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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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3版)试读：
第3版前言
201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也许是因为本书前两版多次加印带来的影响力，我从2018年1月开始（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还处于筹备阶段）便受邀参与了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对于目前的主流意见，我可能算是偏鹰派，即主张适度强硬，放开手脚反击美国资本市场这一关键软肋，通过斗争求和平而不是通过退让求和以粉饰太平。通过调研和分析，我发现特朗普本人的贸易战动机既不是围堵中国，也不是减小贸易逆差，而是找个借口收点关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以便维护其对内减税这一核心政绩。因此，中国不应通过大幅采购美国商品来试图劝说美国取消对华关税增加，而是应该追求让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歧视中国。真正在试图围堵中国技术进步的是美国的精英官僚群体，尤其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里的情报—司法圈，他们是这两年来各路精英群体中唯一能够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派搞对抗的，所以应该对美国内部不同势力分而治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在政策圈中仍然属于非主流。许多非专业人士基于肤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反而凭借资历、级别、声望和人数优势而将许多错误意见塞入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中，以致2018年贸易战中我方屡屡被动、进退失据。此事令人慨叹之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静心搞好专业研究，用心写点好书，多教点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出来，才能在将来让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与各路论战对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假如从欧洲大航海开始算起，广义全球化已经缓慢曲折地运行了500年。而狭义全球化则是特指1979年开始的由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核心内容是倡导全球各国开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减少管制与税收，让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各种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看作500年广义全球化趋势的新一轮狂飙突进。回溯500年全球经贸史，1979年至2008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大胆赤字和慷慨进口，其实并非常态，而是有着一系列政治、货币、思潮领域的特定条件的，而狭义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应对，带来了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信用破产，从而严重动摇了美式全球化的国内基础。2011年春季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笔者过早地提醒大家“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与会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之后，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其实，读过一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的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
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对抗与分裂，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部门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关键群体却成为受损者，尤其是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惩，反而借助量化宽松而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观点属于刻舟求剑型思维。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靠了美国的帮助发展起来。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而已，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国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国。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困难重重。追随美国仅30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让美帝国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morning call）。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最近都有若干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对美国出口的那点儿可能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自2009年写作本书的第1版至今，已经有十年。回顾十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演进趋势，我发现本书的若干预言和预警都得以兑现。比如在2010年的第1版中，第12章的最后预言了全球化逆转的风险，在2015年的第2版中（撰写于2014年），第6章最后部分预警了美元强势周期导致人民币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这些兑现了的预言和预警，它们的存在多少可以证明，本书对相关议题的理解框架是大体正确的。最后，借着这第3版出版之际，我想对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担了大量数据图表制作工作的多位学生，包括高雪、徐天智、周思畅、王淼等同志，表达我衷心的谢意，以及对一段段师生缘分的珍惜。翟东升于人民大学2018年12月
第2版前言
从北冥神功到六脉神剑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在不同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大不相同。
从宏观来看，3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财富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而言，中国国势的上升是最快最猛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意味着中国这些年肯定做对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微观层面上，作为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把我们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房价太高，工作难找，环境恶化，竞争太激烈……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在身边时有发生。这样的中国难道也有前途？
于是，我们身处这样一种悖论之中：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看自己身边，中国却又好像问题很大。
我这本书，就是要为读者解答上述悖论。办法就是打通宏观和微观，打通政治和经济，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放在全球市场体系的背景中去解释。
写这本书，是为了告诉我的读者，为什么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
写这本书，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的辛酸曲折、惊人智慧与光明前途。
写这本书，是为了让中国的中上阶层家庭意识到，把你们的儿女用一纸绿卡变成外国人，将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淘汰的做法。
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我只需要向读者指出一些基本事实和历史轨迹。这些事实包括：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以及中国已经具备的巨大潜能。
首先，500年来全人类命运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体系一步步吞没并整合体系外围的人口和地域，这一主题需要借助某几个霸权国家的商业或者武力扩张来实现。500年来的国际权势变迁，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演进逻辑：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法。一个小国通过创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和战争手段等各类创新，可以获得击败大帝国的神奇力量，迅速崛起为主导全球市场体系的新贵。但是当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模式扩散到邻国或者友邦时，模仿者和原创者在同一个技术层次上竞争，于是规模重新变得重要。正因为这种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看到最初是葡萄牙、荷兰等百万人口级别的商业帝国突然崛起，然后天命转移到了他们的邻居：千万人口级的英、法、德身上，然后又转移到后者的亲戚身上：亿人口级的美国和苏联。创新与扩散导致的权势转移轨迹仍在继续，并且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加速，10亿人口级的国家将更快地登上历史舞台。21、22世纪谁将主导全球市场体系？中国虽然不是这个天命的唯一候选人，却是最有潜力的竞争者。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物种，在性质上大不同于此前的所有类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两大类现代体制模式：一类是英、法、美等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德、意等国的全能主义体制。两类体制各擅胜场，前者利于动员国民从事财富创造，后者擅长动员国民力量。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上述两大类体制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两类基因之间需要磨合。我们今天讨论得很多的治理问题，比如腐败现象，就是两类基因在体内共存却又暂未充分共融的产物。我们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享受两种体制的优势的同时，又要忍受两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源于中国体制基因中的双重性。但是必须牢记：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随的阵痛。
最后，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战略潜能，引而未发，意在高远。通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坚忍持久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实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不太擅长利用这种实力来追求其国际抱负。如果要用故事人物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窃以为非金庸小说中的那位段誉莫属：由于北冥神功的作用他获得了惊人内力，却因为六脉神剑缺乏临敌发力的技巧而险象环生；其峥嵘虽然只是偶然一露，就已经让对手胆战心惊。按照我的估算，中国的四万多亿外汇储备和巨额出口盈余，基本上是通过“北冥神功”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与强制结汇制度实现的，而反过来这些金融资源又可以成为重要的对外政策杠杆。但是目前阶段，由于国内体制仍未完全理顺，所以经脉不通，发力不畅。我的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讨论中国该如何打通经脉，发力制敌。
如果读者只对国家经济手段的战略运用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本书各章的后半部分，因为那里探讨了各类“招数”；如果愿意了解这些“招数”背后的理论依据，不妨重点阅读第1章、第2章和第12章；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那么通读全书也无妨；如果想对本书内容做出反馈，欢迎访问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didongsheng，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didongsheng@ruc.edu.cn。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全球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一国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享有很大的好处：它们不但比外围国家富有得多，而且稳定得多。因此几乎每个外围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让自己的民族挤入中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5年来，仅有极少数成功者，其原因在于发展道路上存在各种“陷阱”，能躲过的幸运者极少。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四类国家
当前世界市场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套叠型中央—1外围结构。所谓套叠型，是指这个世界体系分为多个层次，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财富则在这些同心圆之间生产、流动、消费与储存。通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各国在这个体系中各占其位，各逞其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工，从而确定了各自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央国家、准中央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原料提供国家（如图1-1所示）。图1-1 商品、货币在体系中的流动图1.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国家显然是美国。到21世纪初，它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以及一些商业模式。至于粮食和军火等物质性商品则都是排在后边的，在金额上远不能与前两大项相比。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2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由此，我们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他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他们对这种信任和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32.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
紧邻美国外围的是西欧和日本等准中央国家，它们用来与世界交4换的商品也包括它们的货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就我们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来看，大多数知名品牌的进口货都是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包括汽车、摄像机、化妆品、奢侈品等各类商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商品，作为消费者我们一时间恐怕很难想起几个地道的“美国制造、中国销售”的品牌来。西欧和日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及虚拟经济的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我们将它们称为准中央国家。它们依5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而生存的国家。3.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
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即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量的人口。它们也生产工业品，但是与准中央国家相比，它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组织效率和管理技巧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中国及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即属于其中。由于它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不妨称之为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4.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
在体系同心圆的最外围，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最大面积，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的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圈中。它们基本不创造或者制造6东西来与世界交换，而是拿祖先传下来的地下埋藏的资源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所以，我们不妨称之为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它们7生存的质量取决于脚底下的土地可以提供何种自然资源。差异、分工与财富循环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层，在中央地区出现了美国同欧日等国之间的进一步分8工，美国经济进一步虚拟化，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国内除了少数最具垄断性的制造业比如军火和航空航天外，其他工业都在不断转移至欧日或新兴工业国家。在制造业整体工艺水准和技术专利积9累上，日本和欧洲在很多方面已经反超美国。美国同欧日之间分工10发展的结果是，美国越来越巩固了其“世界银行”的地位。各类国家的比较，如表1-1所示。11表1-1 各类国家的比较
上述分工的基础是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借此而形成的体系内贸易关系是：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流向内圈国家；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来自第二圈的精细部件和研发、营销服务，变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
与贸易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这种融资关12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的美元霸权。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它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祖产，账面上获得大量贸易盈余。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它们的量太过巨大，以至于采用人类史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再可行——转换为贵金属（比如黄
13金）来保存其价值。在此背景下，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的支付保证，无论是其政府发行的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在这个池中流动着的就是财富之水。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资金出于储值需要由外围向中央流动，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者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本节内容是对这个世界市场体系特点的归纳。无远弗届
世界市场体系无远弗届，覆盖着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
这主要是全球化的功劳。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世界市场的长期分裂，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先后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土地（中国、苏东地区、印度）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非常不公平的体系
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以21世纪14初期人均能源消费为例，假如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是1个单位，那么欧洲（包括东欧）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就是6个单位，日本人均9个单位，而美国约为15个单位。
图1-2显示的是中央富国（或地区）同外围穷国（或地区）相比，不但享有人均财富量上的优势，而且其经济、金融环境更加稳定。15图1-2 体系中央不但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
①数据取自中国上海，作为代表性数据。
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索罗斯在其各种论著中曾反复强调：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旨主16义”的压力，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性。
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自己寻找到均衡”。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都要求申请救援的国家放开管制，增加税收，减少政府预算，以便减少赤字，紧缩银根，这些要求显然加剧了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波动性。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它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从紧政策，其目的是要熨平经济波动。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源于中央国家对核17心货币的垄断。
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中国存在美欧等国四万多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利息接近于零，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每年获取的利润率通常是两位数。18两者相减，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4000亿美元。要素流动的选择性
当前的全球化其实并非资源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
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透明”（transparency）、“知情权”以及“媒体自由”等观念在中央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共有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在中央国家的倡导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其金融与货币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再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多边协定的推动下，国际贸易长期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但是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相比，各国的贸19易保护主义周期性地兴起，降低了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与前三项相比，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国家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禁运，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20全意义，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
最难以自由流动的恐怕要数人力资本，各国都欢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是坚决拒绝普通移民。反移民问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头痛的跨国治理问题之一。近年来建设有成的中国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麻烦。
上述要素流动的差异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它有利于中央国家而不利于外围国家，其中的基本规范与道义都是按照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包括“反非法移民”“反扩散”“绿色环保”）。这一非中性特征源于这样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hierarchical）分布的，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却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无政府（anarchical）状态是其基本特征。
正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如图1-3所示。图1-3 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
所谓自我强化功能，是指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中央实力强大，因而可信，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中央，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与财富而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且优越，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于将财富寄存到中央去，期望的利息也因此更低。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富余者价格低，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利率）大大低于外围。从中央到外围，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排列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所以我们常常戏说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天晴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一旦下雨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这个道理在国家间也是如此。这其中体现出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越是留不住资本，而越是资本富余的地方就反过来越能吸引资本，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21的评估。
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如此。通过留学或者投资移民，大量人才从外围国家流向中央国家。他们宁愿在发达国家从事非常边缘性的工作，也不愿意回到祖国去，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中央和外围之间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这种人力资源流失还并非伤筋动骨，但是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级的发展中小国而言，聪明能干的人才流失殆尽，大大降低它们的内部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恶化其整体发展条件。在非洲的某些国家中，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早早地流向欧洲和美国，另一类留在母国占据着某种政治和经济资源，但是他们留下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尽快积攒足够的财富以便离开非
22洲。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积聚而带来的“劫贫济富”效应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乃至两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当然由于各自的国情差异，不同的外围国家在此过程中受益或者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周期性的自我更新
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23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过去500年的体系自我更新过程。500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如果这500年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大与深化，而500年的沧海桑田就是这个主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渐次展开，中央地位中的霸权大国的兴衰更替无非就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不同乐章：初看起来它们的故事似乎可以独立成篇，但如果把它们放在那个整体和主题中来理解，一个远为恢宏、更为本质性的面貌就会显露在探求者面前——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
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
24年。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
除了“创新vs.扩散”这对矛盾之外，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英国是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其中央地位。美国享有中央地位的60多年来，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供给上，它对外国（欧洲与日本）的依赖都相当严重。
这反复出现的一幕，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25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结构的鲁棒性
500年间人类的能力、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外围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是由于国家间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是历史的常态，而均衡（比如冷战时期）是非常态。当一国占据明显实力优势的时候，它的力量和财富规模又被前文所述的体系自我强化机制所放大。而体系长周期的自我更新机制让整体结构更具有鲁棒性，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变则通，通则久”。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界广泛讨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造当前全球市场体系的问题，此事事关重大，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审视。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在此仅简要指出这些讨论中常见的逻辑问题。
许多研究者都对美国占据并享受中央地位的好处却拒绝充分承担责任的行为大加指责，并强调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不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但是假如我们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话，会发现事实上不公平的事情未必就不可持续。
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天下”帝国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都非常严重，也的确周期性地陷入混乱和动荡，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
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去殖民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变故，但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的二十几国构成的小圈子几乎没有吸纳新成员。假如不考虑中东石油富国（依靠卖石油而获得财富不具有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故不在讨论之列），除了亚洲的四小龙终于成为“准会员”之外，其他150多个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中，在俱乐部门口转悠的多，能登堂入室的少。进入新世纪，十来个中东欧国家依靠同西欧的“一体化”而好不容易打开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令多个中东欧国家功败垂成，恰如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
外围国家迈向体系中央的艰难，充分地反映出试图改造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恐怕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里有两个稳定概念需要区分：一是市场的稳定，它指的是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的平稳运行，也就是说不发生恶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市场结构的稳定，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央外围关系基本构造和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两个稳定概念指的是两回事，混淆两者将犯逻辑错误。看到市场的动荡便断言市场结构将会改变，就好比仅仅因为目睹大海汹涌波涛而断言海底正在发生地壳构造突变一般。
换一种说法，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在利益的分布上非常不平衡（unbalance）、不对称（assymmetrical），但是完全可能处于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equili-brium）状态。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都对现状不满，但是谁都没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一个民族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而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比如当年流行过的进口替代导向的发展政策）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那么尽管它心有不满，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并努力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中央国家获得的收益
分析今天美国的金融与货币霸权往往让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中央地位的第一大好处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因为有了一个巨大的、稳定的财源——全球铸币权——中央国家可以用26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得世界上巨量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或者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分配到其居民中去，使得其居民实际所享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前文已经提到过，体系在短期内可以让富者愈富，便是这个道理。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大好处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桀骜不驯和不确定性，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27能力。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它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
苏联之所以在冷战的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这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地资助对手，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只要不诉诸核摊牌，苏联注定没有获胜的希望。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到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十多年后苏联解体。
在美国霸权之前，英帝国也掌握了全球市场的中央地位。虽然当时的货币体制不像今天的浮动汇率制那么允许赤裸裸地通过中央国家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但是“腐蚀其货币的边缘”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欧洲君主们的一贯把戏。拿破仑法国与德意志霍亨佐仑王朝都曾试图挑战英帝国的全球地位，它们失败的根源，也同中央帝国的独特地位有关：通过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英国可以动员全球市场体系内的合力压到欧洲大陆的挑战者身上，而挑战者往往自己都在不自觉地给对28手输血。
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29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人才、30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地位，其最大特征是它的货币霸权，以31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资金—商品循环。有鉴于此，我们要分析中央地位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央国家在体系中的角色是银行，大家把富余的资金输送到它那里，它把资金投射到体系外围需要资本的地方。所以，要想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就需要分析一下如何成功地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由此才能建立最初的信用；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商业交易都通过它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一旦开始运转，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这就需要有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支持；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种风险偏好客户的金融需求；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类似，“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
第二，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
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32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33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
第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34款资金同跨国公司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
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一是自己的跨国公司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
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体系中央地位也不例外。为保持其地位，35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两种途径：36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入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
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它们除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美资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但是这一过程会导致美国本土流失一些制造业岗位、技能乃至政府税收。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看到英国的教训，美国在第二个路径上走得比较远：敞开大门吸纳世界各地的产品。当今世界，美国经济体在所有大中型国家中是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在全球扮演了一个最终消费者的角色，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不仅绝对金额高速增长，而且逆差占美国自身GDP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也是一降再降，直至变为负数，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整体上在借钱消费。
第二个路径（对外贸易逆差）相比第一个路径（对外资本输出）而言存在一些好处：美元的输出量更大，对各国的施压能力更强，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到何种程度，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围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这比起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缺乏控制力的无奈要好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37
美国的去工业化问题由来已久，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38大规模倒闭，以及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39谓的荷兰病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40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 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41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2008年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的财务困境，从微观看固然与其内部治理结构有关，但是从宏观层面和长周期看，它们是美元广义铸币税收入的挤出效应数十年累积之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第一项成本是隐性的、渐生暗长的，那么第二项成本则是非常显性的、引人注目的：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帝国的对外战争所涉及的冷血和虚伪，让向来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民感到愤怒甚至理想幻灭（如越战勃发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国内运动），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武力干涉所激起的反美主义为美国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带来挑战（比如“9·11”事件），但这都挡不住美国在夸耀武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丧失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所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大大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冷战后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其军费预算占全球所有军费预算的比例一直维持在一半左右。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作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的60年间逐渐发生了器质性改变。它从一个财富创造者变为消费者，从一种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并且由于这种器质性改变而对自己在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把上述代价上升到关于财富的哲理层面来看，不难发现：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但是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央国家主宰了整个全球市场体系，不如说是中央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祭坛上的神像：风光无限、享受香火，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地腐朽。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外围经济体，几乎每一个都想挤到体系中央去，都想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这种场景很像小朋友们在冬日的墙根下玩“挤摞摞”游戏。但是70年下来，仅有极少数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南非）在这个“挤摞摞”的游戏中接近成功。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三类陷阱。“资源诅咒”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体系中央，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少一些，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发展起来，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它们，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赶超战略”。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美欧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似乎是由于它们生产的都是很先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如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如同在股票市场中被“套牢”一样，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从发展中的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陷阱中蹉跎了若干岁月。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正是由于上述陷阱密布在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才导致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年中，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那寥寥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增速适中，紧紧依附于西方市场，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得非常牢固，无惧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符合以上条件：人均自然资源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多年对西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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