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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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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之路试读：

序言

当我的身躯继续着它的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却在不断回顾，沉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古斯塔夫·福楼拜

献给他的母亲，

1849年11月23日序言

我写名为《生活曾经这样》的自传片断大约截至我27岁左右。当时，我感觉未来的岁月既属于他人，也属于我自己。我不能侵犯他人的版权……人们有隐私权，但是记叙我的私人生活而不牵涉别人的隐私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品尝到这种回忆的愉悦——经常是一种悲怆的愉悦，于是，我开始为我的著作全集写了一系列序言，回顾了所有这些作品构思和写作的背景。毕竟，这些序言也是“一种生活”。

我增补了一些散文随笔，它们是我随意记叙的我生活中的逸闻趣事，描述了世界某些扰攘不安的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闯入了这些地方；不过，现在我能看得一清

二

我游览过的那些地方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这种情况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我没有刻意寻找创作源泉，我是碰巧遇见它们的，当我买了往返机票去西贡、太子港或亚松森时，那也许是作家的直觉在起作用。所以，书中就有了我动念创作《喜剧演员》之前对于海地的印象，也有了我对巴拉圭的观感，它成了《与姑妈同游》中一个章节。然而，马来亚的紧张局势却没有产生小说，肯尼亚的茅茅暴动也没有诞生任何作品。美国当局将我从波多黎各驱逐出境或者1948年我在布拉格目睹共产党接管政权的亲身经历甚至没让我写出一个短篇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波兰没有触动我这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尽管如此，1933年以来的政治在我的一些小说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茅茅暴动为我日后领教更加邪恶的“黄麻袋大叔”做了思想准备，我在马来亚对伏击的忧虑也使我在越南有时经历的恐惧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写过一些有关法国人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文章，但是这本书几乎没有收录，因为美国人的越战使早年的法国人越战相形见绌，就像保大皇帝和保录亲王那样，现在没有人会对那些已经销声匿迹的人物感兴趣。

我生活中专栏作家们最钟爱的那些往事片断仍不在本书收录的范围。至于别人隐私的“版权”，我希望我能继续尊重。

第一章

一

这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啊！自从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内向的人》去寻找出版商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25岁，因患阑尾炎动了手术，便向《泰晤士报》请了病假。在伯克姆斯特德我父母家的客厅里放着（说得确切一点，摇摇晃晃地撂着）一张写字台，它是那种有数个鸽笼式文件格和多个小抽屉的小书桌，人们习惯上认为这种书桌只适合女人用；桌子折叠板的宽度只够放下我的大页单行稿纸。早餐过后，我母亲忙着与客厅女佣讨论一个家庭问题。“客厅女佣”这种称呼如今听起来多么“过时”！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等级森严——厨房女佣、配餐女佣、孩子的保姆等等。现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刚刚动笔写一部历史小说。如果我与他相隔五十年，那么他与他当时写的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里发生的走私分子的故事也只相隔一百年。

我为什么能如此清晰地记得那部小说的开头一行，而忘记了从那以后我写的所有其他句子呢？开场白写得并不好，因为它读起来像诗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要背叛我那年轻的自我。“最后的光亮渐渐消去，他翻过青草覆盖的丘原坡顶，一见山下的树林，内心一阵轻松，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能听见母亲在说，“如果诺拉小姐占了那个最好的空房间，那么我们只好把……先生安置在……”

也许，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其原因就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好像我在一场几乎输定的赌局中孤注一掷。此前，两部小说我试了所有可能的出版商，结果都被拒绝了。如果这本书也遭到拒绝，那么我决心放弃当作家的痴心妄想。我可能会安下心来，在《泰晤士报》的第二编辑室里过起助理编辑平凡正常的生活——一年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水会升至每周9几尼的最低工资，到那时，我就勉强有能力结婚了。那是一种与公务员一样安宁的生涯——《泰晤士报》从没解雇任何人，最终我会有一笔养老金，我会获得一个时钟，上面镶着有我姓名的饰板。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必等待那么长时间就得到了那个时钟——一年后，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得到了它；离开《泰晤士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每看见壁炉架上那台时钟上的黑体粗字，我就有一种负疚感，心里就会想起维多利亚女王街报社大门上方悬挂着的那口时钟。它似乎总在提示：下午四点快到了，我应该动身去第二编辑室与同事们在一起。

我犹豫了好几天才写下那句开场白——它是一种承诺。此前我不是曾经两次走上那条道路，连续数月经受一种好似没完没了的折磨煎熬？听天由命、打消所有逃避的念头会轻松得多。在那些岁月里为什么会想到逃避呢？逃避什么呢？我在《泰晤士报》很快活。

我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已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此前还曾不明智地出版过一本诗集，如今这本诗集已成为一种收藏家争相收藏的昂贵珍品了。像如此众多的处女作一样，我第一部小说的主题也是有关童年和不幸。第一章叙述了男主人公在一栋古老的乡间别墅里诞生。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好似一篇丰富多彩、令人产生共鸣的作品，或者说它力图达到那种境界，富有沃尔特·德拉·梅尔散文中詹姆斯谐韵风格特色的作品，并非只是我个人经历的叙述。我错误运用孟德尔理论，讲了一对白人夫妇孕育黑孩子的故事——一种返回某个遥远祖先的现象。（那时，我还没有听说我的曾伯父查尔斯的故事，据说他身后在圣基茨岛留下13个孩子，他19岁时死于黄热病。）接着，我的小说写了这个黑孩子孤僻的童年以及孤独寂寞的、遭受种族隔离的学校生活；不过，即便在当时，我也觉得小说的结尾似乎很糟糕，就我的某种性格而言，我能察觉这种结尾过于乐观，令人不可思议。我让书中这个年轻人通过在加的夫登船当一名黑人水手而获得某种满足，借以逃避中产阶级，逃避他不能与之融合相处的感觉。又是逃避！我想“逃避”两字从扉页起会频频出现，贯穿全书。

A·D·彼得斯当时是个文学经纪人，是这一行当里的新手；他鼓励我，要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出版。几个月过去了，他来信的语气从满怀热情转变成冷淡的重新考虑，最后希望破灭了；不过，这时候，我的第二部小说已在创作之中。

我正在阅读卡莱尔的《约翰·斯特林的一生》，在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作家枯燥乏味的著作中，它是我唯一欣赏的作品。卡莱尔提供了场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莱斯特广场，卡尔洛斯争夺王位战争中西班牙流亡者常去的地方。另一个年轻的英格兰人像前面提及的那个黑人青年一样渴望逃避自己的阶级，开始卷入各种反对西班牙政府的阴谋计划。沃尔特·德拉·梅尔（受亨利·詹姆斯的影响）让位于晚年康拉德的作品《金箭》，当时他的创作也受到詹姆斯的影响。革命和西班牙背景——作为一名学生，我羡慕威尔弗雷德·尤尔特的命运，他在墨西哥潘乔·维拉起义期间意外中弹死亡。在我看来，他的死似乎是在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中一种可歌可泣的结局。只不过数年之后，当我在墨西哥旅行期间亲眼目睹那些枪手时，我对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和暴力致死的强烈兴趣才有点消退，我在《不法之路》中记叙了这次旅行。

现在我记不清我的这位男主人公意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一半时间在他父母位于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坚固寓所里度过，另一半时间在索霍区流亡者光顾的地下饮食店里消磨。我知道他有过一段恋情，这还主要仰仗康拉德笔下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唐娜·丽塔。我想他与西班牙的接触也就是莱斯特广场，根本没有近距离走近西班牙国土，因为在仔细阅读珀西·卢伯克令人钦佩的入门书《小说的艺术》之后，我便十分注意小说的总体效果和“观点”。我给这部小说起了个颇为乏味的名字：《一段经历》，事实上这段经历也确实相当乏味。它根本找不到出版商——A·D·彼得斯甚至拒绝碰它——后来我倒真的非常感谢他这样做。

于是，我着手规划创作第

三

手术后，在回父母家疗养以前，我躺在威斯敏斯特医院的普通病房里，时光倒流一小段，从卡尔洛斯争夺王位战争期间西班牙流亡者的日子跳回到苏塞克斯郡走私分子的岁月。如果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过去呢，我给不出答案。是不是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对当今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才想逃避它呢？是不是因为历史比较容易接近？它们都写在书里，比如我在病床上阅读的走私史。《内向的人》获得了暂时的成功：由于评论家们的宽容，处女作有时会一夜成名。二十年后，某位西德尼·博克斯先生将它改编成一部绚丽的彩色电影。我没有把版权卖给他——此前，我已经将版权给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只是象征性拿了点酬谢，我曾与这位导演在拍摄一部当时名叫《皇家航空公司》的广告片时合作过。他告诉我，有了这部书，他就有机会摄制他的第一部故事片。事实上，他将版权转卖给了博克斯先生，从中赚了一笔钱；博克斯先生用非同寻常的电影脚本制作了他的电影，展现用烙铁拷问的场景，将之作为十九世纪司法制度的一部分。电影与书不同，显示不出作者的年轻或幼稚。我收到一封伊斯坦布尔来信，是一位土耳其观众写的，他赞扬影片中大胆的同性恋情。他问我：是否写过其他主要描写这种有趣题材的小说？有了这次经验后，我给每份电影合同都添加一个条款：禁止把版权转卖给博克斯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我处女作的篡改给我造成的伤害远胜过后来约瑟夫·曼凯维奇在拍摄电影《文静的美国人》时的篡改对我的伤害。我很自信，《文静的美国人》这本书会比那部改编的电影长久，但是，小说《内向的人》比较脆弱，经不起折腾。假如当年我是电影发行公司的审稿人（许多年后我真的成了审稿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它。然而，有个谜迄今未解开：奥尔德斯·赫胥黎怎么可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如此赞美这本书，令人不可思议地说它胜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最新作品？为什么这本书使我与两位令人生畏的人物——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和贝洛克·朗蒂丝太太——交上朋友呢？为什么雅克·马里丹决定在法国出版这本书，并将之编入一套包括朱利安·格林在内的系列丛书呢？我同意马里丹的请求，删去了一段性爱描写中的几行字。在当时，遭到法国人的审阅删节，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种荣誉。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牢牢记住了L'Homme et Lui-Même。创作一部小说有点儿像把一条信息封入一个瓶子，将它投入大海——让意想不到的朋友或敌人收取它。小说的法语翻译丹妮丝·克莱鲁恩成了我的朋友和经纪人。在斯塔维斯基诈骗案骚乱期间，我们一起开车在巴黎街头兜风，寻找动乱，可是当大动乱来临时，法国瘫痪了，我与她联系也不可能了。直至战争结束我才得悉她如何在法国沦陷区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工作。1942年，我在弗里敦为同一机构工作，我从伦敦接到情报，说有个间谍嫌疑人正搭乘一艘葡萄牙班轮前往里斯本，他是个瑞士商人。当他在轮船事务长办公室前排队检查护照时，我正坐在我的单人办公室里用一个手指以最快的速度打字，记下他笔记本里的各种姓名和地址，他不够精明，将笔记本遗留在舱房里。突然，在所有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姓名中，我发现了丹妮丝的姓名和地址。从那一刻起，我一直为她的安全担心，但是，直到战争结束我才知道，她受尽严刑拷打，死在一个德国的集中营里。我母亲的书桌，一个年轻人的伤感故事，弗里敦的一处镀锡铁皮房子，还有一个德国集中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驿站，这条路真漫长啊！二

我的第二和第三部小说——《行动代号》和《黄昏的谣言》——分别于1930年和1931年出版，现在市面上仍能见到，不过只在旧书店里以吓人的价格出售，这也是我乐于见到的，因为这两本小说出版后好几年我一直压着不吭声。两本书都糟糕透顶，任何批评的力量都难以道尽它们的缺陷——小说文体平淡无味、刻板拘泥，就《黄昏的谣言》而言，矫揉造作（天哪，这位年轻作者显然又在阅读和借鉴康拉德最糟糕的小说《金箭》），至于人物塑造，根本不存在。

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必然与作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们出自作者的躯体，就像孩子产自子宫，然后脐带被剪断，他们发育生长，渐渐独立自主。作者越是了解自己的性格，那么他就越能远离他所塑造的人物，他所塑造的人物就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就这些早期小说而言，它们的脐带没被剪断，尽管作者16岁时做过精神分析治疗，26岁时的他对于自己就像《行动代号》中的男主人公奥利弗·钱特对于读者那样：不真实。在年轻浪漫的作者的脑海里，钱特只是一场白日梦，他需要经过许多年的沉思冥想、内疚不安、自我批评、自我辩解，才能清除眼前繁多的希望、种种的梦想和不符实际的雄心壮志。当时，我正在努力创作我的第一部政治小说，尽管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我希望许多年后《文静的美国人》会比较成功，然而，我在《泰晤士报》助理编辑室的三年工作期间，对生活的了解是多么肤浅！

甚至《行动代号》的背景也是想象的产物。我想象在特里尔城里确立一个独裁者，法国占领军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法耳次国的想法之后不久，我就访问了这个城市。富裕的理想主义者主人公奥利弗·钱特联络了伦敦（呼应我未出版的小说《一段经历》）的一些流亡者，去特里尔会见反对派领袖，一位犹太诗人。钱特在令人相当不可思议的环境里遇见了独裁者的妻子，并且爱上了她。荒唐可笑的是，他应邀去了独裁者的宫殿，并在那里开始渐渐产生了对于这位独裁者充满浪漫色彩的赞赏。他与独裁者的妻子同床共眠，她帮他摆脱了无聊和淫欲，并向他透露：她的丈夫阳痿。当她拒绝离开丈夫时，钱特把独裁者阳痿的秘密告诉了犹太诗人。钱特花钱购买了枪支，用驳船从科布伦次偷运进来，暴乱发生了，诗人谱写了讽刺独裁者的歌曲在街头演唱。小说以钱特搭乘负责运送被打败、受伤昏迷的独裁者的火车离开特里尔结尾。独裁者的妻子结果怎样？我强迫自己重读《行动代号》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忘记了她的命运，所以她是否还活着几乎无关紧要。

我只能感到诧异：这本书为什么会被接受出版？出版商——海纳曼的查尔斯·埃文斯——阅读了打字稿之后还给我发来了一封贺电。也许他与我一样幼稚浪漫。他曾告诉我，他只有一次被一部小说从情欲上打动，那就是《莫班小姐》。

下面一些例子显示了那些岁月里我的文风和我对明喻隐喻的滥用。即便是好人也会堕落，我的堕落也许是因为读了太多玄学派诗人的作品。“左轮手枪像干枯的花朵一样萎垂至人行道。”（我想倒转这句明喻——“干枯的花朵像左轮手枪一样萎垂至人行道。”）“远方嘈杂的说话声像罂粟的种子一样洒在他的身上，带来平静安宁。”下面这句是炫耀浮华的句子，是我学了康拉德最糟糕的东西：“时钟撂下了它时光的负荷。”

在一本344页厚的书中，我只能找到一处可以弥补不足的场景——12页适度的悬念：驳船载着一船偷运的枪支经过海关——还有一个可以弥补不足的人物——那个美国军火商，对他的叙述长达8页，他也许足以在二十

五

第三部发表的小说《黄昏的谣言》刚出版时的命运胜过前两部，但是结局甚至更加糟糕。我对故事的发生地西班牙几乎一无所知（16岁那年，我在比戈和科鲁尼亚之间待过一天），我对西班牙卡尔洛斯争夺王位战争的了解只是从卡莱尔的《约翰·斯特林的一生》中读到那么一点点。这本书也只有一个情节值得重读。这个情节在第一章里：年迈的退伍上校代替神父诱使他的一个在伏击中受了致命伤的战友吐露真情——这一情节也许提前暗示读者那个美国歹徒将在《权力与荣耀》中忏悔。正如《文静的美国人》那样，主要人物蔡斯是一名报纸记者，但不像那本小说中的福勒，这是个非常不真实的人物。《黄昏的谣言》只售出1 200本（《内向的人》售出8 000本）。弗兰克·斯温纳顿的负面评论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看到了我小说中的缺点，而我以前还以为这些缺点是真正的艺术。其次，现实——该死的现实——把我弄得心力交瘁：对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孩子又即将出生，因为《内向的人》成功之后，我离开了报社，《泰晤士报》拒绝重新聘用离职人员。

今天当我痛苦地重读这部小说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过于注重风格，而风格又是那么糟糕，那么模仿他人。几年后，我像一个改邪归正的浪荡子那样抨击查尔斯·摩根，批评那些类似我已经摒弃的不良文风。一切都是那么含糊不清、朦朦胧胧、焦点模糊——没有清晰的形象，只有雷同夸张的明喻和隐喻，就像《行动代号》那样。“一小团柔软的碎纸像冬天一样躺在它们之间，随后飘过地毯上吹落的花瓣。”小说形容词太多，对动机解释过多，不相信读者的理解能力，描述也过于冗长。

对话含糊不清。小说中的对话与话剧的对白一样应该是动作的一种形式，具有动作的敏捷。而我的小说不得不给读者解释对话。我发现10页上用了10次“他想”。这使我想起年轻时代的斯蒂文森通过模仿，自学写作风格——我正在蹩脚地模仿一种写作技巧，那就是“观点”技巧。

也许，所有作家都很迷信。《行动代号》的主人公名叫钱特，《黄昏的谣言》的两位主人公是蔡斯和克兰。这两本书均以失败告终，而失败似乎都与字母“C”紧密相连。我摒弃了“C”，我想永远不会再用了；可是，当我把《人性的因素》中的主要人物起名“卡斯尔”时，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了。我尽力设法给他起另一个名字，但是姓名中有一种魔力——改变他的姓名就将改变他的性格。他必须叫“卡斯尔”，我怀着一种几乎必定失败的感觉硬着头皮写下去。三

至此，我已经发表了三部小说，其中第一部获得了一些成功，其余两部理所当然都失败了，我像一名被人遗忘的伤员，感受到失败的凄凉和孤独。1931年，格洛斯特郡一条泥泞的小巷里突然来了一位挪威诗人，我完全不认识他，他的到来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如痴如梦，奇怪的是令人感到鼓舞。就像门上出现了三只乌鸦一样，努达尔·格里格是一种预兆，或者是一个谜；他迄今仍是个谜。甚至他的死也显得那么传奇，所以没人能确切地说：“他死在此地。”1943年，他的飞机在对柏林的一次空袭中被击落。

我只能清晰记得三次会面，我们的每次会面与下一次都相隔好几年，然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与他友谊深厚——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亲密无间。我没法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只有一本著作被译成英语（不管怎么说，他的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所以，我觉得他不像是我可以与之交流创作心得的同行作家，而是我与之共同成长的知己，我可以与他促膝谈心，可以与他争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我记不起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了些什么，当时他只是到我与妻子薇薇安在奇平坎普登村租借的小屋来“拜访我”，探访是他的唯一解释；不过，我立刻被他的亲密所感染，这种亲密似乎与阳光一样不带个人色彩——换句话说，我无需努力去赢得这种亲密关系。他友谊的那种梦幻般的气氛始终不变：他的友谊只不过是一些评语信息，热情友好，批评鼓励，而且多数都出现在其他人的信中。我唯一一次访问挪威时，他不在国内，正侨居列宁格勒，但是信息在那里等待着我。努达尔·格里格像一个君主，从来不缺信使。

有时我心里琢磨，他是否在遥远的地方布施了魔力？这些魔力过了许久依然能把我吸引到那些地方去？三十年代，我为什么会在爱沙尼亚度过一个孤独的假期？是不是因为我在追寻他的足迹？五十年代在莫斯科度假呢？当时已经不再有必要去新莫斯科宾馆的313房间了，他给了我这个地址，说万一“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在莫斯科”，可是他的幽灵早已远去。

我有一封他发自爱沙尼亚的来信，唯一的地址是“邮件留局自取”，日期像往常一样缺少年份，就好像月日是重要的，但是年份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敢断言，你早晚会到爱沙尼亚来的，不过请马上就来。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家，绝对没有丧失原生态自然的美，而且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我是个穷困潦倒的作家，但在这里，我负担得起所有一切生活费用——这是一种奇特和绝妙的感觉。如果天气晴好，我们一定要租一艘帆船，去群岛之间生活一周。那里的居民以前几乎没有见到过白人，用几块巧克力，我们绝对能买到我们想要的当地姑娘。你一定要来！”

可是，等我攒够了车旅费，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时，努达尔已经迈入了他的俄国时期。想来也很奇怪，那是斯大林的俄国。现在我们中有谁能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莫斯科待上几个月，借用一位诗人的套房？“我刚从乡间回到莫斯科……要是在这里见到你该有多么高兴！整个五月我很有可能住在这里；我可能要去第比利斯”和高加索（如果那样的话，你与我一起去吗？），但还很不确定。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租用了鲍里斯·皮涅克的套房，他写了《伏尔加河流向里海》。（当然，所有俄国作家都用某条河流给他们的书起名，这甚至比你们英国人更加糟糕，你们英国人总是寻找某条非常独特的引语作为书名），我正在这边奇怪的中产阶级环境里工作（蓝色的丁香花，一栋栋木头的寓所），这就是莫斯科的夏天……我敢肯定你会喜欢住在莫斯科的，这里有那么多人——众多的种族，众多的希望和失望。你对自然的憎恨很容易在这里得到满足：这里延绵数百里没有自然，白痴般的天空下只有某种平坦愚蠢的东西。所以，来这里过上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读完努达尔的任何一封信，几小时之内，任何计划似乎都可能形成。

随后，层层阴云笼罩了整个欧洲，在那次对柏林的空袭发生前，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几年了，他回到了挪威：“我刚创办了一份非常左倾的新期刊，用以与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及其在挪威的反响作斗争。我已经冒昧地在广告中将你列为我未来的撰稿者之一。你生气吗？如果你能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宽恕我，那么就请寄一篇文章给我吧，某种令人为之一怔的好作品……我在莫斯科的岁月结束了。我写了一个剧本——猛烈抨击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的‘中立’，这种中立已经造成了非常深重的苦难。目前，我住在奥斯陆附近一片森林里的一个滑雪小屋里。如果你和夫人愿意过来的话，这里总会有你们的房间。”

我多么希望自己曾借过、讨过或者偷过必需的旅行钱款，如此回复那些盛情的邀请啊，哪怕只有一次——“我星期

六

我想我们也许是在1931年至1940年间见面的，不过我吃不准。突然有一天，他不是写信传递信息，而是在电话里说话。当时，我在情报部，干着一份愚蠢无用的工作，德国已经开始侵犯挪威；他刚离开纳尔维克和战争，来到这里。他的嗓音将我拉出死气沉沉的布卢姆斯伯里大楼，拖进他在查令十字街酒店的卧室。他的卧室里挤满了他的同胞，他们有些人散坐在床上、带抽屉的墙边桌上、地板上，有些人靠着壁炉架，讨论着，策划着，希望着，与此同时电话不断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们刚把纳尔维克和灾难抛在身后，他们的周围是巨大的信心和未来。（除了我刚离开的大楼里所散发的官方传单，在其他地方你是看不到这种信心的。）即便在那种环境里，我也感受到一种阳光般的古老的友情；当大家都在谈论计划、宣传、未来行动的时候，努达尔却在靠枕和床柱之间组成一个私密的角落，谈论似乎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任何事情——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或者西班牙战争以及海明威的新书，忽略不谈那甚至是令人惊叹的冒险经历：他携带着挪威银行的金子刚刚露面。这一惊人的消息我是在他的流亡内阁围着他议论时拼凑勾勒出来的。

在奥斯陆的一天清晨，努达尔突然被枪声惊醒，他走到窗前，看见德国战舰驶进了峡湾。他穿好衣服，没多拿一双袜子就进了大山。在山里，他遇见了一队巡逻兵，没穿军装没有武器就成了一名列兵。这队巡逻兵携带着一袋袋挪威银行的金子，努达尔受命指挥一组士兵将金子带到纳尔维克，他们在深山里长途跋涉，之后，又在海上颠簸了大约500英里。我根本没有听见这次冒险经历的细节——努达尔总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说——只听到结局的喜剧般信息。

努达尔安全抵达纳尔维克，列兵装扮成渔夫，带着他那一袋袋金子，向一名整洁笔挺的海军军官报告，这位军官碰巧是我俩共同的朋友，他是《内向的人》的译者尼尔斯·利埃。努达尔又受命在一艘英国驱逐舰上护送金子前往我们的海岸，靠岸后必须将金子送交英格兰银行。他争着要求留在挪威战斗。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将所有这些金子——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币及其一切——交托给一个普通士兵看管，英国人会怎么想呢？这是不合适的。

于是，他们授予他某种军衔——我忘了什么军衔——他离开挪威前往英国。我想他是从哈里奇乘上火车的，在那里，他浪漫的天性占据了上风，他想象英格兰银行的场景和他受到行长接见的情景，但是他的到达根本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只有一个便衣侦探在铁路月台上等候他——哪个车站的月台？——没有受遣前来迎接他的银行职员，他们是不能驾车去英格兰银行的。可是，那个职员去找站长了，因为没有站台票，车站检票员不让他通过检票处，而英格兰银行的职员绝对拒绝屈尊去购买一张站台票。于是，侦探与诗人守着所有那一袋袋的金子在月台上没完没了地等待，终于，努达尔腻烦了，撇下侦探独自一人守着金子，他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查令十字街酒店。

我们在酒店会面之后，努达尔就再次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猜想他正忙着加入RAF，后来，我也离开伦敦十五个月，去西非执行一次毫无希望的任务，试图从维希法国的殖民地获取情报。他牺牲前几个月，我们曾再次相见，与其他一些挪威朋友共度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因为我根本想不到这会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晚，我只记得我们谈啊谈，随后一阵空袭警报，几声炮火，接着继续交谈。努达尔究竟在哪里，挪威朋友们总在争论，不过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恼怒。在我曾经相识的人们中间，他是绝无仅有的，他能自豪地就宗教和政治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总让人感到充满善意和思想开放。他不仅自己充满善意，而且也认可他的反对者的善意——他不仅认可，而且接受这些观点。事实上，他怀有善心——这比国家银行的金子更加珍贵，对于我来说，他的确在1931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希望，怀揣着它，就像怀揣一杯生命之水，走在奇平坎普登泥泞的小巷里。

四

那年，1931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刻意策划写一部书去迎合读者，一部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改编成电影的书。真是小人得志，在《斯坦布尔列车》一书上，我的两个目的都实现了，尽管在当时电影版权是一种不太可能的梦想，因为在我完成这部书之前，玛琳·黛德丽已经主演《上海快车》，英国人已经拍摄了《罗马快车》，甚至俄国人都已经拍摄了他们的铁路电影《土西铁路》。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最晚问世，并且无疑是最糟糕的，尽管还没有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电视剧那么糟。

我猜想电影《大饭店》的大获成功启发了我，使我明白如何着手赢得意外的成功；但是几年前我在君士坦丁堡只待过二十四小时，在一次希腊航游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一个相当繁重的任务。我没钱离开科茨沃尔德的小屋，乘火车去君士坦丁堡。我最多只能买一张奥涅格的《太平洋231》唱片，并希望在播放它的时候，歌曲能带着我离开那栋茅草屋、一只患了癔症的哈巴狗、几棵不结果实的苹果树、泥泞的小巷以及一行直立莴苣，远远地离去。

我也曾老大不情愿地买了一张三等车票，前往远至德国边境的地方。越过德国边境，在那些幸福的希特勒以前的岁月里，作家能够获得国家铁路的免费乘车券，所以我能够长途旅行远至科隆，我已经熟悉这座城市，因为1923年我在纷繁杂乱的情况下访问过那里，我在《生活曾经这样》里记叙了我早年的故事。奥涅格唱片对我的帮助胜于从加来到科隆的旅行，另一张不太相关的唱片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德利乌斯的《走向天堂的花园》。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与后来我有信心写入书中的铁路沿途景色相比，对第一段铁路的描写比较详细，因为当时我坐在三等车厢的车窗前，白天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记笔记，你们可以相信布鲁日城外的田园风光正如我在1931年4月描写的那样。列车还未抵达列日，夜幕就已降临“东方快车”，如果读者相信了我的报道，认为到了苏博蒂察就抵达了南斯拉夫边境，那就错了。（几年前，我一路风尘仆仆前往伊斯坦布尔，到达苏博蒂察时正值深夜，我睡眼蒙眬，没有仔细核对我几乎忘却的叙事笔记。）

当消息传来说英国图书协会选中了《斯坦布尔列车》时，我想我暂时得救了；然而，等待我的依然是一时的厄运：J·B·普里斯特利威胁提起诽谤诉讼。我从没见过普里斯特利，而他却对号入座，认为《斯坦布尔列车》中的人物萨沃里就是他——我把萨沃里描写成狄更斯那样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普里斯特利最近发表的小说《好伙伴》受到高度赞誉，这导致有些评论家将他比作狄更斯。

在随后几年中，我将体验到诽谤诉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危险！在这一案例中，我相信，普里斯特利真的认为我这位几乎默默无闻的作家在诽谤他；他起诉是真诚的。但是其他人是否善意常常更加值得怀疑。《斯坦布尔列车》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我开始被人们视作一种金钱的标志（诽谤诉讼从来就不会对准失败者）。1934年至1938年之间，我不得不收回一本书，名叫《没有地图的旅行》，并且给一名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医生付了一笔小额损害赔偿金；我因为在《旁观者》上发表评论文章而两次险遭诽谤诉讼，最后还有秀兰·邓波儿小姐案件，当时邓波儿才9岁，通过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对我提起诽谤诉讼，因为我在《日日夜夜》杂志上批评了她的电影《威莉·温基》。

在那些对于众多作者来说是黑暗的日子里——那些诉讼案也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诽谤诉讼法的改变而终结——有一家律师事务所竟然超越常规煽动他人提起诽谤诉讼，用伦敦公用电话簿中的姓名去核对小说人物的姓名！有个律师助理来到我一位熟人的套房门前，手里拿着一本小说，他说，小说里有个讨厌的人物，其姓名与之相同（人物的姓名越冷僻，危险就越大，我给小说《喜剧演员》中的主要人物起名布朗、琼斯和史密斯，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个律师助理对我朋友说，如果他希望提起诉讼，他那个热心公益的事务所很乐意助一臂之力，如果败诉，分文不取，不过他向我朋友保证，诉讼案不太可能上法庭。的确不太可能上法庭，因为那时大多数出版商几乎都没有对簿公堂的兴趣。他们总是准备减少损失，以小的代价了结纠纷。就《斯坦布尔列车》一案为例，大约20页不得不重印，因为普里斯特利威胁提起诽谤诉讼，海纳曼公司从我的著作版税中扣除这笔费用，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将这笔费用添加在我欠公司越来越多的债务上。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种危险或者过多抱怨这种现象。大多数行业都存在着职业性危险——那些在富足岁月里常将金箔贴在我们书上的姑娘们不得不每天喝定额牛奶以保持体形。那些诡秘的人物头戴圆顶高帽，躲在楼梯平台上，或蜷缩在办公隔间里翻阅小说中通奸或腐败的情节，还有比他们对我更具潜在威胁的吗？他们可能就是从我自己的书页中冒出来的。

我想，《斯坦布尔列车》中存在着一些学术兴趣点。年轻的舞蹈家科拉尔·马斯克肯定在诺特里奇皇家剧院露过面，就像我后来出版的一本小说（《一支出卖的枪》中的安妮）一样；我能在这两本书中察觉我早年编剧热情的影响，这种热情从来没有真正泯灭过。在那些岁月里，我按照一个关键的场景去思索——在开始写作以前，我甚至在一张纸上绘制关键场景的位置。“第三章，某某人，出场。”这些场景常常将两个人物隔绝开来——在《斯坦布尔列车》中，人物藏在一个铁路工棚里，在《一支出卖的枪》里，人物躲在一栋空房子里。好像我想逃避小说广阔的流动性，想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表演最重要的情节，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导演我所创作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这样的场景用戏剧的着力表演暂时停止了小说情节的展开，这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使正在展开的画面暂时停止。我注意到自己甚至在最新一部小说《喜剧演员》中采用了这种写法。我早就放弃了那张绘图纸——否则，我也许会在那张纸上写道，“场景：墓地。琼斯和布朗出场。”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在《名誉领事》中达到了运用这种方式的逻辑顶点：几乎整个故事都在绑架者藏匿受害者的简陋小屋里进行。《斯坦布尔列车》和《名誉领事》相隔四十多年。《斯坦布尔列车》发表之时希特勒还未掌权。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作者——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除了警长哈特普上校这个人物外，我吃不准我对自己的作品有多大把握，我猜想哈特普上校进入了奥古斯特姑妈的世界里“与姑妈同游”。当我阅读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最后一章，读到旅馆接待员卡利多尼亚和圆滑狡诈的商人斯坦先生这样的人物时，觉得人物写得简洁生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作家应该向年轻时的我致敬，应该心存敬意。五

追溯遥远的过去总是一种令人老大不情愿的回归（当人们临近死亡时，他们总是提前一步，也许是急着归天）。在经费极度拮据的时候，我开始创作《这是一个战场》。我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之后，我的英国和美国出版商向我保证连续三年每年给我600英镑，这促使我辞去《泰晤士报》的稳定工作，去了奇平坎普登的小屋，但是到了1932年，生活有保障的三年即将结束，我的第二第三部小说赔了钱，我的第四部小说《斯坦布尔列车》的手稿尚未付印，我写诗人罗切斯特伯爵的一部传记遭到退稿；银行里只剩下大约20英镑，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诞生。

那个时期，我一直记日记，从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我能读到连续数周失眠、精神沮丧的记录，以及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找工作，在《星期日报》上找，在曼谷一所大学里找。怪不得《这是一个战场》进度缓慢——同时，我还在创作一部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名叫《布兰登的田产》，这部书甚至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有一天，天色阴沉，我买了一张去伦敦的车票，准备去与海纳曼公司的老总查尔斯·埃文斯以及我的美国出版商道布尔戴公司的代表讨论一些事情。埃文斯同意把我的合同延长一年，但是道布尔戴公司只答应延长两个月，以便他们有时间审阅研究《斯坦布尔列车》的原稿，而且合同的条件苛刻——再签署另外两本书的合同，出版商的任何损失都必须在再次付稿费之前予以补偿。换言之，我回到我们的乡间小屋时有了两个月的生活保障，但不得不在完成《斯坦布尔列车》之后再写两部小说，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报酬。《斯坦布尔列车》救了我们，不过是在最后一刻。（我的日记里还记着另一件事情，它弥补了那些失眠之夜——我妻子的勇气和理解；我在《泰晤士报》时，我们过着平安舒适优越的生活，是我把她带入这种危险的绝境，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开始创作《这是一个战场》，如今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我并不幻想这本书会广受读者喜爱；结果果真如此，《这是一个战场》是我所有小说中读者最少的，尽管有些段落依然留在我自己的记忆中（米利与被害的警察遗孀之间的访谈；康拉德对警察局局长助理的最后追逐，他的左轮手枪只装了空包弹）。

我记得，小说主题是受了一个梦的启示，是几星期忧心忡忡的结果，在这期间我梦见自己因谋杀罪被判死刑，我发现日记中记着一首当时写的粗糙诗歌，它表明这部小说的开篇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这对“普通羊毛贝雷帽”的

血迹分析；

专家们叹息

没留下指纹的痕迹

在公园的座椅上

或者在年轻的乳房上；

显微镜下凝视

捉摸不定的以往，

查了青草，记了笔记——“撕碎的网眼花边和女子胸衣”；

孤独的警卫看守着尸体

给她以某种静谧。

我难得有勇气第三次重读自己的作品。作品出版以后，我立刻核查印刷错误或作微小更改（这些错误我应该在原稿、打印稿或初印稿中就加以更正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有一本作了更改记号的书，一旦需要，供再版使用。就《这是一个战场》而言，我打破了这种习惯，因为这本书有两个段落一直让我如鲠在喉。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段与主题并不相干的插曲——人类“正义”的非正义性——警察局局长助理陪同探长去帕丁顿逮捕一个行李箱杀手。对于一个警察局局长助理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举动。因此，1934年小说第一次出版后六年，我开始修改这本书，准备出平装本，我删除了这段的整个情节。但是当这部小说出简写本时，我把它又读了一遍，我意识到，尽管这段情节不太真实，但它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救世军的杀人狂，书名所展示的战场就缺乏暴力和混乱的感觉。这一隐喻成了一种政治比喻，而不是一种讽刺比喻。

另一个情节也总是让我担忧，而我只能小修小补，更改一些短语，删除一些可能删除的地方，这一情节就是萨罗盖特先生参加一次共产党支部的会议，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生中只参加过一次大型的共产党会议，那是1923年在巴黎，当时我在牛津大学曾经持有四周的党证，这一经历作为共产党会议情节的创作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如今在我看来，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性。

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在小说中很少使用生活原型，但是，在《这是一个战场》中，我注意到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在卡罗琳夫人的背景里出现；我本人并不认识米德尔顿·默里，我想到写他的小部分原由是因为萨罗盖特先生，以及我的伯父格雷厄姆·格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伯父曾经在丘吉尔先生手下担任英国海军部大臣，他拘谨傲慢刚正不阿的单身汉性格有点体现在警察局局长助理这个人物的身上。不过，我的伯父没有任何远东的经历——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有了这种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预兆。

如果说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反应没有使我灰心丧气（在出版商的眼中，这种反应更加强了我失败者的形象），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我迄今获得的最佳评论来自V·S·普利切特，还有埃兹拉·庞德善意宽容的评语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一些赞誉。有这些名家的首肯，当红评论家的看法或者读者的冷漠还有什么要紧的吗？我依然认为这部小说的最后60页与我写过的任何作品一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六

我内心总对我的第五部小说《英格兰造就了我》有一种柔情，这种感觉公众是体验不到的；然而，就它的创作环境而言，我能记得的甚少。我把1933年至1937年之间的那些岁月视作我这一代人的中年期，英国的经济大萧条和希特勒的兴起乌云笼罩，这些都给这部小说投上了一层阴影。在那些岁月里政治上不支持一派是不可能的，要想回忆个人私生活的细节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四周已经准备好了一片巨大的战场。

当这个故事出现在我脑海中时，当小说中的龙凤双胞胎安东尼和凯特呼唤着我的注意，他们的乱伦情境（还没有发生乱伦的行为）有待我探究的时候，我对瑞典还一无所知。我想这是我唯一一次刻意选择一个陌生的国家作为小说的背景，然后再去访问它，就像一个摄影队，拍摄了一些必要的剧照。（很多年后，我访问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也出于某种同样的目的，但是，刚果是一个白人殖民者创造的地理名称——我已经认识了黑非洲：在塞拉利昂、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利比里亚的内地。）

我认为，我从瑞典带回的照片是正确无误、颇具代表性的；然而，如今我已经十分了解斯德哥尔摩的春夏秋冬了，当我开始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点担心。那个在萨尔茨约－杜夫纳斯举行的仲夏节，还有那个新年前夜，人们将铅搁在火上熔化以预测未来，我投进熔盘的铅形成一个完美的问号——而在这本书里是找不到这些印象的，也找不到聚在大饭店外冰面上的天鹅、达里卡立亚湖区的格里尔剧场里生命之水的滋味，也没有群岛中那个小岛的风光（后来有段时间，我每天早晨划船离开那个小岛去取水做饭，岛上有个超现实主义似的马桶座板，孤零零蹴在蚊子嗡嗡作响的林中空地里）。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些就是对瑞典的印象。重读这部小说也许令人感到沮丧，好像在阅读一封古老的信件，信中包含着对一个女人某种肤浅挑剔的评价，而二十年后你却渐渐爱上了这个女人。

我对1934年8月与弟弟休的那次游览几乎不存什么记忆；最清楚的记忆都与那艘沿着运河北上把我们从哥德堡载往斯德哥尔摩的完美无瑕的小型班轮相关，因为这些记忆没有与以后的许多记忆相互混淆（当时我曾错误地认为这些印象可作小说背景），我们醒来看见仲夏之夜柔情似水，流光溢彩，白桦树银光闪闪从船边经过，我的双手几乎可以触及那些树木，一些家禽在岸边啄食。记得我和弟弟无伤大雅地与两位16岁和20岁的英国女游客调情；当轮船停靠一个水闸时，我们分成两对上岸散步，而且还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因为我弟弟和16岁的姑娘没有按时回班轮，她的母亲——一个有文化的贵妇，还常常在自由主义周刊《时代与潮流》上赢得文学竞赛奖——坚持认为两人已经淹死在运河里了。一天傍晚，在斯德哥尔摩的湖畔，我的运河旅伴扇了我一个耳光，整个情况与我小说中的卢扇安东尼的耳光一模一样，因为我对她说，我认为她是个处女。此后，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斯坎森公园里、在灰色的石头间和银白色的树丛中颇为一本正经地干坐。（她的反应是她与卢的唯一相同之处。）不过，如果是第一次游览斯德哥尔摩，八月不是一年中最佳的季节——因为气温太高潮气太大。我们在萨尔茨约－杜夫纳斯出席的一次晚餐过分繁文缛节，因此我们决定前往奥斯陆。如今，我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吃惊：我把小说中这一场景设定在一个我不甚了了的城市里！

如果今天我写这部小说情况会好些吗？如今我很容易在记忆中为实业家克罗找到一个生活中的原型，而在当时，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写活。未必如此。在我的大部分小说中，不管我对场景有多熟悉，总有那么一个人物，固执地拒绝鲜活起来，这个人物的存在只是为了故事的展开——《英格兰造就了我》中的克罗，《布赖顿棒糖》中的酒吧女侍，《事情的真相》中的威尔逊，《爱到尽头》中的斯迈思，《麻风病人》中的帕金森。令人遗憾的真实情况是，一部小说的空间有限，只能塑造数量有限的人物，再多塑造一个成功的人物，小说就会像一艘超载的小船侧翻。这就是我在《英格兰造就了我》一书中遇到的意外危险。

我对我塑造的安东尼相当满意。许多年来我不是一直与他亲密相处吗？他是我大哥赫伯特的一种理想化的写照，我与安东尼的许多经历相似。我认识安东尼爱慕的年轻妓女安妮特。我曾踏上那令人生畏的楼梯，怀着同样的情感发觉那些告示——“今天早晨不要牛奶，”“外出了，……点回来”（我的表盘上绝不会标记这样的时辰）。我也很满意对安东尼的龙凤胎妹妹凯特的塑造，在我看来，我对她的塑造似乎胜过任何其他女人，《爱到尽头》中的萨拉可能是例外。安东尼和凯特是小说的核心；克罗只在其中操控他们的故事，其他人，如卢、哈马斯滕、年轻的安德森是背景人物；小说不再需要其他人物。随后，突然，船倾斜了，因为明蒂上了船。

他的出现完全是意外，他来自前意识——此人侨居国外靠英国本土汇款生活，一天早晨在他斯德哥尔摩的寓所里醒来，漱口杯底一只蜘蛛正盯着他——他是小说第二部分结尾时新出现的人物。我想，为了安东尼的故事，我需要某个外来同胞充当小人物，他能识别——因为只有同胞才能识别——安东尼身上不诚实的品质，他能察觉那条哈罗公学旧领带的虚伪，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故事中写入一个狡诈而又可怜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教徒；一个也许是约翰·贝杰曼爵士的谦卑追随者，他会在他担任角色的场景中抢尽风头，操控话语，甚至抢夺凯特在安东尼葬礼上谢幕的机会。噢，对了，我怨恨明蒂，然而又不能淡化他。

小说的主题——除了三十年代的经济背景以外，那种资本主义摇摇欲坠从危机走向危机的感觉——简单而又与政治无关，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卷入了一场乱伦的爱情。有一次，我在一本评论月刊上读到一篇评论我早期小说的文章，感觉怪怪的，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家挖掘出了这个主题。他提及这一主题的含义模糊不清，作者本人是如何担心的，或者他甚至也许没有意识到兄妹间这种感情的本质。他援引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兄妹两人之间的对话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如何突然中断，随后聊起了毫不相干的话题——于是他写道，作者是在躲避小说主题的真实本质。

这样看来，批评家意识不到小说的写作技巧是多么危险！毫无疑问，亨利·詹姆斯一篇篇伟大的序言不可磨灭地标志了一位小说家所走过的道路——“观点”的道路。我的头脑没有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存在于凯特和安东尼的脑海之中，我选择他们作为我的“观点”。他们不断地处在自我发现的边缘，但是，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用虚假或不完整的记忆和毫不相干的事情阻止了这种自我发现的瞬间。凯特比安东尼更接近醒悟，两人都利用他们浅薄的种种性爱（凯特与克罗以及安东尼与卢之间的性爱）去逃避真正正确的爱情。这些懦夫般的逃避不是我的逃避；它们属于那对命中注定要遭厄运的恋人。

七

一份友谊能够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像写作或旅行一样，成为逃避日常琐事、逃避失败感觉、逃避恐惧未来的一种方式。我与赫伯特·里德的相识当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他是我所有熟人中最有绅士风度的人，不过他的绅士风度是他那一代人在最严酷的经历中经受过考验的那种绅士风度。这位年轻军官在西部前线战斗中获得军功十字勋章和优异服务勋章；在泥浆中摔打滚爬、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随身一直携带着罗伯特·布里奇斯的诗集《人类的精神》、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一点儿也没改变。二十年后，他还是同样的他，他走进挤满人群的房间，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的到来——你只会注意到整个交谈的气氛悄悄发生了变化，甚至客人的相互关系也变了，再也没有人说话追求效果，当你环顾四周寻找这种变化的原因时，原来是他——完美的诚实源于完美的经历——已经进了房间，悄悄拿了一把椅子。

这就是赫伯特·里德典型的品德，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或者如何第一次相识的。我想一定是在1935年，那年他唯一的一部小说《绿色的孩子》出版了，我将它与本世纪伟大的诗集以及戴维·琼斯的《在括弧中》放在一起。我那时已是《英语散文风格》的忠实崇拜者，任何想当作家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也是他的《华兹华斯》的忠实崇拜者——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地揭示过华兹华斯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如此深刻地揭示过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更是《纯真的眼睛》的忠实崇拜者，这本书记叙了他在约克郡度过的童年，是英语中最好的自传之一。

T·S·艾略特和赫伯特·里德是我青年时期眼中的两位伟人（对于我来说，他们胜过乔伊斯，至于庞德，不知何种原因，他总是相差一大截——一位探索者，人们永远无法十分确定他会流传到哪个时刻）。我本人没有勇气接近艾略特或里德。他们对一个毫无建树的年轻小说作者能有什么兴趣呢？所以，一定是机遇使我第一次得以与里德相见；当我收到里德来信邀请我出席晚宴时，我感到自豪、意外，还有点胆怯。“艾略特会来，没有其他人，一切都很随便。”对于我来说，这有点儿像收到柯尔律治的邀请——“华兹华斯会来，没有其他人。”他用一幅小地图非常清楚地为我指明了行路方向，那张地图看上去像是从青年军官的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西部前线战壕体系的草图；不一会儿，这位同胞，《纯真的眼睛》的作者，探出头来张望。“这条林荫道我称之为‘小巷’，一条穿过双门的狭窄通道。”我感觉约克郡比贝尔赛兹公园更加亲近。

两年后，我担任《日日夜夜》周刊的兼职编辑，也许是因为我有了更大的自信，我冒失地请《当今艺术》的作者经常为我撰写侦探故事的评论文章，他立刻答应了。（在与艾略特共同出席的那顿晚宴上，我们谈到了亚森·罗苹——一谈到这个话题，艾略特总会变得无拘无束——也许，这一话题使他一时觉得安全地远离了来回走动谈论米开朗琪罗的女士们。）随第一期评论刊出的一首用红油墨印刷的诗歌褒扬了我们的新关系：

称其格雷厄姆还是格林？

两者之间或两人之间毫无差异。

称其格雷厄姆还是格林？

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亲密友，

不过一人是牛奶另一人是冰淇淋。

那就叫他格雷厄姆，不叫格林。

希望有一天我能看见这些评论重新发表，它们与知识分子赫伯特·里德的木讷形象如此不同。1937年7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评论刊登了一篇对多萝西·L·塞耶斯的《公共汽车驾驶员的蜜月》毁灭性的、应得的批评。后来，他对彼得·切尼不友好，但是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说了些宽容的话。我确实认为，比起那些冗长的系列艺术书，他更乐意写这些评论文章，那些艺术书使许多读者看不见他作为一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和自传作家的真正天赋。他明白我不太在乎那些艺术书，他从来不怨恨我的这种态度；甚至当我将自己的感情化作印刷文字时，他只是写道：“你确实使我的面包和黄油看上去相当乏味，不过，它们确实……是……”我愿意这样想：对于他来说，在《日日夜夜》上刊登评论文章就像过节，他的幽默突然涌动，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狂欢似的援引二流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显然没有从《英语散文风格》一书中汲取经验教训。“‘梅纳德又倒了些咖啡，敲碎了另一个鸡蛋孤芳自赏的蛋壳。’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鸡蛋对它们自己的外表绝对是漠不关心的。”

唉，《日日夜夜》在1937年底寿终正寝，那年的11月4日，在一篇名为“没有鞋拔的生活”的文章中，赫伯特·里德作为一名幽默作家首次用詹姆斯·默格特罗伊德的笔名亮相。我似乎反对使用这个笔名，起先他的笔名只叫默格特罗伊德，我认为这个名字更加适合沃德豪斯的一个人物。他回信坚称：“捍卫默格特罗伊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姓，如果我出生在西赖丁，而不是北赖丁，它很可能成为我自己的姓。我也给他起个名行不行，叫詹姆斯如何？不管怎样，我拒绝被叫作伯特伦·米德。我曾认识劳工部的一个人，他就叫那个名字，或者听起来是那个味。我要某个有趣的名字，这个名字能让人模糊联想到某种四角方方的、蹲伏着的、有鼓鼓两栖眼睛的东西；某种萎靡不振但又有耐心的东西，就像处于长期干旱中的一只青蛙。如果能等到星期二，那么我会努力想出一个可以替代的名字。但是，如果我继续喜欢这只怪物，那么他必须有个启发灵感的名字——比如默格特罗伊德。”

于是，他的笔名就叫默格特罗伊德。他计划写一系列评论文章。如果他完成了这个计划，那么我们就可能有一位《小人物日记》的优秀继承人。他的文件资料中是否可能遗留下一些这样的文章呢？

我写了些琐碎的事情，不过，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我喜欢赫伯特·里德那样），常常是那些别人也许已经忘却或者不了解的琐碎小事首先映入你的脑海，随后才是那些伟大的永恒的成就：《绿色的孩子》、《华兹华斯》、《一场战争的终结》、《反面经历》，还有那篇“论沃韦纳格”的论说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突然谈及那如一根钢索将这些自传串联起来的主导感情：追求荣耀。“荣耀现在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词，恢复它的名誉将很困难。荣耀遭到损害是因为它与军事辉煌联系过于紧密；它与名誉和抱负混淆在一起。但是，真正的荣耀是一种隐退和谨慎的美德，只有孤独时才能完全实现。”他体验过军人的荣耀：在前线危险和肮脏的环境中，他能够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如果今天我能自由，几乎可以肯定，我内心所有的冲动将驱使我参与这种冒险。”不过，1918年11月11日那天，当坎特伯雷响起胜利的钟声时，他心冷了，气馁了，他转向田野“走开了，脱离所有的人间联系”，他这是走向荣耀，“在孤独中实现”荣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群山荒原中，倾听着童年时期磨坊水车动力水流的声响，在《纯真的眼睛》的环境里，他最终实现了他的荣耀。

他生命极度痛苦的结束最能凸显他的人格——他年轻时在法国遭受毒气或炮弹爆炸的伤害非常严重，但是他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勇气在过去五十年里却始终没有减弱，当他还是利兹街头一名孤独的孩子时，他便首次感受到那种深深的荣誉感，在生命结束极度痛苦的整个过程中也都一直保持着。他常用清澈、机敏、温柔的目光看着朋友，他也用同样的目光看待死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在又动了一次手术之后），他一直计划去阿纳卡普里我碰巧拥有的一栋小屋里住一段时间；在那段最后的岁月里，他比以前更加频繁更加亲切地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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