧已经拂衣上马。

李筠又派出大将杀掉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张福，派兵据守其城。

泽州位于晋东南，太行山南端，为三晋通往中原之要冲，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李筠取此城，构想不错。再往南，过黄河，就离洛阳不远了。但他似乎没有继续南下的准备，或者也许在长考闾丘仲卿的意见。李筠的行动出现了混乱，无法猜度他的战略意图——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意图”……

刘承钧亲自率兵，至太平驿（今山西襄垣县），来见李筠。

李筠初以臣礼迎谒。但他忽然发现刘承钧的兵卫又少又弱，不禁心生悔意。但事已至此，又不好令其北退，只好接纳。

刘承钧以北汉皇帝的身份，封李筠为西平王，并赐马三百匹。李筠还有马三千匹，专门将原来蹴鞠的球场开辟为演习场，日夜练兵。扬言要“直取大梁”。北汉派来的监军卢赞闻言，拟找李筠谋划“直取大梁”之计。李筠不见，给话说：“大梁兵皆我昔时部下，见到我就会投降啦！没啥好商议的。”卢赞郁闷。

李筠觉得一切都有把握后，要儿子留守潞州，自己开始引众南向，似乎是要到汴梁与大宋决战。

他的这个南下动作与闾丘仲卿的南下意见不一样，可称根本不是一个套路。闾丘的意见是南下据洛阳，而后东向争天下；李筠的路数是直接南下汴梁，不做迂回之想。

四路出兵合围泽州

老赵知道泽州失守的消息后，感到有点恐慌。此地毕竟太过险要！他立即遣石守信、高怀德将兵讨李筠，下令说：“勿纵李筠下太行，急进师扼其关隘，破之必矣！”

不要放李筠下太行山，赶紧进军扼守几个关隘，这样，肯定能击破李筠！

高怀德，是赵匡胤老朋友。五代名将高行周之子。史称高怀德“忠厚倜傥，有武勇”。晋石重贵时，契丹侵边，高行周为北面前军都部署，怀德年方弱冠，跟父亲出征。在戚城遇契丹大兵，被围数重。时援兵不至，形势危急。高怀德骑马左右射，纵横驰突，史称“众皆披靡”，保护父亲破围而出。周世宗时，从征淮南，在庐州城下，斩首七百余级。南唐置连珠寨，世宗命怀德率帐下亲信数十骑侦察南唐营垒。怀德夜涉淮河，天明，南唐军发现，率众来战。怀德以少击众，擒其裨将，尽知敌寨虚实强弱。赵匡胤即位，拜殿前副都点检，移镇滑州，充关南副都部署。高怀德乃将门之后，一生习戎事，不喜读书。史称“性简率，不拘小节”。但他通音律，自谱曲作歌，节奏旋律极为精妙。好射猎，常在野外露宿，获狐兔数百只。有时家里来客，他忽然想去打猎，竟不揖而起，不告而别，偷偷从旁门带领数十骑到郊外，把客人晾在厅里。

这是一个有性情而又很率性的武夫。

这时河北慕容延钊、王全斌已经奉命由东路与石守信会合，与监军李崇矩共破李筠的兵众于长平，斩首级三千。又攻破潞州要塞大会砦。

老赵再迁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充西山（今太原西北）巡检。郭进在征泽潞之战中，屡立战功。

老赵从前方得到消息，知道北汉援兵也在南下。

老赵经由长考，决计御驾亲征。据宋人王君玉笔记《国老谈苑》，太祖征潞州前，下诏要赵光义和赵普等人留后于京师。赵普私自来到赵光义府邸说：“我赵普托迹诸侯之间十五年，现在潞州贼众势力正盛，君主有事，是臣子效命之日，期待您能帮我启奏陛下，臣愿意军前效力。”

赵光义就来见老赵，请赵普与老赵一起出征。

老赵听说赵普要来军前效力，笑道：“赵普那小身子骨，穿得了甲胄吗？”但他还是带上了赵普。并因此对赵光义说：“是行也，朕胜则不言，万一不利，我将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

我这次出行，胜利了，就不说了；万一有不利，我会带着赵普分兵河阳，到那时，再做计较。你要有准备。

战前跟自家兄弟说这个话，证明老赵对取胜李筠，并无十分把握。由此也可以见此役充满变数。

老赵集结起大宋最为精锐的禁军，开始北征。

几天后，李筠也得到消息：大宋名将石守信与高怀德自西南一偏进军，现任大宋最高司令长官殿前都点检的慕容延钊，以及彰德军留后王全斌自东北一偏进军，当今新科皇帝赵匡胤自西南一偏进军，据说陕西藩镇也有集结，正待东进支援老赵。四个方向来敌都是当今大宋一等一的军事武装力量。

李筠大约没有料到老赵几乎会倾全国之兵来征讨他这一个僻处山西的昭义军潞州城！心下不禁有了恐慌。但他很快恢复镇定。他开始收缩兵力，退居太行山内地的泽州城。

老赵闻讯也稍稍心安。他不希望在中原地区与李筠决战，那样风险太大，而且叛军一旦出现在京师附近，太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大宋正在叛军的征讨中求生。那是老赵不愿意看到的。就这个格局看，闾丘仲卿的意见确有价值。李筠大军如果一旦出现于洛阳，摇动天下人心是非常可能的。那时节，后周柴荣过去的宿将将会如何响应李筠，都是未知数。现在，李筠偏居于泽潞，就是已知数了。天下不会因此而动摇。

御驾很快到达荥阳。

在这里，老赵召来西京留守向训聊天。向训劝皇上急过黄河、逾太行，乘李筠未集而击之。要是在此地稽留过久，则李筠兵锋会愈加炽盛。

恰好争取到随军的枢密直学士赵普也说：“潞州贼还以为咱们大宋，国家新造，肯定不能出征。咱们若是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

向训乃是后周时的一代名将，老赵对他的意见很敬重；赵普乃是跟随多年的掌书记，有远谋，老赵对他的意见也很看重。史称“上纳其言”。

于是，老赵迅即拔营，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太行山区。

山路难行，险峻多石。老赵身先士卒，在马上负石，扔到大路一侧。将士们受到激励，纷纷负石开路，数万将士们背负石头扔到路旁清道，一日间平出大道一条。《宋史》的说法是：“山路险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于马上负数石，群臣六军皆负之，即日平为大道。”

老赵急行军，直趋泽州。

随后，赵匡胤出现在泽州之南。

石守信、高怀德也几乎同期到达。

昭义军的将士没有想到，当今天子居然一夜之间出现在泽州，不禁士气大跌！而宋军士气正旺。

李筠却负气恃勇，出城来战。

泽南，一场近于遭遇的决战，击溃了李筠数万之众，俘获三千余人。北汉援军大部战死，包括监军卢赞。老赵还擒获了河阳节度使范守图。

李筠跑回泽州城内固守。

老赵列栅围城。

潞州城破李筠赴死

宋师四面合围，李筠大势已去，他的部下自三晋各地来降老赵，李筠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举目望去，再无外部支持力量。战役比老赵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但李筠困兽犹斗，亲自指挥小城三军全部走上城堞守卫，数日，老赵未能攻下这个小城。而眼下，京师空竭，南方的李重进正在跃跃欲试中。

李筠寄希望于劳师远征的宋兵疲沓生变，更寄希望于天下藩镇知有此役，能人存幸心，起兵反宋。各地烽烟一起，老赵必定相持不下。一俟宋兵退去，重新打理三晋大地，还有东山再起之机。

老赵心焦，三军鼓噪攻城之际，召心腹马全义至御榻前赐食问计。

马全义，曾在后周时代屡立战功，禅代后，任内殿直都知、控鹤左厢都校，领果州团练使。这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老赵当年训练殿前诸班军士，他是最早的亲信之一。面对老赵的焦虑，马全义明白攻城受挫，实在是源于将士敢死精神不足。而老赵问计于他，也实在是希望他能有所作为。

他对老赵说：“李筠困守孤城，我军如果合力急攻，可以立刻将他歼灭；若果兵势一缓，正好投合了敌人的奸谋。所以，要速战！”

老赵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于是马全义组织敢死战士数十人，口衔短刀，攀爬云梯，冒矢乘城，越堞而上。城门楼子上有了短兵相接。

有人爬上城楼了，守城的形势就有了变化：泽州危急。

老赵这边亲自督战，麾兵急击。更多宋兵攀上城堞。

李筠有一爱妾刘氏，跟随李筠到泽州。她已经知道小城危急，对李筠说：“城中还有多少健马？”

李筠问：“你干吗要问这个？”

刘氏说：“孤城危险啦，马上就要破城啦，现在如果能得到健马数百匹，与我们的亲军心腹们溃围而出，北归，回保潞州，求援河东，可比在这里坐等城破要好！”

李筠认为爱妾意见可行。急忙召集左右，一问，良马居然还有不下千匹。于是准备晚上即从北门破围而出。但他也听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现在帐前计议破围，听上去好像都是一心一意，但是城门一开，可就不好说了。万一有哪个心怀叵测之辈，在门开之际，劫持大帅投降宋兵，岂不悔之晚矣！”

这个意见让李筠犹豫不决。

在时光的这一头来看往事，刘氏的意见，正是宋兵北征前，枢密吴廷祚所担心的格局。潞州城险，比泽州大而且固，易守难攻。这个刘氏不简单。但李筠在犹豫中，失去了机会。

于是，他又犯了最后一个错误。

这天，马全义登城，胳膊为飞矢贯透，流了满身鲜血。他拔出箭镞，亲临兵刃，毫不退却，敢死战士更为感奋，愈战愈勇。后续部队纷纷登城，泽州下。

宋兵涌入泽州城时，我想象中的李筠不应该慌张，他似乎镇定地在府衙点起一蓬大火，而后向府衙里面走去。刘氏抓住李筠衣带与之同行。李筠回头看到刘氏已有身孕，对她说：“你不必从我。万一能生下一儿，也算是一功德！”

刘氏于是忍泣看着夫君走入府衙。那火烧得正旺。《宋史纪事本末》《皇宋通鉴纪事本末》等，均认为李筠“赴火死”，但《宋史》等认为李筠“赴水死”。水、火字近易淆。考泽州，城内无河湖，或有池塘水榭，赴水而被人救起，将面临受辱。我猜度李筠有必死之心，不大可能选择赴水。故此处不从《宋史》而从两《本末》。但李筠赴火之际，是否能想起那个“坐化”而被烧死的和尚，已经无从知晓。

老赵在泽州捉住北汉大臣卫融，刘承钧早已跑回河东。

老赵继续北进，伐上党。李筠儿子李守节不战而降。老赵没有治他的罪，释放了他，并给他赏赐。当天宴请从官，还叫李守节参加。当宴封赏了一批潞州地方官。李守节被封为单州（今山东单县）团练使。并且下诏免掉了当年的泽州、潞州租赋，与民休息。

如此举措，史称“德音”，于是，三晋速平，民心向宋。

李守节知道李筠爱妾尚在，于是设法“购得之”，后来刘氏果然生下一个儿子。李守节后来又出知辽州，开宝三年，改和州（今河南马鞍山）团练使。四年，卒，年三十三。李守节无后，刘氏所生之子成为李筠的后代。

史称李筠“性虽暴，事母甚孝，每怒将杀人，母屏风后呼筠，筠趋至，母曰：‘闻将杀人，可免乎？为吾曹增福尔。’筠遽释之”。

李筠性情虽然残暴，但对待母亲很孝顺。每一次发怒要杀人，母亲知道，都会从屏风后面呼叫李筠，李筠到了，母亲就问他：“听说你要杀人，可以免了他吗？要为你们修福报啊！”李筠往往也就释放了那个要杀的人。

刘氏不死，留下一子，承续李氏香火，似冥冥中有不可知者。

此役，老赵对马全义甚为钦赏。后来马全义官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镇国节度使。马全义病重时，赵匡胤每天都要派御医诊视，还派中使往返劳问不停。并且给他一个密旨说：“等你病稍好，就授给你河阳节钺！”这意思就是要授给他做一方藩镇。但马全义没有等到这一天，不久死去。赵匡胤闻讯，为之流涕。

马全义有一个七岁的儿子，赵匡胤将其召入禁中，赐名知节，补西头供奉官，优恤其家。后来马知节也成为一个将军，在抗御北辽、西夏时屡立战功。

平扬州预先做牌

北征回来，太祖赵匡胤御崇元殿，继续行赏罚事。有功的封赏不必提了，有几个该罚的却没有罚。

第一个该罚不罚的是卫融。

卫融在五代乱世中，是少数几个愿意读圣贤书的人物，曾经在后晋天福初年考中进土，做过忠武军掌书记，这个职务与赵普有一拼。但他“站错了队”，在老赵践祚之后，他居然还在跟从北汉刘承钧与大宋作对。

李筠起兵反宋求援北汉后，与北汉派来的监军卢赞不合，北汉主刘承钧就派遣卫融去调解二人的关系，无非是要二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宋。

后来卫融被老赵擒获，老赵叱责卫融：“你为何投靠刘承钧，帮助李筠造反？”

卫融了无惧色：“我全家四十口人受到刘氏优待，不忍心背叛他。陛下你今天纵使不杀我，我也不会为你效劳的！我最后还是要回北汉！”

老赵大怒，令人操铁挝击其头，又喝令拖出斩首。

卫融大呼：“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日之死，死得其所！”

老赵见状，受到震动，立即下令释放。并召来太医用最好的药为他疗伤，并赐给衣服、金带、鞍马。

老赵也不难为卫融，你既然要回北汉，可以做个交换。他就要卫融写信给刘承钧，可以用李筠曾经捆送刘承钧那里的监军周光逊等人来换回卫融。但刘承钧久未回音，赵匡胤就商议要授给卫融太府卿，赐给房舍。卫融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发现太祖也确实是个人物，这才投降了大宋。

第二个该罚的人乃是后周老将李谷。此人曾跟着柴荣南征北讨，也颇立下若干战功，与李筠也是老相识。当初在恒州驱逐契丹节度使麻答，李谷就和李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老赵征潞州之前，李筠派人给他送来了五十万贯富贵，李谷居然接受了，一不上缴二不告发。按照律法，这就几乎等于“通敌”，如何得了！但老赵得报，居然一笑了之。

但这个李谷自己心下不安，史称“谷忧恚发病，乙卯，卒”。他自己被自己吓死了。老赵闻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优待，为了这位前朝元老“废朝二日”，两天不办公，表示哀悼。另外还赠给李谷“侍中”的头衔。这等宽大，让中外感佩，世人皆知老赵襟怀阔达，不是凡人。

第三个该罚的人是中书舍人赵行逢。中书舍人，是一个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机密的禁中官员。这位中书舍人跟着老赵讨伐泽潞，进入太行山，清理路面时，觉着辛苦，假装从马上掉下来摔伤，留在怀州养病。老赵想想并没有罚他。但老赵回到崇元殿封赏时，需要起草各类诏书，这位赵行逢先生本来在值班，应该迅即起草，但他又申请回家以后再撰写诏书。这事搁哪个老板也受不了！老赵一怒，将赵行逢贬出东京。官给他照做，也不算太过的惩罚啦。

另有一个成德节度使郭崇（即跟随郭威反叛后汉的郭崇威）。他听说太祖受禅，没事就总是哭泣（和李筠有点像）。监军密奏其状，奏言中还说：成德军在河北常山，靠近契丹，郭崇心怀怨望，“宜早为之所”，应该早一点做个了断。老赵回密信说：“我素知郭崇是一个笃于恩义之人。想念周世宗，不过是心存旧恩，由感动而激发罢了。不足虑。”

但话是如此说，老赵还是派出了特使前往成德军“侦之”。

郭崇听说老赵有使臣到了，有点慌，对左右说：“万一使命不测，将奈何？”万一朝廷来的使命是要我的老命，那时候怎么办？

左右没法回答他这话。有个观察判官名叫辛仲甫，说了一番话，救了郭崇。他说：“禅代之后，公首先表示愿意归附大宋，而且在成德军，所有的军民处置，都遵循常度，至今没有任何过错。朝廷即使要加罪，以什么为辞呢？公不必惧怕，使者若至，但率官吏郊迎，尽礼致恭。留下使者慢慢观察，都会辨别明白！”

郭崇按照他的意见做，每天与僚佐饮酒玩耍，使者观察后认为郭崇无反意，回奏朝廷，老赵大喜道：“我就知道郭崇不会反叛嘛！”

不久，郭崇请入朝。

一场危机化为乌有。

辛仲甫，是人物。他一直跟着郭崇，曾经做过掌书记。在郭崇那里的地位，犹如赵普在赵匡胤那里的地位。后周时，郭崇在澶渊做官，手下一个亲信时任厢虞候，劫杀了部民二人，苦主上诉到澶渊地方，并告诉地方官：他们看到了杀人者的模样，能够辨识。但地方官因为罪犯是郭崇的亲信，不敢深度诘问。辛仲甫认为人命关天，必须侦缉明白，捉拿犯人归案。当时办案的卷宗皆在，案由始末一清二楚，但办案官吏还是想拖延，甚至动员苦主要他们改变本案性质，意在为罪犯开脱。辛仲甫于是向郭崇抗白此事，坚称必须依照法律事实惩罚罪犯。

他说：“民被寇害，又使自诬，重伤甚矣，焉用僚佐！请易其狱吏，以雪冤愤！”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庶民被罪犯所害，现在又让人家来自诬说是没这事，这对苦主是一个双重的伤害！如果这样，还用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司法根本不合格，请换个狱吏，以雪庶民冤愤！”

史称郭崇闻言“大感悟”，立即换人移案审讯，最后得以“正其罪，置于法”，正确地定罪，由法律处置了此事。

五代乱世，有司法如辛仲甫、郭崇者，足令人发一浩叹！

还有一位坐镇西北的保义节度使袁彦，此人甚为凶残。听说禅代事后，史称“日夜缮甲治兵”。按其行径，也是一个需要惩罚的人物。老赵在决计兴兵平定李重进之前，派出了亲信潘美往保义军监军，并给出密令：“下诏派遣袁彦移镇，如果不从，可以图之。”老赵要袁彦移镇就相当于出示一个胜负手。如果移镇，就证明没有二心，可留；如果不移镇，就证明心怀叵测，不可留。潘美单骑入城，谕令袁彦，须赴东京朝觐，接受移镇交接事宜。随后，二人当有一番密谈。史称袁彦“即治装上道”，直接回朝廷报到来了。

这事也让老赵高兴，对左右说：“潘美不杀袁彦，成我志矣！”

此事非小。盖袁彦可以移镇，李重进也可以移镇。潘美为老赵平扬州预先做成一张好牌。不久，调任袁彦为彰信（今山东菏泽）节度使。

赵普的战事宏论

李重进与李筠一样，是逼也反，不逼也反的人物。老赵北征灭掉李筠后，决计一不做二不休，逼反李重进。你李重进不是拘捕了特使陈思诲吗，咱们干脆将格局明朗化。

老赵的谋略是，像对付袁彦一样，要李重进移镇：徙原中书令、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移镇青州（今属山东），克日即行。

尽管这也不过是一个胜负手，但老赵断李重进必不肯移镇青州。

果然，诏书一下，李重进拒不听令。

如此，只剩下武力解决之路。

李筠已灭，李璟旁观。李重进只剩下自己的扬州、淮南道。

大战之前的气氛异常紧张。李重进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几近于精神崩溃。他开始变得急躁、疯狂、猜疑，一反往日镇定之态。

有一位都监，时任右屯卫将军名安友规，他看到李重进已反，知道他必败，于是夜半逾城来投奔大宋。

此事愈令李重进疑心生暗鬼。他甚至怀疑自己身边的将校，认为他们“皆不附己”。一日，竟然囚禁了数十名军校，准备杀掉。被囚军校呼叫道：“吾辈为周室屯戍淮南，公如奉周室为正朔，为何不使吾辈效命啊！”

这些话李重进也听不进去。最后将这些可能的叛变者或可能的忠诚者，全部肃清，一个活口没留。

李重进也属于五代藩镇习气颇深的武夫，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物。扬州城里有个新科状元及第，做了他的掌书记，他也喜欢这个状元，知道状元好酒，就对酒库的管理员说：“状元有客人，要吃酒，不管要多少，都给他。”不久这个酒库管理员来了抠门，状元吃酒有了难度，就在大厅里写一副字道：“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不久被李重进看到，琢磨琢磨，这四句诗是说酒库吝啬，不给状元痛快吃酒，当时就命令将管理员斩杀。状元知道这事后，很不是滋味，过了几个月，为自己题写一诗，抒发因自己诗而要了一命的过失难过，史称“悔而成疾”，因后悔而得了一场大病。

李重进疑心重，就在大战前，在城里继续血腥的肃清内奸活动。整个扬州城，从此开始弥漫一股杀气、戾气……

李重进紧锣密鼓准备厮杀的时候，赵匡胤也没有闲着。他综合了各方情报，已经掂量出了李重进的斤两。时机事实上已经成熟。安友规的到来，更让他对扬州城防、民心所向了如指掌。于是，老赵开始研究南讨李重进的作战方针，他想到了赵普，于是二人有一番谈话。

又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枢密副使的赵普对即将到来的扬州战事发布了一番宏论，赵普说：李重进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远图，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赵普这一番话甚为典雅，内中藏有若干典故，简言之，赵普的意思是说：

李重进既然要反，就该取上策，但他目前所取的乃是下策，犹如当年刘邦问薛公，说英布要是反汉，如何处置。薛公言：英布有上中下三策，若取上策，刘邦危；若取下策，英布亡。而英布恰恰取的是下策：固守长沙。如此，则大汉无忧。上策呢，就应该像诸葛亮那样，外线作战，屡出祁山。李重进的上策就是：北联李筠、南结李璟，逐鹿中原，但这个上策李重进已经永远失去机会了。诸葛诞则是三国时依违于魏吴之间的将军，他待士卒甚厚。也曾守扬州，但他手下数千数百死士愿意为诸葛诞效命。而李重进则没有诸葛诞的恩信，驱赶安友规、杀戮将卒，导致士卒离心。李重进就仿佛当初的袁绍袁本初，有高人也不会用。观察眼下这格局，他所凭恃的长淮天险、缮修的扬州孤城，已经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所以，对李重进，可以放一百个心：急攻也取之，缓攻也取之；但话虽如此说，兵贵神速，还是速取为上。

赵普这话等于给老赵一个安心丸。老赵安，六军安。故老赵非常看重赵普。赵普跟随老赵，献策甚多，除了议取幽燕等几个战略失误外，几乎无不言中。这是“一言以兴邦”，协助老赵下最后决心的智者，老赵慧眼独具，对赵普高度信任，甚至很多地方有点纵容，原因就在这里。

无悬念的战事

李重进反叛时，有两个儿子正在朝中做宿卫。老赵夜里召他俩说：“你们这个老爹何苦要造反呢？江淮兵又弱，又没有良将，谁能跟他一块干事啊？你速速回去告诉他我这个意思，吾不杀汝也。”

俩人吓得趴在地上哭得直打哆嗦，浑身冒汗。

老赵还是要他们快走，快去向李重进报信。

俩儿子到扬州后，李重进正在辕门跟诸将议论守卫扬州事，二子进来把老赵一番话说了一遍，并劝谏李重进不要反。包括李重进在内这些将士皆面面相觑，心中大骇，士卒听说后，也都惊疑不测，大多有了二心。老赵一番话，等于瓦解了扬州兵必死之心。

一切都在算中，只待探囊取物。

南讨扬州，可要比北征潞州，胜算多多了！看太祖时代编年史种种，会发现，老赵所有的北征，征潞州、打北汉、战契丹、谋划恢复燕云十六州，他都忧心忡忡，心存惧怕；但所有的南讨，讨扬州、平江南、收荆襄、下巴蜀、羁縻吴越钱塘，他都胜券在握，处之从容。北部边敌，自有寻常意见无法解释的强悍，大宋终其一朝，除了太宗时代扫灭北汉，另有几场零星的胜辽记录外，基本都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北部强敌。但是只要南下，就顺利，以至于跟南唐那样的大藩打仗，有说法竟是“收江南”。“收”字，真是传神！这一次平定扬州，也几乎就是一场“收”扬州。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太祖下诏亲征，点将宣德门，南讨扬州平淮南。

出征前，有个亲军小校向老赵贡献一个手挝，类似于拐杖的玩意儿。

老赵不解：“这玩意儿跟一般的手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小校神神秘秘地说：“陛下试试这个挝首，这儿有个机关，一按，可以抻出来，这个挝首就是剑柄，剑刃就藏在这里。平常可以当作手杖用，万一有个缓急，可以防身，以备不测。”

老赵大笑，将这个手挝扔到地上说：“等到需要我亲自使用这个玩意儿，那得是什么现场啊？真到了要使用它的时候，这个玩意儿还可以依靠吗？嘁！”

老赵平淮南的部署是：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前线总司令），兼知扬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副部署（前线副总司令），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前线总政治部主任），保信节度使宋延渥为都排阵使（前线作战处处长），四人组成扬州前线司令部，率训练有素的中央禁兵南下。安友规被任命为滁州刺史，令其监护前军一同进讨。

尽管扬州已经是囊中之物，但老赵还是杀鸡用了牛刀。

石守信成为这一战役的主角。

他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团结的一批武将之一。那时老赵组成一个小团体，史称“太祖义社十兄弟”，有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李继勋等。石守信在柴荣时代曾从征淮南，有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长期在赵匡胤手下做副手，成为后周主要将领之一。在后来讨平潞州、扬州的两大战役中，他都居功甚伟。

此人“专务聚敛，积财巨万”，还特别信奉佛教，在西京洛阳建崇德寺时，招募民工运送砖瓦木料，驱迫甚急，但给人的工钱又特别少，史称“人多苦之”。故史上对他有“贪财、佞佛、欺民”的评价。但坊间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他“自污避祸”，就是故意抹黑自己，显示自己没有狼子野心，好让君王放心云云。我不信此说。赵匡胤是何等人物，哪里需要这样做来获取安全？相反，老赵十分憎恶贪赃枉法之徒，遇有此等人物，一般都是处以极刑。所以“自污避祸”说实是不了解老赵的坊间想象，不足信。

老赵随大军后行——他似乎要看一看末路英雄李重进最后挣扎的身影。除此之外，这一番行动，实在看不出有御驾亲征的必要。

京师的安排则是：以皇弟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吴廷祚权东京留守。

这一切，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很像是轻松地走走程序，顺便到江南逛一逛。此役必胜，已无悬念。六军无人怀疑，朝廷无人怀疑，天下无人怀疑，估计李重进也不怀疑了——他已经悲壮地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下扬州李重进自焚

老赵行前，还做了一番“动员”，话说得古风盎然，仿佛春秋战国时诸侯交战的外交辞令。他说：朕于周室旧臣无所猜间，重进不体朕心，自怀反侧，今六师在野，当暂往慰抚之尔。

朕对于周室的旧臣，从来没有过猜忌，但这个李重进不体谅朕的诚信，自己怀了反叛之心。现在六军都在大野之中，朕当暂时前去慰问安抚一趟。

这话其实并不假，所有不想反抗新朝的周室旧臣，老赵一律不捕不杀；即使心怀异志，反象不明，老赵也不捕不杀。新朝建构，需要政治秩序，对此类努力，史论正见皆可理解。有趣的是“慰抚之尔”——我老赵到扬州，率六军，平淮南，不过是到那里去“慰抚”而已。他避免使用杀戮字样。

老赵可能是最少“杀气”的帝君。有一个故实似可证明这一点。

两年半前，是为后周显德五年，老赵跟着柴荣率大军进攻南唐的门户楚州，遇到守将张彦卿誓死抵抗。城破后，唐人还在街巷之内结阵与周兵搏杀。张彦卿一直退到署衙，继续搏斗。最后南唐将士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投降。这一仗，也许是五代史上最为惨烈的战斗。时周兵从未遇到过如此血腥的伤亡，大帝柴荣终于有了屠城令。

陆游《南唐书》记载：“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旧五代史》记载：“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也载此事，谓：“既克，世宗命屠其城。”看来屠城是事实。但朱弁书中还载一事，可以考见老赵仁慈隐恻之心。

说周兵屠城之际，老赵来到一条小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刚好看见一个妇女脑袋没有了横在道边，她身下还有个小儿子含着妇人的奶子在吃奶。这个现场让老赵心下为之恻然不安。急忙向周世宗请求，收留战事中的孤儿，为他们聘请保姆养护长大。世宗同意此议。

朱弁的说法是：“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老赵带着怜悯之心往回返，命人将这个小儿收留起来，为他在巷子里请了奶妈，抚养。巷子中人因此而免予被杀戮，后来就叫这条巷子是“因子巷”。

老赵从开封出发，百司六军一起乘舟沿汴河东下。

几日后到达龙兴之地宋州。宋州，隋唐时即有此镇。在今天的商丘南，又称睢阳，即今日之河南商丘。北宋后，宋州为应天府，后升为南京，为北宋陪都。时城中有庶民在扬州当兵，父母妻子都很害怕。老赵知道后，分别命令中使安抚他们，告诉他们大宋帝国不会株连，请放心。

到了安徽泗州后，随行皆舍舟登陆，老赵命诸将敲锣打鼓前行。

在一个午后，老赵到达大义驿（今江苏仪征），此地距扬州只有四十里路。

老赵略有些疲惫，拟在此宿营。这时候，他得到前军石守信的驰奏。

奏表中言：“扬州即破，请上亟临视。”

于是，老赵停止宿营，急趋扬州，就驻扎在扬州城下。

宋军得知圣驾已到，士气更高。此际，夜色即将来临，但士兵们在圣驾鼓舞下，史称“登时攻拔之”。

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

李重进在最后的时刻，做出了一个义举。当晚，扬州城将陷时，他的亲军左右劝他杀掉陈思诲，因为正是这个人给他带来了丹书铁券，劝他归顺大宋，此时正在城中狱里关押。

李重进道：“吾今举族将赴火死，杀此何益！”我现在全部家族人员都要赴火而死，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他命令不要杀陈思诲。

与李筠一样，他也在城破之前，在府衙烧起了一蓬大火。他的家人佣人全部在内。他在等待最后的时刻。

大火起时，夜色已经降临。四城之内，几个角楼和城堞上，犹有零星的抵抗，但是已经起起伏伏地慢慢平静下来。随后，一声冲天的呼啸随着钝钝的城门开启，忽然透进城来。石守信大军破城了。李重进听到了他熟悉的大地颤抖声。那是他曾经攻陷每一个城市后都会响起的渴血声响。征服者的铁蹄啊……李重进听着最后的金戈铁马之声，听着胜利者血脉贲张的呼喊，拄剑立于大火之前，一身戎装。他的黑色脸庞在火光映衬下有了雕塑感。这个往日令南唐将士闻而生畏的“黑大王”，现在身边的亲信已经所剩无几。府衙之上冒起的浓烟夹杂着时或飞腾而起的火星，飘过铁黑色的内城，绛红色的城楼，靛蓝色的长江，在晦暝中向着南唐方向迤逦而去。浩渺的江水静静地涌荡，向着大荒深处，不舍昼夜。远处，有几颗大星垂于平野。江中映出了一轮古老的月亮。附近，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扬州兵在抵抗，于是，有了刀枪突出的金属碰撞声，在远处胜利者的呼叫背景下，显得那么清晰而又孤零、奇异，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

李重进也许需要留下一个动作，也许需要留下一句话，但我没有找到记录。也许赦免陈思诲是他最后的话语。然后，我（而不是史书记录者），让他反过身去，留下一个将军的背影，这个背影穿过府衙大门，向大厅走去。一根粗大的横梁带着大火倒下来，封住了府衙大门。

我想象中的李重进这样结局。将军是没有理由慌乱的。

平扬州，没有费多少力气。史称“重进性鄙吝，未尝有觞酒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这或许是理由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理由所在。

太祖进城后，急寻陈思诲时，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史称“思诲亦为（李重进）其党所害”。又急寻翟守珣，找到后，给他多有封赏。

李重进的哥哥是深州刺史李重兴，初闻李重进叛，即自杀而死。弟弟解州刺史李重赟，子李延福，均被石守信大军捉住杀死。

不久，老赵做出一个决定：诏李重进家属和部下，全部释罪；逃亡者听其自首；有尸骼暴露者，请有司收棺掩埋；征调的役夫死于城下者，人赐绢三匹，三年内免其赋税。又开仓赈粮，给扬州城中民大米，每人一斛，十岁以下给其半。被李重进“裹挟”从军者，赐衣履放还。

太祖北归前，命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

当时扬州城里城外，处于兵火之余，全境凋敝。李处耘勤于政事，施行抚绥政策，轻徭薄赋，并召集属县父老，访得民间疾苦，就去安排解决。史称“扬州遂安”。

叁 收兵权与定祸乱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君使对话暗藏杀机

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待了一阵时间，准备离开前，偕诸将登上了扬州南门楼子。这里可以俯瞰长江。回首扬州城里，虽经李处耘一番整治，但还是呈现为一片凋敝之象。几个地方还在冒烟，空气中夹杂着烟气、水气。

老赵手扶城堞，瞭望江南。

扬州水军就在城下江水之中。这是当初柴荣留下的家当，李重进负责代管。柴荣跨江之志从未泯灭，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中国一统，遐迩一体，这是所有大中华政治家的梦想。赵匡胤也不例外。他能想起李重进抗命时，曾试图联络南唐，虽然李璟卑辞来报，但证明了南唐与扬州有一个秘密联络通道。南唐如果足够强大，也许两方还就联成一体了。那时可就麻烦大了。幸亏柴荣时代已经彻底打服了南唐，收回了淮南等地，削弱了南唐国力……

当年曹孟德击水中流，横槊赋诗之际，也很有那么点壮烈啊，但他终于折戟于赤壁。大帝苻坚也没有过得去这道江水……

过江，是一个梦啊！

但是南唐近在咫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我猜太祖赵匡胤应该在登上扬州南门城楼时有了这个决断。

破扬州之后的日子里，老赵做出乘兵锋之勇而南渡的意思。一时间，战船分列，舰阵分明，江岸横亘数十里，但见旌旗戈甲漫布江津，水兵轻舸穿游苇丛，耀武扬威，声势甚壮。这一架势跟当年大帝柴荣平淮南后，江干耀兵、宣威南唐是一个战略目的。

唐主李璟遥见这一阵势，忙遣左仆射严续来犒师，名目是祝贺大宋讨平扬州。

之后，李璟又派他的第八子李从镒、户部尚书冯延鲁来“买宴”。“买宴”就是“买单”。大宋克扬，应有一场大宴，鼓瑟吹笙中的弦歌酒宴可以想象，这个场面，由南唐买单。后周时已经有过这类“买宴”，但那是由本邦臣下来孝敬。周太祖郭威时代，曾经两次拒绝臣下贡献金帛“买宴”。郭威甚至说：“诸侯入觐，天子应该有宴犒，哪里用得到诸侯臣下来买单啊！从今以后，有如此来买宴的，一概不接受！”此事成为后周的美谈。

但南唐来买宴，赵匡胤并没有拒绝。同时，他与南唐使者冯延鲁有过一场暗藏杀机的对话。

冯延鲁口才了得。南唐折冲樽俎之间，向来不乏人才，如冯延鲁，如韩熙载，如徐鼎臣……老赵事实上也是一谈辩甚健的人物。这一次两人相遇可称棋逢对手。

老赵试图给冯延鲁一个下马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厉色诘问：“尔国何为敢通吾叛臣！”

你们这个南唐国为何竟敢与我的叛臣李重进秘密联络！

冯延鲁似乎早有准备（南唐来使个个都是有备而来），但见他神色不变，缓缓说道：“陛下只知道我唐国与李重进‘通谋’，但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当初重进的特使，就住在臣的家里。我国主令臣对这位特使说：‘大丈夫意气不平而反，世间常有，但你们李重进这次造反，时机不对啊！当初大宋刚刚受禅时，人心未定，李筠作乱，宋师北征，君迁延不决，不趁此机会造反；现在内外无事，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哪里还有胜算？我岂能在这个时候助你呢！我如助你，岂不自取灭亡！’”

这是一番大实话。考老赵始末，也是一个处处讲大实话的人。他愿意讲大实话，也愿意听大实话。冯延鲁一番大实话，让老赵有点意外——他还以为这位文人会像李守节那样，吓得屁滚尿流呢！

老赵高兴，但还是想吓唬吓唬他，因此接着问道：“我大宋诸将力请渡江。卿以为何如？”

冯延鲁还是神情自若，似早就打好腹稿，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李重进自谓天下雄杰，无与敌者，陛下神武一临，破扬州、平淮南！何况我们江南这个小国，哪能抵抗大宋天威呢！但是想想陛下，似也有令人忧虑之处。本国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死生，固然绝无投降之理，大国欲下本国，恐怕也须做好损兵数万人准备乃可；何况大江天堑，风涛无常，若攻城未下，粮饷不继，那么，这事儿是否一定能成？还真不好说！”

又是一番大实话。赵匡胤大笑曰：“朕本来跟你说笑啦！你还真把自己当说客啦，哈！”

说归说，做归做，老赵下江南混一寰宇之志从未放弃。在他离开扬州之前，总是乘坐大船多次观看水军演戏。这就等于在南唐最后的屏障前做姿态。老赵没有一鼓作气下江南，实在是有顾虑。江南虽然已经国力日蹙，但根基未动；虽然君臣猜疑，但俊逸尚在。他想到了江南的几个人才，知道那都是人中龙象，当世豪杰，是绝不可小觑的人物。他想起当年与周世宗柴荣攻取寿州、楚州的那几场艰难的战役……

而冯延鲁这一番话，也让老赵明白，方圆数千里的南唐国土上，刘仁赡、张彦卿这样的忠义勇武之士还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李筠不在了，李重进不在了，但是还有川蜀，还有吴越，还有南汉，此外，朝中还有那么多大将军，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符彦卿、慕容延钊……哪个不是战功赫赫？这些人，哪个比黄袍加身的郭威差呢？现在取江南，似凶多吉少……

江南，今未易下！

老赵告诉自己。

但是老赵在江北日夜操练水军的消息传到江南，却吓坏了几个人。

南唐后主李煜即位

唐主李璟身边的一个小臣杜著，此人也是一个有点辞辩的人物，假扮商人，渡江来投奔大宋。

还有一位彭泽令薛良，因为受到李璟批评，亦挺身来奔，且献《平南策》。

唐主听说这类事，更加疑惧。

赵匡胤为了安抚江南，下令将杜著正法；彭良免去县令之职，配隶庐州牙校。

李璟听到这个消息，知道大宋暂时不会南下，心下略安。

冯延鲁在扬州馆驿期间，有“止杀”的善举，也与“好生之德”有关。

话说石守信在扬州，每天都在抓获隐匿躲藏的“叛军”，每天都会抓获数十人，每天都要杀掉数十人。

冯延鲁有机会和老赵说话时，进言道：“反叛大宋的，是李重进一个人，还是众人？如果说是众人都反叛大宋，那就证明陛下之得位不是应天顺人。世上恐无此理。应该是李重进一人反叛而已。如此，胁从者何罪？”

一番话说得老赵大为感悟，马上通知石守信，从此以后，再抓住“叛军”，一律宽恕，不再诛杀。

老赵也很感谢冯延鲁“爱人以德”，等到他回江南时，给了他一笔厚厚的赏赐，并明确表示：此番暂不下江南。史称“南渡之师，由是亦辍”，要渡江作战的宋师，因此也暂时中止了南下计划。

虽然老赵暂时不准备南渡，但江南国主李璟还是因为淮南已失，扬州又破，等于与这个新起的强大宋国已经没有了中间地带。他感到“国境蹙弱”，决定听从诸臣建议，从金陵迁都南昌——此前，他是一直不愿意迁都的。

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都南昌，并立李煜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同年二月十三日，李璟还派遣了使节到汴京来庆贺赵匡胤的生日。两天后，礼尚往来，老赵又派出通事舍人（皇宫办公室干事）王守贞出使南唐，来庆贺南唐迁都。

但是李璟到达南昌后，发现南昌城市规模狭小，皇宫规模有限，跟金陵皇宫根本没有法子比，又不好改造，迁来的官员也牢骚满腹，弄得李璟心情非常郁闷，甚至准备杀掉最初提出迁都主意的人。挨到六月，后唐中主李璟病死，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史称南唐后主。

后主嗣位，南唐似乎暂时没有大宋威胁，史称冯延鲁“颇自伐奉使之功”，他对一番舌战，阻止赵匡胤南下有居功得意之情。曾经在内殿赏宴之时，后主李煜亲自给他倒酒，但他居然不干杯；李煜派人诵诗、弹琴，鼓励他干杯，他还是不干，李煜一笑，宽待为怀，不去责备。

有一次早朝，冯延鲁与众官集合在待漏舍等待早朝，忽然又想起舌战太祖赵匡胤事，于是高言道：“当初唐玄宗赐给贺知章三百里镜湖，这事我不敢想；但是今上如果能赐我个玄武湖，也算是遂了老夫的平生之志。”

但是这一次，他遭遇了另一个好口才的人物，徐铉徐鼎臣。这位大概听冯延鲁自夸自雄的话头太多了，决计刺他一下，于是笑笑说：“今上对待近臣，岂惜一玄武湖？遗憾的是，当代没有贺知章啊！”

镜湖，在今绍兴境内，唐名臣贺知章的家乡所在。唐玄宗曾赠予贺氏“镜湖一曲”（镜湖的一隅）建构庄园。徐铉这话的意思是：冯延鲁才能德行不可与贺知章比。冯延鲁想想，与贺知章比，自家还真是没有多大资本，只好尴尬一笑罢了，史称“延鲁不能对”。

在以后的日子里，徐铉需要替代冯延鲁来与赵匡胤打交道，那时节，他应当知道：这不是个好干的差事。

后来又派冯延鲁来汴梁公干，但他忽然生病，不能上朝，赵匡胤闻知，更加厚待他，专门派遣太医护视，并下诏放他回金陵。最后，冯延鲁死在金陵家中。他的一个儿子，在后唐考试科举时，复试没有过关。南唐被大宋灭后，这个落第的儿子带着诸位兄弟，在大宋继续考取功名，先后及第，在南唐公卿之家中，成为特别显赫的家族。

与冯延鲁一样，他的后人也是“锐于仕进”的人物。愿意出山做官，为天下做事，这类品行应该是一种正取向，无可非也。但冯延鲁为当年舌辩阻止太祖南下，得意不已，也是襟怀不够豁达的表现。此事表过不提。

猛将镇边四周惮服

且说太祖赵匡胤在扬州城南门楼子上，思前想后，认为现在下江南至少有三个隐患需要考虑——一、士兵水战训练演习不足，不可玩忽。二、江南名宿人才所在皆是，不可小觑。三、大宋内部藩镇习气仍在，不可轻心。

至于大江之波涛，气象之万变，可付诸天命不必计较。

此外还有个北汉，蕞尔小邦，却迟迟难下；更有一个石敬瑭留下的燕云十六州，眼下在契丹管辖之下，对我大宋构成持久压力。

想到这里，老赵率众走下城来，传令翌日班师回朝。

我想象老赵这一路上心事重重。

如果平江南，那么，河东、河北两大雄藩必要有人守卫，免我后顾之忧。一路上，他想到了十几员猛将。

李汉超屯关南之地，可以捍御幽燕一面。此地为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从契丹守境收复而来，约当今河北白洋淀东大清河流域，是我大宋北边屏障。

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可为关南之地的南部要塞，足为李汉超后援。关南有事，李、马二人可为平之。

韩令坤可镇常山（今河北曲阳），此地位于北汉、幽燕之间，为北边藩帅应援，令人心安。

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与韩令坤可为掎角。

何继筠镇棣州（今山东滨州），以拒北契丹。

郭进控西山（今太原西北），可以看住北汉。

武守琪戍晋州（今属石家庄），一日内可以驰援河北诸藩。

李谦溥守隰州（今山西隰县），与郭进同为看住北汉的两个钉子。

李继勋镇昭义（今山西潞州），就在此地直接防御北汉南下。

赵赞屯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可与秦州、凤州自成三角，赖此而安西北羌戎，也可遥观西南后蜀，令彼不可觊觎天朝，不得东出。

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东部庆阳市），西戎不能东进。

董遵诲屯环州（今甘肃东部环县），与姚内斌互为声援。

王彦升守原州（今宁夏固原），西北重镇在此，当为羌戎不可逾越之地。

冯继业镇灵武（今属宁夏），与王彦升互为掎角，以备西戎。

这都是日后南方用兵时，必须在北方预作的重大安排。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赵待边关将士，别有心法。

名将李汉超，镇守关南十几年。此地近邻契丹地界，但契丹因为惮服李汉超大名，多年不敢来犯。可有一年，当地有百姓到汴梁上访，告李汉超“强娶己女为妾”，“借了老百姓的钱不还”。

老赵召来上访者，问他：“你家丫头可以嫁给什么人啊？”

上访者答：“可以嫁给农家的。”

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何如？”

对曰：“每年都被契丹侵暴得很苦。”

又问：“现在怎么样啦？”

对曰：“现在契丹不敢来了。”

老赵说：“你看看。汉超，是朕的贵臣，你的女儿给他做妾，不比做个农妇生活好吗？况且，汉超要是不在关南，你家还能保有财富吗？”

说罢，把这个上访者嗔责一顿，遣送回关南了。

老赵却秘密派人晓谕李汉超说：“你赶紧把人家的女儿还了！赶紧把欠人家的钱也还了！朕这一次暂且饶你，以后再也不许有这类事！再有这类事，决不饶你！再说了，你钱不够花的，干吗不跟朕说啊？”

李汉超得到这个处理结果，感动得哭了。

从此以后，李汉超更加注意政理之事，在职期间，可称政治清明。当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他后来与当地的庶民关系处理得也好。以至于到后期，当地人对他的德政很感动，史称“吏民爱之”，纷纷上书给朝廷，要求为李汉超树碑立传。太祖闻讯很高兴，就令当时的率更令，从南唐过来的大才子徐铉撰文刻碑，礼送关南士庶。这个碑文全文都在今存徐铉《徐文公集》中，名曰《李公德政碑》。李汉超病逝时，很多将士边民为之落泪。

按这一段事，《宋史》《东都事略》都据《归田录》系于李汉超名下；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据《涑水纪闻》将此事系于张美名下。这应该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传闻异辞”。了解一下这类“传闻异辞”，可以感受一点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续资治通鉴》的记录是：（乾德五年）三月，戊戌，以前安国节度使张美为横海节度使。美至沧州，久之，有告其强取民女为妾，又略民钱四千馀缗者，帝召告者，诘之曰：“张美未至，沧州安否？”对曰：“不安。”“既至，何如？”曰：“无复兵寇。”帝曰：“然则美之有造于沧州大矣。朕不难黜美，但念汝沧州百姓耳。”因命官为给直，还其女。复赐美母钱万缗，使谓美曰：“乏钱，当从朕求，勿取于民也！”美惶恐，折节为廉谨，未几，以政绩闻。

事情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镇守西北环州（今甘肃环县）的将军董遵诲，老赵待他也很优厚。

想当初，老赵“微时”，曾投奔董遵诲的父亲随州刺史董宗本，遵诲仗着父亲的势力，很是轻视老赵，史称“常侮之”。

据说遵诲曾对老赵说：“我常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老赵没有回应他的问题。有一次纵论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老赵想了想，也辞别董宗本而去。据说从此天上的紫云渐散。

等到赵匡胤即位，一日，在便殿召董遵诲，遵诲想起往事，伏地请死，老赵令左右扶起他来，对他说：“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

不久他的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起诉董遵诲不法之事十几桩。老赵也略过不问。董遵诲知道此事，更加惶愧。老赵于是召见他，对他说：“朕方赦过赏功，怎么会念旧恶呢！你放心，不必担心自扰，我将重用你。”

遵诲感动得哭着再拜不已。

老赵又问他：“母安在？”

遵诲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里，经战乱，两地暌隔难见。”

老赵即命人厚赂边民，偷偷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契丹地迎接出来，送到遵诲家里。遵诲派他的外弟刘综向老赵贡献马匹回谢。老赵当场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让刘综转赠董遵诲。刘综说：“遵诲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赵道：“我正将边防大任交给他，告诉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

老赵授董遵诲通远军使，让他到西北去打理边防。遵诲既至，召边地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杀羊酾酒，宴犒诸酋长。史称“众皆悦服”。后数月，边敌又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退边敌，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史称“夷落以定”。太祖嘉赏他的功劳，就拜为罗州刺史，继续留在西北。

董遵诲是一个从五代乱世走来的武夫，不知书，但为人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弓，武艺高强。他镇守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西北，史称“夏人悦服”。有记录说，灵武镇进奉使曾经遭遇夏人剽掠，抢走了鞍马、兵器等。董遵诲即部署帐下，准备讨伐夏人，夏人闻讯甚为惊惧，将所掠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来拜伏请罪。董遵诲认为夏人能悔过就好，于是慰抚之，放还。从此以后，夏人于边关行事格外谨慎，秋毫不敢来犯。

西北平安，赖董遵诲。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在军事方面，前已说过，由各州郡选送骁勇进京充任禁卫军，又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由地方召募教习，等到练成精兵，就送到京师。还有“更戍法”，也如前述。这类制度规定的结果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应该说，中央管理地方的权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袭习惯；中央的财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强化，地方藩镇再想依靠“兵强马壮”而叛乱的可能性已经冰消。

名将郭进，年轻时就是个任气豪侠，他比老赵还大五岁，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对河东、河北很熟悉。“微时”在河北巨鹿富家做佣保。结交健儿，嗜酒好赌。富家的少年对他有点恐惧，想杀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阴谋，就告诉郭进，郭进于是逃到晋阳投靠刘知远。后晋开运末，契丹犯边境，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

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

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

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

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

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

消祸乱于未萌

说某甲造访主人，发现主人家中厨房烟道笔直，附近堆积柴草，某甲就指出这样容易失火，建议将烟道改弯（曲突），将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听，果真失火，四邻来救，房屋被焚。主人备宴席招待四邻，救火中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宾，但没有请某甲。有人说：“当初如果听某甲的话，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费了来设酒席，因为不会有火灾的祸患。”主人于是醒悟，邀请了某甲。

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祸患的某甲，是大见识；懂得某甲忠言价值的，更是大见识。

老赵、赵普于“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来反复被人赞誉的“君臣遇合”，“莫逆于心”。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云际会”，即使在人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人们太容易忽略简易的东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无数的悲剧起源于对“曲突徙薪”意见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镇”的问题方向上，赵普要比赵匡胤更坚决，也更有想象力。老赵在很多时刻，陷于“仁者之愚”（船山评老赵语，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往往会忘记“侵削藩镇”的策略组合，他还需要赵普以“帝王之师”的姿态继续催动或点化。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后，赵普多次请老赵给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改授别的职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权。老赵暂时没有答应。此际，老赵头脑中的“藩镇”还仅限于“外人”，对自己的亲信，他是从不怀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赵对他们深信不疑。赵普看到了老赵这个特点。于是找了个机会，再来说这个事。他进言的大意是说：要提防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可能的叛乱。

老赵道：“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啊？”

赵普道：“臣亦不担心他们背叛啊！但是我熟观这几个人，都不是统御之才。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于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么，陛下想想：如果军中万一有作孽者，这几个人恐怕临时临事亦不得自由啦！”

赵普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唐末泾卒之变中，太尉朱泚“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唐李嗣源，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汉郭威，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周恭帝时，老赵，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赵普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会感恩图报。他相信大权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会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心的光明，必须从人心的黑暗之处找到制衡的法则。我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里找到了足以支持赵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记录了一段话：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们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可厚非。这个思想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处。“十六字教”，是传统中国最为接近政治现实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认人性之恶，恶不可测；但符合天道的解决方案又很深奥微妙；如何能够寻找精准的唯一之道？这就需要叩其两端而问之，以求达到“中”而不是“过”与“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传统中国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讲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间，而是平衡，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平衡态。在政治领域，尤其需要平衡态。

考察下来，权力受到威胁之际，存在四种解决模式。

第一种是民主票决模式，由此而完成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民国经常出现的模式。

第二种是传统禅代模式，无论是否可以诉诸武力，都放弃武力，而以和平禅代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尧舜禹汤及逊周、逊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种是暴力解决模式。大国间，以暴力打天下；内部，以肃反清洗为手段。楚汉倒秦以至于后来的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模式。内部剿灭可能的叛乱更是屡见不鲜，如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之类。

第四种是推位让国模式。主动放弃权力，如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之类。如孙文出让大总统之类。

赵匡胤在得天下时采用了禅代模式；在解决内部权力分配时，遇到了瓶颈。他可以诛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一干开国功臣——但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赵愿意做的事，他宁肯相信他们。在这一个优柔时刻，老赵有一种“政治庸人”的习气。是这位世事洞明的赵普给了老赵一个棒喝，让老赵从“政治庸人”的颟顸中倏然觉醒。他知道此际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个事实，“道心惟微”也是一个事实。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际，达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赵想到了赎买。他在内部管理中，率先寻求到了一次性解决兵权过重问题的方法。他不需要杀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某个时日，拱手让出君权。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权问题，就在赵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决日程。史称“上悟”。

杯酒释兵权

老赵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下，有了与昔日众弟兄、今日诸将军的一次酒宴。

酒酣之际，老赵屏去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道：“我没有你们几个的力量，得不到今天；平常念你们的大德，没有穷尽之时。但是你们不知道啊，做个‘天子’也太艰难，真是不如做个节度使更快乐。我真是一天到晚，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忙问：“陛下，这是何故？”

老赵说：“这也不难知道啊！你们想想，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虽然是武夫粗人，但对历史上那些“兔死狗烹”的故事还是知道不少的。老赵这一番话出来，他们有了恐惧。于是，石守信等人都避席顿首道：“陛下何为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啊！”

老赵不慌不忙：“不然。你们想想啊！你们是没有这个‘异心’啦，但是怎么能知道你们的部下，那些梦想富贵的将校士卒，一旦有一天，要把黄袍给你们披上，你们就是不想干，还有可能吗？”

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惧，他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最后的晚宴。史称“皆顿首涕泣”。石守信说：“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老赵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就是多积些金钱，好好的自己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你们，何不释去中央兵权，出守大的藩镇，选些好的田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愿意与你们互相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人皆拜谢道：“陛下照顾臣等如此周到，真是让我们白骨生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表请罢禁军之职。

老赵很高兴，给了他们很多赏赐。

然后，免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出为天平节度使；免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出为归德节度使；免去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改为忠正节度使；免去张令铎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改为镇宁节度使；等等。这些人的中央禁军之职，一时全部罢免。

在这一轮收取兵权中，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杯酒释兵权”只收回了将军们的中央军权，并没有收回藩镇兵权。此前，从收回慕容延钊之殿前都点检这个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权开始，诸将之中央兵权再一次被收回。五代以来，中央禁军就是王朝的野战军。典禁军，即意味着掌管了全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而一旦掌握了这支精锐武装，就有了“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远的不说，郭威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枢密使”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后周天下的；老赵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殿前都点检”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大宋天下的。所以，老赵“收兵权”，首自中央禁军之兵权开始。从此，中央禁军已经不再由藩镇大员兼任。至于诸将作为藩镇，其兵权之收回，要在以后的文官派遣，也即“知州”制度中慢慢解决。老赵后面还有安排。可见，“收兵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活儿。这里不过是一个开始。二、各藩镇节度使，得到一次“移镇”。这就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调防，为后来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做出了制度性安排。这个安排，也在事实上限制了藩镇的“坐大地方”的可能性。三、诸将在遭遇“收兵权”和“移镇”这两大布置时，无人反抗，甚至无人有反抗的念头。应该说，“移镇”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汉、唐、五代以来，“移镇”凶多吉少。但老赵“移镇”顺利得有如神话。除了老赵赫赫武功的威慑力和人格力量之强大气场震慑之外，他的推诚布公也感动了诸位藩帅。老赵没有权谋意识，他做事襟怀坦荡，出口就见诚意。四、老赵答应与诸将“约为婚姻”，有“政治联姻”的意图，在大宋初造之际，将这些勋臣纳入“帝室”也确实不失为一种策略组合。据《宋会要辑稿·帝系》，老赵的三个女儿，两个嫁给了武将之子，一个嫁给了文臣之子。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以故镇安军节度使、中书令石守信之子，郓州牙内指挥使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鞍勒马。从此以后，凡是尚公主者有所赐给，就按这个规格对待。后又加赐绒毛暖座。另外，尚书右仆射魏仁浦之子，东头供奉官、右卫将军魏咸信也做了驸马都尉，选尚承庆公主。消祸乱于未萌

王审琦，是赵匡胤老友，“义社十兄弟”之一。

他为人纯谨，有方略，善骑射。跟柴荣征淮南时，舒州（今安徽潜山）坚壁难下，诏郭令图领刺史，王审琦等以精骑攻其城，史称“一夕拔之”，擒舒州刺史、获铠仗军储数十万计。郭令图入城，王审琦等去救黄州，没几天，郭令图被舒州人逐逃。王审琦又选轻骑衔枚夜进，一晚至城下，大败舒州叛军，郭令图得以回到治所。攻伐楚州时，王审琦为南面巡检。楚州城将陷，王审琦估计楚州守军一定会从南门逃遁，于是以逸待劳，设伏等楚人入套。果然，城中兵凿南门而溃，王审琦伏兵四起，斩获近万人。

进入大宋后，王审琦出为忠正军节度。史称“在镇八年，为政宽简”。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宽简”。辖区有县令，县令属下有录事（秘书）小吏，犯法，县令将其罢黜。有幕僚向王审琦告密说：“这个县令太专断，罢免下级竟然不先来州府报告，请办县令专断之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县令不得专管县事，事无巨细，都要藩镇做主。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节度，而部下县宰能主动斥去黠吏，实在值得嘉勉，何罪之有？”王审琦这一段话很重要。他是最早懂得结束五代乱世军政习气的武夫。所以，他这一番议论，史称“闻者叹服”。他在镇守寿春时，根据每年所得的赋税租课，量入为出，从来不过多诛求。王审琦之“宽简”如是。“宽简”是传统优秀地方官的基本品质，王审琦当得。

据说王审琦不能饮酒，但有一天与老赵等人宴会，酒酣之际，老赵装神弄鬼开玩笑，举酒仰望苍天，祝祷说：“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大宋方兴，正要与老朋友共享富贵，天为何这么吝啬不让我这老朋友饮用美酒啊！”

祝祷完毕，看着王审琦说：“老天爷肯定会赐你酒量，你试着饮饮看，不要怕！”王审琦受诏，居然连饮十杯，没事。从此后，与老赵在一起就能畅饮，但回家还是不能饮，强饮就生病。此事《宋史·王审琦传》载之甚详，事有不可解者如是。

乾隆《御批纲鉴》对“杯酒释兵权”事评论道：“艺祖平时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杀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达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黄袍之复加，恐巨镇之难制。且不以正道消祸于未然，徒以杯酒诡辞释兵权，罢藩镇，岂笃于信天而明于为政者邪？”

乾隆不理解这正是老赵的人情味所在。人情与法度并行不悖的完美境界，老赵达到了。乾隆似乎还没有资格来批评老赵。就圣贤气象言，乾隆距离老赵太远，隔膜太深。

船山《读通鉴论》说到汉高帝刘邦时，提及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刘邦在刚刚大败项羽之后，立即到韩信军中夺其兵权，与老赵收诸将兵权类似而不同。说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可以比拟的；韩信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又不同于陈桥拥戴之主。船山认为：“宋祖惩羹吹齑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二人行迹相似，但关键之处不同。“拔本塞源”，是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夺韩信兵权，“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刘邦此举，确实当得此境。“惩羹吹齑”，是说因为羹汤烫嘴，所以遇到冷菜也要吹一吹。移来说老赵，就是：五代藩镇很危险，所以对石守信等将军也要提防。刘邦是“已乱”，终止祸乱；老赵是“自弱”，自我卑弱。

船山很多意见都很精彩，只有这个意见，对老赵不免看矮。

刘邦之后，封了很多王，但他死后不久，就有吴楚之乱，仍然是藩镇起事，如此“已乱”并不彻底。老赵之后，三百年间，大宋王朝无一例藩镇起事，应该说是中国自西汉以来，解决地方藩镇问题最漂亮最优异的王朝。就这个案例言，刘邦远远不如老赵。老赵的“自弱”，是因为他有“仁者之愚”，“圣贤气象”。石守信等固然都是陈桥拥戴之主，但未必没有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割据之念。消祸乱于未萌，正是大见识者的作为。就这个意义说，老赵才是“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的圣君。

赵普私藏任命书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赵思量中央禁卫军还是需要一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物来带领，于是想到了老将符彦卿。

符彦卿是后周老臣，战功赫赫的人物，多次击败契丹北辽，北人对他甚为畏服。《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累朝袭宠，有谋善战，声振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历朝承袭帝王宠爱，有谋略善于打仗，名声各界皆知，懂得进退之道，应该算是名将中的贤者吧！此人还有三个女儿，都做了皇后。第一个女儿嫁给周世宗柴荣，立为皇后。不久病死，被谥为宣懿符皇后。第二个女儿又嫁给柴荣，柴荣逝世后，她辅佐周恭帝，临朝听政，人称符太后。宋周禅代后，符太后还西宫，人称周太后。柴宗训死后，她出家修道，号玉清仙师，死后被谥为宣慈皇后。第三个女儿在后周时就嫁给了赵匡义（也即赵光义），于开宝八年病逝。赵匡义后来做了宋太宗，追册她为懿德皇后。老赵对这个两朝勋戚，一直礼遇有加。到了大宋开国之初，符彦卿更成为诸位藩帅中的带头大哥人物。

符彦卿这时正做着天雄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郸），来朝，老赵在广政殿接待他，赏赐甚厚。这时节，老赵忽然动念，要拜符彦卿为禁军统领。

已经出任枢密使的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屡次劝谏，太祖不听，下达了任命书。但当时的制度规定是，皇上有委任武官命令，须经枢密院签署。赵普时在枢密院，拿到了这份任命书，放在怀里来见太祖。

赵普出示这份任命书，告诉老赵，不可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领。老赵没有犹豫就否定了他。

第二天，赵普又来求见。老赵迎着他说：“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啊？”

赵普说：“不是，是别的事。”因此就奏对了一个别的什么事。等到这个“别的事”奏完了，赵普又拿出这份任命书给皇上。

老赵说；“你小子，果然是为符彦卿事来！这份诏书怎么在你手里？嗯？”

赵普说：“臣认为这件事处理得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又留下了，没有发出去。臣只希望陛下深思利害关系，千万不要到时候后悔！”

老赵说：“你干吗非要跟符彦卿过不去！你这是为啥啊！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

赵普再一次点化了赵匡胤：“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在陈桥兵变中，你老赵那时也没有想过要“负”周世宗啊？结果呢，还不是被“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叛乱士卒“黄袍加身”，不得不反吗？最后还不是“负”了周世宗，欺侮了人家周世宗留下的孤儿寡母？

史称“上默然，事遂中止”，太祖赵匡胤沉默了，委任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的事也同时搁下了。

藩镇大帅典中央禁军，危险甚重。前鉴不远，老赵懂。

顺便说，细考这类故实的内在逻辑，就会清楚：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那种动辄说老赵与亲信等人长久铺垫，预谋夺取后周天下的说法，大多属于民间想象，不足信。

“收兵权”各有玄机

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中，赵匡胤继续推行“侵削藩镇”的战略。

他在罢免了一批中央禁军军事首领之后，接下来，又罢免了一批藩镇首领。

有一天，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等藩镇将军们来朝，老赵在后苑宴请他们。酒酣（又是酒酣），老赵从容地对这几位将军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元老，但是长久在外掌兵，事情那么多、那么繁忙，这不是朕所以优待贤良的意思啊！”

王彦超已经听说了石守信等人被罢免中央禁军军权的事，他有预感，现在轮到罢免藩镇兵权了，于是很聪明地前奏道：“臣本无什么勋劳，一直以来冒领荣宠。今已衰朽，如能退休，让这把骸骨回归丘园，这是臣的愿望啊！”

但是另一些藩镇大员不太明白，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人，开始纷纷自我表白过去攻城略地的资历，以及南征北战的艰苦。

太祖略听他们说过，也不客气，淡然道：“此都不过是上一代的事了，何足论也！”

很快，下诏，以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武行德为太子太傅、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的中央典兵之权，而给他们各人做了一次调防，但没有“侵削”他们的藩镇之权；这一次“杯酒释兵权”，是解除了藩镇大员地方之权，而给他们各人一个调动，到朝廷里来做官——所有的官职都是闲职。

同样是“收兵权”，石守信等人是罢京官改为地方藩镇；郭从义等人是罢地方藩镇改为京官。研究“收兵权”的过程，这一层关节较少为人注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巧妙而又合理的安排。

对石守信等人而言，从京官到地方，是消除了他们总揽天下兵权“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郭威第二、赵匡胤第二；对郭从义等人而言，从地方到京官，是消除了他们坐大州牧“藩镇割据”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现杨光远第二、李守贞第二。

所以，这两次“收兵权”各有玄机。

郭从义，先世也是沙陀部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从义还是五代时的抗辽将军，曾跟从符彦卿在忻口大破契丹，如俗话所说：大长了中原人民志气。后汉时曾剿灭吃人魔头赵思绾，如俗话所说：为西北人民除了一害。但他也有一个恶事，令人难以原谅。赵思绾据守长安叛乱时，有一个巡检使乔守温逃跑，他所宠爱的姬妾被赵思绾占有。郭从义灭赵思绾后，又将这些姬妾据为己有。不久乔守温回来，向郭从义讨要原来属于自己的爱妾。郭从义没理由拒绝，但心里又恨又痒，于是追究他逃跑的罪过，密告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郭威，将他杀掉。这类行径太恶劣，要在我的书里给他记上一笔。

此人还善于打马球，进入大宋后，老赵就让他表演一次，显显身手。他很兴奋，换了衣服，跨一头驴，在庭院中驰骤，史称“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来回转悠击打马球，显示了球技多方面的妙处。完事后，太祖赐坐，对他说：“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爱卿的球技确实很精妙啦，但这可不是将相应该干的活儿。史称郭从义大惭。

又有记录说，此人还善于书法，尤其善于写“飞白”字体，写出来的字，笔迹带着或长或短的枯丝，其势，就像要飞举，得到了当时人的好评。

应该说这是一个多才多艺但又心狠手辣的藩帅。这样的人物，在五代十国得到“拥戴”，能够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见的风景。

南宋著名的易学大家胡一桂对老赵杯酒而释兵权一事评价道：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来，生民涂炭，知所以处藩镇收兵权之道。既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宋史纪事本末》引）

不仅如此。中央禁卫罢为藩镇，藩镇罢为中央官职，这之中还有奥妙。

藩镇不能没有，朝官也不能没有，要紧的是如何控制武夫的兵权，不使他们有那种被“阴谋推戴”的可能性。藩镇一旦被拥戴，往往就是一场厮杀，天下就要回归于乱世，这是赵匡胤不愿意看到的。

武臣们“尽读书”

有一天，老赵对左右侍臣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

我想要让武臣们都来读书，使他们都能懂得文治之道。

史称“左右不知所对”，太祖左右的臣僚不知应该怎样回答。“左右”皆从五代十国乱世而来，人人熟知一句名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虽然出自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之口，但也是五代各藩帅们的普遍认识。从中唐以来，谁“兵强马壮”谁就有机会出任皇上，唐肃宗李亨如是，后梁太祖朱温如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如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如是，后汉高祖刘知远如是，后周太祖郭威如是，而现今的宋太祖赵匡胤事实上也是。这类武力上位的规律性存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

只有打天下，哪里有什么治天下？

读书，而知“为治之道”，对于习惯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藩帅和文臣而言，不啻如天方夜谭。老赵要武臣们“尽读书”，要让他们知道天下的“为治之道”，这类经验对“左右”而言，太陌生太遥远啦！

于是，老赵感到了孤独。

他知道他所追慕的昔日盛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汉盛唐，那种郁郁文采的郅治之世，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还不被更多人所理解。

这不是个小事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史臣李沆的话论太祖此论：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过去汉光武帝中兴，不去督责功臣们做政制之事，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多次带领公卿将军们讨论儒家经义，一直到夜晚才罢。这是因为创业而至天下太平，自有程序。现在宋太祖要让武官们读书，可以看出是有意于天下太平了。但近臣们不能引此来思考回应，知道道理的人认为这帮近臣太差劲啦！

盖文明立国，一般不讨论功利问题，因为功利问题无须讨论，士庶已经懂得如何去做；官方也来论功利，则天下皆成功利世界，如此，则距离淳穆祥和之郅治越来越远。宋人曾论即使为天下敛财，也是“教猱升木”——教猴子爬树，无此必要。盖猴子本来就会爬树，不必特别教导。老赵要演绎一个“王道”天下，必先结束五代的“霸道”世界。

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之权力分配言，可以约略看到，百年间的州郡大员，几乎就是世袭小皇帝。各位藩帅临终前总要把藩帅的位子交给儿子或嫡系，然后再“上报”朝廷，由朝廷“任命”。这种尾大不掉的行政格局，让霸道天下一直处于板荡中，民生凋敝、战乱频仍。

宋人笔记《国老谈苑》记载：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

老赵问赵普，唐以来祸源在“诸侯难制”，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格局吗？赵普回答说：地方各州郡，不可世袭，要由派出的京官“权知”，而且每三年就要替换，不可“权知”过久。如此，则地方势力自然消减，可以免除战乱祸源。老赵接纳了这个意见。

这是赵普为大宋帝国贡献的又一个智慧含金量极高的战略性意见。“权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言之，“权”，是临时的意思，“知”，是执掌的意思；“权知”，就是临时执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职官升迁内调外放之类，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无论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举。权知制度，是解决藩镇独立的制度性规划，在中国职官史上是一个创造。虽然自秦汉以来施行郡县制，已经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但在经由百年乱世后，大宋帝国再建此一职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赵要早若干年施行权知制度，但影响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创造性。权知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县治，天下治。老赵以武夫出身却一力推行文官制度，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种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后，老赵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为标志，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渐拉开。

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侵削藩镇”之妙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只有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霸占其地；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息，是因为藩镇专断统领兵将；士庶之所以苦于赋役劳重，是因为藩镇专断享有税收；士庶之所以苦于刑罚严峻，是因为藩镇专断主导杀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没有办法行之于天下，是因为藩镇专断安排世袭。太祖赵匡胤与赵普为了长治久安，经过长久考虑，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于是以文臣执掌州府，以朝官执掌郡县，又以京官监临地方财政，为之安排转运使、通判，都是为了渐渐地侵削藩镇军政财权。从此，朝廷以一纸命令下到郡县，就像身子使唤胳膊、胳膊使唤手指那么自由，没有什么难处，而天下大势，从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吕中的话评价太祖“侵削藩镇”事，说：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用酷吏执掌财政，那么榨取士庶一定很严厉；用武夫执政刑罚，那么适用法条一定惨烈；这就是太祖为什么要任命儒臣来主管财政、任命士人来执掌刑狱——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国脉而重民命”啊！“培国脉而重民命”，培植国家的命脉而重视庶民的生命，这是圣贤人物永恒的军政目标，也是大宋帝国太祖赵匡胤终生的天下目标。他一生的军政诉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重复的是，老赵对边防将军的“久任”之道。

宋初边防任务极重，老赵一方面将各个藩镇的财政收归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给予边关将帅较大自主权，表现了政治家出色的灵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边关守将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对守将在京眷属抚之甚厚，令其个个心存感激，无后顾之忧。边将每次来朝，太祖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颁赏之丰厚异于常人。

再次，凡军中事，政策放宽，许从便宜。

最后，在财务政策上，也尽量向边关倾斜，边镇方面的盐铁酒这类专卖，虽然由转运使管理，但所获之利润，朝廷不回收，一律赠予边将。边关贸易之类，免所过征税，所得利润也赠予边将，鼓励守帅将这笔收入用于边防，令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这方面，赵匡胤是有自觉意识的。边关税收归边关，朝廷收入就会减少，但他宁肯俭约度日，也不肯废掉这一政策。他曾经对近臣说：“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边关镇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赠他们公钱及所属州郡的税利。以此要他们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这是需要银子的。钱财丰盈，必能做成这一件大事！如此，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这样一来，边臣大都富于财货，得以重金养募死士，使之为间谍。于是洞悉藩情。每当边敌入寇，必能先知其来，可以预为防备，设伏掩击，往往能够获胜。史称“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尽力于东南。为日后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预先做好了政治军事和财政准备。

肆 荆南·武平·后蜀

高保勖的荒淫之举

大宋之南，约略在今湖北、湖南二地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荆南”，一个是“武平”。“荆南”，又称南平、北楚，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属于“五代十国”中“十国”之一。所辖三州均在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国土狭小，实力孱弱。其国，北、南、西、东分别为后周、南楚、前蜀后蜀、南唐诸国环绕。“武平”，又称“武平军”或“周行逢政权”，历史上不属于“五代十国”，它是“十国”之一“南楚”的后身。“南楚”的创立者是一个叫马殷的藩镇军阀，被后梁封为楚王，都潭州（今长沙）。末年被南唐攻灭。但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南唐军，继续据南楚原地成一独立王国。再后来，刘言被部下杀死，周行逢执政，故又称“周行逢政权”。治所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所在地史称“武平军”。“武平军”一般被列入割据政权，不仅不算“正朔”，连“闰出”也不算，就是个临时的节度使独立王国。“武平”所辖地，基本在今湖湘一带。“荆南”与“武平”，史上合称“荆湖”。

五代十国之外，像武平军这样的割据政权先后有十几个。

赵匡胤立国后，即有混一寰宇之志。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征潞州、平扬州之后，扫平“荆湖”的机缘终于来了。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病逝。像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权力再分配一样，高保融临终将荆南政事交给弟弟高保勖，并草成文书向大宋请命，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高保勖为新任荆南节度使。老赵本来已经开始施行文官治理地方的政策，但是此际，出于“羁縻”策略，还是答应了高保融的保奏。史称“以荆南行军司马、宁江节度使高保勖为荆南节度使”。几个月以后，这位节度使又暴病而死，他哥哥、高保融的儿子高继冲执掌荆南政事。

高保勖虽然在位只有二年多，却出奇地荒淫，把荆南搞得乌烟瘴气。

此人估计患有精神分裂症或颞叶癫痫，是一位性倒错患者，史称“性淫恣”。他经常从市上召来娼妓，选健壮士卒，在府署做性交表演，他则与姬妾们在帷帘后面共观笑谑。在宫廷里公开杂交宣淫，史上记录除了南朝就是五代。南朝有宋废帝刘子业，五代有南汉两位土皇上和这位荆南节度使高保勖。食色固然是人之天性，但不加节制即背离天道；君王公侯，有此“淫恣”，尤为大恶之一。因为身居君位，特别容易“引领时代潮流”。高保勖这么折腾，上行下效，举国效法衣冠禽兽，于是成“亡天下”之势。此人又好营造台榭，极尽土木工巧，弄得荆南军民人人都有怨言。高保勖的记室孙光宪劝谏他说：“宋有天下，四方诸侯都已经心服口服；你看人家下来的诏书，都符合仁义之道，这是汤、武一般的君主啊！公应该克勤克俭，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这可不是福音啊！”高保勖不听。他的短寿死去仿佛遭遇天谴。

张文表之死的启示

再说武平军。

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由他的儿子周保权权领“留务”，也就是还没有正式拜这个节度使，“权领”，就是“暂时代领”的意思。这时的周保权只有十一岁。周行逢病重时，曾召集将校，将儿子拜托给诸位。根据乱世经验，这位周行逢已经意识到他死后的格局不妙。

他说：“诸位，我武平军部内那些凶狠的将帅，被我杀得差不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张文表。我要是死了，张文表必定造乱！请诸君善佐吾儿，不要丢失咱们的地盘。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率领全族人，归顺大宋朝廷，不要陷入张文表的虎口。”

据说周行逢崇信佛教，曾经广度僧尼，吃斋礼忏不辍。每见到僧人，无论老少，都俯身下拜，屈身服侍僧人。还对左右说：“我杀人太多啦，不借助佛力，何以解其冤乎！”

周行逢是出生于平常农家的孩子，在南楚时代从军，与张文表等十人结为兄弟。周行逢积累军功成为军校。后周时，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不久，周行逢用种种杀伐手段控制了整个湖南。

周行逢治湖南期间，也颇有政绩。他曾废除马楚政权中很多繁苛的法令，对官吏管理很严，发现违法乱纪，严惩不贷。益阳有一位土皇上名何景山，强占民妇，为人所告。周行逢亲自审问。何景山居然说，之所以占有民妇，是“存恤孤寡”，同情寡妇孤儿，包养他们娘几个。周行逢大怒。说这种败类，只配去辅佐龙王。于是将何景山投入江水。他任用官吏，史称“皆取廉介之士”。女婿向他要官，他说：“你哪里有做官的才能！”于是送他一堆农具，叫他回家去种田。周行逢自己生活也很俭朴。他还禁止淫祀，不准胡乱祭祀不相干乱神，关心民生，安抚境内其他土著，挑选土著中的干练者出任地方官吏。史称周行逢时“奄有湖湘，兵强谷阜”，占有整个湖南湖北，兵马强壮粮草丰裕。

周行逢有点先见之明。他死后，周保权嗣位，果然惹恼了张文表。

张文表对部下说：“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

这位张文表，是被周行逢表奏为衡州刺史的，二人又是当初的拜把子兄弟，但其实是互相都有点心忌。按张文表心事，周行逢死后，应该由他来做武平军节度使，现在要他来听一个十一岁小孩子节制，实在心有未甘。

他在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也就来了。

但机会来了，他的末日也就来了。

这时的武平军境内的永州戍卒需要轮替，周保权就派出了军校赴永州，路过衡阳张文表辖地，张文表驱散这些戍卒，假令全军“缟素”，为周行逢穿丧服，说是到朗州奔丧，但先来奔袭潭州。当时的潭州留守是行军司马廖简，此人也是一个牛人，史称“素轻文表，不为之备”。他瞧不上张文表，所以，平常根本不为防备。这一次张文表来袭，他正在宴饮。外报张文表大兵到了，廖简还是不以为意，对四座说：“这张文表，一个黄口小儿而已。他来了，就捆了他，何足患也？”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张文表也不废话，率众直接进入府中，廖简已经吃醉，众人大多跑散，匆促中，他还要张弓搭箭，但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于是摆出傲慢的姿势，“箕踞”以坐，按着俩膝盖怒叱张文表。张文表更不答话，将廖简一座十余人全部砍杀。

张文表的如意算盘是：据守潭州，与衡州为掎角，接下来攻取朗州，而后据有湖湘全境，自为武平军节度。

周保权在朗州闻讯，心急如焚，急忙遣武平军大将杨师璠率全部守备武装抵御张文表，另外又派人上表大宋求援。

周保权哭着对杨师璠的讨逆军说：“先君可谓知人矣。现在坟土还没有干，张文表就构逆背叛！军府安危，在此一举，诸公勉之！”

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孩子，能说出如此一番话来，也确实感动了讨逆军。杨师璠本来就与周行逢有旧，听到小保权一番话，也不禁落泪。他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你们见过这样的郎君吗？还没有成年，却如此贤明！”史称“众皆感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众人都受到感动，被激奋起来，都想要忠诚地为周保权效劳。

赵匡胤得到周保权上表，派大军来援之前，先派了使节赵璲招降张文表。

张文表向赵璲申述：“我来朗州奔丧，被廖简鄙视，杀他实在是因私而斗，绝无反叛朝廷的意思。”

赵璲的任务不是奉诏灭谁（灭谁的任务由后面的大军来做），只是奉诏招降张文表，他认为张文表既然归顺，就没有必要再动干戈，于是准备进入潭州。

但杨师璠部已经与张文表开始交战，初时，杨部前锋失利；后来两军对垒，张文表出城挑战，终被击败，杨师璠顺势占据潭州，擒获张文表。

杨师璠部攻入潭州后，正在大肆剽掠，赵璲稍后也进了城。

在城中，赵璲宴请杨部将领。席上，杨部指挥官高超对自己的部众说：“我看天朝来使的意思，是不想杀这个张文表。如果张文表到了朝廷，得到任命，再回来陷害朗州的话，咱这帮人可就谁也甭想活了。”于是暗中将张文表绑赴街市斩首，并与众人将其一百多斤人肉“脔而食之”，一刀一刀割着吃了。到了这边宴饮结束时，赵璲说要召见张文表，高超说：“张文表谋逆，已将他斩首。”

据说这个张文表起事之初，攻打长沙之前，也曾有过犹豫未决的时刻。但他有个亲信小校做梦，说梦见有龙从张文表的衣领里出来。张文表听说后很高兴，说：“这是天命啊！”史上此类梦龙而自诩膺天命的故事似不少见。每当看到这类故事，我都会想起东汉王符的名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

此论实是经验之谈，惜当局者往往不悟，于是，总有这类故实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之丰富，蠢人有责。

世上已无张文表，且说太祖赵匡胤。

南平已平

此前，老赵曾派使节卢怀忠到过荆南，行前，对他说：“江陵一带的人情人心，山川向背，我都想知道。”

卢怀忠回朝后说：“高继冲的甲兵虽然还算整齐，但全军不过三万人；每年虽然都丰收，但百姓被暴敛而疲困。荆南之地，南近长沙，东拒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整个形势很脆弱，要想占据此地，很容易。”

武平军周保权求援的特使来后，赵匡胤对宰相范质等人说：“荆南是一个四分五裂之国。现在，大宋出师武平，可假道荆南，一举而平之。这是万全之策也。”

荆南在武平之北。老赵的意思是：假途灭虢。

但为了稳住周保权，他先派出了赵璲去责备张文表。与此同时，安排了援军南下，武力支持周保权。

乾德元年（963）春正月庚申，太祖乃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向荆南高继冲借道，说要讨伐武平张文表。但这时候慕容延钊已经生病，太祖想想，此役须少不得慕容大将军，于是诏令他可以乘“肩舆”（轿子）指挥湖湘战事。

大军未到，杨师璠已破文表于境内。

前锋李处耘闻讯之后，按理说，可以班师回朝了，但他知道此行，灭张文表不过是个由头，太祖本意是要讨平荆湖。于是，并不回师，派遣部下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向高继冲宣读太祖旨意，并申明假道前往湖南武平军的大军行动，请江陵为大军提供“薪水”，还特意声明：大宋讨逆军将从城外经过。

高继冲与僚佐谋划，最后以“民庶恐惧”作为托辞，不许宋军走江陵城外，但愿意供给兵马食用于百里之外。

李处耘不准，又遣使往说必经城外之意。

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孙光宪对高继冲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规模宏远，我们不如早以疆土归宋，一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矣。”

孙光宪是五代时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著作多种，其中传世的就有《北梦琐言》。我观此人奉行之“投降主义”，在历史大局中看，其实是“知天命”之举。南平绝非大宋对手，死磕，就是鱼死网破，必致湖湘生灵涂炭。乱世中，大宋建立，天命已归，此际之无谓抵抗就是玩火。孙光宪之“投降主义”此际实可视为“民生主义”。

但南平大将李景威不同意，他已经看出大宋此举就是假道灭虢，必须提防。他说：“兵法崇尚诡谲，所以城外之约，直接威胁城内，不可信也。应该严兵以待之！”又为高继冲献策说，“景威愿效犬马之力，请假兵三千，于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候宋兵夜行，发伏攻其上将，王师必自退却。尔后回军收张文表以献于朝廷，则公之功业大矣！不如此，恐怕会有摇尾求食之祸！”

高继冲说：“我家连年供奉朝廷，从无叛意。王师此来，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且真打起来，你又哪里是慕容延钊的对手呢！”

景威又道：“旧传咱们江陵诸处有九十九洲，说是若满百洲，则主我南平有王者兴。几年前，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岛，已经满了‘百数’的瑞兆。但昨日闻听此洲漂没不存，这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怪事……”

李景威讲述这个神奇故事，意思大约是要南平主坚定信心。好像只要信心坚定，则第一百个洲岛就会出现。如此，则南平大业可成。云云。

李景威此言实在让孙光宪小觑。于是孙光宪呵叱他说：“你不过是峡江一民，如何知道成与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已经出来呢！王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又对高继冲说：“圣宋受命以来，凡是军政处置，与后周比较，规模更加宏远。今伐张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再借道而去的道理！不若我等早一点以疆土归朝廷，去掉各地哨兵，封存府库，以待王师。”

高继冲以为然，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不至于“亡国”。

李景威长叹而出，自言道：“吾言不用，大事去矣！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作为！”自缢而死。李景威也是一个血性汉子。五代乱世，有此类汉子死节，也是晦暗历史时段的一抹悲壮亮色。

于是高继冲派他的叔父高保寅奉牛酒在荆门之外犒军，一面借机观察宋师的强弱。

李处耘按照礼节接待了高保寅。

高继冲听说后，以为南平无虞。

当晚，慕容延钊大军也到，于是召高保寅，在帐中宴饮。而李处耘则趁慕容延钊宴请高保寅的时候，秘密带领轻骑数千从小道奔进，至江陵。

高继冲正在等待高保寅回来，忽然听说王师奄至，赶紧穿戴礼服，出北门惶恐迎接。在江陵北十五里处遇到了李处耘。

李处耘在马上与高继冲作揖，说宋军主帅很快就到，要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则率亲军径入江陵城。高继冲等慕容延钊大军到，随之一同回到江陵城时，李处耘大军已经在城内分据要冲，严阵以待。高继冲看到城内四处都是威风凛凛的王师，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时到慕容延钊府衙缴纳牌印，尽籍境内三州十七县。慕容延钊将高继冲派人奉表送到汴梁。

赵匡胤接受了高继冲的归附，策命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给高继冲下了一道表彰性质的诏书，任命他继续做荆南节度使。高氏亲属及僚佐各人按照品阶拜官，以孙光宪为黄州刺史。

太祖听到李景威当初为南平的谋划，说道：“这是忠臣！”命王仁赡给他的家里优厚的抚恤。

南平已平。

“啖食胖子”事件

慕容延钊大军过南平后，继续南下。

不久，克潭州。

随后，整军向朗州，这是武平军治所所在。

周保权开始害怕，急忙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划对策。

李观象主张投降。他说：“咱们之所以请援于宋朝，是为了诛张文表。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那意思必将是尽取湖湘之地。平时武平军所依恃，北有荆州，以为唇齿。现在高氏束手听命，武平势不独全，不如归降天朝，还可以不失富贵。”

周保权想想也是，准备听从这个意见，但指挥使张从富等人不同意。他们见张文表作乱已平，而宋师继进不止，知来者不善，害怕为宋军袭击，于是相与据守。将境内桥梁全部拆毁，沉掉江中战船，伐木塞住通往诸要塞大路，以此迟滞宋师。慕容延钊至，一时没有攻克守城。

赵匡胤闻讯，使人告知周保权及诸将校说：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现在妖氛已经殄灭，王师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拒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

这道诏谕很有味道，“有大造于汝辈”，意思是，你们如果归顺，不但不会失去富贵，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

但周保权为左右所制，已没办法自主。这里也是个“权反在下”的大藩。

于是，王师决计继续拼力进讨。

慕容延钊分兵赴岳州，大破敌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遂取岳州。又与武平守军大战于澧江，击败张从富等人。

李处耘此时做了一个凶妄的邪痞之事：他从俘虏中选择了几十个胖子，“令左右皆啖之”，让左右都来吃这些胖子，又给几个年轻健壮的俘虏脸上刺了字，放他们回去。“啖食胖子”事件大恶！平荆湖，李处耘行事专断，延钊不快。军中有小校借酒逞凶，李处耘召来呵责。小校不满，到慕容延钊处编派李处耘坏话。又一天，李处耘在城中遥见有军士进入民舍，民舍中人大呼求救，显然，是军士在欺凌庶民。李处耘遣人抓捕军士，一问，原来是延钊部下掌管马厩的小官。李处耘对他处以鞭刑。延钊知道后，干脆将厩官斩首。按军人纪律，此人可斩可不斩。延钊斩之，就是向李处耘做姿态。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于是，各自到老赵那里论奏。老赵“偏袒”，不问延钊，独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心下不爽，又不敢多言，几年后忧郁而死。他大约不知道，因为“啖食胖子”，所以老赵对他这位陈桥功臣也有了厌恶。

这些被刺字的俘虏回去后，就开始传扬宋师如何“生吃胖子”俘虏之事，听到这个消息，武平人心恐惧，史称“闻者皆恐，遂溃”，听到的人都很恐惧，于是人心溃散。

慕容延钊乘胜鼓勇，长驱而进，攻克朗州，杀掉张从富。

朗州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家属，逃亡到长江南岸，在一处僧庙中惶恐不可终日。李处耘率师渡江，擒获周保权，将其押赴汴梁。

太祖释放周保权，不问他的罪过，并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汪端此际还在拥众寇掠，慕容延钊用了一段时间，率宋师将其击杀。

初平湖湘时，太祖让薛居正来知朗州。当时正赶上汪端的逃亡之卒数千人啸聚山林大泽之间。慕容延钊大军有位监军使怀疑朗州城里一千多和尚都是贼寇的党羽，讨论对策中，准备将这些和尚全捉了，杀了。薛居正认为未必是事实，于是暂缓其事，并率众与慕容大军一道，剪灭群寇，抓获贼帅汪端后，审问得知：没有城内和尚们什么事。于是全城的和尚被薛居正救下。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薛居正，就是《旧五代史》的主编，我这部《赵匡胤时间》的重要参考书就是《旧五代史》。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做事残忍，执法狠戾，没有人敢于触怒他。薛居正正做着刑部侍郎，对他的做法有不满。有一次，史弘肇的部下有人来告，说有百姓犯了盐禁，按法当死。判决就要定案了，薛居正看卷宗，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就召来当事人亲自审问。一问，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是史弘肇部下的小吏与这个当事人有私人过节，所以借史弘肇的严刑峻法，想置人于死地。薛居正不客气，直接召来这个小吏审问。史弘肇虽然“怒甚”，也没有让薛居正屈服，坚持要执法公正。两堂对证，小吏承认了自己的诬告。薛居正救了一个冤民。

这些事证明了薛居正先生确有“弭冤白谤”的圣贤之心。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剿匪初期，他不畏权贵，坚守法度，我甚为赞赏。此事足可浮一大白。

史称薛居正“气貌瑰伟”，相貌气质，俊朗伟岸，能吃酒，可以饮至数斗而不乱。品性也不错，有孝行，居家时很是俭约，为相十八年，以“宽简”得人称道。但史上对他有微词，说他胆小有畏忌，但我以为此评不确。薛居正是守身正派，不多事，史称“不好苛察”，不习惯苛刻地盯着谁谁谁的毛病，懂进退之礼。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出任宰辅。他应该是乱世结束后，为大宋带来祥和之气的最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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