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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亨利·皮雷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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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试读：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00年6月译者序言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很大的注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马尔克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亨利·皮雷纳（1862—1935年），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著多卷本的《比利时史》是西方史学名著之一。他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1925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后经修改补充，1927年在布鲁塞尔出法文版。此书后又收在1939年出版的作者的论文集《城市和城市制度》第Ⅰ卷中。本书中译本最初是根据1925年英文版翻译的，后又根据1927年法文版改译。译成之后又曾与1971年巴黎刊印的最新版本的部分章节相对照（因条件限制未见全书），发现这两个版本完全相同。另1939年出论文集时，作者已经去世，也不可能有所增补。据此可以断言1927年本应是本书的定本。

书中拉丁文的翻译得到英国威尔士大学迪特里希（B. C. Die-trich）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韩井涛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译者第一章至8世纪末的地中海商业

如果俯瞰罗马帝国，首先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的地中海特性。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那个内陆大湖的沿岸地区。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撒哈拉等边远地区形成保护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广阔防御圈。毋庸置疑，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于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当帝国逐渐衰老的时候，帝国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来，看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帝国以前的内陆首都罗马在4世纪时被放弃了，取代它的是一个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的确，从3世纪末期起，帝国的文明便暴露出无可否认的衰落现象：人口下降；力量衰退；蛮族开始威胁边界；政府竭力为着本身的生存而斗争，日益增加开支，导致税收剥削，使人民越来越受国家的奴役。然而这种衰落似乎没有明显地危害地中海的航运。地中海仍然是活跃的，这与逐渐陷入死气沉沉的大陆各省形成对照。地中海继续使东部和西部保持着接触。在受同一海水浸润的如此迥异的地域之间，加工的产品或天然的产物的交流未见停止：君士坦丁堡、埃德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织物；叙利亚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纸草；埃及、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麦以及高卢和意大利的酒。以金索利达为基础的君士坦丁货币制度的改革，甚至可能大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因为改革使商业活动得到好处，可以使用一种优异的货币，这种货币被普遍用作交换的工具和表示价格的手段。

在帝国的两大地区——东部和西部之间，东部不仅文明比较优越而且经济活跃的程度高得多，所以远远超过西部。在4世纪以后，除在东部以外，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也正是在东部，出口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集中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罗马世界是这些工业的市场，叙利亚船只负责运输。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定然是后期罗马①帝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必定大大有助于最终可能拜占庭化的社会逐步东方化。以海为媒介的这种东方化清楚地证明，当衰老中的帝国逐渐变弱，在蛮族的压力下从北方后撤，越来越收缩到地中海沿岸的时候，地中海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因此当我们看到下述情况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惊奇：即日耳曼人从入侵时期之始，竭力推进到地中海海岸以定居在那里。当3世纪边界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第一次后移的时候，他们一起冲向南方。库阿迪人和马尔科马尼人侵入意大利，哥特人开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兰克人、苏埃维人和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片刻不停地迅即推向阿基坦和西班牙。他们不想定居在与他们接壤的北方各省。显然，他们垂涎那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因而富裕丰足、文明迷人的福地乐土。

蛮族最初的尝试只是留下一些废墟，并未造成其他持续性的后果。罗马还有足够的力量将入侵者赶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去。在一个半世纪中，罗马耗尽了军队和财力，终于遏制住了他们。然而日耳曼人和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越来越不平衡：日耳曼人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得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外扩张；而帝国人口的减少，越来越不能进行抵抗，不过我们不禁钦佩帝国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坚韧。5世纪初，大势已去。整个西部地区遭受侵占。罗马诸省变成日耳曼诸王国。汪达尔人定居在非洲，西哥特人在阿基坦和西班牙，勃艮第人在罗讷河流域，东哥特人在意大利。

这个国家名单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地中海国家。这足以说明，虽然征服者最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居在他们所喜爱的任何地方，但他们的目标却是海，就是罗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既亲切又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海的那个海。征服者急于沿海岸定居下来，欣赏那里的美景，所以他们无有例外地一起向海走去。如果说法兰克人开始时并未到达地中海，那是因为他们来得太迟，发现地盘已被占尽。②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那里争取地盘。克洛维已经想要征服普罗旺斯，准是狄奥多里克的干涉使他未能将王国的边界伸展到蔚蓝色的海岸。起初未能得逞不可能使他的继承者们气馁。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536年，他们利用查士丁尼进攻东哥特人的机会，迫使东哥特人把他们垂涎的地区让给了他们。看看从此以后墨洛温王朝又如何坚持不懈地逐步变成一个地中海强国，那是激动人心的。希尔德贝尔和克洛泰③尔于542年冒险进行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远征，然而出师不利。意大利特别引起法兰克国王们的垂涎。他们首先与拜占庭人而后与伦巴德人结盟，希望立足于阿尔卑斯山以南。他们屡次受挫然而再接再厉。④539年特德贝尔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而在其所占领的地方于553⑤年为纳赛斯夺回之后，他在584至585年和588至590年间进行了多次的努力，以重新夺取这些地方。

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绝不标志着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转捩点。尽管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它并未把过去彻底摧毁，也未打断传统。入侵者的目的不是消灭罗马帝国，而是想在那里安居乐业。总的说来，他们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所破坏的东西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新东西。确实，他们在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诸王国，使帝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西部欧洲消失了。从政治观点来看，从此以后退缩到东部的罗马世界失去了以往使帝国的疆界与基督教的疆界相一致的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性质。然而帝国远未从此变得与其失去的省份毫不相干。在那些地方，帝国的统治消失以后，帝国的文明还存在着。帝国的文明通过教会、语言以及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优越性而使征服者接受。在随着入侵而产生的动荡、不安、贫困和混乱之中，帝国的文明确实有所衰退，即使在这种衰退之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罗马的面貌。日耳曼人不可能，况且也不想摒弃帝国的文明。他们使帝国的文明粗俗化，但是并未有意识地使之日耳曼化。

这种论断的最好证明就是帝国的海的特性一直保持到8世纪，刚才我们已经指出海的特性是帝国的基本特性。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地中海对于日耳曼人来说仍旧是他们到来以前的那样：欧洲的中心，我们的海。因此尽管废黜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476年）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然而这件事并不足以使历史的进程改变遵循了几个世纪的方向。相反，历史在同一个舞台上并在同样的⑥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还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从大力神柱到爱琴海、从埃及和非洲海岸到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海滨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尽管新世界沦为蛮族的殖民地，但就总的轮廓而言，新⑦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研究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到查理⑧大帝的历史进程必须始终注视着地中海。

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地中海的沿岸展开。从493至526年，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拥有对日耳曼诸王国的霸权，罗马的传统力量通过这个霸权得以持续和确保。以后，狄奥多里克去世了，而这种力量更为清楚地显示出来。查士丁尼差不多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27—565年）。非洲、西班牙和意大利被收复，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一个湖。确实，拜占庭由于实力的大量消耗而衰弱，对于所取得的惊人业绩，既不能将其完成，甚至也不能保持其完整。伦巴德人从它那里夺走了意大利北部（568年）；西哥特人摆脱了它的桎梏。然而它并未放弃它的抱负。它仍然长期保有非洲、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由于地中海，它并未停止对西部的控制。它的舰队如此牢靠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控制权，以致欧洲的命运在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地中海的波涛。

政治的演变是如此，文明如果不是比之更甚的话，也不会比之逊⑨色的。还需说起波提乌斯（480—525年）和卡西奥多罗斯（477—⑩约562年）如同圣本笃（480—543年）和教皇格雷戈里一世（590⑪—604年）一样是意大利人，塞维利亚的伊斯多尔（570—636年）是西班牙人吗？正是在意大利保留了最后的一些学校，与此同时意大利把修道制度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正是在意大利，古代文化留下的东西与在教会之中产生的新东西相互汇合。西部教会所显示的一切具有活力的东西汇合在地中海地区，只有在那里教会才具有能够发动伟大事业的组织和精神力量。在高卢北部，教士处于粗俗和软弱状态。基督教必须从遥远的意大利海岸，而不是从邻近的高卢海岸，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596年）。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也是地中海保持着历史重要性的明显证据。如果我们想到爱尔兰的福音传教归功于来自马赛的传教士，比利时的使徒圣阿芒德（死于约675年）和圣勒马克尔（死于约668年）都是阿基坦人，则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这件事情看来就更有意义了。

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续。或许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的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末期出现衰退现象，入侵的灾难自然使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但是，如果认为日耳曼人的到来所造成的后果，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所谓蛮族人厌恶城市的说法，是公认的神话，已为事实所揭穿。尽管在帝国的边远地区，某些城市遭到抢劫、焚毁和破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得以幸存。统计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国、意大利甚至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证明这些城市中大多数都坐落在原来罗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往往只是罗马城市名字的变形。

我们知道教会是按照帝国行政区域来划分教区的。一般来说，每个主教管区相当于一个城市。因为教会组织在入侵时期几乎一点没有改变，结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国中，教会组织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这是确确实实的，以致从6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辖城市即主教管区中心的特殊含义。作为教会基础的帝国灭亡之后，教会得以幸存，因此教会在保卫罗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城市本身也长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骤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卢，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团——一种由拥有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地方长官组成的团体。它的细节我们不清楚，⑬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罗马却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还看到在这些城市里设有城市保卫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记入城市志。另一方面，更为无可置疑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种经济活动也是以前文明的遗存。每座城市仍是周围农村的市场、所在地区大地主的冬居地，只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业的中心，距离地中海海岸愈近，商业发展程度愈高。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卢还有一个定居在城市的专业商人阶级。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落中，他提到凡尔登、巴黎、奥尔良、⑭克莱蒙费朗、马赛、尼姆和波尔多的商人。或许应该注意不要夸大他们的重要性，而低估他们的价值同样也是大错特错。无疑，墨洛温高卢的经济组织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农业而不是任何其他活动形式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是这样，所以这时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并不妨碍内部的商品流通即食物与商品的进出口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应该承认这种进出口对于社会生计是必不可少的。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我们知道，罗马行政当局在公路、港口、桥梁和其他地方设置的征收通行税的关卡被称为商品通行税卡。法兰克的国王们让这些关卡全部继续存在，并且从中得到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征收这类捐税的人员名列在国王的最有用的官员之中。

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这一切是由于地中海贸易还在继续。君士坦丁大帝以后地中海贸易是个什么样子，在5至8世纪，从大的轮廓来看，地中海贸易还是那个样子。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在加剧，事实或许如此；然而，拜占庭的东部和蛮族统治的西部之间呈现出一幅不曾间断的相互交往的图景，这也同样是事实。通过从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海岸的航运，地中海沿岸地区继续保持几个世纪以来在帝国共同体内形成的经济统一。由于处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世界的经济组织在政治分裂以后得以继续存在下来。

即使没有其他证据，法兰克诸王的货币制度就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这种制度大家所知甚多，这里毋庸赘述，它纯粹是罗马的，严格地说是罗马一拜占庭的。这种货币制度之所以是罗马-拜占庭的，是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铸造的硬币是索利达（solidus）、特里恩（triens）和德纳鲁（denarius），即苏（sou）、三分之一苏（le tiers de sou）和德尼埃（denier）；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用的金属是金子，金子用来铸造苏和三分之一苏；也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给予硬币的重量；最后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规定铸在硬币上的塑像。请注意：在墨洛温诸王时期，铸币厂长期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即在硬币正面铸上皇帝的胸像，在其反面铸上皇帝的胜利的象征，并且这种模仿趋于极端，当拜占庭人用十字架代替那次胜利的象征时，他们立即效法。如此十足的奴颜婢膝非用某种迫切的理由来解释不可。原因显然在于必须保持当地货币与帝国货币之间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在墨洛温的商业和地中海整体商业之间继续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墨洛温的商业继续紧紧地和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联系在一起，则保⑮持货币的一致性就是毫无理由的。而且，关于这种联系还有大量的证据，这里只要提出其中最有意义的几件也就足够了。

首先请注意，直到8世纪初，马赛继续是高卢的大港。图尔的格雷戈里在他所写的大量轶闻中有时谈到这座城市，从他的措辞来看，⑯我们不能不认为马赛是一个特别生气勃勃的经济中心。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联结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织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他们的国籍表明了马赛和拜占庭各地区之间关系的紧密。最后，墨洛温时代在马赛所铸造的数量非常之大的硬币为那里⑰商业的活跃提供了物证。该城的人口除了商人以外一定还包括人数⑱相当众多的工匠阶级。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马赛在法兰克诸王统治时期似乎都很好地保留了罗马城市鲜明的城市特性。

马赛经济的发展自然蔓延到该港的腹地。在马赛的吸引下，高卢的全部商业都朝向地中海。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商品通行税卡就设置在该城附近的福斯、阿尔、土伦、索格、瓦朗斯、维也纳和阿维尼翁。⑲这就清楚地证明在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商品既经过罗马的公路也经过罗讷河与索恩河到达王国的北部。我们还有国王准许科比修道院免向福斯征税卡缴纳大量食物和产品的通行税的证书，可以看到在这些免税的物产中既有纸草也有来自东方的品种异常繁多的香

⑳料。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下述假定不可谓之大胆，即大西洋沿岸的鲁昂港和南特港以及北海沿岸的康托维克港和杜尔斯泰德港的商业活动是靠马赛的吸引力来维持的。圣德尼市集如同香巴尼市集将在12和13世纪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圣德尼市集是香巴尼市集的“前兆”），使得经鲁昂和康托维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与伦巴第、西班牙、普罗旺斯的商人取得接触，因而使得他们参加地中海的商业㉑活动。但是显然在王国的南部地中海的影响最为明显。墨洛温高卢的所有最大的城市如同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全部在卢瓦尔河以南。图尔的格雷戈里提供的关于克莱蒙费朗和奥尔良的详细情况，表明在这些地方的墙垣之内有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享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城镇”尚且如此，像波尔多和里昂那样一些更为重要得多的中心也一定是如此。而且我们知道在加㉒洛林时代里昂仍有为数很多的犹太居民。

或许这就足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地中海航运的继续与马赛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墨洛温时代存在着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的活动。如果认为在高卢的东方商人的买卖只限于奢侈品，则肯定是错误的。或许贩卖金银器、陶瓷器和丝织品可以使他们牟取巨利，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人数特别之多，而且他们异常地遍及全国。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如上所述，这些商品输出到北部。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之后，当离开普罗旺斯海岸的时候，带回去的肯定不仅有旅客而且还有回程货物。确实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些货物的性质的情况。在各种推测之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这些货物中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当作货物的人，也就是奴隶。直到9世纪末奴隶贸易在法兰克王国一直进行着。对萨克森、图林根和斯拉夫地区的蛮族人所发动的战争为奴隶贸易提供了似乎相当丰富的货源。图尔的格雷戈里谈到了属于㉓奥尔良的一个商人的一些萨克森奴隶。下述推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萨莫在7世纪的上半叶带着一帮伙伴前往温德人的国家，最后成㉔了那里的国王，萨莫只不过是一个贩卖奴隶的冒险家。最后请注意，犹太人在9世纪时仍旧相当积极地从事的奴隶贸易一定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虽然墨洛温高卢的大部分商业无可否认地掌握在东方商人手中，然而除了东方商人之外还有资料提到本地商人，而且很可能他们之间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图尔的格雷戈里并非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本地商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不是偶然写进故事的，那么篇幅一定长得多。他告诉我们国王同意给予凡尔登的商人们一笔贷款，他们的生意㉕是如此兴隆，以致他们不久就能够还钱给国王。他告诉我们在巴黎㉖有一个商人之家，很可能是一种商场或商店。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商㉗人利用585年的大饥荒发财致富。毫无疑义，所有这些轶闻谈到的是职业的商人而不是偶尔的普通卖者或买者。

墨洛温高卢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图景自然也同样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日耳曼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非洲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之中。狄奥多里克的敕令中包括着大量的有关商人的规定。迦太基继续是与西班牙联系的重要港口，它的㉘船只似乎甚至上溯到波尔多。西哥特的法律也提到海外的商人。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有力的结论：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罗马帝国的商业活动继续在进行。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终结古典时代的经济统一。由于地中海及其所维持的西部和东部的联系，这种统一相反非常清楚地得以保存。这个欧洲的内陆大海不再和过去一样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还没有理由预见它不久将停止发挥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尽管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变化，新世界并未失去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特性。新世界的卓越活动仍旧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并且在那里受到滋养。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在7世纪初，任何展望未来的人，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相信传统将继续下去。

然而，当时合情合理的预见并未实现。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存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秩序抛出了历史的轨道。甚至当穆罕默德（571—632年）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情况并做好应付的准备。但是这股力量只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中国海扩展到大西洋。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住它。第一次冲击，它推翻了波斯帝国（633—644年），相继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634—636年）、埃及（640—642年）和非洲（643—708年），并侵入西班牙（711年）。它的侵略性进军到8世纪初才停止下来，那时一方面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墙（717年），另一方面是查理·马特的士兵（732年），粉碎了它对基督教两翼实行包抄合围的强大攻势。但是，尽管伊斯兰教的扩张力量衰竭了，它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快速推进摧毁了古代世界。古代世界聚集起来的地中海共同体完结了。这个曾把共同体的各个地区联合在一起的亲密似家庭的海洋，将变成各个地区之间的障碍。几个世纪以来在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宗教是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是相同的或者非常相近的。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基本的改变。现在这些文明的诞生地突然失去了它的文明，对先知的膜拜代替了对基督的信仰，穆斯林法代替了罗马法，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从此以后，地中海把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分开，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原来联结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

注释

①　P. 舍费尔-博伊肖斯特：《在西方的叙利亚人的历史》〔《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6卷（1885年），第521页〕；L. 布雷伊埃：《中世纪初期东方人在西方的侨居地》〔《拜占庭杂志》，第12卷（1903年）〕。参阅F. 居蒙：《在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第132页（巴黎，1907年）。

②　克洛维（Clovis，481—511年），法兰克王国的创建者。——译者

③　希尔德贝尔（Childebert）和克洛泰尔（Clothaire），克洛维之子.——译者

④　特德贝尔（Theudebert），克洛维之孙。——译者

⑤　纳赛斯（Narsès，472—568年），查士丁尼的将军，曾任意大利总督。——译者

⑥　大力神柱指欧洲的直布罗陀角和非洲的休达角，相传这两个海角是由大力神的臂膀分开的。——译者

⑦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的末代皇帝（475—476年）。——译者

⑧　H. 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1922年〉，第77页）。

⑨　波提乌斯（Boëthius），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曾为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所重用。——译者

⑩　伊思多尔（Isidore），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译者

⑪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狄奥多里克时期的作家、政治家。——译者

⑫　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527页（维也纳，1920年），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日耳曼人使罗马文明消失的观点。

⑬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法兰克王国》，第236页；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342页；E. 迈尔：《德国和法国政治制度史》，第1卷，第296页（莱比锡，1899年）。

⑭　见《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6卷，第45节；第8卷，第1、33节；第3卷，第34节。

⑮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的“序言”；H. 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225页〕。

⑯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5卷，第5节；第6卷，第17、24节；第9卷，第22节。参阅教皇格雷戈里一世：《书信集》，I，45。——在马赛有一个仓库（cellarium fisci, catabolus），内中有一个钱柜，进口税款无疑存放在那里，7世纪末还存放着相当多的钱财，俾使国王能够依靠这个钱柜建立为数达100金苏的年金。请看《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61和62节所载圣德尼修道院的例子。参阅《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06页。

⑰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第300页。

⑱　确实不可能不设想在马赛有一个工匠阶级，人数之多至少相当于6世纪中叶还存在于阿尔的工匠阶级。F. 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29页（莱比锡，1900年）。

⑲　《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00页，第1节。

⑳　L. 勒维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授予科比修道院的特许状的考证研究》，第220、231、235页（巴黎，1902年）。这里说到的是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附近的福斯商品通行税卡。《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1页）证明鱼汁、海枣、胡椒和其他许多东方产品是高卢北部的日常食品。至于纸草，《科比的阿达拉尔的章程》的附录中保留着一份文献（盖拉尔校注：《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第2卷，第336页），证明纸草必定是广为传播的日常用品。因为这份文献同油脂一起提到纸草，所以可以相信纸草像今天的油纸一样用作灯笼的护罩。我知道有人认为上述文献是加洛林时代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能提出这份文献是附录在《阿达拉尔的章程》之后作为这种看法的论据，除此以外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理由。这种情况不足为凭。由于纸草从9世纪初期起消失，我们不得不把这份珍奇的文献的时间上溯一百年左右。

㉑　629年批准圣德尼修道院对该市集征税的《达戈贝尔的证书》（《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40页）普遍地被认为值得怀疑。然而人们提不出足以否定这份证书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且即使这份文献不是出自达戈贝尔的中书省，它也无疑是加洛林时期以前的东西，人们没有理由对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经常举行圣德尼市集的详细情况表示怀疑。

㉒　见《阿戈巴尔的书信》（《德意志历史文献·书信》，第5卷，第184页以下）。

㉓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7卷，第46节。

㉔　J. 戈尔：《萨莫和卡兰蒂尼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11卷，第443页）。

㉕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3卷，第34节。

㉖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8卷，第33节。

㉗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6卷，第45节。627年，一个名叫约翰的商人向圣德尼修道院捐赠（《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3页）。《达戈贝尔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13页）谈到一个名叫萨洛穆的商人，实际上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

㉘　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432页；F. 达恩：《西哥特人的商业和商业法·建筑用石》，第2卷，第301页（柏林，1880年）。第二章9世纪的商业衰落

一般地说，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穆斯林入侵对西部欧洲的这种巨①大影响。事实上，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状况。通过腓尼基人、希腊人，最后是罗马人，西部历来接受东部的文明。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西部的重心以前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现在重心北移了，结果总的来看在西部仅起第二流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兰克王国将要为中世纪欧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改变了进程，也可以说，穆斯林的入侵使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常规，那么加洛林王朝就不会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或许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②可想像的。

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③

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④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香料的进口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⑤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⑥

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在突尼斯南面），再后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奴隶，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占据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⑦各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

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⑧划抢劫的对象。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⑨的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⑩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 negociatores），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⑪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⑫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⑬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这一点清楚地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⑭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另⑮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奴隶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掳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庭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诺曼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⑯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⑰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⑱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⑲（mercata, 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例如圣里基埃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⑳人街），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㉑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

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账货币。从此以后惟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㉒郎相比大约为45分。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像㉓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9世纪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一些教堂铸造硬币。从9世纪后半期起，凡是国王批准㉔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愈高，货币制度愈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愈是往后，货币制度愈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地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尔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地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地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征服民族缴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

㉕敛。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是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庭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地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Senatores）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耳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主义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㉖（liti）的数目很大。

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尚存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地采取㉗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地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这些人的庇护。

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南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像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耳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兰㉘（villani）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

㉙役。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无销㉚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试将加洛林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与同时期南俄罗斯的景象加以比㉛较，就能够非常明显地证实这一点。

我们知道成帮结伙的瓦兰吉亚族的诺曼人，即原籍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确立了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统治。这些征服者（被征服者称他们为俄罗斯人）自然不得不一群一群地聚居，以便身处为他们所降服的居民之中能够保证安全。为此他们设置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斯拉夫语叫做Gorod（城镇），他们就护拥着他们的王公和神像定居在那里面。最老的俄罗斯城市起源于这些高垒深堑的营地。在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有这样的营地；最重要的是在基辅，那里的王公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的王公。

侵略者的生计是靠向土著居民征收的贡物来保障的。因此俄罗斯人本来可以生活在原地，无需到国外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国家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如果他们也像西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能与外部交往的话，他们或许会生活在原地，满足于享用臣民缴纳的贡赋。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必定很快就使得他们去实行交换经济。

南俄罗斯事实上位于两个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在东面，在里海那边是巴格达的哈里发的统治区；在南面，黑海浸润着拜占庭帝国的海岸并且通向君士坦丁堡。蛮族人立即感到这两个强大的辐射源的光芒。他们或许精力高度旺盛，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但是他们的这些天性只是促使他们去利用环境。当他们占领斯拉夫地区的时候，阿拉伯的、犹太的和拜占庭的商人已经常去那里。这些商人向他们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他们自己在利欲的刺激下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利欲对于未开化的人和开化的人都是一种天性。他们占领的国家把特别适合于同生活讲究的富裕帝国进行贸易的产品交给他们出售。

他们占领的国家中广袤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蜂蜜，在食糖尚不为人所知的时代，蜂蜜是很珍贵的；还为他们提供了毛皮，华丽的毛皮即使在南方地区也是为制作奢侈的衣着和家具所必需的。奴隶更加容易得到，而且由于穆斯林的闺阁和大坊即拜占庭作坊的需要，贩卖奴隶既可靠又赚钱。因此，从9世纪起，当加洛林帝国在地中海关闭以后被封锁在隔绝状态之中的时候，南俄罗斯却相反地向吸引着它的两个大市场出售它的产品。第聂伯河流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非基督教徒，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阻止西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交往的宗教顾虑。他们既不信奉基督也不皈依穆罕默德，所以他们一视同仁地与基督的门徒和穆罕默德的弟子做买卖，他们只求发财致富。

他们同穆斯林帝国的贸易和同希腊帝国的贸易具有同样大的规模，这一点可因在俄罗斯发现的数量特别大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而得到证明，这些硬币像一条金线标出了商业道路的走向。商业道路从基辅开始，沿第聂伯河向南，沿伏尔加河向东，沿德维纳河和注入波斯尼亚湾的一些湖泊向北。幸运的是犹太的或阿拉伯的旅行者以及拜占庭的作家提供的情况对考古发掘的文物做了增补。在这里我们只要㉜简述一下君士坦丁·波菲罗格涅图斯在10世纪的报道也就够了。他描述俄罗斯人每年在解冻之后把他们的船只集合在基辅。船队沿第聂伯河缓缓而下，该河瀑布很多，造成障碍，必须沿岸拉纤绕过瀑布。一到达海口，他们就沿着海岸驶向君士坦丁堡——漫长而艰险的旅程的最终目标。在那里俄罗斯商人有一个专门的地区并且有商约规定他们与该首都居民的关系，最早的商约可追溯到9世纪。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诱惑，就定居在那里，并且在帝国警卫队服役，正如以前日耳曼人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样。皇帝之城（Tsarograd）对俄罗斯人具有魅力，这种魅力的影响持续数世纪之久。从这里他们接受了基督教（957—1015年），从这里他们借鉴而产生了自己的艺术、文字、货币和大部分的行政组织。仅此即足以证明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没有它，俄罗斯文明就无法解释。或许，拜占庭商业所表现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但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拜占庭商业确实决定了中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社会组织。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地产的重要性不为他们所知，而且就连地产的观念也没有，这与加洛林欧洲的他们同时代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财富观念只包括动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奴隶。只是在通过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产品的情况下，他们才对土地感兴趣。虽然这种观念是征服者武士阶级的观念，但是毋庸置疑，这种观念之所以保持的时间如此之久，那是因为这些武士同时又是商人。补充说一句，俄罗斯人集中在城镇开始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这也正好非常符合于商业的需要。因而蛮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组织，非常适合于他们被拜占庭和巴格达的经济吸引之后所改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例子表明，一个社会在致力于商业之前并非一定要经过农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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