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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丹·桑德,焦堃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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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生活空间：太平洋沿岸的文化环流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生活空间：太平洋沿岸的文化环流／（美）乔丹·桑德著；焦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Imperial Encounters: Japanese Empire, American Empire, and Everyday Life

ISBN 978-7-302-52181-5

I．①近…　II．①乔…　②焦…　III．①社会生活－生活史－研究－日本－近代　Ⅳ．①D7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3061号责任编辑：徐　颖封面设计：谢晓翠装帧设计：马南溪责任校对：王荣静责任印制：杨　艳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邮　　编：100084社总机：010-62770175邮　　购：010-62786544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印装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开　　本：170mm×230mm印　　张：20.25字　　数：275千字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定　　价：99.00元产品编号：064260-01内容简介本书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通常不被国家“大历史”讲述的物品和事件出发，对于20世纪上半叶以日本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地区的住宅、家具、食物、衣服、鞋子、行为举止、城市空间等的变迁进行了细致考证和生动解说。包括：明治晚期日本上流阶级的“洋间”生活和室内装饰中如何处理欧洲规范的影响、味精的全球扩散历程、坐在地板上或椅子上的交织冲突及藤椅的传播、“文化生活”言论和“文化住宅”的兴衰、从海外殖民地至东京的“观光旅行”、冲绳人的猪肉与美军的关系，等等。在广阔的时空框架中，作者展现了一幅充满人与物剧烈迁移、文化交融和变容的、激荡的历史图卷，揭示了近代日本和美国等产生的复杂网络和殖民主义的深远影响。作为一名同时在美国和日本执教的学者，作者的视角新鲜有趣，富于创见。书中更收录了15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集可读性、专业性和新视角于一体。乔丹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人与物剧烈迁移、文化交融和变容的、激荡的世界历史图卷。然而，他的研究并不是对全球主义的分析，而是关于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历史。本书并不着眼于作为大历史的政治，而是从住宅、家具、衣服、鞋子、举止、食品等乍一看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出发，来描绘近代日本和美国等产生的复杂网络。这正是本书深奥的妙趣所在。——五十岚太郎（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评论家）作者简介乔丹·桑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东京大学建筑史硕士，目前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日本历史和文化及其他东亚历史课题，如城市史和世界食物史。他在东亚建筑、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等领域著述广泛。著有《本土东京：公共空间，在地历史，拾得艺术》等，其著作《现代日本家与居》（House and Home in Modern Japan: Architecture, Domestic Space, and Bourgeois Culture, 1880-1930）曾获得2004年的费正清东亚研究奖。译者简介焦堃，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2014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曾于2016—201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访学一年。主要学术兴趣为明代思想、政治史，已出版译著《宫崎市定中国史》（与他人合译）、《菩萨蛮记——西亚北非游记》，发表学术论文、译文近十篇，并不定期为《环球时报》英文版撰写时事评论。中文版序

本书的六个中心章节都基于首先以英语发表的文章以及书中的章节，在收入本书时又对它们进行了广泛的修正。引言和结语乃是专为本书而作。本书首先被翻译成日语，并由岩波书店在2015年出版。值此中文译本出版之际，我向中译者焦堃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向本书日文译本的译者天内大树表示感谢，日文译本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书中的所有篇章在许多方面都脱胎于我的第一本书——《现代日本家与居——建筑、居住空间与中产阶级文化（1880—1930）》（House and Home in Modern Japan: Architecture, Domestic Space, and Bourgeois Culture, 1880-193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所分析过的主题。我接受了一个日本史学者的专业训练，而这本书考察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建筑师和教育家们对来自西方的社会概念和物理形式进行吸收和转换，以构建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复杂过程。这看起来似乎与“帝国”这一主题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给予太多的关注。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日本围绕着形成近代精英文化而进行的努力受到了20世纪初它同时作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一特殊处境的深刻影响。这一处境的历史，以及日本与美利坚帝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我相信，当读者们看到一本关于“日本帝国”的书时，他们首先会想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日本军队的野蛮。本书并没有对那段残酷的历史提出任何异议，不过它所关注的是帝国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方面。文化通常被认为是政治领域之外的东西，而本书中的篇章则显示：日常生活情境，诸如住宅、家具和食品等物质始终与近代文化和帝国政治紧密纠缠在一起。对于亚太地区的日本殖民帝国，紧随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而来的、在结构上迥然不同的美利坚军事基地及消费资本主义帝国，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为了充分认识帝国，除了政治和军事维度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文化维度来寻求接近它们的途径。而这样做也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思考“近代性”和“近代化”。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所采取的途径是尝试一种开放的历史编纂的风格，它不受官方文献记录或是其他任何一种史料类型的束缚。我相信历史写作基本上是一种凭借想象力的工作。这并不是说历史学者们可以自由地发明出他们想要的，而是说过去是一种未完成的东西，我们必须赋予其形状。历史是一个拥有几乎无限多图案的万花筒，我们必须选择突出哪些图案，并使其清晰易懂。我所揭示的图案既是空间性的，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时间性的，它们透露出将看似不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多样的线索，而不是画出指向单一结论的因果联系的直线。我一直在不断地向史料追问：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应当想象些什么？我们可以从过去世界和当今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及非连续性中学到些什么？

通过考察那些通常不能被包括进国家和帝国“大历史”中的物品和事件，我还试着勾画出一幅关于普通人的跨国家的历史图像。这幅图像以日本为中心，但并不将日本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稳定不变的实体。对于在西方受过训练的明治政治家、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以及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日本”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过去国家意义的不稳定性应当让我们想到当今国家人为建构起来的性质。

当这些多种多样的历史参与者发生接触，而这些接触在日常行为以及通俗表现形式中受到观察时，帝国近代性的矛盾之处经常会看起来充满讽刺性，正如它们经常也是悲剧性的。有时它们甚至很好笑。不过讽刺和幽默并没有减少帝国带来的暴力和压迫。比如，如果我们因为关于“台湾生番少女”的笑话而发笑，那这同时提醒着我们，这种愉快使得我们至少间接地成了对她们进行压迫的犯罪的同谋。

幸运的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将20世纪上半叶统治着世界的殖民帝国涤荡一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甚至是完全把握了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本书中的篇章展示了历史大潮在太平洋沿岸留下的殖民帝国的碎片。通过捡拾并以这种方式来整理它们，我希望能够为读者们提供有用的材料，以思忖帝国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乔丹·桑德2019年6月引言帝国内的环流与不对称接触伊东忠太作《五大国的态度》，大正八年（1919）一月三十日（藏于日本建筑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爆发后的五年间，建筑学者伊东画了500张讽刺世界形势和国内政治的美术明信片。这张明信片的日期正值巴黎和会举行期间。画中日本也被算作是在确定合约条款及设立国际联盟中发挥了中心作用的“五大国”之一。此后又过了约两周，日本提议将消除人种歧视的语句写入国际联盟章程，但遭到拒绝。仅从伊东的观测日记中的其他画作判断，他似乎执着于将日本人与其他国家国民的身高进行比较。对于当时的日本，列强的地缘政治学很容易被置换为身体的政治学。

本书由六篇互相关联的史论组成，这些文章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帝国时期的日常生活文化。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书中的各篇文章想要做的，是通过日常的物品，包括房屋、家具、食品以及衣装等，加上人们的行为，来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帝国之一——日本——进行认识。每一篇文章都在以各种形式来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些事物是‘帝国主义’的？”物质文化有着暴露在文献资料中语焉不详的政治及社会行为诸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哪怕人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我想要通过对事物的阅读、对都市空间以及人们的动作举止来探索帝国主义的文化效应。日常生活文化中包含了具象化的政治。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通过著作《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历史概观结束于1914年。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年代选择，并且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一选择很是奇怪。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和文化来说意味着一次决定性的中断，但在1914年，日本帝国仍然处于其早期阶段。尽管1919年民族自决权在凡尔赛得到宣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陆地的大多数依然被分为帝国主义宗主国及其殖民地两个部分。1945年德意志与日本帝国崩溃，亚洲20世纪40年代及非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去殖民地化——在此之后，世界版图才开始被民族国家所支配。同时，通过与之前的殖民截然不同的新的统治形式，美国与苏联作为新的帝国主义势力出现。尽管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拒绝了“帝国”这个称呼，但在如今的21世纪早期，遍布世界的美国军事基地依然保持着一种帝国霸权的形式。因此，很难说“帝国的时代”在1914年便已经终结了。

基于以上理由，尽管收入本书的文章首先关注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但探索帝国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自然会导致我们扩大空间及时间的框架，以容纳对日本与过去及现在的帝国间连续性和差异性的探讨。除了日本作为亚洲殖民帝国的年代的情况，这些文章还考虑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19世纪欧洲帝国间的地位，并偶尔思考美利坚帝国是怎样继承和延续一个由日本构筑起来的文化领域的。

在去殖民化时代之前，帝国塑造了人、物品以及知识的环流路线。帝国还引起了——在某些情况下依然在引起——不平等的接触。帝国创造了玛丽·露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所定义的“接触地带”——“文化及其代理人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走到一起来的真(1)实及想象的空间”。但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不平等的接触，而是它们如何迫使人们——有时通过暴力，但通常是通过更为精巧的手段——在一个被明确定义的等级制社会和文化秩序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这是因为在后续的占支配性地位的民族国家看来，这是殖民帝国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殖民统治以人群之中的不同等级为自然状态，进而将其作为统治的天然合法基础。统治性力量中的人们以明确的种族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地缘政治。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观(2)察到的“帝国构造差异”。因此，尽管普拉特主要将“接触地带”表述为帝国与未被殖民的地域间前线上的一些地点，但我们也可以将宗主国中的空间，甚至是个体臣民的精神及身体领域视为“接触地带”。当日本的精英们进入由西方帝国势力所创造的国际竞技场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接触地带”中，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从人种区别的观点来理解自己。而当日本自身成为一个帝国势力后，对其镇压和同化被殖民人群的行为进行正当化的努力都是通过人种的概念而做出的。

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征服和殖民而实现扩张的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因而当19世纪末日本也正式成为一个殖民势力后，殖民统治的模式以及显示帝国存在的物质形式都来自欧洲的先例。简单地说，“西化的”明治时代日本精英输出了“西化”。对于这一情形藉以发生的环流路线及其所引发的不对称接触的种类，除了物质角度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所谓的“高等文化”中，有三种典型的物质文化样式代表了帝国时代：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中所教授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自然主义的石质与青铜公共雕像（以及使用石膏进行的研究或复制）；以及具象派油画，尤其是人物画。在许多情境中，这些美学的门类都被用来展示国家的力量，并且随着帝国势力的扩张，都被从欧洲的宗主国输出到了北美，以及亚洲殖民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到了始于20世纪中期的去殖民化时代后，这三种门类都失去了它们支配性的影响力——尽管它们都没有完全消失。美术学院的新古典主义源于古罗马的帝国式的样板。它在美国存续的时间最长，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3)自20世纪中期起，它都为国际现代主义所加速取代，而国际现代主义经由那些时常横断传统帝国的渠道传播，并且其语汇避开了对欧洲中心的等级制度的展示。正如木下直之和平濑礼太在考察日本的情况时所记录的，（真实及传说中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的公共塑像属于这样一个时代，其间杰出人物的统治被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而帝国征服的传说构成了处于统治地位国家的历史叙事中的核

(4)心。和新古典主义建筑一样，公共塑像参考了欧洲高等文化正统性的源头，即古希腊和古罗马，并在其所到之处服务于展示帝国的力量。与新古典主义相似的是，在殖民帝国的时代结束以后，它作为一个门类也加速边缘化。

人物油画的情况更为微妙，也更为复杂。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20世纪前半期，这一艺术门类在日本更多地被意味深长地称为“洋画”而非“油画”。它曾经风靡全世界的美术学院，但在全球去殖民化的时代也失去了其地位。如同伯特·温特－玉木（Bert Winther-Tamaki）所展示的，“洋画”带来了关于人类身体的人种化概念，其中人体最为标准的形式是欧洲人的裸体。因而20世纪早期的日本画家们为发展出洋画的本土形式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在艺术技法和人种两方面使自己适应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的斗争。更为具体地说，洋画通过其机构展示了世界的帝国主义秩序。正如学院美术的新古典主义通过顶点位于巴黎的等级秩序得到传播，油画同样通过学院和竞赛被传授和学习，而这些学院和竞赛将艺术家们置于一个连接欧洲首(5)都、亚洲首都以及殖民地边缘地带的等级秩序中。

因此，所有这些美术形式都可以被理解为构成了一种帝国主义现代性的支配性的高等文化。它们在通常情况下只是被简单地称为“西方的”，但这一术语使得虚构的概念“西方”自然化，同时遮蔽了作为美术上的等级秩序基础的帝国主义政治。日本首先接受和自然化这些起源于欧洲的形式，并且将它们带到了亚洲的其他地方，因而尽管日本自身并不是“西方”，但它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些现代世界文化元素的特征。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成为本书关注焦点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本书中，我主要考察的不是帝国主义文化的标准形式，而是帝国额外的文化行李：衣、食、住的形式，这些并非被强制施加，也很少与国家权力直接发生联系，却通过帝国内的环流路线而流通，并以通常不被注意的方式产生了它们的文化和行为效果。这些物品的实例，比如第三章便讨论了食品添加剂味精（在日本及亚洲大多数地区以其商标名“味之素”更为人所知）的扩散；第六章讨论了藤在家具制作中的加工和使用。在经济上，这些物品远非日本最重要的货物，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我也并不主张它们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总体或是一个独特的方面。更不用说，人们可以追踪许多其他物品的生涯，再次提问：“它们究竟是如何与帝国相联系的？”并通过物品的移动、占有和消费来片段式地建构起一部帝国主义生活体验史。其他在本书中被简短提及的物品包括躺椅、钢琴、棒球运动、胡子（它从西方传入日本之后，代表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男性气质）以及和服（它从日本传入美国后成了女性在闺房中的衣着）。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产生一部丰富的历史；这些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毫无疑问已经被写成了文字；而更多的部分则有待于今后去书写。

然而，除非能够反映出人类关系历史中的某些方面，否则一件物品的历史最多只有古文物方面的意义。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些物质文化史涉及了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涉以及身体移动时遇到的困境。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即：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对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与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样适用。在第二章中，我通过《妇人画报》杂志中对明治晚期上流阶级室内装饰的展示，来探讨近代化的日本精英如何处理在品味、行为以及室内空间利用方面的欧洲规范。这些尽管都具有私密性，但在那个年代却显得与帝国主义竞争中的公共政治不可分割。在第七章中，我们将会遇到处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日本方面要求的台湾少数

(6)民族，以及日本试图打动和威吓他们的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1906年的东京，另一个同样是在东京，并且从明治末期一直持续到1940年，值得并列起来加以思考。《妇人画报》拍摄了像大隈重信和金子坚太郎这样的人物家中的西式陈设，而他们都是日本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而被带到东京来进行“内地观光”的中国台湾泰雅人的成员则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对象，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完全不见于被书写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两方面看起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竞技场中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但明治时期的日本精英和中国台湾泰雅人精英却发现他们置身于类似的困境中：他们都被强迫应对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场域中的不对称性接触，在此过程中，他们或许能够通过外交或武力手段来进行暂时的抵抗甚至占得上风，但最终进行交涉时的文化规则却早已被设定好，既不能修改也无法拒绝。

在这两章之间，其他章节介绍了一系列精英和非精英人物，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空间中发生的不对称性接触。尽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等级制的，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却并不一定与此一致。在日常情境中，殖民者相对于殖民地的人民并不一定处于优越地位，即使他代表着一个征服性的力量。而人们力量关系节点中的物质角色同样显示出了这些冲突。

让我们先拿出些时间来看一看手表的例子。在分析1933—1939年连载于《少年俱乐部》杂志上的岛田启三的漫画《冒险团吉》时，川村凑指出了主人公——男孩“团吉”征服南太平洋某个想象中的(7)岛屿上的“野蛮”住民时其所戴的手表的重要性。川村指出，这块手表显示出了团吉的文明状态（图0-1）。一块手表是对近代帝国主义文明的雄辩的表征。能够测量的时间将一种普遍的秩序施加于日常生活之上，而团吉所佩戴的这一测量器具有助于使其成为殖民管理的化身，这种管理使用近代科学技术来促成合理有效的行动。当然，这正是岛田在创作这部漫画时的意图，而他的年轻读者中，较为注意观察的那部分人应当也明白，这块手表确立了团吉作为这座岛屿上文明化任务执行者的地位。

但是，当我们将上面的例子与津野海太郎所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放在一起时，又该怎样对其进行理解呢？这个故事始于1942年，地点是日本占领期间的菲律宾。据津野所说，当时菲律宾语剧院所上演的关于日本士兵的讽刺性表现中，经常将其展示为戴着不止一块，而是多块手表。很显然，戴上一块以上的手表并不会让这位士兵更文明化。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士兵有着没收菲律宾人的手表以供自己使用的坏名声，这便是展示戴多块手表的士兵的讽刺效果的来源。在这里，日本人远不是优越文明的体现者，而是被描绘为垂涎于殖民地人民已经(8)拥有的文明的象征。日本的殖民的确可能将时刻与工作纪律带到了太平洋上的许多地区，但这显然并没有阻止一些日本人贪婪地搜集作为物质财富与近代便利性象征的手表。日益增多的研究表明，许多日(9)本人处于种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体制中处于较稳定地位的殖民者，有时会同时具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种身份。图0-1　岛田启三《冒险团吉》（1933）。少年主人公团吉征服了居住在南方岛屿上的“土人”，成为他们的王。为了对他们进行区别，团吉在他们的胸前写上编号，并立即组织军队以便与邻近部族进行战争。团吉的手表引人注目。（岛田启三．冒险团吉．翻印版．东京：讲谈社，1970．）意识形态视点下的帝国内环流与接触

关于人种的意识形态与人及物品一道，通过帝国内的环流路线而传播。“人种”并没有全球性的定义。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全球去殖民化的时代，人种自身作为一个范畴与种族主义一起成为问题。没有殖民主义就没有人种。但即使在殖民帝国的时代，人种的含义同样随着地点和时间而变化。东京的“东洋人”（Asian）在含义上与旧金山的“亚洲人”（Asiatic）或“东方人”（Oriental）并不相同，而其在1908年与1945年的含义也不相同。人种是帝国主义的眼光与帝国主义等级制度所导致的、对人类进行分类的必然产物。这些变化不定的分类随后影响了实际的人类互动，因为国家用它们来对人们的移动进行规制，对某些集团进行操纵和压抑，同时大众传媒也使得人种概念得以越过国境而传播。最终，这些决定人们流动的意识形态与其他理念和物品的流动缠绕在了一起。

在第四章中，对于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发生曲折变化的理念、人及物品的流动所表现出的多面性动态，我实验性地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框架。在此我并不追求线性的描述，而是关注1908年这一年的事件和状态，并且通过蒙太奇式的历史编纂来建构起一幅互相关联的流动的图景。在这一章中，我以关于这种蒙太奇手法意义的短文来开篇。蒙太奇不能代替线性历史叙述，这种线性叙述的因果结构使得分析成为可能。但当蒙太奇被置于其他在结构上更为传统的历史文章之中时——就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它允许我们离开通过修辞构筑起来的历史因果的真实性，以便想象一系列可能的历史。

让人感觉矛盾的是，帝国内的环流同样可以承载那些反帝国的民族主义，或是“四海皆兄弟”的理念。在历史上，民族主义经常被在帝国内旅行的经验所唤醒。比如，圣雄甘地本是一位在英国受到训练的法庭律师，而在英属南非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意识到了帝国主义下的人种不平等，以及自己的印度民族认同。在殖民宗主国中，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互相接触，在那里他们还经常发现自己能(10)够阅读到在殖民地遭到禁毁的关键文本。

那些在帝国主义环境中发展起来、却又与帝国主义相冲突的全球性及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与日常生活文化中特别的物品与理念相(11)联系。比如，诞生于英属印度的单层别墅（Bungalow）通过帝国内的环流传播到了全球，并成为历史学家安东尼·金（Anthony King）(12)所观察到的第一种全球性住宅样式。这种单层别墅尽管与激进的政治无关，但在一部分思想家眼中，它却体现了一种新的、更为民主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更少受到等级制社会规范的主宰。而在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并通过殖民地媒体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有关“文化生活”的言论（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讨论）中，房屋更为明确地与“四海同胞主义”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国使得一种对能够被所有国家人民平等分享的单一全球文化的想象成为了可能。人与知识的流动

如果我们将帝国形象化为一个不对称接触发生地点的网络，而不只是作为核心的殖民地统治国与殖民地边缘部的结合，那么帝国内的城市作为快速的文化转变与频繁、复杂的文化交换的发生地，便有了特殊的重要性。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在殖民地统治国首都与殖民地次首府之间的移动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形象化作业的一个简便的起点。在日本的殖民地次首府中，日本人（“内地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1935年，首尔的居民总数（404 202人）中，有(13)28%是日本殖民者；而日据时期台北的总人口（260 000人）中，(14)大约有30%是日本人。这些统计数字显示出比亚洲的欧洲殖民城市大得多的殖民人口比例。在这一方面，日本殖民帝国更类似于法兰西殖民帝国在北非的情况，这一地区同样在地理上接近本国，并且和日本的殖民地一样吸收了大量冒险者和小资产阶级企业主（见表0-1）。

1935年，东京的人口是5 875 667人，而其中来自朝鲜半岛的人口比例为1%多一点，这比首尔的日本殖民者的数量比例要小得多。(15)而东京的中国台湾人口比例还要更小。当然，东京并不是当时日本唯一吸引移民的地方。在居住在日本列岛的殖民地人口中，朝鲜人是最大的群体，比起东京，更多的朝鲜人居住在大阪，他们到此来寻求工业中的就业机会。在1936年，东京的朝鲜人约有6.5万人，而大阪则是13.4万人。表0-1　殖民地主要城市中殖民者（从殖民统治国而来的移居者）的人口比例京城、台北的数字来自桥谷弘．帝国日本と植民地都市．吉川：吉川弘文馆，2004年．德里、开罗、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数字来自David Prochaska. Making Algeria French, 1990，均为欧洲人所占比例。新加坡的数字来自Brenda Yeoh. Contesting Space in Colonial Singapore, 2003．为欧罗巴系及欧亚大陆人口所占比例。巴达维亚的数字来自Karen Bakker, Michelle Kooy. Governance Failure: Rethinking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Urban Water Supply to Poor Households.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 (Issue10 October 2008).

相较全体人口流动，精英人口的移动对高等文化的影响更大。依然从大略的合计以及文化流动方面来考虑，我们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近代知识形式方面，东京究竟是净流出地还是净流入地？也就是说，从殖民地以及其他地方来到东京学习的人数，是否超过为寻求在殖民地或是日本之外接受教育而离开东京的人数？日本外务省关于海外旅行的统计显示，在1919—1928年这10年间，累计有5605名日本(16)公民前往海外学习。据称在1930年，有2590名朝鲜学生居住在东京，1935年居住在东京的朝鲜学生数量是4646人，1942年则是16 (17)784人。与在日朝鲜居民的整体分布情况不同，朝鲜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东京。少部分中国台湾的学生也来到了日本，但来自中(18)国大陆的学生数量与来自朝鲜的学生数量相同甚至更多。1936年，赴日中国大陆学生的数量达到了顶峰，而据称这一年有超过(19)8000名中国大陆学生来到日本（见表0-2）。外务省的统计可能并没有反映为寻求某种形式的教育而离开日本本土（内地）的学生总数，而关于这些学生的记录与关于那些来到东京的学生的记录在年代上也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它在总体上依然相当明确地显示出当时在东亚范围内，以东京为智力中心的日本本国是学生的净输入地和正规教育的净输出地。不过，因为这种教育的内容——不管是医学、经济学、艺术还是其他领域——来自西方，故而更为准确地说，在大(20)多数情况下，可以将东京称作东亚关键性的知识转输者。表0-2　殖民地统治国主要城市中来自殖民地被统治地域的人口比例（推测值）东京、大阪的数字依据《东京府统计书·昭和十年》中的《在留朝鲜人及台湾人》，以及《大阪府统计书·昭和十年》中的《在住朝鲜人》。伦敦的数字反映的是英国全国的印度人口比例（Michael Fischer, et al. South Asian History of Britain, 2007）。阿姆斯特丹以及海牙的数字来自1930年荷兰人口普查（http://www.volkstelling.nl/nl/volkstelling/jaartellingdeelview/VT193002/index.html）。巴黎的数字依据Tristan Oestermann与Michael Goebel的数据（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2）。

在文学领域，东京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可以通过翻译及出版的数量来粗略地衡量。凯伦·索恩伯（Karen Thornber）及其他学者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国内文学接触和交流的广度。在文学方面，东京同样扮演了转输者的角色。比如鲁迅为了寻找原文以及日本的西方书籍而走遍神田和本乡的书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经写到，不管什么书总是很快地被翻译为日文。同时，新的作家网络也在亚洲形成。1942年，为了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500名作家聚集在了东京的帝国酒店。尽管每一位亚洲参加者的动机毫无疑问都是复杂且值得进行单独探讨的，但地区中的这么多作家能够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依然表明索恩伯所称的“文学星运”通过日本而得以形成。

从亚洲其他地区来到东京的学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学和政治组织。对于很多成员来说，这些组织是使他们与其同乡能够打成一片的最初的社会团体。迈克尔·韦纳（Michael Weiner）记录下了14个于1925年以前在东京成立的朝鲜人组织，其中大多数都是民族主义团(21)体，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主义团体。早稻田大学的朝鲜学生和中国台湾学生一起在《亚细亚公论》杂志上用日语发表了他们的政治论述。同时，中国研究专家实藤惠秀在1939年记下了1934年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期刊，竟不少于37种。这一不寻常的跨国文学产量可以从之前已经持续存在了数世纪的中国文化圈中得到部分解释。而除了植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较深层次的文化亲近感之外，出版方面的基础条件也必定是一个使得东京成为适于出版中文作品场所的理由。东京排字工人的活字箱中有汉字，而且他们知道怎样去排汉字。与此相关的是，在日本侵占下的台湾，由台湾总督府主办的日报《台湾日日新报》中的部分版面是以双语发行的，以便同时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者(22)和读写中文的台湾读者。

在美术领域，官方主办的展览会构成了另一个全球性知识传播的重要通道，同时这也是一种生产和复制品味方面支配权的装置。此外，官方展览也使得一部分被选中的画家得以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其中有一小部分走得更远，到了巴黎——全球学院派绘画及先锋美术的顶点。1927—1943年，每年在台北举办的台湾美术展览会成为在东京(23)举办的帝国美术院展览会的翻版。在台湾地区的日本绘画教师指导他们的学生学习西方油画，或是“日本画”。作为对油画的回应，这种绘画形式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而当日本人在亚洲其他地区教授和创作它时，又被改名为“东洋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巴黎接受训练的第一代日本美术家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外光派以及印象派绘画。(24)由此东京起到了作为后印象派在亚洲集散地的作用，而后印象派在朝鲜、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被称作“学院派”，因为它是通过东京的美术学院而传播的。当来自东京的艺术家向被朝鲜、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画家传授他们所吸收的绘画形式和技法时，他们也同时鼓励创作中所带有的“地域色彩”（图0-2），这种做法促使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受到特殊偏爱的题材，使得被殖民统治的地区的美术家及其对帝国景观的感知脱离了旧式的、中国中心的美学标准，并强化了地区(25)文化认同。图0-2　林玉山《归途》（1944，出自《東京·ソウル·台北·長春：官展にみる近代美術》，2014年）。林玉山1907年生于台湾嘉义，最初是中国文人画画家。在1927年的第一次台展的评审中，其使用中国传统画法的作品落选。他曾在东京学习西洋水彩画，20世纪30年代在京都跟随堂本印象学习日本画（“东洋画”）后返回台湾。在台湾受到鼓励的“地域色彩”使得林玉山及其他台湾画家的目光投向了水牛、甘蔗及世居少数民族等题材（Wang, pp.102-103）。

尽管像帝国大学这样的机构的稳定存在使得东京从20世纪起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地和输出地，但这并不表示东京在每个领域都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对正规教育依赖更少的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地区霸权。就如泰勒·阿特金斯（Taylor Atkins）所指出的，在爵士乐领域，上海便是能够吸引那些试图更接近正统源头的日本音乐家前(26)往的圣地。

总的来说，当时的日本以居住在殖民地次首府的庞大的、经常是非精英阶层的殖民人口，以及学生和其他人群向本国的稳定的流入为特征。基于共同的中文书面语的旧来纽带与传播源自西方学问的机构的吸引力结合在一起，使得东京成为多种精英文化网络的中心。殖民地近代性、帝国近代性以及后殖民时代的责任

在本书中，我时不时地使用“帝国近代性”这一术语。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我指的是在帝国主义权力关系背景下人们所体验到的近代性，不过同时我也用其来指代殖民帝国时代通过帝国内环流路线传播的全体近代知识、机构和物品。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些研究日本殖民帝国的学者已经在著作中论述了他们所称的“殖民地近代性”。这一术语因其不明确性而受到了批评，一些批评家还担心这一概念太容易被用来支持那些试图将帝国主义的暴力最小化的修正主义历史读物。“殖民地近代性”这一概念作为对否定朝鲜半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经历了任何形式的近代性的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阐释的反驳，尤其出现在朝鲜半岛研究中。坂垣龙太在其对有关“殖民地近代性”著作的评论中提出，历史学家们除了殖民地人们的体验外，还必(27)须结合宗主国人们的体验来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在接下来将用“帝国近代性”来取代“殖民地近代性”一词。当然，相较“殖民地近代性”，“帝国近代性”一词在不明确性上不遑多让。不过，它却提供了一种指代帝国背景下的近代规范和形式的更为全面的方式，能够同时容纳由多个帝国形成的、更为广大的多节点空间中的殖民地和本国空间。它也可以在与帝国崩溃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全球性近代性的形式的辩证关系中得到考虑。

为了将这一辩证关系图式化，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术语，即福泽谕吉所称的“文明的利器”来思考全球近代性：诸如铁路、电信等一整套投资，与征兵制军队及城市规划等制度一起——这些通常都是通过帝国内的环流路线扩散到全球的——在各处都被引进、被强制施行或是被吸收，而一旦各地接触到这些，尽管会将其与本地元素混合，却绝不会对其彻底拒绝。而与此相对的是，帝国近代性构成了近代投资和制度的一个子集，这些投资和制度通过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其范围内传播，而一旦将其强加给殖民地的殖民帝国崩溃，它们便会被大部分抛弃。实际上，全球性的东西和帝国的东西总是互相嵌入对方之中。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建筑和物质截然不同的语汇，以及行为截然不同的主观性和形式来区分全球近代性和帝国近代性。宪兵、镇压行动、凯旋门、帝国庆典和游行、被强加的向外国宗主表示服从和忠诚的仪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和思想灌输，这些都属于一种在20世纪后半叶会被基本上贬斥为过时的东西的现代性。尽管全球性的东西和帝国的东西在其共建时期很难互相分离——这使得它们之间的区分多少有些人为性质，但当制度和它们的物质遗存在后殖民时代受到筛选、其中的一些被保存而另一些被毁灭后（图0-3），许多要素随之在事实上被分离开了。

我们也不应认为全球近代性和帝国近代性之间的区别在于其中一个在本质上比另一个更为暴力。就如同文明最显著的两项技术（近代军队和基于化石燃料的工业）几乎扩散到了所有地方，在任何地点都没有遭到拒绝，并且在去殖民地化之后仍然继续扩张——如同其所带来的破坏被证明的那样，全球近代性造成的暴力并不比帝国近代性少。关键性的区别也许在于帝国近代性对于民族认同有着更为明确的暴力性，因为构成其基础的乃是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有些情况下甚至还有强制同化。相反地，在意识形态方面，全球近代性代表着一群灿烂的普遍理想或是承诺：自决权——个人的以及民族的、物质进步、舒适以及肉体欲望的满足。不过这些都是永远难以得到实现的承诺，因为在现实中，民族和个人间的不平等一直存在，而资本主义要求不断创造出新的欲望。图0-3　被遗弃的帝国的残余：1911年为访问印度的英王乔治五世举行加冕仪式而在德里郊外建设的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印度独立后，这里集中了大量殖民地时期的伟人像，成为帝国的“墓地”。进入21世纪后，曾设立计划将已经荒废的公园在其建立100周年以前重新整备，但最终没能来得及。（John Eliott. Delhi Marks One Hundred Years of "Reemergence" and Bypasses a British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2011-12-17.）

正如弗雷德里克·库帕（Frederick Cooper）所写的，帝国“不应(28)被概括为将其权力投射到国境以外的民族政治组织”。在20世纪前半叶，政治组织的帝国形态所独有的动态决定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自从20世纪后半叶起，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支配性源泉。伴随着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际政治以及历史书写中，帝国主义集体暴力的遗产都被推向了前台。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遗留下了直至今天仍未得到解决的人权问题。发现和阐明帝国主义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不公及深重灾难依然是一项有着决定性伦理的重要任务。然而，如果近代帝国主义史家们将此作为他们的唯一任务，我们将会承担将那一段历史限定于“统治”与“抵抗”的二分法的风险。在有些情况下，这还会导致民族认同的物化，好像不管个人权利如何，只要承认民族的权力，便已充分构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正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依然以一种变异了的形式伴随着我们。一种关于它们在20世纪的帝国形态中文化效果的更为动态的模式，也许同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现状。(1)Antoinette Burton, Tony Ballantyne. Bodies, Genders, Empires: Re-imagining World Histories//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06.(2)Fred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3.费雷德里克·库帕（Fredrick Cooper）引用了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3)本书中“现代”与“近代”的英语原文均为modern，“现代性”与“近代性”的英语原文均为modernity或modernness。为表述上的准确，翻译时通常在叙述“二战”以前的情况时使用“近代”，在叙述“二战”以后的情况时使用“现代”。——译者注(4)木下直之．銅像時代—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彫刻史．东京：岩波书店，2014．以及平濑礼太．銅像受難の近代．吉川：吉川弘文馆，2011.(5)Bert Winther-Tamaki. Maxium Embodiment: Yoga, the Western Painting of Japan, 1912-1955. Honolulu, U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6)原文为日语“原住民”，意为原住民，本书翻译为少数民族。——译者注(7)川村凑．大衆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アジア認識//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2005: 100.(8)津野海太郎．物語·日本人の占領．东京：平凡社，1999: 74-75，83.津野报告说，对占领中国东北及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的苏联士兵，也流传着同样的故事。(9)Mark Driscoll,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 s Imperialism, 1895-1945.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0)Benedict Anderson.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in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world, 1870-1940: the praxi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ternation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xxvii-xxviii.(11)本书中出现的“单层别墅”均为对英语中“bungalow”一词的翻译。这最初是一种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房屋，后来在传播过程中演变出多种风格，也可能拥有两层。——译者注(12)Anthony King. The Bungalow: Production of a Glob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3)桥谷弘．帝国日本と植民地都市．吉川：吉川弘文馆，2004: 74.(14)据《台北市统计书》（台北市役所，1936年）。(15)对于人口的混合统计绝不意味着伦理上对外来人口的吸收、接受或是大同主义。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谣言引发的东京日本居民对朝鲜人的大范围屠杀，便是当时宗主国社会对殖民地人群冷漠心理的悲剧性证明。(16)外务省通商局．海外渡航及び在留本邦人統計．外务省通商局，1930: 14-15.(17)朴宣美．朝鮮人女性の知の回遊——植民文化支配と日本留学．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 28.(18)关于对20世纪20年代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智力经验的讨论，可参见纪旭峰．大正期在京台湾人留学生と東アジア知識人——朝鮮人と中国人とのかかわりを中心に．アジア太平洋討究．2010(15): 201-219.(19)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 309-310.(20)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同样通过帝国内的其他环流路线而发生。比如，兰信三曾指出有大量中国台湾学生前往中国东北地区接受医学训练。兰信三．序——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をめざして／／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不二出版，2008: 17.(21)Michael Weiner. Race and Migration in Imperial Japan. London: Routledge, 1994.(22)关于《台湾日日新报》，可参见李乘机．一九三〇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23)帝国美术院展览会自1936年起至日本战败前一年的1944年改名为“文部省美术展览会”。——译者注(24)J. Thomas Rimer. Tokyo in Paris, Paris in Tokyo// Shūji Takashina, J. Thomas Rimer, Gerald D. Bolas. Paris in Japan: the Japanese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Painting. Japan Foundation, 1987.(25)参见《東京·ソウル·台北·長春：官展にみる近代美術》（福冈亚洲美术馆，2014年）中的文章、附录及照片，以及Young-Na Kim. Artistic Trends in Korean Painting// Marlene Mayo, Thomas Rimer, Eleanor Kirkham. War, Occupation, and Creativity: Japan and East Asia, 1920-196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24-126.以及Wang Hsiu-hsiung.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Art Exhibi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Mayo, Rimer, Kirkham. War, Occupation and Creativity. 103.(26)E. Taylor Atkins. Blue Nippon: Authenticating Jazz in Jap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3-90.(27)坂垣龙太．《植民地近代》をめぐって——朝鮮史研究における現状と課題．歴史評論，2004，654(10): 35-45.(28)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11.第一章明治时代的内饰趣味是不是“东方主义”的？《妇人画报》室内装饰特别号（1906年2月）封面，石川寅治画。这期特别号在向读者传授“室内装饰”这一新领域知识的同时，也提供了窥探拥有财富及名声的人们住宅的机会。发行旨趣中说“幸得上流社会之垂鉴，多有接近高堂玉殿之机会，由此提出对其之摄影要求后，均承蒙爽快予以允诺”，夸耀了杂志的社会地位。

明治时代的日本精英阶层吸收了很多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样式和趣味。在居住建筑方面，这突出地表现在“西式风格”的楼阁及客厅（“洋馆”及“洋间”）的内部陈设上。然而，这种西式风格却无法在任何单纯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西方”。这些房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日本的木匠所建，并且从中显露出本土工匠所熟悉的建筑技艺。房间中通常同时配备了国内和国外生产的家具，同时还有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古董，按照当时日本所理解的西式趣味（或是西式趣味中某些被认为与日式趣味相协调的要素）来布置和设计。我们必须承认这两个名词——西式趣味和日式趣味——自身在内涵上都是不稳定的，在它们的互补性展开中不断被重新定义。

本章是探索性的。我的探索出发于1906年发行的一期《妇人画报》杂志。《妇人画报》从1905年开始发行，当时正值日俄战争高潮。次年，杂志推出了一期关于室内装饰的特别号。这一期中的图片能够引发我们就明治精英的审美选择，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市场中物品、内饰及摄影描写间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这篇文章的意图，便是将这些问题推向前台，并提出一些图式以组织我们的观察。

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东方主义”问题。冒着大幅弱化爱德华·萨义德相关系统陈述之微言大义的危险，我将把东方主义视作一种殖民式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赋予文化位置或是对其进行诠(1)释，以对既存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合法化。日本模糊的国际地位明显使得在应用萨义德术语时的情况更为复杂。

自从明治时代结束以来，“明治精英”常被描绘为西方肤浅的模仿者。西式房屋与女性的裙撑、男性的长礼服一起，成为一个被认为是政治上大胆但文化上亦步亦趋的时代的标志。在日本恢复和保存国家遗产的事业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一些明治时代的建筑如今已被算作是日本建筑经典。然而，对于某些优秀日本建筑设计师原创性的事后追认，并不能改变对明治时代近代化追求者的标准看法，即将他们视作是一些“学样的人”，徒劳无功地追求成为西方，却注定只能被西化。我们可以将这种对于明治的诠释称为对“殖民地化日本”的讲述。在这种观点中，西方是文化帝国主义者，而日本则是被殖民的属地。(2)在今天，这种关于日本近代性的观点依然继续大行其道。

而在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下，日本则可以被视作处于独一无二的有利位置上，既可以从东方和西方同时吸收文化知识和物品，又可以从西方、从中国和朝鲜以及从本土传统中自由汲取资源。如果这些取用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再次肯定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日本在亚洲作为殖民者地位的效果，那么我们便可以在一个对于萨义德来说是正确的意义上将其结果称作“东方主义”。

这两种审美评价的对立看起来可以最终归为争夺表述权的问题，即我们应当认为日本及日本人（注意在这一背景下，两者经常被混为

(3)一谈）掌握着对日本性的表述，还是为那些源自统治性西方的表述所奴役。不过，争夺民族性表述权的问题将个体仅仅看作是民族国家的影子，一个是统治性的、可随意占用的，另一个则是被统治的、派生的。在一个日本国家正毫无疑问地争取全球帝国秩序中地位的时代，民族的问题是每一个文化领域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然而，实际上个人的趣味总是取决于各种变数的复合，其中包括地域、性别、世代、阶级及社会地位。要讨论明治日本模糊的国际地位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我们就需要分析这种地位怎样将自己渗入到国内社会的文化策略之中，以及那种使国际政治秩序在国内的社会及文化等级制中得到重复、反映甚至颠倒的转换过程的手法。

1906年的《妇人画报》提供了一个让这种手法得以运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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