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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3 14: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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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康霖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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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康霖文集—进言与献策

曾康霖文集—进言与献策试读:

自序: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本文集是《曾康霖文集》的第4集,它记录了我多年来,就金融、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向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同业组织,提出的我的意见和建议,向社会公众展示我的立论和主张。本文集把意见、建议和主张分作5个单元:向领导陈谏己见,展个人思想主张;相互交流研讨,挑战思维定式;观事物动态,助人们思辨;析形势变迁,供决策选择;抒一家之言,让社会检验。

在“向领导陈谏己见,展个人思想主张”单元中,我以写信的方式向上至政府总理,下至学校党委陈述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在“相互交流研讨,挑战思维定式”单元中,我以参会发言的方式围绕着会议所讨论的主题,向与会者陈述了我的见解和主张。在“观事物动态,助人们思辨”和“析形式变迁,供决策选择”单元中,我以写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方式向社会、向同业、向同行表达我对若干问题的立论和看法,助人们思辨,供决策参考。在“抒一家之言,让社会检验”单元中,我接受媒体采访,针对向我提出的问题,表达了我的看法和主张,让社会检验。所有这些,我把它概括为“进言与献策”,以体现我对时局的关注。

如果说被会议邀请,要我围绕着会议主题陈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以及接受媒体采访,要我针对所提出的问题表达我的看法,是被动的进言与献策,而以写信的方式向领导进言和以发论文的方式向社会、向同业、同行表达我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则是主动的进言与献策。在本文集中主动的进言与献策占绝大部分。这也许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不甘寂寞。

我的确有点不甘寂寞。我生长和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里,总希望祖国富强、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作为一个学者,岂能袖手旁观。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甘寂寞首先是出于我有一种责任感。出于责任感,说不上是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虽为高校教师,也是“庶民百姓”,主客观条件虽然使我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但我的确是发自肺腑的关心我国金融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大事。在这部文集的136个题目中,有111个题目是讲金融的,占80%以上,这是因为我毕业于财政金融专业,从事的是金融教学,这也是我基于职业的偏好。但必须说明的是,我关注的不仅是金融问题,在给总理的信中,我提出“选择什么指标去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更合理”;在给教育部巡视组的进言中,我提出“高校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应不应当是某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甚至学术权威”的问题。“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他们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的、行政的管理工作上,很辛苦,没有更多时间做学问”, “在我看来,高校不仅是培养人才,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必须传承文明,发展繁荣自然、社会科学,高校应当出大家”。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在讨论怎么建设和发展我国金融业时,我都紧密地着力地联系到经济,乃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我提出金融发展的资源在于信用,着力信用制度建设必须从“以德树信”“以理立信”“以制建信”和“以法治信”四方面着手,我提出不仅个人、企业要讲信用,政府也要讲信用;我提出要善于反思,这些年推动经济发展为何成效甚微,比如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讲了多少年,为什么进展不大?我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追求GDP中解脱出来,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增加值的增加使资源消耗、环境损耗到了不可持续的状况,财富不可持续增加,相反,会递减”;我较早提出:基于我国的国情,货币政策的目标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而经济的发展与就业的增加,不一定同步。所有这些,表明我的“进言与献策”多基于金融,但不囿于金融,多着力于经济,但不仅仅是经济。应当说其意见和建议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但不一定具有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总之,责任感——对祖国事业的关心——进言献策,是我不甘寂寞的重要动因。

古有“率尔操觚”之说,指文章的写作态度不严肃、不慎重,轻率地随意着笔(出自晋·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但我要表明的是,在这15年(2001—2014)中,有的意见和建议已经引起了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反响,所发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有的意见和建议尚需假以时日方能见效,也需进一步悉心研究。事实上,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多年的思索,长期的积淀,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逼着我国必须推动改革。怎样推动改革?我曾经思索过;什么是真正的改革,什么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改良。

按经济学的解释,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是否推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推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只是在原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作局部调整,让原制度继续发挥作用则是改良。形象地说:改革是“破旧立新”,改良是“修修补补”;改革是向前进,改良是原地踏步。从金融领域来说,融资租赁业务的兴起、中央银行的成立、资本市场的推出、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外汇制度的改革、三个监管委员会的成立等都是制度创新,是30年来金融改革的亮点。至于其他举措是改革还是改良,应当允许讨论。比如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其初衷是试图让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让商业银行完全按商业化运作。但实际上没有彻底分离和难以分离,不仅政策性贷款在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而且新成立的政策性银行也存在商业化运作的倾向。但是这样改还是起了特定的作用,那就是强化了这部分融资的独立性和行政性,可以说是在原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的改良。当然从广义的角度说,一切改良都可视为改革。

在我国经济改革30周年(1978—2008)之际,媒体曾采访我对30年来金融改革的看法:我坦率地说,这些年,我国金融改革的绩效,不能高估,也不要低估。为什么不能高估?因为:①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②金融资源的主要部分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金融资源的分配仍然是政府主导,金融风险主要由政府承担;③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优胜劣汰机制未建立健全。为什么不要低估?因为:①基本上改变了金融的行政干预;②重视借鉴国外先进的有效的管理和做法;③金融企业的业绩显著化解了金融风险和不良资产,支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的金融需求。

此外,我向媒体陈述了金融改革,对谁有利和能否建立相互制衡机制的问题。我说,金融改革又称金融体制改革。体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问题。一个家庭有自己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有自己的治理结构,一个地区有自己的治理结构,一个国家也应有自己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怎么安排,即体制怎么建立,需要考虑的是维护什么利益。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还是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是维护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还是维护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体制安排实际上就是在维护什么利益之间的权衡。体制的生命力在于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般说来,政府应代表社会公众利益,因而体制安排要维护广大社会公众利益。但不可否认一些政府或政府在一些时候并不完全代表社会公众利益,而是代表某些集团、地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体制的生命力就要受到挑战,也许原有的体制能继续勉强维持,但由于利益冲击,逼着必须改革。一种体制好不好,要靠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维护去检验,但体制又是少数人推动的。这样便带来一个问题:由少数人推动的体制能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吗?于是社会学、经济学中就提出了一个监督问题,监督涉及内外、涉及相互间的制衡。所以体制就在相互制衡中推行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改革就是把国家金融领域的治理结构安排好,而安排好的着力点在于相互制衡。

进入21世纪后,权威机构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社会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为此,我结合当时的实际,分析了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金融定位(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发展与金融定位密切相关。金融要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增加就业,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始终全力支持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增加就业—支持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与金融定位所不可回避的主题。这就是说,必须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确立和规范金融定位,而确立和规范金融定位有赖于金融改革和发展。

我用这一事实试图表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避免不了接受时代的激励,在时代的激励中求知,在求知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们总要畅所欲言。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许是他们的优点。从这个角度说,我不甘寂寞,也是时代的激励,是为了在求知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部文集的自序即将结尾的时候,我还想抒发一点感慨:这些年来,经过自己的观察和琢磨,形成了一种看法,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要推动历史和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总要有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是推动历史、事业进步和发展的领军人物,没有他们,历史就会陷入停滞,事业就会停步不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先知先觉者。而一部分人之所以先知先觉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容易接受新生事物。2015年2月

向领导陈谏己见 展个人思想主张

关于建立MBA教育网西部中心的建议

(2000年3月28日)涂书记,王校长,你们好!

把这小块剪报推荐给你们看,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信息,专家认为是“北大教育工程的一次飞跃”,我校也要抓住机会,捷足先登。建议与科技界、商家共同建立“MBA教育网中国西部中心”。意见不成熟,仅供参考。

礼曾康霖2000年3月28日附剪报:学者看网——厉以宁认为网络经济并非泡沫

网络时代来临,由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最近也积极触网,推出了网络发展战略。由厉以宁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即将成立,中华工商知识网和中华理财网亦将同时建立。

据香港媒体报道,网络经济到底是机遇还是泡沫?厉以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网络对中国绝对是机遇,如果用网络来办实事而非炒作,它就不是泡沫。

厉以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肯定要实行人员本土化,外资企业职员的高收入会吸引大量的本土人才。那么中国企业怎么办?唯有加强员工的培训。厉以宁称,解决高质量教育供需矛盾,网络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厉以宁称,为推动中国MBA教育事业的发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北大纵横公司合作开发的MBA教育网站中华工商知识网将在今年上半年开通。

据透露,这个MBA教育网站将建成一个大型知识社区,主要包括在线MBA校园、知识管理咨询、北大商业评论、个人职业生涯知识规划、企业经营管理案例库等内容。

有关专家认为,北京大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互联网,是北大教育工程的一次飞跃,为中国内地的教育改革和科研成果转化开拓了一条捷径。

对成都市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的一点意见

(2001年6月23日)

1.政企分开,投、建、管分开,成立三大集团公司,按市场化运作,把城市当成国有资产来经营,总的来说,是可取的。但这不只是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机构调整。

2.如果仅就投融资方式而言,发行股票上市、借壳上市、发行债券和基金都可以考虑。

发行股票主要应考虑:(1)三大集团公司能不能真正按股份制运作:产权边界明不明确,股东能否到位,管理层的权责利落不落实;(2)股票上市能不能持续地给股东以回报;(3)公司的成长性怎么样,股份公司是有生命周期的。

发行基金、债券主要应考虑,能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3.投融资体制改革应考虑的问题。如果主要是向老百姓“捞钱”,不是最佳选择,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政府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二是建立社会福利。城市建设中的一部分事业,如公益事业,属于社会公众的福利事业,政府不能不管,不能全推给市场。

4.城市建设与管理不能完全市场化。如果完全市场化,一些由政府出面,能享受的优惠待遇会丧失。比如“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提供两种需要:一是各级政府活动的需要;二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

5.城市建设怎样利用民间资金和利用外资。如利用民间资金,要政策优惠,让别人赚钱。如利用外资,要对外开放,不能垄断经营。

给黄菊副总理的信

(2004年11月15日)尊敬的黄菊副总理:

您好!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统筹协调,以人为本。我国的金融事业如何统筹协调,以人为本,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安排。我以为,我国现阶段只着力改革和发展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是不够的,还需要培育和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当前的情况是大部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绝大多数县退出后,县域金融形成了“空白”,群众(包括弱势群体)需要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信息得不到满足,小额资金融通得不到实现,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值得重视。

以人为本,培育和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不仅农村需要,城镇也需要。下岗人员的就业,农村贫困地区的开发,高校的助学,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必须利用金融手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决定的,而利用金融手段必须有特定的机构和运作方式,对此,我写了一篇短文,供参考(附短文),我建议:

一、宣传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的意义,培育公众的金融意识;

二、集中专家智慧,委托有关部门设计实施方案;

三、确立相应的政策,培育扶持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的发展。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 曾康霖附文:以人为本,要注重培育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

我国现阶段,只有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是不够的,因为这两类金融能够实现企业融资和政府融资,而难以实现家庭融资、弱势群体的融资。金融制度的安排既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适应社会公众的需要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导向,在我国现阶段还要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

互助性金融作用于家庭融资,它包括合作金融、社区金融、住房金融等。其载体不仅有组织的正规金融,而且有非正规的金融,如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存在的民间融通资金形式如“抬会”“银背”等,在有组织的、正规的互助性金融中,不仅有银行,还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所以其特点为:不完全具有特许性、公众性和经营性,即这一部分融资活动不完全受政府法规的制约,并非一切的人符合条件都可享有,而且具有区域性、针对性和互助性,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现阶段我国互助性金融比较薄弱:合作金融正在改革,但在改革中“变味”向商业性金融靠拢;社区金融正在形成;住房金融为数极少;金融的互助性以制度信任为基础,即对他人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信赖,换句话说体现为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依托于伦理、道德。所以要发展金融首先要强化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的培育,一要靠道德,二要靠机制。金融的互助性主要存在于民间的非组织的金融活动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人际信任不是削弱,而是增强。所以,必须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发展正规的互助金融和非正规的互助性金融。

扶贫性金融作用于弱势群体融资。它的表现形式有助学信贷、扶贫信贷等。扶贫既是政府行为,也是社会强势群体的行为,所以把扶贫性金融纳入政策性金融,是不妥当的。当然政府承担着主要的扶贫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扶贫金融具有财政的实质金融的实现形式,或者说扶贫的内容,以金融方式运作。扶贫性金融的载体也能够有正规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有非正规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有银行,也能够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不具有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特点,但具有互助性金融的优点和共同点,即缓解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具有针对性和救急性。

缓解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为什么要安排扶贫金融制度去适应?从财富形成和分配学的角度去解释,金融不仅是财富形成和分配的中介,而且本身也具有财富占有和流动的内容。社会成员以金融为依托,形成、分配、占有和流动财富,必须以信用为基础,信用体现为它们的承诺兑现和现实的偿债能力。弱势群体缺乏现实的偿债能力,但不能否定他们的承诺兑现。还应当承认,弱势群体在制造社会财富包括金融资源中的贡献,他们以负债的方式分配占有金融资源的一部分借以进行智力、物力投资进行开发,也就是现在和将来对社会发展、创造财富的贡献。所以,只允许强势群体以负债的方式分配占有金融资源,不允许弱势群体以负债的方式分配占有金融资源是不合理的,未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不能只建立在现实的显性的偿债能力的基础上,也应当建立在未来的隐性的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再说偿债即回报有多种理解。用制度经济学去解释:金融制度的变迁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是一个非正规金融逐步向正规金融演化的过程,非正规金融一般是指尚未由政府法规制度认可的金融活动,由于非正规金融尚未受政府金融制度的约束,又称为非制度金融。正规金融一般是由政府规则认可的金融活动,由于正规金融受政府金融制度的约束,又称为制度金融。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同一性和排斥性。同一性是指二者互补、互换共同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排斥性是指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排斥,相互抵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负面效应。为了弱化它们的排斥性,消除负面影响,让非正规金融受政府金融制度的约束,使非正规金融演化为正规金融。安排扶贫金融制度也就是适应客观需求(由下而上)让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在扶贫领域增强同一性和减弱排斥性。

还必须指出的是:安排扶贫金融制度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的:①现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不可否认存在着更多的弱势群体;②我国是大国,贫富不均始终存在;③国力有限,财力有限,在政府财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借助于金融;④采取金融方式扶贫,能够建立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起到采用财政方式不能起到的作用;⑤采取金融方式扶贫具有针对性,可选择性和差别性,由此可实现部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总之,扶贫性金融能够存在于我国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领域,作用于特定的对象。它融资的资金来源能够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也应当来自社会资源强势群体的资助、捐赠;它融资的回报,有确定的,有不确定的。如扶贫对象的归还能力有限,应当区别对待;它融资的载体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展扶贫金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在于政府的改革发展、组织倡导和实施优惠政策中。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曾康霖2004年11月15日曾康霖教授:

您好!您写给黄菊副总理的信以及《以人为本,要注重培育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一文国务院办公厅已转人民银行研究。经认真研读和讨论,现函复如下:

一、强调“以人为本”的农村金融制度设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您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金融业要统筹协调,在现阶段只着力改革和发展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是不够的,因为这两类金融能够实现企业融资和政府融资,而难以实现家庭融资、弱势群体的融资,应该以人为本,培育和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以互助性金融作用于家庭融资,以扶贫性金融作用于弱势群体融资。

我们也认为,金融支持“三农”首先要强调支持农民,因为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相比农民个人而言,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而农民特别是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较弱的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往往面临贷款难问题,需要借助特别金融政策扶持,以解决其生活和生产中的基本金融需求。

二、互助性金融是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要探索发展互助性金融的有效模式

我们的观点是,首先,互助性金融应属于合作金融的性质。一般而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有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三大部分,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的补充部分。而无论国外国内,合作金融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非营利性。其次,目前农村信用社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农村信用社并不具备合作金融的“四性”特征。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也没有强调整顿和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而是强调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具体要求是可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再次,社区金融应属于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住房金融可采用商业金融、政策金融、互助金融等多种形式。美国199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是美国政府支持社区经济发展,加强对社区金融支持和政策倾斜的最有代表性的举措,该法规定了参加保险的联邦银行和存款机构的职责:必须帮助满足其经营业务所在整个社区的信贷需求和便利,包括中低等收入水平居民的信贷需求。农村住房金融需求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农户自建房屋除民间借贷外,可以向农村信用社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小额信贷;农户购买商品房,可以通过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按揭贷款。最后,民间金融不能作为互助性金融的代表。一般性民间借贷虽能体现互助性金融特点,但不具有稳定性;高利贷式的民间借贷就不符合互助性金融的非营利性原则,且潜在风险大。

三、扶贫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而强调财政对金融的支持更为重要

您关于扶贫性金融的观点有几点是十分可取的,一是扶贫性金融作用于弱势群体融资,是缓解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具有针对性和救急性。二是应当承认,弱势群体在制造社会财富中包括金融资源中的贡献,他们以负债的方式分配占有金融资源的一部分借以进行智力、物力投资,就是现在和将来对社会发展、创造财富的贡献。三是政府承担着主要的扶贫任务,扶贫金融具有财政的实质和金融的实现形式。

我们认为,目前扶贫性金融仅仅归于政策性金融是不够的,政府财政支持是实现扶贫性金融不可缺少的保障。一是扶贫性金融中有很大部分具有救助性质,应是财政扶持的对象。二是扶贫贷款的实现也需要财政补贴、贴息、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三是扶贫贷款的落实也需要地方政府和财政提供基本保障,如将扶贫贷款发放到分散在边远落后地区农户手中,需要道路、水电、通信、法律等公共品的基本供应,目前有部分扶贫贴息贷款未能投放的问题就是与此有关。

四、在研究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中,将切实注重对农民的金融支持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研究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金融支持“三农”的落实,这包括,建议建立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因地制宜,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层次的“三农”金融需求;建议培育更加贴近“三农”需要、由个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建议加快落实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建议建立农业保险和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议修订并试行有关民间借贷活动的规则,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等等。

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支持。希望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予以关注,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05年5月16日

给温家宝总理的信

(2005年9月1日)尊敬的家宝总理:您好!

今天我看到光明日报主办的2079期《文摘报》上转载的一篇文章,文章说“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8万人之间”, “2002年5月31日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纠正超期羁押现场会,要求6月底前全部纠正,使得超期羁押问题有所缓解”。看了这则报道,颇有感慨:我们正在着力建设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为什么不严格要求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取信于民?要知道,超期羁押1人,全家不安。这则信息虽然是两年前的,但据我所知,超期羁押问题仍然存在,特向总理禀报,望总理过问。

我是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已年近古稀,几十年来看到祖国的变化,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欢欣鼓舞,更期盼社会更加进步,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取得辉煌成就。

此致

敬礼曾康霖上2005年9月1日

给温家宝总理的信

(2005年10月18日)尊敬的家宝总理:

近年来,学术界对以GDP去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业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倾向性的意见认为:GDP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广泛被各国政府用来管理经济的一项指标,主要反映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用这一指标去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业绩有以下缺陷:一是它以产出为基数统计,只反映数量,不反映质量,不分好坏,一视同仁;二是只反映产出,不反映分配;三是只反映产出增加,不反映资源消耗;四是没有把人们得到的休闲时间,看成所得。基于这些缺陷,我建议不应当把GDP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业绩的主要指标。但地方经济发展业绩又是必须衡量的,我提出《选择什么指标去衡量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更合理》呈上,供您决策参考。

此致

敬礼!西南财经大学教师 曾康霖2005年10月18日

附文:选择什么指标去衡量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更合理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但使用这一指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GDP总量中包含了无效的产出、资源的耗费,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在统计上还容易产生误差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是地方官员的行政目标,单纯使用GDP来考核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而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更显得很不适用。因此,建议设计包括就业率、基尼系数、税收增长的指标体系来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

多少年来,我国大都以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以此表明他们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实践的检验,促使我们必须做出更合理的选择。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国民经济中值得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不可否认这一指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状况。但这一指标具有局限性:(1)GDP表明的是一定时间、空间内的增加值,在统计上以产出为基础,而产出有有效和无效之分。如果以产出为基础对GDP进行统计,不分有效、无效,则增加的价值与增加的使用价值不一致,还可能产生增加值上去了,而使用价值却没有任何增加的情况。(2)在正常的情况下,GDP的增加反映财富的增长。但必须指出GDP的增加是对资源的消耗,资源的消耗形成GDP的成本,应当在GDP中扣除消耗的成本才是财富的净增长。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的角度来说,在统计GDP时不仅应当扣除形成GDP的成本,而且不应当把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产出纳入GDP中。可是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所以怎么能单纯地以GDP去衡量业绩呢?(3)GDP的统计方法有几种,通常使用产出法统计。这一方法是以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产出作为计量对象的。而如果同一部门、同一企事业单位分解为几个下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则上报的单位增加了,统计的对象扩大了,产出就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所统计的就难说都是最终的产出。这样,就不可避免重复计算。(4)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在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GDP“水涨船高”,具有较大的弹性。(5)GDP反映经济增长,不能全面反映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统计有遗漏,而且还因为增长与发展是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增长是物质上、数量上的增加;而发展是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生活品质上、财富分配上的进步。一般地说增长包含在发展当中,但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相反,也可以有发展,而不一定有增长。不应当“重增长、轻发展”。因为重视GDP的增长速度,是为了让广大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GDP的局限性表明:考察地方政府官员业绩不能只看GDP,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业绩,也不能只讲GDP。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在于:①为了防止弄虚作假,信息失真。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不少地区为了表明业绩,有虚报浮夸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媒体已有报道。多年来的情况是:各地方上报和公告的GDP的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公告的GDP的增长率,对此,国家统计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说,必须“挤掉水分”。而挤掉水分的办法有四招,即:一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二是实行超级汇总方法排除中间层次的干扰;三是加大执法力度查处统计违法现象;四是建立数据质量评估制度。通过这四招能够挤掉水分,提高统计质量和所公布信息的真实性。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各地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全国,而全国反而低呢?而且几乎年年如此,这意味着什么?②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展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为此,必须消除“官本位”和“等级观念”。但事实上“官本位”和“等级观念”难以消除,或者说要消除不容易。现阶段在不少人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官运逻辑”:着力发展—追求业绩—图谋升迁—扩大权利—提升等级。这样的逻辑表明了它们的因果关系,它适应了一些人的愿望:想当官,官当得越大越好。这种“官运逻辑”和愿望与“当人民公仆”是根本背离的。如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只看GDP,而GDP又能随意上报则无异为这种“官运逻辑”和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运作的空间。③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全国人民为之精神振奋,欢欣鼓舞,着力实干。一个地区是否真正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有若干指标衡量,不是GDP一个指标能反映的。应当说取得GDP增长是实现“小康”的手段,实现小康是目的,所以以“实现小康”作为衡量各地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才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追求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建议采用以下三个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尺度:(一)就业率水平

人生在世,必须有一定的职业。这不仅是为了物质生活,也是为了精神生活。政府有责任安排、引导老百姓就业。就业的反面是失业,以就业水平衡量业绩,也就是要把失业率作为衡量官员业绩的指标。

必须指出:就业与GDP增长具有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它们的一致性是说就业的增加促使GDP增长,GDP的增长又为就业扩大了空间。但它们又具有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就在于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增加不同步。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目前还不足0.1个百分点。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概括地说:一是技术的进步,使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种产业的就业空间不一样。有人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总的就业弹性为0.1,其中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0.06,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4,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54。这种状况表明:农业不再具有吸纳就业的能力,加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趋于下降,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了提高;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人统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但每年新增工作岗位只有800多万个,而仅仅“十五”期间,中国新增劳动力就达4 050万人。所以,这种状况值得各地领导倍加关注。(二)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收入分配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承认差别,但又必须缩小差别。为了一个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收入差距达到了一个较合理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比较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如果高于0.4,表明收入分配正趋于不合理。现阶段从总体来讲全国基尼系数在扩大,据统计已达0.45以上。但各地区的基尼系数有高有低,怎样使它趋于合理,各级政府官员应当密切关注。它关系着弱势群体和社会稳定,不让它趋于合理,就难以实现小康。(三)税收增长

一般说来,税收是新创造的价值,税收的增长一方面表明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表明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创造了物质基础。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纳税人与政府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有纳税人的义务,同时享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利。“公共产品”众多,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概括地说有安全保障、公共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政府能够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主要是纳税人的奉献,是用税的结果。只是这样才能够实现“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所以,实现这种均衡是衡量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

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具有一致性,也具有非一致性。说它们具有一致性,是说GDP的增长包含着税收的增长;说它们具有非一致性,是说GDP的增长还可能使纳税人不增长或超增长。一般说来,照章征税,依法纳税,所征收的入库的税款是实实在在的,不会有虚假。一个地方官员求得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无非是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产品”创造条件。所以应当以税收增减变化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

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还可设计出一些指标,但以上三项是更实际的,更具有操作性,因为它们都能量化。

对党委工作报告的小意见

(2006年5月26日)

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报告,锐意改革的报告,颇具创新的报告,鼓舞人心的报告。

对此报告仅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可修改,可不修改):

1.在工作报告回顾部分肯定成绩时,有一个问题,要不要补上,或在有关部分加上,即多年来我校管理层齐心合力,不计名利,勤奋努力,团结奋斗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2003年的防非典,二是2004年的评建创优。

2.在总结经验部分,能否加一点,即必须实事求是,戒骄戒躁。既充分肯定成绩,又切实看到差距。“满招损,谦受益”,只有看到差距,才能赶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我校在“十五”期间最大的或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有危机感,看到了差距”。有的问题如果早几年动手更好,或许更有成效,比如学校主体搬迁和引进人才等。当然,现在还不晚。文件12页说“不果敢地抢抓机遇是落后,不敢于应对挑战是落后,不加快发展同样是落后”,我认为“没有危机感,看不到差距,也是落后”。

3.师高弟子强,教学质量高不高,办学的指导思想是重要的。但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指导思想的执行者,是学生的领路人。在我校存在的问题中,对教师来说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即相当一部分教师安于现状,缺乏钻研教学、接受新事物的精神。其表现在: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不高,进取精神欠缺,教学内容陈旧,理论脱离实际,对新东西不了解,也不愿去多了解,反正过得去能够应付就行了。这种状况的产生有各种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也非一朝一夕才形成。文件第11页说“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尚未根本改变”,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难以改变。问题是要把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技能传授给学生。为什么有的教师讲课,学生不愿意听,为什么有的教师讲课,学生爱听,关键在于有没有新的内容。所以要鼓励教师钻研教学,接受新生事物,讲求教学方式,更新教学内容。

4.“三步走”这个提法合不合理,科不科学,值得研究。我校提出:60周年校庆时初步建成……多学科性全国重点大学;70周年建成教学科研型……高水平重点大学;100周年转变为研究型……一流重点大学。这样的三步,意味着,现在我校仍处于“教学型”,17年后建成教学科研型,47年后转变为研究型。这样的提法不仅时间间隔长,让人觉得是遥远的事,而且承认了这三种类型是合理的,科学的。但在我看来这未必合理科学:①高等学校只有特色之分,不应有等级之分。②“多学科性”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一个大学有一两个学科有特色,在全国领先也算不错了。③教学与科研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存在纯粹教学型的高校,也不存在纯粹研究型的高校。

5.我始终认为高校科研的任务有三:一要为教学服务;二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三要推动学科发展。高校科研首先要为教学服务,科研不为教学服务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如果引进的人才,只搞科研不搞教学,仅要求发表几篇文章,则是不尽合理的。

6.办出专业特色,要扬长避短,人弱我先,发挥优势,营造品牌。现在全国的一千多所高校中有三百多所开设有金融专业,每年毕业的金融专业学生有几万人。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面临着激烈竞争。我校毕业的金融专业学生,别人不一定肯首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我校金融学科成为重点?我认为高校某一学科是否能成为重点,一要看底蕴即基础;二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要看培养的人才的素质,而素质高不高最终要由需求方即市场来检验。当代,市场对人才的检验,重要的是品德(敬业精神)、知识结构和思维灵敏度(创新精神)。这三个方面有的在高校能培养,有的不能培养。成立“金融研究院”能整合科研力量,对推动金融学科成为重点有好处。但要使它成为重点,还必须有其他安排,其中包括: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带头人的选拔和安排、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参与、成果的推广和运用、经费的筹集和支撑、政策的优惠和导向、同行的关注和认可、舆论的聚焦和宣传、社会的公信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弥补我校地处西部从而产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利。

7.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我校现有的基础来看,按扬长避短,人弱我先,发挥优势,营造品牌的指导思想。要着力培养法学,特别是经济、金融法学,使它逐步成为我校的重点学科。

8.该报告中有些提法需要斟酌:(1)第3页“人才质量显著提高”,可否改为“人才质量稳步提高”。(2)第4页“师资队伍建设成绩突出”,可否改为“师资队伍建设有长足进展”。

为什么要这样改?因为第11页讲差距时,第一条是讲“教师数量不足……严重制约着人才培养质量”,不改觉得不协调。(3)第13页“实现跨越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这样提合不合适?“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抓手”, “抓手”什么意思?现代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精神是“科学和民主”:只有崇尚科学,才能认知事物;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容纳百川,才能启迪、凝聚人们的智慧,拓宽想象力的空间,归根到底才能创新和发明,培育英才。建设现代化大学制度抓什么?如果要写,必须展开。(4)第14页“拥有若干国际知名学术带头人……”这样要求是否高了点和不切实际,有的“海归”在特定领域有知名度,但难说是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社会科学。何况不少“海归”未必在国际学术界知名。(5)引进人才与引进知识应并重。第14页只强调引进人才,没有讲引进知识。其实,校际合作引进知识也是重要的。(6)第10~11页讲学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该报告写了四个方面。我觉得有的提法值得推敲,如“无论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是20世纪末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状况的概括,这样的概括具不具有普遍意义,值得研究,再说还不能认为中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人这样讲,但未达成共识。用这样的表述来论述发展战略机遇期,未必贴切。我倒觉得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推出,为我校发展创造了战略机遇期。在“十一五规划”文件中有关教育的内容,有新的提法,值得关注:(1)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2)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将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3)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4)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该报告第8页“必须坚持把德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要不要改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包含德育,但内容更丰富、深刻)(5)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6)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7)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人才;(8)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要加大人才资源的开发和投入;

这些内容应当体现在报告中,有的已写进去了,但把其他内容加进来,就不突出了。

以上仅是我的粗浅意见,作为学校的一员,我衷心期盼学校更加兴旺发达。

向教育部巡视组的进言

(2007年11月18日)

我总的感觉是学校领导班子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以打造学校名牌为目标,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真抓实干。

按权威文件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学校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推动学校建设和发展方面,我作为教师,能提供以下情况和事实:

1.大力抓发展建立温江新校区,着力让教师与学生生活学习在一起,师生互动。

2.注意师资队伍建设,把引进人才作为有关部门业绩的考核指标,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3.推动教育思想大讨论,强调树立“宽口径、厚基础、强素质、重应用”的教学观,提出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即要转变以单纯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着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4.构筑“基本教育+科类特色”的培养模式。学校今年四月成立通识教育学院,进行“通识”教育,即第一年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年归专业学习,把“成人”与“成才”有机结合起来。

5.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提出“教授治学”,建立“教授委员会”,撤销原“教研室”,成立以教授为核心的“学生指导小组”,经费到组,开展活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6.改变行政管理体制,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已确立四个学院由“海归”当院长,主要任务是推动学科建设,加强与国际交流。

7.充分发扬民主科学决策,已建立了长效的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意见,集各方之智慧,解决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8.关心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关心教职工特别是离退休教职工思想、生活,让广大师生分享到学校发展的成果,建立和谐校园。

9.发起成立普通高等财经院校校长论坛,探讨高校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0.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高校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应不应当是某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甚至学术权威,应不应当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甚至是“社会名流”?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他们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的、行政的管理工作,很辛苦,没有更多时间做学问。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请教育部党组考虑一个普通教师的坦陈。在我看来,高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必须传承文明,发展繁荣自然、社会科学,高校应当出大家。

以上决策和措施正在实施,已初步取得显著成效。当然有的问题还需要实践、探索、改善。总之,我校领导层是一个团结奋进的班子,勇于改革创新的班子,亲和力和凝聚力强的班子。西南财经大学一位在学校时间长、热爱教学事业的教师曾康霖

给温家宝总理的信

(2009年2月20日)尊敬的家宝总理:

您好!

在今年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关注民生、增加就业,这是深得民心的大好事。我作为一个从事金融专业教学的教师,关心高校毕业生能走上工作岗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在此,特提出以下建议,望引起总理关注!

1.我国人民银行系统全国有1 769个县支行,职工约5万人,但多少年来(大约10年)未招聘引进人才。现在面临着年龄偏大(在册职工中41~60岁的人员,占61.78%,40岁以下的仅占38.22%)、学历偏低的状况(在册职工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仅占15%)。但县支行面临的任务繁重,要求高,与此很不适应。

2.我国银监系统,一直分布到县,每个县都有银监局的办事机构,但一般只有3~5人,同样面临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状况,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基于以上两点,我提出在安排大学毕业生就业中,要充实基层力量,优化队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有关部门应关注基层、扶助基层,为调动基层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条件,以充分发挥基层的职能作用。

此致

敬礼西南财经大学 曾康霖2009年2月20日

给刘家义审计长的信(一)

(2012年3月15日)请家义审计长指正:简复国家审计署王赟女士所提出的五大问题(一)财政也是货币的供给者(请参见《曾康霖著作集》第237页)。财政收支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基础货币的供给量影响派生存款。财政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主要是国债。发行国债由商业银行和居民购买,用以购买国债的钱如果是已经处于流通中的货币,不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增减,但如果用以购买国债的钱是商行向央行的新增贷款,则增加货币供给量。想审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否协调?!这是个大问题,很难说清楚,会事倍功半,建议不要以此为关注点。(二)国库的支付、结余情况是值得关注的。已有媒体报道(请参见《经济观察报》席斯文,题目是《国库的秘密》,3月10号左右的文章,请核查),2011年12月31日国库存款余额2.3万亿元,国库结余是普遍的现象,要查它合不合理?正不正常?其中弊端可能有:①该入库的不入库,推迟在下年;②虽然入库了,赶进度花钱,有资料显示,2000—2011年超收了5万亿元,只用了1 000亿元用于弥补赤字,结转到第二年不到8 000亿元,其余4万多亿元都在当年退出支出;③年终赶花钱,其实并不是真正花了,而是虚列账册,把它留着,第二年慢慢用;④把国库资金转作商业银行存款,吃利息,有人说2011年财政的利息平均6%,值得注意所得的利息是怎么处理的?!(三)国库现由人民银行代理,据统计,除中央国库外,有30多个地方国库,49个中心支库,513个县市支库,这样层层管理是否有风险和漏洞?是值得关注的,应当调研,我说不清楚!(四)对财政的审计,我觉得应关注一些重大项目的支出是否及时到位,比如支农,钱是否用在刀刃上,是否被截留,是否被挪作他用等?从收入来说,该缴财政的未及时入库,如国企利润,广大群众呼吁赚钱应为全民做好事,但实际上被少数人掌握,安排特殊用途。(五)现在各级政府却在改革,比如财政收支“阳光化”,即公布预算收支,审计部门有责任监督它真不真实?是否糊弄老百姓。前段时间中央不少单位公示了“三公”支出,有人就说是欺骗群众?

供参考曾老师2012年3月15日

给刘家义审计长的信(二)

(2013年5月15日)请家义审计长指正:金融审计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关注银行贷款的集中度

按信贷管理条例,一定的辖区内的银行对一家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该辖区内银行贷款总额的10%,这是为了避免过度集中产生的弊端。现在贷款的审批是分层次的,大额贷款只有总行和省分行才有审批权,这样10%的空间便有弹性。一些有权、有势、有条件的客户,便找总行、省分行,取得数以亿、千万元的贷款。

此外,还有以控股公司的名义贷款,以总公司的名义借款分贷给下属公司和关联公司,这也能够取得巨额贷款,使贷款集中。贷款的高度集中为一些人违规、越轨、转移资金提供了机会。(二)关注同一家客户对银行借款的交错性、连续性和累积性

现在同一家客户能够在多家银行开户,也能在多家银行借款,有的客户与银行串通,借款相互交错,“拆东墙补西墙”“以借续存”“以存续贷”“以借付息”,这样借款时间越来越长,借款额度越来越大。这种状况通常是在“不阳光”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容易使人发觉。最近农总行副行长杨琨事件就是个案例,向农行借款去澳门赌博,事情发生在2004年,被暴露出来是在2012年。(三)关注大额贷款的流程

贷款是要变为存款的,贷款以后,这笔钱是怎么走的,最终流到哪个环节去了,值得关注。通常是先流向工商企业,然后到机关、事业单位。关注流程能发现问题,正常或不正常。(四)关注银行信贷的操作程序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有的银行贷款违规操作:一种情况是截留存款;另一种情况是不给现金,只给银行承兑汇票。这成倍地增加了客户负担,增大了资金成本。

今年2月银监会出台了“七不准”,要求商业银行合规经营,但也有不听的。

当前,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借款难且利息高。有人调查一笔借款,有三重支出:一是借款利息,借款利息一般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50%。贷款的基准利率为6.56%,上浮50%,即年利率10%左右。二是贴现利息,向银行借款,不是给现金,而是给一张“全额承兑汇票”,把这张“全额承兑汇票”拿到银行去贴现,贴现率将近10%。三是担保费。要借款必须到银行指定的担保公司去申请担保,担保费一般是借款的3%。这三笔支出,加起来,整体利率就是23%,借1 000万元,年付出230万元。如果再加上其他打点可能到25%。(五)关注吸收存款的账外账

目前这种状况,还没有抵制住,且有滋生:不久前媒体报道:农行江苏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携巨款举家外逃的消息。这个银行行长,为什么外逃?两种说法,一是携款外逃,在国外定居;二是炒期货亏了,还贷无门。报道说携款近2亿元,但这2亿元不是银行的钱,而是他个人以高利的方式募集起来的。

他个人凭什么募集资金。所募集的资金,相当大的部分是公款。经查证最大的债主是江阴市龙砂村的书记赵积娣,她借给孙锋8 000万元。这8 000万元是什么钱,其中有5 000万元是村里的公积金,另外3 000万元是她作为中介人向别人集的资。

江阴市龙砂村与华西村是近邻,都是很有钱的地方。这个赵积娣当书记,自己就办了一个纺织厂,叫升华纺织品厂(个人控股51%)。这表明:在民间借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企业的资金,并非私人的钱。同时表明,相当多的公职人员为了牟私利也参与了借贷或者当“二道贩子”,“以钱炒钱”。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孙锋以个人名义集资,钱存哪里,是怎么转出去的?

简单地说,钱是存在外资银行,通过外资银行转出去的。孙峰把钱存在渣打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这个支行有个客户经理叫吴伊甸(新加坡人)与孙峰很熟悉,由她把钱转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到加拿大。

这表明携款潜逃必须有金融机构的配合。而携款潜逃以后,人难以逮捕归案,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只好买单。这一事件告诉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有钱人富起来了,就要为钱找出路,找出路就会找银行,找中介。找银行、找中介,就要有人脉关系。人脉关系就看人的地位(行长、书记),认为有地位的人,就讲信用,就以此寻求生财之道,其实人的地位与信用度是两回事。能不能生财,还在于货币资金是否作用于实体经济。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国家审计署要不要立法审计外资企业。(六)关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

2012年3月,广东发生了华鼎融资担保公司董事长陈奕标的出逃事件,事件的主要原因概括地说是华鼎公司截留所担保的企业借款用于理财,资金链断裂造成巨大损失,企业归还不了银行贷款,给银行带来风险,给社会带来灾难。据媒体报道,违规经营时间跨度之长(2008年就开始截留客户借款,替客户理财),涉及面之广(从南到北涉及的企业446家)、融资额之大(30多亿元人民币),前所未有,令人瞠目。也可以说这是我国金融领域发生的又一次“地震”,不能不令人吃惊,不能不令人深思。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个替企业借款融资的担保公司,怎么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剖析这一问题,还得从陈奕标的身份说起。陈奕标何许人也?广州华鼎融资担保公司的董事长,但实际上他控制三个融资担保公司(华鼎担保、创富担保等)。他凭什么控制三个担保公司?概括地说,凭他身上的众多光环。陈奕标开始是个民营企业家,但他的活动能力很强,1986年,被选为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2006年他根据权威部门要关注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的要求,组建了“广东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会”,并出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样,便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身价和得到了政府重视。2007年他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应当说,众多光环提高了他的社会信誉和赢得了政府重视。他就是在得到社会的信誉和赢得政府的重视中,为所欲为。

担保公司由谁监管,一直是个大问题。广东的融资担保业,2010年前,存在着“三不管”,即银监会不管、金融办不管、经贸委不管。2010年才归广东省金融办管。虽然归口,但由于金融办人员编制有限,业务水平不高,功能定位欠准确,规章制度未建立和健全,不能实现有效地监管。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还与我国金融监管缺位、权力经济和人际关系分不开。华鼎违规经营,截留企业借款“以钱生钱”,

包括投资房地产等,是不能暗箱操作的。况且华鼎公开向所有的人吸收存款,招揽资金,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监管部门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媒体说华鼎担保早就“多病缠身”,但总是没事,这不能不向政府监管部门提出质疑!更使人不解的是:华鼎出现危机后,有关部门人士还制造稳定气氛,这又是为什么?

从国家审计的角度说,不会审计民营企业家,但要关注那些热衷于与民营企业家“打得火热”的那些“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和个人”。这个华鼎公司,从开业的那一天起就有工、农、中、建、国开行、深发展、民生、广州农信社找上门去与它签订融资协议,而且数额巨大。现在出事了,遭殃的首先是工行,据说涉及8亿多元。所以,在我国现阶段,审计要关注人际关系。关注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它的发生、融合、制衡,会不会导致“狼狈为奸”。

要反映现阶段金融监管的局面和形势,可以说,对某些金融机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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