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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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历史揭秘
悲剧周扬：毛泽东是他很深的惧怕情结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文学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与移植了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于执政党在领导文艺的格局上，几乎完全亲苏“一边倒”，在操作方式上，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与安排吗？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史实。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他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称斯大林为暴君。卫国战争中由于他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由此而想到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孤寂，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7月30日去世。
1933年周扬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一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法捷耶夫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通过他领导文学界。周扬成为中国的“文学总管”，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周扬很快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周扬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崇敬之心的驱使。及时适应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后，重树文坛领袖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周扬从《生活与美》转换到《序言》，从此，周扬轻轻地悄然地弱化了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一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周扬之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大概也是必然的。
在苏联，在“大清洗”中，法捷耶夫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一大批作家被打倒。人们都怀疑是他起的作用，他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唾骂，说他是斯大林的打手。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站出来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尽量减轻文艺界的损失，这是人们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给各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使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导人，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除了绝对服从斯大林，他别无选择。
在中国，在极左路线运动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很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扬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种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领导者，周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同样，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而周扬对毛泽东、对政治权力的屈从已形成习惯。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到延安不仅没因“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更激进、感激、崇拜毛泽东，当延安整风运动中，从而维护毛泽东在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周扬也做了与法捷耶夫一样的选择。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的共同特点，法捷耶夫说他最怕斯大林，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他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1952年，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毛泽东是周扬很深的惧怕情结，他只能按毛泽东说的做。否则，身家性命难保。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反省，出狱后真心忏悔、真诚地道歉，获得了谅解和尊重。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励批评。对“异化”问题检讨之后不久，遭受致命一击，1989年抑郁而逝……有文章说“他是被气死的”。
二
关于斯大林与法捷耶夫，首先要说说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片辽远而美丽的星空。学生时代几乎遍读那个时候能读到的小说。现在想起一些故事情节，依稀可见。想起读苏联小说的那些岁月，诱发了我对斯大林时代、法捷耶夫与当代苏联文学运动的寻根问底。
首先是关于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从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爱伦堡的《解冻》、《暴风雨》，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潘诺娃的《旅伴》，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潘菲罗夫《为和平而奋斗》，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波列伏依《我们是苏维埃人》，波波夫的《钢与渣》，恰科夫斯基《我们这里是早晨》，包括中国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等《白毛女》，当我们把这些书当作历史来看，不能不感叹，应该客观地说斯大林时代的斯大林文学评奖，对苏联文学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当反思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斯大林文学评奖，是了解作为苏联文学总管的法捷耶夫与当代苏联文学运动不能敝开的。斯大林文学奖自1929年至1950年，一共颁发了六届，中国作家周立波、丁玲、贺敬之、刘白羽分别获得过小说、戏剧、记录片奖。老实说，斯大林文学奖在我国作家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
关于斯大林的文艺著作，弄清斯大林关于文学的论述，从十三卷本的《斯大林全集》中将有关文艺论述理出来。再对照北大编的《马列论文艺》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综合起来看，在《斯大林论文艺》尚未出版以前，被认作是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著作只有两本书与8封信，这是我仔细读过了的。其中给高尔基的信最为有名，流传广泛。当岁月流逝，然而又有谁知道高尔基竟是被迫害死的呢？想弄清楚斯大林文学评奖很难，但书中写到了斯大林文学的评奖是必须看斯大林眼色行事的，而斯大林更是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并且每次颁发都亲自过问。从一些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文字：1948年讨论斯大林文学奖授奖名单时，斯大林质问法捷耶夫为什么没有潘菲罗夫的小说《为和平而奋斗》，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回答说不够水准，斯大林当众批驳道：我的看法不同，应该给他。法捷耶夫只好照办。这说明斯大林只凭好恶，不顾艺术创作规律和创作成就的高低，想给谁就给谁。看到这些文字，斯大林文学奖神圣的光环已经荡然退尽，是大打折扣了的。当我重新翻读五十年代我国翻译的大量的斯大林文学获奖作品时，我也发现这些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大都是粉饰现实、个人崇拜的作品，明显的政治说教远远大过于作品的艺术价值，成为斯大林历史时代见证的活标本。
关于斯大林专政时代作家的命运，从《斯大林肃反》中看到，自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协成立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当作“人民敌人”“间谍”处决，关押，流放。其中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家法捷耶夫的自杀最具典型意义。引起社会震动！尤其是法捷耶夫的悲剧，法捷耶夫是极具才华的作家，他的《毁灭》《青年近卫军》使他在文学界身居高位，成了斯大林的红人。而他把斯大林视为党的化身。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士兵同权力无比的总司令的关系”（爱伦堡语）。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公布的《法捷耶夫遗书》，可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的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别列杰尔基诺作家村开枪自杀，他床边摆着斯大林画像，似乎想说他所犯的错误也应算在斯大林的帐上。我由此而想到他说过的话：“当你对美女神魂颠倒，可后来发现怀抱里的却是丑妇……”反映了法捷耶夫对自己几十年作为文艺总管的罪孽有了痛彻心肺的觉悟和忏悔。我们也不能把迫害苏联作家的罪责全部归到法捷耶夫一个人身上。同时也想到斯大林曾经猛烈批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质问书中的党组织到哪里去了？他只好公开认错，重写的《青年近卫军》又获斯大林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颇具戏剧性与悲剧意味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当时苏联作家的命运吗？
我们知道，斯大林这个词是从俄文“钢铁”一词演变而来的，人如其名，斯大林具有钢铁般的性格，他的残酷专政、独裁专制是世人知晓的，斯大林专政的文艺政策要求作家在作品中处处突出党的领导，苏联各个战线取得的胜利都应该归功于党，而斯大林就是党的化身。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平庸之作泛滥成灾，斯大林专政时代，斯大林对文艺界的干预，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和指责，数不胜数。而中国在极左年代的文艺界，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批丁玲反党集团，可以说是苏联的翻版，中国的文艺总管周扬与法捷耶夫绝对听命于斯大林一样，只能绝对服从毛泽东，只能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有文章说，如果是王扬、李扬，也许被整的人还多一些，这一点周扬与法捷耶夫是何其相似，毛泽东与斯大林又有什么不同。法捷耶夫与周扬不同在于法捷耶夫留下了传世的作品《毁灭》与《青年近卫军》，此外还有一部文艺论集《三十年间》，而周扬除了一套五卷本的《周扬文集》之外，几乎也就没有什么了。这也许正是周扬的命运更具悲剧性的缘由吧。
把周扬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文化官员来看待，也许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当然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关。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周扬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兼思想者来说，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八四年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写出了周扬晚年虽然曲折、隐晦、委婉，以及他回首往事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周扬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是意识形态战斗者与领军人。在历次文艺运动、政治运动中，周扬常常是作为直接执行者而出现的，在他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是否也包含有借机报复私人恩怨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政治体制的运作来看，周扬的权力也只能是运用在借用某种时机上面，他是无法做出最高决策的。当他读到毛泽东关于胡风案定性的按语时，尽管他难以置信，但仍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尽量跟上毛主席的思路，尽量与毛主席的思想缩小距离……”而当他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朋友、战友在反右与文革中都纷纷落马，文艺界过去的老将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只剩下自己一人形单影只时，自然会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觉，而且这些反党分子都出在自己主管的部门，这样整下去，早晚会整到自己头上，这当然是周扬不愿看到的。据回忆，周扬在“文革”后多次说：如果五七年我不打那么多右派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是右派。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扬本人也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从每次批判中周扬所做的总结发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因为它常常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在一九五一年文艺界整风时，周扬在谈到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说：“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二卷）在批胡适、俞平伯以及《文艺报》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二卷）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是在做着自我批判和反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这些话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远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周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痛苦自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同这些运动摆脱干系的想法，他是在曲折地表达，所有这些运动并非自己所希望，也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当然也并非自己所能支配得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表白，更不会检讨一次后，不吸取教训，重犯第二次错误，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挥舞大棒，只管打人就是了，还没完没了地检查什么。这也正是周扬的知识分子的本色与文化人性格在起作用的原因。目光敏锐的毛泽东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周扬随时都有被取而代之，这是必然的。
因此在每次运动中，周扬都会陷入究竟是牺牲自己保全别人，还是牺牲别人，呆全自己的两难选择之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时，毛泽东对周扬说：恐怕你下不了手吧。这对周扬无疑是最痛苦的选择，如果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对周扬无关紧要的话，如果说批胡风、批丁玲，对周扬无所顾忌的话，那么批三条汉子倒真是让他兔死狐悲了，他完全可以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在这两难选择中，周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不久，周扬也变成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被囚禁9年的周扬出狱后，曾说过：“虽然毛主席整了我，但我不恨他，我有自己的信仰……”这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难以抉择的矛盾，即使是历来被认为当代最具鲁迅精神的胡风也是如此。胡风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节的确令人景仰，他的斗争精神更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是，即使是他，面对这种冲突，也是非常痛苦、难以选择的。一九五四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交党中央之后，对他的批判也随之而来，但当党要他检讨时，胡风服从了。
周扬是悲情的思想者，以往我们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或应该努力的行为准则，但是，当一种思想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自己也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去做呢？理性的批判历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武器、立场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判断这一批判是否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评价依据又是什么呢？从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非每个人都是被迫进行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满怀豪情地自愿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就像“五四”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自愿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队伍中去一样，现在我们反思时会理性地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可是如何去苛求处在历史洪流之中的人们呢？
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中国当代的许多学者也采用这些西方的判断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于这句话，它最能表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和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只有参与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存在，才能真正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但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行为准则，既是一个社会认可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的要求原则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者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后者，只有具有了这种自我要求，才能做到不为世俗所影响，保持自我的批判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人不主为自己是在行使自己“社会的良心”的责任呢？当年写《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人，未尝不认为自己是在为无产阶级负责，不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呢？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不了思想优势的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周扬，晚年时忏悔了，周扬没有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虽然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周扬没有，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极左的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所以说，周扬并不是一个完全被权力异化的人，知识分子的特性在压抑许多年后，知识分子的本色并没有消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周扬的本色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周扬晚年因一个“异化”，一个“人道主义”要了他的命，其实说白了“异化”的含义就是变质的意思，我们现在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都能接受，可处在中国思想界“解冻”之初这样说，可是冒天下大不违，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有称之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其本质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周扬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无论是在上海、延安、新中国初期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出色的表现。文革后，出狱时做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大彻大悟，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体现出过人的智慧与耀眼的光彩。
二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了。五十年的坎坷曲折，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早把五十年来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把历史形成的偶然因素给过滤掉了。剩下的，则是周扬留给历史的实际的知识分子的本色。
历史地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也是一个分化的世界。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各种观念、各种学派都纷纷登台，接踵而至。而在各种文艺理论和美学流派中，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是四大最重要的学派，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整体面貌。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同样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面临的是不同的文艺对象、解答的是不同的文艺问题，再加上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背景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继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也在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了。正是通过周扬等理论家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终于诞生出来了。
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版。中国的理论家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与苏联的差异。周扬在介绍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之后，还不忘指出下面这一点：这个口号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除此之外，在探索艺术家的思想修养方面、考察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方式方面、研究民间艺术形式方面等，也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内容，才使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鼎足而三。
公正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的文艺政策。中国的文艺政策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实践形态，它介于文艺创作与政治需求之间，对文艺创作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扬以理论家和政策制订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中。而我们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格局中，才有可能对周扬进行全面而公允的审视。诚然，周扬仍无愧于纯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美学家和翻译家等等称号，但他更主要的却是文艺理论权威和文艺政策制订人。
当读完周扬的大部分著述，我们看到，周扬自己也并不见得非常愿意发生这种转折，但这由不得他。早期的周扬（1937年7月）曾在文章中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时代的压力是促使周扬产生这种转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一个勿庸讳言的原因是由于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周扬到延安后，与毛泽东的关系颇为密切。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再加上革命领袖的地位和声誉，他的意志更增强了几百倍。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意志的左右。所以，本来是“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人，到后来也不得不赞同并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本来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美高于艺术美”的忠实信徒，到后来也不得不接受和支持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通性”；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扬是如何不得不改变了初衷。当然，并不是说，周扬对于这种改变是全然无知无觉的。出现这种转变，也是有着周扬自身的原因的。周扬与毛泽东同样喜好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时常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当时代的需求和领袖的意志要求他转向政治时，他的过渡也就十分自然和顺当了，尽管这期间也会在内心产生矛盾和冲突，但社会责任感、艺术欣赏倾向以及时代的压力和领袖的意志马上就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压抑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于的理论权威周扬。
周扬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依据毛泽东的理论来制订或参与制订中国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私心泽东理论的实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以至文革中批判他为“报告狂”。同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周扬的，这反过来证明了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卢卡契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了苏联文艺政策的制订，但他本人几乎没有参与制订过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倒是参与过文艺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但卢那察尔斯基还不能说是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参与制订的文艺政策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只有周扬以毛泽东为旗帜，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还能将这种理论凝聚为文艺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文艺创作。
然而，如果说，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探索理论问题时还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话，那么，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周扬在制订或参与制订文艺政策时，就由不得自己了。的确，周扬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投射到文艺政策的制订上，但是文艺政策的具体设计却是服从当时的需要或领袖的意志。在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阶段上，周扬起过作用。却不得不参加制订一些排挤和压制某些艺术家的政策。
当然，中国文艺政策也并不都是有碍于文艺的发展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促进了文艺的繁荣或健康发展，而这中间，自然也不能抹熬周扬的功绩。
周扬是一个忠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呆板的教条主义者，至少，在许多方面是不教条的。1936年，他著文批评徐行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看法，批评他“完全不了解目前新的形势，不懂得把正确的理论原则活泼地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环境。”周扬自己以后是力戒这种教条主义做法的，因此在文艺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宽厚态度，而这一面也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前面曾提到过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活态度，对自由选择题材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了周扬作为理论家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这恰恰证明周扬的知识分子本色。
周扬的文艺理论方面是与他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形象相矛盾的，甚至也与他的某些理论主张相矛盾。然而，周扬没有有意压制矛盾的这一方面，他凭着自己的良知，在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之间、理论与理论的矛盾之间求索。正是有赖于这种基于良知的求索精神，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周扬达到了理论的最高境界表明周扬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扬已属于历史；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周扬的研究至今还在。忘记历史本属不该，忽视现实更难原谅。迈向明天，固然需要轻装，但历史和现实都不可能轻易跨越。在对历史人物的审视中，周扬的本色还是知识分子。
解密：鲁迅文学口号引起的政治斗争风波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在冯雪峰那篇写于“文革”期间、后来惹起轩然大波的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与胡风见面后：
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
于是，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
冯雪峰谈到同意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说：
但我当时是有严重错误的，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他用他的名义提出。
同时也由于我当时对“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也认识不足，反对它的态度也不坚决。
冯雪峰的检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我当时对‘国防文学’的错误也认识不足”云云，是那个时代的必须要检讨的内容，也许不能做数；但“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的说法，的确是当时的现实。
与周扬等人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相比，冯雪峰是中央的特派员，他与中央联系是方便的。对于提出一个新口号，冯雪峰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且鲁迅是赞成的，自然没有想到要向中央请示。
冯雪峰“下车伊始”的做法也的确值得检讨。按照他的回忆，他与胡风见面是在到上海的第三天。这三天里，他显然无法做到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不了解周扬、夏衍等人与鲁迅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更不了解周扬、夏衍等人与胡风之间对立的严重性。他所知道的有关周扬、夏衍的所有情况，大约都是来自鲁迅、来自胡风的看法，当然，还有他以前与周扬产生间隙时对周扬固有的看法。
周扬与鲁迅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多说了。胡风与周扬的对立，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冯雪峰在上海时就如此，在他重回上海时也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在雪峰到达上海前后，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笔仗正打得不亦乐乎；周扬、夏衍联合文艺界的一百多党员组成“文艺家协会”，胡风也正在准备另外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诸如此类的事实，冯雪峰是了解到的。解决这些宗派主义对立情绪，让周扬和胡风握手言和，让上海文化界的革命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贯彻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冯雪峰这个中央特派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中央是让他附带地管一下文艺工作的，但既然要管自然要了解情况才能管好。但遗憾的是，文化界存在的宗派主义事实，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因为没有重视，他也不可能认识到冒然地让胡风发表文章、提新口号所引起的后果。
这样，1936年6月1日，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
茅盾见到文章后大吃一惊。茅盾回忆说：
胡风这篇文章的口气，好像这个口号是他一个人提出来，既没有提到鲁迅，也没有说明这个新口号与“国防文学”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胡风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我看到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因为胡风这种做法，将使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
由茅盾的感觉推想，从这个新口号的酝酿到提出使完全蒙在鼓里的周扬、夏衍等人，必然也是感到震惊的。从周扬等人与胡风以往所固有的宗派主义对立情绪看来，胡风这种“标新立异”显然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周扬等人看来，他们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是正统的因而也是不容有任何异议的。这是当时周扬领导下的左翼作家的共识。比如，沙汀就是这样认识的：《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胡风的文章一刊出，反对胡风的文章也随之陆续发表，当然，支持胡风的文章也有。“两个口号”大论战的序幕急速拉开。
双方论战的产生，就出现了茅盾所说的“稍有缓和的局面再告紧张”的情况；也出现了冯雪峰所说的“文艺界本来已经不很团结，两个口号论争一起来，对立的现象还更厉害了”的局面。
怎样收拾这个局面？茅盾在看到胡风的文章后就立刻找冯雪峰：
我对雪峰说：胡风这样做是存心要把分歧扩大，现在文艺家协会要开成立大会，很可能有人在会上提出这个新口号问题，我可没法收拾这个局面。冯雪峰也有点急了，埋怨道：胡风这个人也太英雄太逞能了，我要批评他。我说：问题并不在此，而是要挽回胡风这篇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我看胡风这个人脑子里从来没有左翼文艺界团结的问题。现在补救的办法只有请大先生再写一篇文章。雪峰说：可是大先生正在生病。我说：是呀，所以我来找你。雪峰沉思片刻道：让我去想想办法看。“急了”的冯雪峰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予以补救：第一，通过王学文和茅盾去说服周扬，停止论争。这一点，显然收效不大。第二，阻止胡风不再写文章参与争论。胡风做到了。第三，重新审视新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胡风的文章是经冯雪峰看过的。胡风的文章要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冯雪峰显然也是赞成的。但是，在口号纷争、分裂加剧的现实下，冯雪峰重新审视“国防文学”的口号，觉得“也可以从正确解释‘国防文学’口号中去同时达到”在“文学主张上贯彻无产阶级立场”的目的，因而“提出了两个口号并用的意见”。
在冯雪峰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两个口号”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在周扬、夏衍等文委领导下的党员和左翼作家，自然站到了“国防文学”口号这一边，其声势要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拥护者力量要大得多。此外，周扬还联络海外的左翼作家，比方说，在东京的郭沫若，发表意见。
郭沫若在文坛上的地位仅次于鲁迅。郭沫若如能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对周扬等人无疑是一种支持。为此，周扬派任白戈赴东京，向郭沫若说明情况。臧云远在《东京初访郭老》一文中记叙说：
一九三六年春，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听任白戈谈上海方面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郭当即表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因为对“国”这个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不久，林林送来了“八一宣言”，仔细读后，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之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
因为读到了党的文件而转变了的郭沫若，随即写下了《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赞成这个口号并阐述口号的意义。
急于结束这种纷争局面的冯雪峰，先后通过王学文几次向周扬传话，要他立即停止争论。周扬出于对冯雪峰的不满，不肯听从他的劝告。还有，也可能冯雪峰在劝告周扬时并没有说明新口号不是胡风提出来的事实。因此，在周扬这一方面，“一股火来了，越来越大了”。周扬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内战”也搞开了。当时都说是“周扬派”、“胡风派”之争。冯雪峰这时才来找我。我的错误是，即使胡风是坏人，也不应当反对。这种情形有些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左翼内部打起来了，只有对敌人有利。就是胡风向我们挑战，也不应该应战。他提出这个口号对人民有利就应该欢迎。我从来不认为我全正确。
这场“内战”的确使敌人觉得有机可乘。当时，受国民党指使的、被外国人称为“蚊子报”的许多小报散布了蓄意挑拨离间的谣言；被称为托派分子的人也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
当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陈其昌，看到左翼内部的“两个口号”争论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陈其昌并特意化名“陈仲山”（使人们误以为是陈独秀）。
鲁迅接到后，极为愤怒，因尚在病中，只好让冯雪峰来答复。冯雪峰也正想让鲁迅出面，一方面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表示正面的意见；一方面，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征得鲁迅的同意，冯雪峰以“O.V。笔录”形式，写下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冯雪峰将他的“并存说”容纳其中，但是仍然没有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而且，文中在阐述这一口号时，也用了“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这样“不够妥当和肯定”的词。这反而使周扬一方感到“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确性——鲁迅虽然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但也并没有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嘛。理由也就更充分了。
因此，在冯雪峰安排将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在争论双方的几个刊物上同时刊登时，周扬和夏衍主持的《光明》半月刊拒绝刊登；冯雪峰又托茅盾送给徐懋庸主持的《文学界》月刊。茅盾回忆说：
我把这两篇文章带回家中，又仔细地读了两遍，觉得第二篇文章写得太简略了一点，有的问题本应多说几句，譬如对惹祸的胡风应该批评，他文章中的错误应该指明；这样也许能使主张“国防文学”的一方平息下来。于是我决定自己也来写一篇，附在鲁迅文章的后面，这就是《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文章中我表示支持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两个口号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批评了胡风他们文章中的错误。我还指出：“口号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口号的‘力量’在于给它的解释如何以及它的正确的运用。”
我这篇文章采用给《文学界》编者的形式，因为《文学界》的编辑是徐懋庸，而他又是文艺家协会的理事，想来我这个文艺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把文章交给他，他总不致于不登罢。
七月一日《文学界》一卷二期出版了，但一看版面，再看内容，我就知道自己太一厢情愿了。有三点使人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是《答托洛茨基的信》，没有登，编者诌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而这封信却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二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登了，却排在后面，而按其重要性应该排在第一篇；三是在我的一千多字的文章后面，编者又写了八百字的《附记》，拐弯抹角无非想说“国防文学”是正统，现阶段没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因此整篇《附记》没有一句话表示赞成鲁迅关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意见。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
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感觉。鲁迅的文章发表以后，赞成鲁迅意见的文章寥寥无几，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却车载斗量。
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情绪，冯雪峰与茅盾商量，希望茅盾也来写文章，一方面阐述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宗派主义进行批判。这未免让茅盾有些为难，因为他在5月1日所写的《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中，明确地支持“国防文学”的口号。不过，为了文艺界的团结，茅盾还是勉力写下了《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一文，并交给《文学界》发表。《文学界》将茅盾的这篇文章交给了周扬。周扬读后，对茅盾文中的主要观点不赞成，随即写下了《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文，交《文学界》。这样，8与10日出版的《文学界》1卷3号上，同时刊登了茅盾和周扬的文章。
周扬的这种做法，激怒了茅盾，也激怒了冯雪峰。茅盾回忆说：
我气愤的是，作为党的文委的领导人竟如此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如此急急忙忙地进行反驳！冯雪峰看了周扬的文章，就跑了来。他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有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冯雪峰建议我再写一篇文章予以反击，他说，这一次你要把他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拉出来示众，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他说，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就要登出来（当时我已看过鲁迅的这篇文章），这封信将要回答周扬文章中的那些问题，发表出去一定震动极大。你的文章就专门批判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我答应了，因为我本来就想写答复的文章，只是并未想到要专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这样，茅盾写下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一文，在8月23日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
读到茅盾的文章后，周扬没有再写文章答复。因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已经发表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事实，使周扬停止了争论。他托一位朋友私下向茅盾作了解释。这样，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派基本上结束了争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鲁迅是在8月2日收到的。
徐懋庸为什么要写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有明白的交代：
我素知鲁迅先生的脾气，当他认为一个人可交的时候，他的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的，而当他憎恶一个人的时候，就拒之于十里之外，绝不留情的。我知道他对我已经失去信任，认为我是周扬的人，交谊至少暂时是不能恢复了。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的革命性，他的文章、道德，丝毫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所以，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争论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虽然我对周扬的作风有些方面也是不满意的。又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浮云蔽白日”，一时也是难免的。
鲁迅接到徐懋庸信当天，冯雪峰正好去看望鲁迅。鲁迅将信递给冯雪峰时非常气愤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冯雪峰考虑鲁迅的病情，决定再一次替鲁迅起草一篇答复的文章。第三天，冯雪峰将起草好的文章交给鲁迅。不料鲁迅看了后说：“就用这个做一个架子也可以，我来修改、添加吧。”又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这样，鲁迅又利用一两天的时间进行了修改。8月15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了。
读到鲁迅的文章后，“周扬他们”第一次明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他们也第一次明白，原来在鲁迅心目中，他们这些“文委”的领导人是“四条汉子”——这个称谓在后来的岁月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代名词。出于对鲁迅的尊重，他们停止了争论。同时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信的举动是错误的“个人行动”。为此，周扬专门开了一个会，对徐懋庸提出批评。但是，徐懋庸并不服气：
他们批评我“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而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我很不服，驳斥了他们。我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起写的，可以说“个人行动”，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了出去而已。
因为不服气，徐懋庸决定再公开写信答复鲁迅。与徐懋庸交好的沙汀坚决予以劝阻。劝阻无效，沙汀便报告周扬，周扬在沙汀家里与徐懋庸谈话，但徐依然固执己见。夏衍对此非常生气，“决定找他单独谈话”。夏衍回忆说：
我和他在一家咖啡馆谈了两小时，我批评他不顾大局，个人行动，使刚要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陷于被动，还以强硬的口气不准他再写答复鲁迅的文章；但是他不仅不听，反而反唇相讥，说八月一日给鲁迅的信是他个人写的，但讲的内容却是“左联同人”的意见（他当时用的是“左联同人”这个词，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则成了“周扬他们”）。我不能说服他，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也还在临别时为了争付茶钱而破颜一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对于他的鲠直、不讲假话，还是有好感的。
耿直的徐懋庸，将答复鲁迅的公开信写好后，送给周扬他们看，周扬予以阻止。徐懋庸回忆说：周扬等人“不让我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我一定要发表。后来，我找了一个刊物叫做《今代文学》的刊物发表了。鲁迅却没有再予理会”。
倒是读了这篇文章的夏衍，“担心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就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托内山完造转交），说明徐懋庸给鲁迅的信”和他的文章，“完全是他的个人行动，我们劝阻无效，希望他能把这点意思再转告鲁迅先生。”
另一些在周扬、夏衍领导下的可以统称为“周扬他们”的一些人，如陈荒煤等，读到鲁迅的信后，也涌起要给鲁迅写信的欲望——当然，他们是向鲁迅表示一种态度而不是论战。陈荒煤回忆说：
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我们有一些搞创作的同志，如沙汀、艾芜、魏金枝、叶紫、舒群和我等十来个人，曾经在一家饭店吃饭，借此聚会，讨论了一件事：是否由我们这些写小说的同志共同写封信给鲁迅，表明我们不赞同徐懋庸的信上所写说的那些观点，也说明这封信只是徐懋庸的个人行动。我们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团结。另外，我们都深深尊重与敬爱鲁迅，而且知道鲁迅对搞创作的同志一直是爱护的，也许我们出面写封信向鲁迅解释一下比较好。商量一阵，听叶紫讲，鲁迅又病重了，现在写信，万一引起他的急躁，对他健康不利。大家听到鲁迅病重，心情都十分忧虑不安，也感到这时候不宜写信，才没有写。
与此同时，为平息这场争论，冯雪峰以吕克玉的笔名发表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从理论上总结和探讨“两个口号”论争教训，他认为：“关于口号的名词和争论应当即刻停止，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看成统一内容的东西，在现在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当时争论双方不同程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冯雪峰作了深入的分析——虽然文中充斥着对周扬他们的讥笑与指责，但不能否认这种分析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写完后，冯雪峰也许觉得对周扬的讥笑与指责有些过头了，也许觉得更应该提醒周扬，他又写了一篇《附记》。他检讨了自己文中“讥笑周扬之处”，并请求“读者原谅”。同时，他希望周扬能虚心地“从理论和工作上来解决问题”。如果周扬能这样做，冯雪峰说，“不但论争能愉快地解决，即大家对他的不满也会即刻消除的”。
在见到鲁迅答复徐懋庸的文章后，周扬即停止了争论。他对冯雪峰的文章并不满意，而且他也并不认为冯雪峰说的“大家”对他的不满是事实。多年后，他回忆说：
有宗派主义，双方一争就下不来台。徐懋庸给鲁迅写信，鲁迅复信驳斥，冯雪峰以吕克玉笔名写文章骂我们。
显而易见的是，冯雪峰所说的“大家”，并不包括周扬旗下的“我们”。
冯雪峰的文章，引起了担负北方局领导工作的刘少奇的注意。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发表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对冯雪峰的文章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周扬、夏衍或者还有冯雪峰，可能都没有读到。
茅盾在鲁迅的文章发表后，也给在东京的郭沫若写信，“希望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我们与鲁迅步调一致，共同地积极地引导青年向正确的方面，使这场争论早日结束”。郭沫若并没有给茅盾回信，却针对鲁迅的文章，发表了《蒐苗的检阅》一文，要求鲁迅撤回“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茅盾看到郭沫若的文章后，曾与鲁迅议论过这篇文章：
鲁迅说，不必理睬它了，它只是就口号来反对口号，对于我们提出的文艺家联合阵线的大原则，文章还是赞成的。而且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元老，底下有一大帮人，如果我著文反驳，马上会有一群扑上来的，犯不着。冯雪峰也不主张答辩，他说，这个问题已经明朗了，没有必要再展开争论。
但是，让茅盾没有想到的是，郭沫若读到茅盾的信后，作了一副对联，联曰：“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这自然是郭沫若与朋友之间的玩笑之语。但是，这副对联却让一个名叫金祖同的人看到了，并在《今代文艺》上以《戏论鲁迅茅盾联》发表，金祖同并写《后识》加以解释。茅盾后来在《大公报》上作文回答。当然，这已经是无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了。“两个口号”论争渐趋尾声，在冯雪峰的主持下，在“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下，论争双方终于携手团结起来。1936年9月20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夏衍考虑到他和周扬的政治色彩太浓，决定不列名。这样，这个重要文件的发表，宣告“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名人风采
天才还是疯子：特立独行的奇人卡扎菲
卡扎菲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大争议的人物，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他，但六百万人口在他的带领下脱离了贫困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带领贫穷到连饭都吃不起的利比亚人民走向富有，使国民像西方国家一样享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而且在他领导下的利比亚还成了非洲最富裕的国家。
在卡扎菲执政的四十多年里，他给人们的感觉就是永远背着他的帐篷，牵着他的骆驼，固执地在大沙漠中走着属于自己的路。所以很多人认为卡扎菲就是这样一个人：帐篷没有变，骆驼也还是沙漠中的骆驼，他就像一棵树，坚强地在大沙漠中矗立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肆意生长。
卡扎菲和他的“不流血政变”
卡扎菲，全名欧麦尔·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9月在利比亚费赞沙漠地区的苏尔特出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游牧家庭的羊皮帐篷里，其父亲穆罕默德和母亲阿依莎都是贫穷且普通的贝都因牧民。他们隶属于柏柏尔卡扎法部落，信奉伊斯兰教，以出租骆驼为生。
卡扎菲的幼年是在沙漠里度过的，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总是帮着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童年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卡扎菲唯一的乐趣就是听父母和邻居讲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的历史和发展、外国对利比亚的侵略和利比亚的那些英雄人物。从儿时起，卡扎菲就梦想着自己以后能成为一个精神领袖，做一个英雄人物。卡扎菲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母对他的期望非常高。为了让他到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所有的骆驼还有牛羊来供他读书。
入学不久之后，卡扎菲就发现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因为自己是贫穷的贝都因人，因此城里的那些同学们都瞧不起他，叫他“乡巴佬”，他因此而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在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将所有的压力都转化为了动力。白天，他在学校里发奋地学习，夜晚他睡在清真寺冰凉的地板上。因为利比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周五被定为“休息日”。每周四放学以后，卡扎菲要步行三十公里才能到家。为了不耽误上课，卡扎菲还要周五下午再步行回到学校。在长途跋涉的求学路上，他一次次地穿过沙漠地区，虽然这让他吃了很多苦，但他的毅力和体魄却都得到了锻炼。
在上中学的时候，卡扎菲被选为学生领袖，这给卡扎菲提供了展示他异于常人的思维的机会。他经常组织同学一起收听“阿拉伯之声”电台，积极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那时的卡扎菲就已经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非常具有号召力，并成了学校中非常有名气的人物。卡扎菲在学校时就曾发誓，一定要自己亲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走出学校之后，在学校时他的主要追随者在他的带领下都成了国家领导人。
1956年，以色列和英法联军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战争，目的是夺回已经回归祖国的苏伊士运河。这个举动深深地影响了卡扎菲，他不顾一切地带领同学进行反抗，以罢课的形式声援埃及人民。
1961年，卡扎菲就读于班加西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卡扎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在军事学院学习时，他偷偷组建了自己的班底——低年级的同学负责传播革命思想，而高年级的同学负责效仿埃及的纳赛尔，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军官组织”，并准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1965年，卡扎菲正式毕业，随后他到利比亚陆军服役，军衔为少尉。在这个过程中，卡扎菲亲眼目睹了外国人在他的国家作威作福，而自己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于是对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痛恨。他了解那些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也了解统治者的所有罪行，更体会到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悬殊，同时这也更加坚定了卡扎菲革命的信念。1966年，卡扎菲进入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接受训练。1968年，利比亚国内的形势非常混乱——八十岁的国王疾病缠身，无心理政，因此国王产生了退位的想法，但是腐败的官僚们却以暂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为由将他留在了王座上。而这些高级官员和宫廷大臣却忘记了自己本身的职责——他们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无恶不作，而那些无力反抗的普通的百姓却只能被压迫，致使民间怨声一片。那时候的伊德里斯王朝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卡扎菲也是在那时决心要推翻腐败的政权的。随后，他们细心而紧张地准备着这场政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他们要奔赴到百公里以外的野外开会；为了凑齐经费，他们所有的成员都必须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1969年初，他们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会议中，大部分人员都觉得他们的组织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正是在这次会议中，卡扎菲和他的支持者决定要在1969年3月21日发动军事革命，代号为“耶路撒冷”。但是，就在行动的前一晚，他们得悉埃及的一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于是卡扎菲决定推迟政变。因为他认为举办音乐会的这位女歌唱家在阿拉伯人眼里是一位音乐方面的天才，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传奇人物。卡扎菲认为，在这一天晚上发动政变是对这位女歌手的不尊重。此外，这位歌唱家举办的音乐会是为巴基斯坦游击队举行的义演，而卡扎菲认为支持巴基斯坦是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在他看来他们坚决不能做不利于巴基斯坦的事情。另外，当晚王室高级官员中的绝大多人都会出席这场音乐会，如果在现场逮捕他们对政变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他们又一次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24日发动政变，但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他们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将会在这一天到达班加西，因此军队也加强了警卫工作，所以在这一天发动政变的成功率是非常小的。于是，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推迟举事时间，把时间定在了6月5日。
然而，在政变的前夕，他们组织里的很多官员被通知换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行动计划可能已经泄漏，为了防止各方面的意外和不便，卡扎菲决定再次推迟举事时间，而这次已经是他们第三次推迟举事时间了。
就在此时，利比亚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伊德里斯国王在1969年的7月去希腊度假；同年八月，伊德里斯国王上交了一封信件，宣布正式退位。这个消息就像一枚重磅炸弹，让利比亚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这时卡扎菲了解到，军队的参谋长领导的宫廷势力打算在9月4日前采取行动。而在这时，卡扎菲也被通知赴英国接受第2次培训。此时，卡扎菲和部分高级成员感到政变已经到了不得不发动的时候了，于是他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把举事时间确定了下来。
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27岁的卡扎菲带领着自己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政变，自此他们革命的战斗终于开始了。当时正在埃及度假的国王向英国发出呼救，希望英国能出兵干涉，结果遭到了英国的拒绝。那个时候，卡扎菲的手下仅仅是六百多名士兵和他在军校的12名同学。然而卡扎菲却凭借着这样微小的力量推翻了迂腐的国王政权，随后占领了王宫。在整个行动中，他们只有1050发子弹可以使用，平均每个士兵仅仅只有颗子弹。更让人惊奇的是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没有浪费一颗子弹，没有流一滴血，以致后来这场政变被称为“不流血政变”。随后，卡扎菲被任命为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官。由于当时利比亚还处于小规模的军队状态，整个军队只有五千人，所以最高指挥官军衔也只是上校，军校里来自英国的督导也是上校，因此卡扎菲没有逾越祖制，他仅仅给自己挂了一个上校的军衔，而至此，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就这样正式成立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对卡扎菲进行了威胁、制裁和孤立，甚至进一步地制造了暗杀和轰炸行动，可卡扎菲却仍然无所畏惧地扎根在这片北非的大沙漠上，同时开始领导这个国家，并在后来的42年里在利比亚呼风唤雨。
在1970年至1972年期间，卡扎菲一直被任命为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从1977年起，卡扎菲成为了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兼利比亚领导人。1982年至1983年，卡扎菲一直担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职位，那个时候的卡扎菲已经统帅着十万大军，控制着上千辆战车和几百架战机了。
独特的乌托邦理念和“第三世界理论”
卡扎菲的思想与常人不同，他总是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且有些异想天开的方式试图找出一种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一直幻想着能把辽阔的草原变成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对于其他的国家的各种政治体制，比如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君主制等，在他的眼里全是蒙蔽普通民众的政治体系。他认为只有人民自己成了主宰一切的统治者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他的梦想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制度，而这种新的制度就是人民掌握政权的制度。
1977年，卡扎菲在其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里称：“利比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就是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时代，人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在他独创的这个具有卡扎菲特色的利比亚体制里，不存在选举制度，更没有各级政府，而是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代替一切。因此利比亚变成了国际上最特殊、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国家。在那里没有宪法、没有政府、没有元首、没有官员，甚至连最基本的办公室都没有，首脑和政府官员以及议会会长统称为“秘书”。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理论上，利比亚都不存在政府。利比亚人民给予卡扎菲的正式头衔则是“革命的导师、人民的好兄长”，实权却掌握在那些所谓的“顾问小组”和“革命核心小组”手里，而实际上这与全部掌握在卡扎菲一人手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卡扎菲却一直认为在他领导的这四十多年里始终是人民在执政，不是他在执政，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制约人民。而与此同时，他的乌托邦理念也彻彻底底地武装了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来，在这个特殊的体制中，人民才是最高的掌权者，而事实却是领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代表着一切，任何人都不应该对领袖有所质疑。这种制度其实就是最古老的酋长治理方式。而卡扎菲这位做法空前绝后的利比亚领导人，实际上却在真正掌控着一切。
卡扎菲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他一直觉得利比亚是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而这个伟大的领袖就是他本人。这种近乎狂热的态度使他产生了建立“阿非利加合众国”的构想。他为阿拉伯人在世人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胆小懦弱”而深恶痛绝并非常懊恼。卡扎菲认为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人种，一个具有利比亚人和黑人血液的混合血统的民族。他说，利比亚的男人们具有十分艰巨的任务，责任十分重大，他们不应该只限于国内，而应该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女人结婚生子，这样就可以创造一种世界上没有的新种族。卡扎菲认为他本人就是提出并实现这种创造新种族的想法的上帝，建立这个理想中的国家是卡扎菲给自己的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用这种“乌托邦”理念鼓舞了很多国民，也使他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除了“乌托邦”理念，卡扎菲还在钻研了各种宗教理论和思想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自认为他创建的这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理论”是能够超越一切的理论，是属于他自己的学说。
在卡扎菲的眼里，那些人们所谓的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虚伪的民主统治下的独裁政治，而真正的文明则是每一个平民都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并且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这种愿望。此外，卡扎菲还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被他称为“第三世界理论”的思想观。
卡扎菲认为，只有他的“第三世界理论”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世界上面临的所有困难和问题。后来他出版了三本具体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在书中，卡扎菲分别从经济、社会和民族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第三世界理论”。
在利比亚，几乎人人都有一本《绿皮书》，而《绿皮书》作为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指导准则，被利比亚认为是“国宝式”的著作，而利比亚的国旗也因此被定为绿色，国徽更是以绿色作为核心。在利比亚首都和各个城镇，也会看到很多被涂满绿色漆的门窗和建筑物。对于利比亚人而言，绿色是生命，是所有的希望。卡扎菲把人们心目中的绿色推上了最高的巅峰，也把他自己比作绿色的化身，而实际上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沙漠变成绿洲”而奋斗。这位自认为是“神圣”的独创性的理论家认为，他的“第三世界理论”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源于伊斯兰社会主义。他认为伊斯兰教是革命宗教，也是不断进步的宗教，因此只有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才能找到一切问题的根源和答案。
卡扎菲认为，社会主义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按需分配是一种施舍，而这种施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他提出的新型社会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施舍。此外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和他提出的这种伊斯兰教的施舍原则在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在《绿皮书》中，卡扎菲充分地阐述了独特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以人人平等分配为原则，生产者就是消费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平等分配社会财富，如果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占有多余财富，那就是偷盗者，而国家最终将会把这些“偷来”的多余财富收归国有。
在卡扎菲描绘的国家里，财富应属于所有人。然而，一些反对派认为，卡扎菲并没有按照他的描述行动，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卡扎菲对利比亚军队的忠心产生怀疑，所以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财富组织了一批私人军队。这支私人军队是由五千人组成，由他的儿子赛义夫直接指挥。不仅如此，卡扎菲还在其他的国家供养着外国的雇佣军。
现在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士兵都宣布彻底脱离了卡扎菲的掌控，他们全部站到了示威者的行列中。卡扎菲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不得不把非洲的雇佣军召回国，而这些为了两千美元而杀人的非洲雇佣军被称为是卡扎菲的“敢死队”。反对卡扎菲“第三世界理论”的军人就被这些忠于卡扎菲的“敢死队”以枪决的方式杀害。
卡扎菲特立独行的作风
生活中的卡扎菲是非常非常难以捉摸的，他的做法往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例如卡扎菲不喜欢体育运动，因为他认为那些事情都非常无聊。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样无聊的事就好比成千上万的人在观赏两只公鸡打架，或者千百万人在盯着那些追着一个里面仅仅装着普通空气的袋子而跑来跑去的人，这是多么无聊透顶的事。”
此外，卡扎菲还提倡沙漠反对城市，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觉得城市里的汽车会撞死人；卡扎菲不认可现代的生活方式，还对这种所谓的文明生活方式怀有很大的恐惧感；卡扎菲的生活十分简单，甚至可以用简朴来形容——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任何饮料，在生活中他只喝驼奶或者普通的矿泉水。利比亚曾是原酒的生产国，但是他却颁布了禁止酿造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的法令。可以说，这一点也与卡扎菲的个人经历相关。
1969年，卡扎菲携带着重要的资料乘车返回班加西。在回去的途中出了车祸，但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一名帮忙的工人认为这场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司机是酒后驾车，而酒才是这场车祸的罪魁祸首。从此以后卡扎菲便再也不饮酒了，并且在他执政以后便颁布了禁酒法令，宣布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卡扎菲在生活中喜欢穿白色的衣服，经常以一身白衣白裤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他的饮食也非常简单，经常是以面包为主食。他反对奢侈，他从不坐高级轿车，却偏偏喜欢骑骆驼；他也不喜欢住奢侈豪华的别墅，反而喜欢住在简简单单的帐篷里，这或许与他从小生活在帐篷中有关。
在卡扎菲的幼年生活里，沙漠和帐篷陪伴着他，所以在后来的生活中，他的帐篷始终不离身，他走到哪里就把帐篷搭在哪里。
2009年9月，作为利比亚领导人的卡扎菲赴纽约参加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露面，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在赴美之前，卡扎菲就开始计划他的行程。纽约中央公园离联合国总部比较近，所以卡扎菲决定到达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住宿问题——把他的帐篷搭建在中央公园里。当地的官员和民众严重抗议卡扎菲的这种做法，同时也拒绝了他的要求。其实他的这种要求也着实让联合国为难。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对此问题商议了很久，最终对卡扎菲的住宿问题给出了结论——卡扎菲将下榻在恩格尔伍德市，但是必须住在酒店里，帐篷只能作为休闲设施。
而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卡扎菲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次演讲。这是卡扎菲第一次发表正式的演讲，当时联合国给每个国家发言人的演讲时间是15分钟，而卡扎菲的演讲却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时间。在演讲中卡扎菲以强硬的语气表明了自己对安理会和联合国的意见以及对现有体制的看法。卡扎菲的这顿“牢骚”足足持续了96分钟。漫长的演讲让他的口译员接近崩溃，甚至最后放弃为他翻译。在会议中途，将近一半的国家代表都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了会场，但是卡扎菲仍然沉浸在他自己的演讲里。这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用自己的皮鞋大敲桌子那个场景的意味十分类似。
卡扎菲最擅长的就是演讲，他从不准备演讲稿。在演讲的过程中，他的神态可以用“慷慨激昂”这四个字来形容。每次演讲他都非常投入，甚至可以口若悬河地说上几个小时，而且讲到激动的时候他还会手舞足蹈，甚至会大声哭喊，歇斯底里。
卡扎菲的行事作风非常古怪，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从不按常理出牌。例如他喜欢穿着平民的衣服去民间探访。有一次他装扮成普通市民到政府探访，到达那里以后卡扎菲发现很多政府职员都在“不务正业”——有些人在悠闲地喝咖啡，有些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对这种现象非常恼怒。第二天，一辆辆军用卡车开进了政府大楼，办公室的很多家具都被拉走了。卡扎菲认为，这样这些政府职员就能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了。还有一次他装扮成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去医院看病。当时已经接近下班时间，医生急着下班，因此医生在简单了解了他的病情后就随手给了他两片阿司匹林。对此，卡扎菲十分恼怒。于是，回去以后卡扎菲就立刻下令，把那位不负责任的医生驱逐出境。他还经常会装成普通人突然闯进一些娱乐场所，然后在他回去以后那些娱乐场所的舞女们便会莫名其妙地被抓起来，那些寻欢作乐的外国人也都会被赶走。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上了长袍。
卡扎菲一向想起来什么就立刻去实现，前一秒他还在认真地思考问题，后一秒他就可能做出让人惊讶的决定。有一次卡扎菲在他的帐篷里思考问题，然后他就突然决定要前往埃及去会见埃及总统纳赛尔。于是他让助手马上去准备直升机，因为他事先没有任何安排，因此这苦了他的那些助手，他们只得手忙脚乱地准备着。而那个时候卡扎菲的卫兵们正在接受训练，然而卡扎菲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立刻前往埃及，所以他决定孤身前往。而卡扎菲要去会见纳赛尔这件事也没有来得及通知埃及，等到卡扎菲的私人飞机飞到了开罗领土上空，纳赛尔才被告知卡扎菲来了。
1988年，卡扎菲带着一些政府官员前往的黎波里监狱。到达那里以后，卡扎菲做了一件让人非常惊讶的事：他亲自开着一辆推土机把监狱的大墙撞开，然后放出了里面被关押的400多名政治要犯。
2000年7月，以卡扎菲为首的利比亚官员代表奔赴多哥参加非洲首脑统一会议，200多辆汽车壮观地行驶在大沙漠中，白天他们不停地赶路，晚上就在沙漠中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休息地。卡扎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这件事来宣传他建立“非洲联盟”的意义，并且用事实证明他一直主张在撒哈拉大沙漠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是可行的。
不管卡扎菲出现在哪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卡扎菲身后跟随他的那些美女保镖，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十多年前，卡扎菲遭遇了一次暗杀，刺客是一群凶狠的亡命徒。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冲锋枪和一些破坏力很强的武器，当时卡扎菲坐在汽车里，他们对着卡扎菲乘坐的汽车进行乱枪扫射。当时护卫队中的一名女保镖迅速地挡在了卡扎菲的前面，最终，这名女保镖在保护卡扎菲的过程中牺牲了，女子护卫队的其他成员也为了掩护卡扎菲逃离而身受重伤。这件事让卡扎菲很难过，也非常感动。在这件事以后卡扎菲就非常信任他的这些女保镖，所以不管去到哪个国家，他的身边二十四小时都有女保镖的贴身保护。
卡扎菲的这支护卫队里有四十多个女子，她们都是军事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有的甚至还具有硕士学位，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的女保镖随时都可以为卡扎菲牺牲性命。有人猜测，这些女子保镖是卡扎菲的秘密情人，然而这些说法都被事实否定了。因为卡扎菲不近女色，他的生活作风非常严谨。此外，他非常重视利比亚的妇女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卡扎菲的疑心非常重，但是他对这批女子保镖却有着百分之百的信任，以致他能够完全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她们。“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差
卡扎菲这位有着传奇般色彩的人物在国际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他是一个既矛盾而又让人难以捉摸的政治家。
1969年，阿拉伯发生了两场彻底改变历史的政变，这两场政变的领导者分别是萨达姆和卡扎菲。不同的是，革命最初的领导人不是萨达姆，那时的萨达姆只是个二号头目，直到1979年的政权之争，萨达姆才夺得权利正式执政；而卡扎菲从一开始就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利比亚的希望和命运全部都掌握在卡扎菲手中。
人们经常把萨达姆与卡扎菲进行比较，国际上也把他们统称为“革命双雄”。但在反美的过程中，卡扎菲所表现的魄力却是萨达姆不能与之相比的。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还在为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僵持不下的时候，卡扎菲就开始和里根总统兵戎相见了。当时在美国发生了很多恐怖事件，这些恐怖事件让里根非常头痛。后来，利比亚开始针对美国实施军火突袭。美国政府为此派人对卡扎菲实施了多次的暗杀计划，在其中一次的暗杀中，卡扎菲的义女、仅仅三岁的汉娜死亡，而卡扎菲也随之消失了。当卡扎菲再次出现时，特意用眼线笔把眼圈描得黑黑的，嘴上还涂抹了口红，以此浓烈的妆容来纪念他的义女。据说，当时的卡扎菲很有迈克尔·杰克逊的风格。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有着伟大抱负的领导人也被人称为文学作家。在他感到忧伤时他总是沉醉于文学创作，他的很多作品都曾被发表，同时他也经常阅读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虽然很多人评价卡扎菲在文学写作方面很有天赋，但是他的作品一直不能出现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因为卡扎菲的作品大多很压抑，在他的作品中屡次出现了关于宗教、死亡和环境破坏等方面的内容。
卡扎菲的作品包括《城市》、《死亡》、《宇航员的自杀》、《安魂草与该死的树》、《乡村啊乡村》等等。从《城市》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卡扎菲对城市中的现代文明怀有非常强烈的恐慌和厌倦感。在他看来，一座座城市就像是一座座巨大的监狱，随时都可以让人窒息。从“在现代化城市中，人们对你的尊重还不如墙壁来的更真切”这句话可以让人看出，卡扎菲十分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对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抱有非常不满的态度，他甚至认为，在他掌控的国家里，即使有人犯罪，也是因为那个人还不认识他。
卡扎菲在《乡村啊乡村》中写道：“即使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的进城也是自作自受，对我来说，进城就是自找罪受。我希望你们还是放我回去，让我继续放我的羊。我把我的羊丢给了我的母亲看管，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们被蚊子害死了。你们就让我安静一会儿，我要安静地想想我的心事！”从这些话中，我们能看出卡扎菲对生活在城市和对乡村的眷恋之中深深的矛盾与挣扎。“逃走吧，远离城市吧，远离那些有毒的一氧化碳！远离随时可以令人窒息的二氧化碳！远离那些恶心的臭气、毒气和黏糊糊的潮湿！快从它的压迫中逃离吧！逃离那些把你们紧紧锁在里面的厚重墙壁和门窗！拯救你的耳朵，它们已经受不了那些喧闹的嘈杂声和吵吵嚷嚷的大叫声！城市是消磨人毅力的地方，别再像老鼠一样生活了，也别再像蛆虫一样生活在狭小的缝隙中了。逃回乡村里吧，回到绿洲中，回到原野中，你们会发现人生中还有那么皎洁的月光。”卡扎菲的这些话影响了很多的人，同时也使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狂人”，因此别人对他的评价总是介于“天才”和“疯子”之间，然而所谓的“疯子”与“天才”或许只有一线之差，不过，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对卡扎菲这个人做出明确的定义。
卡扎菲背后的坚强后盾
卡扎菲有过两次婚姻经历，一共有八个孩子。他的前妻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一名高级官员的女儿，名叫法蒂赫。1966年，卡扎菲在利比亚服役时遇到了法蒂赫，当时卡扎菲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法蒂赫的父亲却是一名将军。很快，法蒂赫便深深地爱上了能说会道、相貌出众的卡扎菲，于是两人不久后便结婚。因为岳父是高级将领，所以卡扎菲很快被提拔为上尉。就这样，卡扎菲迈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其实，这场婚姻夹杂着很多政治因素，所以卡扎菲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就宣布与法蒂赫离婚。
卡扎菲的现任妻子是萨菲亚，彼此的感情非常好。卡扎菲的脾气总是反复无常，但是每次只要见到自己的妻子，他的坏心情就可以立刻烟消云散。据说，他与这位妻子的相识是在一次大阅兵上。穿着军装的卡扎菲英俊帅气，而他本身具有的领导气质让他显得更加威武自信。当时的萨菲亚是被派去刺杀卡扎菲的杀手，她隐藏在负责急救的护士队伍里面，那时的萨菲亚非常漂亮，正处于少女最美好的时代，谁都没有想象到她是来暗杀卡扎菲的。
阅兵开始了，所有的视线全部集中在阅兵式中，这时萨菲亚开始慢慢地接近卡扎菲。当她拿着手枪准备瞄准的时候，卡扎菲突然转身，恰好看到了她。瞬间，卡扎菲完全沉浸在她的美貌中，却忽略了她是来刺杀自己的刺客了。萨菲亚也愣住了，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卡扎菲，在她的眼里，卡扎菲是那么英俊，瞬间的迷失竟然让她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爱情就在这一刻悄悄地来临了。卡扎菲走向萨菲亚，迷恋地看着她说道：“美丽的女士，可以告诉我你的芳名吗？”“萨菲亚。”于是他们就在这种情形下相爱了。后来卡扎菲从萨菲亚口中得知，指使萨菲亚进行暗杀行动的是暗中反对卡扎菲的几个官员，而这些官员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卡扎菲的八个孩子中，有七个是萨菲亚为他生育的。他的这些孩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是卡扎菲坚强的后盾：前妻生的大儿子穆罕默德是利比亚邮电总局的董事会主席，行事非常低调；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擅长德语、英语和法语，平常热衷于参加各种慈善活动，表面上他仅仅是一名慈善机构的主管，其实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父亲卡扎菲；三儿子萨阿迪是利比亚国家足球队队员，曾参加过意甲联赛，同时他还担任着国家足球协会主席一职，而利比亚基金对外投资公司真正的大亨也正是这位同时担任好几种角色的萨阿迪；四儿子名为穆塔西姆，担任利比亚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他是卡扎菲唯一公开为政府工作的儿子；卡扎菲的五儿子名为汉尼巴尔，是卡扎菲的子女中最没有作为的一个。在访问瑞士期间，他因不顾场合殴打自己的随从而被瑞士警方逮捕；在意大利，他又因为攻击意大利警察而被拘捕，据说他还多次因为打女人被告上法庭；六儿子赫米斯是最受卡扎菲信任的孩子，他在俄罗斯接受过特种兵训练，同时他还是利比亚军队的高级官员，他一直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据说卡扎菲有意让他的这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七女儿阿伊莎是卡扎菲最喜爱也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女孩，她毕业于利比亚的一所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曾在大学里任职法学教授，也是利比亚比较有名的律师，阿伊莎也像她的父亲一样，经常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卡扎菲的酒店也一直是阿伊莎在打理，阿伊莎的丈夫也是卡扎菲最信任的利比亚特种部队里的一名军官，卡扎菲经常说他的这个女儿性格最像他；卡扎菲最小的儿子赛义夫·阿拉伯是卡扎菲这些孩子中最没有名气也最不受人关注的儿子，很多关于他的传闻都是负面的，例如他大肆挥霍金钱等等。
在卡扎菲的领导生涯中，这些孩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并在利比亚掌控很多重要的行业，如天然气、石油、媒体、酒店通信等行业，而这也正是卡扎菲一直那么强硬的因素之一。
中共两支笔：周扬被胡乔木“气死”内幕
写下这个题目，它的难度比我的预想要难得多，于光远说“我写《周扬与我》的目的，与其说我想写周扬，不如说我想写胡乔木，周扬被整得那么狠，我实在是气得不行，感到不平。”有人说过“胡乔木是白衣秀士”，也有人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被谁气死的，指的就是胡乔木。有文章对周扬同志的对立面胡乔木同志颇有非议……周扬与胡乔木在对待解放思想的理解与态度上确有不同。
早在三十年代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就在一起，左联时期胡乔木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还在序言中对乔木的出力，表示过感谢。目前关于周扬与胡乔木的文字极少，凭仅存的文献，周扬与胡乔木的分歧大至有三点：
一是对待丁玲作品的态度不同；1948年，丁玲写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书稿复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周扬，一份交给胡乔木，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丁玲找周扬要回了书稿，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出版。历史地说，对同一部作品持不同态度，本无可非议，但客观的事实是，由此事丁玲对周扬有了矛盾。
二是对待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的态度不同；1952年在筹备第二次文化会过程中，周扬与胡乔木在看待文艺界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岐。原本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而周扬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当时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而毛泽东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筹备，打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周扬没有接受胡乔木、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主要是对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的观点上绝然不同。同时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对周扬与胡乔木的使用上态度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他的秘书胡乔木是笔杆子，而周扬是贯彻他的思想的最好的执行者。
第三是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不同。
周扬经历了“文革”10年，监禁9年。复出工作后，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旨报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但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上剑拔弩张，秦川在文章中写到这样的见证文字：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当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大家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于是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会场归于沉寂。有位领导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上，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的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秦川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情形，是历史的见证。
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等写了一封信。周扬在胡乔木的劝说下作了检讨。现在看来表面上好象是观点不同之争，而实质上是理论权威地位之争，彼此都自认为是日丹诺夫的传人。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特别是周扬被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周扬想不通，在他被迫做了检讨之后，不久一病不起，躺在医院四年直到去逝。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宣讲了批判周扬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在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对他的对手周扬施加点抚慰。春节前的1月26日，胡乔木给周扬写了一封信，附上一首他称之为的“小诗”。春节期间，我去周杨家里拜年，苏灵扬同志拿出一张录有这一首“小诗”的纸给我看。那一段时间去周扬同志住处的人，都欣赏了这首诗，诗是这样写的：“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支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拥抱着一对战士”当然是指胡乔木与周扬了；“逃出剑匣”的“你”呢？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不得而知。
在这一段历史公案中，周扬在道义上得到了大多数文化人的同情与尊敬，而胡乔木有些尴尬，对他非议不少。后来他又讲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好话。其实周扬、胡乔木是大人物，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隐衷。
1983年胡乔木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这一举动真是两面不讨好，也有人分析两人之争，实际之争的是权威地位。此说可否成立，不得而知，无论是周扬还是胡乔木，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自诩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说白了是权威之争，更是权力之争。当周扬面对的对手是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时候，他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因此而战无不胜。而当周扬面对的对手是权力大于他自己的中央政局局委员胡乔木时，鹿死谁手，不言而喻。周扬与胡乔木的针锋相对，彼此相恶，最后双方剑拔弩张，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了。由此看来，于光远说：“周扬被整得那么狠”指的就是这件事，被气死的说法同样是指这件事，至于“白衣秀士”一说，难免有失公允，事情那里会是那么简单。胡乔木自然看重他手中的权力与地位，这一点周扬也同样，他们都使自己的才华与学问、理论与实践为党作用，为领袖所用，这是共同的。
第三章 周总理秘闻
江青诬陷周恩来为何后来不予立案定罪
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怎么也想不到，会平地冒出这么一个运动来！在“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上，其目标对准的就是那个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周恩来。在我参加预审工作之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担任王洪文预审组组长，是我参加预审时的顶头上司。有一天，他告诉我说，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曾批评过外交部，让我再看一看有关材料，便于全面了解相关的情况。后来我查看了这份材料，材料中说：“毛泽东主席指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对当前国际局势认识的若干问题大为不满，他的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认为，毛泽东主席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转弯抹角地批评领导外交部的周恩来。此后，毛泽东主席在同江青谈话时，又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并念了他写的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四人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自认为心中有了“底”，所以在接着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一伙人就背着毛泽东主席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们利用控制的报刊等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特别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笔名“罗思鼎”炮制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他们批判吕不韦，因吕是秦王朝的宰相，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这篇文章全文登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在北京先后召开在京部队各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指使她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对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并将1973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联系在一起，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将周恩来打倒，取而代之，篡夺国家的大权。江青又于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干部大会动员“批林批孔”，会前周恩来一无所知。当江青一伙人将周恩来找到会场时，周恩来一看中央机关召开这么大的会议，但自己事前却毫不知晓，就很伤感地说：“召开这么一个大会，不与我打个招呼，我一点不了解情况，使我措手不及。”周恩来只好坐在那里听江青一伙早已策划好了的对自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指名的攻击。连八十高龄的郭沫若老人，也只得到会听取迟群、谢静宜对他的批判，同时又几次被点名罚站起来。周恩来在一旁爱莫能助。
毛泽东主席及时地察觉了这件事情。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上海帮”。可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我从预审的相关材料中了解到，1974年春天开展“批林批孔”时，上海一些人说，“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积极紧跟”。1967年8月，张春桥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积极抓紧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妄图将上海变成他们一伙对抗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堡垒。1970年前后，负责军队工作的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情，将此称为中国的“第二武装”。“九·一三”事件后，我从工厂“劳动改造”回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军代表分配我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由于在具体工作中接触到一些问题，我提出：“上海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改称民兵指挥部）设立监牢，并行使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乱打、乱捕，甚至可以判决案犯，写了判决书到区法院盖大印，制造冤假错案，这不是又成了第二个公安司法专政机关吗？”为此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批我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我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后来在1981年1月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民兵武装”。“批林批孔”无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或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场违背历史发展的灾难，更何况“四人帮”一伙还借题发挥呢！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怎么也想不到，会平地冒出这么一个运动来！在“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上，其目标对准的就是那个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周恩来。
在讨论时，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密谈的记录。
于是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复印一份“密谈”记录给我们。
等了一会儿，回电说：“经请示领导不同意复印”，并说“这件事你们已经知道了，再不要向外传”。江华院长接着就宣布，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说了。
1971年，一个神秘的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这个人便是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和叶剑英负责接待和进行密谈。
中美关系从此打开了一扇大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尼克松举行会谈。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是，江青后来却诬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的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这件事起因于1973年11月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是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会谈结束后，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会谈的某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有错误，同时也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此事。毛泽东决定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办事一向谨慎、组织原则一向很强的周恩来事前已向毛泽东主席打过电话，回话说：“主席已经休息。”因此，毛泽东主席未能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当时有些同志特别是外交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会上对周恩来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意见。周恩来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反驳。
可是，江青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令周恩来，同时也令与会的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的行为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说了江青还不满足，接着便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回忆，在会议进行得紧张的时候，他们给周恩来总理送去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了。由此可见当时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和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一个月。
12月，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次开得好，很好”。
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批评江青：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她说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1973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已经是很严重了。那时，他刚刚大量便血，却仍抱病与基辛格昼夜会谈，为国家、为民族的顽强意志，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动。1973年11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对他的意见和批评。他本人在那个总的形势下，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在预审中看这些材料时，被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操感动得热泪盈眶。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趁机借题发挥批“周公”。
此时的周恩来病情已极其严重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医院。
病床上的周恩来，仍然在操持着国家大事。
从开始制造的“伍豪事件”，到最后将周恩来“逼”进医院，“四人帮”一伙始终没有放弃对周恩来的诬陷和迫害。我在参加对“四人帮”的预审时，为了搞清江青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个问题，曾参加过有关的研究会。那一次是在公安部小会议室开会，主要是核实查对材料。记得参加会议的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于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江青预审组组长洪沛霖等十余人。后来有的文章说，“两案”办公室负责人刘复之、凌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讨论时，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密谈的记录。
于是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复印一份“密谈”记录给我们。
等了一会儿，回电说：“经请示领导不同意复印”，并说“这件事你们已经知道了，再不要向外传”。江华院长接着就宣布，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说了。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为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在预审结束后，公安部将这件事情定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同时写入了起诉意见书。特别检察厅在审查公安部提交的起诉意见书时，对这件事情又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当时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不能全部都算在江青一个人的头上。根据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定的，凡是毛泽东主席点头了的事情，都不能提起公诉的精神，因此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件事，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没有提起公诉。
后来，我所在的第一审判庭也认为，凡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鉴于这种情况，法庭无法进行追究“揪叛徒集团”。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事不能都笼统地算在江青账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周恩来总理，曾经挑起一场令人震惊的“伍豪事件”，将周恩来诬陷为“叛徒”。（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详见我与你合著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我这里要说的是那本书以外的内容，那就是对于这样一件证据确凿的事情，最后却没有给江青定罪，原因是法庭无法对此进行追究。我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期间看到了江青煽动“红卫兵”成立“揪叛徒集团”，挑起影射周恩来为“叛徒”的“伍豪事件”的材料，感到非常气愤。有一天晚上，因为天气太热，我与同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特别法庭审判员的曲育才、史笑谈等参加预审的法官一同到楼顶上去乘凉，大家不由得谈起此事，对于“伍豪事件”和“揪叛徒集团”感到不可理解，明明知道是错误的，为什么那时就这样难办？为什么就不及时纠正？他们当时都曾感叹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周恩来总理，这太不应该了！
病危的周恩来在临进手术室前与邓小平谈话说“你干得比我好”，大家认为这是他看到国家的危局后发自内心的话。可是仅仅七十五天之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所深深爱着的人民。五个月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特别法庭在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后，对于江青一伙制造“伍豪事件”，在全国上下煽动“揪叛徒集团”的情况，是不是要提起公诉，是不是要将这件罪行算在江青一伙人的头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上面所说的事实来看，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算在江青一伙人的头上也是合理的。1980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起诉意见书中第十五条指出，江青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江青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特别检察厅组成后，对这件事情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在当时政治局开会“批周”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毛泽东主席完全了解并有所指示，对江青这次会上的发言所说的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话，不予起诉。后来，我所在的第一审判庭也认为，凡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鉴于这种情况，法庭无法进行追究“揪叛徒集团”。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事不能都笼统地算在江青账上。因此特别法庭在最后没有将此事认定为江青一伙的罪行。
在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条罪行，认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条罪名，其中认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条罪名。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经法庭评议，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的罪行比起诉书减少了十六条，新增加了七条，认定的罪名也减少了，如江青从法庭合议时的八条罪，最后只定了四条罪。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1980年11月17日，特别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开庭三日以前，派人向被告江青等人分别送达了出庭受审的传票。发出传票之后，我和所有的法庭审判员一样心情显得特别激动，因为划时代的、庄严而神圣的审判即将开始！庭审结束后有人提出，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煽动搞乱军队的问题，通过预审时证明已是事实，公安部的起诉意见书上也写了，可是特别检察厅却没有提出起诉，特别法庭也没有对此进行审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公安部在预审结束后的起诉意见书中曾提出，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说：“我是炮手，我有炮队。”并指派迟群、谢静宜等为“炮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空军机关和部队的一些基层单位“点火放炮”，煽动搞乱军队。江青诬蔑总参谋部是“林彪余孽”，“要放火烧荒才好”。江青还诬陷军委、总后勤部、海军、空军、军政大学的领导“捂盖子”，并伙同张春桥、王洪文策划在这些单位“点火”。3月5日，江青对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等人说：“你们要放火烧荒，煽动搞乱军夺权”。对于这件事情，公安部起诉意见书上的事实是清楚的。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们在分析公安部的起诉书时，对于江青一伙人所说这件事情的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特别检察厅考虑到，错误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不应全部归于“四人帮”，更不能全部归于江青个人。1974年1月24日江青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在京部队各单位动员“批林批孔”大会，这件事情中央也是知道的。至于她在会上离开“主题”，讲了许多违背原则和搞乱人民军队的话，这都是事实。但考虑到这件事情中央事先已知道等因素，将其完全定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罪行不太合乎当时的实际。为此，特别检察厅没有将其作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条罪行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由于没有写入起诉书，特别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对此事进行法庭调查。最后，特别法庭只是在判决书开始叙述集团犯罪部分中提到“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一句话，没有将此列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个人犯罪部分。我认为，以上内容与之前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所写到的关于上海武装叛乱不能算在姚文元头上的问题，江青的叛徒问题证据不足不应向特别法庭起诉的问题，江青操纵河南武斗起诉后未定罪的问题，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之死公安、检察未写入起诉书，而特别法庭却进行了法庭调查，查明事实真相后给江青以定罪的问题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并不是哪一个权威人士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部门说了算，更不是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样搞专案组，由一个所谓的专案组说了算，而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条罪行，认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条罪名，其中认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条罪名。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经法庭评议，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的罪行比起诉书减少了十六条，新增加了七条，认定的罪名也减少了，如江青从法庭合议时的八条罪，最后只定了四条罪。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
解密：周恩来留学欧洲与德国儿子之谜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
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不用希望人家了！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尽由着你！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作者注]。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
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
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
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鸟儿已经飞走了。
第四章 历史真相
中英拉锯战：撒切尔夫人最初坚决不还香港
紫荆绽放之初战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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