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娄莘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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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绍昆讲经方试读：
娄绍昆经方系列娄绍昆讲经方娄莘杉 编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娄绍昆讲经方/娄莘杉编著.—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7（娄绍昆经方系列）
ISBN 978-7-5132-5467-0
Ⅰ.①娄… Ⅱ.①娄… Ⅲ.①经方—研究 Ⅳ.①R2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7201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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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132-5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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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娄先生在温州医院讲经方（2017年12月31日）娄先生（左二）在德国讲经方（2014年9月5日）娄先生（左一）参加广州国际经方班讲学（右为娄莘杉女士）（2013年9月21日）娄先生在伦敦国际经方会议上讲经方（右为翻译）（2018年9月30日）《中医人生》首发式现场娄氏父女在签名售书（2012年6月17日）娄先生经方讲稿手迹写在前面
家父娄绍昆，青年时因为生活所迫自学中医，好学不倦，穷毕生之精力学习、研究《伤寒论》，探索、应用经方。2012年，其著述《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和支持。许多读者，特别是正走在自学道路上的广大基层中医药人员和经方爱好者来信、来电，要求出版家父相关的医案、医话。
为此，我开始动手整理家父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文字资料，主要来自于已经正式发表的文章和网络上的博文，以及多年来在各地的经方讲座、讲学资料和部分《中医人生》的精华内容，分为《娄绍昆经方医案医话》和《娄绍昆讲经方》两部分，形成“娄绍昆经方系列”。《娄绍昆经方医案医话》中的医案部分为家父亲身诊治的验案，属于临床实录式案例，是家父运用四诊，特别是腹诊，采用经方方证对应的内治法与针灸等外治法相结合，诊疗各种疑难杂症的真实记录；医话部分和《娄绍昆讲经方》则是家父一辈子研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所思、所想、所得，以及实践、应用经方的思考、感悟，从中不仅可以概览家父40多年来的临床诊疗体系和经验，以及经方学术思想、观点，还可以折射出目前中国中医界所存在的问题、弊端。
希望本系列书的出版，能够为大家学习与应用经方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经方，让经方早日走进千家万户。娄莘杉2018年8月15日于温州寻找经方医学的生长点——读《伤寒论》的琐记（一）
临床医生阅读《伤寒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疗效，正像古人说的，要把《伤寒论》当作病案来分析，同时在临床上要把每一个病案当作《伤寒论》来解读。这句话朴实无华，揭示了在一个文本阅读的空间中，人怎样才能触及临床实在的面庞；在临床具体的病案面前，人怎样才能寻找仲景当时的身影。只有这样，才能在阅读与临床、抽象与具体、文本与患者的巨大反差中给人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这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并理性地展示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运用的问题。陆渊雷认为，理解《伤寒论》，懂其原理的人未必能够熟练运用；能够熟练运用的人，又未必理解《伤寒论》，懂得《伤寒论》的原理。我们更应该警惕前者，一刻也不能离开临床实践。因为临床医生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一日不练口生，二日不练手生。（二）《伤寒论》虽然传承自《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但它因周密、深入且构造性地展开，所以仍属于一种创造性文本。《伤寒论》实际上是把张仲景独创性思想——方证辨证是如何展开的做了跨时空的发挥和深入的论证。它把视野扩展到了人类疾病的整体，以全新的角度鸟瞰人类疾病存在、演化和诊治的秘密。全书以此为主线，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时空分析。它以六（经）病及其演变为经纬，以风寒袭人致病作用于不同体质而引出临床不同的诊治为例，一一道来。它同时对比了外感病和内、妇等科疾病，反复讨论了方证辨证的可行性。论叙具体，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既大刀阔斧，又细腻非凡，从而赋有极大的论叙魅力。《伤寒论》就像一把钥匙，掌握了它，就能开启生命医学中那一扇不轻易开启的大门。（三）
张仲景除了临床专业的经验外，还有他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所谓经验，牵涉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人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然而此类经验又是圈外人看不出来、圈内人说不出来的那些东西，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此类经验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仲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从患者与疾病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找到所有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的一般规律与诊治方法。我们面对《伤寒论》的时候就像面对生命、面对疾病、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患者一样，能感受到他们的苦痛。所以《伤寒论》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诊治方法，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诊治方法。（四）
古代是一个科学和哲学不分家的年代。《内经》诸多作者的基本智力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探寻某个超越的秩序，它关心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生命秩序和结构，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奥秘和规律。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今天看起来是既天真又深刻。而《伤寒论》中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天人合一、五运六气等理论被临证体验、现场观察取而代之，因而研究疾病之变、诊治方法的途径和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更多的经验观察大部分地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经验”乃是人类另外一种探索真理、到达真理的方式，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将经验观察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五）
经方与时方之争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争论的内容每朝每代各有不同。近代以来，争论的核心是辨别病证的方法。经方派追溯仲景余绪，以方证对应、药证对应为辨证方法，被称为“经方医学”，哲学上归属于唯物论的范畴；时方派尊奉《内经》要旨，以病因病机等理法审别为辨证方法，被称为“医经医学”，哲学上归属于阴阳论即辩证法的范畴。在经方医学越是不发达的年代，医经医学有可能越是发达的，形成一种完全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现的是替代性的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方与时方之争基本上停止，统一于医经医学的思想理念和辩证思维。中医界在寻求无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从而减轻学派争论的压力。这样一来，与医经医学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经方医学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中医界反对阴阳五行的学术见解都被冠以思想上反对辩证法、反对系统论。显然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才导致了中医师普遍存在思想上被束缚的问题，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能信马由缰。当中医师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了事实与观念之间的界限，造成思想混乱。（六）《伤寒论》所倡导的方证辨证是如此非凡，如此令人难以理解。如果秦汉以前的经方医学不曾发展出这种辨证方法的话，我们难以想象它竟然可能存在。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理性规划设计的能力。远古年代的中国人开始时好像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居然撞到了这样一种能诊治疾病的方法，能够把它保留下来并成长壮大，的确了不起。这些都并非出自人类的本能，并非来自遗传，而是经由学习与模仿，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的。这些诊治规范中好多是一些“禁忌”的记录，它们从反面告诉人们哪些治疗方法是不该做的，实际上是对人的某些本能的限制。这也表明，这些治疗方法、规范，并不来自本能，而是人类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尝试、修正、仿效和总结，发现了唯有遵守这些规范，才可能导致大规模人群的健康繁荣，才可能减轻、消除疾病的痛苦。像方证辨证这样的诊治疾病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利用如此分散且根本无法全盘观测到的生命知识，形成某种超越人们想象力的疗效。当各种诊治方法根据这样的模式发展起来后，人们便不需要凡事都像原始人一样去寻求共识，因为八方分散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现在都能自然地通过某种神秘的机制为各式各样的疾病提供有效的服务。先前人们也并不知道它比较有效，不知道这种诊治方式会使自己得到成功的扩展。然而经过悠久历史的淘汰和抉择，终于使我们的祖先幸运地演化出了这样一种结构的诊治方法，并有效地传播开来。《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就是依赖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诊治经验所积累、所形成的，他们是记录下这种演化过程的仅存硕果。假如没有这个漫长的碰撞、尝试、修正、仿效的历史过程，没有《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的总结和记载，张仲景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张仲景是前经方医学的总结者和提升者。他怀着一股十分强烈的悲愿，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对历代经方进行加减变化，调整配伍格局，经过长期研究、广泛调查和实践累积而撰写完成《伤寒杂病论》。但一如《伤寒杂病论》这一书名所巧妙隐含的，此书的主旨在于为中医临床指出一条诊治所有疾病的道路。（七）
在《伤寒论》中，张仲景通过条文排序、分篇记叙的形式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顿悟与经验、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的真知灼见全盘告诉后人。他重视症状、体征的原始形态，重视在一组症候群中区别它们的原始差异。他自有一套办法，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经方医学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避免了诊治过程中的粗鄙化、简单化。
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叠加的结果，某些条文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在上下文中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他知道如何把握条文的分寸，什么时候该写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写，或只能写出部分。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人们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八）
本来《伤寒论》的阐释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但是中国历代医家大都以《内经》的理论来阐释《伤寒论》。正如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叙例中所说的：“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只义，奉为金科；驰骛空言，不言实效。”所以读这些《伤寒论》阐释本，反而会使你越读越糊涂；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一人一仲景，一本一《伤寒》”的现象。即使是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也不能免俗。只有在诵读《伤寒论》原文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那种思想上、医学上深呼吸的感觉，这是其他所不能代替的。（九）
阅读原文虽然艰苦辛劳，但可以了解张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视张仲景本人临证思维活动的蛛丝马迹，比仅仅见到已经整理好的结论，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有用多少倍。因为用这些已经整理好的结论来说明临床现象，往往没有触及临床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汤本求真就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伤寒论》者，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登堂入室，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自然而然术精技熟，遇病处方操纵自如。”他对《伤寒论》的阅读体会可谓入细入微，告诉我们无经验基础的阅读与有经验基础的阅读之间、临床经验不足的阅读与临床经验日臻丰富的阅读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他体会到医生如果自幼而壮而老地研究《伤寒论》，不仅有益于我们的过去及今天，而且还影响到我们明天将如何发展。众所周知，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是的，只有反复地阅读《伤寒论》，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时，才能在条文中读出意义，读出内容，读出顿悟，读出惊喜，才会在心中引起共鸣。当这个时候，我们才体悟到《伤寒论》的独到风格，它既没有烦琐的理性论述，也不是简单的方证相对。合上此书，你再也看不见简单的出口，即使有，你也不愿离开，因为你舍不得那遍地的芝兰。（十）《伤寒论》的文本是固定的、已完成的，然而，临床实践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谁也不能预料病症未来怎样变化，病症也不可能按照谁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展开。临床实践的这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性质，要求我们能够正视临床上存在着潜在的层面，正视那些尚未打开的、尚未被看见的、但构成临床实践的隐蔽性的东西；更需要发现和挖掘出它们，寻找出最佳的诊治方案。
人们回过头来仔细琢磨后不难发现：《伤寒论》使用的术语大多是单纯陈述临床诊治的事实，较少用于有关事实的解释与推理。即是说，你一旦使用这些词汇，你就不知不觉地已经进入了经方医学体系预设的前提和假设中了。仲景描述性的论叙，尽量把问题从各个方面展现出来，而不是沿着一条线做出一种推论。从病症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更适合揭示问题中交织、断裂的那些微妙之处。仲景能够成功地将这种直观、本真的经验神奇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寻找到的最准确的表达形式。通过《伤寒论》的原文，让后学者听到他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学识上的渊博与深刻，而且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原创能力。用理性的语言刻画出中医诊治系统非理性图像，这也许就是张仲景的历史性贡献。（十一）
整体性一般伴随着模糊性，因为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是要以完整性为代价的。这是一个悖论。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就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伤寒论》为了总体把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就不去管一些不可捉摸的、比较琐碎的东西了，所以条文排序结构所衍生的一种模糊性、暧昧性、晦涩性和歧义性也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仲景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形不成一套使“方证辨证”堂而皇之系统化的说法。（十二）《伤寒论》条文中看到的病证和实际的临床病证有什么关系呢？前者不过是一种对于后者的比画比画罢了，看上去像，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是若隐若现的。张仲景不能，其实也无法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患者，把临床患者脉症中的一部分症状、体征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症状、体征剔除出去。他只能提出规律性、纲领性、导向性、典型性的论述，至于具体的诊治就需要临床医生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去细化了。所以，我们要自觉地清算那种依样画葫芦的懒汉思想，以及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十三）《伤寒论》是写在字面上用来给人们阅读的，是一些句子、语词和它们互相之间的衔接、过渡、变化、行进，它和现实的临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论述这样一些诊治，仲景能达到他的目的吗？或者说，后学者所做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仲景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更何况历代医家都提到要重视仲景《伤寒论》条文中省略的那一部分“无字”的内容。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无言意味，仅仅依赖语言文字，恐怕很难读明白。《伤寒论》条文中的“无字”，既是境界，又是我们学习的障碍。陈伯坛有几句话说得很中肯：“对仲景原文的阐释，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仲景学说是既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患者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患者十二经中矣。失患者便是失仲景。”（十四）《伤寒论》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被规定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的百科全书。不要把“勤求古训，博采群方”的张仲景，奉为摩西般的先知，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伤寒论》重新挖掘和理解。也就是说，需要经方研究者本人在《伤寒论》与现代中医之间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叙述，而不是将《伤寒论》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譬如汤本求真尊奉《伤寒论》并不意味着他紧跟在《伤寒论》后面亦步亦趋。他能融会贯通，他能独立思考，他更能大量地融入新知，所以后来大脚步行走在日本汉方医学道路上的是他自己的血肉身躯和脚步，而不是张仲景的影子。（十五）
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所以，留在医者身上的经验积累可以衍生出理性的智慧。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熟能生巧”，可见熟练的经验也可以产生出精确的判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一个难以言说的直觉也会帮助你掌握某一个被隐藏的奥秘。（十六）
在每一个成功病例的诊治始末中都隐匿着每一个医生经验积累的过程，都细叙着医生自己精神成长的故事。因为医生的诊治不仅消除了患者的症状与体征，而且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了，这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经验、眼光和判断力，都在他为患者诊治的过程中得到又一次的锻造和刷新。这种情形发生在每一个投身研究《伤寒论》的医生身上，每当他们回忆起这些治愈的典型病案，就会令他们情趣无穷，信心倍增。（十七）
由于《伤寒论》文本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些遗憾，造成了原文中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篇章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阅读时会产生片断的感觉。加上时空上的距离，解读《伤寒论》原文更为不易。所以，《伤寒论》原文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驭我们的神谕。我们不是简单地遵循《伤寒论》，而是要从内在消化它。因为有时候决定临床疗效的，不仅仅是辨证正确与否的问题，有时只是分寸的问题。唯其如此去理解《伤寒论》，它才可以是触摸到的，无处不在的。（十八）
张仲景所提供的，是论述他自己经验领域里简单或最简单的方证，而我们临床面对的病案就没有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典型。总之，在依靠方证辨证常规程序诊治的过程中，还要密切关注每一个病案的个体性与偶然性，因为具体的病症都是具有生长性的，具有自己变化、发展的新情况，这样的认识可能更符合我们临床的实践。在临床家的头脑里，必须要以概括性和灵活性来重现和重组一些比较复杂的方证状态，当临床家头脑里的方证状态和临床病案的方证状态大致契合时，才会产生疗效。也只有医生自己的诊治实践才能够使《伤寒论》具体化、鲜活化。从某一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经方临床家都在发现、发展或者说在改写着《伤寒论》。所以只有既热爱《伤寒论》，更热爱医生工作，执着中医临床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医学典籍而从临床实践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联想与创意的中医人才能读懂《伤寒论》，才能去诊治疾病。临床实践是中医的唯一源泉，《伤寒论》本身并不能产生经方医学，只有在活生生的患者，患者身上许许多多同中有异的临床现象中才能产生经方医学。（十九）
中医师除了从自身广袤丰富的临床体会中，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有关诊治的经验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什么”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什么”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伤寒论》那些是不言自明的方证，其中决定性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不言自明”的条文，而是来自“我认为”。“我认为”不是自以为是的自我言说，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才会在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声音。临床实践告诉我，每当我们用仲景的“方证辨证”治好一个病案时，我们对《伤寒论》就增加了一层的理解；与此同时，“我认为”也会相应地提高一点点。就像黑格尔讲的那个往水里扔石子的小男孩一样，从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里，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在延伸、眼睛的视力在增强、心灵的感受力在萌生，其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自我。这个内在的收获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只要医者注意到患者各自诊治前后的病情变化，并对其中的细微差异引起高度重视，医者原本的眼光趣味、观察力和敏感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在每一个无名无声但知冷知热的普通患者身上，都会得到反复的验证。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说得好：“实践之所以高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话语，是等待着被人理解的文本，是没有实现的意志。实践则是理解的过程，是实行中的意志。”所以医学家也认为，临床实践永远是理论和学问的老祖宗。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医师的个人经验与学问的积累不都是正面的，它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这些东西会使中医师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鲜活的临床患者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变成一个倚老卖老、江郎才尽的“老中医”。所以中医师永远要保持对临床执着的热情，对患者高度的负责，时时自觉地进行知识更新，才会使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学问不会很快地蜕变老化。（二十）《伤寒论》自成理论体系，从事于经方医学研究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会经方系统内的知识，学会运用经方思维去思考问题，去诊治患者。一个经方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伤寒论》中，他的所谓更换辨证思路也好，他的所谓超越创新也罢，不过是放纵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当然，卓然自立以后，从容地去兼容并收，择善而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然的话，临床上举棋不定，朝令夕改，是难以治愈沉疴痼疾的。（二十一）
方证辨证的方法虽然是诊治效果最好的一种疗法，但在我们没有掌握它的真髓之前，疗效平平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传统的“辨证论治”于事无补，反而会搅乱自己的思路。矢数道明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家异趣，技术不同，故其立论制方亦各不同，而摭拾杂乱，则其方法不能统一，而治疗无规律矣。”即使医生精通两种不同思路的辨证疗法，也不一定是优势互补。在疑难病症面前，将什么悬置、不提、放下，将什么坚持、携带、铭刻于心，是很难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从两个方面来的相反力量扯得两败俱伤。临床事实常常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使自己更加混乱和无能为力，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不得要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在两种旗鼓相当、互相抗衡的思路中游刃有余。我的办法是，坚持“方证辨证”一种单一的辨证思路，利用针灸等外治法，内外合治，疗效互补，在诊治过程中摸索前进，逐渐完善，走向成熟。现代经方医师如果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面前失去对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的把握和病势进退的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患者体质、病史和相应的方证状态仍然客观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记了中医经方医生的使命。（二十二）
强调经方医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经方医学自身合理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经方医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经方医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经方医学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有没有经过这个合理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需要经方医学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思考人体生命医学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站在其他医学的立场去要求经方医学。当然，很可能经过自我论证之后，经方医学仍然也融入其他医学的观点，但这次是出于经方医学的自愿，出于经方医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作为一种学派，不管是经方医学还是医经医学，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方医学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大冢敬节从29岁（1929年）开始阅读《伤寒论》，一生对《伤寒论》的研究从未间断。他的宗旨是：研究汉方医学始于《伤寒论》，并终于《伤寒论》。（二十三）
理法辨证和方证辨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们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方证辨证是追求“知其然”；理法辨证是追求“知其所以然”。
所谓“知其然”的方证辨证，是一种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有疗效的辨证模式。这些模式发生的原因和机制人们至今可能还盲然无知，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我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到它们，并使自己的辨证方法与其相适应。就此而言，它又确实是我们理解患者病症的理性知识的一部分。这种使我们适应而采纳“知其然”的方证辨证，同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为什么”的知识——“知其所以然”的理法辨证极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这种“知其然”的方证辨证，视为经方医学。海耶克认为“知其然”之类知识的性质是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在人们一般想法中，“本能与理性之间”应当空无一物，“不是本能，就是理性，二者必居其一”，心理学上这种本能与理性二分法，使人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那一片极其重要的领域，那是文明积淀传承下来的非理性、非本能的结果。这一见解，是海耶克的重要创见之一。（二十四）
直言不讳地说吧，历史以诡异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经方医学移植在大和民族医生的身上，移植在一个和我们文字、习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异的国度中。阴差阳错，中医经方的方证辨证在日本却得到长足地发展。日本汉方家把庞杂的中医理论进行了“削尽陈繁留清瘦”的扬弃，竟然尽显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指这一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事实。
目前对我们来说，学习和研究日本汉方是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200多年来，日本汉方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积累了运用《伤寒杂病论》方药的超乎寻常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的确使人瞠目凝神，不胜感慨。因此，学习日本汉方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思。当然，学习日本汉方应该有更冷静的思考、更清醒的认识，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而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机械地运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和唬人，应该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素养，有了这种素养，然后脚踏实地地观察、研究我们自己的临床对象，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做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总之，要以开放、理解、接纳与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广泛地接纳日本汉方医学的优秀成果。（二十五）
张仲景倡导方证辨证的理念，具有无时空之分的普适性，但它在自己的故国却一直处于隐匿的位置。当代经方医学更是陷入到一种艰难的处境，它和现实发生了矛盾和脱节。现在，许多临床中医师对方证辨证都是非常陌生的，更使它的生存缺乏氛围和土壤。这是一条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下滑线啊！假如仲景地下有知，不知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中医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医临床一旦切断了和张仲景倡导的方证辨证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幸好，在临床中方证辨证的疗效被反复得到证明，可见它的深处尚积淀着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一令人可喜的意识，一定有一天能重新承载过去、接通未来，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中医经方医学最好降低对中医理性追求的热情，全力遵循方证辨证规则下的诊治，接受这些方证辨证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其历代经方家并不都是凭借理性选择了经方医学，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由于亲眼目睹经方的神奇疗效在情感上受到震惊而走上了经方之路。（二十六）《伤寒论》是古代医学夜晚最动人的一场篝火晚会，其薪火穿越2000来年的历史天空，至今仍旧光彩照人。也是《伤寒论》的火种点燃了日本汉方，使它升腾起灿烂的烟花。历史进入近代，在东西两种文明激烈碰撞中，中医学满目疮痍，经方医学的发展陷入低谷。一直到了黄煌、胡希恕的出现，才拨开了重重的迷雾，使中医界寻找到经方医学存在的连续性和源动力。黄煌的学说如一源头活水，使人们对《伤寒论》有豁然开朗的领悟。
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纪里，《伤寒论》会像一次辉煌的日出，给世界医学增光添彩。张仲景的名字一定会镂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学习经方医学的初步
今天我想说说学习经方医学的初步知识，准备分七个方面来讲。一、什么是经方医学——概念性问题
经方的概念出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班固认为，经方著作的内容是根据药物的特性来估量疾病的深浅；凭借药物的作用，依照人对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的情况来辨别各种味道的药物，配伍成寒凉与温热的药剂，用以疏通闭塞、解除郁结，使患者恢复健康。宋代开始，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被医家视为医学的经典，如徐灵胎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而万病皆通。”经方医学强调方证相应，通过对方剂中药物排列有序性的研究，以了解生药配伍规律；经方重视医术，关注疗效。二、如何了解经方医学——自然性问题
经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前经方时期，另一个就是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方医学时期。前经方时期的经方医学是在自然环境中自然变化所引起的自然行为，是原始社会野性思维的产物，可以称之为“自然性医学”；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方医学在自然性医学的口诀方证基础上，运用阴阳学说加以整理归类，加强了前经方医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然而也有意无意地湮没了前经方医学中的不少具象性与经验性的内容。几千年经方医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伤寒论》被《内经》化的历史，这对医经医学来说的确是硕果累累，然而对于经方医学来说却是伤痕累累，使它偏离了自然性、经验性方向，方证辨证失去了独立诊治的能力，变成理法方药辨证的工具。初学者要客观、公允地面对如此怪异的历史事实，一面是升华与提高，另一面又是遮蔽与衰落。三、前经方医学的实践与观念的背景是什么——共时性问题
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在那蛮荒的原始社会，生药与针灸是最多的选择，这是一个盲目的试错过程。鲁迅先生认为，中医药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对先人们盲目试错过程有过生动的论述：“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了，于是知道这是对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神农尝本草”的神话故事就是反映先人们在反复试验中摸索发现“药证”的事实。
在摸索发现“药证”的过程中，先人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给我们寻找到了初步的答案。
人类学家指出，作为会思考的动物，“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思维方式加以定义的。然而思维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有意识理性思维”。有意识理性思维仅仅是人类的理性思维之一，它存在于人类习惯的现意识之中，是人类思维的冰山一角。人类还有另一种理性思维，它是无意识状态的存在，所以命名为“野性思维”。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把它与“本能”区别开来，它不是“本能”，而是一种不同于习惯理性的另一类理性。“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在人类进入开化以后，它被深深地遮蔽了，不被人们所认识而已。
人类学家还告诉我们，先人用“野性思维”发现了疾病过程中的共时性现象。共时性现象是指诊治中出现的“有意义的巧合”，也就是患者的自觉症状、体征状态以及与相对应生药的横向联系。药证辨证中出现的共时性现象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横剖面，它强调的是诸多要素中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的内在联系。生药治病有效，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巧合。先人们利用了这一种“有意义的巧合”，在相似的病情下使用了同一种生药，如果反复使用、反复有效，就有了经验的积累，对于这种宝贵经验的积累先人们就会认为是鬼使神差的结果。在神人不分的原始社会里，先人们就会坚信不疑地把这种药证现象神化为固定的口诀，由巫医传承了下来。《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迷幻诡异的奇思妙想，可能就是先人思维中共时性现象的反映。诸如人面鱼身、人鱼合首、人面兽身、人面鸟嘴、三面人和增减肢体的鸟、兽、鱼等动物形象，无枝的“建木”、树干“长无寻、大五围”的“木禾”以及“黄华赤实、其味如饴”的丹木等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动植物，均在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两大类型的彩陶中找到了相应的纹饰。四、如何了解前经方医学从药证到方证的过程——学习性问题1.首先要解决理念问题
如何了解前经方医学从药证到方证的过程呢？首先要解决学习者的理念问题。学习《伤寒论》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几千年来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圣人说”，认为《伤寒论》是张仲景撰写出来的；另一种理念是“无名氏说”，认为《伤寒论》中的核心内容——药证方证是千万年来我们的先民们在和疾病斗争的试错过程中偶然得到的。一般学习经方医学都是从阅读《伤寒论》开始，人们一打开《伤寒论》，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太阳病、中风、伤寒、阴阳等抽象的概念，这样的学习方法2000年来一以贯之，已经形成路径依赖。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而是逆流而上，从最简单的一味味药物开始，通过合理的想象，想方设法做到回溯到原始的起点上，走一条经方知识考古学的路子，去体悟一下先人与疾病斗争所走过来的历程，去窥视一下在经方医学系统发生之前，在各种高级的抽象概念降临之前，先人们通过野性思维与原始逻辑琢磨出来的默会经验是怎样的。这一种学习方法的基本指向是对《伤寒论》教材独享至尊的怀疑与揖别。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这有一种别样的价值趣向显现其中，这种个人的悟知或许未必能完全肯定什么，而只能有所否定或有所拒绝。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崇拜张仲景的，近年来我渐渐地转到了后一种理念上来，只是认定张仲景是《伤寒论》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是前经方医学的总结者和提升者。说一句真心话，当我的视域接触到“无名氏说”之后，真切地感触到前经方医学还洋溢着天趣充盈的生命力。回顾自己过去的学习方法近乎“买椟还珠”，因为以往阅读《伤寒论》缺乏一双野性思维的眼睛。《伤寒论》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所以在结构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医学著作结构性问题不是单一的结构问题，历史场景的变迁、语言文字的差异、对疾病概念的理解、思维方式的认同等都会影响医学生个人的医学理念，其中整理者的临床思维、辩证逻辑与知识类别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关键性的。2.从“甘草”开始学习《伤寒论》
遥想华夏民族的先人在最初盲目寻找药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甘草，尝到了它甘甜可口的味道，就渐渐地传播开来。我估计甘草应该是原始社会中最早得以广泛使用的中药之一。
先人在使用甘草诊治疾病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它的治疗目标。《伤寒论》中的“甘草汤”（一味甘草），就明确地指出它能主治“咽痛”。而吉益东洞从《伤寒论》的研究中得知，甘草的药证是“主治急迫”，也就是具有“缓急”的作用。那“缓急”作用表现在哪里呢？我们结合临床实践，就是说“甘草”可以治疗所有的急性病，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它能治疗各种急性疼痛、心脏的剧烈跳动、神智的极度兴奋、肌肉的过度痉挛、癔病和癫痫的发作，以及由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昏厥与肢冷等病症。这些治疗目标当然不是甘草单独完成的，而是在由它所组成的方证中表现了出来。譬如芍药甘草汤证中的“脚挛急疼痛”；桂枝甘草汤证中的“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甘麦大枣汤证中的“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炙甘草汤证中的“脉结代，心动悸”；桂枝加桂汤证中的“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桂枝加芍药汤证中的“腹满时痛”等。
总之，甘草在《伤寒论》从药到方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3.说说生姜、大枣与粳米
生姜，自远古时期起就作为先人们烹饪用的调料；大枣，起源于中国，野生的大枣是先人采集的食物。生姜、大枣也是开胃口，调口味的佳品。在《伤寒论》中，这两味药频频出现在许多方剂之中，调口味、开胃、和胃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远田裕正把生姜、大枣的结合称之为“生姜大枣基”，他认为在调口味、开胃口、保卫胃的同时，还可以在两个不同药对联合组方中产生黏结的作用。他估计，在形成所有方剂的组方过程中都可能加入过“生姜大枣基”，过后在有一些方剂中留了下来，成为这些方剂的组成药物而记载在《伤寒论》里；有一些方剂则没有因为它们的加入而显示正面的作用，后来就重新减去。粳米，更是普通的稻米，在高热与高热之后或腹痛等人体体液消耗过多时起补充作用。4.常用中药的治疗目标
人类学家认为，猿人是人类的先祖，他们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万年前，其社会结构是原始群。他们在白天制造工具，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到晚上返回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边用简单的语言加上手势交谈。他们顽强地征服困难，改造自身，创造出包括发现中药诊治疾病的远古文化。生药治疗目标的发现、试错、确定、再试验，到最后固化为口诀的过程，目前还无法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然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那时候的先祖们已经具有记忆、理解与发现的理性思维能力，只不过这种思维类型是无意识理性，不同于文明时期的有意识理性，它是人类的原始逻辑下的野性思维。野性思维的特点是：强于知觉与想象，善于直观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它缺乏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先人们使用过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一定很多很多，然而能够寻找到有确定目标的、有稳定疗效的药物一定是极为少数。康治本《伤寒论》记载的只有42味药物，根据日本汉方家的考证，康治本《伤寒论》应该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原始文本。我把其中最核心药物的药证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内容，因为药证是方证形成的基础，学习经方只有从药证入手才能循序渐进，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经方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辨证特点。
我根据吉益东洞和黄煌有关张仲景药证研究的成果，以及自己的理解与临床经验，给以下的药物所认定的治疗目标（药征或药证）如下：
桂枝——大汗后，心悸，气上冲心。
麻黄——喘咳，黄肿，无汗。
芍药——结实，疼痛，痉挛。
杏仁——咳喘。
葛根——项背强。
黄连——心烦。
黄芩——心下痞，下利。
桃仁——小腹满痛。
石膏——烦渴。
大黄——胸满、腹满、腹痛、便闭、尿不利。
芒硝——心下痞硬，小腹急结，便燥。
枳实——胸腹痞满而痛且便闭。
栀子——心烦。
茵陈——黄疸。
茯苓——眩悸而小便不利。
白术——小便不利。
干姜——多唾，下利不渴。
附子——形寒肢痛，下利。
细辛——恶寒不渴，咳痰清稀。
人参——纳呆，烦渴。
半夏——呕吐不渴。
栝楼实——胸膈痞塞、大便不通。
知母——烦热。
我认为初学者首先掌握以上20多种药物非常必要，也非常容易。5.掌握与甘草为伍的两味药的方剂（或药对）
让我们的学习沿着先人的足迹行进吧！早期原始社会的先人们寻找药物的活动是在人类生存本能的驱动下，运用野性思维的行为。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理性，它不同于人类的动物本能，也不同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才渐渐形成的有意识理性。
当先人们掌握了几十味药物的诊治目标以后，为了使药物能够被患者容易服用，就加入了人人熟悉、人人喜爱的甘草。上述“汤方形成过程的第一原则”的普遍使用结果，就形成了前经方医学的第一批方剂。我估计当时已经掌握了药证的几十味药物都和甘草配伍而形成两味药的“某某甘草汤”，有的就一直使用到现在，有的后来成为每一个方剂的组成部分，也有的由于疗效和其他原因而失落了，淘汰了。
初学者的第一批方证学习可以从以下几个“某某甘草汤证”或“某某甘草基证”开始。这里说明一下，“基”的概念是远田裕正所提出的。
桂枝甘草汤证——汗多，心脏、胃脘部及腹部悸动喜按。
芍药甘草汤证——腹痛，脚挛急。
甘草干姜汤证——胸中冷，多涎唾，不渴，小便数。
甘草麻黄汤证——全身无汗而浮肿，小便不利。
大黄甘草汤证——大便秘结不通，食已即吐。
栀子甘草基证——心烦少气。
人参甘草基证——腹痛胃痞，消瘦气短。
附子甘草基证——形寒体痛，神疲汗多。（甘草解毒增效）
石膏甘草基证——烦渴，身热。
黄芩甘草基证——口苦，尿黄，下利。
我要对栀子甘草基做一说明。栀子甘草基也是栀子豉汤类方剂的核心组成，一般认为栀子甘草豉汤是在栀子豉汤的基础上加甘草而成的。后来读了远田裕正的文章才懂得，原来栀子甘草豉汤应该是在栀子甘草基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栀子甘草基上加香豉对于心烦少气、心中懊有效，这样的组合就固定了下来。栀子豉汤是栀子甘草豉汤去掉甘草而成的，这只有在栀子甘草豉汤的生药排列次序上才看得出来。栀子甘草豉汤的生药排列次序如同方名，如果是栀子豉汤加甘草的话，排列的次序就应该是：栀子豆豉甘草了。6.掌握组成经方核心的两味药的药对（或方剂）
半夏、生姜——呕吐，恶心。
人参、生姜——干呕，心下痞。
干姜、附子——形寒肢冷，烦躁不眠。
黄连、黄芩——心下痞，胸脘烦热，下利臭秽。
柴胡、黄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
白术、茯苓——目眩腿肿，小便不利。
厚朴、杏仁——咳喘。7.掌握组成部分核心经方的三味药的药合（或方剂）
麻黄、甘草、杏仁——构成麻黄汤、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麻黄甘草杏仁薏仁汤。
大黄、甘草、芒硝——构成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桃核承气汤。
茯苓、桂枝、甘草——构成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茯苓甘草汤。
甘草、干姜、附子——构成四逆汤、茯苓四逆汤、白通汤、通脉四逆汤。8.从方证的形成看经方医学辨证的特点（1）桂枝汤证
从药证→药对证→方证的形成展开学习，这正是先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拓展诊治方法的路径。
先人已经知道几十个药证与一些“某某甘草基证”以后，下一步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更为复杂的生药复合体了。如一个“汗多，心悸亢进”的桂枝甘草基证的患者现在又有“腹痛，脚挛急”的症状，你说先人们可能会选用什么生药复合体进行治疗？
桂枝甘草基和芍药甘草基合用，已经是一个不困难的回答。
“汗多，心悸亢进，腹痛，脚挛急”就和“桂枝、甘草；芍药、甘草”形成相对应的关系。研究揭示，康治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康治本）生药在生药复合体中的排列是有规则的，桂枝甘草基与芍药甘草基合用以后，要去掉一个重复的甘草，并把它放在桂枝、芍药的后面，排列成“桂枝、芍药、甘草”的次序。这种内在的法则，远田裕正称之为“结合基共用生药的后置原则”。为了加强两个生药基结合的黏合性，先人要加入调口味、开胃、和胃的“生姜大枣基”，这样结合的结果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就应该是桂枝汤的雏形。
先人在反复淘汰和抉择过程中，在有意之间或无奈之下逐渐地调整并扩大了“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的治疗目标，经过漫长岁月的试错、纠正、再试验，最后以“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能够治疗“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目标才水到渠成地固化了下来。
我相信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前经方时代的桂枝汤证的口诀应该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主之。”先人反复使用有效以后，就把这种诊治方式保存了下来。经过千万年临床诊治的证实和证伪，终于破茧而出，流传至今。
康治本应当是现存《伤寒论》中最早的原始文本，当时的医学家运用阴阳学说整理先人遗留的口诀方证或条文方证时，就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结构与文字的修正。譬如康治本第5条把“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简约为“桂枝汤”，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时候，除了认真思考现存条文的同时，还要透过历史的尘埃了解现存条文的原始形态的形成过程，这样就会在细密深邃处明白前经方与经方的承接关系，就会了解“方证”是远古时代汉民族先人野性思维的弥足珍贵的活化石。
桂枝汤证方证的发现开始的时候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可能是个例外，那为什么到了后来，甚至一直到了现在它却成为必然的、一般的诊治规范呢？那就是千万年不断地、反复地上亿人次的临床试验，临床诊治后的证实证伪的指标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于是桂枝汤证就落地生根了。就像我们吃大米饭一样，千万年来一直吃着，就一直吃到了现在。大米可以当饭，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个别人在偶然之中发现的，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大米饭可口养胃，能够充饥活命，于是个别成为一般，例外成为规律，偶然成为了必然。自然妙成，如此而已。
桂枝汤证是所有方证形成的缩影，同时从桂枝汤证出发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方证。
在已经知道咳喘是杏仁厚朴基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咳喘时，使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头痛、恶寒、发热、有汗、气喘”的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就在反复使用、反复取效的临床中得到了确认，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在康治本和《金匮要略》里都还没有出现，一直到宋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宋本）中才看到。
在已经知道项背强痛是葛根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颈项部强直疼痛时，使用桂枝汤加葛根汤就顺理成章了。诊治成功以后，“项背强，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桂枝汤加葛根汤证的经验就被固化了下来，桂枝汤的诊治范围又向前走了一步。就这样，步步为营，逐渐推进，日臻完备。
又如在桂枝汤加葛根汤证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如果遇见一个类似的项背强患者，头痛、发热、无汗、恶风，和桂枝汤加葛根汤证有一点不同，就是“无汗”。如果已经了解“无汗”是麻黄证的情况下，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也应该是举手之劳。“康治本”第12条的葛根汤就是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不过整理者给予一个新的方名，并把生药的次序排列成：葛根、麻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其条文云：“太阳病，项背强，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宋本31条）
桂枝汤一系列加加减减的汤证就可以以此类推。初学者要自己动手，在建构中学习，在建构中体悟先人走过的路程，在建构中训练与发掘自己的野性思维。
先人在固化葛根汤以后，还不断地发现它新的诊治对象。譬如一个“项背强，无汗恶风，头痛发热”的患者出现“下利”，在使用葛根汤的过程中，不仅“项背强，无汗恶风，头痛发热”消失了，连“下利”也不治而愈，于是就知道葛根汤可以治疗“项背强，无汗恶风，头痛发热，下利”的事实，在临床反复使用都能取效以后，就固化为口诀流传了下来，最后形成条文。康治本13条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宋本32条）其实这一条条文中的“阳明”所指的就是“下利”，但是加了“阳明”两个字以后，反而疑窦丛生，还不如原来原始状态的口诀方证那样朴素、清晰。
这样去学习《伤寒论》，我认为非常自然、单纯，也靠近《伤寒论》的实质特征。（2）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
当先人已经知道麻黄汤的方证是“头痛、恶寒、发热、无汗、气喘”时，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也就呼之欲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想通过以下的模拟分析来加以说明。当然我的模拟分析是借助于合理的想象来展开的，因为强于知觉与想象是野性思维固有的特点，先人就是凭借这几件思维的武器去发现药证、方证的。
麻黄汤是通过发汗来改善包括咳喘在内的各种不适症状，当然它是在“头痛、恶寒、发热、无汗、气喘”病情下进行的，假设一个患者临床出现“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的病态，使用麻黄汤显然是不合适的。开始可能试用过麻黄汤，但未能收效，于是就会考虑如何加减麻黄汤中的药物配伍来治愈这个新出现的病症了。
可以从“麻黄桂枝甘草基”开始思考，因为麻黄桂枝甘草基能够对汗出困难的基本病态下的各种不适感觉通过发汗加以改善，然而要改善发汗后或汗自出的病态，必须要去掉麻黄或者桂枝，先人开始可能试着去掉麻黄，因为麻黄发汗强烈，同时改善发汗后或汗自出的病态，桂枝比较有效，但是试错的结果真的错了。在失败后就试着去掉桂枝，麻黄汤去掉桂枝以后就成为“麻黄甘草杏仁基”，由于麻黄对于咳喘的改善作用，试错的结果比较好一点。在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具有“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病态的患者，往往伴随有“烦渴”的石膏证，于是就加石膏，并取得了明显的疗效，这样就有了“麻黄甘草杏仁石膏”结构的生药复合物。经过反复试验、广泛使用后，经过时间、空间的证实与证伪，能够诊治“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病症的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得以固化。
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可能以口诀的形式在巫医中口耳相传，就这样世代传承，然后到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经过医者整理为简单的条文而铭刻下来。在康治本19条中记载：“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主之。”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的生药排列次序，从中可以证实康平本比宋本《伤寒论》成书年代要久远得多。
康治本19条中的生药排列与方名相同，虽然条文中生药排列中漏了杏仁，但是从“右四味”云云一句看，确实是有杏仁的。再说方名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也是4味药，生药排列次序也符合上叙从麻黄汤加减化裁后的生药排列法则。
宋本63条与162条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的生药排列与方名和康治本相比较就截然有别，那时已经不遵从麻黄甘草基不能分开的法则，可见康治本以后时代，医者已经不知道生药排列的法则，所以就没有受其法则的束缚，因为生药排列的次序并不影响疗效。
康治本生药排列次序是有内在法则的问题，日本汉方家早已提出，然而他们还没有指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则。我认为康治本生药排列次序牵涉前经方时代是用口诀记忆进行传承的历史。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如果不是这样利用口诀方证进行口耳相传，经方医学的经验早就烟消云散了。口诀方证的生药一般要全名出现，不然的话在背诵中一定会出现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现象，那是不能容忍的事。由此就可以确认，在口诀中多味生药的排列次序一定是固定的，只有固定的排列次序才有利于背诵与传承。康治本如果是《伤寒论》最原始的文本，那它和先人流传的原始口诀条文时间间隔最短，最有可能保持其原貌。这也许就是在康治本中还保持生药排列次序内在法则的原因。
同时我们要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方名还保持有生药全名的条文，如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麻黄汤、大黄甘草汤、栀子豉汤、芍药甘草附子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条文。日本汉方家还注意到，这些保持有生药全名的条文一般都是以“发汗若下之后”开头，基本没有阴阳概念的词语与伤寒中风的名称。因此，这些条文可能是未经文明时代医者整理的由先人纯粹经验形成的经验原则条文，所以弥足珍贵。（3）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
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是一个历代有争议的方证，特别是在去桂枝还是去芍药上各陈己见，也有人认为就是桂枝汤加白术茯苓，并且大家都以自己的临床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初学者在学习条文时会感到一头雾水。我自己也是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拜读了远田裕正《伤寒论再发掘》一书以后，知道从药味排列次序的角度来分析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才会返璞归真，回到方证产生的源头，从这里得到的答案也许是最真切的、最单纯的。
康治本第9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主之。”条文中其药味排列次序是：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就是在芍药甘草基和白术茯苓基联合的中间再加入生姜大枣基。初始的发现与使用可能就是很实际的一个具体病例：一个“心下满微痛”的芍药甘草基证的患者，又出现“小便不利”的白术茯苓基证，于是两个药基合用，再加以黏结两个药基与调味、开胃、和胃作用的生姜大枣基。
治疗有效以后，“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这个生药复合体证就有了雏形，以后用于各种各样的病症中，如头项强痛、发热、无汗等不适症状都可以得到改善。在反复使用的试错过程中，经过证实证伪的大量实验，治疗目标得以确认，于是“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汤主之”的口诀就固化了下来，但是其中的“心下满微痛”与“小便不利”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主症。一直到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医者整理的时候，进行了分析对比、归纳概括，看出了这个方证与桂枝汤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康治本第9条这样的条文。条文中还保留有口诀方证的药味排列次序法则。然而到了张仲景整理的时候，可能由于药味排列次序法则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宋本第28条中的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的药味排列次序就变为：“芍药、甘草、生姜、白术、茯苓、大枣”。在这里就已经把前经方时代的药味排列次序法则丢弃了，其实所丢弃的不仅仅是一个或两个法则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丢弃了前经方时代诊治疾病的思维方式。随着文明时代的成长，前经方时代诊治疾病的野性思维渐渐地被有意识理性所掩盖。（4）茯苓桂枝类汤证与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的对称关系
刘渡舟先生晚年在研究《伤寒论》水气病的具体方证时，恍然发现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就是和苓桂术甘汤相对应的苓芍术甘汤。我认为刘渡舟先生这种明火爆豆般的灵感来自于与生俱来然而被淹没在深处的野性思维。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伤寒论》中到处可以看到对称性汤方，同时在对称性方证的中间还可以发现一条对称轴。譬如桂枝汤就是一条对称轴，桂枝甘草汤与芍药甘草汤、桂枝加桂汤与桂枝加芍汤、桂枝加芍汤与桂枝减芍汤等，茯苓桂枝类与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也是其中之一。
茯苓桂枝类汤有茯苓桂枝甘草生姜汤（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与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它们是茯苓桂枝甘草基分别加生姜、大枣、白术而形成，和它们相对称的是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其药物的有序排列是：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这是桂枝甘草汤和芍药甘草汤相对称的扩展：（生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