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典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本·斯泰尔（Benn Steil）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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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典藏版)试读：

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一段对话。当时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阻止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的货币持续针对美元贬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式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被视作是对维持美国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如同今天中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一样（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中国采取固定汇率的做法，2009年美国财长提名人蒂姆·盖特纳暗示称中国是货币“操纵者”，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却公开称赞中国是“一片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美国评判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依据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究竟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

停止“货币战争”，调和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些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的核心主题，并且它们至今仍然是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会议的重要议题。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场重要的国际聚会，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试图借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英国濒临破产之机，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今天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使货币秩序根据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国关于债权国需要进行调整的许多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破产的英国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债务国必须进行调整。

历史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然令人着迷，并且时常发人深省。尽管如此，也不应夸大这种相似之处。美国不是那个二战结束后四处乞讨的英国；它仍然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美元占据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而对于中国而言，它无意摧毁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全球购买力，并且这么做毫无益处。因此，双方都不认为有迫切的必要性来解决各自对不公平以及对当前体制的抱怨。简而言之，如果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走向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那么这一局面更有可能是各种磕磕碰碰和无所作为的结果，而非出于达成了某种协议。

货币事务当然只是中美关系之间变革时机看似已经成熟的一个领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议事日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一些目标或笨拙生硬、目光短浅（诸如使战后德国去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或初衷高尚、富有远见（诸如复兴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我希望，随着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重新取得它应有的位置，本书的中国读者会体会到布雷顿森林的这段故事既发人警醒，又鼓舞人心。本·斯泰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译者序　两个人的布雷顿森林

布雷顿森林是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美国东北部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半山腰。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此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经过为期3周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因为这是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所以该体系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虽然参会的国家多达44个，但会议的核心成果基本是在英国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并且已经酝酿了3年之久。早在1941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各自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最初计划，一场货币秩序对手戏也就此展开。这场对手戏的主角分别是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二人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而这场在布雷顿森林的“货币战争”，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竞争性贬值，而是怀特与凯恩斯之间、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所进行的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的对决。这场“战争”的结果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之前就已见分晓。

怀特与凯恩斯堪称西方的“诸葛亮与周瑜”，足智多谋，但志同道不合。怀特抱负远大但仕途坎坷，38岁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43岁遇到贵人并被提携，从此在美国财政部平步青云。凯恩斯自小成长于剑桥的学术世家，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生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开始后担任了英国对美国货币谈判和贷款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怀特既仰慕又嫉妒凯恩斯的出身与学识，尽管他的国内经济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在与凯恩斯的谈判中，怀特咄咄逼人、寸步不让；凯恩斯则认识到怀特是罗斯福当局中支持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尽管他看轻怀特，但仍试图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怀特与凯恩斯都致力于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关系，但他们提出的方案“貌合神离”。怀特于1941年年底提出了“怀特计划”，提议设立“国际稳定基金”，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怀特的首要意图是实现货币稳定，他将货币稳定和资本管制视作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将黄金（以及美元）视作货币稳定的锚，他思考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扰乱。同年9月，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计划”，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并设立名为“班科”（bancor）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国际清算联盟使用班科在各国央行间对国际收支余额进行多边清算，并以透支的方式为各国在战后恢复贸易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凯恩斯的主要意图是解决英国二战后面临的国际收支困难，并解除两次大战期间的金本位体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的通货紧缩压力。这种扩张主义的国际货币思想也是英美之间的最大分歧之一。

1943年4月，“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分别对外公布，随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艰苦谈判，1944年4月，英美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在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联合声明》的核心条款被纳入了此次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之中。

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体上有两种评价。自由主义认为它是高瞻远瞩的国际合作的结果，特别是英美合作的结果；有人指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复苏（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代”），认为在布雷顿森林所确立的稳定、开放和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确保了战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利用债权国优势地位和英国濒临破产的局面来确立美国经济霸权的工具，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成功。黄金与美元双本位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美国的顺差将使世界各国面临流动性和储备短缺，而美国的逆差将威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进而动摇整个货币体系。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核心原因，而这场崩溃的遗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扰着国际货币体系。写作本书的时候，斯泰尔的叙事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今，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余波未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连带影响。各国都认识到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多国政要或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所设想的，并不是回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所设立的那个体制，而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就像凯恩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这才是布雷顿森林真正的“理想”，也是布雷顿森林至今仍然被世人怀念的原因。正如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致辞中曾经说到的，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而怀特与苏联之间的那段特殊经历则给布雷顿森林蒙上了另一层愈发悲壮而萧瑟的理想主义迷雾。

能够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产生影响的，往往不是关于未来的宏伟理想，而是为解决当前问题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目标与短期权宜之计之间的艰难抉择，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位奠基人，以及那段充满理想的光辉岁月。符荆捷2014年1月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945年4月25日（图片来源：Harris andEwing，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9年（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AP Images）。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在会议上致辞，1944年7月（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编号208-N-29536）。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在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上作证，反对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7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20世纪40年代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版权所有：CORBIS）。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左）以及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右）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作证，支持罗斯福当局提出的对英国战争行动提供援助的法案，1941年1月15~16日（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租借援助执行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与罗斯福总统讨论将要提交国会的租借援助评价报告，1942年12月（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在美联储宣布提高银行准备金要求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1937年1月30日（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罗斯福总统与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纽约州波基普西市参加竞选活动，1944年11月6日（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1944年7月。从左到右，后排：哈里·怀特、弗雷德里克·文森、迪安·艾奇逊、爱德华·布朗、马瑞纳·伊寇斯、杰西·沃尔考特；前排：罗伯特·瓦格纳、布伦特·司班斯、小亨利·摩根索、查尔斯·托贝（不在照片中的有里奥·克劳利、玛贝尔·纽康梅尔）（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华盛顿山饭店，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址，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各国代表，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45年9月（图片来源：George Skadding/Time & LifePictures/Getty Images）。美国代表团成员弗雷德里克·文森与爱德华·布朗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 Life Pictures/GettyImages）。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致辞，他的左边是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右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1944年7月（版权所有：Bettmann/CORBIS）。哈里·怀特（中）与英国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左）及丹尼斯·罗伯逊（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恩斯（中）、苏联代表团团长斯特帕诺夫（左）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弗拉德米尔·雷巴（右）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1944年7月（图片来源：HultonArchive/Getty Images）。布雷顿森林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团团长小亨利·摩根索与凯恩斯在会议期间交谈，1944年7月（图片来源：Alfred Eisenstaedt/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魁北克会议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沃尔夫斯湾火车站的会面，1944年9月（图片来源：美国陆军，杜鲁门总统图书馆）。1945年1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总金额44亿美元的《英美财政协定》。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凯恩斯、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美国财政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伯恩斯身后站立的是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位于艾奇逊右后方的是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图片来源：AP Photo）。怀特与凯恩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乔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8日（图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财政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文森以及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佐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 & LifePictures/Getty Images）。怀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作证，华盛顿特区，1948年8月13日（图片来源：AP Photo/Harvey Georges）。指控怀特是苏联特工的三个主要人物，从左上顺时针依次是：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美国记者惠特克·钱伯斯，1948年；公开承认苏联间谍身份的伊丽莎白·本特利，1948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无日期图片（上方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下方图片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凯恩斯与怀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佐治亚州萨凡纳市，1946年3月（图片来源：Thomas D.McAvoy/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第1章　引言

全球在2008年年底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从根本上反思全球金融体系。2009年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加入了这一讨论，指出导致动荡局面的原因是缺少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些观点让人回想起“布雷顿森林”，那是一座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1944年7月，二战期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即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并交由一个国际机构管理。

19世纪晚期，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体制为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古典金本位体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间崩溃，而20世纪20年代尝试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也惨遭失败，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经济和贸易崩溃，跨境冲突骤升。20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国际主义人士从中看到了强大的因果关系，并决心要开创新的局面，用财政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就是要“给新世界来一次新政”。

怀特与他的英国对手——革命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步展开工作，在摩擦中合作，着手为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创建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将赋予政府更多管理市场的权力，但同时限制政府操纵市场以获取贸易利益的特权。未来黄金和美元短缺的局面将得以终结，贸易将因此有助于促进政治合作。资本疯狂的跨境流动将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激发人们对黄金和美元短缺的恐惧并从中牟利的投机商人将因此受到束缚。各国的利率均由本国的政府专家负责制定，他们都受训于宏观经济学这门由凯恩斯主导设立的新学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确保汇率不被操纵以获取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新生的独裁者将不能通过实施“经济侵略”手段来摧毁邻邦或煽动战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布雷顿森林成为“高瞻远瞩的合作性国际经济改革”的同义词。70年过后，时逢巨大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压力，在提出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时，对冲基金大师乔治·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政策痴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纷纷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那段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与怀特激辩的岁月，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发生的故事真的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吗？

毫无疑问，在布雷顿森林所形成的货币框架存在重大缺陷，并直接导致这一体系于1971年最终崩溃。而且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时间比普遍预计的要短得多，其运行状况也遭遇了更多困难。直到1961年，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5年之后，首批9个欧洲国家才正式实施了要求其货币与美元可兑换的条款，而此时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明显处于吃紧状态。任何继任的体系都将遭遇曾在20世纪40年代困扰英美两国谈判者的困难抉择，即多边规则与各国自决权之间的权衡取舍。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的政治家反复呼吁创[1]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1974年是20人委员会，[2]1986年是24国集团，2009年则是七国集团中的欧洲成员，等等。1他们的希望最终都破灭了。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颠的快速衰落。一战前夕，英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而到二战结束时，这一比重飙升至240%。用凯恩斯的话说，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1/4领土和人2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

这出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个性极端对立的凯恩斯与怀特：一位是从小群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子弟；另一位则是出身波士顿工人阶级家庭、由立陶宛裔犹太移民抚养长大、傲慢又固执的技术官僚。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学家。他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大胆创新观点既令他受人尊敬，也使他备受指责，而美国媒体总是嫌对这位尖酸刻薄、能言善辩的英国人报道得不够多。凯恩斯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堪比20年前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在他1936年的鸿篇巨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凯恩斯以无人匹敌的机智与自信辩称：在面对一场大萧条之时，政府认为的历来稳健的政策实际上却是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他最核心、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是，经济的关键是货币，而正是因为货币的存在，从而摧毁了经济体系中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自我稳定机制。凯恩斯将把自己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应用到设计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中，而这一体系将对美元全球至尊的地位构成威胁，怀特也因此决心使该体系永远不见天日。

尽管凯恩斯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他到美国的最终任务却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在一个看似注定将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一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在华盛顿日益绝望的乞讨行动屡屡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受命成为英国最后的金融大使，担任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租借谈判以及英国贷款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个年代的一首英国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英国使者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困境：“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在凯恩斯勋爵3耳边低语，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但是我们有的是脑瓜子。”哈利法克斯和诸多英国政治显贵一样，都未能打开美国的钱袋子，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赴华盛顿和布雷顿森林的前线。派他前去是出于一丝渺茫的希望：如果脑瓜子是清偿债务的关键，他取胜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能够理解英国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他天赋异禀，这本应使他成为一位外交大师，可是他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逻辑上逼迫和羞辱对手，而非说服他们。“这家伙对国际关系是个威胁。”有人评论道。说这话的人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而是英国战时内阁顾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4将凯恩斯视作“天神”的詹姆斯·米德。英国财政部的保罗·巴瑞评论道：“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5擅长的。”

凯恩斯尽力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适应周围那些奇怪的人，特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这些人不受凯恩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超人运用的影响，甚至连逼他们让路都不成。美国人永远不会偏离他们强硬的地缘政治条件，至少在二战后杜鲁门团队重新洗牌之前是不会的。凯恩斯还经常使问题复杂化，他不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个敏锐和专注的职业外交家本应学会利用纽约的银行大亨来对付罗斯福的金融家，当时这些银行大亨摇晃着贷款的诱饵意在换取英国反对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凯恩斯还有个人政治遗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他在布雷顿森林万神殿中的地位是决定个人政治遗产问题的关键。他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价，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异症一样阵阵发作，他会说服自己，并以他无人能及的雄辩口才说服伦敦的政治领导层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恪守法条主义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们对理智的说辞不屑一顾，但美国政府的意图仍然是好的，并最终会对英国做出正确的事。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官僚。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曾经对怀特表示怀疑，认为除了凯恩斯的《通论》灌输的思想外，他可能再无其他观点，怀特对此勃然大怒。尽管怀特没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职衔，但是到了1944年，他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广泛影响，甚至在3年前与日本开战之前的外交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令人不可思议。

怀特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通晓政策制定门道。本国同事和外国对手对他又恨又爱，而怀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让人喜欢。“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表现或遵守文明人对话的规6则。”凯恩斯抱怨道。然而，怀特一方面傲慢无理、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以来，怀特都强烈地认识到，他在华盛顿的脆弱地位完全依赖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装自己的“老板”，即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罗斯福信任，但智慧匮乏。怀特常常在与凯恩斯谈判前因为压力过大而病倒，然后会在谈判中爆发。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会议上，怀特脱口而出：7“我们会尽力提出一些尊贵的殿下您能够理解的东西。”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怀特策略性地战胜了远比他聪明但固执任性的英国天才对手，从而树立了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试图从二战引发的美英地缘政治板块变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怀特对战后秩序的设想与英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截然对立，特别是在涉及帝国的问题上。然而，怀特的设想还包括使美国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晓。理解怀特这一更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不仅能够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认为他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杜鲁门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控制权由财政部转到国务院之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二战后发生剧烈摇摆。

怀特一直对苏联痴迷。1933年，他在成为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一名经济学教授之后不久，就决定要寻找一份奖学金赴苏联研究其计划经济体系。1934年6月，财政部顾问雅各布·维纳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协助维纳开展货币金融改革的研究，这才转移了怀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乔治·西尔弗曼、惠特克·钱伯斯以及其他为苏联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士。早在1935年，怀特——这位急于影响世界且对行动面临的官僚制度障碍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就开始了那种危险的双重人生，这种双重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华盛顿的同代人。

虽然怀特的官方著述明确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显示出他还要更加左倾。在怀特设想的战后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不会取代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本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份未经发表的怀特手稿，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写于二战结束前夕，怀特在其中大加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言辞激烈。如果当年这份手稿公之于众，必将招来要将他解职的一片呼声。“我看到了未来，”激进的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勒之旅后写道，“而且它成功了。”在1/4个世纪后的布雷顿森林，怀特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怀特写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认为，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源自其从意识8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

显然，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怀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任何实际影响。关于战后货币改革的“怀特方案”当然不带有任何苏联货币思维的印记，因为这种思维根本就不存在。诚然，在会议上，怀特明显表现出对蓄意阻挠会议的苏联人过度关心，他比任何其他美国谈判人员都要关心，且比欧洲人还要关心得多，这令一些欧洲人感到恼火。但是这对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苏联并没有批准协定。如果怀特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他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怀特没有成为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出任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是怀特为苏联从事的活动当时已经露出了端倪。

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美国人穷尽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们总能够指望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在凯恩斯去世两年之后、怀特去世半年之前，这番话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得到了应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制定的一项异乎寻常的外交国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顿悟的基础之上：英国其实并非怀特所定义的、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而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盟友；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这就是关于哈里·怀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兴衰往事，以及我们今天仍与之斗争的那场衰落的遗留之物的由来。

[1] 全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 1972 年成立。 — 译者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成立于 1971 年。 — 译者注第2章　世界齐聚于白山

四周景色壮美——《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抵达这片偏远寒冷的新英格兰北部山区时，便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华盛顿山荫蔽下的这1片高原与这里突如其来的短暂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1944年7月1日，数百名客人陆续造访了仓促翻新的华盛顿山饭店，饭店地址全称是：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小镇上没有主街，甚至没有商店，除了饭店之外，唯一的地标就是费布岩火车站，大批外国人搭乘绰号为“通天塔号机车”的列车涌到这里。

在这块名为白山的宝地上，一场国际货币会议即将召开，而距离美国财政部的怀特开始规划这场会议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但是，曾经的大饭店已经关闭了两年之久，管理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客人。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的人口寥寥无几，也就是几个酒店管理员、火车站站长以及女邮递员，女邮递员同时也是火车站站长的妻子。而现在，工人、士兵和政府官员正在匆忙收拾这座饭店，一辆辆军车已经开始把各国代表和他们的顾问送到这里，这群顾问中2很多人后来“竟然成了首相、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酒店员工竭尽全力应付各种短缺，包括床铺、热水以及酒店员工本身。“布雷顿森林清奇俊秀，真乃名副其实。”刚刚抵达的英国代表莱昂内尔·罗宾斯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一切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3之中”。新任的酒店经理不久即被撤换，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绝望中辞职，一说是因醉酒而被炒了鱿鱼，因陈述人不同而说法迥

4异。70多家新闻媒体、会议秘书处、数百名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涌[1]入的其他各类人只能在周边旅馆安顿，有的甚至不得不住在5英里之外。

这是一场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之所以安排在这一偏远地点举行，是财政部部长摩根索有意为之，他希望在美国东部寻找一片大型的度假胜地，既能满足会议需要，又能远离华盛顿逼人的酷暑以及忙碌而忧郁的战时情绪。虽然那些久负盛名的海滨胜地也能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但布雷顿森林能提供一种政治上的诱人便利。因为它位于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贝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托贝是一位反国际组织的厉害角色，他将在这一年的11月面临一场艰难的初选。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盘算的是，如果媒体的曝光能够帮助托贝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那么当会议协定提交参议院批准时，托贝应该会投桃报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联就是在参议院翻了船，罗斯福牢记这一教训。

这片新英格兰的山区得名布雷顿森林，是拜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所赐。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将这片土地授予温特沃斯和他的几名贵族同伴，1772年温特沃斯以其位于英格兰布雷顿镇附近的祖宅布雷顿宫命名了这片土地。随着华盛顿山的建设开发，布雷顿森林在20世纪早期成为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地区有钱人的避暑胜地。

酒店是1902年由煤矿和铁路大亨约瑟夫·斯蒂克内建造的，动用了250名意大利工匠，内设400个房间。这个“Y”字形、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的酒店，突兀地矗立在低矮山丘与百万英亩的白山国家森林之间。近看，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白色粉刷外墙和位于高五层的八角形塔楼上的红色角楼。这家酒店当时是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建筑物，在启用仪式上，斯蒂克内骄傲地举杯，把美酒献给了“建造这座无用5之物的愚蠢混蛋”。其内部设施包括一个装有染色玻璃窗的700座的大厅、一个同样大小的大餐厅、一个室内游泳池、几个奢侈品商店、一个邮局、一个理发店、两个电影院、一条保龄球道以及一台股价电报机。用茶点的地方位于一个雅致的圆形温室内，四周墙壁都是玻璃，穹顶的壁画华丽夺目。喝鸡尾酒的地方则是在室外一条足有1/5英里长的柱廊里，可以一览树林和山峦全貌。远眺新英格兰地区最高峰华盛顿山的顶峰，景色堪比阿尔卑斯山脉，新罕布什尔州本地居民常常6将此地称为北美洲的瑞士。这个木质结构的庞然大物曾经接待过诸如阿斯托尔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棒球明星贝比·鲁斯以及丘吉尔，但大萧条使酒店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它在1930年关闭了一季，而二7战又将它推到了破产边缘。传说，华盛顿山一直是鬼怪出没之地，如果不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使其重获新生，华盛顿山本身也差不多快要成为幽灵了。

与会代表来自44个国家，总人数超过700人。但是，对于华盛顿山酒店的公司业主大卫·斯通曼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新罕布什尔州从来就不喜欢陌生人。中国代表团多达33人，在规模上仅次于美国代表团。在这僻静的大山里，他们的到来显得尤其可疑。一些中国代表在远足登山时被惊吓到了，“一位喜欢胡乱开枪的隐士，并被误以为是蓄意破坏会议的日本间谍”，这8位隐士开枪射击，中国代表仓皇而逃。但是美国政府最终说服了斯通曼，告诉他会议对人类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将酒店从亏损边缘拯救回来。尽管斯通曼仍然心怀疑虑，但他还是签署了合同，同意承办为期3周的会议。在代表们抵达的当晚，《纽约客》杂志是这么形容斯通曼的：他身着白色亚麻西装，游荡于“哥伦比亚人、波兰人、利比里亚人、中国人、埃塞俄比亚人、苏联人、菲律宾人、冰9岛人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民族之间”，他面色通红，惊惶不已。就像是火星人入侵了他这富丽堂皇的庇护所。

酒店一位新到的外国客人——俄罗斯裔的莉迪亚·洛波科娃，将这个地方形容成一座“疯人院”，她抱怨道：“水龙头整天跑水，窗10户要么打不开，要么关不上，管道总是修不好。”她的房间号是219，窗外景色宜人，可以俯瞰蜿蜒的阿莫诺苏克河，也可以远眺齿轮火车攀登华盛顿山，每天清晨，山脚下总是笼罩着一层云雾。阿莫诺苏克河在酒店正后方汇聚成湖，湖水冰冷，每天她都在湖中游泳。11莉迪亚年轻时曾是一名大牌芭蕾舞演员，也因此为这传统的休闲安静之所平添了一份活力，每天晚上她都在房间里练习舞蹈，这让住在楼下119房间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整夜不得入眠。

虽然莉迪亚已经名声在外，但她的丈夫才是整个会议媒体追逐的对象。身为偶像人物，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凯恩斯，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鸡尾酒会，而急切的美国记者团则紧紧抓住他的每一句话12和每一个动作。“我们不幸的主席，”罗宾斯写道，“至少被从50个角度拍了照，‘凯恩斯勋爵与苏联代表团团长交谈’，”虽然他们各自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凯恩斯勋爵热情地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孔博士握手’……‘凯恩斯勋爵站起来了’‘凯恩斯勋爵坐下了’，等等。”13

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美国团队在他们的内部战略会议上，对如何处理这位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国会中有太多代表已经坚信，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英国人耍的把戏，意图窃取美国的黄金，而因为他那些迎合时尚的长篇大论，没有人比凯恩斯勋爵更让国会感到恼火的了。由于美国的东道国地位和外交惯例，摩根索将担任会议主席一职，并有幸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和他的副手决心将凯恩斯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使美国要传达的信息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英国人）希望由凯恩斯来提名我。”摩根索对他的团队说道，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否决了这一建议”。

摩根索于7月1日下午3点正式宣布会议开幕，此时欧洲战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盟国军队大规模入侵诺曼底已经过去近1个月。4天之后，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因为建议希特勒求和而被从西线总司令的职位上解职。代表们感到战争即将进入结束阶段，他们的讨论因此有了实际意义。会议宣读了罗斯福总统发来的贺信，罗斯福希望代表们在摆在他们面前的经济问题与持久和平的前景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联性。“虽然争取自由的战争现在处于最紧张的时刻，而此时自由人民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和规划我们将要赢得的未来，这是非常合时宜的，”总统说道：

你们将要讨论的计划仅是各国间为确保有序和谐世界而必须缔结的协定的一方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将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因为它事关人们相互交换大地富饶资源和本国工业及智慧产品所依赖之基础这一基本问题。商业是自由社会的生命线。我们必须确保输送血液的大动脉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毫无意义的经济竞争而人为制造的壁垒所堵塞。

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经济健康均为其邻邦所关注，无论远近。只有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且稳健扩张，各国的生活水平才将得以提高，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得以全面实现。

摩根索的发言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但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崩盘以及货币混乱为战争铺平了道路时，他发言的基调明显要更加沉重。摩根索告诉大会全体代表，“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及“阻碍和限制货物自由流动的措施”成了欧洲“法西斯独裁者”发动流血战争的“经济武器”。“经济侵略，”他说道，“其结果无外乎战争，因而是危险和徒劳无获的。”

摩根索关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将带来灾难性政治后果的观点，或许会得到凯恩斯的赞同，但是他发言中最实质性的内容无疑会令凯恩斯感到焦躁不安，因为这部分内容直接触动英国人内心深处对美国设计的战后经济和政治结构蓝图的忧虑。“我们的议程限定于货币和投资领域。”摩根索一开始说得无伤大雅。“但是，应将其视作，”他继续说道，“《大西洋宪章》和美国及联合国许多国家订立的《互助协定》第7条所涉及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在此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得到以此为目标的其他14行动的补充和加强。”第7条指的是1942年俗称《租借法案》立法中的一则条款，根据该法案，美国承诺在经济上支援英国的战争行动。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宣称该法案是“有史以来最圣洁的法案”。但是，这部法案提交国会时所采用的标题——《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法案》说明了其自利的本质。第7条规定了英国需要为援助付出的“对价”，即英国承诺“取消国际贸易中所有的歧视性待遇，并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英国当权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将第7条视作对英国清偿能力和主权的致命威胁。1941年7月，凯恩斯在读到第7条的早期文案时，当着美国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的面勃然大怒。“这是赫尔先生的疯狂建议。”他后来说道。赫尔先生指的是艾奇逊的老板、时任美国国务卿15科德尔·赫尔。凯恩斯知道，第7条实际上是结束“帝国特惠”的代号，而帝国特惠是英国确保对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贸易特惠市场准入的工具。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有强大的能力来供应原属英国的市场，并且，由于被剥夺了传统的出口特权，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将完全依靠美国的救济来支付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进口产品。

任由无所不能的美国支配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向自己的人民表明，美国男儿的牺牲不是为了永久保留那个道义上令人唾弃的大英帝国。然而，在布雷顿森林，美国财政部部长希望将这一历史性事件与美国超级大国的抱负捆绑在一起。英国此前曾迫切希望自己能够作为美国的合伙人，共同制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但在一步一步走向布雷顿森林的过程中，美国人以毫不留情的方式不断提醒他们，在新秩序中，大英帝国的余辉毫无保留之地。

[1] 1 英里＝ 1609 米。 — 译者注第3章　怀特不可思议的崛起

在怀特看来，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向名人录《谁是谁》提供的个人简介里对此前的经历没有任何记录。[1]

实际上，怀特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尔斯河对岸一个寒酸得多的环境下拉开序幕的。然而，哈佛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怀特是小商贩的儿子，直到30岁第二次参加大学本科入学考试时才突然醒悟。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虽然第一次入学考试时，他连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都没通过。经济学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很快，我就认识到，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1数年之后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因此我选择继续研究经济学。”怀特找到了他的兴趣所在。

怀特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出生后4个月，他的父亲雅各布成为美国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萨拉随着立陶宛犹太人逃离俄国沙皇大屠杀的移民大潮来到美国。其家族姓氏维特（Weit）似乎赢得了一位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美2国移民官的好感，因为他觉得维特这个名字比维斯（Weiss）要好。当时雅各布25岁，在波士顿五金和陶瓷餐具业谋生，一度生活拮[2]据，但最终攒够钱自己开了店。一家人在灯塔山脚下的洛威尔街57号安顿下来，这里是繁忙喧闹的出租户地区，高架列车在房顶上方轰鸣而过。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语习俗将家族姓氏改为怀特3（White）。

孩童时代的怀特性格内向，除了邻里那些欺负人的大孩子外，几4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虽然家庭很重视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学校韦伯斯特文学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每周与小组的其他孩子聚会一次讨论各自的作文，但是他并未显露出任何天资过人之处。1901年，在他9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老艾略特语法公立学校读书。当时，他的家也已从高架列车的噪声和阴影下搬出，迁至萨勒姆街7号。那一年他的母亲萨拉不幸去世。但父亲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随后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埃弗雷特。1906年，怀特进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读。虽然他的成绩远谈不上优异（法语79分、化学85分），但是他只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4年的学业。1909年6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当年埃弗雷特高中最年轻的毕业生，时年16岁，这也使怀特那神秘的中间名首次有据可查。高中同学形容他性格腼腆，但机智聪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他是一位5狂热的网球迷和棒球迷。

在怀特高中毕业后两个月，即他的母亲去世8年后，父亲雅各布也去世了。这时，他家已经拥有4间五金用品商店。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怀特给家族的生意当簿记员，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商店经理。1911年9月，他被马萨诸塞农学院录取，也就是现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虽然他未能通过公民和美国历史的入学考试，但他通过了英语考试并被有条件地录取。他不可思议地将“农业”登记为他未来的职业。几个月后，怀特通过了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离开学校重返家族生意。他的平均成绩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线，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这门课上拿到了99分。

在接下来的5年里，怀特在“J.怀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彻斯特的犹太儿童福利院给高年级男生授课，还带领他们参加童子军活6动。然而，怀特仍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书，一个重要的机会终于来临。6天后，已经25岁的怀特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提出申请并被位于纽约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课程录取，在夏天过后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在连队的5名候选人中，怀特又被选中参加高级培训，与几百名军官一道接受所谓的“铁军”训练，之后又被7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营训练新兵。就在他即将开赴海外之际，怀特结婚了，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士兵的通常做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岁的乌克兰裔学生，后来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儿童读物作家。

从各方面来看，怀特的军旅生涯大体上波澜不惊。他的分队驻扎在位于法国的训练和补给营地，没有投入战斗。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暂地重归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这种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经不能令他满足了。1919~1922年，他领导了一些旨在帮助军人遗孤和穷人的组织，并于1920年搬到纽约市。正是在纽约，时年30岁的怀特决定在学术道路上争取获得成功。他于192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学。3个学期过后，他再次搬迁，这一次横跨整个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三年级。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获得顿悟。

1924年10月，怀特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成员毕业，经济学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获得硕士学位。一位教授后来对他的评价是“积极进取、才华横溢”，于是他8决心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博士学位，而后开始职业学术生涯。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进步派政治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他此后华盛顿职业生涯的标志。1924年2月，怀特致信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老罗伯特·拉弗雷特，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敦促“斗士鲍勃”竞选总统。人们“渴望为您的事业尽一份力”，怀特写道：“他们最诚挚地敦促您注意如下事实——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一位领袖，而自林肯以来，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加适合担任这位领袖。他们正在等候指示，以尽全力推进您9的事业。”最后，代表进步党参选并承诺要将水务和铁路国有化的拉弗雷特，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党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书，书名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的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黄金10时代”来形容一战之前的30年。

怀特的论文显示出他既不是旧时代的拥戴者，也不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个补锅匠和工程师。他既赞赏经济的内生机制，但也在寻找政府可以调节的按钮，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论文开头，他首先描述了传统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和贸易，表明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如何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正是这种不间断改变与系统性稳定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构成了战前金本位体系的基础。但是随后，怀特着手用数据来检验这个优雅简单的模型能否成立。他回到法国，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尽管怀特及其书籍的评审均对他所使用的原始统计数据质量不甚满意，但怀特融数据与逻辑于一体，合情合理地陈述了法国经济与新古典等式并不十分同步的故事。

怀特的书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给斗士鲍勃的信中那种标志性的激情。类似“关于资本出口对本国和世界总体有益的假设并非无懈可击”的语言，是典型的怀特式严肃结论。“对于外国投资的总量和方向进行某些理性的调控是可取的……一国储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复杂，后果过于严重，以至于如果不试图评估其对该国总体福利的影响，就不能允许资本的继续出11口。”虽然这些观点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表达方式上丝毫没有凯恩斯大师般的犀利和雄辩。

虽然在论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然而在之后的6年中，怀特的教职每年一续，却始终未在获得终生教职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想要从哈佛大学内部晋职向来十分艰难，但是阻碍怀特的似乎是他留给别人的一种印象，即他在学术上普普通通而在个性上难以相处。一位学生说他是优秀的老师，但是他的一位同事则认为他郁郁寡欢，能力上“并不出众”。已经年逾四十的怀特对他所处的无着无落的不确定状态感到沮丧，转而接受了劳伦斯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那是一个远离剑桥的规模较小的学院，位于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1933年，在搬至阿普尔顿仅一年后，怀特被提升为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的同事认为他聪明，是位好老师，但是他态度粗鲁、固执己见。与在哈佛大学时一样，他的经济学被视为大路货。但是他进步的政治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目标的拥趸。怀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调节按钮上。

一封怀特致其哈佛大学导师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书信草稿，显示出怀特显然无意留在阿普尔顿做一个学术工蜂，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涨的呼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些呼声要求将我们的经济与严重干扰隔离开，并通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进口实现这种隔离。我认为，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呼吁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想，要制定出可行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国内事务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同时又不以牺牲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的稳定力量或外贸收益为代价，这是否可能？我猜测，前进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对外汇和贸易实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华盛顿职业生涯中，怀特将会始终牢牢坚持这一技术性的观点，即一个开放的美国经济体系，通过政府控制汇率和管理贸易的方式来缓和各种扰乱的冲击。

令人不解的是，怀特在给陶西格的信中接着写道，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苏联。

今年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的观点还没有明确。我还在学习俄语，希望能有机会获得研究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在苏联度过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调查研究所集中研究制订计划的技巧。我希望申请社会科学研12究学者奖学金，虽然我获得这一奖项的希望并不大。

如果怀特获得了奖学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历程和职业道路会是怎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会成为一个虔诚不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还是会对斯大林幻想破灭？现在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失去一个更大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带来这个机会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纳，他是凯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对者，也是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师。当时，维纳是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顾问，他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3个月，协助他完成关于美国“货币、银行立法与体制”的研究，“目的是为行政当局制订长期立法计划”。收到信两天后，怀特即拍电报表示接受邀请。“我很高兴将前来与你一同工作”，而他却连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连问都没有问。维纳在复电中表示，报酬只有怀特在阿普尔顿薪水的1/3，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贴。怀特从6月20日起开始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阿普尔顿。

怀特在华盛顿的炎炎夏日中不停歇地工作，并于9月22日向维纳提交了报告。报告的标题气势磅礴：《美国货币标准的选择》，清楚地表明作者直奔主题而无意被次要问题转移目标。现在，怀特不仅想影响而且想制定最高层的政策，他不会白白浪费由一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在报告的开头，怀特阐述了他关于未来经济的观点，他认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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