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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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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内容提要

吸烟能让人上瘾，处于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的中间地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曾有过多次规模不一的不吸纸烟运动，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本书从史料中钩沉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政府发起的数次不吸纸烟运动，考察其宣传话语、组织实践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思考在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吸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以及在无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的推行机制。

本书首先讨论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如何将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并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了一场类似的不吸纸烟运动。在此次运动中，源于英美的基督教节制观念和强健国民身体的社会达尔文思想，与晚清中国的宪政改良思想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西观念交流的双向互动。其次，探讨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不吸纸烟运动。这一运动由曾任清廷官员的伍廷芳联合上海地方名流发起，依托于上海更为成熟的地方名流社交网络和公共舆论，相较于传教士发起的类似运动，有着更为深广的影响力。运动发起者有意识地将“吸纸烟有害”这一外来观念与底层民众的知识结构相结合，并掺入爱国观念和公民意识，表现出新兴“中间阶层”教化民众的意图。继而，本书深入分析了1934～1935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之劝戒纸烟运动。一方面，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考察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不吸纸烟的具体训令，分析吸纸烟的个人习惯如何与道德、节约和公共礼节联系在一起，以及该训令如何在各地实施推行。而纸烟统税收入是中央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不吸纸烟的训令同时又遭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另一方面，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浙江的省县政府如何将地方政府保护农村经济的自发愿望与中央劝戒纸烟的训令结合起来，并在县一级积极组织不吸纸烟运动，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和互动，以及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的能动性。

这三次主要的不吸纸烟运动分别发生在清末宪政改革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既表现了一定的共性，又反映了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差异。尽管当时的西方医学知识在不吸纸烟运动的舆论话语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吸纸烟运动却常常植根于一些政治化的主题，例如培养合格的国民、拯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立新的公共秩序等等。通过将个人的吸烟行为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政治化的不吸纸烟运动便可以正当地以国家的名义来塑造个人的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运动缺乏可靠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资源的支持，社会群体和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合作，不吸纸烟运动在组织和落实的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不吸纸烟运动中，吸烟这一貌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嗜好如何与国家民族等宏大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和公民观念的形塑，以及在近代国家和社会中，个人生活习惯受到管控干预的权力机制。这一历史研究也将对今日中国控烟运动有借鉴作用，并有助于控烟宣传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推行。

绪论

中国人吸烟的历史长达三百多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习惯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哥伦布把烟草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经由欧亚航路传到了中国，吸烟习惯迅速遍及全国各地，烟草种植和生产也都本土化了。纸烟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兴起，并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风靡全球，直到19世纪末才从外国引进中国。这种新的吸烟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种现代烟草制品，纸烟口感醇厚，便于携带，象征着时髦、西化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改吸纸烟。作为一种利润丰厚的商品，纸烟促使资本家采用层出不穷的广告和营销策略，扩大销售量。甚至对于政府而言，纸烟也至关重要，因为纸烟税是政府收入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纸烟虽微不足道，却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纸烟与各种社会因素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吸纸烟运动才能从细微处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各种权力机制。

反对吸纸烟的零星言论和行动早在1899年就已在中国出现。1898年戊戌变法后，保守的清廷官员试图阻止西化的潮流，因此他们将纸烟作为一种西化的标志加以反对。比如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载澜，他每天在大街上巡逻，只要看到有人吸纸烟，就会上前把那些[1]人手中的纸烟扔掉。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之后，终于采纳了西化和现代化的政策，仅仅因为纸烟来自西方就反对吸纸烟的观点，同载澜那样的极端保守派一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08年，御史李灼华奏请禁吸纸烟，当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评论[2]此事道：“近来台谏颇觉黯然无色，往往摭拾细故上陈”。

另一方面，以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为基础而反对吸纸烟的言论也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了中国。有关吸烟如何危害健康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类新式报纸期刊上。1899年1月8日的《申报》引用了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介绍挪威某医生的研究证明烟草不利未成年人的健康，因此挪威新订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并提到英国科学家发现种植烟草会损害土地质量，因此已经不在英国国内种烟。这篇文章可能是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引用西方知识讨论烟草之害的文章。[3]此文刊出后第二天，《申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除了重申烟草对人体之害外，更专门提到吸进口的雪茄和纸烟会引起现金外流，损害[4]中国经济。此后，反对吸烟的文章也偶见于各类报刊和出版物中。[5]这些文章斥责吸烟行为时大多提及西方科学知识，可谓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滥觞，但几篇零星讨论吸烟危害的文章还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吸纸烟运动。“运动”是个外来词，在民国时常被用于指称有一定纲领和组织、影响范围较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如“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国货运动”等，有时也指针对某一群体的组织和动员，如“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等。进入共和国时期，层出不穷、深入民间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动员，使“运动”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更紧密地与政治和国家权威相联系。然而，在英语的语境中，“运动”（movement）一词的含义相当宽泛，并不必然与政治相关。在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中，“movement”的定义之一是“一群人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为此而做的一系列行动和努力；一群人致力于推进他们都认同的政治、社会或艺术观念而结成的组织或联[6]合体”。从这一定义来看，构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和他们“都认同的观念”，以及他们共同的行动或组织，而对运动的规模并没有特别限定。英语中的“campaign”一词也可译为“运动”，在《牛津英语词典》中“campaign”的定义是：“适用于任何与一场战役相类似的行动过程，这一行动过程或具有明确的时间长度，或具有战斗的性质，或有组织地试图达成某个目标”，可见“campaign”一词虽然像“movement”一样强调运动的“目标”和[7]“有组织”，但更体现运动的时段性和斗争性。回到“movement”和“campaign”的英语释义，使我们可以免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运动”一词定义越来越窄的影响，以一种更宽泛的定义来理解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反对吸纸烟的行动。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不吸纸烟运动”：一群人以反对吸纸烟为目标形成一个组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展开密集的公共讨论和宣传，以制止自己和他人吸纸烟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虽然阐述纸烟之害的言论时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也经常有人撰文反对吸纸烟，但近代中国称得上不吸纸烟运动的却并不多。

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文献最丰富，也最具代表性的，共有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第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Thwing）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则由曾经担任过刑部侍郎和驻外使节的伍廷芳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最后一次不吸纸烟运动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浙江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在当地蓬勃开展。这几次运动分别体现了由外国传教士、中国进步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员所领导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宣传和动员方式。除此之外，本书也试图去理解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所处历史时刻的社会政治环境，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从而揭示不吸纸烟运动与政治动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的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就效果而言，也并未有效遏制纸烟消费不断上升的势头。但这些不吸纸烟运动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烟草是一种能刺激神经的物质，能使人上瘾并有害健康，因此吸烟是介于喝茶、喝咖啡[8]等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之间的灰色地带。作为具有明显西方色彩的工业化产品，纸烟被引入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烟草难以定义的处境进一步复杂：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纸烟被认为是外国公司蓄意毒害中国人、攫取中国财富的毒药；在追求产业和生活的现代化时，则又成为国家富强、民众生活改善的指标。因此，纸烟的社会形象往往取决于各种人对它的不同理解，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影响。不吸纸烟运动有意识地将吸烟行为建构为一种有害国家、民族、社会的恶习，将这种看法广为散播，并组织各种劝导人们戒吸纸烟的活动，正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使我们近距离观察到文化建构如何形塑社会行为、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

在近代中国，中央政府从未对纸烟下过正式的禁令，只有晚清的学部曾经在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1907和1908）下令京城和各[9]省的中小学堂学生不得吸食烟草，这项针对学生的禁令虽然被后来的民国所继承，但实行的情况很不理想。而对于成年人而言，吸烟完全是合法的。换言之，不吸纸烟运动无法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力量，制约人们吸纸烟的行为。因此，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社会控制”，也即使用宣传言论、大众媒体、教育以及社会团体的自我约束等社会力量，使社会规范在人群中内化，让人们自觉戒吸纸烟、[10]相互督促规劝，最终形成反对吸烟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吸纸烟乃恶习”的观念并非尽人皆知的常识，也没有法律为其背书，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才能生动地展现在清末至民国社会规范急遽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运作机制，告诉我们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在科学知识或其他近代观念基础上，如何通过新的公共空间中各种工具和渠道在人群中传播，又如何被整合入为民族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社会改良工程之中。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近代中国通过建构各种话语和社会规范而形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文化史方法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以话语和象征为研究对象，意图从中寻绎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例如，在《制造中国》（China Made）一书中，葛凯（Karl Gerth）对20世纪上半叶国货运动的研究就展示了抵制洋货的行动、国货广告和国货展览会如何形塑了国家的消费文化，并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取向。葛凯认为，国货运动并没有使人们完全放弃购买外国商品，但它却建构了“国民消费的一般原则，尽管并不是个人消费的原则”，而这种“一般原则”的存在对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11]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葛凯在此书中对国货展览会的盛况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如何通过精心安排展会空间和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而非通过使用强制的力量，来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可谓对“小事件”做新文化史式的象征和话语分析的典型例子。

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以20世纪初半殖民地的天津为背景，考察中国人如何逐渐将“卫生”一词理解为西方近代公共卫生意义上的“卫生的现代性”，而观念改变的过程又是如何紧密地与城市公共卫生制度和实践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她的研究指出，现代卫生观念的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使外国殖民者对天津公共卫生的管理更顺畅地推行，并促使中国那些赞成改革的进步精英主动与外国殖民者合作，并积极采纳现代公共卫生的实践。罗芙芸总结道：“卫生包含了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两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东西，前者指的是一套技术，通过这套技术，国家可以对生命进行管理；后者指的则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在内化了各种规训之[12]后，他们的行为就会与国家的目标相协调。”福柯的“生命权力”和“治理术”这两个概念为罗芙芸讨论公共卫生的观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罗芙芸的研究，我们对知识（也包括某些精心编造、令人信以为真的观念）以及基于知识的习俗和观念所具有的力量，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形塑能力，绝不亚于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非正式社会控制又与正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主编的《鸦片管治》（Opium Regimes）一书将“regime”（这个词有“政权、体制、管理制度”等多重含义，此处译为“管治”是希望表现这些对鸦片的管治体系中既包括政府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的丰富内涵）这一核心概念用于研究近代中国、英国和日本如何管理和控制东亚地区的鸦片消费、生产和贸易，颇具启发性。卜正民和若林正认为，“regime”一词不仅指国家政权，也可以指一些正式的跨国组织（如国联）、带有政治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如东印度公司），或是中国国民禁烟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他们将这些不同性质的团体置于“regime”的概念下，是为了强调这些组织在控制和干预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治理能力。因为鸦片本身的特殊性质已经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都需要有强制性权力介入，而权力的介入又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鸦片具有多重性质和身份，既可以是治病的药品、提供快感的瘾品、有助于社交的消遣品，也可以是利润丰厚的商品、祸国殃民的毒品，因此，对广义的“鸦片管治”作一个整体性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狭隘的道德评判中解放出来，深入研究鸦片在不同权力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13]

在某种程度上，纸烟和鸦片有共通之处。纸烟从传入中国后不久就被比作“第二鸦片”，因其浪费金钱、败坏身体而受到批评，又往往与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纸烟统税制度的确立更进一步将这一产业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也不免用到政府部门的强制力。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时，也可以借鉴《鸦片管治》的编者和作者们的思路，一方面梳理出纸烟的各种社会形象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纸烟生产、贸易和消费过程的整体性，一分一合两种研究思路相结合，尤其强调在话语构建后隐含的政治维度和权力关系，从而观察到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重组的种种结构性命题。

如果说《鸦片管治》强调的是宏观层面上对“物”的治理，那么西敏司（Sidney W.Mintz）的人类学研究则更强调日常生活中物与人的关系。在其研究殖民地制糖业和英国糖类消费转型的专著《甜与权力》一书中，西敏司描述了蔗糖从一种稀奇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必需品的历史过程，并敏锐地指出物品所蕴含的意义并非天然或必然的，其意义“源于使用本身，特别是当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它们时”。[14]但是，消费者、生产者或是其他人，谁来赋予物以意义，如何才能获得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非显而易见，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何为个人自由。西敏司此书对研究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启示在于，它将物的意义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充满竞争和张力的场域，正是因为纸烟作为物的意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不吸纸烟运动才能够通过重新定义纸烟和吸烟行为的意义，获得正当性；而谁来定义纸烟的意义这个问题也正是决定不吸纸烟运动成败的关键之一。

这本研究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小书正是围绕着“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何通过改变观念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这一主题展开，从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中揭示隐秘的权力机制。在这一意义上而言，本书讨论的三次不吸纸烟运动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同的运动发起者为了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而采取的不同方法，而这些不同方法又深深嵌于其所处的权力机制中。因此，本书考察这三次运动的宣传言论和组织规程，以此展现不吸纸烟的宣传如何服务于劝戒纸烟的目标，如何在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影响运动的具体实施，又是如何反映出当时主流政治观念所试图构建的逻辑。此外，重审与每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相联系的重要历史议题，也使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融入中国近代史整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中，从而实现“以小见大”的目的。

不吸纸烟运动并不是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因而这项研究所遭遇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缺乏，尤其是1910年和1911年发生的那两场较早的不吸纸烟运动；而且，由于史料记录者固有的偏见，普通民众对不吸纸烟运动的反馈几乎没有记载，很难分析运动的实际效果。因此，本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对几次运动的宣传、组织以及背景的分析，每一章中各部分的比重也不得不依照现有的史料来调整。史料缺乏固然是这一研究的先天不足，但由于史料缺乏，研究者不得不经常“旁枝逸出”，探索不吸纸烟运动与其他事件和背景之间的联系，有时甚至要跨越相当长的时空距离去寻找联系，从而得以观察到一般情况下不为人知的历史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亦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二既往研究中的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

目前对不吸纸烟运动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烟草史的范畴内。四卷本的《中国烟草通志》是迄今为止讨论烟草在中国的生产、消费、政策、文化和历史等方面最为完整、全面的著作。这部著作有关“烟草控制”的章节包括了不少从清末至民国期间，全国范围内所发生的不吸纸烟运动的记载，但主要还是列举不吸纸烟运动的各种言论主张，及其所开展的活动，并没有将它们与更广阔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15]起来。而且，此书的编纂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发起，由中国烟草学会具体实施。此书首先是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的一项文化工程，具有鲜明的“行业志”色彩，虽然集全行业之力，搜集了大量珍贵史料，[16]但全书没有一条脚注，史料出处阙如，学术价值不免大打折扣。

王文裕的博士论文《明清的烟草论》是研究中国早期烟业史的重要学术成果。他考察了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学者和官员在医学、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对烟草的理解及其转变过程。王文裕在论文中谈到了晚清对烟草利弊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争论，其中也包括1911年上海的不吸纸烟运动。他的研究跨越了烟草史的边界，成功地将对烟草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域中，将晚清中国士大夫对经世济民的普遍焦虑与烟草问题联系了起来。在王文裕的研究中，烟草不仅是一种产品或商品，更是日常生活和国家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他的研究着眼于“烟草论”，与“论”相应的实践维度则有所欠缺，没有充分阐述当时的舆论与实际生活和政策实施之间的相互[17]关系，而这正是我希望补充和深入的方面。

闵杰编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中首次以“戒吸纸烟运动”来描述1910～1911年的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劝戒纸烟的各种组织和活动，并上溯到1907～1908年学部颁发的禁止中小学生吸烟的一系列命令，指出这都是对外来纸烟迅速流行中国的反应，[18]也受到日本等国禁烟措施的影响。闵杰从清末主要报纸刊物上五花八门的新闻报道和时论中辑取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热点问题和变化趋势，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激变，具有相当敏锐的史识。虽然他对晚清不吸纸烟运动的论述相当简略，很多问题也都没有深入讨论，但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美国学者班凯瑞（Carol Benedict）的近著《金丝烟》（Golden-Silk Smoke）完整地论述了从晚明到当代中国的烟草史。她将烟草置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考察烟草从舶来品成为中国人日常消费品、社交生活的必备道具并纳入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本地化”过程。对民国时期烟草消费的研究，她更偏重于文化上的考察，强调城市/乡村、沿海/内陆的空间差异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对不同烟草消费偏好的影响，挖掘纸烟、旱烟、水烟等不同烟草消费模式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象征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她的研究也提及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但是她主要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脉络中，试图回答为何近代以来女性吸烟者比例大大降低的问题。她认为，20世纪初和30年代的社会精英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构建起了一种“女性吸烟不体面”的社会共识，并将女性在公开场合吸烟（尤其是吸纸烟）与妓女、交际花、摩登女郎等负面女性形象相联系，造成了女性吸烟者的减少。班凯瑞对不吸纸烟运动在观念构建方面的分析和强调，无疑很有启发性；然而，我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言论并没有那么强的性别差异，其言论不仅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而这些言论对女性的影响力较大，恐怕不能单纯从言论本身去解释。从女性主义视角去理解不吸纸烟运动，可能会人为地[19]将视野收窄，忽略了更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皇甫秋实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以企业发展、消费文化、经济危机为中心》则从1930年代的经济大环境入手来考察中国纸烟市场的生产和消费。与班凯瑞强调文化上的观念构建不同，皇甫秋实认为持续的经济恶化，造成家庭用于嗜好品的资源减少，因此女性吸烟被污名化，以阻止女性消费，其根本动机是经济的而非文化的。她还指出，1930年代低端纸烟的市场份额上升，手工卷烟侵占机制纸烟市场，1934～1935年浙江农村的禁吸纸烟运动，以及对青少年吸烟更严格的管控，与女性吸烟污名化一样，都是纸烟市场和社会精英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表现，一方面是在供应方降低纸烟消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在消费方减少纸烟的消费量。[20]这一研究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纸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不吸纸烟运动置于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中来考虑，尤其对女性和青少年吸烟问题做“去道德化”的经济解释，不囿于当时人的言论宣传，颇有独到见解。但若偏重经济的解读，往往会忽视政治、社会、文化等维度，这也是我希望在本书中能补充和深入的。

除了以上主要研究著作以外，其他一些中国烟草史的著作通常只[21]是简单介绍一下不吸纸烟运动，作为中国吸烟史的边角料。这些前人的研究或为我在报纸和文献中追踪有关不吸纸烟运动的各种细节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或为我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使这一研究不必拘泥于史料的钩沉，在更深更广的论述空间中与同行学者对话探讨。而且，现有的烟草史研究也已经相当精细地描绘了近代中国烟草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除了前述对不吸纸烟运动的研究外，还有杨国安搜集明清以来与烟业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史料编著而成的《中国烟业史汇典》，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研究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华资企业在华发展纸烟业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的大企业》等。这些成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提供了一个[22]坚实的基础。三中国烟草史中的纸烟

烟草最早由哥伦布的船队从美洲带回欧洲，然后再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传到东南亚和日本，并经由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等几条贸易路线传入中国。中国人吸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所以《本草纲目》中尚未有关于烟草的记载。晚明的著名中医学者张介宾最早从中医角度对烟草的性质和功效做了颇具权威性的判断。他在亲身尝试和观察了这种新草药的效果后，得出结论：“烟，[23]味辛、气温、性微热，升也，阳也。”根据张介宾的说法，吸烟能增加体内的“阳气”，从而驱寒排毒，有益身体健康。因此，在明清中国，人们大多将之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品来享用，很少有人在享受尼[24]古丁带给人的放松感觉时，还担心吸烟会有损健康。

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烟草使用的三种主要形式——旱烟、水烟和鼻烟——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康熙年间，黎士宏就在《仁恕堂笔记》中感叹烟草之流行已经到了“无地不[25]种，无人不食”的地步。烟草除了由尼古丁带给吸烟者个人的生理影响和消遣功能外，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交道具”作用。卜正民对明清中国吸烟文化的研究表明：“吸烟行为是一种群体行为，人们在一起分享吸烟的过程，通过一起吸烟，人们不仅可以进[26]行社会交流，而且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彰显。”

盛行的吸烟文化还同晚清吸食鸦片这个深重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鸦片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一种口服药，少量服用起到镇痛、止泻等作用。但到了17世纪中叶，菲律宾群岛的荷兰人发明了将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通过烟管吸食享用的新方法，并很快传到中国。这种来自域外的鸦片消费新方式迅速融入中国本土的吸烟文化，首先作为一种更加刺激的吸烟体验在中国上层社会流行了起来。在中文里，鸦片俗称“鸦片烟”或“大烟”，也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之害在晚清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蔓延，正是因为吸烟的习惯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鸦片这种更强效的精神刺[27]激物和成瘾品创造了合适的消费方式和社会条件。

纸烟是作为另一种来自域外的烟草消费新形式进入中国的。美商茂生洋行（The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于1885年首次将纸烟引[28]进上海。由于纸烟是由纸卷烟丝而成，烟丝又往往选用气味醇厚的烤制美种烟草，有时在烟草加工中还要加入香料，所以在中文中，“cigarettes”也被称为“纸烟”、“卷烟”或“香烟”。纸烟的烟碱味较小，没有那么辛辣，体积较小，可以随身携带，又由于安全火柴的发明，可以随时点燃吸食，不需要其他工具，特别适合现代城市生活对方便快捷的需求。因此，纸烟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吸食方式，在中国的销售量逐年增长，由1890年的910万支升至1900年的3579万支。纸烟在中国的年消费量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急剧增长，1910年达到75亿支，在1928年更是高达870亿支，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增长了十余

[29]倍。

随着纸烟生产的工业化，纸烟的供应呈指数增长，而这反过来又[30]刺激了烟草公司的销量。外国纸烟公司从机制纸烟发明后不久就开始在华大量销售纸烟，后来又在华建厂直接就地生产。它们不停地通过狂轰滥炸式的广告宣传来构建和强化纸烟的正面社会形象，将其[31]塑造成一种时髦、洋气、诱人的商品，以此来增加销量。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广告通常都运用一些视觉材料来描绘各种吸引人的社会场景，纸烟则在其中发挥着核心道具的作用，成为身份地位的[32]象征，因而使吸纸烟获得一种体面的社会形象。现代广告技术由此培养出了一群忠实的烟民，并使他们相信，甚至可以说使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吸纸烟无论对于个人享乐，还是对于社会交往而言，都是一种摩登、时尚、愉悦、卫生、方便的嗜好。这一精心构建起来的社会形象，遮蔽了纸烟作为令人上瘾的精神刺激物的本质，吸烟不再仅仅是一种沉迷于尼古丁生理作用的个人体验，同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为了迎合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纸烟公司创立了不同的纸烟品牌，并设计了各种相应的广告策略。报纸上多数的纸烟广告针对的都是中高阶层人群，如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商人，推销的通常也多是中高档纸烟品牌。民国时期市场上最好的纸烟品牌是英美烟公司生产的进口Garrick牌，在当时社会是身份优越的象征。王力《棕榈轩詹言》中曾提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有一句俗语，描写近代绅士的西化外表，说他们“眼上克罗克，嘴里茄力克，手里司的克！”有了这[33]“三克”，就“俨然外国绅士，大可以高视阔步了”。这句话里，“克罗克”指的是Crookes高级眼镜镜片，能吸收紫外线；“茄力克”就是Garrick牌纸烟；而“司的克”指stick，也即手杖。可见，高档纸烟已经逐渐成为身份的标志。

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群中，纸烟同样很流行。一项有关1927～1928年度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社会调查显示，在230户劳工阶层家庭中，有96%的家庭为了消遣的目的经常购买纸烟，不过他们只购买[34]每支价值1.2分的便宜纸烟。在农村，吸纸烟者的比例相对较低。1936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27.7%的农民抽纸烟，有19.3%的[35]农民家庭购买纸烟，还有许多农民吸其他更便宜的烟类。而费孝通在江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农民购买纸烟通常是将其作为社交生活中[36]款待宾客的高级礼品，而非日常消费品。

冯客（Frank Dikötter）观察到中国人在接受外来商品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双层经济”（two-tier economy）的模式，并用这一模式解释为何处于不同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中国人都能毫无困难地接受舶来品：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大多数人贫穷而少数人富有、贫富差异已经变得极为显著的话，那么奢侈的进口商品就会被精英们用来作为显示其社会身份的标识，而便宜的仿冒品则满足了普通人对新产品的需[37]求：两者都身处同一种文化之中，即崇尚物质、渴求新潮。

纸烟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流行同样反映这一“双层经济”的模型，在有钱人和穷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中，纸烟同样受欢迎。

纸烟的迅速流行不仅因为中国人的消费偏好，很大程度上也仰赖纸烟公司不遗余力的营销。纸烟广告通常都有引人注目的直观图像，如漂亮女人、体面绅士。除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之外，烟草公司还通过各种其他营销手段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纸烟的身影，如城市中林立的大广告牌、墙上张贴的海报、广告日历海报、随纸烟附赠的香烟牌子，以及重要节庆中免费派发纸烟的促销活动等。纸烟业分布广泛的销售系统，将其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角落，并使纸烟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一起出现在所有城市和农村杂货店的货架上。可以说，借着商品经济的大潮，纸烟在近代中国迅速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未受教育的平民阶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纸烟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是令人新奇的舶来品，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商品。大批潜在的消费者被纸烟厂商刻意营造的纸烟文化重重包围着，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会加入吸烟者的行列。

无处不在的纸烟和流行的吸烟文化，与正在中国高速发展着的纸烟工业交织在一起。进口的纸烟价格昂贵，数量有限，仅仅能满足精英的消费；随着纸烟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大量廉价纸烟在本地生产，就能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1891年，美商老晋隆洋行（Mustard [38]Co.）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利用邦萨克卷烟机制造纸烟的工厂。在此之后，无论是外资还是国资的纸烟厂在中国都发展迅速。到20世纪中叶，纸烟产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轻工业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1950年的一项调查，纸烟产业拥有超过8万名工人，就规模而言仅次于纺织业和面粉制造业，有超过2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种植烟草，而[39]政府从纸烟业获得的税收要高于从任何其他轻工业所得的税收。

然而，当时主导近代中国纸烟业的却是一家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1902年，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竞争，谋求合作共赢，两大纸烟生产巨头，美国的美利坚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合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跨国烟草公司，也即英美烟公司，并联手将市场拓展至远东地区。它瞄准的第一个市场是日本，但是日本在1899年已经对纸烟实行了国家垄断，并对进口烟草征收高额关税，使其倾销产品的意图无法实施。故而，英美烟公司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而且由于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关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可以说中国对于外国商品是完全开放的。为了降低成本，英美烟公司还将其整个贸易生产系统搬至中国。它不仅带来了新的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现代的管理方法，还带来了成熟的广告和营销手段。通过与中国商人的合作，英美烟公司在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为了在中国培养原材料生产基地，英美烟公司不仅向中国农民免费提供美种烟草的种子，还教他们如何种植美种烟[40]草，以及如何将这些烟草熏烤加工成适于制造纸烟烟丝的烤烟。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英美烟公司（当时已改组为若干个子公司）在中国的总资产已达2.155亿元，在中国各地拥有11家纸烟工厂、6家烟叶加工厂、6家印刷厂、1家包装厂以及1家机器生产厂。它的销售网络包括321个区域代理商，2000个左右的地方代理商，以及大约26000个零售商。近2/3在中国销售的纸烟是由英美烟公司的在华工厂[41]生产的。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纸烟公司，英美烟公司不仅是纸烟产业在华发展的推动力，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产业在华的发展。

由一家外国企业主导国内纸烟市场的局面也激起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心。晚清以来，中国商人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对国家财政的伤害，为了在“商战”中获胜，他们希望生产出更多能够替代外国商品的国货，因此，中国商人们早在1899年就开始投资国内的纸烟产业。[42]1902年创立的北洋烟草公司就是中国最主要的纸烟生产厂之一。这家烟厂由官商出资合办，意图与外国纸烟争夺市场，但是由于官商之间不能有效地合作，而且工厂的技术低劣，产品很难赢得市场，所以这家工厂只维持了四年就倒闭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官方对于纸烟[43]业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投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但是，生产中国自己的纸烟、打赢与外资公司的“商战”的想法，却比这第一次尝试维持得久。尤其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纸烟作为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成为反对的目标，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纸烟公司，试图以国产纸烟取代进口纸烟。其中就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191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华资纸烟公司。在那之后，中国国内纸烟业的发展就与反帝情绪和国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使华资纸烟公司的数量从[44]五卅运动前夕的14家猛增到1928年的182家。在“商战”的大背景下，纸烟生产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密切联系在一起。

不过在民族主义的热潮退去之后，华资纸烟公司便很难与英美烟公司这样的跨国巨头抗衡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中国的公司一般都先天不足。它们之间常常为了争夺廉价纸烟这个规模有限的市场而展开恶性竞争。一些较大的纸烟公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有时也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或做顺应市场口味的品牌赢得竞争，但是一旦面对英美烟公司不计血本的恶性竞争，它们几乎很难生存。由于拥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英美烟公司可以通过降价和控制地区代理商等手段，迫使许多华资纸烟公司退出市场。这导致的结果是，从烟叶收购、纸烟生产到营销，英美烟公司几乎在纸烟产业的各个环节上都形成了垄断。英美烟公司在1920～1937年的平均年利润率高[45]达50%以上，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期的利润率却少于10%，在纸烟战场上，几乎可以说是完败。

税收通常是政府控制纸烟生产、销售和消费最重要的手段，尤其在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来资本入侵时。但是，晚清政府却难以启动这样的税收杠杆，因为它既缺乏行政能力，也没有统一有效的税收系统。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中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后来纸烟进口关税参照进口烟叶的税率，被定得很低，只有0.3%。外国公司借口说已经支付了关税，拒绝缴纳国内任何针对烟草产品的地方税，因此实际上清末的税收系统白白便宜了外国纸烟，却将大量税负加诸国内产品，不仅没有保护国内产业，还助纣为虐。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针对纸烟的税收体系仍旧虚弱无力。直到192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时，为了增加地方收入，一些受军阀控制的地方政府才开始独立地向所有纸烟征收30%～40%的特税。这一地方纸烟税取消了外国纸烟由于极低的关税和税率而长期享有的不公平优待。得益于这一税收系统以及当时的反帝情绪，中国的华资纸烟业在192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

1927年4月，北伐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并通过“宁汉合流”取得了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地位。经过一段短暂的过渡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宋子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在1928年1月重整了当时混乱的财政体系。宋子文接受任命的第二天，英美烟公司的代表就拜访了他，和他讨论了新的“统税”体系并达成一项协议：南京国民政府将接受由英美烟公司确定的税率，作为交换[46]条件，英美烟公司向国民政府预付100万元的税款。作为当时中国纸烟业最大的纳税人，英美烟公司与南京中央政府合作，一直有权参与纸烟统税税制和税率的制定，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纸烟统税的税制和税率从1928年至1937年间数次变化。表格0-1表明，税率在这十年内整体而言保持稳步增长，但是低档烟的税率比高档烟的税率增长幅度更大，尤为突出的是，每5万支130元以下的低档烟的税率由14.67%激增到57.97%。华资纸烟厂商因为技术落后和资本匮乏，大多生产中低档纸烟，而英美烟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则占领了大部分的中高端纸烟市场，事实上造成华资烟厂反而承担了比外国公司更高的税负。而且，由于英美烟公司资金雄厚，可以每年预付一定数量的[47]税款，还享有额外20%的税金折扣。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国内的纸烟产业，反而损害了中国公司的利益。表0-1 不同等级纸烟的统税税率变化：1928～1937（按每5万支纸烟价值计算）

由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和扶持国内的纸烟产业，使之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相抗衡，因此近代中国的纸烟业被西方人开办的英美烟公司牢牢掌控着。纸烟业的状况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因而，在历次反帝运动和国货运动中，纸烟常常被当作一个方便好用的目标，或是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象征遭到抵制，或是被中国商人视为“商战”中可资利用的武器而大加宣传。在这些情况下，吸烟行为传达的往往是纸烟本身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效果之外的社会意义，被宣传话语赋予了额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

这一简要的历史回顾揭示了纸烟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性以及它与许多其他因素错杂的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不吸纸烟运动意图颠覆大大小小的烟草公司在公众心目中塑造的正面的吸烟形象，劝导人们从另一个不同视角来看待这一人们所熟悉的日常行为，并呼吁政府调整他们对于纸烟业漠不关心或暗地扶持的态度。这些目标对于一个社会运动而言绝非易事。在本书中，我将探讨三次不吸纸烟运动如何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运用不同的策略处理这些问题。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也许并不成功，但其过程却能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运作机制，展示宏大政治观念如何渗透并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重新定义国与民关系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四本书概览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1900年代末美国传教士如何将西方反对纸烟的观点系统地引入中国。在这些传教士中，最积极的是丁义华。19世纪末，他曾在广东传教，义和团运动后回到美国，1909年美国一个致力于道德改良的民间基督教组织“万国改良会”，又派他来华宣讲鸦片的危害。当丁义华来到天津时，他发现吸纸烟是一个正处于萌芽期的恶习。与鸦片相比，吸纸烟可能将来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他开始了密集的宣传活动，并组织亲基督教的中国社会精英组成社团劝说人们戒烟。在同一时期，类似的反对纸烟的出版物和团体，在美国传教士的主导下，也纷纷在上海和北京出现。这一章将探讨丁义华和其他传教士如何仿效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和基督教崇尚节制观念的思路，在中国建构不吸纸烟的宣传言论，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一外来的宣传言论同清末十年在中国流行的两个议题——针对鸦片的禁烟运动和预备立宪的政治改良——联系起来。由传教士开启的这场不吸纸烟运动同样显示了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所采取的新的本土化策略，也即将传教的重心从归化单个的信众，转变为将中国社会改造为更适合福音传播的环境，并因此而与中国进步精英的改良思潮合流。尽管他们的努力无法有效地阻止纸烟在中国民众中的流行，但他们借鉴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从中系统性地引入了劝戒纸烟言论，为之后中国人自己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将目光转向上海。伍廷芳联合上海的进步精英，于1911年夏在上海发起了不吸纸烟运动。伍廷芳曾在西方受过教育，两次任美国大使，还主持过清末法律改革，是一个主张立宪改良的官员，当时刚辞去驻美大使之职，定居在上海。他退居上海不久就创办了慎食卫生会，宣扬西式的健康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不过很快该会就成为谈论健康之外更广泛社会议题的平台。不吸纸烟运动正是依托于这一平台而发展起来的。与外国传教士领导的不吸纸烟运动不同，这场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运动通过重新解释、重新表述，有时甚至是曲解西方的知识及言论，将“吸烟有害”的观念推广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中。这次不吸纸烟运动植根于当时出现的新兴城市公共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由进步精英发起的社会动员运动一起，促进了辛亥革命前夕盛行于上海的地方自治和宪政观念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不吸纸烟运动也可以被理解为1911年辛亥革命前社会动员的一场小规模预演，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1930年代中期由政府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倡议新生活运动之际，蒋介石和一些政府官员将吸纸烟视为与“新生活”不相容的诸种恶习之一。第三章分析不吸纸烟的主张是如何被整合入新生活运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中，这一设计体现了蒋介石为了培养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合格的国民，而试图规训人们日常生活。国民党中央虽然支持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但中央政府的行政程序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运动。这场不吸纸烟运动揭示了作为军队领导者的蒋介石和掌控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党部，与作为文官领袖的汪精卫和行使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因为前两者试图激化这场运动以便加强他们对于社会的控制，而后两者却力图保持社会秩序不变以保证行政机构的权威。这一章将从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来展示国民政府的统治核心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两难困境：既要做不吸纸烟运动的支持者，同时又必须阻止这一运动在地方贯彻时的极端化倾向，尤其避免影响政府从纸烟业中汲取税收。

第四章关注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因为不吸纸烟运动在浙江得到了最为积极的贯彻，从而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地方视角。本章将考察为何浙江的地方官员会特别选择不吸纸烟运动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活动之一。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是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和贯彻，在组织和实践中表现出了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互动。本章考察了两个具体的微观研究——温州和海门的抵制洋烟事件和临安以不吸纸烟为主题的民众运动，从而更深入观察不吸纸烟运动在地方社会开展时的各种变化，这将有助于展现运动参与者的复杂构成以及他们各异的动机。这一章将以实证材料证明，不吸纸烟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绝不只是政府反对吸烟的一个简单行动。事实上，它是一个结合了诸多诉求、行动者及利益的综合体。

如今中国的纸烟产量世界第一，同时也拥有着世界最大的吸烟人口。目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起的控烟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政府也在2003年11月正式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8月获得全国人大批准生效，承诺从2011年1月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禁止烟草广告，提高烟草价格和税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并在烟盒上标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等。但是，从现状来看，控烟政策成效有限，纸烟在中国的消费量还在逐年上升，即使是法律规定的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未能有效贯彻执行。中国政府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控烟政策，减少吸烟人口，降低纸烟消费量，并使人们逐渐养成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习惯？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不吸纸烟运动做一番历史研究也许可以为今天更好地推行控烟政策提供更多借鉴和启发。

[1] 《整饬风俗》，《中外日报》1899年8月13日，第3版。该报道称：“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可见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极端保守的载澜看来，都是改移风俗的重要风向标，而卷烟也是他所反感的西化生活的一部分。

[2] 《巢云簃日记摘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许宝蘅先生文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第197页。

[3] 《痛陈烟害》，《申报》1899年1月8日，第2版。

[4] 《阅昨日本报所录痛陈烟害事试引申之》，《申报》1899年1月9日，第1版。

[5] 例如，任独引英国医学界观点而成的《戒纸烟说》，《通学报》1908年5月1日，转引自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545页。另有介绍烟草化学性质和对人体生理影响的《烟叶篇》，《大公报》1908年12月2日，第2张第4版。

[6]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http：//www.oed.co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10日。“movement”的第8个定义，英语定义原文为：“A course or series of actions and endeavours on the part of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wards a shared goal；an organization，coalition，or alliance of people working to advance a shared political，social，or artistic objective”。

[7]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http：//www.oed.co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月10日。这里引用的是“campaign”作为名词的第5个定义，英语原文是：“Applied to any course of action analogous to a military campaign，either in having a district period of activity，or in being of the nature of a struggle，or of an organized attempt aiming at a definite result”。

[8] 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在其研究成瘾品和神经刺激物如何在全球流通和使用的历史著作中，指出烟草和酒精、咖啡一样，是在生产和分配上受到一定限制的合法瘾品，尽管纸烟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得到科学的证实并广为人知。David T.Courtwright，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19.

[9]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宣统元年（1909）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6辑，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第333、441页。

[10] 关于“非正式社会控制”，参阅〔美〕詹姆斯·克里斯（James J.Chriss）《社会控制》，纳雪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第35～53页。

[11] 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56-357.

[12] 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300.

[13]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eds.，Opium Regimes：China，Britain，and Japan，1839-1952（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4]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13页。

[15] 《中国烟草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烟草通志》，中华书局，2006。

[16] 此书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特点，参见潘必兴、鲁春林、杨国安《〈中国烟草通志〉介评》，《中国烟草学报》第12卷第2期，200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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