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宜音,寇彧,张庆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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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7辑)试读：
编委会集 刊 名：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主 编：杨宜音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Vol.17)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委 员：陈午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纪丽君 加拿大女王大学心理学系
康萤仪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
刘 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 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杨 宇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叶光辉 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赵志裕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编辑部
联系电话：86-10-85195562
电子邮箱：ChineseSPR@126.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17辑
集刊序列号：PIJ-2005-005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主编简介
杨宜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理事长（2010～2014）。2016年起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代表作有：《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总第13期]、《个人与宏观社会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关系化与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主编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Singapore：Springer Singapore，2019）。
电子信箱：cassyiyinyang@126.com。本辑特约主编简介
张庆鹏 心理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包括群际关系心理学、文化与社会认知、移民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和Illness，Crisis and Loss等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青少年的社群成长之路：亲社会行为及其干预》以及合著《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促进：理论和方法》《非洲人在广州：跨境迁移者的口述史》。现任《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和Frontiers in Psychology等杂志的审稿人。
电子信箱：zhqp@gzhu.edu.cn。
寇彧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与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在青少年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影响源、亲社会行为概念表征与行为促进、社会阶层和系统合理化、幸福倾向和幸福感、道德判断和腐败认知、民族认同和群际帮助等方面获得系列成果。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育》《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等CSSCI期刊，以及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Youth ＆ Society等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电子信箱：kouyu@bnu.edu.cn。群际互动中的亲社会行为：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代卷首语）[1]张庆鹏 寇彧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社会多重流动的背景下，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社会规范、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而出现了类型众多的社群或团体。这些群体在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实，并对社会心态和社会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的社群感知和群际关系表征的特点，进而将亲社会行为从个体间社交层面拓展到群际社交层面，据此阐述了群际亲社会行为在社群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尤其强调了不具有防御性助人色彩的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希望以亲社会行为作为切入点，揭开群际感知背后精微的社会心理内涵和复杂的文化经验根系，为提升群际融合品质找到新的路径。最后，作为卷首语介绍本辑11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群际亲社会行为研究中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多重流动性 群际亲社会行为 自主定向 依赖定向一 引言
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急剧增长的经济体量使得国内的人才、资源、商品和服务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流动状态，当代中国出现了“境内流动”和“跨国流动”在多个层面上并存的社会现实，并已呈现时空叠加的特点。社会流动的多重性特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国内不同省份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人员交换，涉及农民工群体、流动和留守儿童群体以及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和文化适应、社区融入、新身份认同等议题（李路路，2006；李路路、朱斌，2015）；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成熟度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谋求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淘金”，受益于崛起中的东方市场。研究者在全球化的宏大视角下敏感地关注到了在当代中国频繁发生的“跨国流动”趋势，并在此趋势下探讨跨境迁移、跨国移民、跨国婚姻和草根全球化等现象背后的机制。比如考察中国的跨境非洲移民早期阶段的发生特征，以及在持续流动过程中累积的因果效应（梁玉成，2013）；再比如，在对中国的非洲人聚居区和韩国人聚居区进行空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社会网络特征与演进机制，以及空间生产过程（李志刚等，2009；刘云刚等，2017）。复杂而多元的流动性特征构建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新型现实表征，身处其中的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诸如“自己人和外人”以及“内群体和外群体”等概念，更新社会认知框架和群体行为模式，并且在一个由更具多样性的亚文化社群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中重新整合自己的群体身份和认同边界。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内外交叠的多重流动性加速了社区类型的更迭和演进，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和社区间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流动性背景下的碰撞、凝聚与整合是促进社会创新的关键动力，但群体间习俗和规范差异所造成的多元诉求也给潜在的社群冲突埋下不小的隐患，成为城市人口管理和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者不得不面临的巨大挑战。
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学家们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交互影响机制（Culture×Person×Situation，CuPS），借以理解人们在复杂背景下的决策过程和行动策略，并据此预测未来的走向（Mendoza-Denton ＆ Mischel，2007；Cohen ＆ Leung，2010）。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语境下，多重流动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发生重叠，形成了多类型、多角度和多层面的社会文化互动现实。在此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资源流动和人员流动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类型越来越多，新型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多变的过程，这就使得基于群体间接触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针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的心理表征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特征。在国内流动/跨国流动的群际互动框架内，本地人基于对外地人/外国人群体的观感和接触，对这些城市新移民身份的积极印象或污名感知，会以想象、隐喻或代表性符号的方式透过传媒和人际沟通的渠道最终生成特定的社会表征模型，进而深化并巩固成为共识性的大众经验。这一整套始终处在动态调整中的群际互动经验是在社会流动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社会群体多元并存的外部现实，以及心理表征和人际互构的内部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外因素促成的社会共识对其持有者产生了规范性影响，进而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就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地将工作重心聚焦于不同民族、社群、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模式，探讨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与心理机制，整合出一套更为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社会联结系统，达到减少群际偏见和提升群际关系的目的，最终促进跨文化整合、实现多群体间的和谐共融。对于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必然会在未来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二 群际感知的两面性
无论是作为动物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群体都是极富深刻内涵和非凡意义的存在。群体之于个体心理而言乃是制造并续存社会联结感、自我力量感、意义感、归属感、安全感、被接纳感、高自尊甚至爱与亲密感的不竭源泉；群体之于人类集体而言则是强化共性、巩固常识、凝聚信仰、建设文明的深层动力。我们用各自独特的群体身份将“自己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与各种外群体成员相互渗透在一起。分工与合作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已成为智能信息时代的典型特征，所以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在群体内部获得接纳和认可，而且要在跨种族、跨文化、跨群体的相互渗透中学会如何适应并解决群体间的误解、偏见甚至冲突。与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心理过程及机制相比，人们在群际互动中的社会认知更为复杂多变，并呈现如下的两面性特征：一种是由外显意愿和内隐态度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两面性；另一种则源于内群体规范认同和外群体偏好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外部区分的现实。
首先，人们对于外群体成员的真实感受（或者是其意识不到的内隐判断）和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言语与行动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外显的融合意愿背后难免隐含着隐性的偏见。从绝大多数社群的立场来看，人们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普遍愿意接受诸如“融合”“共同体”“合作”等理念。爱好和平，喜欢和谐的状态，不喜欢冲突和敌对的状态，这其实是全世界普通人的共识。但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这样的共识，另一方面又在跨社群、跨文化交流中频繁地表现出偏见和歧视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所谓和谐与融合是人们在群际互动中自动建构出来的、试图在主体间和群体间达成应然共识的话语。换言之，在群际互动场景下，我们都觉得大家应该普遍认同和谐与融合的姿态，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至于我们会不会这么做，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情，“说”和“做”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因为我们在很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针对同一事物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相矛盾的证据（Schmid ＆ Amodio，2017；Sun，Wang，＆ Bai，2019）。群际关系表征中的内隐态度比表面上宣扬的和谐融合更为复杂。隐蔽的群际偏见存在于表面和谐的外壳之下，当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在应然共识的话语体系中“合谋”建立一套共同的上位认同概念时，在看不见的桌面以下，双方继续为了“谁更能典型地代表这个上位概念”而争斗不休。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子群体是最能代表上位群体的，于是就会使用内群体的原型去定义上位群体，出现了所谓的内群体投射效应。内群体原型向上位群体认同的投射使得表面和谐的群际关系隐含了“以我为主、以你为辅”的潜在偏见（Wenzel，Mummendey，＆ Waldzus，2008）。总之，我们透过群际关系可以看到跨层次嵌套的多元文化形态，并窥到深藏其中的两面性，其中的一面是外显或表象层次上的合作与融合，另一面是内隐层次上的深刻偏见。
其次，人们如何对待外群体成员？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内群体规范中有关群际交往、群际关系内容的理解和实践。根据传统道家文化中的“反者道之动”“无不生无，有不生有，不无不有，乃生无有”“物有同而异，有异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等哲学理念可知，事物本身是内外关联的，而不同事物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群际关系在形式上所呈现的是不同群体的成员进行社会互动时所依托的结构性框架，并由此折射出风貌和内涵皆不尽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好恶。而外部的差异则更多地源于内在因素的作用。个体基于内群体视角而“对外”产生了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倾向，这一点同时与本群体的内在机制密不可分。例如，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内群体本身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内群体身份认同。内群体认同进一步强化了“内外有别”的群际差异，使得各种形式的群际利益竞争都隐含了社会分类的逻辑和动力，因为这个分类之于社会秩序、社会支配以及自我认同与群际冲突都具有“基石意义”（方文，2017）。跨群体互动中的社会分类强化了内外群体互为表里的关系，促使人们在特定的内群体规范指导下参与到对外的群际互动中去。根据内群体规范偏好理论（the Theory of Ingroup Norm Favoring），人们是否对外群体做出积极反应，关键要看其内群体规范是偏好于组间竞争还是组间合作，内群体规范会引导个体的行动，使其更容易被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接纳。概言之，人们通过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来满足他们的内群体归属和被接纳的需求，而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的过程是对内群体规范的认可与遵从。Montoya和Pinter（2016）认为，内群体偏好的规范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更倾向于促进积极群际关系的形成：（1）规范强调个体与外群体成员交往的价值，包括给内群体带来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利益等；（2）对外合作和社会融合的规范是基于“群际合作可以增强内群体收益”这一信念而建立的；（3）规范可以激发内群体道德情绪（如内疚感）；（4）规范可以在群体之间建立共同的上位目标（common superordinate goal），促使群际共享更多的重要信息并保持一致的行动方向。综上，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更多地折射出其对内群体规范的认同程度。为了满足群体归属、社会情感接纳和高自尊等心理需求，人们需要从内群体层面上汲取必要的社交资源和现实可能性。由此在群际互动场景下呈现了“内外关联、互为表里”的两面性特征。
以上讨论了群际感知在“外显态度-内隐认知”和“外群体态度/行为-内群体规范”两对概念上体现的两面性。这揭示了群际互动过程既复杂又多变的特征，据此建立的各类群际关系也呈现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形态，并展现迥然不同的价值对照关系，包括在外显意愿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对照内隐认知层面上的消极偏见，以及在积极的外群体态度背后对照内群体规范认同逻辑。这就使得“如何整合外显态度与内隐认知、如何整合内群体规范与跨群体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群际和谐”成为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这也是本专辑将主题聚焦于“群际亲社会行为”的缘起和初衷。三 群际亲社会行为：社群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
群际互动的过程隐含了不同规范、习俗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同时也折射出了不同群体之间由于权力和地位的差别而出现的合作、冲突或博弈，此外还有这些群体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所激荡出来的创意和智慧。上述内容背后的建设性内涵（比如群体层面上的积极态度和良性互动）和破坏性内涵（比如群际偏见、歧视甚至冲突）是并存的，对于建设性内涵的培育和促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群际互动中的破坏性内涵。在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关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解释模型和干预机制可以为探索群际互动中的建设性内涵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在传统的个体主义心理学范式下，亲社会行为被界定为发生在个体之间具有利他属性的、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并通过巩固规范和强化习俗来促进内群体和谐的积极行动。从概念的原型结构来看，人际互动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既涉及特质性、利他性和社交性等自我/个体心理特征，同时也涉及诸如遵守群体规范/维护社会公益这样的群体心理特征（张庆鹏、寇彧，2011）。一方面，它促进了积极自我概念的建立和良性人际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些改善的不断积累也潜在地推动了积极社会共识的形成，最终建立稳定的亲社会规范，成为建立成熟社会的核心基础。这表明亲社会行为是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也是在内群体规范认同和跨群体社会互动之间建立积极联系的黏合剂。
如果将人际社交层面上的“亲社会”的理念切入群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则可以将个体心理层面上的亲社会动机和心理行为模式拓展到群际互动层面，并提炼出“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表象层面上依然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具有友好、合作、分享和互助等特征的积极行动，但形式上的人际行为隐含了群际互动的意蕴，由于身兼不同群体身份的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时也各自稳定地拥有相应的身份认同，这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内核层面上成为基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群体间行动。我们可以透过群际亲社会行为来分析变迁背景下的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群际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由此结成的各种关系，进而探索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中消解偏见与歧视、促进群际和谐与族群融合，呼应“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网”“世界朋友圈”等议题。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社群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包括跨国贸易、跨境留学、跨境就业甚至跨国通婚等），基于“亲社会”构造起来的建设性的群际互动内涵对于这种多元复杂的接触过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于消除偏见和化解冲突（或者通过冲突来协调各方面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平衡社会的功能），而且体现于重塑共识和提升融合品质，并实现更为深刻的文化整合。可见，在这方面所开展的研究正使得“群际亲社会行为”日益成为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以文化心理学和移民社会学为显著特征的跨学科视角下探讨群际亲社会行为时，有必要首先厘清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在人际和群际这两个层面上存在的差异。人际亲社会行为以个体主义心理学传统为出发点，关注不同层级的环境变量对社交场景中的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对行为的交互影响，此外还涉及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和适应性努力。与之具有相通之处的是，群体层面上的互动特征一方面同样涉及施助者和受助者，或者互助双方之间的沟通、比较、评估和反馈等心理与行为过程，另一方面则涉及基于上述过程而形成的群际关系。此外，文化与社会视角下的群际亲社会行为更多地以社会感知意义上的群际互动的形式出现，群际亲社会行为在行动驱力、行动方向、行动对象以及行动的实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体的累加”，而是抽离于孤立个体意义之外的集体经验呈现。“群体”和“群体间”的意涵折射到个体的认知系统之后，首先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被具象为“个体感知到的群体”以及“个体感知到的群体间互动及关系”，而当数以万计的个体感知抽象为共享的社会现实，则形成了下文将要提到的集体社会表征。四 亲社会群际关系表征及其分类
我们可以将基于群际亲社会行为建立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不同群体成员通过社会表征建构出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联结/关系”。“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整合了社会成员集体认知的“共同意识”（common consciousness），具有社会共享性与群体差异性、社会根源性与行为说明性以及相对稳定性与长期动态性等特点（管健，2009）。社会心理表征是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系统，对个体行动具有定向作用，同时在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与个体层面上的亲社会行为相比，群际亲社会行为涉及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以及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关系，因而是在多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中发生的社会互动，也就必然需要以人群中业已形成的普遍共识或集体社会表征为基础。就群际亲社会行动中的当事双方而言，关系表征的影响因素以及运行机制更多地反映了群体之间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对话与博弈，这些议题涉及双方在“施助-受助”或“互助”的过程中进行帮助、合作、分享等亲社会互动时，制约或影响他们行为的规范是如何建立的。而这些规范一旦建立，随即出现两种典型的亲社会群际关系。
第一种是依赖定向关系（dependency-oriented relationship），依赖定向关系中的施助者强调内外群体的差别，特别是内群体的独特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直接的问题解决方案，借以稳定或扩大群际阶层差异，进而获得受助者的长期依赖，因此虽然表面上是积极的，其实质却是为解决群际威胁的“亲-内群体”（pro-ingroup）行为，其中不乏针对外群体的控制、排斥等消极互动，而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将求助情境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这种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负面要素。在群体间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一方试图通过施助行为而掌握资源或文化维度上的控制权，借助群际亲社会行为而进一步增大与强化双方的地位差异，从而将群际互动引向“控制性助人”的范畴；而另一方由于身在相对弱势的权力处境下，所在的文化与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为了淡化或远离前者的控制而不断进行防御和反制，试图在不对等的权力与地位格局中尽可能地寻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于是将群际互动引向“防御性助人”的范畴（Nadler，Harpaz-Gorodeisky，＆ Ben-David，2009；Nadler ＆ Chernyak-Hai，2014；张兰鸽等，2015）。
第二种是自主定向关系（autonomy-oriented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框架内的群际助人行为涉及“自主独立性”（autonomy-independency）、“求同包容性”（assimilation-inclusion）等核心特征，施助者强调群际共性，可以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多样性，通过为受助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去尊重后者的自主价值及独立尊严，试图在利他主义框架内缩小阶层差异，并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产生正向联系，最终建立起良性的群际关系。该取向下的求助者则会基于求助情境产生较强的动机去解决当前的技术性问题（张兰鸽等，2015）。因此，自主定向的群际亲社会行为具备了更多的建设性内涵。自主定向关系反映了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正面要素。比如在解决诸如利益分配、责任分担和冲突解决等问题时，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平等协商，并且都可以接受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出妥协的方案。建设性群际关系一方面更容易促进群体之间基于其所依托的文化在频繁接触中激荡出创意和智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建立积极而稳定的群际关系，实现良性的社会建构，避免出现由偏见、歧视、攻击等冲突所引发的破坏性局面。五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
亲社会群际互动中的依赖定向关系和自主定向关系都是在人们对于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相对阶层位置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行感知、表征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群际互动的语境下，差异性表征的激活使得同样的助人场景背后隐含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价值诉求。很明显，依赖定向关系较容易引发群际偏见、敌对甚至冲突，而自主定向关系则更倾向于对应友善合作的良性互动，后者在本质上具备了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内涵，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际融合，因而有必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促进策略。
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自我认知因素。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自我概念的认知以及对自我与他人边界的建构取向会影响他们对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例如，相比相依型自我建构取向，独立型自我的个体更容易对外群体的陌生人做出亲社会行为（Duclos ＆ Barasch，2014）；此外，自我认知活动中具有独立特征的正念/沉思实践也可以缓解群际焦虑对消极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Price-Blackshear et al.，2017）。第二是社会表征因素。当跨群体表征具有更高的整合水平和更强的共识性时，群际比较的天平会由差异性转向共同性，据此建立的求同包容性是引发自主性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关键诱因。如果人们将内群体和外群体表征为同一个上位群体类属（superordinate category），并将内外群体成员一律表征为具有对等代表性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排除某一子群体原型被单独投射到上位群体表征的可能性），那么群际偏见和敌意归因都会被消解，进而实现群际关系的改善（Gaertner ＆ Dovidio，2005）。第三是社交性情绪/情感因素。高级社会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群际互动的质量。积极群际态度中情感维度的基本要素包括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舒适度、喜欢、亲切感、参与感和热忱感（Alfieri ＆ Marta，2011）。Pittinsky和Montoya（2016）发现同理心愉悦（empathic joy）促使美国白人教师对少数族裔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群际态度和正向的群际互动。第四是群体规范因素。主观规范的形成源于人们将其感知到的社会共识抽象、凝练为共同的思想和行动指导，进而影响群体内外的社会互动成效。例如，人们对于外群体成员的观点生成了相应的社会共识信息，由此促成了积极的主观规范（Montoya ＆ Pinter，2016），进而改变固有的刻板印象，促成了积极的群际关系（Sechrist ＆ Milford，2007）；此外，在群体内部生成的内群体偏好规范（ingroup-favoring norm）不但会促使内群体成员优先考虑本群体利益，而且会通过强调群际互动的价值、建立群际合作规范、超越当前群际格局而建立上位群体目标等途径去实现群际关系的提升。
最后，如何促进这类群际亲社会行为？鉴于群际互动中易于出现的消极刻板印象、偏见、敌意和冲突，已有研究者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旨在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一是群际接触实践。在 Allport（1954）的经典群际接触理论指导下，研究者考察了不同的接触类型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这些类型包括直接接触、扩展接触、替代接触以及想象接触。元分析研究表明，在心理表征层面设定积极群际互动的情境中，想象接触训练对群际偏见的消除和群际关系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Miles ＆ Crisp，2014）。此外，群际接触还会引发外群体成员的个人化（personalising）效应，这使得群际互动中出现了更多的人际互动元素，削弱了跨群体认知的笼统性。第二是文化学习策略。个体自幼年即可以通过文化学习与外群体成员建立联结，通过模仿学习和引导学习完成对外部文化的再认与内化，促进累积文化演进的实现（Tomasello，2016）；深层的群际文化学习训练可以发展出建设性的社会认知并提升群际互认、互信与合作（Schweiger ＆ Goulet，2005）。第三是文化多样性表征训练。鉴于在共同内群体认同和上位群体类属建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内群体投射（ingroup projection）的现象，也就是将内群体特征更多地投放到上位类属原型，认为内群体可以更为典型地代表上位类属的本质特征，这种投射现象会引发更多的群际偏见（Mummendey ＆ Wenzel，1999），而文化多样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内群体成员针对上位类属感知到更大的多样性，进而削减内群体原型特征在上位类属中所占的比例，使后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作用（Ehrke et al.，2014）。第四是交叉分类认同训练。在群际互动中对交叉类属（cross-cutting categorization）的表征弱化了群际边界，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内群体成员，而在另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从而减少了内外群体区分的显著性（Vescio et al.，2004； Goar，2007）。以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为例，在某些场合下本地人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商贸活动中的相似性身份（如我们都是现代商人）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本地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外国人”这一外群体身份符号的信任和好感。六 结语
在国内流动和跨境流动的双重作用下，当代中国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交融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群体类型，随之也制造出了纷繁复杂的群际互动议题。群际亲社会行为作为联结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的纽带，蕴含于行动背后的积极要素折射出了全球化浪潮下的群性光辉，并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揭示出多种文化互动场景下推动群际合作或消减群际冲突的底层逻辑。为了阐明这种“揭示”的内涵，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当代多群体交互现实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在多重流动和跨文化碰撞等复杂社会现实的交织下，无论是站在坚持内群体独特性的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还是站在强调无差别群际平等的文化色盲主义（colorblindness）立场，甚或是站在既接受多样性又鼓励自由表达与行动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立场，都很难完整并准确地判断群际互动的本质和成效（邹智敏、江叶诗，2015）。因为群际互动中多种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兼具多样性和整合性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借助于影响源的叠加性特征和影响过程的多重性特征来理解。某种文化基于特定的侧面（而不是全部要素）对其成员产生影响，而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影响则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特定侧面，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是在多种文化会聚之后被塑造形成的（Morries，Chiu，＆ Liu，2015）。这就促成了几种风貌与内涵皆存在差异的群体形态可以共存于同一个场域之内，伴随着新群体的不断出现，行为主体存储的社会与文化知识涵盖了两套或多套文化系统，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吸收和相互转换的涵化（acculturation）关系，它们被整合在一起对社会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一观点优化了上述三种立场背后的理论解释力，进而指向了最早由Prashad（2001）提出的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理念。文化会聚主义理念启发我们基于本文的阐述继续向深层的社会心理学议题空间拓展，进而将群际亲社会行为纳入文化系统建构的动态进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对话、混搭和转换迭代的过程中会聚为全新的文化系统，群际亲社会行为在其中扮演了联结、凝聚与整合的角色。群际亲社会行为既可以为社会建设与文化重构过程中的跨群体互助、协调、提升与整合等议题提供道路选择或方法路径，在多元杂处的文化融合背景下揭示出两个或多个文化系统对群体行为的综合作用机制，又可以在群际互助的过程中探寻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文化、规范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对话与融合，梳理出积极群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和群际权力健康合理运作的原理。
本专辑围绕“群际亲社会行为”这个主题收集了一系列研究论文，目的是在上述视角下探索群际互动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并为如何消除偏见、提升与改善群际关系提供实证依据。本专辑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直接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例如，赵玉芳团队以壮族和苗族大学生为被试，基于两个系列的实验发现了共同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帮助的提升作用，并且揭示了感知相似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谢天团队以慈善捐助为例，考察了“个人怀旧”在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对群际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路红团队采用博弈游戏范式，考察了感知到的疾病传染性与致死程度对群际亲社会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时验证了状态移情的中介作用。第二类研究聚焦于群际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和动机。例如寇彧团队的研究发现，少数人群体的内群体精神利益满足降低了外群体投射，继而促进了他们对多数人群体的积极态度；于海涛团队以A民族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三个系列研究探索了想象的群际接触对内隐群际态度的影响，并检验了民族观的中介作用；夏瑞雪团队的研究揭示了社会认同程度和群际威胁感知对不同民族群际态度的交互影响；韦庆旺团队考察了群体本质主义的自然类别维度及群体实体性维度与群际刻板印象（能力-热情）的关系；徐华女团队则借助质性访谈的方法，深入挖掘了青年志愿者和艾滋病感染儿童之间的群际帮助行动背后的多重初始动机（如痛苦感知、感恩图报、追求正义等）。第三类研究将亲社会行为置于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会聚主义的层面上，探讨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杨宜音团队深度描绘了中原民族散杂居地区的跨文化通婚家庭日常生活场景，在社会距离最近的文化接触形态下讨论了婚内跨文化融合心理边界的特性；吴胜涛和高承海团队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族群异质性和差异性；吴胜涛团队的另一项研究则探讨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及其文化价值基础，发现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调节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
心理学研究最大的价值应在于，当其理论贡献反照到社会现场之后可以发挥其阐释现实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功能。在与多重流动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建设与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继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内要“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的平稳增长；对外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专辑关于“社会群体”和“群际关系”的研究契合了上述宏观战略，同时也回应了“国家安全的基础管理”和“跨区域的系统性人口迁移治理”的现实需求，希望能够将不同类型的群际关系背后的生成机制和促进策略作为当前实现族群共生和文化共融的实践抓手，为建立和提升有关城乡社区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互动、跨文化和跨族裔间合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策略体系提供实践性参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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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el，M.，Mummendey，A.，＆ Waldzus，S.（2008）.Superordinate identities and intergroup conflict：The ingroup projection model.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18，331-372.[1]张庆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寇彧，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E-mail：yu_kou1@163.com。群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1]共同内群体认同对群体帮助的提升作用及其机制[2]孙涛 梁芳美 赵玉芳
摘要：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内群体为其成员提供了情感意义和价值意义，群体成员将群体身份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并因而产生内群体偏好。本研究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能否提升群体帮助及其机制。研究1通过双向度测量的方法考察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群体帮助的关系，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与内群体、外群体帮助呈显著正相关，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对两者仍有显著影响；研究2进一步考察共同内群体认同对群体帮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显著提升了外群体帮助，降低了内群体帮助偏好，对外群体帮助的提升作用是通过感知相似性实现的。研究拓展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丰富了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外群体帮助 共同内群体认同 内群体偏好 重新范畴化 感知相似性一 引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助人为乐，在个体层面，帮助（help）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可以完善自我、促进人际和谐（Layous，Nelson，Oberle，Schonert-Reichl，＆ Lyubomirsky，2012）；在社会层面，帮助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能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Park ＆ Shin，2017）。以往对于帮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际帮助，群体帮助是一个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张兰鸽、王磊、张应兰、寇彧，2015）。相对于外群体，个体会更愿意帮助内群体成员（Levine，Prosser，Evans，＆ Reicher，2005； Siem，Lotz-Schmitt，＆ Stürmer，2014），对内群体认同程度越高，对内群体成员的帮助越多（Nier，Gaertner，Dovidio，Banker，Ward，＆ Rust，2001； Everett，Faber，＆ Crockett，2015）。但是，与外群体接触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提高人们对外群体的帮助水平，使亲社会行为跨越群际边界，是营造更加和谐友善的群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一）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CIIM）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共同上位群体身份，改变个体感知到的群际边界，将群体成员身份由“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转变为一个包摄水平更广的“我们”（共同内群体），将内群体偏好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成员，从而改变对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Gaertner，Dovidio，Anastasio，Bachman，＆ Rust，1993）。共同内群体认同将原先的外群体成员重新看成内群体的“自己人”，不仅增加了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Riek，Mania，Gaertner，Mcdonald，＆ Lamoreaux，2010），强化了亲社会动机（Whitham，2018），还提高了同理心（Capozza，Vezzali，Trifiletti，Falvo，＆ Favara，2010）、宽恕（Reysen ＆ Katzarskamiller，2017）与和解（严璞，2017）等亲社会行为。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优势群体（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或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本土居民）对弱势群体（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或占据更低的社会地位，如外来移民）的帮助行为得到了研究的支持（Nadler，Harpaz-Gorodeisky，＆ Ben-David，2009）。跨文化研究表明，共同内群体认同可以正向预测移民的社会融入，也延长了当地居民对移民的志愿服务时间，增加了对移民的资金支持（Kunst，Thomsen，Sam，＆ Berry，2015）；共同遭遇地震灾害之后，意大利儿童增加了对移民儿童的帮助（Vezzali，Cadamuro，Versari，Giovannini，＆ Trifiletti，2015）；将澳大利亚大学生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划分成一个共同身份——澳大利亚人，增加了澳大利亚大学生对土著人的帮助（Halloran ＆ Chambers，2011）；启动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中小学生身份之后，增加了对外群体的帮助（周天爽，2017）。启动共同内群体身份不仅可以促进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也会改变帮助的特征，高地位群体通过向低地位群体提供依赖定向帮助（dependency-oriented help）来维持其内群体认同，启动共同内群体认同后被试会选择自主定向帮助（autonomy-oriented help），而不是防御性帮助（defensive help）（Nadler，Harpaz-Gorodeisky，＆ Ben-David，2009）。
前人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提升群体帮助行为的研究，大多从主体民族群体或优势群体的帮助视角出发，探寻如何改善主体民族群体或优势群体对少数民族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态度和行为（Halloran ＆ Chambers，2011； Kunst，Thomsen，Sam，＆ Berry，2015； 周天爽，2017），很少采用少数民族群体或弱势群体之间的帮助视角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对群体帮助的作用，其作用机制也有待于探索。（二）感知相似性在共同内群体提升外群体帮助中的作用
共同内群体认同提升外群体帮助可能与感知相似性有关。感知相似性是指个体感觉群体之间的相似程度（黄群英，2014）。共同内群体认同通过建立共同上位群体身份，把外群体知觉为内群体成员，可能会增加个体与外群体的相似性（Gaertner，Mann，Murrell，＆ Dovidio，1989）。此外，共享一个群体身份能够增强相似性感知（Gaertner ＆ Dovidio，2012）。感知相似性既是社会分类和刻板印象等社会认知过程的决定因素（Alves，Koch，＆ Unkelbach，2015），也是人际吸引力的强大决定因素（Gaertner et al.，1989），人们喜欢与相似者接触（Alves，Koch，＆ Unkelbach，2015），愿意给其更多的帮助（Gaertner ＆ Dovidio，2012）。感知相似性可能是共同内群体认同提升外群体帮助的中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