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辜鸿铭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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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一力文库)试读：
绪论
良民的信仰我们不是正在做正确的事吗？
那些乌合之众，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看吧，现在他们多么无能！看吧，现在他们多么野蛮！
因为这就是乌合之众。
当你愚弄他们时，所有这些亚当的子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只有正直和忠诚，才能使他们全部回复人性。——歌德
此刻之大战世界瞩目，超过其他事情。但我以为，这场战争本身必须促使那些认真思考之人把注意力转向文明这个大问题。所有的文明皆始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惧的物质力量，使其不再危害人类。当今的现代欧洲文明已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迄今尚无其他任何文明能够如此成功。然而在世上，有一种力量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可怕，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人类的激情所带来的伤害。因此，很显然，在人类的激情这种可怕的力量能够完全被控制之前，不仅是文明，甚至连人类的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不得不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征服和克制人类的激情，这使得原始的游牧部落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量。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发现了一种更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有效地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此前提到的这场军备战争似乎表明了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效。由于没有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的激情，欧洲人再次利用了物质力量来维持公民的秩序。确如卡莱尔相信他能以三百万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来消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在我看来，当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因此而被消灭时，似乎会有另一个军国主义——英国军国主义——出现，而它也不得不重蹈覆辙。这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而无计可施。
但是确实无计可施吗？不，我相信是有办法的。很久以前，美国的爱默生说过：“我能够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对步枪的崇拜如此野蛮，必然破产——尽管伟人们也崇拜步枪；而且正如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如今，若欧洲人真想扑灭军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爱默生称之为不以暴易暴的正义和爱的法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力量。随着有效的道德力量的建立，军国主义就会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自行消失。但是现在，既然作为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失效，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则是：从何处找到这种新的消灭军国主义的有效的道德力量？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能令军国主义成为多余之物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这是事实，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起，我们中国人从未有过今天在欧洲所见的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意外，而在欧洲，战争已成为需要。我们中国人很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对战争的不断期望之中。其实，在我看来，在欧洲大陆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其实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每个人都经常担心，他的邻居一旦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时，会来抢劫并谋害他，因此他不得不武装自己，或者雇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所以，困扰欧洲人的问题并非是战争的爆发，而是不断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即运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良民的信仰，一个人不会觉得有必要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寻找和借助国家警察的外力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因为他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因为他的同伴愿意服从的道德责任感而得到保护。实际上在中国，人们觉得无需物质力量来自我保护，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同：正义和公平作为一种力量比物质力量更重要，道德责任必须被服从。现在，你若能使所有的人也承认和赞同上述观点，那么物质力量将一无用处，而世界上将不再有军国主义存在。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然都会有一小撮人，一些罪犯，世上还有些暴徒，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认同正义和公平是高于物质力量的一种力量，以及道德责任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罪犯和暴徒，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总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力以及军国主义。
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人类认同正义和公平比物质力量更重要呢？我的回答是，首先使人类确信正义和公平的有效性，使其确信公平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信服仁慈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良民信仰在每一个孩子识字之初就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
在我看来，今天欧洲文明的主要病因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认为人性是邪恶的。由于这一错误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是取决于武力。欧洲人赖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武器是宗教和法律。换言之，欧洲人是以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秩序的。恐惧意味着武力的使用。因此，为了延续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最初花巨资供养了大量无用的所谓牧师。别的暂且不提，这种做法的花费如此之高，以至于它最终成了人民无法承受的一种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就试图摆脱牧师。在摆脱了那些通过敬畏上帝而使人民保持秩序的牧师之后，欧洲人试图以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文明的秩序。但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欧洲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供养另一个依然无用的阶层，即所谓的警察和军人。现今，欧洲人逐渐发现供养警察和军人以维持秩序的费用，甚至比供养牧师更昂贵，更具毁灭性。所以实际上，就像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想要摆脱牧师一样，在眼下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想要的是摆脱军人。但是如果欧洲人想摆脱警察和军人，他们就要面临选择，或者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或者找到能够像敬畏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两者择其一。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直接一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欧洲文明战后面临的大问题。
如今，在欧洲人汲取了牧师的教训后，我认为他们不会想要恢复牧师阶层。俾斯麦。”此外，现在即使召回牧师也是徒劳，因为欧洲人已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因此，在欧洲人面前只剩下另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要摆脱警察和军人，就要寻找某种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一样。我相信，如今这种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述，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力量我称之为良民的信仰。在中国，这种良民的信仰是一种不必借助牧师和警察或军人就能使国家的百姓有秩序的信仰。确实，在这种良民的信仰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也许人口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少——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人的管制下依然能保持实际的和平与秩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警察或军人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极其次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牧师，只有最坏的罪犯才需要警察或军人的威慑。所以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的控制，摆脱带给他们如此多动乱和流血的牧师和军人，他们就得来中国找到我所说的良民的信仰。
简而言之，我想呼吁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其文明似乎受到崩溃威胁的这个时刻，在中国，这里有一种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并非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产、黄金、白银、钢铁或是煤炭。如今这笔世界的文明财富，我想在此指出，就是中国人——坚守良民信仰的尚未改变的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依我说，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不需社会付出多少代价就能遵守秩序的人。确实，我在此想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掉这笔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损害真正的中国人，而他们现在正试图用他们的新知识影响中国人。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毁灭了中国式的人性，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即一个需要牧师或军人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确定无疑的是，他们会使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增加——而后者此刻已成为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有人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或者其他方式改变欧洲人或美国人典型的人性，使其转变成不需要牧师或军人来保持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请想一想，这将给世界减轻多大的负担啊！
现在，综上所述，这场战争引发了欧洲文明的大问题。我以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没过多久，牧师导致了巨大的花费和太多的麻烦。然后欧洲人以三十年的战争驱逐了牧师，召来警察和军人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如今他们发现，警察和军人导致了更多的花费和麻烦，甚至超过了牧师。现在欧洲人该做什么呢？驱逐军人召回牧师吗？不，我相信欧洲人不想召回牧师。此外，牧师现在也没有用处了。但是欧洲人会做什么呢？我看到剑桥的洛斯·狄金逊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一篇文章写道：“召来民众。”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代替牧师和军人，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在欧洲的牧师和军人引发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到那时欧洲的状况会比此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仁慈的缘故也不要召来民众，但是可以召来中国人；召来真正的中国人，他具有良民的信仰，两千五百年来他具备了不依靠牧师和军人而和平生活的经验。
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战后会找到维持文明秩序这一大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中国这里。我在此重申，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大战后所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诀，这种新文明的秘诀就是我所谓的良民的信仰。这一良民的信仰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言爱和正义的法则具有的力量和功效。但爱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而正义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正义的法则意为真诚、守信和忠诚，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最后我在此想说，实际上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精神上忠诚，或者正如丁尼生所言：
尊敬国王就像他是他们的良心
而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
破除异教束缚追随基督救世主
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学会中宣读的论文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阐释一下今天下午我想讨论的内容。我们论文的主题，我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在这里，我的意思并非仅仅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中国人的特征此前经常被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迄今为止的这些描述或对中国人特征的列举，都未能描绘出中国人的内在本质。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时，它是不可能被概括出来的。你们知道，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不同于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意在指明中国人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在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无论在中国人的心灵、性情还是情操上，它使他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尤其是区别于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最恰当的表述是中国式的人性，或者，用更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确信你们都会赞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环顾今日之中国，我们似乎发现，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失，取代它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在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从世上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一次认真地审视他，看看我们能否从他身上找到某种在根本上与众不同的东西，使他如此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并有别于今日中国所见的方兴未艾的新型人性。
我以为，在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中最先打动你们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人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借用一个应用于动物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拿中国最底层的人来说，你会发现，与欧洲社会同样阶层的人相比，他少了一些兽性，少了一些野蛮的动物性，少了一些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说：“中国人的温顺，不是伤心而柔弱的人的那种温顺。”其实，我所指的“温顺”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或暴虐，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在真正的中国式人性中，可以说，有着从容、冷静、练达的特点，就像你评价一块经过优良锻造的金属。甚至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不完整，即使无法挽回，也至少会被他温顺的品格所弥补。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没有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我实际上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有缺点，也不会让你厌恶。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旧式中国人很少令人厌恶，甚至最低等的阶层也是如此。
我说，中国式的人性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他的温顺，温顺到无以言表的程度。在对真正的中国人身上这种无以言表的温顺品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它是两种品质结合的产物，即同情心和智慧。我前面把中国式的人性比喻为被驯化的动物。那么，被驯化的动物与野生动物存在如此的不同是因为什么呢？在被驯化的动物身上，我们可以意识到某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有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但是被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一种思想智慧。它不是经过推理得来的智慧，它也不像狐狸的聪明一样来自本能——狐狸狡猾的智力是知道哪里可以吃到小鸡，狐狸来自本能的智力是所有的动物——甚至包括野生动物在内——都拥有的。但被驯化的动物身上具有的这种可以称为人类智慧的东西，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智力有很大的不同。被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来自同情心，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或是它有听懂英语的本能，而是因为它热爱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的智慧，以区别于单纯的狡猾或者动物的智力。正是因为拥有这种人类的品质才使被驯化的动物和野生动物相区别。同样地，我认为，正是因为拥有同情心和真正的人类智慧，才使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无法言表的温顺。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一位外国人的文章，他在中日两个国家都住过。他说，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对日本人的判断是不是真实，但是，我认为，你们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赞同他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对中国人的喜爱——你可以称之为“欣赏”——就越会与日俱增。在中国人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不管他们多么缺乏清洁的习惯和文雅的举止，不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上有多少缺点，他们依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喜爱。这种无法形容的东西，我把它定义为“温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即便它没有挽回中国人身体和道德上的缺陷，至少也削弱和减轻了这些印象。就像我试图向你们展现的那样，这种温顺又是我称之为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出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具有这种同情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冒昧地给出一个解释——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一个假设——对于中国人缘何具有同情的力量的秘密，以下就是我的解释。中国人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强烈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说的来自神经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甚至，我在这里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有时过分地忽视了他应该做的事，甚至忽视了生活在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所必需的要求。这就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人对肮脏的环境、物质上的不便和举止文雅的缺乏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了。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我说，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在此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证明我对过一种精神生活的解释。下面是我的第一个例子。你们中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同僚——他曾在北京做过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先生。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使他渴望成为满清大员、努力得到顶戴花翎以及他荣幸地接受这个任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意顶戴花翎，也不是因为他自此以后会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穷——而是因为他想取悦母亲，通过他的晋升让远在广州的老母亲心情愉悦。这就是我说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的意思。
我的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在海关的一个苏格兰朋友告诉我，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他撒谎、敲诈，总是赌博，但是当我的朋友在一个偏远的港口患了伤寒症病倒了，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照顾他时，正是这个糟糕的流氓——他的中国仆人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连他亲密的朋友和亲属都做不到。甚至，我认为在《圣经》里有句关于一个女人的叙述，不只对这个中国仆人，对一般的中国人也同样适用：“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爱得更多。”在中国，外国人看到并理解了中国人习惯和性格中的许多缺点和瑕疵，但他的心仍然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中国人有一种精神，或者，像我所说的那样，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过着一种情感和人性友爱的生活。
我认为，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揭开中国人具有同情心秘密的线索——正是同情的力量赋予真正的中国人以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性智慧，让他具有如此无法言表的温顺。下面，让我们对这一线索或者假设加以验证。让我们看看用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这条线索，是否能够既解释我前面举出的两个个案，又对我们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征加以说明。
首先，让我们拿中国语言来说。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我认为，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精神语言。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轻松，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更加容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依我说，原因在于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精神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的，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智力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智力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的。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如此困难的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过多，受智力的和科学的教育过多。形容天堂的那句话，我们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语言：“如果你不变成小孩，你就不可能学会。”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在于：中国人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一样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地保留事物。举个例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所有的人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记忆、学习事情的能力比我们成年后强得多。这是因为像中国人一样，在孩提时代，我们是用心而不是用脑来记忆事情的。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中国人生活中的另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的礼仪。人们经常说，中国人是特别注重礼仪的民族。那真正的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对他人感受的体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人的彬彬有礼，尽管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因为它是——用法国人优美的语言来说——一种心灵的礼仪。——由心而发。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亚瑟·史密斯由于唤起了人们对此的注意而声名大噪，这就是：缺少精确。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原因，我还要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精神是一种微妙而灵敏的平衡，它不像头脑或智力是一件坚硬、呆板、严格的仪器。用精神去思考，你就不可能做到像用头脑或者智力思考一样那么稳定而严格。至少，这么做是极其困难的。中国人使用的毛笔是一种柔软的刷子，事实上，它也许可以作为中国精神的一个象征。用它写字和作画非常困难，但是当你一旦掌握它的用法后，用它书写和绘画，你会进入一种硬钢笔无法达到的美妙和优雅的境界。
上述这些是和中国人的生活相关的几个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对中国人没有一点了解，也能观察和理解。通过研究这些事实，我认为，我成功地验证了我关于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的假设。
既然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孩童般的生活，那么，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非常简单。确实，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作为世界上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伟大民族，中国人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这个事实让浅薄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的文明没有进步，中国的文明停滞不前。不过，必须承认，说到纯粹的智力生活的发展，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被抑制了。就像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而且在纯粹的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学和纯粹哲学等方面，其进步很小，甚至没有进展。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的“科学”、“逻辑学”这两个单词，在汉语中没有准确对应的词。中国人像过着精神生活的孩子一样，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因为精神和情感并不作用于这些领域。事实上，与精神和情感无关的所有事情，比如统计报表，中国人总体上都感到厌恶。但是，如果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让中国人感到厌恶，那么欧洲正在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为了验证科学理论而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肢解和损伤，则会让中国人产生抵触情绪和极端的厌恶感。
中国人，我认为就纯粹的智力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其发展是被抑制了的。中国人至今仍然过着孩童般的生活，过着一种精神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直到今天还是单纯而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孩童般的民族，他们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如此简单，然而却拥有在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精神和理性的力量，这种精神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而困难的社会生活、政治和文明的问题。在此我冒昧地说，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欧洲国家都没能获得这种成功——其标志性的成功就在于，中国人实际上使亚洲大陆的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统治下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实际上，我在此要说的是，中国人最奇妙的特性并不是他们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所有原始的民族都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欧洲中世纪时的基督徒也同样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马修·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基督教的诗歌就是依靠精神和想象来创作的。”但是，中国人最奇妙的特性，我想在此说明，是当他过着精神的、孩童般的生活时，他仍然具有精神和理性的力量，这是中世纪的基督徒或任何其他原始的民族所没有的。换句话说，中国人最奇妙的特性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成熟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理智的民族，它到今天仍然能够过着孩童般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
因此，我们宁愿说中国人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而不是发展被抑制了的民族。简而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最奇妙的特性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能够回答开始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了解了，就是一个有孩童般的精神世界的成熟理智的人。简而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的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精神。那么，中国人具有不朽的民族魂的秘密是什么呢？你们会记起我在讨论一开始就说过，赋予中国式的人性——赋予真正的中国人——以无法言表的温顺的，正是他们拥有的我所谓的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我认为，是同情心与智慧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它使人的心和脑协调起来共同工作。简单地说，它是灵魂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如果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精神，其不朽的秘密就是灵魂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现在你们会问我，既然这种灵魂和智慧的完美结合，使他们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能够过着永葆青春的生活，那么，中国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了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呢？答案很显然，他们从自身的文明中得到了这种秘密。现在你们不能期望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给你们做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演讲，但我愿意试着告诉你们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有关的一些中国文明的问题。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区别。在此，让我引用在世的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没有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的一个很大的根本区别。
换言之，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宗教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而不是头脑，有一种哲学能够满足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精神。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些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毫无疑问，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根本不重视宗教，我指的是类似于欧洲语言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其寺庙、仪式和典礼的消遣娱乐的意味超过了教诲和启迪；可以说，它们触动了中国人审美的感觉，胜于触动他们的道德感和宗教感。事实上，它们诉诸想象力多于人们的精神或灵魂。不过，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不如说中国人不想要宗教或许更为正确，他们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
那么，中国人，就连中国的多数老百姓，都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如何解释这个特殊的事实呢？一个英国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是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他在对于儒家学说的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受一个人的权威断言的支配。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导特别适合于那些门徒的本性。中国人具有蒙古人种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擅思考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反抗那种超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而去研究事物的想法。正如孔子所阐明的那样，怀有对将来的朦胧观念和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所有需要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他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是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是正确的，但他断言中国人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是因为蒙古人种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善思考的头脑，却完全错了。首先一点，宗教与思考无关。宗教是有关感觉和情感的事情，它是必须作用于人类灵魂的某种东西。即使野蛮原始的非洲人，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刚一脱离出来，他的所谓灵魂就苏醒了——他们感觉到了对宗教的需要。因此，尽管蒙古人种的头脑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善思考的特点，但是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我认为必须承认，他是比非洲野人更高等的一类人，他们也有灵魂，而且，正因为有灵魂，他们必定会感到对宗教的需求，除非他有某种东西能取代宗教的位置。
事情的真相是，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的原因，是他们拥有儒家学说这一哲学和道德规范的体系，一个能够取代宗教位置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体。人们说儒家学说确实不是一种宗教，这话完全正确，就欧洲词汇通常的意义来说，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但我随后要说：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点上，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宗教，但能取代宗教，它能够使人不再需要宗教。
现在，为了理解儒家学说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试着找到人类及个人感觉到宗教必须存在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感觉需要宗教的原因，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的原因相同，因为人类是有灵魂的。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驱使真正的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如果人类像目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一样，出于想要铁路和飞机的目的而从事科学研究，那么人类将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家，为科学的进步而不懈努力，并使建造铁路和飞机成为可能，但其实他们起初根本没有考虑过铁路和飞机。那些欧洲真正的科学家之所以在为了科学进步的工作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从灵魂深处感到需要揭开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奇妙世界的神秘面纱。所以我认为，人类感到对宗教的需要，和他们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要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观察现在，也探索过去和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生活在现在——并感受到需要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神秘。除非人类理解了自然的某些规律和用途，看清了世界万物的发展方向，否则他们就像黑屋里的孩子，感到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世界的神秘是重压于人们身上的负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与他们需要宗教都出于同样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来自这个未知世界的一切
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
艺术和诗歌能使艺术家和诗人看到这个世界中的美和秩序，从而为他们减轻这种神秘带来的负担。因此，诗人歌德曾说“拥有艺术的人，拥有宗教”，像他一样的诗人不会感到需要宗教。哲学也能使哲学家看到这个世界的条理和秩序，从而为他们减轻了这种神秘带来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这样的科学家就不会感到需要宗教。
可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而且时时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残忍的激情的意外打击之下，能为他们减轻“来自这个未知世界一切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如何为众生减轻这一神秘带来的负担呢？我认为，宗教是通过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这种负担的。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而残忍的激情，面对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众生一个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安全感；而且这一庇护是对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或者说是对拥有绝对力量并控制那些威胁他们力量的存在的一种信仰。此外，面对他们自己生活中事物的不断变化、兴衰交替和转变——从出生、孩童时期、青春期、年老一直到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宗教也给了众生一个庇护，在这种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永恒感。这一庇护是对来生的信仰。由此，我认为，对于这些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普通民众，宗教通过在生活中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来自这个世界未知的一切的神秘负担。耶稣基督说：“我赐予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从你们那里取走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了众生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的意思。因此，除非你能找到一种可以给众生以同样的和平的东西，一种像宗教一样能够提供给他们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否则众生会一直感到需要宗教的存在。
但我认为儒家学说虽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在儒家学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能给予众生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就像宗教提供给他们的一样。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在儒家学说里，那种能像宗教一样给予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人们经常请我讲讲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现在我能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完成了许多事情。但是由于今天我没有时间，在此我只能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后人会借此了解他，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之后，你们就会理解，在儒家学说里是什么东西给了众生和宗教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请求你们允许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
孔子，你们有人可能知道，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是一个封建的、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不得不扩展和重建的时代。这种巨大变化不仅必然带来世事的混乱，也会带来人们精神的混乱。我曾说过，中国文明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中，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在中国，就像现今的欧洲一样，人们的心灵和头脑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包括制度、成规、公认的信条、习俗和法律在内的庞大系统之中——事实上，这个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是从他们崇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向前，然而他们开始感到——他们有一种感觉，认为这个系统不是他们的创造，所以绝不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遵循惯例，而不是理性的选择。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这种意识的觉醒就是今日在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以及寻找事物的原因的探寻精神。当时，在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看到了社会旧秩序和文明与实际生活的需要是不一致的，不仅开始重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新秩序，而且开始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智力，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尝试，虽然他们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就像我所说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这种头脑和心灵的冲突由此而发，正如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样。在人们试图重建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这种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都感到不满，在由这种不满导致的苦恼和绝望中，中国人想推翻和毁灭所有的文明。很多人，比如老子，他当时在中国的地位类似于今日托尔斯泰在欧洲的地位，从心灵和头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惨而苦难的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在社会和文明的真实本性和结构中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都告诉中国人要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离开一切跟随我，随我到群山，到群山中隐士的小屋，在那儿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然而孔子，虽然也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和文明状态的苦难和悲惨，但他意识到罪恶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本性和结构，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取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对社会和文明所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确的途径，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阻止文明的毁灭。但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做了什么呢？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燃烧着就要落在头顶上时，他确信他不可能挽救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这房屋的图纸和设计，以便日后房屋可以被重建。所以，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这个建筑不可避免地被毁灭时，他认为他应该保存好图纸和设计，他因此拯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它们现在被保存在中国人的“圣经”中——这五本典范之作，被人们称为“五经”。我认为，这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伟大贡献——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认为，当孔子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为中华民族作了伟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孔子对于中华民族最主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对文明的设计作了一个新的集成、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在这个新的集成里，他灌输给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真正观念——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绝对的基础。
但是，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进行了文明的集成，并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观念。那么，在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进行的哲学体系和文明集成，与另一种文明集成——被称为儒家学说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民族或芸芸众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芸芸众生的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当我说到这里时，我所说的宗教，不是就这个欧洲词汇的狭义而言的，而是就广义而言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提到广义的宗教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一套包括行为规则在内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言，是被人类众生作为真理和约束力而接受的，或者至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从宽泛而普遍的意义上讲，基督教和佛教当然都是宗教；而儒家学说，就像你们知道的，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已被承认是正确的，它的行为规则约束着整个中华民族；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认为，这就是儒家学说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之间的不同——一种依然保持着学者哲学的本色，而另一种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芸芸众生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宗教”这个词汇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家学说恰如基督教或者佛教，是一种宗教。但是，你们也许记得我说过儒家学说不是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儒家学说和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自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由来和要素，而另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还有另一个区别存在于儒家学说与如基督教和佛教之类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之间。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的人，不过儒家学说远不止这些，儒家学说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在基督徒语录里问道：“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语录里问道：“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一个人，不是仅仅生活在他个人的生活中，而是还处于和同类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关系中的吧！基督徒语录中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扬神。”孔子语录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像孝子和良民一样生活。”子游，是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的《论语》曾引用过他的话：“一个明智的人专心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当基础打好后，智慧、宗教就会到来。那么，要像孝子和良民一样生活，不正是这一基础——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主要目标吗？”简而言之，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是把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转变为一个完美而理想的人作为目标，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家学说则有所限定，要把人变成一个良民——像孝子和良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家学说则说：“如果你像一个孝子和良民那样生活，你就拥有了信仰。”
事实上，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和儒家学说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宗教，或者可以称作教堂宗教，而另一个是社会宗教，或者可以称作国家宗教。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由于给出了这种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这一观念变成了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政治自孔子时代开始，就是一种宗教。简而言之，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的或者说国家的宗教。孔子在一本他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写的书里，讲授了这种国家宗教，此书他取名为《春秋》。孔子给这本书取名《春秋》，是因为书的主旨在于给出真正的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民族的春秋。这本书也可以被称为《近代编年史》，就像卡莱尔的《近代纪事》一样。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的历史概况，他追溯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下的所有苦难和不幸，追溯到它真正的原因——事实是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他们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正确的责任观念，他们没有归属于国家、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人，或者至少你们中的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我在此不愿和你们争论。我只想请你们听我把下面的话说完，再来作出判断。同时，请你们允许我在此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利，就是残忍的错误。”现在我希望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记住和深思卡莱尔的这句话。
在《春秋》这本书里，孔子说，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所有普通的关系和行为中，除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超出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一切考虑，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人类社会以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所有关系中，在这个重要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但是，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他们的领袖的这种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制度时期，由于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当时的国家或多或少就是一个家族，人们并不觉得他们归属于国家首领的责任有一个清楚和牢固的基础有多大的必要，因为，既然他们都是一个氏族或者家族的成员，血族关系的纽带或者说天生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们和国家领袖，亦即他们氏族或家族中的长者梱绑在了一起。但是在孔子时代，就像我说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的国家逐渐发展到超越家族的规模，那时的国家公民不再由一个氏族或家族的成员组成。因此，在那时，就有必要找到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牢固的基础，来支持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这一责任。那么，孔子为这种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种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前教育部长菊池男爵，照字面意义解释，道，即“君子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整个哲学和道德体系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君子之法。如今，孔子把君子之法编成法典并使其成为宗教——一种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第一个信条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这样被称呼：荣誉的法典。
在这种国家宗教里，孔子教导说，唯一正确、理性、永恒、绝对的基础，不但对于国家，而且对于所有社会和文明来说，都是这个君子之法，即人的荣誉感。现在你们，你们所有的人，即使是那些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人——你们所有的人，我认为，都知道，并且愿意承认，在人类社会中人的这种荣誉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完全确信，你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人的这种荣誉感对于维持每一种形态的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谚语所言：“盗亦有道。”即便是为了维系盗贼的社会，也需要荣誉感。如果人没有荣誉感，所有的社会和文明会马上化为乌有。你们允许我来为你们展示其中缘由吗？让我们拿社会生活中像赌博这样的一件小事来举例。那么，当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除非所有的人都认可并感到他们自己受到了荣誉感的约束，在某种花色的纸牌或者骰子出现时能够愿赌服输，不然赌博会立刻变成不可能的事。再说商人——除非商人们认可并感到他们自己受到了荣誉感的约束，而去履行合同，否则所有的交易都会无法进行。可是你们会说，违约的商人可以被送到法庭。的确如此，可是如果没有法庭，又会怎样呢？此外，法庭怎样才能让食言的商人履行他的合约呢？通过武力。事实上，如果人类没有荣誉感，仅凭武力的话，社会只能达到暂时的团结。不过我认为我能向你说明：仅凭武力不能把社会永远团结起来。警察可以使用武力，迫使商人去履行合约。可是律师、地方官员或者共和国的总统，他怎样让警察履行自己的职责呢？你知道他不能用武力去实现。那么，用什么呢？如果不是用警察的荣誉感，就是用欺骗的方法。
在现代时期，如今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我很遗憾地说，也包括在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都是用欺骗的方法让警察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在现代社会，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职责，因为这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而社会的利益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得到薪水，如果没有薪水，他和他的家人会饿死。对警察说这番话的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的总统，我认为，他们使用了欺骗的方法。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国家的利益，对警察意味着每周15先令的薪水，这仅仅使他和他的家人不至于饿死，而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来说，意味着每年1到2万英镑的收入，住着好房子，享受电灯、汽车和舒适奢侈的一切，而上万人不得不用血汗劳动来供养他们。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对荣誉感的认同——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的最后一个便士付给赢了他的人——如果没有这种荣誉感，导致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的所有财产的转移和占有，和在赌桌上金钱的转移一样，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员或者共和国的总统，虽然他们谈及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但真正依靠的是警察无意识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但让他履行职责，而且使他尊重财产权，并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与此同时，律师、政客和共和国的总统却得到每年两万英镑的收入。我说这是欺骗，因为当他们如此需要警察具有荣誉感时，他们，这些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却相信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并且毫不隐瞒地按照这一原则说话和行事。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卡莱尔说的话——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利，就是残忍的错误。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进行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残忍的错误。正是这种欺诈行为，这种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狡猾，一边按照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说话和行事，另一边却仍然在似是而非地谈论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狡猾，如同卡莱尔所说的，引起了我们如今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错乱、激进的起义的狂热，暴政复辟的寒流、无数人的兽性退化和个体的过度轻率”。简而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武力的结合，狡猾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催生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这种武力和欺骗的结合凌辱了人类的道德感，引起了愚蠢的行为，使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
事实上，一个人民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的社会，我认为是不能团结的，至少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赖以实现欺骗的警察，会由此陷入自我矛盾中。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另一个小社会的一部分——至少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他是这个小社会里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果有某种其他的途径，也许是当一个反警察分子，能比当警察得到更多的报酬来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条件，而且也意味着对这个小社会有利，那样，这个警察必然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像荣誉感和道德这样的东西存在，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报酬，而且也意味着对小社会有利，那么，没有理由再支持他去做一个警察，而不去做一个革命家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社会中，当警察一旦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报酬，就没有理由不去成为一个革命家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时，社会就被注定了结局。孔子在《春秋》中讲授了他的国家宗教，并揭示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的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中没有道德——注定了要灭亡。当评价孔子写的这本书的时候，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不过言归正传，我认为，没有荣誉感的社会不能团结，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社会中，即使在像赌博和生意这样的小事或者无足轻重的事情中的人际关系里面，对荣誉感的承认也是如此重要和必要，那么在人类社会的重大人际关系中，在这种建立了社会中两个最本质的制度，即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中，它必然更加重要。就像你们都知道的，历史上所有民族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总是开始于婚姻制度。欧洲的教会宗教把婚姻变成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某种庄严而神圣的东西。在欧洲，婚姻圣礼的合法性是教会赋予的，圣礼的权力来自神。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或者可以说是法律的认可。婚姻的神圣性，其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的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即男女之间的君子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说，对荣誉感的认同——君子之法——在所有公民社会国家中，建立了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
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国家宗教是一个荣誉的法典，而且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是从君子之法中形成这个法典的。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时代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之法。孔子时代之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之法的法典就是礼，即礼貌、修养，或者说举止得体之法。历史上，在孔子时代之前不久，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此人被誉为中国伟大的立法者，人们通常称他为周公（公元前1135年），他最先详细说明、整理、制定了一部成文的君子之法，也就是中国那时所说的礼，即礼数、修养、举止得体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首部成文君子法典，被称为《周礼》——周公的礼法。这部周公礼法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前儒家学说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体制宗教。正是这旧体制的宗教——首部君子之法的成文法典，也叫做《周公礼法》——它第一次在中国赋予庄严的婚姻和圣礼以合法性。因此，中国人至今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中国的前儒家学说或者旧体制宗教建立了家庭。它曾一度保证了中国所有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在中国，这种周公礼法被认为是前儒家学说或者旧体制的宗教，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家庭宗教，以区别于孔子后来教导的国家宗教。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对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我所谓的家庭宗教，提出了一个新体制。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提出了对君子之法的一个新的、更广泛、更全面的应用。而且就像家庭宗教，或者说他所处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体制宗教创立了婚姻的圣礼一样，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提出君子之法的新的、更广泛、更全面的应用，制定了一个新的圣礼。孔子制定的这种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称之为“名分大义”，我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的法典。通过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的制定，孔子让中国人不再信仰从前的家庭宗教，而代之以国家宗教。
在孔子的时代之前，由于人们处于旧体制即我所谓的家庭宗教之下，一个家庭中的妻子和丈夫受到了婚姻圣礼即所谓的周公之礼、周公礼法的约束，以保持他们婚姻契约的神圣，并且绝对遵守它；同样，在他现在提出的国家宗教的新体制下，孔子说，每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君主、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要受名分大义这一新圣礼的约束——国家宗教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的法典——忠于他们之间的契约，把它当做庄严而神圣、需要绝对遵守的事物。简而言之，这个由孔子制定的称为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的新圣礼，是忠于契约的圣礼，正如旧圣礼的周公之礼——在孔子时代之前制定的周公礼法——是一种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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