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绍雷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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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的俄美欧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 (欧盟研究丛书)试读：
前言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的相互关系依然是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一组重要的多边关系。这三家相互关系的演化和发展，不仅体现着冷战后、甚至于冷战前国际关系的余绪，还引导着新时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研究透了俄美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把握相当部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走势的脉络。
从理论上说，俄美欧相互关系体现着冷战后三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这三种不同建构的国家发展模式渊源很深，至少已经在二战以〔1〕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了初步的体现。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不光可以以“两极体制”这样的传统说法加以概括，而且，实际上，苏联（继承体为俄罗斯）、美国、欧洲共同体（1992年之后改称欧盟）这三家已经构成冷战条件下各自独树一帜的国家与区域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的相互关系，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体制背景在一起参与和构建全球关系的格局，这个意义上的解读使得这一组三边关系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
三边关系本身作为国际政治现象的一部分，实际上既属于多边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成为多边关系中的核心部分：每一组多边关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总是一组双边关系以及以其为背景的第三方，这第三方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整整的一组国家团体。三边关系使得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繁衍出五花八门的精彩表演，既有合纵连横式的均势战略，又有着单边、双边以及多边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新时期的三边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不仅与传统的国家间竞争相比，其大大增加了合作的考量；而且，三边关系的参与方也大大不同，这使得三边关系增加了交往的复杂性。显然，当今俄罗斯、美国与欧盟三边关系的展开远不是单向度的国际交往可以言说，这里包含着丰富的体制抗争、文化文明的背景等等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复杂交织。因此，从事本书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理论总结，使得对三边关系这一复杂国际现象的理解能够增加深度。
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不少国内同行已经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的郑羽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兴教授，他们关于三边关系的研究著作给予了本项目写作不少启示。从国外学界的同类成果来看。这里有着亨利·基辛格作为“三边外交”的大师所提供的《大外交》这样的作品作为本书的思想理论基础。特别要强调的是，基辛格强调：均势外交其实不只是多边的相互借重与利用。他指出，连当年均势主义的外交大家梅特涅也承认，实际上均势外交的重要之处是存在着自己的道德和理念的底线。Jan Hallenberg和Hakan Karlsson所主编的《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published by Routledge, 2006。）一书对作者提供了不少思想理论上的启示以及新的素材。还有托马·格马尔所写的《欧盟、俄罗斯与美国——老式均衡上的新当量》一文也给予作者不少关于这三家相互关系的新见解。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构成本书的思想来源和观点的基础。
从材料角度看，利用本人以及每一次同仁出访的机会，尽可能地收集该专业领域的最新作品，以期把握最新的学术动态。为了推进研究，本书作者能够使用最为权威的俄罗斯、美国与欧盟的智库信息来充实我们的思考。
为了提升写作水平，作者尽其所能，参与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尤其是参加俄罗斯政府组织的、国际资深学者参与、且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本人每一次都认真出席讲演和个别交往的瓦尔达会议。这些高层次的国际交流对于本书材料的收集、深化和对本书相关事态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三边关系本身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题目；同时，本书注重从思想史的角度，引用对于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相互关系发展以及各自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资料，以求全面观察本题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深层次轨迹。国际关系的研究本身离不开历史，因此，作者特别关注与本题相关的在冷战时期的历史渊源；而对于俄罗斯当前现象的分析，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当代人物与历史上相类似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探寻这些当代人物可能的行事方式及其心路轨迹。此外，本项目注重采用实证素材，以证明文章的观点，因此所选择的角度都是与这一组三边关系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与当代发展的实景。
从结构方面看，本书首先是以三边关系的研究作为破题，从理论上强调研究本题的意义；然后围绕冷战前后俄美欧三边关系的历史沿革做出纵向的剖析，以取得该领域的全貌；该部分的最后包含了本书最为核心的一些观点的表述。此后，从问题领域和地区领域两个角度展开，描述涉及俄美欧三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从实证的角度阐述三边关系的各个维度。为了深化本书的理论概括，以帝国研究作为收尾，尽管帝国研究的内容庞杂，但还是为理解当代的三边关系提供了注脚。因为不只是对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来说，而且对于每一个有过帝国历史的强者来说，帝国的存在都还是一种不可摆脱的惯性。最后的后记是表达上述三边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鉴于本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受到了国家基金委，以及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大量支持，借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参与本书写作、编辑、稿件整理的所有同行、同事们致以衷心感谢。
注释
〔1〕 戴维、长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其有关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分析。绪论三边关系研究——国际研究中一个古老的新问题〔1〕一、关于三边关系的范畴
本项目所指的美俄欧关系，作者将其理解为一种三边关系。这种三边关系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谈论俄罗斯、欧洲与美国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期间一度盛行的三边关系背景下观察中美俄之间的相互抗衡关系。本题意义中的三边关系侧重于关注冷战后俄美欧这三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转型期的曲折态势，力图把力量消长、权力转移和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当代大国关系的多重面目呈现于世。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的三边关系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据说，古代希腊一位城邦执行官曾经请教一位数学家，世界上哪一个数字最大，数学家思考了一下，答道：“三”。
这样的一段传说也许有助于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开题，因为，国际问题的实践及其研究同样是须臾离不开被这位数学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三”。
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通常以双边关系的视角来观察对外政策或者对外关系的走势；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又加强了从多边视角对于国际问题的探讨。其实，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其中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便是对于三边关系的考量。因为几乎每一种双边关系的背后都包含着三边关系的背景，每一种多边关系的核心内容也都会与三边关系密切相关。
纵观历史，“三边关系”或者“战略三边关系”的提法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自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就有着这样的“战略三角”的存在。西方的一位专家认为，国际关系的历史经历了几千年沧桑之变之后，“战略三角”问题依然是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经典现象。二、三边关系的分类
三边关系的分类至少可以包括以下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三边关系发生的不同层面上加以区分。
从全球层面上来看，人们习惯性地会把观察的焦点集中在大国的相互关系上，这里有欧美俄三边关系、中美俄三边关系、欧美中三边关系。此外，在全球与地区层面的交叉点上有中美日关系、俄美日关系。从地区层面上看，三边关系更为复杂丰富。仅以冷战之后的伊拉克战争而言，这里既有美英联军、伊拉克政府和反战的德法俄及中国这样的三边关系，也有内部的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这样的三边关系。从跨区域层面来看，这样的三边关系还包括美国、欧盟、东亚三边关系；中国、欧盟与非洲的三边关系；以及俄、中、印三边关系等各式各样的“三边”、“三角”关系。发生在国际关系不同层面上的三边关系具有不同的内涵。全球层面上的三边关系关注的是与全球总体形势有更多关联的大战略和国际秩序的构建问题，对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生在区域或跨区域层面上的三边关系会较多地关注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进程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发生在一国背景下的三边关系问题较多地涉及国家体制、国内政治力量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问题。
第二个方面，三边关系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其内容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对此，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对其加以区分。
首先，从三边关系所包含的战略内容来说，有些是单维度的，有些则是多维度的。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的三边关系主要侧重于主战和反战这样较为单一的向度，而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则充满着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多种多样的战略内容。其次，有一些三边关系仅是以国家为参与者，比如，俄、美、日三边关系。而美国、欧盟、东亚这样的三边关系则包括了多边区域组织的参与。再次，有一些三边关系很明显地带有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交叉的现象。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国内什叶、逊尼和库尔德人三派所形成的三边关系明显是受到国际力量支持的三边关系，什叶派较多地受到伊朗的影响，逊尼派则是阿拉伯世界的多数派，库尔德人则受到土耳其分裂主义者的支持。最后，这些三边关系对于整个国际政治来说，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以美国为背景的三边关系总是多少与整个国际局势相关联，而没有美国参与的三边关系，比如欧盟、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尽管都是大国和最大的地区集团参与，但主要还是集中于欧亚大陆内部的三边关系。乔治·布什总统的一位顾问曾经这样描绘美国在整个国际系统当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当我们有所行动之时，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所需要的现实，……而当我们在确定某种现实之时……我们会再次行动，创造出另一种新的现实，……我们是历史的‘经历者’”。但是，当我们强调国际格局中主导力量所发挥的作用的同时，不可忽略次级力量或者边缘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显赫一时，使得大国政治受到很大的冲击，而“9·11”事件的发生，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国际体制之外的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整个体制的基础。三、研究三边关系的当前意义
研究三边关系的意义不仅因为在其实践中具有复杂多样性的表现，而且在于其理论内容的丰富多彩，五光十色。也许可以说，三边关系是国际关系几千年实践中亘古未变、最具有时间耐久性、也最易反映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现象之一。而使用三边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冷战之后的国际现象则尤其具有迫切的意义。
与当代国际社会实践相比，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要相对简单得多，一切重要的战略选择大体上是与东西双方的紧张对立有关。一切战略安排都源自世界被分裂为东西两个战略和意识形态中心：华盛顿与莫斯科。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欧盟宣告成立之时，这个两极世界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似乎一切旧时的战略都被宣告过时。在这样一个看似革命性的时代，一个又一个的战略设计与构想相继问世，企图取代旧时的战略框架。在这样一些战略设计中包括以下的种种方案：
第一，回到多极框架的呼吁。这一派观点来自于传统的梅特涅式的均势战略家，如基辛格；也来自于一大批倡导多边主义的自由主义国际构架的理论家。这后一观点认为国际体制是建立稳定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的基本保证。在美国以单边式强权构建世界秩序的战略濒临破产之际，这一派主张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但是，诚如自由主义阵线的领军人物基欧汉所强调的，这一派最近的一些重大主张（如2007年的“普林斯顿方案”）并没有解决一些基本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准备并不充分的前提之下，难以相信这样的一派理论观点能够〔2〕获得持久的实践效用。
第二，“历史的终结”。这是由当时的哈佛大学教授弗兰西斯·福山所提出的一个影响广泛的观点。随着苏联的终结，昔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历史竞争就此将告终结，这一观点不仅为美国的新保守派思想、而且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铺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5年弗兰西斯·福山访问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时，这位教授已对现行战略路线之下美国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笔者应邀参加了当时的座谈，并向他提出关于美国与欧洲当前的分歧及其前景的问题，福山承认欧洲已经是美国的挑战者。而后，福山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决裂，以及对于美国以武力强行推行民主制度这一做法的公开批评，实际上表明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于连始作俑者的原始想法都发生了重要的修正。
第三种观点认为冷战后国际社会将会是无政府态势的增长。因此国际社会间的竞争，尤其是大国间的竞争将导致无可遏制的悲剧。这一派观点集中体现在超现实主义理论家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之中。这位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曾应邀在笔者所在机构发表讲演。笔者在主持讲演之后与米尔斯海默先生共进午餐的时候，曾就该书的部分基本理论前提和假设与之讨论。笔者所获得的印象，是这位超现实主义理论家甚至无法回答此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的相互矛盾：比如，米尔斯海默提出，大国之间当互相意图不明之时，就会发生冲突；他将这一假设性的问题视为是大国必然冲突的基本理由。但是，对于假设中这一问题为何不能够通过沟通加以解决，米尔斯海默先生没有做答。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先驱相比，所谓“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悲剧论”似乎是有欠必要的理论气质。
第四种观点乃是美国战略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认为冷战之后文明间的冲突，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包括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向，甚而超越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这一流派的思想深度及其敏锐性显然是这一流派具有广泛影响的原因。但是，亨廷顿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后所遭受到的广泛批评，显然也表明了这一理论假设的严重缺陷。按笔者的观点，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不过是美国为新时期外交转向的需要提供的一种思想资料而已，不能够简单地视之为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也不能仅仅从学术的角度加以评说。实际上，文明冲突论主要还是出自美国国家利益或西方价值标准的一项战略设计的思想前提而已。
总之，在冷战后整个国际社会寻找新的安全框架和对其作出理论说明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这样的努力迄今为止还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得出能够获得普遍赞同的结论，理论的空白依然存在。尽管旨在取代冷战时期两极概念的说法还有不少，但是，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像“两极对抗”那样如此清晰地表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和集团较量的清楚界限。
于是，三边关系的研究就在理论缺失或理论空位的情况下，以战略分析和形势判断这样一种实用工具的角色出现了。三边关系的解说不能够取代理论，但是却能在国际政治的模糊路径中描述出最为核心的力量结构变化，从而提供战略判断的依据。这样的背景之下，用“三边关系”这一概念尝试表达冷战后大国关系中的纷繁复杂和扑朔迷离，并不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事。四、新老三边关系的比较
其实，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在冷战后期的尼克松政府时期早已出现。当时，由于中苏之间的纷争进而引发的两个大国之间旨在解决第三国问题而出现的结盟、合作或者疏离这样的一种局面，被认为是经典的“战略三边关系”。尽管冷战时期也并没有出现能够为多数所接受的系统理论观点可以用来描述大国纷争的现实，但是三边关系的视角还是被经常地用来作为解释大国关系变动的一种工具。
当然，在冷战后的今天，三边关系的分析与上面的表述已经有所区别。
首先，如果观察一下今天这种所谓三边关系所包含的多样性问题，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超出了冷战期间的三边关系。其一，三边关系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复杂性。冷战期间的三边关系比较多的是单一向度的，比如，当时中美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战略关系的考虑。而冷战之后的三边关系则更多是多向度的，比如，冷战之后的中美俄关系中既有战略关系的因素，又充满了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其复杂性大大增加。其二，冷战期间的三边关系一般仅以民族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而冷战后的三边关系则更多涉及到国际组织、区域集团、或者人种集团，这也反映了冷战后世界国际角色的多样化趋势。
其次，与冷战时期美、苏、欧之间这种典型的地缘政治式的三边关系不同，冷战后的美、俄、欧三边关系是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既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同时也包含有物质与战略利益的较量在内。相比之下，美、俄、欧这三者能够身处一起，较少是由于这三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立场与矛盾方面的谋划（虽然，这种矛盾和分歧始终存在着，同时，也存在如何通过最为有利于己的三边关系模式来减少地缘政治威胁），而较多是由于对于相互之间一种伙伴关系的期待，相信其中能够产生共同的利益。而这种新的三边关系得以延续的动因，在于有相互接受的理念作为基础，并且有着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体制基础使之易于共存。比如，就外部而言，注重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就国内而言，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范式。至少在这些问题上，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俄罗斯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基本共识。
当然，一旦这样的共同理念发生变化，或者共享的国内国际体制出现动摇，那么，这样的三边关系就会弱化，当出现危机或者外部压力的时候，就会走向分化。《变化中的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一书的作者约翰·海伦伯格和哈肯·卡尔松还提出了冷战前后三边关系不同点的另外几种观察：
第一，他们认为，与冷战期间发生在中美苏之间的三边关系相比，新式的三边关系一般发生在全球层面上。但是，按照他们的理解，冷战后的新三边关系只能够覆盖世界政治的次一级领域，虽然次一级层次上的三边关系依然是内容庞杂和相当重要的。顺便说一句，按照这两位作者的观点，像冷战时期的三边关系模式那样希望覆盖世界政治的全部内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今天的世界政治具有那么多复杂多样的面貌，远非一种简单的分析工具所能够涵盖。
第二，另外一个差异是在过去的三边关系模式中，谁是“行为者”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并且三边关系中的这三个行为者是互相承认的。但是，在新的三边关系中，“行为者”的提法就成了一个问题。比如，“欧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行为的角色呢？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并不清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为另外的两个角色所承认。在瓦尔达国际论坛上，笔者曾听到普京总统当着在场欧洲学者的面，揶揄欧盟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国际角色。他说：“你们欧盟每半年换一个主席，如此松散的结构，我们都不知道到时候找谁和欧盟打交道”。
第三，在过去的三边关系中，实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自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因此三边关系中的核心成员都是大规模军备的拥有者，特别是核武器的拥有者。在新世纪的三边关系中，军事实力依然重要，但已经没有了冷战年代那种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现在的三边关系中较多地依赖经济力量以及外交技能。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对于当代安全关系所起的作用。在基辛格所引用的案例中，传统三边关系下外交技能的运用主要还是基于军事实力的大小。但在当代三边关系中，经济问题、环境保护和气候问题等都已经进入了外交技能的领域，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交内容。而军事实力也必须在与“战略控制”、“危机管理”等范畴共同被考量时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四，新老三边关系中的另一个不同点，乃是新模式中的大国关系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非对称的关系。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在战略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经济实力，包括在政治制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不像冷战时代的三边关系，至少美苏之间的实力比较接近，相互之间的力量差距不像冷战后那样的一边倒。以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关系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相比之下是俄罗斯和欧盟都愿意与美国交好，而不是相反。这与美国迄今为止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有关。再以三边关系中各个角色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欧美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个非对称关系。在军事领域，美国和俄罗斯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在经济领域欧盟和美国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意味着在不同的领域里，不同的大国发挥着不同的〔3〕作用。而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则发挥着特殊作用。
按照上述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书的作者认为：当代的三边关系研究中，至少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三边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的根本变化；其次，是三边关系中的主要角色各自内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对三边关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最后，非常有必要关注当代条件下三边关系演进的逻辑及其动因。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本书拟对与上述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当代俄美欧三边关系，特别是就新世纪以来的俄美欧三边关系作全面的考察。
注释
〔1〕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内部论文“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相互认知”发表于2008年上海市社联年终论文集。
〔2〕 2007年早春，美国“普林斯顿方案”的制订者曾率团前来复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召集上海学者听取意见，作者应邀参加几次座谈。作者在发言中提出有关该方案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并与该方案的评议人基欧汉教授深入交谈。基欧汉教授后在发言中表示认可。
〔3〕 Jan Hallenberg and Hakan Karlsson (Eds.): Chang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2006，序言及第一章第一部分从冷战到冷战后的欧美俄三边关系——历史、文化、关系结构及其前景的讨论
对于本书所涉及的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宏大问题的讨论，应该从何着手呢？
首先，可以从传统的东西方关系的角度，即从冷战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高度对抗的角度去看待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这样的角度之下去解释问题，也许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了。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欧洲与美国和曾经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苏联出自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战略利益势所必然地要发生历史性的对抗，即使它们三者之间有过合作或者对抗形势的缓和，那也不过是暂时地利用矛盾或局部的斗争需要，而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则是历史的、必然的。但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在独立后的俄罗斯宣布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之后，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还是充满了相互博弈，乃至是对抗性的竞争呢？
也许，还可以从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出于不同民族国家利益的这三个国家自然会为了它们国家的战略需要去进行竞争与合作等各种形式的交往。但是，在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三边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首先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欧盟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俄罗斯的法定前身苏联曾经是一个多民族联盟形式的大国，不同于一般的单一民族国家，而独立后的俄罗斯虽然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个民族国家，但它还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大国；美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无论就其多民族、联邦制的形式，还是其一直企图号令天下的帝国抱负来说，仅称其为民族国家，总有点削足适履，不能够概括其全貌。
选择分析视角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对于冷战及冷战后的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三边关系这样的宏大题目来说，相关联的不仅是外交关系，而且涉及到国家的内部建构、国家间交往与组合形态、国际秩序的发展与转型、国际政治的思想、思潮与文明以及文化背景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解决这样的复杂问题，有必要至少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其一，是关于冷战历史，特别是冷战条件下欧洲、以及苏俄相互间关系的重新考察和解读。其二，是关于文化与思想历史的考察，即观察在大国间关系的大起大落、或者它们之间的微妙变动背后的精神动因。其三，是关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构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问题与脉络。其四，本文尝试从未来学的视野出发，在三大机体未来发展的视角下，倒推出今天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底蕴及其可能的行为逻辑，从这些信号中去把握欧洲、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三个当今世界极其重要的政治机体相互关系的发展路径。第一章“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的世界体系——冷战史下的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冷战阶段的两极对抗已经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观念了。但是冷战时期的世界是否只是从两极的角度才能够解释的复杂现象呢？从一种被简单化了的东西方对抗的观点去解释冷战时期的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光从后苏联阶段的现实出发难以解释得通，而且，即使是从冷战时期的历史现实出发，也比流行的“两极世界”的观点要更为复杂。换言之，为什么冷战中世界只能是两大体系对抗，而不允许任何其他体系的存在，或者是在萌芽状态中发展呢？冷战这段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类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难道只能够用“两极对抗”这样的图景来加以描述吗？如果不去使用更为复杂细致的观点去解释冷战历史，人们将如何理解从冷战向后冷战时期的迅速转型和有点出人意料地相对和平的过渡呢？
J．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洲系主任戴维·卡莱欧（David P. Calleo）教授曾经提出，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不止是“两极世界”，而是“三个世界体系”，甚至是“四个世界体系”。按照他的解释，这第一个世界体系乃是大西洋联盟和该联盟保护者美国所构成的世界，即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冷战的参与一方——“西方”。而第二个世界体系乃是围绕着共同市场而形成的西欧内部关系网络，其中主要的国家是法国、德国和英国，但是，未来欧盟的雏形正是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具体的形态。第三个世界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卡莱欧认为，这是以美国治下的和平作为前提，同时，是由美国首先构建，然后，西欧与亚洲也对之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一个体系。他甚至认为，“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体系，那就是跨越了铁幕的新生的‘泛欧洲’体系”，这是许多欧洲政治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甚至更早就开始怀疑和思索，然后，力图在上述其他几个世界体系的空隙和夹缝之间打开通路，最后，终于在冷战世界向后冷战世界转型和过渡的过程当中形成为发挥巨大影响的“赫尔辛基进程”。迄止今日，这一“泛欧洲体系”可能也将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的〔1〕启示。
卡莱欧对于冷战时期的欧洲、美国以及苏俄所构成的复杂国际体系的解读，实际包含着对于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三边关系的分析。他的分析当中，关键问题是欧洲。即，在被流行的“东西方”观点掩盖下的这个一分为二的国际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着从“西方”这个概念中分离出来的这样的欧洲。卡莱欧以他非常独到的历史学、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揭示了在两大对抗性体系之下，一个相对独立的欧洲不光是存在，而且是充满了活力；并且是在与其他体系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激励的情况下，一起完成了“冷战”这样一个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历史阶段。而并非如传统冷战史的观点所描述的，似乎仅仅是夹在美苏两强中间的欧洲，或者只能是霸主美国手下的附庸，或者只能是强虏苏联眼中的羔羊。当然，如果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全球的或者东方的局面，冷战体系可能还可以分解出更多的旁枝，不在这里作一一的描述。
的确，二战后一开始，美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自由主义加霸权原则的开放型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远不只是着眼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是急于要构建一个将威尔逊主义具体化、体制化的世界秩序。而欧洲的想法则不太一样。欧洲从两次大战期间的体验以及两次大战中的惨痛教训中体会到，不仅要重建欧洲经济，而且要把欧洲经济置于一个有效、安全、和谐的基础之上；而支撑这一基础的思想原则是国家社群主义、干涉主义以及新重商主义。欧洲国家所想象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与美国所坚持的传统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的做法两者之间并非合拍。美欧之间的这场争论最后以如何构建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焦点而达到顶峰。1944年和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凯恩斯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货币和商业体制，与欧洲国家社会转型的需要相匹配，其关键是希望美国承受国际收支上的巨额赤字，而避免欧洲国家因为紧缩经济而陷于困顿并不能自拔。他认为美国应该是重塑欧洲经济的资本商品的主要来源。美国当时并没有同意实行这样的计划，只是由于1947年以后冷战的爆发，美国出于扶持欧洲的考虑，开始实行马歇尔计划，从而开始了对于欧洲的大规模援助。马歇尔计划的得以实行，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凯恩斯此前提出的计划的翻版。美国的考虑是这样的：尽管欧洲一开始可能会形成为一个内向型的集团，但是一个未来一体化的欧洲终究会赞同全球自由贸易。简言之，美国是将在开始阶段可能形成的欧洲集团视为建立全球范围内美国治下的和平过程中一个难以割舍的步骤，并且寄希望于由马歇尔计划形成的美欧和谐格局将成为未来美欧关系的典范。〔2〕
纵观冷战时期的欧美交往历史，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关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构想是一半被实现，而另一半又成为欧洲一体化悄悄崛起的机遇与基础。即一方面，人们看到的是欧洲经济的成功复苏和开放，1958年起，欧洲货币正式变成为可兑换货币，北大西洋两边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成为自由世界开放式交往的典范。同时，当时在英国所极力主张的、并且也是为法国人所热衷的“拉住美国、压制德国、排除俄国”的观念基础上，借助于冷战起始阶段的氛围，北约得以建立，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权力转移，取代了英国、法国两个老牌帝国对于欧洲乃至于世界事务的主导权。美欧之间看似更为密切的关系以及一个开放体系已经牢固地被确立。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动起来。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体化过程外部环境的冷战这一因素，实际上，在客观上帮助欧洲走向一体化进程。由于德国被肢解成两半，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因而反而有利于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世仇、后来又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由于欧洲的安全防御权力实际上已经交给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因此欧洲国家内部也就避免了任何争夺军事优势的危险。另一方面，从欧洲国内政治发展的态势来看，当时法国和意大利国内势力强大的共产党等传统左翼党派在一个长时期中曾令右翼政党作难。正是由于冷战的原因，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政党受到了来自美国源源不断的近乎公开的支持。经过长时间的较量，最后终于分裂和削弱了共产党等传统左派，使其不再成为像战后初年那样的强大政治力量。所有这些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境。〔3〕
但是，推动欧洲一体化更为直接的动因还是欧洲政治家的战略思想。即在二战之后欧洲合作最开始的时候，欧洲主要国家的共识是通过建立包容原来对手在内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互补、互利，也互相牵制，以这种方式来取得共同利益的突破，这样的政治安排，既避免了由于单个欧洲强国的崛起（比如德国）可能引起的欧洲政治失衡，也可以避免历史上欧洲列国纷争所带来的自相残杀。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所提出的关于煤钢联营的计划，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欧洲六国间的煤钢合作计划。虽然1954年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但是1958年煤钢联营的六个西欧国家建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且同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欧洲联盟最为直接的制度起源。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末，正当英国、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先后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主张的同时，1979年，法国和德国等大陆国家的政治领袖却达成了关于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协定，这一协定后来成为马斯特里赫特协议中有关欧盟经济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政治共识。可见，到70年代末，无论从制度构建的角度，还是从理念主导的方向来看，美国与欧洲已经是逐渐地开始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格局来了。
欧洲一体化的形成虽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是，也离不开冷战的大环境。一方面美苏两家的鼎足天下，把欧洲挤到了夹缝，而另一面，也正是由于美苏两家史元前例的全面对峙状态才使得欧洲具有了自己以独特方向取得发展的空间。在这点上，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是以〔4〕冷战为前提和背景。
以上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分析只是为了证明，冷战期间国际体系实际上较之流行的“两极体系”的说法要来得复杂。除了两极对抗中的边缘部分：东亚，相当长的时间中已经表现出不同于美苏总体对抗态势的格局而外，其中的关键是在互相对抗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和有着自身发展逻辑的欧洲。诚如卡莱欧教授所言，这三个体系之间互相联系和支持，同时又是各自实施着自己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方方面面。所谓欧洲、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被确立起来的。
一个一分为三的世界体系，这是进一步分析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相互关系的一个起点。第二章美俄欧三边关系中的政治文化背景：实力、制度与地缘空间
如前所言，大国关系的确立不像一般中小国家可以凭借比较直接的利益组合、凭籍国际竞争中的因缘际会、或者可以凭籍在国际纷争发生时候的置身事外，来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任何大国，其国际地位的确立必须有深厚的文明背景为依托，必须有主导性的精神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构建，否则，任何大国外交将不可能有引领潮流的气概、动员盟友的能量以及进行舆论传播时的推动力。
作为本文所阐述的美国、欧洲与俄罗斯这三大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勿庸置疑是有着各自内在的文明构建作为其外部行为的思想与道德支撑。那么什么才是这三大政治机体文明构建中最为核心的底蕴呢？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任何政治机体的独特个性正在受到拷问，而千百年历史沉淀的冲刷和繁衍也使得各自原初的灵魂追求和精神寄托正在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探寻各大机体文明核心部分的存在，有利于对各自内部和外部发展的整体把握。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欧洲和俄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分别假设定位为：实力、制度和地缘空间。“实力”是二战以来美国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的最为概括的说明，也是迄今为止美国赖以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民众和精英孜孜以求努力实现的政治目标，也概括地表达了欧盟已经取得的史无前例、并且远较其余政治实体先行的体制建设成就；“地缘空间”则是俄国在上一个世纪里历史性地跌宕起落之后尚能够安身立命之所系，也是它走向未来大国地位的一个无可取代的物质与心理基础之所在。这三个范畴的提出不可能包容这三个巨大的政治机体的所有特征与功能，但是，作为假设性的判断，能够为这三大机体相互关系的铺陈提供分析比较的界面和框架。虽然，自冷战向后冷战阶段复杂过渡的过程当中，作为俄美欧三大块对外战略的政治文化背景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但是，以上所表达的三大实体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始终是这三个政治机体的坚守之所在。
先来看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从诞生的一天起，就是一个以一种非常独立特行的姿态彪炳于世的新兴大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大国犹如美国那样，其作为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时出现的二位一体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同步出现的过程，使得美国没有历史包袱，既不像法国那样还有着前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需要一次或几次革命来驱除巫魔，也不像东方国家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社会分化，需要人为地培植市民社会作为社会中间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在欧洲发端，但是，却在美国淋漓尽致地被加以发挥和构建。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见证者，以自己建国两百多年以来的成就给后来者不断提供着制度的榜样以及个人奋斗的表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是上天赋予美国的安全屏障；而取之不尽的移民因素似乎又成为美国凝聚力独一无二的表现。美国这个来自“山颠之城”的上帝选民，似乎从一开始就环视苍穹，立志要成为拯救苍生的救世主。美国的强大乃是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多样化的人种、创造性的制度和宗教传统自然造就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证明，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关键之点是其实力地位至今难以被撼动。因此可以认为，如果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个焦点的话，那么，这个焦点就是实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于实力的理解应该是一种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表达的解释，似乎一讲实力，就是相对于思想理念、价值规范、组织体制等等方面而言。恰恰相反，我觉得，美国的实力应该是一个包含上述内容的范畴，而且还应该包含对于实力使用时单边独断式的排他性行为特征。
但是，需要考察的是，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于近30或40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观察，大概至少可以选择两个向度作为依据。其一，是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路径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经过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变迁，然后，自从奥巴马上台后，又在向一个意识形态不定型的阶段过渡。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的中兴伴随着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一度使得美国显示活力。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出台伴随着“9·11”事件和恐怖主义的纠缠，似乎表现出美国人的缺乏自信，乃至于只能够依靠寻找敌人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现在还难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水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奥巴马政权基础的整个美国的中产阶级遭逢挑战。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竞选中的希拉里和朱利安，还是当选后的奥巴马，几乎同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就是公开声明，美国会更加注重多边国际协调。但是归根结底，美国不会放弃把单边决定作为最后手段的做法。可见，美国政治精英近乎公开地承认：实力乃是美国手中的最后的王牌。
其二，选择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战略问题研究家、也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轨迹来观察美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可能是判断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依据。综观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在近40年来的几部最重要作品，可以清晰地发现，亨氏是以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学术精英们胸怀世界的远大抱负开始登上政治学研究的顶峰。当时，他在《转变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的研究主题，是与美国急需对于海外世界形成真切认知的宏大战略目标直接相连的。在书中，他公开表示，最为重要的不是民主体制，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气度之下，看来，甚至于连意识形态的禁锢都可以丢弃一边，将苏联称之为“强大政府”。而到了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挑起了关于“文明冲突”的国际大争论，从中人们可以多少感觉到美国深重的危机感，但是，唯一超级大国的辉煌地位却掩盖着所有可能的真正挑战。以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波》的问世，无论学术上还是思想上，人们可以感觉到，这里出现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亨廷顿，他追随着众人言说着的“民主化”潮流，着力于理解一个迅速来临的全新世界，但是他已经不具备像以往那样的犀利锋芒，而是颇有点英雄气短。因为，于冷战结束的狂欢中意外获得胜利的同时，美国也失去了敌人。在此祸福难料之际，他要为阻挡一个超级大国可能的衰势而力挽狂澜，因而需要借助于“民主化”这样众说纷纭的概念。直到亨氏呼吁美国人要强化自我认同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是谁？——美国的自我定位》问世，人们清晰地预感到，不光是亨廷顿本人已经渐入颓路，连“我们是谁”都发生了问题，而且，这似乎是预示着美国的超级大国风华已经远不如往昔，而要靠宗教和自我认同的凝聚来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半个世纪里亨廷顿所划出的这道思想弧线，也许真是在他自己作品的光影之下〔5〕所表征出来的帝国归途。从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中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重要动向，那就是英雄末路，最为崇尚实力的美国也不得不为当今实力的开始相对下降未雨绸缪。
如果说，以其普世主义宗教的感召力、实用主义处世原则以及强劲雄厚的国力作为其精神支柱的美国，正在遭逢一场精神上的炼狱，已透露出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的有所动摇的话，那么，曾经作为对手的俄罗斯在20世纪初崛起，又在20世纪末陨落的跌宕生涯，在其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打下如何的烙印呢？
当年托克维尔的判断非常准确地预见了美国和俄国将在20世纪崛起的事实。但是，俄罗斯这个来自欧亚大陆的国家却在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显现出它的能量。
就像任何大国一样，当代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也有自己的焦点，那就是它所在的地缘空间。雄踞于欧亚大陆的俄国政治文化的关键之点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在它面向欧洲和面向欧亚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找到平衡与认同，从而取得自身的发展。具体地说来，深居于欧亚大陆核心部位的地缘空间决定了俄国并不具备欧美式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原初状态，必得要求俄国寻找与其历史与环境相应的体制模式，接近于欧洲的地理条件使其有可能在“欧风欧雨”的熏陶之下以欧为师，但是，过于硕大的体魄又使得它不时地回摆东方去寻求归宿；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辽阔的地缘空间提供了非常宽广的回旋余地，俄国可以在一个方向上取得突破，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对其代价取得补偿，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享受上帝如此的厚遇。远祖留下的地理空间又以异常丰富的资源作为气候条件严酷的补偿，而且不光是地理资源成为财富，甚至运送资源的管道也有赖于俄国宽广空间的得以左右纵横。因此可以说，地缘的概念就是俄国的安身立命之本。
顺便，需要清理一下在俄罗斯独特的地缘条件之下的思想演进的路向，即俄国是怎样在面向欧洲和面向欧亚这两个方面的摇摆的大体背景。近四百年来，虽然作为后起大国不可避免地以欧洲为师，但是，迄至今日俄国的悲剧则在于欧洲并没有、看来也不可能把俄国作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来对待。每当俄国下定决心要向登堂入室的目标挺进，得到的回报总是令俄国失望。历史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俄国人学习欧洲不够努力。从彼得大帝以来，为了学习欧洲，俄国人前赴后继，历经磨难，其心志之坚定，其代价之壮烈，令人叹为观止。其中的原因可能犹如一位专家的评价：俄国人太过关注于他人的意识形〔6〕态，而没有去构建适合于自己特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从这样的评价出发，那么，俄国能否从另一个方向，即欧亚主义方向去寻求出路，即从一个本土主义的视角去寻求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从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开始、历经20世纪20年代以后海外俄国移民学问家们的苦思冥想、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思想文化大争论中，俄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欧亚主义内部的门类繁芜，错综复杂。但概括地讲，欧亚主义者追求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合乎于俄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国家发展道路，特别是希望寻找到适合于俄罗斯特殊人文地理环境的国家发展道路。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文化的非西方特征；主张强国理念和多民族的团结；原则上不反对市场经济，但不同意西方式的放任自流；同时，主张俄国应该成为穿越欧亚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欧亚主义认为，他们的主张不光是起源于俄罗斯东正教的独特文明，承载着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是内涵于这一地区的历史和人们千百年心理沉淀之下的丰富精神积累。
我们可以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走向来察觉俄罗斯欧洲派与欧亚主义派在潜移默化中相互较量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在叶利钦主导下的面向市场和面向西方一边倒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被认为是西方派“狂飙突进式”冲锋的一次失败。90年代中期，欧亚主义开始重新崛起，尽管只是知识界的呼号和争辩，但是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显示出必不可免地要对国家发展路线产生影响。新世纪普京总统执政以后，一度也是以“回归欧洲”作为国家发展的主线，但是，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人们明显地察觉欧亚主义的影响在逐渐抬头。普京早期所崇拜的偶像是第米特里·利哈乔夫，这是一位典型的欧洲派的知识分子。但是，到了普京执政的第二任晚期，普京则亲自为具有明显欧亚主义倾向、尊奉东正教传统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章。直至最近的三四年，以笔者几次与普京总统亲自见面时的印象与感受，普京在谈到俄罗斯依然要推进改革和走向开放的时候，不光是依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同时，在他强调必须尊重国家理念与恪守民族传统的时候，当着瓦尔达会议上众多国际学者的面，公然称呼自己为“保守主义者”。不管我们对此作何评价，可以清晰地发现：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单一地指向西方化的路径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向欧亚主义方向回摆，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历史性演变。
比较复杂的还有欧洲当代文化的变迁。
作为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先行者，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文艺复兴；也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民族国家系统的构建，所有这些社会演进所累积成的制度创新无一不在欧洲起步。支撑这一宏大历史过程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是欧洲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多样化背景下欧洲文化的统一曾经是欧洲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是，数百年来欧洲各国之间的争斗也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无限的遗憾。所以，二战后的欧洲历史与所有此前欧洲历史的不同点在于，它开创性地承继了从康德以来关于“人类和平”和“世界政府”的构想，同时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点，真正地把欧洲统一的思想变成现实。欧洲的统一是欧洲政治文化的最高体现。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为杰出的创造就是欧洲的制度文明。从这意义上说，二战以来欧洲政治文化的核心乃是：制度。
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看，欧洲制度文明的来源乃是一个多元传统思想的产物。卡莱欧曾经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受到了四个大思想家的影响。首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建立欧洲经济联盟以抗衡美国的想法是欧盟思想渊源的直接来源之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态势中无政府状态的警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集体行动抵御风险的思想依据；同时，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干预作用的思想也是欧盟治理结构的主要思想动力；最后，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阐发也是欧盟发展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可见，欧盟的发展乃是一系列思想的结晶，并不拘泥于某一家某一派的传承。但是，欧洲的发展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另一端，其注重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强调多样化的统一，明显表现出了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和放任竞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最后以其在体制构建上的大胆实验，使得欧盟这一组织形式成为彪炳于世的人类创建。
从对于冷战后欧洲思想发展的观察来说，制度，依然是欧盟能够有别于其他政治主体，并且在其外部行为表现上能够体现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就内部制度的构建来说，欧盟问世的本身乃是欧洲人自立门户、自走新路的表现。欧洲各国对于欧美间社会经济体制的比较，充满了自信。近年来有关美欧体制比较的大讨论中，一个总体的结论正在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可。那就是，相比较美国体制推崇竞争、创新与活力，而欧洲体制的主张均衡、公平与稳健也正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就像当年科耶夫所言，为何就不能把更加具有人性化、更加宽容、更加关注劳动者“闲暇”和“悠闲”的社会发展模式置于美国式〔7〕推崇竞争型的模式之上呢。
其二，伊拉克战争乃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在对于未来世界的制度构建、对于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手段的运用等问题上暴露歧见的一个开端。这样的争端一直延续至今。依笔者之亲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全欧洲各大城市两千万欧洲居民举行反战游行时的浩荡气势令人震慑。当时，被美国发动战争所激怒的不光是普通市民，而且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欧洲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与新保守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论战，对美国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批判，使得人们对于他所宣扬的主张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理念、主张多民族多文化互相包容的欧洲式的“后民族结构”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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