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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4 09: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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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克雷格,苏珊•怀斯•鲍尔,菲利普•德•索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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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历史系列(全四册)

极简历史系列(全四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极简历史系列(全四册)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克雷格,苏珊•怀斯•鲍尔,菲利普•德•索萨排版:辛萌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2-01ISBN:9780508659191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金刚经》赞誉推荐“微软之父”,比尔·盖茨

自从观看了大卫·克里斯蒂安讲授的“大历史”课程,我便成了他忠实的学生。因此当我看到本书各章节中,令人醍醐灌顶的世界历史陈述时,我自然十分高兴。希望本书能让更多的读者认识这位颇有天资的科学家兼教师。

世界史知名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搜集数据、高效处理数据以及思路清晰地写作方面,拥有独特的天赋。他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历史,语言富有感染力,但又不至于引起读者的不满。读者们大可放心地依靠他,获得敏锐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充满反思意味而又极其简要的历史概观。

全球史知名学者,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通过将人类历史置于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化思考,大卫·克里斯蒂安形成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独特历史观。这本《极简人类史》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清楚的论述,对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均有借鉴意义。《互联世界的历史》杂志,威廉·埃弗德尔(William Everdell)

最好的“大历史”就是简单明了的小册子。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这本小书,最好地满足了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对极简“大历史”的需求。我认为本书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并非面面俱到地讲述历史事实。《极简人类史》充满了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优雅语句,鼓励学生从“大历史”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鼓励他们在已经存在了25万年,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体的人类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特里·伯克(Terry Burke)

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领域的哥白尼。他的思路大气恢宏,理念缜密严谨,其力量足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所有从小范围、短时段层面讲述的历史。

美国大学委员会世界历史课程顾问,比尔·思特里克兰(Bill Strickland)《极简人类史》为读者提供了世界历史的“大图景”:大到远远超过最近几千年的历史,却又简单得让普通读者都感觉轻松易懂。阅读克里斯蒂安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能将历史讲得平易近人,而且又不会忽略其中微妙复杂的细节和偶然性因素。

青年支持者之声(Voice of Youth Advocates)

本书专为辅助教师课堂教学而设计,易于课堂阅读所用,是不可多得的课堂资源。

伟谷州立大学,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

本书就像一种精美的艺术,剔除了所有的冗余,将历史剥离到最本质的核心成分,展示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演变中不为人知的共性部分。大卫·克里斯蒂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念框架,这个框架将互相割裂的人类历史碎片,汇聚成一个有意义的统一整体。《极简人类史》有力地回应了人类历史毫无联系、碎片化的后现代观点,它揭示了看似杂乱无序的人类历史,其背后所隐藏的目的和意义。致中国读者《极简人类史》是一部关于人类的极简历史。今天的世界紧密相连,中国发生的事件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澳大利亚、俄罗斯或巴西)的事件,也可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因此,人们不仅需要了解本国历史,也应该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这对大家来说至关重要。我希望《极简人类史》的中文版,能够帮助中文读者更好地认清人类(现代智人)这个奇特物种近10万年以来的发展轨迹。

当我们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时,会发现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星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之久,生命的出现也有约35亿年。相比之下,人类的出现则是比较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地球生命史的眨眼瞬间。尽管如此,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中,人类仍然是最有趣、最奇特的物种之一。在近一40亿年里,我们是第个能将知识代代相传的物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学会了运用各种方式掌控环境,开发利用生物圈中的多样资源与能源。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学习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之所以可以积累信息,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力量,让每个个体都可以与他人交流思想,并且从成千上万的其他个体身上,学习知识和经验。通过分享新信息,早期人类学会了在世界各地迥异的环境中生活。从人类的诞生地东非,到中东地区,到亚欧交界区域,再到亚洲、澳大利亚,最后抵达南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人类的足迹逐渐遍布全球。随后,大约在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农业改造自然。农业使我们掌握了生物圈中流动着的各种能量,人类不断地改造环境,种植和养殖更多对人类有用的农作物和动物。随后,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3亿年以来,在化石燃料中不断积聚的巨大能量。化石燃料的发现为今天的高科技世界奠定了基础。

今天,人类主宰着整个生物圈。我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改造了人类社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过上了健康、富裕的生活。但是有了能力,责任也随之而来。整个生物圈未来千百年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人类的抉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足以改变全球的强大能力。我们正在改变全球气候系统,我们正在改变海洋的化学构成,我们正在耗尽地下水资源,我们占用了地球绝大多数的土地和资源,使其他物种的生存变得举步维艰。如今,地球物种的灭绝速度,超过了过去6 500万年的任何时期。

我们只有从各自的国家、民族历史中退后一步,将整个人类历史当成整体来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即将面临的挑战。而为了更好地认清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退后,将人类史置于更宏大的地球史甚至宇宙史中来观察。《极简人类史》就是将人类史作为宇宙史的一个章节来描述。用这种方式观察人类史是新兴学科“大历史”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历史利用现代科学证据和学术成就,解读宇宙如何从“大爆炸”中诞生,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产生——从恒星到新的化学元素,再到行星,最终形成生命并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改造的全球社会。今天的全球社会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之一,而这种复杂度不断提升的历程,讲述的正是人类的故事。《极简人类史》向诸位呈现了这样一部“大历史”。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向中文读者提供一种令人振奋的、审视人类历史的新方式,一种将人类历史视为更宏观宇宙史一部分的新视角。

希望诸位“悦读”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大卫·克里斯蒂安,2016年1月中文版推荐序

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是“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一部力作。其实,严格地说,这本书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历史”(big history),而仅是“大历史”比较晚近的一个瞬间有关人类的历史,故名《极简人类史》。据说,克氏撰写这种“一册在手、粗觉寰球凉热”的小书,是受到了霍金《时间简史》和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启发。“大历史”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一是有悖于“熵增原理”的“复杂度不断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即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全球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涌现”(emergent)的过程,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人口翻番所需时间的急速缩减即一显例,即采集狩猎时代人口翻一番需要8000年至9000年,农耕时代是1400年,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是每隔85年翻一番。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其二是“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即人类具有某种“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氏看来,这正是人类有别于任何其他物种,能够脱颖而出、主宰整个地球并实现上述“复杂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而此二者结合到一起,便成就了本书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即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却“忽视……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

此外,克氏还有一个颇难割舍的说法,即“大历史”是一部“现代创世神话”(modern creation myth),欲收“神话”定位、规范、引领之功效,但克氏又有些游移不定,所以在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现代创世神话”之后加了个问号。克氏在本书中的解释是: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也就是说“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

但这毕竟是“无神”的“神话”,并无力为生命赋予意义。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一书中曾言:“宇宙越是为[1]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或参考一下爱因斯坦的观点:“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2]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也正说明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华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就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

而这一意义系统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自远古便是仿照日月星辰的“天”的制式建构

[3]的,孔子将人的政治归为“天意”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实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荀子之“天行有常”、“曲适不伤”(《荀子·天论》),则说明中国古人尊天崇人自然观的高尚智慧,老子《道德经》更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的基本主张。这些构成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由此衍生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甚至至今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4]特贡献。

当今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正遭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压力、贫富差距加大等,正考验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和勇气。大问题呼唤大视野,对史学家亦[5]如是。好在如今,“在历史书写的多个领域,大又回来了。”不同文明和传统的人们相互学习、砥砺创新,也是“集体知识”的一种表现吧。

是为序。孙岳,2016年3月于北京

[1]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 154.

[2]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载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79年10月第一版,第43页。

[3] John C. Didier, 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c. 4500 BC – AD 200, 3 vol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长久:《寻根“中国”:中国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4] 可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3-96页。

[5]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6.序言

我们迫切地需要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正是眼前这本《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的写作初衷。今天的世界联系空前紧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生活在地球村,我们不但要了解彼此的分歧,更应该清楚彼此共同的关切。如果我们想避免因战争或生态崩溃(或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的全球性危机,“人性共通”和“全球公民”的意识就必须在未来几十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关切,我们必须清楚人类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大历史”,这是一部超越特定地区、国家、民族甚至不同世界的“大历史”。正如“一战”刚刚结束时,H··G韦尔斯(H. G. Wells)在《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一书中写到的一样:“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没有和平与繁荣。倘若在合作中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仅凭狭隘、自私且彼此矛盾的所谓‘国家传统’行事,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就注定滑向冲突和毁灭。”

就在韦尔斯写下上述文字前后,据称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说过,历史仿佛是由“一个接一个了无生趣的事实”组成的。(我们无从得知福特是否读过《世界史纲》一书,如果读过,他又该作何感想。)类似的历史并无太大意义。学生常常不知为何而学,而教师也常常不知为何而教。如果历史能够向读者讲述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周遭世界的趣事、要事,剖析前因后果,引人入胜而又催人奋进,那么历史是值得学、值得教的。要使细节产生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演变中,观察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或世界的历史演变。

但究竟是何种演变和哪些群体呢?历史学家在不同的维度进行历史叙事。有人书写特定的社群或历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阿兹特克帝国的兴起。有人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叙述,涵盖整个历史时期或区域,如古罗马史或美国史。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历史叙事,而且书写美国史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史其实都相对简单。此外还有第三维度,即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史。世界史学者们试图探寻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细节如何连接着更宏大的历史演变。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历史叙事自然比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叙事包含“更多的史实”,这也是为何讲述世界历史更加困难的原因。《极简人类史》一书正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而写。

当我们进一步涉足被称为“大历史”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时,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大历史演变过程将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融入宇宙演化史。典型的大历史叙事通常从多个维度审视历史。它往往从宇宙学家称之为“大爆炸”的宇宙开端落笔,在开头几页就进行描述;接下来,随着原始宇宙(仅由氢原子、氦原子和大量能量组成)产生日益复杂的事物,大历史开始描述逐渐出现的更加复杂的实体。许多学生认为,大历史课程可以满足他们对生命、地球和宇宙等宏观问题的好奇心,而这些话题恰恰又是他们十分希望了解却被大部分学校课程忽略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希望讨论这个宏大故事的最新走向,他们希望讨论未来。这自然而然将历史引入了环境研究领域,后者也是一个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领域。什么是“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廉价能源是否会耗尽?新技术能够支撑人类的持续性发展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但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以及对人类世界以外更宏观领域的“大历史”的领悟,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议题的实质。

一些人怀疑,即使我们将历史回溯至地球起源,我们恐怕也无法得到一部连贯的人类史。但事实上,这部人类史一直存在,而且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本《极简人类史》旨在通过讲述一部人类简史,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的概要。我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厘清世界历史中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成为他们在这个陌生领域的导航地图和指南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极简人类史》就是一套导航工具,它的作用就像学习地理时所用的地图:它如同一个宏观的提纲,让你在学习具体史实的时候,脑海中始终存有更大的历史背景。你还可以把它想象成乘飞机俯瞰曾经徒步穿越过的乡村。乘飞机或许看不到太多的细节,但你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地形;单独的个体或许会模糊不清,但你能更容易地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部人类简史仅仅大致勾勒出人类这个神奇物种发展过程中的部分重要线索。当然,其他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梳理这些线索。尽管如此,随着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史(大历史)领域的不断发展,人们已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达成了共识。《极简人类史》最重要的三章即是希望从这些共识中提炼精华。当然,简短有其弊端,但也有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坐下来一两次就可以读完,时间紧凑得你读到结尾还能记得开头的内容!如何使用《极简人类史》《极简人类史》发端于为《宝库山世界历史百科全书》(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第1版撰写的一系列回顾性文章。后来,教授世界历史的老师发现这些文章在课程设置、课堂准备和学生复习等方面颇有价值,于是决定将其合并成册进行出版。跟随本书主体内容,读者将从宇宙诞生一路前行至现代社会。此外,本书还包括三篇附录,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鲍勃·贝恩(Bob Bain)和劳伦·麦克阿瑟·哈里斯(Lauren McArthur Harris)(两位原来是世界历史教师,现在研究教师培训方法)为本书撰写了学习指南,即本书的附录A。附录B讨论历史分期的复杂议题:我们如何将历史划分成便于操作的版块。附录C则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补充书目和网站,如“大历史项目”(the Big History Project)的网站。

尽管有种种不足,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书,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或许粗糙但却有益的世界历史轮廓,就像16世纪航海家们使用过的地图一样。尽管它们最终被更精确、更复杂的现代地图取代,但是在当年,这些地图显得出奇得有用。希望本书亦能如此。

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喜欢这本《极简人类史》,但愿它能向你展现出人类世界宏大、复杂,时而忧郁悲伤,时而催人奋进的历史画卷。这是我们人类自己书写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1前传开端之前

在人类历史以外,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范畴,即地球史甚至整个宇宙的历史。本章“前传”正是希望在这个更大的范畴之内,讲述人类过去的历史——这也正是“大历史”研究的范畴。正如我们需要用世界历史,来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区域的历史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历史在地球史乃至宇宙史中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进行超越人类自身历史的思考,我们就需要“大历史”。

20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没有历史,它始终存在着。但我们有理由对此假设持怀疑态度。20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找出证据,发现大多数遥远的星系一直在离我们远去。这些证据表明宇宙可能一直在膨胀。如果宇宙在膨胀,则证明它过去一定小得多,而且在遥远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它可能被压缩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内——甚至比一个原子还要小。

20世纪中叶,大部分天文学家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猜测正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发现,人类并非唯一拥有历史的创造物。地球有自己的历史,整个宇宙也有自己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开始能够讲述这段历史,并将人类历史视为一部更宏大、更科学的“创世史”的一部分。本章人类史“前传”希望以21世纪的知识视野,向大家提供这部大历史的概览。(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

宇宙出现在大约138亿年前,源于宇宙学家所说的“大爆炸”。这是所有历史日期的开端,我们对大爆炸之前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时间、空间甚至虚无,我们缺少任何与此有关的信息或是理论;这也正是创世故事开始的时候。但是其实,从宇宙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能够讲述一个符合现代科学基本理念的创世故事——这个故事建立在大量且仍在不断增加的证据之上。

当宇宙刚刚出现时,它极其微小,很可能比一个原子都小。然而,在其内部蕴含着组成宇宙所需的所有物质和能量。此时的宇宙温度极高,(几乎无法用数字衡量!)以至于物质、能量、粒子、空间和时间全都混杂在一起。随后,在巨大能量的作用下,宇宙发生急剧膨胀,其速度可能比光速还要快。在暴胀过程中,宇宙逐渐冷却。正如蒸汽最终会凝结成水一样,宇宙在冷却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变化”。从宇宙诞生的第一秒开始,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就出现了,包括引力(一种将万物拉拢聚合的力量)与电磁力(一种促使异性电荷相吸,同性电荷相斥的力量)。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夸克此时也出现了。然而诞生初始的宇宙变化剧烈,大部分粒子一出现就消失,转化成宇宙中的纯能量。

下一秒,宇宙暴胀的速度慢了下来。此时的宇宙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各种物质,包括质子和电子(组成原子的基本成分)以及至少四种基本形式的能量。这时的宇宙仍比太阳中心还要炽热,充斥着“等离子体”,这是一种由能量和带电粒子组成的杂乱的混合。大约38万年后,宇宙开始经历另一个“阶段变化”。此时的宇宙温度继续下降,使得带正电的质子能够捕获带负电的电子,形成最早的原子。原子呈电中性,于是突然之间,物质不再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在今天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中,我们仍可以探测到宇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释放的能量。宇宙背景辐射可以对老式电视机产生静电干扰,它的存在是上述故事真实可靠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在这个阶段,物质的存在形式都极其简单。大多数物质都由自由移动的氢原子和氦原子组成。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而氦原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组成。历经千百万年,早期宇宙就是由这种氢原子和氦原子构成的大片星云组成的。那时的宇宙没有星体,唯一将其点亮的是穿行其中的巨大能量。▣ 思想实验人类试图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不一定能达成共识。参考一下作家马克·吐温的看法,他写道,人类总是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至是整个历史的中心。1903年,在题为“世界是为人类而造的吗?”(“Was the World Made for Man?”)的文章中,马克·吐温写道,“如果埃菲尔铁塔代表宇宙的历史,那么它顶端的球形构造上,那层薄薄的油漆就代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人会认为那层薄薄的油漆是建造埃菲尔铁塔的目的。但我想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回应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我们人类是否应当一直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点重要吗?

随后,这个现代创世故事出现最神奇的转折之一,物质由此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第一个出现的复杂物质是恒星,造就早期恒星的“工程师”当属引力。早在17世纪,艾萨克·牛顿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物体和物体之间存在引力,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牢牢站立在地球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20世纪早期进一步证明,物质和能量其实是同一实质的不同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能量也会产生引力。就这样,引力逐渐将飘浮在早期宇宙中的大片氢原子和氦原子云拉拢聚合。接下来,数以亿计的星云出现了,并在重力的作用下收缩。在收缩过程中,它们开始升温。随着温度上升,星云内部的原子运动得越来越快,相互间的碰撞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当星云中心的温度达到10℃左右,氢原子开始聚合,在此过程中,原子的一部分转化成纯能量。氢弹爆炸时,其内部氢原子的聚合也是如此。此时,由这些星云内部“超级氢弹”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冲破引力的阻挡,向寒冷、空寂的星际空间倾泻而出。在宇宙出现的大约2亿年后,第一批恒星诞生了。它们中间的大多数,比如太阳,将持续燃烧几十亿年。

在引力的相互作用下,恒星开始聚合成为“星系”。每个星系都由数以亿计的恒星组成,比如我们所在的星系——银河系。接下来,星系还可以组合成星系团。从最高的层面来看,引力的拉拢力量实在太弱,不足以抵抗宇宙的扩张力。因此,尽管星系在引力的作用下聚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变得越来越远。

恒星能产生新的物质,使宇宙进一步变得复杂。最大的恒星产生最大的压力,通常也产生最高的温度。在恒星中心,聚合反应迅速发生,直至它诞生数百万年后,恒星逐渐耗尽自身的氢元素。此时,恒星的中心坍缩,产生更高的温度,直到氦原子开始聚合,产生更复杂的元素,比如碳。经历一系列这样的剧烈坍缩,新的元素不断诞生,直至出现原子核中拥有26个质子的铁元素。产生含有更多质子的元素需要更高的温度,没有恒星(无论其体积大小)能达到如此高的温度。当一颗体型巨大的恒星坍缩时,它会在巨大的爆炸中走向消亡,成为一颗“超新星”。正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重元素,直到最重的元素铀,其原子核中含有92个质子。至此,组成我们世界的化学元素大多在大体积恒星的死亡剧痛中产生了。超新星使得化学反应成为可能,没有它们,人类就不会存在,地球也不会存在。从大爆炸到现在,宇宙进化经历了大约138亿年时间。科学家将宇宙进化划分为8个层次,分别为物理进化、化学进化、天体演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社会进化、人工自然进化。人类历史只是宇宙进化过程中最后出现的简短片刻。

第一批超新星很可能是在大爆炸发生10亿年内消亡的。从那时起,超新星就一直将更复杂的化学元素抛撒到星际空间。尽管氢和氦仍是宇宙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元素,但是其他元素的储量也有了显著的积累和提高。这些元素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合成化合物,进而形成更加复杂的物质——包括我们人类本身。

行星是第一批由这些更加复杂的物质组成的天体。在像银河系一样的大星系中,星际空间中遍布这些新型化学元素。因此,当新恒星诞生时,形成它们的物质不仅来自氢、氦组成的星云,还来自于碳、氧、氮、金、银、铀等其他元素组成的星云。事实上,所有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都可以在这些星云中找到。我们的太阳正是45亿年前,由这些物质组成的星云构成的。这片“太阳星云”(人们这样为其命名)在重力的作用下坍缩,直至氢原子开始在中心发生聚合,形成我们称之为“太阳”的恒星。大部分的太阳星云被太阳本身吞噬了,只有极微量的物质继续在年轻太阳的外部空间沿轨道绕行。在每一条绕日轨道上,原子相互碰撞、挤压,最终慢慢形成大一点的物质,这有点儿像滚雪球。(事实上,一些彗星就类似巨大的雪球,是行星形成过程中的遗留物。)这些物质相互碰撞、挤压,逐渐形成较大的天体,如陨石或微小行星,我们将其统称为“小行星体”。随后,在每一条绕日轨道上,所有碎片相互碰撞、挤压,逐渐形成各种星体,我们将这些星体称作“星子”(Planetesimols)。太阳的热量将气态物质从星系中心驱散,这解释了为何内圈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呈固态,而外圈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呈气态。

早期地球是一个炎热、危险的地方。它被陨石和小行星轮番撞击,随着体积越来越大,压力使地球中心温度上升,而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加快了热量积累。很快,早期地球由于温度过高开始熔化,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我们称之为“重力分异”的现象。比较重的元素,如铁和镍,沉积到地球中心,形成了地核。金属构成的地核能够产生磁场,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的一些有害辐射。稍轻的物质组成了熔融态、瓜瓤状的中层,我们称之为“地幔”。更轻的物质则停留在了表层。这些物质迅速冷却,形成了蛋壳一般薄薄的一层,我们称之为“地壳”。地壳仅有几千米厚。而最轻的物质是气体,这些气体从地球表面的火山喷薄而出,形成了早期的大气层。

40多亿年前的地球历史被划分为“冥古宙”。那时的地球酷热难耐,不断遭受小行星的轮番撞击,大气层中也没有游离氧。此时还没有生物能够在地球生存。随后地球开始慢慢冷却,最终,水蒸气组成巨大的云团在地球上空循环,逐渐形成降雨,造就了早期的海洋。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正是在这些早期海洋中,一种新的复合体开始出现:这就是生命。液态水为化学反应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在空气中,原子运动太快,无法配对;而在固体中,原子又几乎一动不动;水是最适宜的,化合物运动不快不慢,所以一旦它们相遇,便可配对形成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在当时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在早期海洋的深处),由于那里既有来自深海火山活动的能量,又有充足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多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开始形成。距今大约35亿年前,也就是地球诞生后的10亿年内,这些化合物中的一部分形成了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生物学家把这些微小、简单、单细胞的生物命名为“原核生物”。直至今天,原核生物仍是地球上最普遍的生物。像所有的原核生物一样,最早的这批生物太小,肉眼无法看见。但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足以证明,它们是有生命的,全然不同于没有生命的物质。它们能通过生物学家称之为“新陈代谢”的化学反应,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能量。它们还可以利用令人惊叹的庞大而复杂的分子(我们称之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的特性进行自我复制。原核生物通过分裂成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个体,或者“克隆”,进行自我繁殖。尽管如此,由于在生殖过程中总是会有微小差异,这就意味着个体之间总是会出现细微的差别。由于存在这些差别,一些个体在获取能量方面会优于其他个体,而且这些个体更容易存活,并能更有效地进行繁殖,将这些优点和特性遗传给自己的后代。通过这种方式,生物开始逐步改变、进化,顺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演化出千百万个不同的物种。这个过程,查尔斯·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姹紫嫣红、万物生长的大千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种出现,地球表面被一层薄薄的生命体覆盖,我们称之为“生物圈”。迄今为止,地球是宇宙中已知唯一存在生命的行星。当然,将来我们也可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发现某种形式的生命存在,而且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从化石遗迹来看,第一批原核生物出现在距今35亿年前。通过自然选择,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学会进行光合作用。这是一种直接从阳光中汲取能量,并将其储存在体内的能力,今天所有的植物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光合作用出现的时间很早,因为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叠层石”的古老化石,这是一种巨大的、类似珊瑚的物体,它们是由大量类似藻类的微生物遗骸组成的,这种生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有一个明显的附加作用:这种化合反应需要从阳光中汲取能量,并且产生氧气这个附加产品。因此,随着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呈几何倍数增长,越来越多的氧气被释放到大气层中。对某些生物来说,这完全就是灾难,因为氧气极其活跃,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如果你怀疑这种说法,可以想想火——火就是氧气和其他元素发生的剧烈反应。事实上,地质学家能够追踪游离氧在地球上的逐渐积累,因为他们发现了赤铁带:赤铁就是铁与游离氧结合的产物,这是一种缓慢形式的燃烧,我们通常称之为“生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物种成功地适应了含氧量日趋丰富的大气层。其中一些还开始利用氧原子的高能量驱动自身的新陈代谢。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距今约20亿年前,真核生物出现了,它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早期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一样,是单细胞生物。真核生物大多比原核生物体积大,它们通常将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信息载体)保护在一个细胞核中,这能够确保它们更加精准地繁殖。其中一些物种还可以在繁殖前替换部分遗传信息片段,这意味着它们的后代具有父本、母本的双重特点。这是一种新型繁殖方式的开始,我们称之为“有性繁殖”。有性繁殖可以产生更丰富的多样性,因为后代和亲本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样,自然选择的节奏就大大加快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地球历史最近的10亿年中,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比以前提高得更快。

距今约6亿年前,第一批多细胞生物出现,这是生物圈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之一(此外,还有“人类世”带来的变革,这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在震旦纪及随后的寒武纪岩层中,突然出现已经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大体积化石。从那时起,尽管大多数生物仍属于单细胞的原核生物或真核生物,但是古生物学家已经追踪到多细胞生物日趋丰富的多样性。每一种这样的生物都含有数十亿的真核细胞,它们密切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生命个体。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的进一步提高。

最初,所有多细胞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但从距今约5亿年前开始,部分生物(极有可能是早期形态的植物或昆虫)开始探索陆地。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们是在水中进化的,需要水维持其新陈代谢并进行繁殖。因此,像今天所有的陆地生物一样,它们必须进化出特殊的皮肤,以保护身体内部进行的各种化学反应,它们甚至为自己的后代进化出了精密复杂的保护机制,如蛋壳。从那时起,千百万种大型生物先后在地球上出现,它们繁荣兴旺,随后又消亡灭绝,包括最早的两栖类动物、爬行动物(如恐龙)和第一批哺乳动物。我们还知道,地球历史上还多次出现剧变时期,在此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有时,这些“灭绝事件”是由于地球和某些小行星碰撞引起的,而这些小行星直至今天仍环绕着太阳运行。这些碰撞掀起的尘烟犹如巨大的帷幕,遮天蔽日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就像核战争一样。此外,它们还可以引发破坏力巨大的海啸。距今约6 500万年前,很可能就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绝大部分种类的恐龙灭绝殆尽。最早的哺乳动物极有可能是体型较小的穴居动物,类似于今天的鼩鼱。它们的袖珍体型和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使其比体型巨大的恐龙更有优势,在小行星撞地球的灾难中逃过一劫。最早的生命原核生物诞生于太古宙(38亿年至25亿年前),紧随其后的是真核生物。距今约6亿年前的震旦纪(也称埃迪卡拉纪),地球上出现了多细胞的“埃迪卡拉生物群”。地球进入古生代之后,进化速度大大加快。最早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距今2.5亿年前,地球进入中生代,这一时期的生物圈几乎被恐龙主宰。恐龙灭绝之后,地球进入新生代,现代生物开始出现,包括最晚进化出来的人类。

摆脱了恐龙这块绊脚石,哺乳动物开始适应曾经被恐龙独霸的多样的自然环境。很快,我们发现,大量新型的哺乳动物出现在地球上。其中一种为灵长类动物,它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树上。为了适应树间生活,灵长类动物需要具备适于抓握的手,可以观察立体图像的眼睛和能够处理大量视觉信息的大脑。从距今约2 000万年前起,一部分灵长类动物(早期形态的猿)开始花更多时间生活在地面上。到了约700万年前,在非洲某个地方,一些猿类开始用双脚站立。这是第一批“类人猿”,这种两足直立的猿是我们人类的直接祖先。

我们最有名的类人祖先或许就是“露西”了。她属于名为“南方古猿”的类人族群,居住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非洲埃塞俄比亚一带。我们可以从露西脊柱和颅骨的连接方式得知,她是用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类古生物学的先驱之一玛丽·利基(Mary Leakey)也发现了两个南方古猿的化石足迹,这是当初他们走过火山爆发散落的灰烬时留下的。露西比现代人个头稍小,大脑和现代黑猩猩差不多大小,所以,即使我们遇见她,我们很可能也会把她当成一个黑猩猩。200万年前,非洲东部出现了另一个类人物种,我们称之为“能人”。这个物种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成员可以制作简单的石质工具。约50万年前,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类人物种,名为“直立人”(Homo erectus,古生物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该物种的确切命名)。该物种的成员和现代人类个头相当,其脑容量也和我们相差无几。他们制作的石质工具比能人更加精细复杂。随后,这个物种的部分成员离开非洲,迁移到其他地区,历经许多代,最远的到达了今天的中国境内。

我们人类,即现代智人,出现在约25万年前的东非。随着人类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人类历史时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人类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也是为何人类历史和其他物种的历史截然不同的原因。原始人种分类图南方古猿阿尔法种(约400万年至100万年前)傍人(约270万年前)格鲁吉亚人(约180万年至160万年前)海德堡人(约70万年至20万年前)能人(约250万年至150万年前)直立人(约180万年至20万年前)晚期智人:现代智人(约5万年至1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约15万年至万年前)10万年前)2开端采集狩猎时代

采集狩猎时代是人类历史中这样一个时代:整个人类社会依靠采集或狩猎,而不是通过种植或制造,来获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此时的人类被称为“采集狩猎者”。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旧石器时代”。采集狩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时代,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时代,这是为人类历史奠定基础的时代。

采集狩猎者采集自然资源,用于饮食、居住、衣物、仪式活动和其他一些目的。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并不是为了试图改变其居住环境。采集狩猎者独特的文化和技术创新,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成员之间的诸多联系方式)与其他非人类物种(如猿猴)区分开来。只有人类能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语言使得人类成员之间可以精细地分享和积累知识。随着知识分享的不断深入,远古采集狩猎者的技能和生活方式逐渐适应了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创造出其他大型物种无法赶超的多彩文化和多样技术。这种适应新环境的超凡应变能力,是人类历史得以形成的关键。

据我们所知,最早的人类就是这些采集狩猎者。采集狩猎时代始于约25万年前,那时候现代智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尽管一些采集狩猎的部落至今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农业社会的首次出现,采集狩猎时代在大约1万年前就终结了。从那时起,采集狩猎不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生活方式。研究采集狩猎时代

历史学家曾经纠结于是否将采集狩猎时代写入历史,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无法了解一个没有文字证据的时代。通常来说,研究采集狩猎时代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

在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常常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证据,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种是远古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考古学家解读人类骨骼、石器和其他历史遗迹,研究远古人类及其猎物的遗骸,或者某些物品的残留物,如石器、制作品或者食物残渣。此外,自然环境中的一些研究证据,也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气候和环境变化。我们没有发现多少人类历史最早时期的骨骼遗迹,能够确认属于现代人类的骨骼遗迹,最早只能追溯至16万年前。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能从支离破碎的骨骼遗迹中读取令人震惊的大量信息。比如,对牙齿的细致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早期人类日常饮食的信息,而日常饮食又可以揭示许多关于生活方式的信息。同样,男女之间骨骼大小的差异,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少两性关系方面的信息。通过研究从海床和数万年前形成的冰盖中提取的花粉和果核样本,考古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模型,而且准确度越来越高。此外,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改进的年代测定技术,让我们能更加准确地推算年代,从而为整部人类历史编纂更加准确的大事年表。“沃尔道夫的维纳斯”,这是在奥地利沃尔道夫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该雕像高约11.1厘米,刻画了一个身材肥硕,象征旺盛的生育能力的妇女。

尽管考古证据向大家展示的大多是人类祖先物质方面的生活,但是时不时也会充满诱惑地让我们瞥见他们的文化甚至精神生活。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准确解读远古人类的一些艺术作品,如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壁画,但是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创作,的确能向我们揭示更多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情况。

第二种用来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必须谨慎使用,因为现代采集狩猎者毕竟来自现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研究现代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古代小型采集狩猎部落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史前历史学家更好地解读为数不多的史前考古证物。

近年来,基于现代基因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第三种途径。基因研究可以测定现代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程度,帮助我们预估自己族群的历史,以及确定远古人口迁移时,不同族群分散的时间。

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整合进一部世界历史并不简单:首先,大多数历史学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其次,考古遗迹、人类学成果和基因研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视为首要研究基础的文字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来自于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证据,无法像书面材料一样记载个性化的细节,但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整合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真知洞见,是世界历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研究采集狩猎时代时,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人类历史的开端

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争论人类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一个假说(即多地起源模式)认为,现代人类是过去100万年中,在非洲——亚欧大陆的多个地区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一小部分体质人类学家的赞同,如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艾伦·索恩(Alan Thorne)。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即早期人类祖先)逐渐分化,一方面为现代人类的地区差异(即人种)奠定了基因基础,一方面维持了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基因联系。多地起源模式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某个时间点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的证据主要来自对骨骼遗迹的对比研究。▣ 碳-14年代测定法以下选文着重强调了碳-14年代测定法对考古学的革命性影响。20世纪40年代,美国化学家威拉德·F·利比(Willard F. Libby)在芝加哥大学发展出碳-14年代测定法,他因此荣获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碳-14年代测定法为确定大多数考古遗迹中有机物的年代,提供了一套准确的测定方法,它在世界各地普遍适用。这种方法使科学家测定历史年代的能力有了革命性提高。它使考古学家从只能依靠人造器物确定年代的单一方法中解脱出来,第一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年代测定法。随着碳-14年代测定法的出现,许多老旧的考古体系都被推翻。今天,有了准确可靠的纪年表,我们终于能够为远至更新世晚期的考古遗迹测定年代。来源:哈德逊·M(n.d.),“理解碳-14年代测定法”。2007年5月16日检索。来自:http://www.flmnh.ufl.edu/natsci/vertpaleo/aucilla10_1/Carbon.htm走出非洲,走向争议

第二种假说(有时称为“走出非洲”假说)主要依赖于对现代人类进行基因对比,但是它也宣称自己的理论和现存的骨骼证据相吻合。该假说的理论基点,始于我们发现现代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非常相似,相似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已经进化了超过25万年。这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均起源于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前的少数共同祖先。今天,人类最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出现在非洲。这就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前,远古人类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如果“走出非洲”假说无误,那么现代人类都是从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之后的某个形态进化而来的。这个新人种很可能是在某个孤立的群体中快速出现的。“走出非洲”假说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尽管现代人类从距今约25万年的非洲进化而来,但那些明显属于人类行为的最早证据(包括先进的狩猎技术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仅有5万到6万年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从这种观点来看,直到某些细微的基因变化使得人类普遍拥有现代性的语言能力之前,人类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人类历史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走出非洲”假说的这一版本,主要依据新式工具和手工制品的传播,这一点在大约5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到。

近年,“走出非洲”假说的一些支持者提出,由于学者们进行的考古研究多在亚欧地区,而非假定的现代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因此上述变化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在对现有的来自非洲的考古物证进行仔细分析后,人类学家莎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指出,非洲典型人类活动的考古物证可以追溯至20万至30万年前,这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骸骨是符合的。如果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那人类最早应该出现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我们在这本《极简人类史》中采用的历史分期正是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暂时采纳这种说法,即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约25万年前,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年代可能会被修改。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什么使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的历史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古至今有很多回答。现代人的回答包括:我们有两足直立行走的能力;我们会使用工具;我们能有计划、有步骤地狩猎;我们有不同寻常的超级大脑。遗憾的是,随着对与人类亲缘相近物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这些特质在人类近亲(如黑猩猩)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例如,第一位在自然状态下研究黑猩猩的现代动物学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就很快发现,黑猩猩也能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也会狩猎。

现在看来,人类主要区别于其他近亲物种最有力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了。尽管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各种原始方式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比如经历、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 思想实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交流系统如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想想你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对沿途的事物你了解多少,又作何感想?现在问问自己:“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观念,有哪些不是别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装进我脑袋里的?我每天使用的这些物件中,有哪些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独立发明出来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经验和思想对你我的重要性。在原始社会,石器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由于制造石器的技术比较复杂,原始人类需要借助语言符号,交流并传播这一技术。在石器制造水平较高的阿舍利文化中,原始语言(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符号)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石器制造促使人类产生语言,语言的产生加快了知识积累,进而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人类交流系统在效率、范围和准确性方面突然提高,这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所学更多地与他人分享。这样,知识的积累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其流失速度。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死亡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人积累的知识。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增长,后人得以采取不同方式,利用这些知识适应多样的环境。除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只有在整个物种的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其行为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不用等基因发生改变,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群体学习”的积累过程,解释了为何人类会拥有超凡能力,并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它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历史为何拥有独特的活力。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超越了自然选择,成为变革的首要驱动力。

上述结论提示我们,要追问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早期人类遗骸的解剖学分析,还要注意那些标志着语言符号和技术积累的考古证据。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的发现,正是将符号活动能力的早期证物(如研磨颜料以用于身体彩绘的遗迹)和石器技术重大变革的早期证物(如多种直立人族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的消失)与新物种“赫尔梅人”(Homo helmei)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个物种的骨骸和现代人高度相似,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只能将其并入自己这个物种——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至20万年前,能证明这些变化的解剖学证据、技术工艺证据以及文化证据就在非洲出现了。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学证据非常稀少,以至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采集狩猎生产模式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首先提出的,而这正是基于他对非洲南部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尽管如此,少之又少的考古学证据可以用来规范现代人类学研究提出的一些归纳性结论。

从为数不多的采集狩猎时代遗迹,以及我们已知的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工艺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如果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那时的人类每天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的热量很难超过3 000卡路里,而这是一个成年人类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能量。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以后来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平均每平方千米不足1人。这意味着少量的人口散布在广阔的范围内。

现代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可能会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研究还显示,采集狩猎者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如通过延长母乳喂养实现避孕;使用各种堕胎术;有时,甚至会杀死过多的儿童,或者让年老、患病等身体不够健康的成员自生自灭。

由于每个采集狩猎部落都需要一个大的区域维持其基本生存,和现代采集狩猎者类似,远古采集狩猎者可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由几个关系密切的成员组成的小型部族中。大多数小型部族属于游牧性质,你必须步行很长距离,才能走遍你自己的大片部族领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认,临近的部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几乎所有的人类部族都鼓励成员与外族通婚,以远离自己的直系血亲。采集狩猎部落定期与邻近部落会面,彼此交换礼物和故事,举行各种仪式,一起载歌载舞,共同解决争端。在这种聚会(可能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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