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悟道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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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试读：
袁世凯：一朝称帝千古恨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他是乱世奸雄、窃国大盗。但他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广纳海归并委以重任；他在小站练兵，建立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创立警察治安管理模式，成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这些举措确实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他当国时期，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称帝之举堪称他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假隐居，真隐忍
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其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帆风顺的他是很大的打击。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刚到彰德的日子里，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我们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大概就是那张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出于本能，袁世凯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每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号啕大哭。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九个院落”，借此宣告归隐。
可是，归隐也并不容易。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性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谁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
1910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是闲云野鹤，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袁世凯大概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1906年到1908年那阵，他飞扬跋扈，挤兑别人，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可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罢免了。
看来，做人还是应该低调些。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来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致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去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
1911年，由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慢慢地开始想到袁世凯。最初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
当然，没有摄政王载沣的默许，谁也不敢上门。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袁世凯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平民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迷术数，信风水
袁世凯没有儒家的政治信仰，就信仰歪门邪道，如章太炎所说：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乎力不足者，必营于禨祥术数。这也是他没有信仰做精神支柱的后果。袁世凯走上称帝败亡之道，他的迷信术数、痴迷风水是一剂效力强大的迷幻剂。他身边鼓动他复辟帝制的人最初就是用这些神鬼之道来诱惑他的。
袁世凯笃信风水阴阳堪舆之术，这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很大渊源。袁世凯晚年每次去宫中奏对回来，总是要有好几天感到体气虚弱、身体不适。后来有个风水先生告诉他，宫中召对的那个殿堂方位正好和他的命相相克，所以应该尽量少去。袁世凯信以为真，后来果然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有此一说，所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甚至当皇帝的时候，都没有要清室退出故宫来让自己“坐龙廷”，而是自己搬到中南海去住。
袁世凯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慈禧太后赏赐的翡翠壶。一次，丫环在袁世凯室内将这壶打碎了。袁世凯的姨太太为了息事宁人，教这丫环如此如此应对。当袁世凯醒来，看到地上的碎片，震怒异常，问怎么回事。丫环战战兢兢，说不敢说。袁世凯大声喝问，丫环才说：“进来时受了一吓，因为看到大总统床上睡的不是大总统！”袁世凯大怒，反问道：“不是我睡在床上，那还有谁！”丫环这才满面惊恐地说：“看到床上躺着的是一只大老虎！”袁世凯闻听此言，面色阴晴不定，半晌，喝了一声：“胡说！”然后，吩咐丫环此事再也不许跟别人提起，还赏了她几两银子。姨太太知道此计定能奏效，因为袁世凯相信这些神道故事，他相信自己天命所归，必有这些征候，就像汉高祖梦白蛇一样。而且的确有算命先生告诉他，根据他的面相和八字，他是龙虎之命，必定有登九五之尊的一天。袁世凯五短身材，加上那两撇很有特色的“虎须”，的确有点像蹲在地上的老虎，袁世凯很是得意。这还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前的事，所以袁世凯成了民国元首以后，觉得算命先生有先见之明，他对命相之说更加相信。他最喜欢的摆设就是一块两丈余长的吊睛白额东北虎虎皮（由张作霖进献），他将虎皮铺在太师椅上，常常躺在上面神思遐想，得意洋洋，做着“龙虎之命”的美梦。到了1915年5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迹象非常明显的时候，四川碰巧发现一个溶洞里有两条嵌在洞壁上的恐龙化石，有些利禄熏心之徒就趁机打电报向袁世凯劝进，说这是真龙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当然这“真龙天子”就是袁世凯。袁氏居然深信不疑，还为此专门拨出几十万元的经费来修缮保护。到了后来，他教训女儿读书的口头禅，由“再不好好读书，不给你饭吃”，变成了“要好好读书，都要当公主啦”。对于当皇帝一事，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
但论起袁世凯的长相，与其说像虎，不如说更像“蛙”。
1915年春，称帝前夕，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墓侧突然长出一根紫藤，有一丈多长，蜿蜒盘绕，状若龙型。袁世凯便命长子袁克定前往视察。袁克定回老家看到以后，来信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愈儿臂，且色颜如血。或天命所归，而降此瑞验耶！”于是这更坚定了袁世凯称帝之决心。
在筹备复辟帝制期间，袁世凯曾请一位著名的星象家测字，他写的是一个“袁”字。星象家说：“此字是喜字头，哀字尾——”还没说完，袁世凯恶其言太不吉祥，不让他再说下去，又将其招入密室，命其再占文王课。卜算的结果是：姜太公80遇文王之象。袁世凯以为这是暗示袁氏天下只有80年，心甚不乐。其实这个星象家也真非凡品，算得甚是“灵验”，前者是欢欢喜喜坐基等朝，悲悲哀哀下台结尾；后者80年也没有，只当了83天皇帝，前后相应，没有什么误差。
注重细节，记忆超强
我们常说待人接物要注重细节，袁世凯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袁世凯出身卑微，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就是连“学”都没有“进”过，但他最终位列军机，爵封宫保，在有清一代的汉臣中，以他的出身做到这一地步是绝无仅有的。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谦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权就耍权弄计，飞扬跋扈。在遭人嫉恨算计之后，却又幡然变计，尽改前辙，以谦下待人为能事。即使后来他官封督抚，仍谦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谄媚。他也练就了一番圆融通透的交结手段，使得任何权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宠若惊，而权位高于他的人则心胸舒泰，极为受用。至于权位和他相当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绝不放过任何示好的机会。他赢得别人好感的秘诀在于“以小见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小事来打动人心。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面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像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膀，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都提到袁世凯是一个很有修养、待人亲切的政治家，因为他不管多忙，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是能够一口叫出这些外国人的英文名字，开心地和这些客人回忆曾经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袁世凯对外文一窍不通，记住这么多彼此相差无几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这一点殊为不易，换了别人恐怕就做不到。这些外国人见惯了顽固排外的清廷大臣，忽然碰到这样一位对他们念兹在兹的可人，心中的新鲜感和对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们总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予袁世凯以支持，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礼地做朋友的同时，赤裸裸地争夺利益，面无愧色地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一点却的确是袁的特长。
其实，政治家中博闻强记、精力过人的人很多，但如何将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派上最佳的用场？袁世凯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在见面的时候一口叫出人家的昵称，有时比脑子里装一堆军国大事还重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在你心中至关重要，这是赢得别人好感的不二法门。而在一般交往中，将和他人相关的细节记住并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那么他无法不被你的“深情”所感动。做到这一点难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有心。
对于那些地位比自己卑微的人，绝对不能有所轻视，对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只是一颗小石子的小事，在别人心里却可以激起千重巨浪，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种下一点点轻视，可能收获如山的路障；而撒下一点点尊重，则常常收获千钧的感激和意想不到的厚利。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莲英是结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内应，他对一般的内廷太监就没什么好巴结的了。但袁世凯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手里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个优秀棋手，每一个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场。庚子事变（1900年）后，张勋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和给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即账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袁和张都与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宾廷的感激有什么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官场中一个不变的规则：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宾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马宾廷、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
做人做事有余地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妙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关键就是他坚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予阴取，上下其手。他是浑水摸鱼的老手，水越混，则他摸鱼的兴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灵。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庚子事变”。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只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可能，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账”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皇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的另眼相待是经历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的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命于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把握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乱刀砍死，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可依赖的精锐了。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表达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制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对他的确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洋务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洋务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
春节与元宵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8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来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矮人也有女人缘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
段祺瑞：六不总理，围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通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三造共和。
学艺克虏伯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派用4年的时间，在各地选拔120名11～15岁的中国幼童分批送往美国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陈述：中国欲自强，唯有学习西人的先进经验。西人的坚船利炮，背后有天文、地理、数学、制造等先进技术做强大后盾。因此应当选拔人才，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
虽然这些幼童“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但毕竟是长线的计划——15年风云不定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这对于当时身处“数千年之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的确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作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洋务派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国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李鸿章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道：“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大量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确，然“有器尤须有人”，从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这18400多公里海岸线，无数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谙悉西方火炮长技的人才？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立刻聘他为教官。
1872年，李鸿章再托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士官带足够用3年的笔、墨、砚台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
1886年，李鸿章来到段祺瑞就学的天津武备学堂考察，其目的是为了选拔若干像查连标、卞长胜等有着戎马生涯经历，能在短短二三年学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留学效果的武弁。考察的第一课目是：炮兵学员做炮击海面活动浮靶汇报，这给了段祺瑞脱颖而出的机会。
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实的第38世孙，祖籍为江西波阳。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1870年迁到安徽肥西县陶岗村定居。1872年，段祺瑞随祖父段佩在江苏宿迁兵营里读私塾。1883年10月，段祺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炮兵专业。
因为当时学生都慑于李鸿章的威严，为此，首次开炮的学员，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李鸿章勃然大怒！
轮到段祺瑞指挥打靶，他沉着冷静、笃定指挥，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
李鸿章得知指挥员是安徽老乡，其祖父等家族成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非常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都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可用之才。
1887年夏季，李鸿章亲赴天津武备学堂主持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段祺瑞等学生“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
1888年冬天，五位赴德国留学生的学员名单呈送到李鸿章的手中审批。可是，李在这份留学德国的学生名单里，竟然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鸿章认真审视了片刻，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划掉，换上了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别妻子和仅有一周岁的儿子，和其他四个同学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各种操练课程。一年后，他们又奉命到鲁尔区埃森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火炮实习。
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各种威力巨大的先进火炮，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师夷长技”的魅力。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局面，他们拼命用功学习。
弗里茨·克虏伯从留德督学荫昌转交的李鸿章的信函里，知道这批学生是中国的精英。但因为忙于公务，始终无法抽身前往探望。当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聪颖与吃苦精神事迹后，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前往梅喷射击场教授课程。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和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完成学业后，四位同学都先后回国，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浇铸优质钢、检验钢材压力、拉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
1890年冬天，25岁的段祺瑞自德国归来，当他前来跪叩李鸿章之际，心里一阵惊惶。李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他后脑勺上的长辫并没有造假之后，才和颜悦色地说：“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段祺瑞满脸羞愧。因为在留学时，他曾一度想剪掉被外国人耻笑的辫子。
不久，段祺瑞被李鸿章简派为北洋军械局要员。1891年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五年之久。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之战时，段祺瑞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帮助威海卫守军搬运炮弹，并亲自操炮与日军展开殊死激战。
1895年12月，段祺瑞随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任炮兵营统带，随营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监督和总教习，培养出中国第一支野战炮兵部队并任司令。
三一八：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大女附中、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志成中学(现三十五中)等数十所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以及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些工人市民等各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书记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集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上午九时许，近两万北京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时间，人声鼎沸，群情激奋，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北京学联领导人杨景山(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后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姚宗贤(中共党员，北京美专学生，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当天被打死)等主持，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大会主席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不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广场上与会民众群情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此起彼伏。大会通过了《反对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八项决议案。
段祺瑞政府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但没能平息与会爱国青年的愤怒。会后，由2000多名满怀爱国义愤的群众组成的游行示威大军斗志昂扬地向段祺瑞执政府行进，要求面见段祺瑞请愿。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人们手执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反对卖国投降!”“坚决抵制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行经街道路口时，市民们涌向前来鼓掌致意，有的还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当3000人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院内后，与手持步枪、棍棒、大刀的武装卫队严阵对峙。正在执政府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队伍的声势吓得面面相觑，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游行组织方派安体诚等五人为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段祺瑞、贾德耀面见群众代表，并提出了条件，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志哀。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正在吉兆胡同家中的段祺瑞并没有来执政府接见游行群众。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奋，要求去吉兆胡同段宅找段祺瑞。在执政府院内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逐渐演变成了摩擦，摩擦点燃了火花。据事后执政府含糊其辞地宣称，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导致卫队开枪。示威者则说是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或信号枪声)，在卫队旅长指挥下，大门口的卫队在不做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排枪平射。一时警笛狂鸣，枪声密如连珠，枪弹直向群众飞来。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棍棒，骑着高头大马的刽子手追打、砍杀学生，演出了一场血肉飞溅的流血惨剧，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也有不少人是在躲避枪弹时“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年仅22岁的刘和珍当时剪了发辫，由于留短发的女生并不多，因此她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子弹从刘和珍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她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对前来救护的同学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这时，反动军警又用木棍猛打，致使刘和珍终惨遭毒手。她的校友杨德群见她倒下，便不顾一切前来抢救，也被子弹击中，残忍的军警又向她头部、胸部猛击两棍，致使她当场英勇牺牲。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有26人当场死亡，重伤200余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又死亡21人，共47人牺牲。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大为震惊，无不为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的兽行而发指。在这次惨案中，据目击者称，军警放枪前后均以吹哨为准，所有死者都是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致死。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三一八”惨案是人类世界的大耻辱，就连当时帝国主义的报纸——《泰晤士报》，也称之“兽性”的“惊人惨案”。
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表示愿承担全部的责任，亲自慰问和抚恤遇难学生家长，从未阻止新闻界报道事件经过，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彻底失去了民心。
严谨治家，一生清廉
段祺瑞先后娶了两房太太和五房姨太太，第一位太太吴氏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第二位太太张蘅，也就是袁世凯的干女儿，生了四个女儿。而他的五房姨太太，都是张夫人先后为段祺瑞讨进门的。张夫人因为没有儿子，生怕别人说她不够贤惠，不得已而为之。
大姨太陈氏，早在1914年便过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均不幸早夭折；二姨太边氏只生了一个女儿；三姨太和四姨太都姓刘，仆人们称她们为刘三、刘四。五姨太姓李，便顺着称为李五。这三个姨太出身都很低微，都是花钱买进门的。
段祺瑞脾气很大，在家中说一不二，对夫人、姨太太要求很严，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治家却很失败。他本人素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他尤其痛恨抽大烟，没想到他的夫人、姨太太个个背着他抽大烟。
段祺瑞下野之初，住在天津日租界须磨街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馆里，第二年应皖系下属田中玉之邀赴大连疗养，随行的有张夫人和二姨太。留在家里的几个姨太没了管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偷偷溜出去看电影、听戏、划船、逛市场，四处招蜂引蝶，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公馆。
段祺瑞返回天津后，突然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对劲。下人在窃窃私语，三姨太和四姨太说话总是躲躲闪闪。有天夜里段祺瑞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散步，正好撞到三姨太从外面归来。当时段祺瑞的惊愕无异于见到了外星人，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打扮得像歌女，而且夜半归来！
三姨太也惊呆了，吓坏了。她了解段祺瑞的脾气，知道等待自己的凶多吉少。段祺瑞注视着三姨太，照着三姨太的脸一掌打过去，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
第二天，段祺瑞吩咐张夫人将三姨太送回在北京的娘家。张夫人早已听说了三姨太和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只是一直瞒着段祺瑞。以段祺瑞的脾气，她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如今见段祺瑞如此冷静，倒也放下心来。只是三姨太哭着闹着不肯离去，让她有些于心不忍。
送走了三姨太，不久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又传了出来，段祺瑞一怒之下又将四姨太休掉，打发回了娘家。
对于子女，段祺瑞更是要求严格，而且从不给什么特殊照顾。吴夫人所生长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虽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与段祺瑞一样，十分喜爱围棋，是当时围棋界里响当当的人物。但段祺瑞仍没有为他的前途铺平道路，而是教育他从最底层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处攀登。
段祺瑞治家严明，夫人姨太太子女都不得干预公事。有一次一个姨太太想替一位老妈子的亲戚谋个差使，在段祺瑞面前求情，段祺瑞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怒斥道：“你想买官吗？得了人家多少钱，快说！”
这位姨太太委屈得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但段祺瑞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又将她狠狠训斥一番才罢休。从此，家中再也没有人敢向段祺瑞求情。
段祺瑞当官以后，合肥老家经常来人拜访，目的是想求他给谋个好差使，段祺瑞一概不予办理，只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这些亲戚几日，然后给些钱将他们打发走。就连他的胞弟段启甫上门，他也是毫无情面。当时他已任国务总理，安排个差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段祺瑞认为段启甫不是做官的料，对他说：“你不适合做官，还是给你一笔钱，回家做个买卖吧。”
因此，段祺瑞的亲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发大财的，这在当时的军政要员中极为罕见。
唯一的一次破例，是段祺瑞为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安排了事由。他见那个侄子能吃苦，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谋了个军校的勤杂工。出乎段祺瑞意料的是，这个侄子没当几天勤杂工，很快被升为军需采办。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他是段祺瑞的亲戚，军校负责人处处巴结他，心甘情愿把这个肥缺送给他。
这个侄子当上军需采办后，异常高兴，决心尽职尽责做好这份工作，可每天看着从自己手中流过的白花花的银子，他很快便把持不住，手脚变得不干净起来。直到捞足了油水，他才想到这一切都是沾了族叔的光，于是决定登门拜访段祺瑞。
一进段府，这位侄子看到一位妇女正和一个米贩子讨价还价。妇女虽衣着普通，但言谈举止很不一般，一看就是段府女主人。这位侄子不由得暗暗吃惊，想不到族叔做了那么大的官，家里买米还要如此算计。
这位侄子没有进去拜见族叔，而是转身离开了段府。第二天，他带着一辆大车来到段府，车上装满了米面油盐、鸡鸭鱼肉等食物。他向段祺瑞的续弦夫人张蘅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以后我每月都来送食物，您再也不用和那些小贩子讨价还价了！”临走前，他还特意嘱咐张夫人，不要将此事告知族叔，他早就听说段祺瑞不收礼，担心这些东西被送回。
可是段祺瑞治家甚严，张夫人岂敢隐瞒，当天晚上便将此事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听后立即火冒三丈：“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钱？还要每月都送，我倒要看看他这些钱是哪儿来的！”
不久后，段祺瑞到军校视察，特意向学员们打听伙食问题，学员们普遍反映菜种单一，而且不新鲜，米也不好。段祺瑞气呼呼地来到伙房一看，果然如学员们所说，他立刻叫来军需主任，劈头就是一顿臭骂。军需主任哆哆嗦嗦，只是嗫嚅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关我的事……”再问他，他又说不知道，气得段祺瑞吼道：“不知道是吧，那就给我拖出去打50军棍！”
这话果然见效，军需主任立刻口齿清晰地供出段祺瑞的侄子，并拿出账本给段祺瑞过目。段祺瑞早就对他侄子有所怀疑，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立刻叫人把他侄子绑了来，“赏”了他100军棍。100军棍足以要人性命，幸亏执行人手下留情，这个侄子才保住性命，但也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打完侄子，段祺瑞又做出一项惊人之举，他不顾别人劝阻，主动走进禁闭室，不吃不喝地在里面待了整整两天，以惩罚自己任用私人。
而段祺瑞本人也从不收礼。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给他一个精致的围屏，围屏上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一看就知价值不菲。段家的人看了都爱不释手，甚至半夜里偷偷起来玩赏。可第二天早上，段祺瑞见到围屏，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就叫人给齐燮元送回去了。
还有一次，张作霖给段祺瑞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的副官一再恳求下，才收下两条江鱼。唯独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大南瓜，段祺瑞非常喜欢，破例没有送回。逢年过节时，按照习俗，给段祺瑞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礼品中挑一样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退回。
段祺瑞一生清廉，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和地产，甚至连合肥老家也没有一处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凯赠送的，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馆。后来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号一套房租较低的住宅中。
近代围棋大后台
段祺瑞平时喜欢念佛经、搓麻将，再就是下围棋。而对围棋入迷的程度，连他的心腹徐树铮也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他怎么会迷上围棋，今已无从查考，兴许是同他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童年跟随祖父在江苏宿迁读书，稍长便移居合肥。晚清到民国初，合肥一带围棋颇为兴旺。比段祺瑞稍大的合肥人刘铭传，是清代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围棋高手，他的对局棋谱流传至今；与段氏同时代的围棋名手张乐山，也是合肥人；而合肥望族李氏（李鸿章一族）门中更不乏围棋好手，如李子干、李戚如在光绪、宣统年间均有弈名，他们常邀各地名手至合肥交流，并在合肥组织棋社，结纳棋友。段少年在弈风甚盛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又为李鸿章所赏识而出国学军事，与围棋结上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祺瑞不仅自己嗜棋，他的子侄也喜欢下围棋。长子段宏业的棋艺水平比他的老子还要高。在民国初期颇有点名气，当时次一级的国手如吴祥麟等还非他敌手，后来日本人曾授之以段位。金山人顾水如，棋艺最负盛名，初到北京遇到的强劲对手也就是他。段祺瑞好胜，输棋便不高兴，别人同他下棋总是手下留情。段宏业是个花花公子，染有抽鸦片的恶习，段氏本来就不喜欢他。父子对弈，不讲什么情面，段祺瑞一输棋，常瞪眼斥责他：“没出息，就只会下棋！”20年代前后，段宏业当上天津正丰煤矿总经理，养尊处优，棋也少下了。段祺瑞身边还有一个人，当时与孙科、张学良、卢小嘉齐名被称为“四大公子”之一的段宏纲。此人是段祺瑞二弟碧清之子，从小就跟随段祺瑞，后曾入保定军官学校读书。老段认为他为人忠实可靠，视之如己出，段府内外不少事务多由他出面办理，有的史家往往误以为是老段的嫡子。他的棋艺比段宏业差，同段祺瑞差不多。
段氏一家三人既然都爱下围棋，出入的棋客也便多了，一些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而又附庸风雅之辈也常来凑热闹，段府俨然成了个围棋俱乐部。每有重要围棋活动，一些知名人士如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前清十代肃亲王、入民国后任民政大臣的善耆，曾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骢，大富豪李律阁等等，都纷纷出面捧场，这对于围棋活动的开展自然有利。
围棋起源于我国，清中叶以后日渐衰落，远远落在日本的后面，到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权势，资助围棋棋手，推进中外围棋的交流，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清代官僚大多夜郎自大，段祺瑞开头对日本围棋的水平并不知其底细，光绪末年充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的时候，常与侨居保定一带的日本人下棋，这些人原是一般围棋业余爱好者，段与之对局常胜，由此总认为日本围棋水平不高。有一回，来了个名为中岛比多吉的日本业余棋手，非常轻松地赢了段祺瑞，在场观战的日本人趁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段自知技不如人又不服气，邀了北京的几位名手才击败中岛。中岛这个人颇机灵，过了一个月，摸清中国棋手的招数，逐渐又居上风。段再约当时的一流名手张乐山、汪云峰到保定与之对阵，才把中岛压了下去。
说段祺瑞为中国围棋事业干了好事的另一侧面是资助一批围棋名手，使他们有条件增进自己的棋艺。
围棋易学难精，要精于此道，得下功夫，这就得有个安定的生活条件。清末民初，民不聊生，一些围棋名手鲜有生活优裕的。入民国后的10年间，段祺瑞权势日隆，对围棋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先后设于北京五堂子胡同及府学胡同的府邸，进出的棋手极多。段氏资助这些人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挂虚职、支干薪；二是对局时给奖金。据说，段府每个月用之于围棋的开支常超出千元。
天才棋手吴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关。
吴清源，福建人，祖父曾做过浙江道台，家境原极富有，后家道日渐衰微，父亲一死，生计更为困难。吴一家喜棋，吴清源从小学棋，棋艺进步神速，9岁便同一些国手对局。1925年春，吴清源才11岁，“棋顾问”顾水如领他去见段祺瑞，推荐说，吴清源是块罕见的好材料，因父亲新丧，全家在京难以维持生活，其舅父拟带他回福建另谋出路，这一来很可能荒废棋艺，实在可惜。过了几天段祺瑞想试试这孩子到底有多少分量，便招吴让两子对局。一般棋手同段祺瑞下棋大都让他赢，一个10来岁的孩子哪里理会这一套，又何况论棋艺段祺瑞根本不是这孩子的对手。对局时，吴清源杀得他“尸横遍野”，溃不成军。老段输得那叫一个惨，心情十分恶劣，整整一天不再会客。不过，虽然如此，吴清源并没有因此受到冷遇，段祺瑞照样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费”，让吴继续留京下棋，并经常出入段府。那时，雇个佣人，每月只需要付2元钱工钿，1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1928年，吴清源东渡日本，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棋手，独步棋坛20年，号称“昭和年代棋圣”，至今仍是围棋界仰慕的人物。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还常提起那件往事。
1926年，段祺瑞下台后，手头渐渐拮据起来，接济围棋棋手自然不可能那么阔绰了，但毕竟还有点余威。1928年秋天，蒋介石曾派随行人员吴忠信奔赴天津，代他向段祺瑞请安。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早年在保定军校修业，是段的门生，尽“师生之谊”；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皖系还有潜在势力，借段这块招牌可以用来笼络一批军阀。吴忠信到段府见到段的境况，回南京向蒋禀报，蒋当时便拨款2万元给了段祺瑞，而后数年陆续的拨款为数也不下数万元。段祺瑞在经济方面有“后盾”，与之往来的棋客自然也依然如故。
段祺瑞到上海定居是在1933年初。“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担心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军阀相勾结，特派遣亲信钱某持由他签署的信件到天津，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商谈国是”。段祺瑞遂南来，随行者有吴光新、魏宗瀚以及段宏纲等，1月24日到达上海，定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一带，当时这个地方有草坪10余亩，房屋10余间。
上海自民国以来，围棋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围绕地方富豪张静江、张澹如周围早就有一批棋客，北方棋界的“大后台”段祺瑞的到来，更使这个地方的围棋兴盛起来。北方围棋名手刘棣怀早在段祺瑞下野之后就南迁上海了，北方棋界精英雷溥华、王幼宸、余冠周等也赴上海交流棋艺，就连年近古稀的棋坛元老汪云峰也曾一度南来上海。至于顾水如，仍是段府的常客，自己还在私宅办起“上海弈社”，青年棋手过惕生当他的得力助手，由他引荐也成为段府的常客。30年代中期，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
段祺瑞在天津时已患有神经性关节炎、染过猩红热，到上海那年已是69岁的老人，须发全白，体力日渐衰弱，但生活习惯仍与天津时无异，每天早起诵经、下棋，有时也约客打麻将。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严重的溃疡，大量出血，经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抢救，虽然免于一死，精神却十分萎靡了。就在这一年5月，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当时六段）、吴清源（当时五段，尚未入日本籍）一行来沪访问。吴清源与木谷实是日本棋界的两颗巨星，所向披靡，少有敌手，当时上海自然无人可以同他们下对子局的。吴清源不忘故旧，造访段祺瑞，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是老态龙钟的遗老，两人相遇，感慨万千，他们再次推枰对坐，手谈一局，结果吴清源却以小败终局。段祺瑞心中明白：这一局以尊敬长者为目的的“交际棋”，大概是对他当年惨败的一种安慰吧！
这一年夏天，应蒋介石之邀，段祺瑞曾前往庐山避暑，随行者有段宏纲与顾水如。段见蒋，曾谈及围棋，并提到吴清源，说起这位稀有的天才有可能加入日本籍，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应设法召吴回国，指导国人棋艺，否则日本围棋越来越强，中国会越来越落后。蒋介石当面唯唯，其实当时他哪有心思办这类事，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一生天津缘
1885年，正处于洋务运动中的清廷，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在天津开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时任直隶总督兼洋务大臣的李鸿章一手促成了此事。
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多是从淮军中选拔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学堂分步、马、炮、工程四科，段祺瑞被分在了炮兵科。
官方在这所学校里下了大力气，教员多是从德国退役军官里聘请，学习的内容中西结合，十分全面，从历史、地理这些基础课程，到兵法、图上战术这些军事课程，都要涉及，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说，可谓一场考验。
段祺瑞显然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几年后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不久就被选派到德国去进行深造，进入柏林军校，仍然进行炮兵的相关学习。在德国期间，他曾经有机会到世界知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大开了眼界。
在德国学习后，段祺瑞返回国内，在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师。但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关联还没有断开。
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多成为新军中的重要人物，除段祺瑞之外，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悉数毕业于此，其中冯国璋、段祺瑞与王士珍，后来曾分别担任民国总统、总理、总长，被称为“北洋三杰”。
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学堂被焚毁。到了20世纪初的几个年头，由于北洋军扩充迅速，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袁世凯便决定着手恢复北洋武备学堂，承办此事的正是段祺瑞。
从德国回来后，段祺瑞虽在威海任教，却一直未受重用。他的仕途转而变得顺利，也与天津有关，源于小站练兵。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整个国家改变了重文轻武的观念。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朝廷就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进行训练。胡燏棻招募了近五千人，组成了十营“定武军”，驻兵地点就在天津的小站。
但很快胡燏棻就另有任用，在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保奏下，袁世凯走马上任。
定武军属于新军，必须要由懂得新的军事知识的人来训练。于是袁世凯选中了那些曾从武备学堂毕业的人。最初他选中了王士珍与一个叫梁华殿的人，谁知不巧的是，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就在一次夜间操练时失足溺水而亡。随后，袁世凯又物色了两人，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
此时，袁世凯已经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也扩充到了七千多，和当年武备学堂的配置一样，分步、马、炮、工程四个兵种。段祺瑞到了小站后，被任命为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据民国知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专著《武夫当国》中记载，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在保定设立了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的事务，下设三个处，段祺瑞就担任参谋处总办。
由于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大臣，因此他的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袁世凯对段祺瑞很器重，陶菊隐在书中称，袁氏曾特意关照、帮助段祺瑞成为北洋军第三协的协统，也就是新军中的高级将领。
在段祺瑞的人生中，袁世凯有着重要的影响，清廷覆灭，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先后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但两人的关系也存在波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主张对日立场强硬的段祺瑞与袁世凯产生分歧。当时日本报纸称两人即将决裂，段祺瑞一度发表辟谣电报，称其“挑拨离间”。但之后不久，袁世凯就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随后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被“打入冷宫”，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为了对付南方的护国军时，才又请段祺瑞出山挽回局面。
段祺瑞一生，曾几次退居天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两人分庭抗礼，先后在国务秘书长人选、是否对一战中的德国宣战等问题上产生矛盾，被称为“府院之争”。
1917年3月4日，在与黎元洪闹翻后，段祺瑞负气来到天津，经冯国璋劝说后返回北京。到了5月份，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到天津，并通电表示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但这一次两人的纷争，竟意外地给了张勋机会，导致了后来复辟闹剧的出现。当年7月，在击退了张勋，将冯国璋迎进北京就任大总统后，段祺瑞在天津重获了他的总理职务。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门，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以后，而后于1924年11月返京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再次寓居于天津，就住在今天的鞍山道38号。
对于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他的外孙女袁迪新曾对媒体有过详细的讲述：“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袁迪新曾在杂志上披露，段家在天津的生活相当好，她“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但在物质生活之外，段祺瑞也很重视家教，聘请家庭教师给后辈教授英语。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未置身政事之外，而且历史的风云变幻也似乎总不会遗漏他的身影。
随着日本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也渐渐受到了影响。日本关东军头子土肥原贤二就曾几度到天津密晤段祺瑞，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华北政权，并表示愿意鼎力支持。
但段祺瑞显然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与此同时，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派人专程赴津，请段祺瑞南下，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1933年1月，段祺瑞乘车前往南京。抵达之时，蒋介石给予他极高待遇——蒋氏本人亲自前往迎接。而段祺瑞随后也公开表示：“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
此后，段祺瑞一直居于南方，直到1936年去世，再也未回过天津。
吃斋念佛为哪般
段祺瑞下野之后，即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吃斋念佛，表示自此不再问世事了。
当时段的亲信勒云鹏、吴光新等人也和他一起念佛。段祺瑞最爱吃南方的豆豉，吃斋之后，豆豉更成了他每餐必不可少的佳肴。他还令人养了几只母鸡，以备他吃鸡蛋，但他不准在这群鸡内有公鸡，他说这样的蛋是“素蛋”，素蛋才可以吃。
时天津有不少小庙，亦有几个较大的寺院，如大悲院、海光寺、河北大寺等，都香火甚旺，居士很多。北洋军阀时期，一些被打倒失败下台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被推翻的清王朝王公权贵、遗老、太监等，多避于天津做寓公。
段吃斋念佛，并没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蛰居的幌子。每有他的学生、旧部来公馆看他，说到国内遍地烽烟，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并说若收拾这盘残局，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帅东山再起不可，这时，段虽然嘴上不说甚，脸上却露出笑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于阵前倒戈，回师北京，推翻了曹锟的总统宝座，电邀孙中山北上，段见出山的时机已到，便重新集结皖系势力，并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段在冯玉祥、张作霖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
段执政再次进入北京后，虽然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但他的住宅却设在了南门仓的新公馆。段的这个公馆是数年前开始修建的。其地皮原是清朝一位王侯的府邸，段请风水先生看后，风水先生说这块地皮风水不错，段便下令于此修公馆，并请了一个叫魏延平的工程师画图监工。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还有若干跨院。东面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园内有假山，通后花园有条河。这座公馆建成后，段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段又逃回了天津，此次出山，就住在这所新的公馆内，花园的小楼成了他诵经的静室。段虽然重新执政，然依然吃斋念佛论道。
冯国璋：毕生不忘和平统一
冯国璋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并接受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追随聂士成
1894年6月，冯国璋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冯国璋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1895年10月，“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冯国璋只得跟着往回跑。冯国璋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冯国璋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冯家的功臣，以后就由专人照看起来。
清朝末年，冯国璋回到聂士成将军的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冯国璋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冯国璋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险要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冯国璋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冯国璋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局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月末，冯国璋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冯国璋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冯国璋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冯国璋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裕庚是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冯国璋。冯国璋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冯国璋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冯国璋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冯国璋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再次赴日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冯国璋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冯国璋。有记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敛财只因太穷”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难得了。
冯国璋去世后，留下遗产300万元，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
禁军统领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军攻克汉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因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1912年2月初，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展开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儿，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正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五将军密电
袁世凯爬上总统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无其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是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使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许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驱逐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阵营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袁氏集团取消帝制，惩办复辟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复辟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起了一定作用。
工作作风
在待人方面，冯国璋非常宽厚。有人认为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冯对于明码的或是密码的来往电报，一般是件件过目。特别是关涉到政治大事的一些电稿，更是字斟句酌，绝不马虎。
对于一般的文稿就有所不同了，如当冯在直隶都督任上的时候，他白天晚间都在忙于会客，这时，他没有时间看文稿。
当然，有些特别紧要的文稿，还是由胡嗣瑗和恽宝惠趁着他会客的间隙随时拿上去请示他过目画行，只有等他晚间会完了客，这才由主管给他送文稿的一位王芷瓶秘书把当天的文稿汇齐拿上去请他画行。
他对于文稿，只是画而不是看。
他的画行办法是这样：当那王秘书把当天的一些文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就由他所用的上差把这些文稿鱼鳞似的摆在了一张可以容纳12个人围坐的大餐桌上，这一件文稿和那一件文稿之间，仅仅留下了印有“都督冯”三个字的一行空隙。
这时，冯便手里拿着墨笔，由上差捧着墨盒，挨次地从前到后画上他那草书的符字。
这样画来画去，不一刻也就画完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翻看一下那文稿的事由，至于它的内容，就更不在话下了。
有的人说冯懒看公事，大概就是指着上面的这种情况而言的吧！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像段祺瑞那样，不但在公文上画行画阅的是徐树铮，就是动笔改稿的也是徐树铮。
原因是，在冯的面前，从来没有一个像徐树铮那样能够左右他的意志的人。
冯在用人方面自有主见。他在军事方面用人，无论是在地域上，或是在学历上，都有着他自己的标准，一般要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前身），而籍贯又是属于直、鲁两省的，才能在他的身旁工作，同时，也才能得到他的信任。他前后所用的一些军事幕僚，像张联棼、师景云、熊炳琦、陈调元等等，便都合乎他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同时，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冯国璋对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却大多抱着轻视的态度。和他在前清练兵处、军咨处同事过的良弼、哈汉章、卢静远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二期的学生，在当时，也都已经是“初露头角”的所谓军事人才，可是，冯却特别看不起他们。
一次，冯在和心腹谈到这些人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连个曹长（日文名称，相当于连司务长职务）都不够，还骄傲什么！”也正是由于冯对于日本“士官生”的一贯看法，所以，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就任第一军军统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调到军司令部去当参议，而让第八协协统陈光远升任了这个镇的统制。
可是，冯之所以把王调走，还不仅仅因为王是“士官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王不但是一个南方人，而且还是一个湖北人，这是不合乎冯的地域上的标准的，更何况当时正在武汉三镇作战，又怎么能保得住王不和革命军方面有所联系呢！那么，在冯身旁的军事幕僚当中，有没有超乎他这个标准的例外呢？只有一个，那便是一向做他参谋的刘宗纪。
刘虽是一个“士官生”，却是冯自己的外甥，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冯在待人方面，外界感觉是属于宽厚一路的。
所有在冯身旁工作过的人，几乎从来没有由于冯个人这一方面的原因，或是喻示某些个别的人中途辞职，或是直接就把他们撤换掉。
因此，冯对于这些人，都是能够“善全始终”的。“总督少爷”刘体乾，还有王克敏的胞兄秘书王克诚——他们同是咨议厅的，冯就不止一次地在恽宝惠面前说他们“真不行”，可是，也是一直等到他们自请辞职，方算了事。
只有他对待复辟派的胡嗣瑗这件事，似乎是冯在利用胡嗣瑗，也就是说，在他准备利用胡的时候，就尽力拉拢胡，引为同调；一旦事过境迁，认为胡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胡一脚踢开，再不和胡见面。
至于冯国璋对于他所用的比较得力的少数心腹之人，那更是相当优厚。
算卦迁祖坟
1884年初春的一天，穷困潦倒、辍学在家的冯国璋在河北河间街上闲逛，踱步来到当地有名的“李半仙”李大嘴的卦摊上，叹气道：“我……”李大嘴听了老半天，才听明白冯国璋想拜他为师学算卦，便笑了笑，撇嘴道：“你冯老弟天庭饱满，中年飞黄腾达，不是王侯就是将军，我怎敢收你为徒呢？”
冯国璋知道，这是李大嘴在推托，第二天他便怀里揣着银子，又来到李大嘴的卦摊上，“还望李师傅指一条明路啊！”
李大嘴心知，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的冯国璋因其父无钱供给学费，只好无奈回家耕田。为此，他常跟父亲争吵。“我观冯老弟的骨骼相貌，还真是个当兵吃粮、跨马当将军的料呢！”李大嘴笑呵呵地说。“还望先生给我父亲讲讲！”“一定！”既然收了冯国璋的钱，就当回说客又有何妨？经李大嘴天花乱坠一说，冯父也心存奢望，便点头放儿子走了。
冯国璋背起包裹，由河北来到天津大沽口，投到了淮军聂士成手下。因其写得一手好字，便在军中做了一名专管文书案牍的幕僚。第二年，他便被聂士成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跟随袁世凯打打杀杀十几年，还真的成了跨马征战的将军。1917年7月，冯国璋当上了中华民国代总统。可惜，不过一年多，冯国璋将总统的宝座才刚刚焐热，就被国务总理段祺瑞赶下了台。
这天，下野的冯国璋黯然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河间故里隐居。“冯大总统！嘿嘿！”八抬大轿将冯国璋抬到河间街道上时，身后传来一个人的高叫声。
冯国璋一看此人，连忙吩咐停轿。他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李大嘴。他说：“李先生好啊！”“好！只是老朽学艺不精，当年没算出大总统会登九五之尊位啊！”李大嘴一句话把冯国璋的思绪一下子引到了20多年前的算卦上。
冯国璋为感谢李大嘴的指点之恩，将他请到自己的宅院里，大摆酒宴款待。
酒足饭饱后的李大嘴说：“恕我直言，大总统！你当总统时间不长，关键是你家的祖茔不是宝地，如果……”
李大嘴的一番话说得冯国璋眼珠骨碌碌直转。这天天一亮，冯国璋就带着保镖，偷偷地跟随在李大嘴身后四处踏穴了。“大总统你看……”李大嘴指着城东七里外的黄龙湾，给冯国璋大讲特讲：此处有沙龙眠卧，得水而活，飞黄腾达……“这里有山，有水，好地方！”冯国璋不由赞叹起来。
之后，冯国璋就出了高价1000两白银买下了这黄龙湾“宝地”，便将其祖父、父亲等统统从冯家老坟迁到黄龙湾新墓地。
办完这些，心想“沙龙”宝地定会荫及子孙的冯国璋，这天晚上在睡梦里都高兴地大笑不止。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冯国璋一醒来就打摆子中风了。
曹锟：三傻子有好福气
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用人不疑，敢作敢为，具有领袖品格；他执政方式比较温和，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贿选总统是其最大的污点。
三座靠山
袁世凯编练新军需要大批有才干的人，他在天津办了个北洋武备学堂，专门培养军官。曹锟自小念过几年书，又跟刘得胜练过几年武，所以他在淮军里当兵时间不长，就被保送到武备学堂第二期学习。
曹锟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他不光是脑袋瓜儿活泛，还在闯荡江湖的这几年里学会了一手儿剜门子、走路子、投机取巧的绝活。当时，天津城北门里住着个一跺脚整个天津城都跟着乱晃的“曹大帅”。曹大帅本名曹荩臣，天津城北宜兴埠人，原先在朝廷里当过水师提督、陆军提督。甭看他早就卸了任，就凭他曾跟袁世凯的爷爷袁甲三拜过把子，城里城外的人们谁敢小看他一眼？曹锟眼下正打算走袁世凯的路子升官，这曹大帅正是用得着的人。
曹锟先是四下里打听曹大帅的家世底细，然后提上一份厚礼就去找曹大帅“认亲”。他跟曹大帅编笆造模儿地说了自个儿的家谱，曹大帅先是不信，可等到他把自个儿的家谱拿出来一对，嘿，还真是丝毫不差。曹大帅是个既爽快又义气的人，当下就认下了曹锟这个同宗侄子。
曹大帅的眼力果真不错。他这半路上认来的“侄子”真比他从小抱大的儿子还强上百倍。曹锟三天两头地上门来“孝顺”，从来不空手，三节两寿的贺拜更是风雨无阻。该做的事从来不用旁人支使，该说的话更是保管妥妥帖帖。曹大帅挺看重曹锟，打算给他“运动运动”。大帅的夫人也别提多看重曹锟，还没等大帅说话，她早把“运动”的话给袁世凯的太太递了过去。袁世凯的太太受了曹大帅太太的重托的同时，也收下了曹锟送来的重礼，就一股劲地吹起了枕边风。袁世凯挺开明，当下就跟太太说：“举贤不避亲。你保荐谁都行，可有一样儿，你得先把他叫来给我看看。”
曹锟来了。袁世凯见他长得“虎形面有福相”，说话办事又极有分寸，心想，我太太保荐的这人还真行，当下就提拔他当上了陆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一下子找到了靠山，并且很快就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嫡系，这就为他后来的高官任做、骏马任骑，铺就了一条平平的道儿。
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南京临时政府先是拍电报，然后又派专使到北京来请临时大总统到南京去走马上任。这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袁世凯早就盼红了眼，可他却不敢轻易去南京上任，他生怕这是临时政府的“调虎离山”计，怕到南京会掉脑袋。他想，大总统一定要当，可要在北京当才好。不去南京总得找个碴口吧，于是，他就派曹锟在北京搞了一回“壬子兵变”。
曹锟早就盼着能在袁世凯跟前“尽忠尽孝”，这下子，他终于有了机会。在二月十九日夜里的“兵变”中，他一马当先，带着他的第三师在东四牌楼、崇文门、正阳门等各处见了当铺、钱庄、绸缎店、首饰楼就抢、就烧。这还不算，为了销赃灭迹，他们还到处放火，就连左近的居民住户也跟着一块儿遭了殃。这兵抢、匪夺、外带着火烧，可把北京给折腾苦了。袁世凯借着“镇反”的幌子没去南京，就在北京打马上任，当起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为了表彰曹锟在“兵变”中卖命有功，袁世凯特地奖给了他一枚白鹰奖章。
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曹锟就是够“意思”，愣是冒着自个儿身败名裂的危险，给袁世凯发了公开电，要求“改变国体”，劝袁世凯要“顺乎民意”当皇上。袁世凯也同样够意思，刚一当上皇上就封曹锟为“虎威将军”和“一等伯爵”。曹锟尽管为这事遭了国人们的白眼，可他却是认为他的那封电报拍得“值”！
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刚一宣布要当皇上，梁启超立马就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云南督军蔡锷当下就宣布云南独立，还成立了讨袁护国军，去攻打四川。四川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袁世凯立即派曹锟带着第二路军开到四川去打护国军。
虽说曹锟一直把袁世凯当“干爹”、当靠山，可他不傻，他也长着后眼。眼下，他见护国军作战勇猛，国人上下也支持；再看看自个儿的部下，也十有八九反对袁世凯当皇上，打起仗来不卖真力气，再加上队伍里差不多都是北方人，在四川水土不服，哪儿还有打仗的心思？想到这儿，曹锟反倒乐了：打不了仗更好——要是手下的军队都叫护国军给收拾了，我往后还靠谁吃饭去？与其如此，我还不如给他来个不战不和，不进不退，干脆给他来个晃荡起来看！
他这招儿也真够损，他从12月一直“晃荡”到来年的3月，3月22日，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不得不从龙椅上滚了下来。曹锟又“晃荡”到6月，6月6日，57岁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了。
靠山倒了不要紧，老的靠山倒了还能找到新的靠山。袁世凯刚一死，曹锟就写信叫他的七弟曹锳到北京买通了当时将军府的果威将军靳云鹏；又通过靳云鹏买通了国务总理段祺瑞。这一招儿比什么都灵，不到3个月，段祺瑞就把曹锟调回直隶，当上了直隶督军，转年又兼了省长。曹锟对他的新靠山段祺瑞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吴曹渊源
真正的友情是正直之人的灵魂契合和意气相投。邪恶的人有同谋；自私的人有同伙；政客有党徒；军人有属僚；战场上有战友，欢场上有损友。
1907年，清廷改制东三省，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军务。这一大片白山黑水除了强邻俄国、日本的滋扰惹不起可以不问之外，土匪横行，严重危害治安，这是没有理由不管的。当时东北驻军兵力单薄，分兵把守几个重要城市，并无机动力量专事剿匪。于是徐世昌奏请朝廷，将保定新军的第三镇调到东北来。
第三镇出关之初由旗人凤山任统制，驻防地为吉林长春。吴佩孚为该镇十一标一营管带。其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广东起事，凤山奉旨前往镇压，一到广州就给革命党人炸死。袁世凯看中了曹锟，由他接任统制，于是吴佩孚成了曹锟的直接下属。
曹锟接掌第三镇，局面丝毫也没得到改观。土匪熟悉地形，耳目灵通，不等官兵来到早就作鸟兽散无影无踪了。官兵一离开，又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绑票纵火。民无宁日，纷纷上告，状子直达北京。
曹锟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问部下官佐谁有剿匪之良策。
那时候的曹锟46岁，身体已经开始发胖，但他身材粗壮、面色黑红，唇上蓄一副乌黑浓密的翘胡子，脑后吊一根粗大油亮的发辫，整个儿老实憨大的样子。
吴佩孚时年34岁，身材高瘦，体肤微黑，冬瓜形的脑袋后拖一条油光可鉴的发辫。那时候他还没有蓄须，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排略微发黑但整齐坚固的牙齿，样子虽然算不上英俊潇洒，也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
当下他见同僚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统制大人忧心如焚，声称若不能消灭匪患，则他只好到奉天长跪门，向总督大人请罪了。
吴佩孚挺身而出说：“标下愿往。”声称保证要将土匪手到擒来。
曹锟看了看他，半天没开腔，显然有些信不过。这个姓吴的小子在咱营里每天只拿着本书闷看，走起路来蹈方步，一介书生的样子，与生人说话还有几分女儿的忸怩态，能降伏那些野蛮得像虎狼般的土匪?
吴佩孚不行，那么又让谁去呢?军官们一个个像缩头乌龟。盘算来盘算去，转念想到难得有人临危请命，其志可嘉，不妨让他去试试！
曹锟问带多少人去，吴佩孚表示一个营就行。
曹锟又不相信了，冷笑说：“我全镇兵马1万多人都没成功，一个营怎么行呢？”
吴佩孚坚持只要一个营，只是得从各标各营中挑选，重新组合，每个士兵还须配一匹好马。
曹锟依了。又问：“多少天可以成功？”“50天。”“什么，50天?”曹锟似信非信。正值用人之际，又再没别的军官敢应承，只好让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去试试了。
吴佩孚说到做到，没多久长春地区的匪患就基本上肃清了。
曹锟高兴极了，觉得吴佩孚确实是个将才，并非说大话的狂人，日后要图大事就得有个这样的人做帮手，必须结纳在身边，做知己看待。除了向总督大人为他请求奖赏、第三镇僚属摆酒为他庆功外，曹锟还在自己的统制衙门单独设宴，以示体恤。
私宴设在签押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子里。曹锟要吴佩孚忘掉从属关系，说自己在老家排行第三，家里人都称他为“三哥”，他要吴佩孚也这样称呼他，而他则称吴佩孚为“子玉老弟”。
1913年，汤芗铭督湘，曹锟率部驻防岳州。一日，汤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不谙此道，其参谋长等也都不善于辞令，吴佩孚趁机毛遂自荐，说：“师长，我愿意替你说两句，好吗？”曹锟求之不得。吴佩孚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太好，可汤芗铭却大为赞赏，称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后来汤想跟曹锟借吴去当旅长，曹说：“咱们的人才，咱们不会用，让人家借去当旅长，咱们不会给他当旅长。”于是，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从此吴飞黄腾达。可以说正是由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吴佩孚才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才成就了一番事业。因此，吴佩孚深感曹锟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北洋。
三次换妻
曹锟从军中一个无名小卒，一步步走向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其间共有4个女人先后走进他的生活。曹锟先后所选这4个女人的动机，除去生理和家庭的需要外，还另有一番事业和政治上的深意。
曹锟于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天津大沽一个普通造船工家庭。饱尝人世艰辛受尽别人白眼的曹锟并不想到船上与父亲为伍，16岁的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去集上贩布挣钱。
曹锟竟然有点小财运，每次到集市多少都能赚一点回来，这对于还是孩子的他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只是他有个小毛病，赚了钱必先到酒馆喝几杯。有时候喝多了醉倒在半路上，孩子们就上去抢了他剩下的钱，曹锟醒后见钱没了，也不生气，只是一笑了之。
由于家里缺人手，父亲便张罗着想早日给他成亲。父母考虑居家过日子应以贤惠勤劳为本，便给他选定了村内一郑姓女子。该女相貌一般，也无文化，比曹还大几岁，但曹锟考虑自己的家境，从生计出发，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婚后第三年，正当曹家光景日渐好转之时，李鸿章所部淮军到天津大沽树起了招兵旗。生性胆大又不安分的曹锟不与父母商量，也瞒着郑氏，自作主张偷偷参军入伍。
曹锟进入军队，鱼跃鸟飞，好风青云。其间袁世凯正奉清廷之命在天津筹建新军。曹锟投奔袁氏。投袁之后，职衔一路小步快跑，官星冉冉。恰在这时，曹锟当年的上司高某，见曹相貌不俗，能力突出，未来前途必无可限量，遂主动将自己19岁的胞妹高氏许曹。曹已经得知，这高氏生在殷实人家，养得娇美高雅，容貌秀丽。平时又被教以琴棋书画，是位典型的才淑女。此时曹锟正值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他感到需要用娶妻“添福”了。
高氏慧外秀中，说话做事恰当得体。曹锟出入官场，登堂入室，迎来送往，常把高氏带上，甚是风光体面。在待人接物甚至官场应酬方面，高氏参与其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细心的高氏终于发现她不是原配，这对追求完美的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遂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于1908年郁闷而死。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曹锟随建制转革命军，并入卫京师。所部被袁世凯改为第三师，曹任师长。第二年，曹锟五弟曹钧，见兄平日军务繁忙，亟须一位内助，便着意为他物色续娶人选。
恰好曹钧认识一位陈姓天津商人。该家有女名寒蕊，年甫二十，生得花容月貌，且自幼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曹钧心想，此女为嫂，定能相兄成业。时曹锟已年届五十，经五弟一番渲染，遂动了续娶之念。只是寒蕊十分不愿意，执意不从。问其理由，除去不愿做小外，还嫌曹锟比自己大了整整30岁。曹钧见状，百般撮合，并以正室相许，保证不以姨太太相待，寒蕊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婚后曹锟官场亨通，迷信的曹锟认为，这都是寒蕊这一“压寨夫人”给自己带来的官运。
1917年9月，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就任了大总统。此时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直系军阀左右政局。曹锟虽然坐镇保定，却想着北京政权的总后台。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于1923年10月，曹锟带兵前去北京，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意在夺取总统之位。
黎元洪下台后，曹锟又在美国的支持下，上演了一场贿选丑剧，收买议员500多人。10月5日，曹锟“高票当选”，登上了他觊觎已久的总统宝座。
当了总统，曹锟又想到了“添妻压福”这一招。这时就有人介绍了一位19岁女子叫刘凤玮，自然是绝色佳人。曹锟问了卜易家，说此名对总统是吉语，有助益，无损伤。曹锟便高兴地应允。
也是天道定数，曹锟以不正当手段当上了总统，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宣言讨伐曹锟。冯玉祥响应孙中山号召，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可怜曹锟这个总统迷，虽有夫人们“压福”也无济于事了，只当了一年零十几天的总统，就被推下了宝座，直系军阀从此也一败涂地。
绯闻艳事
1922年5月3日，正当直奉两军大战长辛店，炮声轰轰，硝烟弥漫，胜败难分之际，直系首领曹锟却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在保定的“光园”大摆宴席，为他心爱的姨太太做寿。邀请北方著名男女优伶来保定唱堂会。一时间“光园”热闹非凡。
曹锟早听说天津有个名旦叫筱菲菲，不仅戏唱得好，而且天香国色，倾倒了无数达官贵人。因为曹锟近年来一直忙于争权夺利，做副总统的美梦，无暇坐下来邀请筱菲菲给他唱戏，今天，曹锟乘给五姨太大做寿之机，邀请筱菲菲来保定。
曹锟坐在大厅里，顾不得身边的姨太太，眼盯着戏台不放，一心想要好好看看这位名旦。当筱菲菲一出台亮相，秋波频传，喜得曹锟心花怒放，喝彩不绝，早忘了身边还有个姨太太。筱菲菲也久仰曹锟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相见。这时筱菲菲在台上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不时地向曹锟暗送秋波。这位名动天下的曹大帅，虽然算不上仪表堂堂，但身材魁梧，精神饱满，颇有将军风度。俗话说，英雄爱美女，但美女又何尝不爱英雄呢?此时的筱菲菲对曹大帅也泛起了敬佩爱慕之情。
堂会一直唱到三更才结束，演员们都站在台上等候曹大帅上台接见。曹锟毫无倦意，神采奕奕地大步走上戏台，向众演员们一一道谢。当曹锟走到筱菲菲面前时，筱菲菲向曹大帅道了个万福，一面柔声说：“大帅好，小女子有礼了。”曹锟高兴地紧紧握着筱霏霏的手说：“你好，你好，你戏演得好，人长得更好。”接见完毕，曹锟命令副官，赏给戏班子大洋200元，另外赏给筱菲菲本人大洋1000元。第二天，姨太太的做寿还没有收场，曹锟便偕筱菲菲秘密去了天津。
这时，直军在前线打败奉军，捷报飞来，身边又有美人陪伴，曹锟格外兴奋，就题发挥，滔滔不绝地向筱菲菲大谈自己治军如何有方，直军作战如何英勇，以及自己救国济民的远大志向。曹锟的一番演说，听得筱菲菲心悦诚服，对曹锟更加敬佩。再加上金钱、美酒、别墅，不由得筱菲菲不投向曹锟的怀抱。
曹锟向来是一个好色之徒，只要他瞧得上的绝不放过。所以，曹锟绯闻颇多，非止一端。1921年冬农历十月二十一日(阳历12月)，曹锟庆60大寿，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际，自然更要热闹一番。吴佩孚特地从湖南赶回保定任总招待员，各省军政要人亦纷纷前来祝寿。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曹锟酷爱京剧，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女优伶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名角前来保定唱堂会，酬以重金。生日这天，在保定四省经略使署大摆宴席，邀请名旦、小生，日夜登台演唱，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块银元，其出手之阔绰，一时无两。
达官显员无不巴结，有来献寿礼的，也有来献美人的。时有陆军部次长陆锦为讨好曹锟，把一个相好的刘喜奎带给曹锟，并唱堂会3天。
刘喜奎成名全赖陆次长竭力捧场，但刘喜奎心中对这位次长本无爱恋可言，又不好翻脸，只得耐着性子赔着笑脸。陆次长却不知这位美人的深心，只当刘喜奎喜欢他，经常出入刘喜奎的住宅。
恰值曹锟寿辰，陆次长亲陪刘喜奎前往保定给曹锟唱堂会3天，以表对曹锟的谄媚之意。谁知把一个心爱的小羔羊送入了虎口，曹锟对刘喜奎动了心思。曹锟也早知道刘喜奎的艳名，只是没有倒出时间来琢磨。今天由陆次长送上门来，岂能放过。堂会戏唱完，曹锟赏赐了一些银元之后，便将刘喜奎留在内院，又唱了几出秘戏。
这样一来，把个陆次长弄得求荣成辱，不知如何是好。向曹锟索要吧，又怕惹得曹大帅不高兴；不要吧，又实在舍不得这个小美人，左右为难。曹锟得了刘喜奎，爱不释手，不肯放行，准备纳她为妾。陆次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如同五雷轰顶，实在是走投无路，逢人便说：“完了，完了，糟透了，糟透了。”
曹锟要纳刘喜奎为妾，消息传到正室太太郑氏的耳朵里，心中好大的不快，也不征求曹锟的同意，乘他外出的机会，把刘喜奎叫来，问明缘由。刘喜奎一听是正房太太，不知真相，怕惹出麻烦、不好收场，曹锟又不在家，口得见机行事，谎称自己有丈夫。郑氏便追问：“丈夫是何人?”刘喜奎一时回答不出来，只得暂借陆次长的牌头挡一下，便说：“陆军部陆大人。”郑氏听了，回顾侍妾们冷笑说：“你们瞧瞧，老头子越发荒唐得不成话了，一则是大员的夫人，二则大家还是朋友，亏他做出这等禽兽行为。”侍妾们也希望郑太太做主，速将刘喜奎送走，免得宠擅专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三怂恿，郑太大便于当天夜里将刘喜奎放出府门，派一名当差送回京城。
曹锟自刘喜奎走后，郁郁寡欢。曹锟生性仁厚，得志不忘原配郑氏，仍旧敬畏，不敢再提及此事。但曹锟并没有死心，背着郑氏屡向各方面打听，得知刘喜奎并未嫁给陆锦，不过是假借陆太太做挡箭牌，并知陆锦还在苦苦追求刘喜奎。不管怎么说，与陆锦还是朋友，曹锟强忍欲火不再插足。
但事隔数日，陆锦突然来访，曹锟立即召见，寒暄之后，陆锦对曹锟说：“本人并没有娶喜奎为妾之意思。自从喜奎承大帅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礼之行，致负大帅栽培之德。不料有内部员司崔某，混名小菜的，他自恃年轻貌美，多方诱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帅厚恩，只因小崔屡说大帅身居高位，心存叵测，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还说了许多混账的话，他能说得出口，我却传不出口。因此喜奎息了嫁给大帅的念头，居然和小崔十分亲密起来。大帅军务繁忙，政务劳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这小子信口造谣，胆大妄为，不但与大帅的名誉有关，而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误会，对大帅产生恶感。在大帅本身并没什么关系，倒怕国家大局，发生不良影响，归根结底，大帅还是不能辞咎，所以专程来保定，向大帅禀报一声，大帅看该如何处置?”曹锟听后，拍案大怒，醋性大发。
原来刘喜奎被郑太大放走之后，陆锦听说刘喜奎已回来，立即去见，刘喜奎躲在屋里，拒不见客。后来陆锦才知道，刘喜奎有了一个情深义重的意中人崔承炽，是内务部的一个职员。其人职位不高，薪水也不多，只是长得眉清目秀，年轻潇洒。陆锦觉得自己连一个小职员都斗不过，从此就会名誉扫地，便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说了这番话。
曹锟听后，又羞、又怒、又妒、又感，羞的是刘喜奎被夺，怒的是刘喜奎上当，妒的是崔承炽的艳福不浅，感的是陆锦忠义。曹锟被激，一怒之下，电请国务院重办崔承炽。崔承炽料知大事不妙，闻讯而逃，据说与刘喜奎避居天津。陆锦得知刘喜奎与崔承炽逃走，十分后悔，本人竟成了陌路萧郎，连一面也见不到了。过不多日，崔承炽与刘喜奎结婚的消息传遍京、津，各地报纸纷纷刊载二人的小照和结婚的消息。甚至消息灵通的报馆，竟连带将曹锟、陆锦两方情场角逐和失败于小崔之手的一段艳情内幕，也尽情刊登出来。这样一来，不但陆锦丢尽了颜面，就是身居高位的曹经略也面上无光，心中大为不快。曹锟本是一个直爽之人，心有所思，面上就遮掩不住，顿时长吁短叹，郁郁不乐。后来在左右的再三劝解之下，总算不再提及刘喜奎这件事了。
喝粥也不当汉奸
民国五大总统当中，因为“贿选”影响了曹锟的声誉，政界对他也颇有微词。但下野之后，曹锟却是五大总统当中最为“亲民”的代表。曾经有曹锟的老邻居回忆，老年曹锟衣着随便，最喜欢在家门口与邻居聊天。
谁会相信，树荫下一个穿着老头衫，摇着大蒲扇聊闲天儿的老人曾经做过总统呢？下野后的曹锟寓居天津，非常平民化，生活里再无半点架子。他对街坊邻居非常友善，夏日里，他常常穿着简单的便装，在门口和邻居们拉家常。为什么老年的曹锟没有半点官架子呢？因为他出身穷苦。
曹锟当寓公，成了一介平民。主要生活内容是书画、打拳、会友和聊天。曹锟在饮食方面很随意，但他每顿饭都要喝上一点白酒，主要是喝天津产的直沽白酒，偶尔也买上一两瓶洋酒。曹锟晚年信佛，他经常到大悲禅院烧香念经。他请人画了一幅表现孔孟等圣人功绩的“圣迹图”。每晚曹锟都要在“圣迹图”前朝拜。晚年的曹锟特别爱听河北梆子，有时来了兴致，自己也哼上几段。
曹锟平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练书法和画画上。他每天早上先到院中练武术，然后回到屋里练气功。吃过早饭，他便开始练字和画画，有时一进画室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曹锟最爱画国画，尤其擅画梅花，他曾经问秘书，为什么古代人称梅为“花魁”。秘书说：“每当春回大地之时，在群芳之中，首先发舒的便是色香并茂的梅花，所以人们不但赞它为‘花魁’，还习惯称它为春梅。松竹梅被世人誉为岁寒三友。有人喜梅之清香，赞它‘香中别有韵’。有人好梅之风采，喻为‘月明林下美人来’。有人爱它‘冰肌玉骨’，有人称它‘世外佳人’。但对它最高的赞颂则是‘凌厉冰霜节愈坚’。”而曹锟最喜欢这最后一种说法，正是因为梅花“凌厉冰霜节愈坚”，他才分外喜欢。
他平时还喜欢练书法，最得意的是用一笔写成一个虎字。每逢亲朋好友向他索字时，他就一笔写成一个虎字，身旁的人见状都啧啧称赞，虎字写得苍劲有力。曹锟写完字，还要精心地先在条幅的右上角盖上图章，然后署名为“乐寿老人”或“渤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大片土地，他们搜罗汉奸及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妄图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伪政权。因此，日本特务把动员工作的重点锁定在曹锟身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了对曹锟的诱降工作，并先后派几个日本人去曹宅探访，邀请其出山，但均遭到严词拒绝。土肥原贤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派出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高凌蔚，想让曹锟出山当傀儡。但曹锟一直不为所动，结果一个个吃了闭门羹。
曹锟晚年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四夫人刘凤玮有直接关系。
刘夫人是天津郊区人，出身贫寒。她先唱河北梆子，后改唱京戏，专攻老生，艺名“九岁红”，曾轰动过京津等地。曹锟酷爱看戏，他就任直隶督军后看戏看上了刘凤玮，几次派人说媒，刘凤玮执意不肯嫁与曹锟做小，曹锟则死缠着不放，刘凤玮的母亲见无法摆脱，便要求曹锟下龙凤帖，明媒正娶。曹锟当即答应，次日送来龙凤帖及聘礼。这样，刘凤玮嫁给了曹锟，这年她19岁，而曹锟已是50多岁的人了。刘凤玮生一女曹士英和两子曹士岱、曹士嵩。
刘凤玮嫁给曹锟后，即告别舞台。她虽然在曹锟面前很得宠，但时常因自己的艺术才能被扼杀，又与陈夫人不和，因而郁郁寡欢，她性情刚烈、好强，嫁曹锟后又变得暴躁起来，与秉性平实温和的曹锟不甚相合。
刘凤玮幼时因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思想开明，不守旧。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劝她：别老让士英在家跟家庭教师学习，应该出去上学堂读书。刘夫人愉快地听从了这个朋友的劝告，不久就把士英送到外面上学去了。
刘夫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时常告诫儿女们要尊重佣人，不许随便支使，更不许呵斥佣人。有时她的儿子曹士嵩因为使不动佣人向刘夫人告状，刘夫人一听就发了怒：“你有手吗?为什么要支使别人?还有脸说呢!”刘夫人还有条规定：夏季下午3点钟之前，家里人一律不准支使佣人到街上购买东西。她告诫儿女们：“你们是人，佣人也是人。”一次曹士嵩将馒头剥了皮吃，刘夫人发现后十分生气，大骂儿子是“败家子”。
刘夫人还常常帮助附近的穷人们，有时送些馒头、豆汤给他们。天津当时有个万锡粮庄，刘夫人每年都派人从那里买许多“条子”(一种用来购买玉米面的字条凭据)。待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刘夫人就把这些“条子”施舍给贫民窟的穷人，持这些“条子”的穷人就可到万锡粮庄领一定数量的玉米面糊口。
刘夫人信佛，常去“朝山”。她得病后，还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替自己朝拜。
刘夫人对穿戴极为讲究，衣服特别多。她交际广，朋友也多，只要这些朋友对她的某件衣服表示羡慕，她就马上赠送，哪怕是一次也没沾身的新衣服。
一次她穿着女仆的衣服去街上相面，相面先生说了她一句，“虽是女仆，但却有一品夫人的贵相。”刘夫人又惊诧又高兴，当即就给了相面先生100块钱的赏金。
刘夫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聪明好强，尤其痛恨日寇暴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一次，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探访曹宅欲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本想见面，听听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但刘夫人拦住他，并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日本人走后，刘夫人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曹锟听了连连点头。
后来，伪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奉日本人之命来访。曹锟当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高凌蔚还没有说话，曹锟便勃然大怒，把烟枪往地上一摔，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当了汉奸还敢登我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敢露面。
1938年在得知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曹锟连声说：“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锟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在为曹锟举行的入殓仪式上，家人为他穿上了当年的总统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绣带上还缀以洋钱等物。棺木内还放入一个赤金的九连环和一柄他生前随身佩带的宝剑，分置于他的身旁。潘毓桂还代表北京临时政府送来大笔抚恤金，遭到曹锟夫人刘氏的拒绝。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
秀才算命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出身小商人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进入登州府水师营为学兵。兵事余暇他坚持读书自学，还特别喜欢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之类书籍。凭着刻苦自学的功力，22岁时（1896年）考上秀才。没想到中了秀才第二年因得罪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功名，并且受到通缉，只得离乡背井，从山东来到北京，在街头设卦摊，以卜卦、算命为业营生。
这位青年术者在闹市设摊三日，无人问津，而旁边一个自称“小神仙”的中年盲人术者，却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看他口沫乱飞，不停地把钱放入口袋，肚子咕咕叫的吴佩孚气得咬牙，但是无可奈何。他暗中盘算，再坚持两天，如果仍旧没有生意，就只好另行设法了。
第四天上午，“小神仙”的摊前来了一条汉子，一把揪住他责问：“一个月前，我因为失物来问你。你说向东去寻，可以找到。我信你的胡言，花去了不少旅费，一直到了海边，哪见什么踪影。我且问你，为什么骗钱坑人？”那术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有话好说，揪住我瞎子干什么。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为你算过，即使是算过也可能你找得不够仔细，为什么怪我。”那汉子听了，一时说不上什么。这时候，旁观人群中有人打圆场，说“小神仙”在这里摆摊算命卜卦已经一年多了，算得准的还真不少，不要一味责怪他了。
那汉子只好悻悻地对盲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送钱给你了。”盲者听着，不作声。汉子一扭头，看到了近旁另有一个青年术士，疑迟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问：“我有东西不见，你能替我算出它的下落吗？”“可以。”“要多少钱？”“一块光洋。”“好，那就请你算一下。”说完，他摸出一枚银元，放到摊上。这时，周围来了一些人，都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这位相貌轩昂的年轻术士的施为。
吴佩孚第一次做生意，不免有点紧张，但他在军营中待过，又曾中过秀才，而且术数方面又学问娴熟，所以显得很从容。他以钱代蓍，用三个顺治通宝的铜钱，放入课筒中，摇动之后倒在摊上，前后共六次，成了卦。
那卦是震变成归妹，是震卦六二爻，一个突变化。
吴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为震卦六二爻爻辞是：“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说失物。于是，他抬起头，对那汉子说，失物不用去找寻，七天之内，自会出现。那人听了，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色。吴佩孚说：“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东西找不回，我还你一块钱。”
万事开头难，一开了头，后面就能够接下去了。吴佩孚堂堂仪表，术数操作娴熟，说话又干脆而有气派，很快就减去了陌生、年轻的不利因素。他接连接待了几个要求占卜、算命的顾客，囊中也渐渐地有些分量了。
太阳渐渐当顶了，吴佩孚准备去吃饭，忽然看见那边匆匆来了一男一女，约摸30多岁年纪，那男的一脸悲愤，女的脸色苍白，快到近前，男人一个跨步直扑吴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后面尖声叫着，不是他，是那个。于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领，抬手就是两个耳光，抽得盲者嘴边淌血，哇哇直叫。周围的人一下子拢了过来。那男子对周围的人扫了一眼，颤声说：“十年前我离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说，一直没收到信，一年前找这个人算命，他说我死在异乡客地了。于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这时候，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一去那么多年，一直不来信，我才去给你算命了。”“怎么说不写信，这些年来，我请人写过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带着哭声说。
那男的越说越气，挥起拳头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着头，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张嘴挣钱糊口，哪经得起打，不几下已倒在地上，口袋里的银元、铜钱多数滚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实惠。也许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缘故，有几个人来拉扯那汉子劝说：“你老婆已经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没有用了，何况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气也出了，我们看就算了罢。”那汉子拗不过众人，想想也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停了手。就这样，盲者也已受了伤。
吴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算命、卜卦虽是谋生的手段，可是也着实要当心一点。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错了呢，还是八字原本就弄错了，正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呀，以后要引以为戒。
过了四天，一清早，吴佩孚摊位刚摆好，几天前那个占卜失物的汉子兴冲冲地来了。一见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连声说：“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张房产契约，被我喝醉了酒后随手塞在一本书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儿看到了。”吴佩孚听了，心中自然高兴，暗想《周易》还真有点道理，“震”变“兑”，兑是少女，难怪会被他女儿找到。嘴上谦逊地说：“我哪里够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汉子一脸真诚地对吴佩孚说：“先生，我叫张大山，住在大胜胡同三号四合院内，以后，您有事要帮忙，可以来找我。”又作了个揖，走了。“先生，劳驾您算一个命。”吴佩孚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请讲时辰。”“咸丰七年，正月十七，丑时，是男的。”
吴佩孚翻了万年历，很快就排出了这时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时
吴佩孚看了八字，觉得很好，略为运筹，组织一下，就开口说：“这命造很好，庚金生于春月，丁火正官两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门庭颇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贵。其人中等身材，肤色白中略有青红色，不强壮，但没有疾病。”“先生，您说得很对，这是我的八字，请您看看我的子息情况怎样。”“您命中公郎颇是难得，但有千金，且女儿胜过男儿。”“先生，又被您说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请说说不好的地方，君子问灾不问福。”绅士模样的人皱起眉头问。“好，您如不见怪，我就直说了。这八字的祖上虽然荣显，但是不知为什么，您祖母却享不到具体的福。您青年时破过财，女儿的身体也不好。”
听到这里，那人一边点头一边急着问：“先生，再说说，我眼前的情况怎么样？”
吴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说：“您今年40岁，从四年前开始，烦恼不断，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头一动，吴佩孚接着往下说：“今年情况有好转，只是烦恼尚未过去，仍觉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烦恼仍会加剧，要过了后年才好。”“先生，祸事会不会很严重，譬如说，我会不会吃官司？”“不会的，全是虚惊，最多耗点小财。”“您根据什么这样说？”“36岁开始，您行‘戊戌’大运，枭神会同‘地网’（‘戌’为地网），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烦躁，祸皆由小人为祟。本来恐有牢狱之灾，幸而冲地网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够化去灾祸。”“太感激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放心了。再请问我的寿限是多少？”“您这命，其实寿限是很长的，只是您59岁（辛酉）那年有一关口，事事要小心提防着点。”“多谢，多谢。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权作课金，日后再来相谢。”说完，那人取出10枚银元，放到摊上，去了。
闲来吴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认为将来在军政界，大有作为，寿限也可过80，于是时时留心着。一年后，吴佩孚投入了淮军聂士成部，从最底层的士卒开始，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着，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洛阳祝寿
1924年，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吴佩孚，统兵数十万，威震洛阳。这是他一生中的极盛时代。这年的4月3日(农历三月七日)，吴佩孚在河南洛阳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做50岁大寿。北洋政府首脑及各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都亲赴洛阳或派代表前来祝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寿礼。一时寿堂里摆满了寿帐和金银寿桃、宝石玉器等，不计其数。
寿堂门额上面写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华夏”。寿堂内正中高悬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送的红字金漆横匾，写了“国家栋梁”四个大字。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派秘书长王毓芝送来对联：风云会际资兼文武，江汉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赵恒惕送的对联：洛阳三月花如锦，南极一星光烛天。寿堂楼外挂着湖北督军萧耀南送的五层高的炮仗。他不忘吴佩孚保荐出任湖北督军之恩，送来汉口法租界的功德里铺面、住宅50幢。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送来五寸高的金八仙。陕西督军刘镇华送来80把万民伞。寿堂前面条桌上摆满了礼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锟送的一对金寿桃。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知道吴佩孚喜打麻将，特别定制了一副镶宝石的金麻将，作为寿礼送来，并附有发票。发票上写明由上海杨庆和代铸，售价80万银洋。山西督军阎锡山派赵戴文为代表，到洛阳祝寿，送来一部宋版《全唐诗》和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写的小篆《十三经》全文。吴佩孚收到名贵书集，非常高兴，视为珍宝。吴佩孚去世后，他的螟蛉义子将两部书以20万元卖给日本古董商。
祝寿开始，吴佩孚身着陆军上将礼服，手握九狮宝刀。他先向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横匾行三鞠躬礼后，转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向吴佩孚行三鞠躬礼。礼毕，吴佩孚还礼一鞠躬退下，和前来祝寿的康有为到后堂换上长衫、马褂、瓜皮帽，然后两人携手入寿堂，细看康有为带来清逊帝溥仪送的寿礼，其中写有“国家柱石”的寿匾格外醒目。康有为这次专程来洛阳祝寿，特意写了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吴佩孚，拥护君主立宪，支持溥仪复辟。他对联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应倒戈复辟。吴佩孚一看当然明白，他向溥仪所送寿匾“国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礼，表示不忘故君。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愿望，但对于要他领兵复辟、拥护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拒绝了。康有为未能如愿，心中不满。临离洛阳又赠吴佩孚诗一首，诗中有“人居穴居扰上古，地成沙漠愧中华”之句，意在讽刺吴佩孚标榜“周礼”复古的主张。
最后来祝寿的是河南督军冯玉祥，他派两个士兵抬着一坛清水来。吴佩孚向冯玉祥行了礼笑道：“多谢、多谢!”冯玉祥说：“大帅寿日，玉祥来迟了，祝大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又说：“大帅，玉祥防地荒凉，力不从心，只送来一坛清水，聊表敬意!”
吴佩孚叫士兵打开坛盖，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咽下，笑道：“焕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请进!”挽冯玉祥进入大厅。
政务处长白坚武走过来对吴佩孚说：“大帅50大寿，不能无诗。”吴佩孚兴奋地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五十自寿》七绝一首：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莱经一峰。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1912年年初，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国会场地狭小，渐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
这之后，北京政府即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进行故宫三大殿改造的设计。1923年4月1日，司达克提交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主要原则是：移开原来占据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宝座，然后沿房屋轴线扇形布置议院的席位。同时，为了保持三大殿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整个紫禁城的建筑格局，设计方案还计划在大殿东西两端院墙的北侧增建议院附属用房。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的吴佩孚正如日中天，权倾朝野。虽偏安洛阳，但大帅府依然车水马龙，高朋满座。1923年4月22日，是吴大帅五十大寿。虽然吴佩孚早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依然阻挡不住前来贺寿的人马。杯觥交错间，关于故宫改造的计划不经意间传入他的耳朵。
经过缜密的调查，吴佩孚进一步掌握了民国政府改造故宫三殿的详情。5月20日，他致电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强烈反对此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糜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北京时期，生活艰难，但他不为窘困所屈，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过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农家出身，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衣食俭朴，难能可贵。吴佩孚一生饮食起居简单，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吴佩孚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大发雅兴，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谁也没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大发雅兴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定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主要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算解了吴佩孚的窘困。齐燮元原是他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算做“袍泽之谊”，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下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吴佩孚有个老同学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贪赃枉法被免职了，便到吴佩孚处求官。那天，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吴佩孚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想过过有职有权的瘾，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要求吴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是纸上谈兵式的蠢货，怎能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羞得那小子再不吭声。
不过也有“例外”。吴佩孚当兵时干的是勤务，一天送公文被巡警营一幕僚郭绪栋赏识，郭慧眼识才便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保定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吴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吴佩孚饱读四书五经，深明知恩图报。飞黄腾达后，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阳大帅府，除接待曹锟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佩孚一律不亲自迎送，唯独对郭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烟瘾，吴有禁令，但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后来，郭想衣锦还乡，吴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嫌官小，郭闹了脾气，说：“难道我就不能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开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当吴大费周折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之位时，郭已沉疴不起，不久即撒手离世。吴死后，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其为人可见一斑。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
张作霖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给小兵娶媳妇儿
张作霖头脑灵活，遇事机敏，他很早就觊觎东北王的宝座。在1916年，他伙同冯德麟巧妙地挤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贵之后，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43岁的张作霖成为凌驾于东三省省长之上的东北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东北王。
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他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张作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
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以德报怨，以恩报恩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也不是有仇必报。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张作霖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张作霖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张作霖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当。
当然，没有钟恩做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庄户人家出身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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