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小武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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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试读：

自序：想象力之根

我们试图进行以想象力为基础的创造力的重建。赖特·米尔斯曾经提出，“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抓述的就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一种深度思考的品质，提出了社会学科的想象力命题。这本书便是以跨界的思考方式融合了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市民生活、都市景观、旅游见闻、行政伦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民教育、居民休闲、消费反省、影视哲思、艺术审美、社会政策等多样性的对象。因此，借用米尔斯的“想象力”一词，取名叫做《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虽然她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或游记、或散文、或小说、或日记、或随笔，但她又体现了学术思考、旅游日志、诗歌散文、影视评论、思想随笔等多种风格，还有不少的热点问题的思考与评论。《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秉持了我的一种学术理想，通过不断的观察、调查、体察与体验，去感知城市的特色与问题，去感受城市的角落生活形态，去捕捉社会生活的细节，去感知影像背后的社会意义。这也正是我的导师张鸿雁教授经常提及的一种“嵌入性研究的可贵性”。的确，没有大量的实际生活体验与实践生活考察，我们的思考将是无力的，我们的视野必将受到局限，我们文字也将没有任何温度。作为一个社会学科的研究者，这本书所展现的是一种实践生活基础上的思维观照，是一种走进城市之后的思考。我希望通过这种多元思维的模式，来更准确地抓住城市、空间、人际、社会、自我的关系，从而建构出一种新的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图景。

从来不敢有什么崇高的奢望，奢望一本书能扬名立万。只因行走、思考、写作是我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所以我写我存在。Publish or Rubbish从来都是考验当代书生心理的重要变量。我们都在辛勤地生活与耕耘着自己心中的一小块思想的热土。出版这几年来的一部分所思所想所写，希望能够成为一种个人生活史与思考命题的范式，供朋友们观照。

网络是一种个人建构社会的重要工具。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拥有了空前的草根式力量，其中个人博客的显现，正在激发人类书写日志的空前热情。在网络中，精英与草根的界限逐渐模糊，边界也不断打破甚至消失，我的博客我做主，只要有网络，人人都是主笔。因为所有的故事都能变成文字，所有的文字都可能被阅读，所以我们感谢网络，成就了每一个凡人的写作梦想。因为有了网络，有了南京大学的小百合BBS，有了百度空间，我才边写边分享便存储了数百篇随笔与文章。每每一篇应时的随笔一出来，几分钟之后就能被几十、几百、上千人阅读，这是一种何等的喜悦呢？

想象力源自感动。记得2004年硕士毕业那年的五一假期，提笔连续写了三篇有关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与南京困境的文章，都在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的推荐精华文章中置顶，有很多读者都给了很多鼓励与批评，从而开始点燃了我的博客式写作的欲望。后来每当我对城市、文化、社会、影视作品有了思考，我都会写出来，放置于小百合。所幸的是我的文风被小百合的朋友所欣赏，大多被推荐到首页精华文章栏以供“板砖”伺候。其中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其中的批评更是对我的激励。还依稀记得2004年含泪写下的《〈暖春〉：读出农村的美丽与感动》的影评，过了三四年，还有百合的朋友拿出来转载，这真的是让人开心且感动的事情。

2007年的暑假之后，我便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不断带着研究性动机去走读不同的城市以及城市不同的角落，胸中更加有种喷薄而发的力量。曾经为了树立一种新的生活观念，我给自己规划做一名城市行走的hiker，喜欢上了通过行走的方式来感知城市的各个细节。因而有了“走读城记”的大量文章，对于停驻了多年的南京城，也有了新的感知。这种感知在我的学术观念的解读下，逐渐变成了灵动的文字。一篇篇城记从此打开了一扇生活的窗口。是生活书写了文章，还是文章建构了生活，我都无法判别了。但生活是真实的，文字也是真实的，我选择了这种生活与书写的方式，我也曾陶醉于其中。为了将个人的经验生活与风格化的思考与更多朋友分享，我在小百合BBS、百度空间、新浪博客同时发文，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有了较多的读者，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其中《中年危机：男人已老的沉重》、《三鹿奶粉门：危机事件与社会营销的介入》、《粮食危机：世界的新上帝与霸权工具》等文章都被各大网络转载，读者上万。这些都是激发我行走、写作、出版的力量。人微言轻，不为壮志酬，只为与众分享。

这么多年，自己感觉过得还算充实。读书、行走、写作、科研、教书、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都没有懈怠过。总是害怕自己一旦懒散，生命便会灰暗且不可饶恕。自从有了写随笔的习惯后，总是不停的努力书写。这种书写的成果之一，便是催生了这部城市小书。从农村走入城市，经历过传统农村生活、变迁中的城中村生活、城市中心区生活、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我自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变迁，有自己体察式的认知、感知与反思。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鸿雁教授曾经说过，“市场创造了城市人独有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城市人的激情。”我在这些年中积累的这些关于城市的文字，都怀有一种艾青式的“爱的深沉”。因此，我心中有千千结。

我期望，某些文章能够为朋友们思考所在的城市与自己的生活打开一扇心灵的门；

我希望，某些文字能够给朋友们一些有所裨益的启示，因为这都是我的真情流露；

我奢望，某些观念能够成为一种更深思考的源泉，因为我倾注了自己的所有智慧；

我祈望，我们生活的城市与时代，将为所有的男女老少开启更多美好生活的窗口。胡小武南京大学仙林和园净思斋2011年10月5日Email：urbanobserver@163.com

第一篇　城市空间：建筑与文化

城市因为有独具风格的建筑而充满了视觉情趣。建筑的密度与人口的密度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厚度。建筑是物体化城市最直接的表象。但是作为空间生产的建筑，更与文化相关。

市镇设计发展到建筑设计，经历了一次文明的飞跃。古罗马的歌剧院、斗牛场、运动场、教堂，那种雄伟庄严的气势，正如彼时罗马的城邦民主时代的辉煌成就，也让城邦国家时代的罗马成为了世界文化之都。建筑，紧紧的与文化联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从哲学、文学、宗教理论中汲取养分，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品格建筑。这足以保证了建筑的灵性，还有建筑给予人类的“凝固的音乐”的美感。东方文化的木质建筑传统的灵秀，西方砖石建筑的雄伟，似乎也表征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性格特质。所以东方人较权变，西方人较率直。

建筑也是与权力紧密串联的。每一幢建筑，都是对于土地的占有。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无不透过种种资源分配的管道，形成了各自所有的建筑空间。城市化实质上也是一个建筑物重新生长的过程。旧城改造、乡村消失，新的社区、街区、园区鳞次栉比的生长起来，驱赶原住民的同时，迎来了新的建筑物的主人。建筑就在一条条有形与无形的权力指挥鞭下，不断倔强的生长。后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更新有人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建筑也往往经由权力而消解了建筑设计的文化深度。我们看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摩天大楼当道，楼盘到处开花，但不能容忍的千城一面，万楼同形，却正在吞噬着城市的文化特色与视觉风格。被各种权力消解了文化的平淡无奇的建筑，逐渐成为了城市场域的主角，但留下的却是一个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水泥森林。

所以，有机建筑、人文建筑、低碳建筑、绿色建筑、负建筑，逐渐成为了建筑师们的新的建筑理想。建筑，构筑了一个个有机的空间，每一个空间都需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建筑理念一定是功能与文化的结合，从而建造出令人喜欢的建筑，也是有趣味的建筑。

建筑，城市地标的纵深度

当所有的“民间语文”都在讨论城市地标的时候，没有人真正关心城市地标的内涵品质。作为城市的地标，不仅是“高度+外形”，更是一种基于地理空间基础上的文化认同感。一个街角处的百年老店，或许也能成为一个地标，比如巴黎左岸的Le Select咖啡馆，几乎全欧洲人都知道，虽然它很小，但它仍然是一个著名的Land-mark。另外，从字面上解读，地标更多地传递出一种“记忆”的味道。因此，能够被绝大多数人记住的建筑空间，都能被当成地标。

地标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印象，一种大多数人共同经历、体验或者记忆的空间、场所或建筑。但建筑要成为地标，首先是要诠释出一种“美”，这种美既是物理外形之美，更是在外形之美中暗含的文化、观念和思想的深度之美，也叫智慧之美。好的建筑、能够被记住的建筑，首先是要刻画出一种真正的“美”。所以，建筑要成为地标，就必须刻画、记录、诠释出城市的美。悉尼歌剧院，有着“翘首遐观的恬静修女”之美称，堪称世界级的地标，就是一种公共建筑的由外及内的经典之美。

时值城市更新时代的中国，涌现了大量的巨型建筑——“鸟巢”、“大裤衩”、“鸭蛋”、“小蛮腰”等等，很多都依靠“巨型、怪诞、高大”而成为一种城市地标。但在城市地标的“民间语文”的批评声中，我们不得不感叹地标被“恶搞”的“厄运”。城市地标如果真的能够让人肃然起敬地惊叹，而不是被恶搞，才是真正经典的地标。

从大处看，中国建筑规划中的一大显著的“传统”，就是里坊制模式。三国时的曹魏都城——建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从此开创了都市街区的里坊居住模式的“中式主义”典范，哪怕到了后来的唐长安城、元大都故宫、紫禁城、上海的里弄、现代的小区，都能瞧见“里坊”风格的影子。因此，“里坊”形态应该属于中式主义的建筑文化。那么“新中式主义”的里坊街区，该如何表达文化的承继关系，既要体现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功能，又不被一眼望穿呢？

里坊建筑的核心形态是封闭与开放的融合。里坊四面皆有围墙，但四面也各开了一道门，通向外部的马路，并能连接其他的“坊”或“市”。这种里坊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既满足了坊内的必要私密性，同时也提供了与外部沟通的便捷性。今天城市街区的更新，如果要以里坊文化作为基本格局的话，要保持对私密性的有效保护和对开放性的高效便捷的双重功能的尊重。再在此基础上展开与自然环境、地理地貌、外部街区的有效互动，街区功能扩充和内部细节的丰富，便能真正塑造出一种“新中式主义”的里坊建筑形态。

一个区域，也能成为一种地标。北京的八大胡同、后海，上海的新天地、南京路，广州的上下九、沙面，南京的夫子庙、总统府等都是地标，而且也是城市地标的经典符号——通过塑造一系列的“符号之美”，它们确立了自己的地标形象。所以，在城市街区改造中，如何通过对“符号之美”的挖掘，展现出建筑的文化深度之美，异常重要。除此之外，城市地标作为公共建筑，还需要见证着一个城市的善与公正。

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人们总爱集结在雅典卫城前的广场，热议城邦大事。雅典卫城因而见证了伟大的城邦民主时代。在那个自由而欢快的城邦时代，古希腊人在文化、艺术、音乐、历史、哲学、心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我们再从历史的眼光追溯那“太阳下最美的童年”感觉的雅典，我们从古希腊的建筑遗产中，品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那种公民社会和公共文明的“善”。而这种善，才是孕育伟大雅典的丰厚社会土壤。

今天全球皆知的雅典神庙——帕特农神庙遗址，以及散落周遭的“科林斯柱式”的建筑，表现出了一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建筑流派。神庙就是当时城邦的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当然，在古希腊，除了神庙，人们还建造了许多公共性的建筑，如剧场、议事厅、运动场、体育馆、商场、图书馆、音乐纪念厅……这些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在雅典伫立的公共建筑，亲自见证了那个古希腊民主时代城邦的伟大的善。这种城市公共建筑的善，后来泽被古罗马帝国，再延续到了全欧洲、美洲，成为了现代文明公共建筑的经典策源。今天，遍布世界各大城市美轮美奂的公共建筑，都能由衷地让我们惊叹、感动和激动。

一个善的城市，必定需要有大量的善的建筑。公共的善，是最高的善。所以，一个城市如何建造更多的开放型的公共建筑，以吸收代表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艺术、观念的特质，从而塑造出可以传承的城市文化建筑，供一代代的市民学习、体验和游览。

在建筑一个个城市地标的时候，也是建筑一个城市的善的开始。当代城市更新与建筑勃兴时期，更需要从社会哲学的层面，深度挖掘地标建筑的真、善、美的内涵。唯有如此，一个城市才能不断沉淀出厚重的人文气息，也才能见证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

街区更新，重塑城市文化格调

究竟选择千城一面的枯燥单调，还是寄希望于千城万面的混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城市更新在“左”和“右”中摇摆不定，仿佛每个城市都是暴发户，大兴土木，洋名遍布，叫人不知东西何处。有时又像小脚女人，过于规矩，失去色彩，叫人不知时代之变迁。总之城市个性特征越来越少。冯骥才先生曾大诉老街：“我真害怕，现在中国的城市正快速走向趋同化，再过30年，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如果中华大地变成清一色的高楼林立，霓虹等铺天盖地，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

城市更新对城市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通过更新，能够重新梳理城市的肌理，再造城市的繁华，除了革除老旧社区的杂乱和风险隐患，更能增加城市的便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味地大兴拆建之风，我们需要有节奏地进行城市更新，这本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很多城市通过更新，使得城市街区充满了全新的活力，展现了城市全新的风格和格调，如上海新天地、北京前门、杭州的清河坊、南京的1912以及颐和路1949等街区。西方城市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巴塞罗那、巴黎、伦敦、柏林等都经历过城市更新的阵痛，但最终都获得了全新的街区品质和城市格调。

城市更新与街区改造，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文化再造”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既要尊重街区的历史感，也要创造街区新功能、新活力。即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历史与未来的平衡点，保护与创造的平衡点，空间与时间的平衡点，以及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平衡点。我们都不希望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一切的极右，但也不能以历史的名义绑架创新的极左。应该以创造性的对话、沟通、交流、融合，做到精细的平衡。这样才不至于走错了路。

我们看到了南京城南项目改造的“观念的裂缝”。专家意见、媒体讨伐所形成的保护大于发展的声音，一时哀声一片。这种因文化的偏见而形成的保护情节，固然是一种对历史的爱护和尊重，但往往也缺乏对城市未来的期许和关注。或许，建立在一种“深度沟通”基础上的“文化再造”的路径探索，以塑造城市未来格调为方向的城市更新计划，才更能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应该以城市更新为契机，群策群力去重塑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江南七十二坊，塑造最江南的风格，这种理念或许为南京打开了一扇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全新的窗口，也是文化再造的一个机会，不妨让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城南，变成一个真正的具有江南元素的新城南，以重塑老城南的烟花雨巷的街坊文化格调。

胜负建筑，人与空间的情感张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形”的世界，更是一个“建筑”的世界——城市中的摩天大楼、商场、电影院、写字楼、图书馆、公司总部、住宅等等。在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眼中，“建筑是完全属于公共性质的一种存在”。的确，建筑在大地上突兀地生长，占据的是我们众人的视觉线，成为了公共的视觉物。

也概因如此，建筑成为了一种公共话题，北京的三大新建筑——国家体育馆、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被戏称为鸟巢、鸭蛋、鸟腿；南京的几大建筑则更被戏谑，市政府门前的和平大厦被称为南京大墓碑，玄武湖畔紫金山麓的太阳宫被称为南京大坟墓，而文化艺术中心则被认为是南京的大马桶。城市建筑经常被恶搞，因为它们实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公共存在物。另外，在住宅作为奢侈品时代，很多私人别墅也成了各种媒体、论坛的主题词。

可是，建筑也成了一种最恐怖的物。地铁爆炸让我们无以逃生，地震来临让我们深埋废墟，9·11事件的双子塔的轰然坠落更让摩天大楼如临大敌，昂贵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沦为“房奴”，年轻人因为没有房子这种建筑物而迟迟结不了婚，房子在这个时候真的成为了一种可恨可怕而又渴盼之物。

但建筑自己作为一种体积庞大的、不可逆的“物”在城市的“场”中恣意地生长、存在着，成为了真正的“胜者”，而人们在追逐住房、写字楼、公共建筑的过程中被煎熬、折磨，成为了被建筑所糟蹋的“输者”。特别是那些为了偿还住房贷款而像奴隶一样辛勤工作的人们，对房子这种建筑更是爱恨交加，欲说还休。

建筑虽然战胜了人类，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拯救”的方式。自美国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实施以来，联邦住房贷款政策使很多中产阶层能够拥有自己的townhouse或apartment，并且开始积极地工作，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大步发展；不仅如此，还出现了米尔斯所考察到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上保守的特性，因为“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又使更多的中产加入到了联邦贷款计划中，使得各种建筑获得了长足的“物对于场”的胜利。胜的建筑在各个国家与城市疯狂生长，人类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又催生了大型超级建筑的生长，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西尔斯大厦为标志的超高、超大体量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从城市里长出来。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城市一样，摩天大楼与超级公共建筑一路凯歌，在城市的巨型场里面，狂欢般生长。政府、企业、老百姓都在享受“建筑物的开发”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从而各自都从中找到了自我拯救的“窄门”。经济上，房地产作为一种支柱产业，建筑物的生产使得经济发展获得了坚实的循环基础；政治上，因中产阶层的大量购房，使得他们日益保守，成为了政治稳定的核心阶层；私人层面，老百姓通过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及贷款购房，而一一拥抱了自己的“自由之家”的生活梦想。

胜的建筑，也逐渐进入了成长的烦恼。日本新一代建筑大师隈研吾先生从思考建筑的政治经济学、美学、哲学、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在胜的建筑笼罩下的时代，那种纯粹追求象征意义和视觉需要，追求满足占有私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建筑？因此他提出“负建筑”的概念，隈研吾的“负建筑”认为，建筑作为凸出来的超大物体，它打破了自然物理结构，一定程度破坏了生态平衡，割裂了与自然界的天然联系和文化出现差异性。高大的建筑，往往浪费资源巨大，加上建筑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性，赋予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心理。所以建筑，总是以“胜”的姿态出现。他从建筑与土地场的割裂，从建筑的高能耗，建筑师的力衰性，建筑的社会性，建筑的文化普世性与特殊性以及国家主义的“大建筑主义”带来的土地的浪费与建筑情感投入的式微等角度，谨慎地提出了另一种建筑哲学，即能否找到建筑的另一种救赎的模式——负建筑模式。而负建筑，则表现的是，安静、与自然融为一体、还原建筑本身的建筑，是与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建筑。他从批判凯恩斯主义开始，将城市的土地的场与物，建筑的形式与自由，民主与精英主义，制度与唯物论，场所、存在与表象，并对两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做出更深入的哲学思考，从而提出了建筑师陷入窘境之后的住宅“风俗化”前景。最后提出了在一个混凝土时代，如何打破建筑的割裂以及对于视觉的“美”的终结的手段的探索，最终他果敢地认为“代表胜的建筑的圈地运动”应该终结，去寻找一条有关负建筑的道路。这才是可能实现“和谐建筑”的道路。

环顾当下的中国，正在注入更多的“胜的建筑”的理念，而且真正要命的是中国城市这个巨大场域内的“千城一面”、“万楼同形”、“视觉污染”，给我们的公共表象带来了不可忽略的伤！

建筑，是一种权力，但人们并没有理解如何管理这种权力！

上海老洋房的都市时尚

上海城委实就是一座万国建筑博物馆。自开埠以来，到今天的浦东新区大开放，无不确立了一种海派主义的时尚且开放格局。晚清殖民时期西洋人潮涌入沪，将上海西区的租界区、黄浦江岸，用建筑的形态为上海绘出了一副西式洋房的东方画卷。外国政要、商人、晚清官商的一幢幢的私人家宅，连同教会学校等公共建筑，全面开创了上海的“中西合璧”之建筑胜景。及至民国时期，大批海外留学的建筑师归国创造，给洋化之风日盛的上海，增添了一大批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明清风格的私人别墅和公馆。

时至今日，上海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建筑殖民史”图谱。徐汇区、静安区、黄埔区、乃至长宁区、普陀、杨浦、闸北一带，到处可见风格别致、形式斑斓、体态各异的“美轮美奂”的花园洋房。

上海的洋房，像一个个贵妇人，懒洋洋地躺在这座东方大都会的城市中心，喝着咖啡、听着小曲、间或撩撩裙摆，让走过路过的人不免探视几眼，艳羡地投以好奇的眼神。据说，有人给上海的老洋房排了一个“十大”之最。不仅主人尊贵，且建筑本身更是精品，比如小诸葛白崇禧的“白公馆”，这幢巴洛克风格花园豪宅，今日却成了宝莱纳的“仙炙轩”极品烧肉餐厅。何应钦内弟大夏大学校长汪伯群的“汪公馆”，这幢哥特式别墅今日成为了长宁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犹太商人嘉道理住宅，典型的欧洲庄园别墅风格，今日已成为了上海市少年宫。宋子文给妹妹宋美龄做陪嫁的“蒋宋住宅”，曾经的总统私邸，今日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琴房和公司的办公室了。最有名的外国商业冒险家、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私宅“沙逊别墅”，今日也已成为了上海滩一家著名的烤肉店。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兴建的“都市女郎”——“兴国宾馆”，如今也成了上海滩顶级的对外接待宾馆。还有如“杜美花园”、“马勒别墅”、“丁香花园”、“张学良公馆”等，这些顶级别墅当年的主人，个个都是非富即贵，还有很多外籍商人。但如今，包括衡山路、淮海路、茂名路、太原路、瑞金路等别墅扎堆的地方，这些老洋房，都逐渐走出了历史的背影，开始迎来了新生，成为了上海这座商业资本主义氛围之中“腾笼换鸟”的“商业场所”或“文化场馆”。

马勒别墅（Moller Villa），位于现延安中路和陕西南路拐角处，是一幢极具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风情的花园别墅，于1936年落成。马勒别墅是一座充满童话故事般的建筑。据传，1926年，生活在上海的一个英国小女孩做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梦，在梦中，她梦到自己拥有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于是小女孩的爸爸——爱立克·马勒决定按照女儿梦中的情景建造一幢住宅，这幢住宅，不仅有女儿的梦，也要纪念自己早年的冒险生活。于是，他请来了设计师，在陕西南路30号设计了这座有着北欧建筑风情的城堡式别墅，并投入巨资，于1936年完成。解放后收归国有。

今日的马勒别墅，早已是一个风情酒店，不断演绎着上海时尚风潮。上海衡山集团，将其改建成一座小型精品酒店。其最大的亮点是开放了别墅院内的草地、南面院门的咖啡吧、还有别墅内部的酒店。这三样组合在一起，成就了别墅建筑的时尚商业价值。咖啡吧的宁静致远的视野和情调，和着别墅院落内的曲径通幽、繁花叶茂、草地幽幽，使得浪漫的半露天的咖啡桌，就是一个观景台。越过十几亩大的草地，对望别墅的色彩斑驳、琼楼屋顶、北欧立面，的确是一个午后喝咖啡的好地方。

马勒别墅最奇的还是草地功能的时尚化。在闹中取静的别墅院落中，一方绿葱葱的草地，配上白色的桌椅，动感的音乐，或许还有一对新娘新郎的婚礼，浪漫且充满情调。象征“幸福之门”的彩色拱门，红红的地毯铺搭在草地中央，别墅大门处的一方小小舞台，就是新娘新郎的拜天地、拜父母的神圣空间。乡村音乐配上白净纯洁的色调，在鹅黄色别墅、葱郁的草地、蓝色的天空的烘托下，就像马勒别墅那个“童话般的梦”中风景，演绎出了一场童话般的别墅草地婚礼。

草地婚礼，是西式户外婚礼的典型形态。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虽然大家都期待有更浪漫的具有情调的户外草地婚礼，但终究受各种观念与场所的制约，真正的草地婚礼并不多。而像马勒别墅这种顶级老洋房里的草地婚礼，更是一种精致别致的时尚。纵然不问其价格如何，但就这别墅精品酒店的氛围，很难在别处找到。正如石库门的新天地，衡山路、淮海路的酒吧以及上海外滩3号、17号、18号等高级时尚西式餐厅的横空出世，使得上海这个万国建筑博览城，仿佛从那些沉睡的老建筑中发掘了宝藏，开始焕发出时代的新魅力。

上海正在朝着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的方向迈进。这两个目标从产业上给予了上海无限的发展空间。但是，从老上海这些建筑、街区的时尚价值的转换来看，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时尚生活方式的休闲产业，或许更能形成巨大的消费场域和文化软实力的引擎。故此，上海未来真正的中心，还应该是一座国际化的休闲生活中心、文化创意产业之都。

一千年看西安，一百年看上海。百年的上海滩，正是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出海口。所以，在未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必然还将演绎出花样年华般的时尚潮流生活，因为那是一座张爱玲笔下永不褪色的“海上之城”。

“建筑我权力”之不能承受之重

建筑（construction），是一种人类复杂的心理情结与实践行为的表征。它体现出了人类的心理、技术、技能、文化、审美和艺术的进化与斗争的过程，也体现出了权力的隐形化的“在场”。

建筑我权力，它体现了自己无限的权力空间（space of power）。政府办公楼，商场，商品住宅楼，学校，剧院，广场，雕塑，道路，桥梁，机场，码头，包括坟墓，一切的人类建筑体，都在不断地成为各种权力形态的表演空间。所以，亚里士多德会发出建筑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富于魅力的感慨。

建筑在物质的堆砌中吞噬着金钱，建筑无疑成为一种经济权力的物化。没有钱开发商没有办法去拿地，去竞标；所以他们去融资，找银行，找基金，去上市，东奔西拓，为的是谋求某块土地的开发权利。建筑民工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最怕领不到工钱，讨薪成为心中永远的痛；大大小小的供货单位都怕拿不到货款，因而追着开发商比追女朋友还急；购房者为了能够筹到足够的钱买房子，省吃俭用、东拼西凑、公积金贷款、工资贷款、辛辛苦苦才基本筹齐，等到交房后的那一天，又得筹钱装修。嘿，怎耐一个建筑物，苦了千百万的人。财富在建筑的概念中，变成了一个“金钱磁场”，大家围绕着它转，越转越疯狂，几家欢乐几家愁，可怜的人们，总是被建筑、被房子折磨得筋疲力尽。最后，一旦拥有，道一声：痛，并快乐着。所以老百姓对房子特别有感觉，因为它是一个经济权力的聚合场，成为了不动产，保值增值，有“生儿子不如买房子”之实惠。自古豪门起豪宅，用建筑来表征财富权力，也不出其右。

建筑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建筑最早被赋予了很庄严的色彩，中外帝王都用建筑去昭示其权力。历代皇宫的豪华自不必说，紫禁城的宏伟雄武，天坛的庄严都在无限地张扬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西方的各式城堡与宫殿，体现着一代代主人的政权与势力，更是一种将政治权力用建筑物去表达的历史寄托。贝聿铭大概是所有建筑师中对权力最为敏感的，他认为“建筑不像诗词绘画等艺术一样……它必须追求权力”，他的客户以富商大贾、总统显要和主流机构等权力集团为主，现代主义建筑在他的手中成为巩固统治权力的空间手法。当他被法国总统密特朗请去为卢浮宫改造的时候，差点引发政治地震。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每一个新主子阔绰起来后，都要大兴土木，给房子灌输新的意识。其实现代中国，建筑离权力更近，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级别的领导享有多大的住房面积，多大面积的办公室，官越大，住房面积越大。还好有了市场化的商品房，开始以“无名分”的货币决定面积大小，可是对于经历过以官阶大小而获得房子的人们来说，建筑与权力竟然离得如此之近，竟然侵入了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建筑与政治权力便不断地演绎出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为了权力成为阶下囚，也有人为了办公室更大一点而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建筑也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具体化。先哲黑格尔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人类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文化与艺术的权力在建筑史上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有了建筑流派，有了建筑思想，有了建筑艺术，也有了建筑文化。我们今天可是深深地体会到了建筑自身所秉持的文化权力，保护历史古建筑成为一个城市文化权力的场，一个将建筑文化与一个城市的文脉联系到一起，沉重中折射出建筑物对于文化传承的巨大力量。还有世界文化遗产（WCH）申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建筑文化的推崇与膜拜，且不论是否带着更多的其他目的，但建筑物体现出来的文化权力的转换无可置疑。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胜地，与建筑脱不了干系。建筑，特别是价值含量高的建筑，从来没有体验过今天这样如此的被人追逐的“快感”。

建筑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对象物。公共权力是一种公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并表达其观点与意见而形成的合法性行为。公共权力也是一种分享性权力，对于那些牵涉到公共利益的领域便可以形成公共权力的场。建筑，在很多时候可以演变成一种公共事务，可以有涉于公共利益，因为建筑总是占有一定的土地与空间，而土地与空间明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在其没有被私人占有之前，其公共性的特点比较明显。现在的许多城市的建筑，包括公共建筑与私人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变成了一种公共权力的对象。旧城改造，对历史建筑的破坏，公共广场中的建筑物的形态，城市规划中的市民参与，公共景观区的建筑，都会引起公共权力的博弈。冯骥才哭老街的故事，梁思成哀叹北京的往事，北京的鸟巢、“大裤衩”（央视新楼）与“鸭蛋”（国家大剧院）工程的公共舆论批评，各地“城市败笔”的诉说，南京梧桐树被砍的两岸故事，都在不断地体现公共权力的外部评价氛围。建筑最终会被历史所收容，也会被遗弃。每一个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的命运如果没有公共权力的参与，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所以现代建筑师们千万要记得面对一块土地时，关心公众的利益诉求，否则就有可能成为侵犯公共权力的“黑手”。

建筑我权力，是一种被建筑物承担的各种权力形态的具象，是人类获取各种权力的一个公开的角斗场，一场权力的博弈，也是一种权力的变异。当我们遥望大地时，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大地之上无声的建筑，总是在一个个人类权力场中扮演其“不能承受之重”的角色？

超越孤独的广场公共空间

城市广场（City Square）不仅是空间节点，更是一种心理坐标。拿破仑曾说“广场是城市的客厅”。城市广场包罗万象，它是一个城市人文底蕴、精神魅力的集中体现，它象征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个性的张扬。卢梭曾说“广场是自然状态，光明、透明、公开、无隐”，“广场上的集体舞蹈是社会教化”，“广场上的集会是集中民主制的体现”。卢梭将广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行了充分表达。然而，从居住角度来看，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广场，却毋庸置疑地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的一个标尺，一把可以丈量价值的地理空间工具。

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最早源于古希腊。那时，广场作为市民各种活动的露天场所，位于城市的中央或者港口附近，周围配以部分城市建筑和神庙，一般还设有雕像、祭坛、树林、喷泉等景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设计在欧洲被广泛采用，最为著名的广场之一当属意大利的罗马市政厅广场，其恢宏的气度、精致的造型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从景观与社会心理层面成为了主要的城市意象构造物。

欧洲拥有悠久的城市文明历史，欧洲许多城市广场如莫斯科红场、巴黎协和广场、比利时布鲁塞尔广场、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佛罗伦萨的西诺拉广场、柏林广场等都成为其城市的心脏与公共空间的核心场域，曾经哺育民主文明的城邦时代，城市广场一直承担着展现城市公共生活的核心功能。广场演说、广场辩论、广场会议、广场庆典乃至广场审判都深刻记录着从历史到现在的城市公共生活轨迹。欧洲那些历久弥新的城市广场，它们几乎就是所在城市的建筑艺术中心，是城市中最漂亮、最精华的地方，它们像一个个豪华的客厅，展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指出：城市绝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体，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这即是说，城市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形式，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质。

空间的中心化演化为心理的方位感，城市广场成为了度量城市区位的一个主要工具。国内外的城市广场基本都处于其城市的中心位置，城市布局从这个点向四周展开，使城市广场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地理坐标，人们认识的方位从此开始以广场作为圆点，以东西南北的角度延伸，度量出城市的微观尺度与心理距离。而空间的中心化也必然导致交通的核心枢纽化，城市公共交通的最密集地区基本上也从城市的中央广场向四周延伸，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广场化效应：城市广场与城市商业、城市交通、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化。城市广场因而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地理的核心认知要素，观察一个城市，必然要与一个城市中心广场发生联系：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联系。

中心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公共生活的凝聚。正如历史上广场发生过的一切故事，现代城市广场依然扮演着城市公共生活表演场所的核心作用。因为有了开阔的空间、有了精致的景观、有了密集发达的围合型商业圈、有了城市节点化的交通，城市广场成为了凝聚城市人口的密集地。密集地当然最适合公共生活的发生，城市广场便不断地催生出新的城市公共生活事件：大型公共活动、大型商业促销活动、各种展览、秧歌、舞会、休闲、休憩等都不断地在城市广场演绎。没有了广场演讲，但有了许多娱乐；没有了广场审判，但有了很多比赛；没有了广场暴力，但有了更多的广场音乐会、广场庆典晚会等大众文化娱乐活动。在文化与商业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主旋律的时代，城市广场变得更加浪漫与热闹，成为了新型城市公共生活的舞台。

城市广场的中心化、景观化、公共化必然形塑出居住品质的差异化。市民广场逐渐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一种功能取向。一种是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已有市民广场附近的土地青睐有加，不惜高价拿地开发；另一种是开发商在相对缺乏市民广场的较偏区位拿下大盘，从自己的规划设计上开发出社区内或社区外的社区广场，以此提升自己楼盘的居住品质，建立自己的卖点；还有一种是极力促成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兴建更多的大型市民广场，从而增加区位的中心化分量，为自己的楼盘的社区成熟感寻找卖点。凡此种种，都无疑希望拥有一个能提升楼盘居住价值与品质的社区广场，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楼盘开发目的。

城市广场的公域性与居住品质的私域性与城市生活紧密结合。法国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理论，将公共空间的社会生产推展成想象空间（imag-ined space）、生活空间（lived space）与真实空间（real space）三个向度，而公共领域就是一种介于生活空间与真实空间之间的一种概念性的想象空间。城市广场将人们对社会的适应与公共群聚性的需求充分表达，并将这种需求融化在日常生活当中，而它又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地理空间，一个可以触摸与踩踏的真实。所以它又区别了网络虚拟空间与社交场内的压迫性空间，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公共空间，自由而且免费，不需要与身份地位捆绑，因而获得了一种将完全私域的“个性需求”与开放的陌生环境结合的广场生活，使得居住于个人空间的城市市民获得了释放“交往与群体接触”的需求。城市广场因此获得了符号性价值，它开放、平等、自由、异质性群聚，成为一个真正联系个人与群体的“理想空间”。

鉴于广场的这些功能，未来城市居住社区的品质提升，构建一个满足群体公共生活需求的社区广场是题中之意。正如大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增加面对面的交往，将为人类沟通提供更多的人性化需求与安全感。诚然，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循环中的生活系统，我们将会感到更加孤独无助。

中庭不可或缺的公共价值

人类总有一种期待，那就是被群体所接受，不仅从行为上，也是从人格上被更多人所接受。一种脱离社群的生活最终会被社群生活所取代，因为，正如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在一个日益异质性的城市社会结构空间，普通人的群体认同感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挑战。普通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是建设一个人道而进步的社会的必备基础。

中庭（central yard）天生就是一种建构群体属性的重要社区空间。古希腊的五百人公民大会广场，北京的四合院的围合构建，现代城市的公共市民广场，都有一种central yard的哲学意蕴。因此，中庭在空间属性与哲学意蕴上都可以成为一个群聚性人类社会的明显交往性特征，也是人类寻求群体认同与群体生活的自然结构空间载体。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就如一个没有中庭的社区，是一个孤立与封闭的“场域”，缺乏有效的面对面的自然沟通，缺乏群体的交往互动，缺乏人类的“社会集群属性”。而中庭对于社区，就犹如广场之于城市，媒体之于现代民族国家，是公共交往不可或缺的空间。

未来社会是一个个性化与社会化双重递进的社会空间。人类在寻求交往的需求上会越来越依赖于公共空间。网络的盛行，媒体的发达，会议的丰富都说明了交往的日益密集。而置于大型楼盘性社区空间，中庭有着其他公共空间无法取代的地位，因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必将构成某种程度的首属群体，一个首属性社区群体，必然需要一个社区公共空间去完善与填充其初级交往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人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在满足其个人自我生活需求之后，必然要进入社会化的进程。社会化意味着群体交往与群体认同，其途径有家庭、学校、同辈与组织等。而同辈、家庭、乃至社区的非正式组织与个人所生活与居住的社区公共空间息息相关。一个被高度信息化技术所支配的社会其最后的结局会不会使人越来越“异化”，变得与人的天然本性需求如邻里交往、同伴游戏、面对面交往等越来越背离？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人类生活？人需要交往——天然的面对面交往。设想一个没有开放式中庭的楼盘，一个没有提供大型公共交往的社区，将会怎样地压抑人性，将会造成怎样地邻里隔离？所以在未来社会，就其满足人性本质需求来看，各种楼盘都必须有一个提供社区交往与交流、儿童游戏与邻里沟通的“交往性中庭（communicative central yard）”空间。

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即人类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倾向。一个日益民主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政治参与会不断地得到激活与提升。市民社会强调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能力的广度与深度。未来中国在迈向更加文明与民主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参与的市民社会的结构形态。中庭将在这一层面，为未来的社区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一个原初性实践平台。同时也为未来的社区代表选举、社区民主自治、社区型首属关系的恢复搭建起一个开放的实体空间，从而将一个大型社区的群体性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完善到具体的公民行为之中，并必将逐步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方向过渡。

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型楼盘的中庭，就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思想核心，成为一个活跃的公共事务交流场域，一个社区政治参与舞台。它的作用将超越其楼盘的物体的、生态的、景观的层次，并可以作为社区中人文的、群体交往的、政治社会化的舞台，从而具有更丰富的未来价值。一个进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具有公共事务参与能力、愿望与参与机会的社会。而一个好的社区，就是一所好的学校，中庭便是学校的开放教室，为社区人群提供各种知识与交往机会的空间。

一个central yard的时代，便是一个市民社会到来的时代，城市社会的某些优秀的品格必然随着人类的某些不变的理想与需要而得到张扬，从而勾画出一个更加文明、开放、民主、进步的人类社会生活图景。

一声叹息之Loft空间变迁

一个时代总会有伟大的原创者，也会有庞大的追随者。

Loft空间开发从引入到追捧，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共识”达成共识。中国的城市开发总是在一种思想采购与概念引进的基础上不断爆发出“创新”的火花，并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上演绎出各自的花样年华。

Loft空间开发，一个源自西方对于旧街区旧建筑空间的创新主体化利用模式，以期达到复兴社区功能与重塑社区活力的目标。纽约的SOHO区、第五大道，伦敦西区、波士顿北区等都可以寻找到Loft空间开发的雏形。德国的鲁尔区改造，也被认为是“Loft空间开发”的一种创新理解。就经济学理解看，Loft空间开发是通过对建筑的资源重估，根据艺术化的思维重构出建筑的价值空间，赋予建筑新的使用功能，最后通过对重塑后的建筑空间的主题提升，达到创造建筑的附加值与特殊品质。这一模式在国外也称为Loft空间更新计划。其表现的主要模式是把即将废弃的工厂仓库、码头、矿区、历史街区、被废弃的大型机械构造设施如轮船、火车车厢、飞机等改造成为艺术创造室、SOHO式办公楼、工业博物馆、风情休闲场所、酒吧、画室、画廊等现代城市特色物业单位，从而达到吸引人气、创造人文氛围、保留历史建筑形态、提升空间商业价值、重塑社区活力的效果。

当下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因为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城市中心区的改造、城市工业厂房的外迁、城市原有工业设施的废弃等行为导致了诸如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倒历史街区、驱逐街区文化之类的城市拆迁与改造的客观结果。在这些城市建设的遗憾之中催生出对于少量还未被破坏与拆迁的“老旧建筑”的价值重估，同时也在各种文化界认识的压力下获得政府暂时“豁免”的这些老旧建筑被精明的商人发现商业机会。这些幸运的老旧建筑在越来越大规模的“城市抛弃”中获得了额外的增值的机会。

这也就是中国城市Loft空间开发的发生学源头。北京的大山子艺术区（798艺术区）便是一个突出的Loft空间开发的例子，艺术家们在北京酒仙桥一带的许多工厂聚集区发现了适合艺术创作与展览的闲置厂房。目前，有300多家艺术机构与个人聚集在此进行艺术创作、展览、展示，成立了很多画廊，并且吸引了一些咖啡馆、餐厅不断进驻其中，吸引了大量中外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访问，成为北京被评为世界新兴创意城市的主要原因。798只是一个民间艺术家发现的个案，虽然经过了艰难的博弈，依然面临着在开发商与政府的共谋之下被驱逐的可能，但其Loft空间开发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Loft空间开发的概念不断复制，并具有很多新的子概念。如上海的多个创意聚集区，利用原有工业仓库空间与老建筑发展成为以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设计为主体的创意产业聚集区；杭州的Loft空间利用老建筑发展成为以广告设计、产品设计、时装设计为主体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南京的“世界之窗”办公区则利用老厂房改造成为了一个充满城市田园气息的绿色型办公室物业；成都的画家村是在传统的老社区直接聚集了很多艺术家、画家、设计师等传统延续型的聚落。这些新概念都将Loft空间开发发挥得淋漓尽致，并确实达到了一定的复兴建筑空间的效果。但是，Loft空间开发已经从内涵与外延上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在思想采购中获得了追随与创新的借口。中国130多个城市跟风的CBD开发模式，300多个城市遍地的城市中心步行街开发模式，还有上海石库门新天地的复制模式、城市中的“老街与古镇”开发模式等等“街区经济”，从Loft空间开发中获得了无限扩展的概念空间。而这些概念却与Loft空间开发越来越远，城市管理部门也倾向于把Loft空间开发遗忘，把街区经济搞活，因为这样政府可以经营城市，在收取巨额土地收益金之外获得新建筑景观，而传统意义上的Loft空间开发却总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艰难地存在。

Loft空间开发是否能在当下的中国城市中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现象呢？远非如此！Loft空间开发在城市中仅仅占用极小份额，只是一个小空间，无法从实体上成为一个城市的主流空间。

Loft空间开发发展的下一轮机会在哪里？一是内涵与外延的适当拓展，通过对于楼宇的更为细致的价值发掘去整理其资源的可塑性，把价值链适当延伸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内部循环的系统去挖掘Loft空间开发存在的更多经济理由。二是通过对城市文化政策与文化遗产的细致考察，找寻到城市土地空间与城市文化价值保存的平衡，从而获得政府的相应资源的支持。三是用商业化模式运作，培育更多的Loft空间开发的消费机构与群体，从而采取市场化的机制推动Loft空间开发发展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从Loft空间开发的一声叹息中，我们可以更为清醒地为Loft空间开发寻找成长的土壤，因为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历史空间，不能没有复兴传统社区的传统，不能没有个性文化的存在与创意生活的样板。Loft空间开发的商业机会，将提供打破单面城市的契机。

楼宇经济的概念及城市功能

理论的抽象本身替代不了理论的对象。概念本身概括不了事物的真实性，因为在具体的历史中事物的存在才具有意义。城市里总是不断冒出新鲜的发财机会、发酵出难以抗拒的财富诱惑。继一系列的新财富名词：考试经济、黄牛经济、黑夜经济、美丽经济等等好玩的名词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灯红酒绿，人潮奔涌的大都市悄然而生，吸引着越来越多业界人士的“眼球”，这就是楼宇经济。“楼宇经济”是一种“隐藏”在商业用途型建筑中的经济形态，以各种建筑空间为载体，通过有针对性的开发、包装、营销、租售楼宇进行招商引资、发展商务，从而收取租金、物业售价，引进税源，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其本身并非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只是一个新的概括性概念而已。写字楼、办公楼、商业楼，还有叫SOHO楼、商驻区等都是楼宇经济的表现形式。

楼宇经济具有依托性。楼宇经济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相对集中，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氛围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依托城市商业环境与商业空间，以商业用途型建筑为最基本载体。因此，依托性可以理解为其空间性。

楼宇经济具有聚集性。鳞次栉比的高楼、连绵成群的共享聚落，交融汇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是楼宇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楼宇经济的聚集性一方面表现在众多的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的管理营销总部暨研发设计中心集中在一幢商务楼中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或是许多具有类似需求的个人工作室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亦商亦住亦创造的空间聚落；另一方面表现在众多的商务楼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功能良好、配套齐全的商圈，同时带动周边的餐饮、购物、百货零售等相关行业聚集发展。

楼宇经济具有高效性。统计显示，一幢高级商务楼里众多公司所产生的效益与城乡结合部7.8平方公里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等。上海浦东的105幢大楼引资总额超过1200亿元，占浦东新区引资总量的41%，2002年每幢高楼平均营业收入超过16亿元，上缴税收超6000万元，地处南京西路的嘉里商务中心去年的房租税、营业税、公司所得税再加上个人调节税等一年的税收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而今年上半年产生的税收已达1.4亿元，超过了前一年全年的纳税总额，被人们惊呼为“嘉里现象”。

楼宇经济具有延伸性，即楼宇经济可以透过商务商业的氛围的培育，延伸出时间上的保值增值与空间上的升值，一个培育良好的楼宇经济是一个城市的商业保险柜，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收益。延伸性还体现于楼宇经济的空间的拓展性，由小楼变大楼、小圈变大圈的扩展，因为聚集的力量，导致空间的增长。除此之外，延伸性还体现在对城市交通的流量贡献，即楼宇经济而催生出的通勤增量与保障，从而使交通消费得以持续发生。

目前国内对于楼宇经济的认知误区。一是对楼宇经济概念认知的过于狭隘。很多人把楼宇经济单纯理解为商业写字楼或商贸大楼，即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商业中心地段的商用物业单位。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个人工作室所需的单体小型空间等都可以是楼宇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上海外滩的沪申画廊所体现出的与外滩商务楼的互动，北京798艺术区的废弃工厂仓库改造的艺术产业区，苏州河畔的老仓库与车间改造而成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废弃轮船改造成的酒吧区。这些都市空间利用模式都符合楼宇经济的概念特征。

二是国内对于高楼的过于重视。目前讨论发展楼宇经济就一味追求花巨资在城市中心区建造高楼大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全国许多城市都在规划建设CBD，开发总部大厦等高楼。基于对楼宇经济的认知误区，都把发展高档写字楼作为楼宇经济的唯一方向，这明显是一种高楼意识形态。而且高楼往往带来很多其他的负面问题如电梯效率问题、停车位不足问题、集中供热供气的压力等等。或者是带来城市天际线的混乱、城市建筑景观的破坏等。更不提因为高楼的物业管理费用上涨带来的租住率下降问题。其实有时楼宇经济并非都得需要开发高楼，而是要开发出高效率、高质量的楼。

三是发展楼宇经济的盲目性。楼宇经济是一个具有商业前景的地产开发模式，但不是每个城市的每个区域都能开发成功楼宇经济，楼宇经济有其深刻的城市经济活力与潜力作为产业基础，一个城市的商业商务空间的需求总量一定是有限度的，因此楼宇经济并非是一个盖大楼就赚钱的经济模式，要有很好的经济基本面的支持、商务潜力的支撑、商业文化的氛围与创业的土壤。否则楼宇经济将会成为与烂尾楼相同命运的空心楼。

楼宇经济在城市商用建筑开发的过程中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其概念的厘清本身就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不然，陷于楼宇经济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必然要承担严重的后果与风险。

第二篇　城市文化：人与城市的张力关系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精神与灵魂的抽象。城市文化体现于城市的全景要素之中。城市的规划、城市建筑、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几乎所有的人造物，都与城市文化相关。柯布西耶认为：“城市是人文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本质上涉及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人、历史、文化及其关联，成为城市的灵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集地，因而也是生产文化的场所。

城市文化包罗万象，更具体入微。城市文化既宏大到一个城市的历史，也具体到一个城市居民的日常起居。概因城市文化是人类生活于城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人类凭借其所有的能力与习惯，逐渐制造出各种有形物，建构出特定的社会关系与行为模式。在所有的目之所及的视野中，城市给人的各种印象，都能以文化的名义去诠释与解读。因此，我们格外注重一个城市的细节，更关注一个城市的细节的综合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线索。

在一个文化引领的时代，文化资本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正效应。城市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及其遗存，城市丰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品牌资源，都能为城市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与阅读率。城市文化便在无声之中给城市以发展的动力。所以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纽约“大苹果”气质，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左岸，香港的山顶火车以及迪斯尼，还有上海的石库门、外滩，以及重庆的火锅等等，都能激发人们的喜爱与向往。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呈现，当一个城市能够以连续的、连串的、连轴的文化要素呈现给世界时，城市文化便凝结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活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往。

城市文化经由各种价值转化，将各种文化要素注入了发展的血液，最终成为了城市的增长引擎，所以城市文化资本得以确立。在国家营销过程中，城市成为了主角，城市营销过程中，文化成了主体。在政治营销中，国民精神与城市活力成为了核心议题。一场世界杯或一届奥运会，足以让一个城市永久荣耀。更何况城市历史纵深吟出的长歌，城市典故引发的惊叹，城市性格引发的深思，这些都能将一个城市指引到一个文化的方向。

城市多元化时代，以文化区别自身，成为城市最可靠的标识自身的工具与符号，让城市文化承载城市的梦想，也不失为一种后工业社会的新选项。

景观再造，古运河与城市意象的重生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2500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春秋时代吴王筑邗城，开创了扬州的城市历史；汉代以广陵城为中心，发展出繁荣的区域文化；隋唐时代南北运河的开通，使这里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都市，当时的扬州是唐时期国家的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商贾如云，极尽繁华，与京都长安南北对峙，有“北长安、南扬州”、“扬州雄富冠天下”之称；宋元时代的战乱仍旧没有遮掩住城市生活的活力；明清漕运通畅与盐务兴盛，使扬州再度呈现令人炫目的都市繁华。而当代扬州，又在“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原则下焕发出了精致的时代魅力。

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是指一个城市的物理空间环境、制度、文化及行为等要素所表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知的特征和印象，“是由城市硬体与软体所共同构成的对于城市的视觉、感觉、直觉、知觉的综合印象。”凯文·林奇强调城市意象的可读性即“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城市意象是生长生活于城市中的市民的一种体验与记忆，一种怀旧的载体。一个好的可意象的城市应该留给观察者一种审美的体验与机会，一种为城市创造独特印象与个性的载体。

扬州是一座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典型的标本。扬州因水而盛，因帝王而贵，因水而衰，又因水而兴。

隋启扬州之兴，而大唐盛世之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又带来了文化的繁荣，鉴真东渡更开创了东亚交流新篇章。自始扬州成为了自隋以来中国城市地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演员。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启发了乾隆下江南留扬州的诗情画意，而“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浪漫温馨给扬州带来了妩媚动人的气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淮左名都”、“富甲天下”，扬州文化沉积之厚重堪比苏杭。

扬州的城市意象始于文学作品。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描绘了烟花三月扬州的妩媚动人；小诗圣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刻画出了扬州城的风花雪月的浪漫与想象；唐代诗人徐凝的《忆扬州》：“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长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更是把扬州描绘得灵动、妩媚、浪漫、温馨；而宋代大词人柳永的“念扬州芍药，年年知为谁生”，更是将扬州的风花雪月咏叹得出神，并传颂至今。这些有关扬州城的诗词绝唱，将扬州的城市意象刻画得深入人心，从中可以看出扬州历来就是精致、妩媚、婉约、浪漫、奢华之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代重臣王安石在春天来临之际，在扬州、镇江对岸的长江边，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年的《泊船瓜洲》。一首诗描绘了三座城市，一条江，一个季节，一种复杂心情。有人、有山、有水、有绿、有城、有风、有月、更有心情。

下江南，能不下扬州？扬州，成为了文人骚客的笔墨倾注之魂。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盐运为扬州城运来了繁华若梦。扬州八怪、扬州园林、扬州瘦西湖、扬州琼花、广陵学派的声名自然也是流传四方。

扬州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可见古代诗词所刻画出来的城市意象。人们认识扬州依然还是落在了各种诗歌、文学作品之中。再配以扬州著名旅游景点，如著名的瘦西湖二十四桥和五亭桥、何园、个园、吴道台宅第、大明寺等，为人们认知扬州的城市意象增加了现实感。扬州因为有园林、有瘦西湖，所以她是精致妩媚的，扬州城里水道众多，古邗沟、古运河、京杭大运河、瘦西湖、二道河、宝带河、新城河、还有“京口瓜洲一水间”的长江意象，扬州城因为水而成为了灵动而婉约的城市。

所以扬州依然是精致妩媚、婉约灵动、烟花浪漫的城市意象。走到扬州的城内，看到古城里的白墙灰瓦、园林密布、杨柳青青，楼台亭阁、水系密布，整个城市的古典美的形象深入人心。这种意象成为了扬州的一种著名的旅游诉求点与形象传播点。

因此，始于诗歌文学作品中的扬州城市文化意象，成功地将扬州促销为世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当代城市旅行目的地概念。

扬州运河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挖沟筑城，因此有了古邗沟，也是扬州历史上最早的运河。隋唐时期又另挖古运河从瓜洲入长江，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京杭大运河的改直工程，扬州运河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穿城而淌的三条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见证了扬州城的历史变迁。两岸的民居、寺庙、工厂、公园散落在古运河边，守望着扬州这个城市。虽然扬州的运河从内到外、从古至今，成就了三条运河，但其中最为瞩目的当数穿城而过的28公里古运河，被誉为“扬州城的母亲河，是扬州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见证。”曾经发挥了贸易、运输、对外交流等重要功能。可以说，古运河在承载扬州城市文明孕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古运河也基本上成为了扬州城市的遗产廊道。遗产廊道是“一种线型文化景观，可以是具有文化的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亦可以指通过适当的景观整理措施，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扬州古运河沿岸的柳树青青、芦苇荡漾，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蓝绿镶嵌的绿色通道。古运河沿途散落着近26处扬州历史文化遗迹。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吴道台宅第、东关古渡、普哈厅公园、禅智码头、瓜洲古渡等历史遗存。最值得一提的是，古时扬州很多寺庙亦大都分布在古运河两边：高旻寺、文峰寺、长生寺、天宁寺等等。古时的来往客人沿着京杭运河，客泊扬州需要去寺庙拜祭神灵，保佑自己。随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增多，寺庙数量也渐多起来。旧有扬州车马少于船之说，概因扬州运河之发达。据考证说扬州城内曾经有100多所大小寺庙，今天看到的大明寺、重宁寺、天宁寺、高明寺、文峰寺、禅智寺、长生寺、仙鹤寺、准提寺等，均分布在运河两岸，守护着船民与船客，更守护着扬州这座历史文化的古城。

古运河边的扬州，古城、新城截然分离，成为历史名城保护的一大典范。运河之西到城内的二道河，连同西北片的瘦西湖景区，整个老城完整地保存下来，站在瘦西湖里面，几乎看不到一点现代城市的影子，成为感怀历史的绝佳去处。而古运河的两岸，也因水岸风景的美，成就了“东关古渡”、“东门遗址”、“南门遗址”、“大王庙遗址公园”、“徐凝公园”、“观邸码头”、“东渡码头”等风情美景。虽然有一些工业化时代的厂房散落于运河两岸，但却同样见证了这座古城的现代化的努力和痕迹。历史在前进，工业进园区，这悠悠古运河的两岸，终将恢复到彼时无烟工业的时代。

扬州的世界运河博览会、运河城市论坛的开发，使得这条母亲河成为了一种历史文化的遗产，为扬州的今天打开了一扇文化交往的窗口。就如鉴真东渡日本的起航一样，扬州城把运河上的名城作为自己的城市发展基点，打造运河景观带、运河经济带、运河文化带、运河交往带。扬州市在打造历史文化遗产城市的努力中，开始了重新梳理运河之于城市的价值。这条千年的运河，在现代化的今天，将成为一种运送文化的河流、运送历史景观的河流、运送市民休闲的河流，为今日之南来北往的客人，塑造可以停驻的河岸风情。那些千年的寺庙，也将重新为忙碌焦虑的现代客，祈祷与守护着内心的安宁。

有了古运河，扬州就是一座灵动的城市。古运河在千年的流淌中，不断地散发出自己的魅力。曾经的车马少于船的运河盛景，将替换为今日之运河文化再现，期望透过运河景观点塑造，恢复昔日运河上游客如织的盛况。

沿河的两岸开发出来的景观休闲场所，成为了城市文化休闲的地标空间。扬州1912、东门遗址、南门遗址公园以及大王庙广场、官邸码头、东门古渡、牌楼公园等广阔的临水休闲空间，使得古运河焕发出了“创造城市休闲文化生活”的崭新风貌。

扬州现在重新开始了古运河的景观改造与规划，将古运河纳入到城市形态更新中的重要内容。在充分理解扬州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扬州必须利用古运河景观持续改造的机会，塑造“亲水城市”的城市意象、“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品格、“创造未来城市文化遗产”的城市文化品牌。

由城市意象、城市品格、城市文化品牌构成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竞争力的轴心。

在历经了30多年中国城市改革开放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的城市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复兴时代。表现为城市经济增长、产业活力的扩展，城市文化艺术的日渐凸现，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现代性要素的迅速累积，中国城市进入了一轮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双轮驱动”的发展阶段。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提升，促进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来临。如果说14世纪欧洲城市文艺复兴是用人文主义、现代主义颠覆了封建主义与神权主义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城市文艺复兴显然也是用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艺术、现代生活方式颠覆了传统保守主义、单调线性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生活理念。今天的城市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创意生活方式、创意生产方式、文化审美方式，正是我们迎接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

扬州城市更新中的运河机遇。扬州城市在建构了古城旧貌、新城新颜的城市主体意象之后，终于将目光转向了千年的母亲河——古运河，透过历史上运河的繁华，用今日城市文艺复兴的契机，建构出属于当代市民文化艺术特质的运河美景，去感悟扬州城历史的荣光与梦想，去体验当代扬州城的精致与妩媚，重新成就扬州古运河的熙熙攘攘，繁华似锦。当代中国的城市更新过程“集中体现了对于人文、历史、文化的尊重，对于人与城市环境的重新思考”扬州在城市“一体两翼”东西扩展的城市形态变迁中，充分抓住运河改造的“以运河为轴”的亲水城市意象，坚持遗产保护原则，坚持保护运河两岸的整体风貌环境、特色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现有社会生活结构，并逐步改善其各项设施，强化景观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的设计，使之满足现代生活之需。人们在认识历史、理解城市文化、改造城市空间过程中，建构出了城市历史文脉、特色文化、传统生活、现代生活方式的有机结合。

今日城市文艺复兴的重要哲学基础便是如何塑造城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和谐共生。从尊重人的需求出发，建构出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增长的链条。基于此，扬州古运河的改造，必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城市、人际、空间的三位一体的把握上，才能描绘出一条人文化的古运河。

扬州古运河的“亲水城市”意象构建理念。水是扬州城市的母体。扬州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城市机理中的水，是扬州城的根。古邗沟的水、瘦西湖的水、古运河的水、京杭大运河的水，长江的水浇灌出了扬州的富庶。特别是现代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下”，便是一种顺水而下的意象。因此，扬州有水，便有风情。

亲水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天然原始习性。水是生命的一部分，水是日常生活的责任。人们因为水才能有生命，城市因为水才能有灵气。关注水，关心水，爱护水，亲近水是城市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习性。亲水的城市意象必然使得人们尊重城市的水，感知城市的水，从中学习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体验城市生活方式。所以亲水形象，不仅将成为城市改造的目标，更应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之一。

扬州古运河原本就是一首水的诗歌。今日的扬州古运河景观开发，必然要回归到扬州城市与水的关系，扬州人与水的关系的基点。古运河可以承载扬州城市人与水、水与城的关联。亲水需求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原始本能，有水才有生命的哲学意象以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意象，都诉说着“人与水”的亲密关系。

因而，扬州古运河必须透过“亲水运河”、“亲水空间”、“亲水活动”的开发，形塑出一个“亲水扬州”的清晰的城市意象，同时也为亲水休闲、亲水生态、亲水旅游开发建立物理形态的基础。

扬州运河的环境友好型修复原则。“环境友好型”城市发展理念要求古运河的改造必须建立在维护运河环境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环境友好型”指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对生态环境无害方式进行，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古运河的生态环境已然遭受了工业化的粗放经营、居民生活粗放排污的破坏与污染。扬州古运河景观设计，需要从改造亲水码头、水岸联系体、水质治理、水岸植被、水质保护、湿地建设出发，真正抓住建设扬州古运河的亲水城市意象的契机。

古运河的改造必须以治理沿河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厂房搬迁减排、生态修复与涵养的方式来达到环境友好的标准。使得古运河借改造、整治、景观开发的机会，必须保障运河之水的清洁少污染。同时还需要从禁止旅游排污、休闲排污的层面强化行为方式的改进。这是景观改造所必须同时规约的行为改造原则。

古运河的环境友好型的改造理念，通过对工业布局、生活形态的优化、运河水治理、亲水活动实践，来强化塑造扬州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善”的城市品格，并融入到运河品牌之中，成为扬州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推手。同时，透过更多更持续的努力，力争使运河成为扬州走向世界的一种城市名片，成为人居环境改造的世界级典范。扬州古运河两岸的绿柳、芦苇、湿地、古树等等都是原生态的自然系统。运河改造首先还是要尊重人的居住，这种居住是以人和自然的联系为根本，建立一套循环社会的生活系统。从而打造出符合原生态自然与人的美好居住理想的“运河边循环社会型生态住区”，将运河还给老百姓，将运河还给原住民，将运河还给城市社区，将运河恢复为人们可以守望的流动空间。运河守望了扬州数千年，今日扬州人也将守望着运河，居住成长。享受运河带来的惬意和妩媚。

所以，如能将古运河的环境友好型理念贯彻到底，那么透过古运河的景观改造工程，对塑造扬州城市的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品格，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景观城市主义到景观行为主义变迁。扬州古运河的景观创意规划，必定在景观城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的基础上建构景观的行为主义（landscape be-haviorism）。景观城市主义需要将景观成为城市意象、城市功能、城市机理的一部分；而景观行为主义则可以建构出景观与人的互动关系，景观与社区的互动关系以及景观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强调“景观设计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创造符合现代生活模式，适合各种人群行为及心理需要的室外休闲活动场所和交往空间。”通过景观与人际活动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景观对于人的行为的塑造，使得景观在引导人的行为、改善人的行为模式、形塑人的价值观中确立更重要的互动基础。古运河的改造透过景观行为主义来建立亲水景观、亲水空间与亲水活动的有机联系，从而能够使得运河真正地还给老百姓，并增进老百姓的日常行为改善。

创造未来文化遗产的愿景。扬州古运河的未来呈现，必须要有对历史人文的记忆。扬州古运河的人文禀赋是运河申遗的重要特色。必须从保护原住民，尊重运河的历史文脉，理解运河的原生态功能，保护运河的生态环境与留驻运河的人文历史风貌入手，将运河融入人类的记忆之中，成为一种流动的城市文化遗产。这种记忆可以是客观的景观再现，也可以是文化摹本的保存，也可以是流动的记忆——文化活动的呈现。扬州古运河的景观改造，必然面临着再现、保存、记忆的挑战，但冲破约束，结合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方向，挖掘现代城市文化特征，创造“未来文化遗产”，这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过程。比如建造运河画舫、运河工坊群、运河景观桥等，既保持运河文化特色的统一，也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扬州古运河的未来改造，从塑造现代城市意象、城市品格与城市文化名片中逐渐实现城市形态更新的“以水为魂，以人为本、以文为轴”的特色，构建出运河城市的经典意象，或者有可能使扬州成为世界运河城市的明星，成为一个在运河两岸实现城市发展理想的典范城市。将运河改造成为留下原住民、原生态要素的生态运河，人文运河，休闲运河，只有这样，古运河才能成为一条人民的运河，一条真正的母亲河。扬州城从运河中孕育，也必将随着运河的文化再生，走向新的城市文艺复兴。【此文已发表于《城市》2008年第10期】

城市软实力，呈现国家符号

这是一个全球营销的时代，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的新时代。以国家与地区为主体的文化营销成为了一种国际时尚。自从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在2004年的《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以软的化解硬的，以文化营销化解军事、政治、经济的冲突与矛盾成为了国家外交的重要线索。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如何构建出具有特色的软实力营销体系，各国已有自己的招。

中国开始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以彰显中国文化精髓，与外国政府举办各种中国年以传播文化、艺术。举办和参与各种大型的文化交流与表演等都属于透过构建软实力的国家营销体系去传播某种主张与理念，并希冀各国人士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

国家的创意营销也逐渐成为了各国追求的新境界。创意之国的瑞典曾在2006年玩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歌德堡号”仿古船的全球之旅，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先参观。“歌德堡号”的那次全球之航活动从自我营销、企业营销、城市营销、国家营销等各个层面做到了新的经典，成为当年国家营销的最具创意的案例，被各国政府、企业、民间、文化界人士推崇备至。而如今，国家营销已然成为了一种全球潮流。每到一处都能引发不小的视觉盛宴，更成为了事件营销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故事。

作为德国在中国进行国家营销的重点项目“德中同行”，由两国政府首脑推动，并由德国国家外交部主办，在中国许多城市巡展，成为德国在中国的盛大营销活动。“德中同行”的第一站“德国大道·走近江苏”在南京开幕。为期8天的广场展览，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往参观、参与。场面气氛热闹、互动精彩、展览丰富、视觉时尚，成为南京当时的文化盛宴，各种文化、文艺、艺术活动接连不断地在各处上演，满城尽带德国味。

国家营销是展示一个国家各种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创意的产品与形象，并透过文化的、艺术的、娱乐的氛围来制造一种时尚空间与行为体验，让一个国家的形象得以轻松地传播到异域的人们心中。“德中同行”活动的合作伙伴都是德国代表型的企业如安联、宝马、戴姆勒、德意志银行、菲尼克斯、博世、西门子、巴斯夫、Wacker,DHL,Lloyd,Herren-kenecht,AB等公司。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与产品技术，以及世界最著名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与技术应用的巴登符腾堡州的展厅、展馆。这些分布在大行宫广场的造型奇特的、布置新颖的展馆内展出了每个企业的历史、创新、与中国的交往合作。特别是像BASF公司在南京也有合作公司，展示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图片与故事，江宁的PHOENIX公司展示了很多捐助中国的项目图片，透过视频电视的展播，使前来参观的市民形象而生动地感受德国的制造技术的先进、工业产业的强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技术和德国产品的可靠实用与创意。德国企业借助德国国家营销在中国的机会，积极传播自己与local社区的社会责任实践，不仅为企业形象挣分，更为整个德国的国家营销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让参观者能够从心里感受到那样的国家、那样的企业、那样的技术将带来怎样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体验与感知。

广场中间小舞台还有临时德国乐队的表演，使得展览形成了高潮。一支近15人的德国乐队行进到展区中央的一个小舞台即兴表演，长笛、乐鼓、萨克斯、吉他、小号、大号、长号等十数种不同乐器混合而成的乐队，像摇滚、像交响乐一样让围观的大量市民狂欢不已，大家举起相机、摄影机狂拍不已，男女老少和着音乐一起舞、一起呐喊，德国乐队给南京市民带来了真正的免费的广场狂欢。

展出还有戴姆勒的世界第一辆机动汽车、MINI车、太阳能、保温产品、厨房产品、电子产品、汽车、火车、磁悬浮车、高速铁路机车、隧道挖掘机等样品，真是让南京市民大开眼界。伴奏音乐、演绎图像、宣传海报、画贴等真的让人喜欢，让人欣赏那样遥远的德国那么可爱、可敬、可靠。

这次德国在中国开展的国家营销，借助世界一流的德国企业、文化表演、城市创意等企业营销、文化营销、城市营销的载体而不断放大、聚合，成为一次可以在狂欢中营销的动感城市模式的营销。这不得不令人惊叹。“德中同行”，德国大道南京站的展览，其实何尝也不是南京城市营销的一种机会？看着大量的游客从总统府游览后大量的游客来参观德中同行展览，便能体会到南京的主办方也是别出心裁用心设计，让很多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到国际化的交流氛围，同时必然增强了南京市动感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这是一次双赢的国家与城市营销，也是当代国家营销的最新时尚。

活力之城，创意社会的有机要素

创意社会的应用领域非常之广，包括了设计、出版、广告、影视、包装、娱乐、建筑设计、互动休闲、表演艺术、音乐、广播电视、工艺品及文物交易等一系列的创意行为。这些领域的核心特征都与“文化”相关，因此创意产业也时常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但创意社会的来临，成了后工业社会的明显特征。20世纪6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主席佩恰依在谈论“增长的极限”时就预见性地指出“未来的发展只能是文化的创造”。

能够营造出一种开放、包容、多元、多样性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创意社会的核心要素。创意社会的形成，首先源自于创意阶层人士的倡导性实践。他们可以是波西米亚族风格的艺人，也可以是具有丰富想象力和行动力的设计人才，也可以是具有创造性批判能力和创造力的知识分子。这些创意人群的大量存在，将从图书、设计、建筑、表演、休闲、娱乐、艺术展览、文化聚会等形态上，改造一个城市的活力。

政治层面的开放、包容，鼓励自由创造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营造城市自由创造的意识形态的保障。城市管理不会因为涂鸦、开放音乐会、广场音乐会、草地音乐会、展览、表演、讲座而设置限制性条件，从而拒绝城市的创意活力。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最近掀起的一股股创意风潮，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开放、包容有相当大的关系。

经济领域中的“创意消费时代”的兴起，更是鼓励创意阶层的最直接的动力。创意消费的需求，是激发创意阶层思维细胞和行动力的最大的面包。只有一个能够“消费创意”的社会，才能真正促进创意的呈现。巴黎、伦敦、纽约、北京、东京、上海、首尔等城市发达的时尚产业和休闲产业，是培育创意消费的最佳温床。创意城市每年可以有无数的音乐会、展览会、艺术展、书画展、设计站、摄影展和文物交易，这些创意产业链的形成，是创意产业得以可持续勃兴的基础架构。

文化的土壤是培育政治、经济、创意思想的最佳载体。所有创意城市都是文化科教昌盛之地，都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大学、研究院、学院、画廊等文化机构。创意社会的人才培养离不开这些文化机构，创意社会的发生场所，往往也是这些文化机构作为急先锋。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大学、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家聚落等等，都是创意社会形成的文化土壤与思想沃土。

创意社会的成长，需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的引领。除了政治、经济、文化要素的丰厚基础之外，一个主流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创意”形态的确立，更是成就一个浓厚创意氛围不可缺少的市民要素。巴黎人，喜欢左岸的咖啡、书店、画廊；纽约人，喜欢去博物馆、画廊淘货；上海人，逐渐喜欢把自己塑造为海派风格的小资。这种小资情调和时尚情趣是创意社会的生活方式。大量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喜欢那些具有创意设计含量的生活用品。因此，层出不穷的家具产品的创意设计，不断地找到了市场机会，而市场的追捧，必然是市民生活趣味的“创意化”的结果。创意家居用品，一个台灯，一把水果刀，一个鼠标，一个靠垫，乃至一个书签，都越来越需要有“艺术含量”、“设计价值”、“个性品质”。“缤纷年华”的果蔬篮，“马鹰酒”的酒，“十八罗汉”的瓠子，还有卡通的鸡蛋，早已“飞入”寻常百姓的餐桌了。

一个创意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有机过程。只有一个城市足够的开放、包容、自由、多元，才能激发足够的创意阶层的兴起，也只有创意社会有机要素的整合、蜕变，才可能从物质形态，精神心理层面，创造出一个创意社会的“花样年华”。

1912街区，时尚空间与世俗消费的媾和

消费社会的幽灵像时空雕刻出来的变异体在城市上空不断吞噬着人们的神经。这种消费浪潮，从西方蔓延到东方。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中国里，生活的苦与累使我们需要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不甘与不败。

当代城市在朝着现代主义的都市意识形态道路上不断高歌猛进。绅士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现代性的代言语，也不知不觉成为了时尚空间的工具。所谓绅士化就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将原有的落后、老旧、日渐衰弱的城市空间通过空间的改造、功能的变换、人群的替代来突生一个高尚的、崭新的、符合当下潮流的空间变迁的过程。这种空间变迁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都风起云涌般成为了一种都市更新的教条。我们都被吞噬于这种巨大的绅士化现象之中，然而，本质的确还是世俗的，亦或是不一般的庸俗。

中国城市的空间绅士化改造始于步行街，辉煌于新天地，终于高尚楼盘。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步行街建设曾出现过大跃进时代的气息。当时每个大城市都开建了步行街，后来蔓延到中小城市也在商业中心地带改造建设了商业步行街。中国最著名的几条步行街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南京的湖南路、武汉的汉正街等等，都成为城市中心商业街的标签。步行街当然是一个城市的门廊，需要被规划、被改造、被美化和绅士化。中部城市南昌、郑州，中等城市连云港、常熟等各级各类城市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把原有的街区通过某种城市治理的方式打造成为各自的商业步行街。

绅士化辉煌时期的代表作便是上海的新天地、南京的1912、天津的劝业场。这些地方在不完全颠覆原有城市形态的基础上，通过艺术般的翻新与创造，在继承原有街区文脉中展现了一种复古型的绅士化，更加彰显了贵族气。上海的新天地将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建筑实践应用到了现代都市商业休闲空间，成功地完成了建筑艺术的跳跃，在保持建筑文化形态的同时引领了都市消费主义的朝圣文化。一个华丽转身竟然变成了一种城市夜生活的地标空间，吸引了外国人、白领、青年旅客的广泛目光，更吸引了很多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地产界、时尚界人士的朝圣般体验。有了新天地的成功，南京启动了一个1912街区。

南京的1912街区是南京城市绅士化空间改造的一个标本。历经5年多，成为了今天一个相对大型的城市消费街区。因紧临总统府，继承了民国时期的很多元素：民国建筑、民国历史、民国街区、民国记忆等内涵，在成功地复制了民国建筑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个响亮的名字——1912。那是民国元年，更是民国时期南京辉煌历史的开端。现在的1912街区，各种造型的民国建筑组成了一组大型的民国商业建筑群，从长江路开始，沿着太平北路右转至长江后街，将总统府作了一个半围合空间，沾染了浓厚的民国气息，嫁接了生动的民国记忆。1912时尚街区的欲望蠢蠢与一墙之隔的民国总统府公园的夜深沉，就如北京的后海酒吧街区与后海的水沉沉一样，成为一种消费格调，一种静静的怀旧与喧闹的刺激混合在一起冲淡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更激发了失落与成就之间的张力感。1912的空间典范已经蔓延到了扬州1912、无锡1912，还有南京晨光厂竟然也改成了一个1865，以纪念洋务运动之发端。

1912的确给南京带来了夜生活的地标享受。那里有太多的酒吧、咖啡馆、饭店和茶馆，而且大多都是装饰得犹如民国鼎盛时期那样贵族化和奢侈化。Starbucks的鹅黄的墙饰与灯光，永远渲染出一种朦胧的暧昧感。红馆的红色诱惑总给人一种非常妖艳的酒吧歌女状，给很多需要烈酒和美女刺激的有钱一族以解脱。巴黎夜色、上海公馆、俏江南、茶客老栈、一茶一坐、百度酒吧、KFC、足疗馆、SPA馆等充满了消费主义和休闲主义的空间，广告牌的绚丽让很多过客都不敢进门，生怕因为不懂行情闹出笑话。1912的时尚既带来了消费的屏障，也带来了消费的区隔。那里的歌舞升平、以酒买醉、一夜情的诱惑总是一道厚厚的墙，让老百姓望而却步；但是也正是这种诱惑，加上灯红酒绿的气味还有霓虹闪烁的暧昧，使得走过路过的人不免有一种潜意识的向往和迷恋。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就是1912的夜朦胧传递出来的感观刺激。

消费主义在一个城市绅士化的空间中获取了力量。人们在追求贵族化消费心理中获取了自我认同，并通过这种典型的地标消费空间来确立自己的消费等级。但这些虚幻的消费选择和趣味，对于一个骨子里没有品位的城市来说，仅仅是一件衣服，是随时可以脱下来的包装。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包装之中，忘记了自己身上的胎记，总是恣意地消费一切而兴高采烈！

可是，不是通过消费，芸芸众生怎能去感知自己存在的价值？在一个追求物质化的时代，我们都慢慢地迷失了路途、迷失了自己。

皖南“视变”，徽文化圈的中国想象

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地域总是以某种空间与人文形象来构建自己，江浙文人墨士居多，晋蕴商贾，徽产官商。自明清以来，徽州地区逐渐显现出一种可与盛世晋商媲美的强烈的地域文化氛围：耕读人家以或官、或商为荣。长江以南的安徽地区为古徽州，现宣城西南、黄山南部、江西婺源、浮梁地区，而徽文化是以历史上的古徽州府为核心，经由徽州商帮和徽州士人向外传播和辐射，进而影响其他地域文化进程的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皖南自古出才俊，红顶商人胡雪岩、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大名鼎鼎之人物。因此，皖南徽文化的特色村落旅游，成为一种追寻这种耕读人家故里的集体朝觐。

曾经沉睡在连绵的青山绿水之中的古村落，突然之间乘着人文春风，盛开于世人面前。那些被岁月雕磨出来的古老白墙灰瓦，就像一种宗教寺庙建筑至于信徒，成为了当代国人所不可缺省的南下旅途与旅行驿站。在黄山山脉的脚下，散落了代表近代中国中华文化精髓的徽文化历史景观。

皖南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一是文化基因所致，二是地利人和之功。文化基因是“忠孝节廉”、“耕读人家”，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心怀敬意，是对祖产、祖物、祖训的铭记、敬重、传承。他们富裕了，就修建家族祠堂，摆放先祖牌位以歌功颂德和继承遗志，光宗耀祖。徽文化中对于忠、孝、廉、气节的重视内化到通过修建祠堂、摆放祖牌、刻录祖训、记录嘉奖、描绘理想、刻绘精致版画来诠释一种成就感。一代代的子孙为了追求成就感而兢兢业业，禀记通过读书和耕耘来获致各种成就。耕读人家就是文化学习与实践耕耘结合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徽文化与徽商文化的天然结合，成就了一代代徽人的光荣与梦想。

地利人和之功在于这些象征徽文化的古色古香的历史村落以一种集体文化记忆的方式历经各种浩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能幸存于世，这就不能不归于这些散落于层峦叠嶂、群山怀抱之下的地利之优了。从交通上看显得相对偏僻，在没有柏油马路的时代，要深入这些地方去打砸抢是一件非常费事的苦差。同时由于交通闭塞与资源不足，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特别大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兴土木的村落空间变局。另外，由于那里的民风淳朴，古风遗留，大凡都通过将祠堂改成小学堂或柴火房而幸免于各种政治战争之乱。龙川、棠樾、西递、宏村等都保留了完整的古村落，与那里现代化痕迹的相对缺失不无关联。可是对于善于破坏型建设的中国城市居民来说，那里的古村落不失为中国明清建筑的原生态博物馆，成为了艺术系学生写生必去之地。

徽文化圈将建筑形态的完美呈现、名人故院的完好保存、青山绿水的天然氧吧结合成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时期的稀缺性视觉资源。歙县、西递、宏村、龙川、李坑、江湾村，山体掩映之下，层次分明的油菜花，包围了一座座白墙灰瓦、小桥流水的天然水彩视界，成为国人对故乡山花烂漫、溪水潺潺、鸟语犬吠、古木丽影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一种对故土的向往与落叶归根的梦。

胡氏宗族气势不凡。背山面水，原处高峰守望，村内小溪横穿而过，那小桥、独木桥、小溪旁的古树，为两旁的民宅带来了希望和便利。胡氏宗族所展现出来的格局，印证了家族的兴旺、祖宗的显耀。都说这里风水绝佳，山水灵秀、紫气升腾。村外小河对岸，丛林深处还有一座小庙，庇佑着这个村落的千年兴旺。胡氏宗祠里面的牌位与雕刻，记录了皖南胡氏家族的光辉族谱，从尚书、侍郎、知县一个都不缺。

棠樾牌坊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从村外到村里，村里到村外，忠、孝、节、义、节、孝、忠，七座忠孝节义大牌坊宏伟壮观地彰显了这个皖南村落古老家族对传统文化的至高追求。这里还有第一次为女性的贞节立的牌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让女人牌位第一次进入只有男人才能享受的祠堂。可见这一带人的独创与开拓精神。

西递与宏村，则成为了“徽商”的大本营，几百年前那里就频出“企业家、富翁”。以他们为代表的徽文化，打破了对“商”的歧视，开始大张旗鼓地鼓励营商，将“创业、守业、营商也好”的重商主义践履于家训规导之中，并走出了大量的徽商，行商于全国各地，比如扬州盐商、茶商，上海的丝绸商等。宏村首户陈家的大院竟然还专门设立了抽烟房、书房、秘书房、贵宾厅、普客厅等五星级宾馆般的豪宅。这些明清“豪宅”的出现，就是中国封建时期资本主义重商文化的明证，也是中国商业创业文化的启蒙。

徽商文化的精髓就是在承继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而兴起，徽文化就是在传统学而优则仕、忠孝节廉义的熏陶中不断获取了站在各个时代前列的人才之高权。同时清朝中期以来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重商文化，使得这一带的人走出家园，走遍世界成就财富梦想，将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重商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出了红顶商人的官商结合的新模式。

皖南，视已变；徽文化，创造了过去，成就了现在，也必将打造美好的未来！

茅山之道，香财两旺的社会心理场域

江苏省句容市茅山是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俱备的旅游胜地。红的有“苏南新四军根据地”，橙的有江南瓜果之乡的盛誉，黄的更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圣地”，和着山脚下的黄灿灿的油菜花，绿的当然是那满山的葱郁森林，青的是山的岩石，还有那道士的青布衣服，蓝的是蓝蓝的天，紫的是那满山点缀的紫薇花。

当然，茅山的道教，才是其真正的魂。那“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形象地标识了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相传汉元帝初元5年（公元前44年），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来茅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被称为茅山道教之祖师，后齐梁隐士陶弘景集儒、释、道三家创立了道教茅山派，唐宋以来，茅山一直被列为道教之“第一福地，第八洞天”，曾引来诸多文人墨客留下诗篇。目前茅山的道教文化载体有茅山道院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老子神像、乾元宫、华阳洞、金牛洞等著名景点。

茅山的香火甚旺。儒、释、道三家中的儒总是用人间道德来感化世人，但佛、道两家却都有“仙悟”的特殊功能，来“预测、天令”世俗之人的命运。所以，更多的人情愿相信“天命之不可违”的天道命运之命中注定，也不愿相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建构。故此，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祭拜庙宇，问道高僧、求助道士，以签观己。各地神庙的香火之旺，绝对可以用火爆来形容。人们越来越信仰那些素昧平生的“佛、僧与道士”。东方的宗教很多都与“命运寄托”有关，大多数的人供奉寺庙不是因为其内心的坚定的信仰，而是因为自己的“命运之签”在那里养着。从这个层面来看，往来于寺庙的人，其实并非去供奉那些“僧与神”，而是去供奉那个判断、预测自己“运道人生”的“签”，是那一支支小小的“竹签”或是“纸签”，抓住了香客的心。

香客之心与香火之旺，概因“签”带来的强大无比的心理暗示。心理暗示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控制力”。《心理学大词典》上描绘心理暗示是“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暗示作用往往会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签”的答案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希望人能够以签的某种“预测与解释”来面对和处理日常行为与生活。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从心理机制上讲，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

人都会受到暗示。受暗示是人的心理特性，它是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能力。当人处于陌生、危险的境地时，会根据以往形成的经验，捕捉环境中的蛛丝马迹，来迅速做出判断。这种捕捉的过程，也是受暗示的过程。因此，人的受暗示性的高低不能以好坏来判断，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当代社会生活的人生无常的现象仿佛越来越不可控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个人无力自主感。所以人们期待能够预测自己的“命运”，交由“虔诚的心”所求到的“命运的签”。既然我们没法相信现实，何不去相信“神祇”呢？

所以，人们为了追求成功和逃避痛苦，会不自觉地使用各种暗示的方法。烧香拜佛的求签，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宗教性的心理暗示。当我们求到了一个好签，而且经过了心理暗示的强大控制力之后，人生往往也能朝着默顿所提出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向发展。这样，自我的心理预期，加上“签”带来的心理暗示，配合自己本来就一直孜孜以求的不断努力以及社会环境的一定程度的规范运行，很多信众的人生都较为圆满地演绎。所以，人们更加相信那个求过的寺庙、道观的“神”或“僧”的庇佑下的“签”，年年去供奉香火，完成了“神”与“人”的可持续的心理暗示的转换、转变与交换。

茅山道观在苏南一带知名度非常高。苏南地带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社会文明昌盛，成就了更多人的成功。因此，人们的命运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其中往往也配合了“签”的暗示，同时更印证了“签”的特效。所以，茅山道观以及其他的香火之地，财香两旺，每到周末或是节假日，去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

茅山道观因了信者众多，香火甚旺，旅游日渐繁荣，后又新建了一尊老子巨像，新建了新四军纪念碑。而新四军纪念碑，又有了新的传奇。据说，当初修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纪念碑、台阶、雕塑一体的纪念碑公园，旁边都是居民。逢某个时日，一户居民在陈毅、粟裕的雕塑后面燃放鞭炮，忽闻有嘹亮的军号回声，甚为诧异，而后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听，证实确有规律。后来政府便扩建了该纪念公园，开辟了一个独具传奇色彩的“新四军纪念碑公园”，凡是来参观旅游的人，大多买鞭炮放，闻听军号嘹亮的回声。后来据科学证实，这是由于纪念碑下的台阶的高度，加上周围树林等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回声所致。

茅山具有深厚的道教文化奇观，更有当代新四军革命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一并成就了当代红色旅游、道教旅游、自然景观旅游胜地的好名声。有道是：

茅山道观香火旺，红色故里传奇响。

紫砂故事，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华丽转身

几年前，广东潮汕摘取了“中国瓷都”的城誉，一时引发了江西景德镇的强烈抗议。景德镇作为中国（China）符号，瓷都之名被一个仅仅是制造商、品牌企业、贸易产业链等鹊起的潮汕所“抢夺”，当然于心不忍、于心不甘。但千古风流人物，都会被雨打风吹去，城市亦如此，不进则退。景德镇把自己往“资源枯竭型城市”定位，向国家要政策，似乎早已出卖了“自己的城市灵魂”，瓷都之誉受让他城，自此已是自断其脉了。

赫赫有名的紫砂“陶都”宜兴，作为一个苏南富庶之县级市，其“紫砂之都”的资源型城市禀赋也从未被动摇过。虽然宜兴的现代工业从规模和结构上早就超越了紫砂壶产业，但紫砂于宜兴，历来还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与象征。宜兴的紫砂，近闻虽也有“泥枯竭”的可能宿命，政府也开始了封山禁挖行动，但据行业人士观察，宜兴的紫砂行业最少还可以兴旺50年，因为很多业主都囤积了数十吨、上百吨的砂泥。另外，他们还从周边地区找到了替代砂泥，配上传统工艺的烧制，同样能够满足生产需求。所以，宜兴的紫砂产业，依然可以创造城市的传奇。单就丁山镇的几十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配上电子商务的贸易形态，宜兴紫砂壶也将在世界独占鳌头。

宜兴的紫砂泥主要分布在城市南部区域的丁山、张渚、渚东，核心品类为白泥、甲泥和嫩泥，加上不同的添加成分，可以制造出紫砂、褐砂、黄砂、黑砂等工艺品。在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几乎所有品类的紫砂壶具，概出自宜兴。但宜兴紫砂壶的产品品质，却还是以低端、粗劣、低附加值、少文化含量居多。这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更是对传统紫砂艺术文化的一种误读。十几块钱一套的紫砂壶，没有艺术设计的创意，更没有文化底蕴的表现力，导致既让人不愿意用，也不好作为礼品送人。真正的紫砂壶绝对是一种“创意产品”，因为它的可塑性、可设计性、可表现性和功能性的特征，紫砂壶与茶文化的结合，将更好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民族性的传统工艺的现代创意产品。

2008年在南京市博物院展出了一批珍藏品紫砂壶，大师级作品大多价格在万元、十几万元、百万元以上，真正创造了小紫砂壶，大艺术价值的经典。拒绝平庸，拒绝粗制滥造、拒绝低附加值，提升艺术创意、创新功能、高附加值才是符合潮流的方向。走向富裕的中国人，定会回归到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的“精神”世界。这是市场的发展方向，也是未来紫砂壶等传统文化、传统工艺可以有创意舞台的时代空间。

所幸的是，市场已经开始具备创新动力。市场化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逐渐改变了紫砂壶的价值理念。在培育紫砂工艺师的进程中，商人们也从创新功能、创意设计角度为紫砂壶注入了活力。南京艺工坊开发设计的紫砂电水壶、紫砂茶水直饮机、紫砂酒瓶、紫砂艺术画、紫砂个性文化定制等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因此，一条由商人主导、市场培育、创意设计嵌入、生产配套的紫砂壶产业链的形成，才能引领一个“资源节约型”传统产业的华丽转身，正如唐山、潮汕的陶瓷产业，都在市场竞争和市场发展中实现了产业升级。

宜兴的紫砂壶，定然要吸取景德镇的陶瓷产业的没落教训，让由盛而衰的故事不再重演，让一个城市的灵魂抵抗得住时代的煎熬。这样才能传承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经典记忆，并以此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合力型腾飞。

民族悲歌，中国航空烈士墓园的过往今昔

南京，是一座“伤城”。为什么伤，为什么是南京？

其实很多南京人都明白，这座“伤城”所代表的那段历史。

民国时期的中国首都，到处都有中央开头的命名，那是一种怎样的壮阔！可是自从经历了1937，经历了1949，南京便经历了命运多舛。

历史变幻多愁绪，历经苦难又逢春，南京在今天的城市坐标上，依然高昂着头，成为了一座风景秀丽、经济发达、科教昌盛、文化繁荣的历史厚重之城。正在打造“国际现代化人文绿都”的南京，虽负历史之伤，但已变得更加坚强。

一个坚强的城市，我们到处可见历史的影子，这个城市据说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记忆之城，特别是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城市上空的警笛，一次次唤醒一种沉痛且悲伤的记忆。《南京、南京》、《南京梦魇》、《南京1937》、《金陵十三钗》这些都是电影的名称，也构成了这座“伤城”的影像记录。

南京是一座温和而浪漫的城市。南京的满城梧桐掩映出来的不仅是荫凉，还有一种沉沉的悲伤感。梧桐、梧桐的影、悲伤的愁绪，以及缓慢的生活节奏，成为城市的某种意象。

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钟山苍茫树林里到处散落的都是明朝或民国时期党国著名领袖人物的陵墓、陵园。而大凡连接到这些地方的行道树，也是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梧桐，在梧桐的守望下，那些缅怀或参观的人们纷纷攘攘，来了，去了，又来了，又去了。据说很多南京人每年都会去中山陵一次或多次，不仅是去感受夏日的荫凉，更多是去感怀历史，沉淀心情，缓和浮躁。面对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与悲伤，我们今天的烦恼何足挂齿，是以来到中山陵园，心情反而会平静许多。

曾经有个朋友告诉说，他经常在晚上工作到很晚后，开车来到中山陵的某个地方，散散步、放松一下心情，借此减缓白天工作中的劳累与苦闷，浮躁与抗争。当然不仅是那里的安静，更多是因为那是个圣地，伟人长眠的地方，经常也是一个智慧顿开的地方。

南京这座伤城，往往也能激发出更坚强的人生斗志。中山陵园景区的那种博爱之情怀、天下为公的气魄、合着那挺拔伟岸郁郁葱葱的梧桐、松树与枫林、银杏、梅花、桂花，人在其中，呼吸着一种有历史自然力量感的空气，然后就能变得坚强。

中山陵南面的著名地儿太多。中山陵，明孝陵，梅花山，孙权墓，梅花谷，昭明台，何香凝、廖仲恺、邓演达、谭延闿等名人墓园，美陵宫，神道，石象路，下马坊，四方城，音乐台，水榭，灵谷寺等等名胜古迹，大凡都被游人常光顾、游览、参观、缅怀。但钟山北麓，除了有一个朱元璋重臣及遗臣徐达墓园之外，还有一座更值得我们凭吊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更能够站在今天的国共交流的历史时机，遥望曾经的过往，曾经的悲伤，曾经的豪壮。

中国航空烈士公墓（墓园）孤独而安静地守望在巍巍钟山苍茫绿色的北麓，面对的是北斗七星，面对的是浩瀚苍穹，遥望的是长空万里。因为他们曾经是属于天空的，是中国、美国、前苏联、加拿大、韩国的空军航空兵。所以他们被安放在中山的北麓，从1932年的第一批，到全面抗战的第二批，数千人都被安放于此，在中山先生的北面，他们曾守卫着中华的天空。

可是这里依旧是孤独的。因为钟山南麓的盛与阳，掩盖了北麓的阴与孤。虽去那儿的人非常少，但这里在1995年之后就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在2005年国民党副主席、现在的中国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到来时，大赞这里的雄伟。但是每年来这儿的人还是太少，是人们不想去打搅这群中华航空烈士的安静么，还是人们在繁忙的行程中无暇再来回顾曾经的悲伤，抑或是我们太多的人都还不知那段历史，这个地点？

看到过报道说，这里很少有人凭吊。但却一直有人会去的，只要它存在就一定会不完全寂寞孤独。看到过媒体报道，一个家住附近的南京市民每年的秋天都会采摘菊花去祭奠航空英烈，还经常带着儿子一同前往；有看到过，海南的一个七旬老人带着全家已经两次乘飞机来扫墓；有看到过，俄罗斯的驻沪总领事来拜谒过南京中国航空烈士墓园；有看到过，台湾的很多友人来拜谒过，还有很多大学生也自己来过……

如今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最早是1932年由原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为纪念所属在北伐以及淞沪抗战中阵亡的空军飞行员而兴建的。1995年8月，江苏省和南京市筹款在墓园边建成“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30块高3米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用中、俄、英三种文字，镌刻了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中、美、苏、韩等国3000多名航空烈士的英名及其生平业绩简介。近年来，有关方面又陆续发现了990名烈士名单，其中中国586名，美国404名，即将进行增刻，增刻后纪念碑上的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将达到4294名。

最早的那个牌匾中就有193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主持建设北伐以及淞沪抗战中阵亡的空军飞行员公墓的捐赠者名单，其中蒋中正3000银币，何应钦、卫立煌、唐生智、孙殿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掏腰包捐赠建设。虽然历史已经久远，但那石碑上的铭文和捐赠者名单却依然清晰可见。后来1995年扩建、改建的时候，重新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碑亭，捐赠者的名单中有了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台湾、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友人及机构捐赠。再后来看到新闻说，江苏省、南京市决定建设航空烈士纪念馆并于2008年春天奠基。从这一条线索来看，中国航空烈士公墓终于从1932年延续到了2008年，并且有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更多的空间来纪念那些在贫穷时期因奋战外敌而牺牲的航空烈士们，而最感人的是那么多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和国际友人美国飞虎队员、前苏联航空志愿队员，一起为抗日而战的血的情谊。

这里，不仅是国共交流、国共合作的新版本，更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敌共同铭记历史的圣地之一。这里也更是中国、前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平、友谊的血的见证。

南京是一座伤城，但南京更是一座国际和平、国共情谊之城。在悲伤的历史尘埃中，我们已经有勇气重新崛起，站在那个安静的航空烈士墓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那穿透历史的炮火声声，血肉模糊。但是，看到今日之墓园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我们也看到了和平的灿烂笑容。天下本为一家，我们理应和平共存，没有绕不过的弯，历史如此，一个城市亦如此。“伤城”的南京，早已不再悲伤。而是那梧桐树影婆娑，钟山巍巍绿荫覆盖的人文休闲惬意场所。看到游人如织的钟山风景区，我们便看到了城市快乐和希望。

无论如何，航空烈士墓园都不会是孤独的，因为有很多人铭记着它们，海内外的同胞与友人都在惦记着它们。虽然有时不忍轻易去打搅它的安宁！

第三篇　城市休闲与后工业社会生活

闲暇是文化的基础。休闲与游憩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形态。在都市生活进入“高铁时代”之后，如何让城市生活“慢下来”，成为了新的社会命题。中国人从封闭、传统的农业国家到开放、现代的城市国家，只在转眼30年便得以实现。城市意味着快节奏的工作，快变的人际关系，快餐文化的流行。我们匆忙间便进入了一个“急之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广度与深度，超越了我们的心理准备。所以国人特别有了“慢生活”的期待。“慢生活”强调休闲、从容、长远思考以及某种程度的传统人文价值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新的都市规划，必须最大化地创造闲暇的空间，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并尽力打破休闲空间的区隔与身份的焦虑，真正让休闲空间成为构建公平、宜居、活力城市的载体。

休闲也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体现。公园、绿地、河流、湖泊、广场、步行街、市井空间都能成为公共休闲的场所。在公共休闲场所中人们不断增进身体健康、心态健康、社交参与度，因为“休闲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更是一个形容词。作为名词的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动词的休闲是一种时尚行动，作为形容词的休闲则成为一种心态，一种生活状态。”

休闲也是提升城市设计、创新精神、创意活力的引擎。只有真正拥有了休闲自由的人，才可能具有更自由的思想与创造力，当今世界创意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证明了闲暇与自由如何成就了灵感与创造力。世界上最令人称奇的城市公共设计，几乎也都服务于人们的休闲、审美、观赏的需求，巴塞罗那的城市雕塑、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创意更新、都市博物馆的兴盛等等，都因应了人们休闲生活的潮流。而在今天全球性的创意社会来临之际，如何将“休闲”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观的基点，规划相应政策与制度，顺应后工业社会创意城市的发展需求，以推动城市社会全面的“战略转型”，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议题。

城市休闲，最需要关注的是大众。只有大众休闲生活方式的确立，才可能真正推动一个城市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休闲也并非懒惰，而是激活思想、激发灵感、激励人们不断创新的文化的基础。

夜生活家，公园里的城墙影与歌舞魅

金陵城，从来没有缺乏过桨声灯影的夜的故事。一个城市的文化积累了几千年，从来没有断过香火，那一种掺杂着悲欢荣华的骨子里的贵族气，从建康城直到南京，续写着百姓的城市生活史。而夜间城市休闲公园的休闲生活，记录着一个城市老百姓最本真的生活。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夫子庙是南京的老地标。游南京，必游夫子庙。因而，夫子庙与秦淮河的联姻，成就了这个城市一个又一个的传说与传奇。

新改造的东水关城墙遗址公园正守护着秦淮河，城墙早已斑驳，城门也在历史烽火中洞穿破落，今天所留，便是一个残垣断壁下的遗址公园——东水关公园。虽是断墙破门，却集聚并融合了南京城最丰富的元素。东临新改造的城东干道龙蟠中路，古老的秦淮河穿过依旧古老的城墙东西流，南面是古典的江南明清风格的建筑，北面是新开的楼盘“东城水岸”，明城墙、秦淮河、大牌坊、飞速的车流与两岸不同风格的建筑、公园里面错落有致的牌匾、城楼、草地、露台、广场、舟舫、红灯笼、茶楼、霓虹拱门等，龙蟠路高速的车流旁凝固着一副古典美的静，令人惬意且沉醉于夜生活的缓慢。

最魅的，当然不止在景，更在景和人的交错与融合。昨晚的东水关公园一游，让我见识了南京壮观的公园集体舞。那是在“秦淮胜境”大牌坊下小广场的三四百市民自发组织而成的公园集体健身操与健身舞，不是表演，纯粹是一种休闲健康的舞步，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完全多样化的歌曲与背景乐，几百号互不相识的男女老少组成的广场舞蹈所构成的集体享受，成就了“壮观的广场艺术”。F.吉伯德在《市镇设计》中说“人群是壮观的艺术”，健舞人群建构的广场艺术，其实更成为了一种“市民生活”的自由表现。以大妈们为主的广场舞蹈者，夹着男的、老的、少的一道，穿睡衣的、休闲服的、裙子的、牛仔的，各式衣样，形成一排排一列列的整齐的舞步，简单但却充满活力，更表现出了一种规模与整齐的壮阔。很少能见到如此多不同着装但却整齐的街边公园的集体舞，从牌坊广场一直延伸到了下面的草地小径，以及小径之外穿越草地的另一条小径，没有人踩草地，就在狭窄的小径上，和着不远处的广场人群，一起舞，舞得让人感觉到了生命的幸福感与健康的美丽。

卢梭曾说：“广场是自然状态，光明、透明、公开、无隐”；“广场上的集体舞蹈是社会教化”；“广场上的集会是集中民主制的体现”。在现代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慢慢向市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其实早已转化为市民休闲与公共娱乐的地方。东水关的广场，不仅有壮观的舞步，还有二胡伴评弹，清脆婉转的歌声远远地传播，让夜的城墙根萌发出一种历史幽怨与思古之感。除此之外，还能看见小孩在搭网打双人羽毛球赛，玩轮滑游戏以及玩飞盘。东水关城墙公园的每一处小空间，都被人利用起来，成为了一种真正壮观的公园行为艺术，更不用说许多情侣公园散步，男女老少的悠闲消夜。

登上那一段城墙门头，看到些许斑驳与长满杂草的城墙，举目四顾，已经是歌舞升平的一番场景。人们在记住自己城市过去沧桑历史的同时，用自己健康的、积极的、自信的舞步与歌声在重新创造着这个城市的繁华。夜，公园中的意象，在城墙的影子下，不断地变化的舞步、不断来往的人群、不时嬉笑的儿童，在守护这段古城墙的时候，或许也在创造了新的城市生活史。

除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南京还有著名的玄武湖。玄武湖，南京城的母亲湖，历来承载了这个城市的浪漫基因。玄武湖的东面，紫金山麓，有了情侣园，玄武湖里的樱洲、梁洲、菱洲也是情人幽会的好去处。更毋庸提及那沿湖而设置的数百张休闲椅，皆可称之为“浪漫情侣椅”。因为，一到夜晚，那里尽是一对对的男女，在临湖传情；若是遇到月圆之时，那里的休闲椅，更是洛阳纸贵，难觅空位了。而那微风淋漓的湖水，如果有眼睛，该是目睹了多少或幸福、或酸楚的男男女女；或是见证了多少爱情的进行曲呢？

昔日的明朝水兵训练营，今日已是居民休闲处。今天的玄武湖，除了因湖光水色而确立的浪漫之湖外，更有南京城的休闲湖之盛誉。不比同城的莫愁湖的不可及，南湖的微小，钟山南麓前湖、琵琶湖、紫霞湖的偏僻，玄武湖就在城市中，城墙外，外围一圈延绵数公里都是免费而可及的亲水堤岸，成为了一种绝佳的水岸湖景与堤岸休闲空间。这里的休闲空间因为坐落在六百多年的明城墙根，更具备了一种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意象感。成就了一种城墙下、玄武湖边、绿柳旁的古典美与自然美的结合体。

南京市在很早就实施了玄武湖外围休闲区的免费入园制度，使得来这里休闲的市民能够天天自由出入，既满足了市民的休闲需求，更让玄武湖成为了一个具有休闲活力的公园。而且因为其古典、其休闲、其可及性，更加构成了一个浪漫、惬意、自由、休闲的场所。

玄武湖公园的休闲活力，象征了这个城市的活力。社区生活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公园、广场、绿地所构建出来的城市休闲功能，能够最大限度释放公共空间的社会参与与互动。特别是“传统中心区公共空间的魅力在于能够提供丰富的社会交往空间，形成活力所需要的人口集中，创造出的环境是城市最引人入胜和具有人情味的场所。”历史著名的玄武湖公园，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天气好，从早到晚，公园内都有足量的市民在消费与构建这种湖边的休闲活力。早上大量的居住不远的市民来到这里晨练：唱歌的、跳舞的、抖瓮的、练太极的、跑步的、散步的、打球的比比皆是。白天这里也一样持续着健身人群、散步人群，但更多的是那些休闲散步的欣赏风景的人群。到了晚上，更是大量情侣们的天下，上百张休闲靠椅都被情侣们占据一空，还有找不到位置的就临湖席地而坐了。更特别的是还有一处K歌场所，唱的都是爱国主义题材与爱情主义的歌，很嘹亮很高雅。可以说，从早到晚，玄武湖都充满了人群的各种休闲活动。也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人群，构建出了玄武湖的休闲活力，这种活力又不断增加了玄武湖的休闲魅力，从而成就了一个爱情的湖、健康的湖、浪漫的湖、休闲的公园。

可及性是玄武湖休闲公园活力象征的最大功臣。玄武湖公园实行完全免费进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11点所有人都能自由进出。完全免费制所形成的便捷性与可及性，为水岸娱乐提供了大量的休闲人群。他们可以随意地不断重复地享有玄武湖的休闲环境、休闲设施与休闲氛围。试想，如果采取收费制，定会造成人员骤减，没有人气的城市公园，将会何等的死气沉沉呢！城市休闲空间关键在于设计便捷而可及的“消费”模式，这往往是决定其兴衰成败的最核心的要素。可惜很多城市管理者与商人们总是忘记了这个可及性原理。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无论少年，还是老年，人们都可以随意地徜徉于玄武湖畔，或散步、或休闲、或健身、或拍照、或恋爱，完全享有着自由出入的那种市民主体性体验。这种体验就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参与分享的满意感。所以，看到很多的市民在公园里休闲消遣，都会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好城市所需要的气魄与气质。杭州西湖后来也完全免费了，走在十里苏堤上，感觉也是惬意无比。可惜扬州的瘦西湖还是需要门票的，那里在外围根本看不见瘦瘦的湖光水色。所以，那里的公园活力明显非常地不足。

人们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转型阵痛的各种喜怒哀乐之后，需要以更加坚强的心态，用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力的舞步与歌声去书写着自己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曾经强调的重塑“生活世界”以构建公共领域的论断，或许能够在社会进化到某个程度之后，人们以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去构建公共领域的精神与灵魂。夜，公园；夜，广场，在城墙肃穆的影子的见证下，不正在演绎着另一种公共领域的生活世界的形态么？

城市的夜，是一种城市的开放性、自由性、文明性的夜；夜生活的休闲化呈现，是一个城市活力之夜，更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夜。

“Golf”物语，高尔夫会所的社会隐喻

当今社会再没有哪一个物品能比“空间的生产”更具资源整合的魔力。房地产的开发可以让中国的开发商成为百富榜的“中流砥柱”；高端会所、别墅的生产可以让富人们成群争渡不知归路；消费空间的生产，给了城市极大的购物便利性和商品崇拜；休闲广场、公园、文化场所的空间生产，构建出了一个城市的宜居指数；而政绩空间的生产，却也经常引来无数争议，甚而还有因此落马者，成为了阶下囚；真可谓成也空间、败也空间。空间俨然成为了一个魔法石。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列斐伏尔在描述“空间的生产”的时候，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属于自己特定的空间。空间可以被旅游、休闲、商业、居住、权力等消费，成为了资本主义文明下非常典型的交易品。空间的生产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空间及其生产，似乎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驱动器”，似乎也成了一个“闷炉”。我们每个人都在每一个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中游离、彷徨、煎熬与沉醉着，度过一天又一年。

南京东郊紫金山麓的“钟山国际高尔夫会所”，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个案。大面积的城郊绿地，高尚的高尔夫会所，高档的休闲主题别墅，还有高端的主题酒店“索菲特酒店”。高尔夫会所空间的生产，是从一片紫金山东麓的浅山草坡中开始，经过高尔夫场地设计大师的手笔，在开发商的资金与运营下，最终变成了一个高端休闲运动型居住场所。会所这一休闲空间再次见证了城市的现代化与休闲化。透过空间生产，空间又成为了区隔人们阶层、品味、趣味的社会空间。或许还是某些消费主义引发的精神空间之所在。大多数普通人都只能视其为养在深闺的“富人游戏俱乐部”。

高尔夫运动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流行时尚。“高尔夫”是荷兰文kolf的音译，意思是“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美好生活”。高尔夫球起源于15世纪的苏格兰。当时的牧羊人常用赶羊的棍子玩一种击石子的游戏，比比谁击得远击得准，这种游戏后来就演变成为高尔夫球。牧马人虽然身份低微，但其工作的场所都是放马由疆的山林草地，浅水雅院之处。其牧马之地，就是今日高尔夫球道的寻找之地。

高尔夫的英文由“G-gree，绿色草地，O-oxygen，氧气、L-sunlight，阳光，F-foot，脚步运动”四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从字面上可知，它是一种把享受大自然乐趣、体育锻炼和游戏集于一身的高尚娱乐活动。因为玩高尔夫球的环境要求、设备要求、服务要求都较高，特别是土地稀缺地区的土地价值、球道规划、草地建设等都非常昂贵，所以在很多国家，高尔夫球运动都是一种贵族运动。因为高尔夫本身的绿色、氧气、阳光之内涵，所以现代高尔夫球基本都建设在郊区或远郊的风景优美的、地势起伏的、临山临海或者是环境绝佳的地方。

这些地段或空间品质又恰好暗合了别墅类高端地产的环境品质需求。大多数高尔夫球会公司同时也都是地产投资或开发公司，这种天然的环境品质与地产需求的契合成就了典型的高尔夫主题地产。世界最大高尔夫球会深圳市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就是典型的别墅高尔夫；还有北京的华彬高尔夫球会，上海的佘山高尔夫球会都是典型的别墅大盘社区。南京的钟山国际高尔夫当然也概莫能外，只是其别墅量开发得并不多，没有形成大型别墅社区规模，但南京南面的溧水县的卧龙湖高尚社区，将可能成为南京都市圈最为典型的高尔夫大型高尚住宅区。

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球场建在著名的钟山风景区边缘，占了很大的地利之便。交通也是两头便利，南临高速公路，北依紫金山东麓的环陵公路。当时球道设计也是请的国外的知名球场设计师。建成之后南京钟山高尔夫吸引了不少韩国高球爱好者前来打球，因为这里相比韩国那个场地来说，价格非常低，以至于韩国人飞机来回、住宿加上打球的价格还比在韩国打球便宜很多。因此，可以说钟山国际高尔夫球真的是“国际化”了，再加上那个“Sofitel”索菲特品牌酒店相配套，一个高端的主题空间便完全地生产出来了。

史载1934年，民国政府为了联谊中外使节，在如今的钟山国际高尔夫区域规划并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命名为“郊球场”，供当时京都的各国要员、达官贵人社交休闲。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也是30年代中西方政要磋商的平台，宋美龄的对美外交也经常在这里以高尔夫的方式进行。从这段历史来看，高尔夫球场在中国从第一个开始就是达官贵人的专属场所。可见，空间的社会属性可以从空间的生产、使用、消费中完整地得到呈现。

钟山高尔夫球会的真正主角，其实是五星级的索菲特酒店。里面的海鲜自助餐在南京较为知名，人均价格近200元的品质还是“价物相符”的。酒店所提供的服务除了高尔夫练习场，还有斯诺克、台球、乒乓球、桑拿、棋牌室、会议室、巧克力餐厅等不错的娱乐活动及商务设施。高尔夫球场、别墅、五星酒店所演绎出来的休闲、居住与消费空间，都贴上了“奢侈品”的社会标签，普通百姓是不可能去享受的。因此，这一高尔夫会所空间便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砌了一道厚厚的墙，让一般的市民感觉到“消费分层”带来的遥望之感。可以说，富丽堂皇的酒店装饰与价格不菲的休闲消费，成就了这种主题“休闲空间”的“区隔”与“分层”，并自然而然地将有钱人与没钱人区隔在两重不同的社会空间之中。

钟山国际高尔夫会所，是一块占地三千六百多亩的黄金宝地。它是经由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开发商、投资商、营运商所共同制造出来的高尚运动休闲主题会所空间。在这种空间的生产逻辑中，表现的是阳光、绿地、别墅、酒店，但隐含的是对于稀缺土地、环境资源的控制与垄断。在空间的生产中，生产了一个“国际化、地标化”的城市景观空间。然而这种形象空间，仅仅满足了一部分人的“休闲需求”与“居住需求”。大部分的人却被无声的消费门槛与阶层篱笆挡在了门外。当人们悠闲地经过环陵路的时候，也却经历着路旁边巨大无边的高尔夫会所的“休闲剥夺感”。这种一部分人的满足感与大多数人的剥夺感的同时存在，以消费空间的“空间实践”，形成了某种无声的“表征空间”的冲突与对立。这种无声的冲突与对立，便是消费社会所构建出来的难以弥合的“藩篱”。

空间的生产，再有空间的消费，导致了消费的社会区隔。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进入到象征交换和符号消费的阶段。”高尔夫空间的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高尚消费的符号与象征，更是一种生活层次，一种“阶级区隔”。别墅、高尔夫、五星级酒店，在休闲社会中从物变成了符号，一种象征有钱、有闲阶级的身份与地位的符号。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高尔夫球会的高尚会所，但看不见的却是那种因消费而形成的社会区隔。这种区隔是无声无息的，但却真实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每一个城市之中。这种休闲景观通过一种新的“权力景观”的方式得以生产出来，与市中心的消费场所一样，郊区化的奢侈性景观更体现了休闲的权力区隔。因为“消费场所被认为是提供社会中心性的新区位，就像城镇中心一样，消费场所经常被替换或者被转移到新的区位，这些场所集合和聚焦各种活动和符号，人们由此扮演和体验公民认同和公民生活。”因此，一个个的高尔夫庄园，表征的是市场主义逻辑下的高尚空间，隐喻的却是因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所导致的社会的分化。所以，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建立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和谐。因为一切社会关系都体现于空间之中，空间重构着个人、阶层的社会关系。只有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和谐，社会才可能真正和谐。

滨河空间，都市老年闲暇之趣

有一首经典且悠扬的歌唱到：“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迟来的爱，夕阳是晚开的花……”。从歌声中我们能够感怀到，那一种对老年朋友生活的关爱、鼓舞与尊重，其中还带有诗意的赞美：赞美老年生活那如歌如画般的花样年华。的确，那银色的白发配上中国红的休闲服，老者们的温馨与从容也就展现得格外亮丽。在很多视觉画面中，这种老年红，成为了“中国元素”的一个符号。

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按照目前我国每年约0.5%的老龄人口增长率，我们社会中的老年朋友成为最为迅速增长的群体。只要不是意外的事故，绝大多数人都能越过中年，步入老年。就如德鲁克在其《社会的管理》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不管谁愿意不愿意，迟早得加入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势的群体”。但老年群体与其他所有相关的“弱势”群体不同，他们是一种全人类的宿命。可以套用幸运52的台词说，谁都会有机会的！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大致可以从老年人的生活际遇中观察而得知。关爱老人、尊敬老者以及为他们创造足够多的生活设施、休闲设施，可以看成一个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指标。在可见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城市的休闲公园、市民广场、休闲长廊等，我们最容易观察到老年人的表情与精神状态。因为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很个人化的，也是很生活的场景。那些地方，是老人们的生活感知空间和人际的互动场所，是老人们享受其休闲生活的一个天然的都市空间。

南京的石头城公园，便是一个因人聚而形成的好休闲空间。沿着南京的外秦淮河，从清凉门桥到草场门桥的近两公里滨河区域，有明城墙和国防园作为背景，城墙下修建了休闲林地、景观广场、绿地、秦淮游船码头、著名的鬼脸城景区以及横跨两岸的步行景观桥，依山傍水枕城墙的形态，让石头城滨河休闲公园成为了一个市民的好去处。之所以叫石头城公园，是因为鬼脸石墙那一段都是非常特别的红色岩石构造，城墙倚岩石而建，岩石因特色而名。况且南京城在《红楼梦》中也曾被叫过“石头城”。石头城公园，目前成为一个南京知名的滨河休闲公园，因为其集景观、古城墙、游船码头、景观木桥、开敞空间、生态绿色于一体而更胜一筹。单就那个跨河的步行桥，就足够品位的。晚上站在桥上看两岸风情，灯光迷离、倒影婆娑、山影重重、高楼竖立，让人美不胜收。

石头城休闲公园，更让人感动的美，在于那些老年的歌者与舞者。每每晴天的晚上，只要从清凉门大桥经过，往桥下的公园望，都能望见那里一群老年妇女在跳秧歌，或是舞蹈。老年妇女们的认真劲儿，真是活力四射。在曾经的一次夜间徒步行走，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位老者。他竟然一个人站在水岸码头的临水平台上，面对秦淮河，在唱一首首有点年岁的老歌，老红歌。红军呵、党呵、祖国啊什么的词语不断闪现。那个老者看起来年过70，身穿一袭白色的休闲服，拿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笔直地站在河边，高亢地唱着自己的歌。从他带着雨伞来看，他应是风雨无阻的来河边唱歌。老者唱歌的临水露台，很安静，没有其他人打搅。他就一个人站在那儿一首一首地唱，大概持续唱了一个多小时。我站在离他10多米远一棵怒放的桂花树下，静静地听，静静地看。自己也不好意思打搅他，询问他的唱歌爱好。所以当时就坐在桂花树下，想象着老者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可能喜欢唱歌但又不方便在家里大声地唱歌；他唱歌可能只是一种情趣、一种锻炼、一种颐养身心的方式；或者他每天都会坚持来唱歌？看着、想着、听着，老者就像一幅画，站在秦淮河岸边，周围有红花、绿草、桂花树，不远处的河里还停泊着几艘仿古游船，背后就是明城墙。那个平台就是他的舞台呵，那个老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唱歌的舞台。我虽无从得知他曾经的职业、身份、角色，但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退休的老者，一个在家里不合适大声放歌，却选择晚上到公园里来放歌的老者。那歌声很高亢，很有力，老者的身体应该保持得很不错。我在想，如果我能这样到老，还能像他那样唱歌，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呢！临走时，在石头城公园的休闲广场上，突然发现有一对老年夫妇带着孙子，骑着一个踏板式的摩托车也正欲离开。那个老先生戴着眼镜，年岁也应在65以上，正招呼着孙子站在踏板处，叫老伴跨腿坐在后座，然后来个电子打火，突突两下就骑车走了，那个后座的奶奶真感觉像个小姑娘，动作麻利而轻巧。看得我都惊讶不已。心想，这对老夫妻，还很有情调的，骑个摩托车晚上出来公园兜风来了。

唱歌的老者，跳秧歌的老妇，还有带孙子逛公园的老夫妻，就是我们城市中到处可见的那群老龄人。他们无论是自己独自休闲、还是集体休闲，或是带小朋友休闲，都呼唤着城市美好的休闲空间。一个城市，只有规划建设了更多的休闲公园、休闲广场、休闲长廊，才有老年朋友悠闲、温馨、健康的晚年生活场所。而如果，能够将休闲公园打造得更美、更安全、更开放、更绿色，那么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必将有更多的休闲空间。当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把城市那么多漂亮、干净、休闲、安静、惬意的休闲公园与广场当做他们的阵地，尽情地唱歌、跳舞、放风筝、散步、休憩，享受着公园的美与恬静的时候，这个城市才能积淀出人文品质、休闲特质。

如果一个城市有了足够多的可及的休闲公园与广场，在夜间，他们将是老年人的城市。他们将利用自己全职的休闲时间和精力，填充着城市夜晚的公园，塑造着一个城市温馨、浪漫、休闲、活力的文化资本。

从南京石头城公园的夜休闲群体中，我们更坚信，老龄社会的城市，必须以休闲社会的城市治理精神，去欣赏老年朋友的舞蹈、去聆听老者的歌唱、去迎接老年市民的有闲的脚步！

邻里相望，城市小尺度街区与传统型生活

西方社会学者在描绘从传统乡村“社区”生活转变到现代城市化的“社会”生活形态中，曾经弥漫了浓郁的悲观情绪，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孟德拉斯等都表现出一丝丝的怀旧感。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冷漠、孤独、异质性”，使得人们紧张、焦虑而无所适从。当然他们也肯定“社会”生活的自由、机会、充满了多种可能。或者用现在时兴的广告词“impossible is nothing”也能概括大都市生活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人生机会。

可是西方学者忽略了东方社会的异样特质。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将城市生活完全与传统社区生活割裂，而且以特有的智慧将两者找到了交集。这种交集表现出既恬静互动又存在相对个人隐匿性；既有公共空间与邻里关系的重构，也有自由消遣的无拘无束；既有陌生空间的互不侵犯又有群体生活的近距离交流互动；或许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熟人社区生活的热闹氛围。这种生活形态从原有的城市“单位制”复制到了现代城市意义上的“社区生活制”，再从社区生活制延伸出一种公共空间的临时聚合制，但其生活形态的核心概念，可以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井主义生活模式”。

市井主义生活模式是一种建构于特定公共空间的特定生活方式形态。这种生活方式基于小尺度的空间——小尺度街道、小尺度商业、小尺度广场、小尺度公共设施；也是基于一种传统市民生活的文化意象——仿古建筑、原生态休闲场所、大众交往模式；更是体现为某种非陌生型的交往形态。市井生活模式让人们回归到一种非现代主义的类乡村生活，并借助于人们对于共同体生活的向往而形成的各种公共生活形态。当然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小市民生活形态，因为绝大多数享受这种生活模式的人都非城市的精英阶层，大凡都是普通市民且以中老年及小青年为主，但其中也不能排除一部分的市井生活的跨群体的体验人群，他们当中也有各种精英制造机构里的休闲人群。

南京的老城厢夫子庙，就深刻建构与体现了这种市井生活的形态。从市井空间的形态看，夫子庙历史风貌区的“建构空间”基本上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到了一种历史尺度。步行街的步行尺度，两边的商家可以互相喊话；还有里面修建的“老街”都是一些小型化的仿古老街店铺，卖的东西也不是CBD商圈中的现代Supermarket或shopping mall里的高档货，大凡都是一些小物件、平价货。夫子庙东市与西市，无论从尺度还是从体量来看，依然如几百年前那般，没有被“现代化”，据说还比六七十年代的街铺还要小。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多数夫子庙的特色店铺，都是那种小街、小店，比新街口、湖南路、中央门商圈来看，一家大型购物场所都没有。这其实就是“传统复古型的市井小店”模式。满足的也是那些来这里淘便宜货或纪念品之类的小物什的客户需求。

夫子庙的社区广场与建筑意象也基本上很市井化。那些明清风格的小型建筑分布均匀，并且从整体上构建出了一种历史旅游风貌区的空间意象，但这里既有现代品牌店的集中场所，也有很多特色小吃店的天下，更有一些历史遗存建筑，让这里的意象就很古典，或者古朴。这种建筑意象的古朴或古典也是与现代城市商务写字楼或商业中心所异质化了的。不管是刻意的，还是自然演化而成，但足可见这种今天看来的夫子庙旅游风貌区，其实无意中构建了市井生活动文化意象。这里的露天广场总是人群熙熙攘攘，总是有大量的游客在其中穿流，更有大量的具有历史感的浓郁地方特色的小吃、小礼品、小黄包车、小舟楫、小老百姓在这里聚集，从而迸发出了勃勃生机。夫子庙的元宵花灯节，这一深刻体现传统市井生活的“庙会”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市井主义的精髓。或许这种鲜活的市井生活空间能够成为“民众借以重新整合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一种积极力星。”

夫子庙社区的休闲人群与休闲方式也市井得很纯粹。都说外地来南京的游客晚上大多会选择来一趟夫子庙，因为这是南京的城市名片之一。这里有“乌衣巷口夕阳斜”的文学意境，有桨声灯影的烂漫，有秦淮八艳的香艳味道，有江南贡院的书卷气，也有南京小吃的口水味。所以大家都在夜晚时分，休闲前往，这次看到文德桥上站了一位传供人拍照合影的“蒋介石”先生，我们便能理解这种休闲旅游的民族特色与情调，人们真正来夫子庙的，还有很大一个缘由是这里人群聚集所产生的“集市风味”，夜间的人们，不管外地的，还是本地的都聚集在一起，互相体验着一种因人群聚集而形成的“壮观艺术”，陌生的聚合成为了一种人群景观，而这里的空间尺度与建筑意象，构成的是一种非现代主义的世俗主义休闲生活，人们在这里互相构建着景观，成为一种有趣的无声但热闹的交流氛围。每次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夫子庙这个“小尺度”空间，都会生出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往那里一站，我们仿佛就能隐藏了自己。这种“市”，就是一种“市井生活”，朴实、普通、平民化、热闹，世俗且自由。有了这种生活，都市人能够暂时摆脱孤独、冷漠，也能暂时寻找到一种安全的群聚感。虽然不一定都相识，但对于物的相熟感，同样使得异质性城市生活充满一点点温暖的感觉。诚如张鸿雁教授所指出，“城市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空间，有三方要素在进行不间断地整合：国家需要不断地扩展政治公共空间；市民生活需要不断地扩展个人空间；各类组织特别是非正式组织需要某种群体意义上的社会与交往公共空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的空间人文价值的典型性与政治价值的典型性是相同的。”市井空间便可以看成是中国城市空间汲取了传统人文价值的积极性的产物。

城市中这样的“市井生活形态”日益多见。中国城市居民的早晚休闲的多元主义风格不断建构出了某种“集体主义”、“聚合主义”的特点。街区小型广场的“舞场化”、“运动化”、“娱乐化”便是传统市井生活的另一种表征。我所行走城市中，看到了石头城公园、东水关公园、水木秦淮、江东广场、鬼脸城公园、珠江路国际大厦、白马公园、汉中门广场等公共空间，认识不认识的人们聚合到一起，就能形成一个舞池，人们在舞池里跳着集体舞、交谊舞、现代舞，人们在一起滑轮滑、放风筝、下棋、打牌，人们在一起唱歌、弹琴，还有周围散落的自由散步者、恋爱者、休闲者比比皆是，共同构成了一副副的市井生活的图卷。正如《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样，今天在城市的某些公共空间，我们同样能够素描出一副市井味道浓厚的现代生活长卷。这里的“聚合群落”与“集体舞蹈”不正是对于“社会”的“机械团结”的有机化，也是对于“社区”生活的市井化的改造么？

人们因为天性之需而期待群体聚合的“人类归属感”，在日益城市主义生活方式的“摧残”中，身心疲惫的都市人，更需要用“市井生活”来冲淡那种令人恐惧的“孤独与冷漠”，在有限的公共空间中找寻那种“归属感”。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认为，“城市绝非是简单的物质现象，决非简单的人的构筑物；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居民的各种重要的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所以，无论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城市环境，都不能离开人的需要，人的尺度、人的审美以及人的活动空间。

难道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就是在寻找各种向度不同、境界不一但又基本必须的人之“归属感”？

空间美学，南京“水木秦淮”的休闲气质

沙里宁那句“让我看看这个城市的建筑，我就能知道这个城市在文化上的追求”的建筑格言，估计把很多的设计师都逼疯过。因为大凡是对自己建筑作品看重的建筑师，都很怕自己的作品会给城市“抹黑”。老沙的话，的确一语道破了判断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直观方式。试想，我们为什么一心向往着去欧洲那些中世纪风格的历史城堡旅游呢？难道不正是被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街道、教堂、河流等勾勒出来的城市文化意象所吸引么！

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定需为这个城市奉献更多的优秀建筑。我们历来都有一种天然的爱美之心，挑剔者更是一种细节审美主义者。所以，在城市家具设计理论中，历来是主张艺术审美与实用的完美结合，并且要让“城市家具在形式和色彩上成为视觉的中心”，也就是要求让一件件的城市家具设计，如艺术品般使人们找到种种惊艳的赞叹与感动，并且“爱不释脚、爱不释眼”。

城市在细节上的品位设计，往往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就如南京这个十朝都会城市，从历史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经常能让人收获一些惊艳的城市细节。由于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民国城市”，单就民国文化遗存，便能称雄世界。而在新的城市更新与再造中，也日益呈现出了对于城市细节设计的关注。

徜徉于新改造的秦淮河畔，我们能够发现很多的惊奇。于城西秦淮河畔定淮门和草场门之间东岸的一段近800米长区域中，形成了一个狭长的河岸休闲景观区。在秦淮河的东岸，树立起了一个新的城市休闲景观地标——水木秦淮。水木秦淮作为一个公共休闲空间的案名，的确很雅、很格调。而且最为根本的是细节设计上非常具有艺术品位。首先，它体现了都市休闲景观公园的“柔美气质”。沿秦淮河岸，依次设计了四道绿化走廊，在地形开阔处，设计了滨水景观休闲广场，仿照八卦图设计的休闲广场，还设计了大量的石雕青蛙、石雕兔子等，外加流水石桥，让水木秦淮休闲广场充满了格调气质。

水木秦淮独具特色地开发了ABCDE五段商业休闲单元，每个单元约百米左右，全部都采用的是下沉式的建筑格局。这种沿秦淮河堤而设计的下沉式建筑，使得地面的绿化植被能保持一个连续形态。与此同时，在这些商业休闲建筑之间做了艺术化的间隔与缝隙处理，小型平台型的广场式庭院，呈现出了间断的统一。这有点像建筑风格主义流派对空隙的充分表达与运用。看着像logo一样的ABCDE几个霓虹字母，感觉到那必定是经过了精心创作的结果。那里的五个商业单元，有美食街区、南艺后街的创意文化街区、古玩街区，人气日渐旺盛。A座的“虾公馆”，B座的“老刘野生大鱼坊”，C座曾经有南京最好的素食餐厅“净心莲”，D座的“古玩一条街”，E座的文化艺术街区，都将休闲融入了空间之中，填充了整个水木秦淮的生活价值。关键是从建造风格来看，整个间断性联结在一起的水木秦淮商业街区，充满了后现代都市建筑的特有风格，在浓密的绿树掩映下，显得灵动而雅致。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些有“文化与艺术含量”的建筑物，否则这样的城市就一定会显得呆板、工业化与庸俗。

水木秦淮真正的灵魂在那些散落在小道旁，树林里，台阶边的“艺术家具”。那些活如兔子、熊猫、狗狗、驴头、熊样的小小的石头家伙，坐落在绿地上面，嫣然一个动物乐园般，诠释出公共休闲空间的灵动、活泼与可爱。再加上那些人物石雕如“深情拥抱”、“真情相拥”、“母爱无边”、“精心打坐”等，活生生把水木秦淮的绿地空间变成了雕塑公园，那些戴着眼镜看书的小毛驴，还有读书的熊猫，展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妩媚。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大概有上百尊那样的石雕小品与家具，形态各异，式样逼真，主题清晰。仿若那些小动物们都在读着名著，“人类们”都在谈情说爱，都在懒洋洋地休闲。

一个满城都是艺术小品与街道家具的城市一定是充满艺术活力的城市。拜紧邻南京艺术学院所赐，“水木秦淮”的确配得上是南京最具艺术设计的休闲商业街区。E座商业单元的“国艺堂”——一家大型的专卖工艺美术品的主题店。里面丰富多彩的工艺作品，展现了都市文化的精致情调。周围的水上音乐餐厅、花卉餐厅、禅修空间，更衬托出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休闲街区空间。

张鸿雁教授提出，“城市社会空间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化物的存在价值，而是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美学价值、商业价值和生态价值六位一体的价值形式。”所以至今也非常感念那曾经令人无比惊艳的水木秦淮街区的“净心莲”。净心莲是一家知名的素食品牌餐厅。只在大陆开了三家，北京两家，南京水木秦淮的这家。由于是一种半地下室的建筑体，如人防工程那样需要进入两道防空门，才能进入“净心莲”餐厅。净心莲是一种佛教文化中“观音”派的文化嫁接。那里的男侍者女侍者都穿一模一样的莲花长衫，虽然看上去有点怪异，但看到一律的红莲白长衫，就让人感觉到某种文化的传承与坚守。这种坚守的风格与里面的装饰风格完全统一。那里空间高低错落，室内高度超过4米，全部都是用各色纱蔓装饰作为屏风区隔，整体看上去犹如一个道观或佛庵。更别致的是高台层有一排四个大小一样的包间，每个都风格迥异，但主题都是佛文化。第一个是东南亚的佛文化风格：暗淡、阴柔，但也温和；第二个马槽桌，示意佛教中对马的感恩心；第三个是普陀山的佛文化主题；第四个是五台山佛文化主题。四个包间颜色、桌子、椅子、壁饰、灯光、碗碟都不一样，都别具特色，令人惊喜。就餐的环境干净、安静、素淡而温和，正如素食一般的淡雅。记得第一次去那里吃饭，老板（都称为居士）居然特别照顾，每上一道菜他都亲自过来介绍其风格、营养。那里的菜具、菜皿都有很强的生态、艺术感。比如干冰蒸汽的菜，吊篮形的碗，树枝做的筷子垫，随意而生态。其中有一道“荷塘月色”，放的是一支新鲜睡莲。“净心莲”其最大的餐饮主题是无酒、无烟、无肉、无蒜、无葱，营销上诉求的是一切来往食客皆在乎缘。只惜，这种来去皆靠缘，从不做推广的“净心莲”，终究没有在南京修成“正果”，坚持了两年时间，黯然关张，甚为遗憾。

所以，惊艳的东西却不常被欣赏。南京人都不太珍惜身边的好东西，抑或南京的好地方实在太多，人们无暇顾及于她。有时去探访水木秦淮，却发现那里的休闲市民总不多，那里的广场、林荫小道总觉冷冷清清。有一个月圆的晚上，水岸边只有一个老者，围绕着自个儿搬去的电视机，一边放着VCD，一边独自在那儿练习拉丁舞。周边连对谈情说爱的恋人都没有，只有零星的农民工在观望。这种冷清风格仿若南京这个城市的一贯风格——太过温和。就如一个人，拥有的好东西太多了，也就不珍惜而逐渐冷落了它们。但愿这种冷落，不至于演变为对于城市景观财富的冷漠，更不至于有冷漠之后的麻木、浪费和破坏。

我们生活于此的城市需要很多的感动。但真正感动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特别是我们的“在场”：我们的闲逛，我们的歌唱，我们的舞步，我们的闲暇的私语。只要我们都在场，那么这些城市景观便充满了灵动的格调。只有广场上有人在舞蹈，只有小径上有市民在闲逛，只有绿树下有人在私语，才能体现出城市休闲场所的美学价值。正因为有了市民的在场，才能表现出对于城市设计、城市小品、城市家具的“捧场”，而这种市民的捧场，才是激励那些建筑设计师们疯狂地加油的最好的力量！

一个城市需要有格调的建筑景致。一个城市更需要有欣赏这些格调建筑的休闲主体——市民。只有当城市的市民广泛地参与到“集体的休闲”的“狂欢”中，才能创造一个城市真正的休闲品格。而在这种休闲品格的历练中，城市才能焕发出更具艺术感，更具审美价值的休闲活力。

闲暇引擎，现代金融与闲暇生活

闲暇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形态之一。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贵族热衷于观赏角斗、歌剧开始，闲暇生活便成为了标志贵族身份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虽然讽刺了富裕阶层所产生的代理闲暇现象，但不可否认，闲暇作为文化的基础和人类基本生活理想，从来都没有被畸解过。

金融行业与闲暇生活的联姻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形成。中国山西票号的那些大银行家们，都是家庭富足得十分了得，修庭院、盖花园、繁子嗣，一个个都是充当起了闲暇生活家的角色，家庭成员的代理闲暇则尽显无疑。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美洲也如此，银行家们从来都是富裕阶层的代表，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有钱阶级，从而也将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入了代理闲暇的有闲阶级。他们的家庭成员几乎不用劳作，便能享受奢华型闲暇生活。在资本主义阶段，由于金融资本借贷关系的建立，有钱借贷的食利阶层也成了闲暇生活的主流人群，他们可以夜夜笙歌、日日悠游地过日子。

社会进化到了信息时代与后工业时代之后，闲暇生活开始有了更多的形态与内涵。长距离的旅游休闲、长时段的度假休闲，高尔夫会所休闲，购物休闲、娱乐休闲等等新闲暇生活日益进入富裕阶层乃至中产阶级的生活领域。世界著名闲暇社会学家杰弗瑞·戈比早就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休闲的世纪，中国也将步入休闲大国的行列。的确，随着国人闲暇时间的增多，收入的增长，闲暇设施的完善，闲暇逐渐成为了一种朝阳产业。进入现代社会后，金融业作为一种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重要行业，对于提升人类闲暇生活质量，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金融服务引领了现代旅行休闲的潮流。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快速恢复阶段，1950年代，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旅客的需求，金融服务巨头美国运通公司首创性地发行了旅行支票，并与大多数旅行社与金融机构合作，为高端客户提供国际旅行所需的非现金旅行支票。在当时VISA卡和MasterCard尚未发行，运通公司这项旅游金融服务，开了金融业服务旅游休闲生活的先河，极大地方便了商务人士的旅行、度假生活。当时运通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共计向70万客户发行了旅游支票，这使得当时美国社会都以能够拥有一本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本而倍感优越。这项服务使运通公司到今天还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商旅管理、旅游度假休闲服务的金融公司。

金融机构提升了现代闲暇产业的品位。金融机构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时尚生活领域，金融机构往往都起到了核心的幕后推手作用。以国内高尔夫最大的盛会汇丰冠军赛为例，自2005年起，汇丰银行以推广高尔夫休闲运动为宗旨，赞助了中国“世锦赛—汇丰冠军赛”、“汇丰女子冠军赛”等世界顶级专业赛事，汇丰还致力于青少年高尔夫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赞助了“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汇丰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汇丰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冬/夏令营”、高尔夫校园计划和其他活动。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中兴银行也大力开展了对于高尔夫运动的赞助，赞助了“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中兴银行青少年高尔夫训练营活动等项目。透过金融机构的介入，中国高尔夫休闲运动项目得以大力发展，相关赛事也已经进入了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进程。高尔夫作为高尚运动休闲方式，在短短十几年中，便因为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赞助与推广，成为中国人日益流行的时尚休闲生活方式。

金融证券业的信息网络化服务大大释放了人们的休闲空间与时间。几乎所有的金融证券机构都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开展了更多的电子汇兑、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业务。证券公司可以让股民手机上网炒股，银行可以让客户通过网络、手机进行各种交易。这种金融信息化服务，大大拓展了客户的时空边界，基本实现了随时随地地金融交易的可能。因而，有钱阶级在很多时候便真正成为了有闲阶级，可以更多地投入到闲暇生活方式之中。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中能够看到，一些大商人们经常是在自己的游艇中一边躺着晒太阳，一边一个按键就完成了一项重要的金融交易。也正是因为有了金融业务信息化的便捷，才让更多的人不用天天去证券公司排队，不用到银行网点排长队办业务。通过金融信息化服务带来的这种时间解放，客观地让人们的闲暇时间得到了增长，从而为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生活提供了可能。

另外，金融机构在其他闲暇生活领域也大有斩获。现代银行业所提供的信用卡、银联卡等业务，也大大激活了人们的闲暇消费能力。银行业的金融服务创新，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民生银行实行过信用卡积分消费制度，经常性地开展港澳游、新马泰游等奖励旅行活动，对于获奖者而言，这直接刺激了他们的旅游休闲需求；招商银行开展了信用卡积分兑换电影券、游乐园门票、音乐会门票、演唱会门票等活动，这些休闲生活领域的赠券，也不断丰富着客户的闲暇生活形态；江苏银行刚发行信用卡时，与南京最大的休闲美食品牌连锁店优仙美地合作，提供了持卡88折的消费体验。而兴业银行与南京最好的先锋书店合作，发行了联名银行卡，也为阅读休闲提供了金融服务。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进入越来越多的闲暇生活领域，从而事实上大大改变了现代闲暇生活的样态与格局。

我们可以发现，金融与闲暇，从来就是一个紧密联盟。从最早的闲暇阶层的产生到今日日益时尚多元的闲暇生活样态，金融业从来都没有离场过，无论是金融家、金融投资者还是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似乎总是离闲暇生活最近的一个群体。【此文已发表在《江苏金融业》2011年第1期】

慢生活，公共假日与城市休闲政策

假日休闲是一种日常生活连续的中断。假日也是一种现代休憩权利的时间载体，因为有了节日，我们合法地享受了放假、休憩的权利；因为有了节日，我们可以进行更多合乎传统的走亲访友的悠闲；因为有了节日，我们可以有机会去自由自在地度过一天或几天的私人生活时间。

由国家设定并规约的公民假日，逐渐成为了世界普遍主义的公民权益。因为假日，它是交给我们每个人自由支配全天候生活节奏、生活内容的一种权利。我们在这样的假日中实现了追求个人幸福与个人快乐的一种最满意的方式。很多人去旅游、去购物、去美容、去会友、去访亲、去纯粹度假或纯粹休息。而且国人也乐意在假日中表现出一种对自己的宽容、对外界的宽容。因为假日、休闲、自由、宽容等构成的一个生活系统，世界恍惚比日常变得更美好！

因此，城市因应假日休闲所需，开发建设了更多的休闲公园以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假日休闲需求。这种需求，是暗合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空间是时间的结晶形式”。空间所承受的人们的休闲时间的休闲需求，便结晶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精神享受与身体实践。古城南京的东郊“下马坊遗址公园”，便印证了历史故事、历史习俗、历史遗址与现代休闲生活的“后现代结合”。记得2007年国庆期间下马坊遗址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之后，我们慕然发现，新的遗址公园新增了很多相关的古迹遗址与遗物。并且，现在的下马坊公园还联通到了明孝陵。新增的神道将共长2.7公里的神道复原，游客可以从下马坊开始，经大金门—四方城—石象路—翁仲路，最后抵达明孝陵的核心区陵宫区。在下马坊遗址公园，有了江苏省境内最大的石碑——36吨重的“观音大石壁”。还有涤清了的下马坊匾牌，牌楼门上有“诸司官员下马”几个日渐模糊的石刻大字。公园里新增了很多的石马与栓马槽，还有观音阁也矗立其中。

因过往封建帝国时期皇帝寝陵而止步下马，到今天现代城市的休闲景观遗址公园，从中确也暗含了一种因岁月漂洗而不变的逻辑：“慢”——慢行、慢节奏、慢生活。下马坊的本义指古代人在宫寝陵墓或庙宇寺院前建立牌楼，乘车骑马的人到此，必须下来步行前往。用今天的话语来解释，可以理解为到此需慢行。而慢行，就是一种节奏的变更，一种心态的缓和，也是一种精力的蓄养。这同我们今天的休憩、度假而缓和日常工作的紧张有某些逻辑的类同。因此，下马坊的古代寝陵止步，到今天的公园休憩，竟还是有一定的古今相通之理。

城市生活的紧张，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激烈，人事的纷扰，总是逼迫人们过度消耗自己的精气神。亚健康、亚心理、亚智商、亚情商等都深深刺激着现代人的生命质量。也正因为如此，假日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了忙碌工作的都市人放松自己的“身体鸡汤”或“心灵阿司匹林”。很多都市白领们，从周一便开始盼周末，从年初便开始计划年末假期的旅程，概因假日对于他们有莫大的“自由休闲”机会。假日便在紧张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古时的下马坊，用惯律让人们放慢了行走的脚步。今天的公园，用一种立体的存在，提醒着人们休憩的重要。很多城市近年来所新开辟的大量的绿地、景观公园、休闲广场等，都或多或少地为忙碌的市民增添了更多的免费休憩场所。只不过真正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有行动去享受这些休憩型公园的市民，似乎并不多见。这不禁让人感觉遗憾！

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将几大中国传统节日都实行了“假日化”。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各有一天的法定假日。我们全年已经拥有了近30天的法定假日。这种休闲社会政策的安排让辛苦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休憩的自由和权利。国家也希望通过公共法定假日来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提升国人的生活质量。而这种法定假日的增长，必定带来人们自由休闲的时间与场所的需求增长。这就要求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必须回应这种新的休闲需求，要按照人口、社区、区域的空间需求，大量增加休闲空间的规划建设。公园的增多，绿地的增加，假日的增多，是市民的普遍福利的增长。我们每一个忙碌的都市人，都应该好好珍惜，珍惜文明化时代赋予公民的更多休憩自由和权利。假日的增多既是某种程度上公民增权的体现，更是人们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必需的时间机会。

节日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民众狂欢。在全国各地，我们都能发现大量的盛大的群众活动、节日庆典、市民活动，都安排在节日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化娱乐节目、项目、活动，总是有大量的人们参与到节日的娱乐氛围或狂欢之中。如果说娱乐也是一种福利与权利的话，那么假日化的节日和节庆则能让更多国人在工作间隙之中，在“慢生活”的同时，可以享受更多的带薪休假的权利，自由休闲的权利和尽情狂欢的权利。

慢生活，就是休闲地生活。漫生活是一种最近流行起来的生活姿态，提倡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唤醒人们最初的美好浪漫情结，为锐意进取、又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人生的都市人群营造舒缓、惬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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