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年海曙》编委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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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下试读：
序一
海曙，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1200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它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派，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粹，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家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屠氏文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曾有过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石，明之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袁牧之、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这一切都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以1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全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时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于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区独特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序二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和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宁波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宁波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一千一百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宁波的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口集聚，望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校、藏书楼、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波的城市中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个在海曙。
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园巷、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氏、史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家风文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出生成长，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方等方面对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工艺、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了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必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年将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商行传奇
主讲人：徐雪英从“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读出了宁波商人的魄力，这个从东到西长不过短短的五六百米的街巷，却是从乾隆年间至抗战前的100多年中宁波最繁华的街巷，商业极盛，钱庄林立，每当傍晚打烊之时，银圆叮当之声通贯全街。如今走在江厦街上，尽管临街一侧仍有一些商家和银行，但耳旁已无银圆叮当之声，亦无商贩的吆喝声，多的是树影婆娑及掩映在绿树丛中公园里散步的老人。徐雪英
宁波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尤喜地名研究，著有《宁波地名文化》等。第一讲 江厦旧事
江厦街道地处海曙区最繁华的商贸商务核心区，因宋时有江下寺，以其谐音得名为江厦。街道始建于1956年，2003年10月由灵塔街道更名为江厦街道。街道东濒奉化江，西邻解放南路，南至兴宁桥西，北靠中山东路，整个街道地块呈三角形。因地处闹市，历来贸易繁华。解放前，江厦街一带是商号、渔行、银楼、钱庄聚集之地，贸易兴盛，商贾云集，对外交往盛行，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缩影，素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美称。1949年9月因遭轰炸，夷为平地。今江厦街已拓宽成通衢，昔日残舍废墟的半边街沿江一带已辟为江厦公园。街道积极发挥商业繁华、楼宇集聚等区位优势，积极培育、发展与江厦商贸商务中心区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宁波最大购物休闲广场──天一广场也坐落于江厦。
要说“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很多本地年轻朋友或者外地朋友见到现在的江厦街后，都会稍微有点失望，就这么一条普通的街，还能和天下比，这不是宁波式的夜郎自大吗？
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主要是对宁波的历史和这句话的来历不清楚。“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这句宁波老话，是从清朝、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这里的“江厦”指的是清朝民国时期的老江厦区块，泛指奉化江边自灵桥至三江口这一狭长的滨江地带，和现在的江厦街并不完全一致。历史上的江厦区块和现在的江厦区块功能定位不同，我们现在的江厦区块主要以生态休闲为主，江边是漂亮的公园供市民游玩休憩；而过去的江厦区块的主要功能是商贸，是宁波最重要的商业交易中心。沿江有许多码头，不过老宁波人称码头为道头。当时江厦一带道头特别多，有大道头、新道头、戒珠道头、真武宫道头等等。江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商肆，可谓寸土寸金，繁华之极。因为商业规模做得很大，还形成了不少专业街，比如半边街、双街、糖行街、钱行街。除了各类店铺商肆，还有宗教庙宇，如天妃宫、滨江庙等。那种繁华热闹和现在绿树成荫、曲径通幽的闹市静地景象有着很大的区别。经营鱼鲜的半边街
老江厦街上那些专业街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半边街，街还有半边的啊？那另半边又丢哪儿了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街的模样，一般中间是路，两边是店铺。古代的街也是这样的，中间一般是石板路，两边是木头建成的店铺。但半边街有点不同，它只有一边有店铺，那另一边是什么呢？就是奉化江啊。半边街是面朝奉化江而建的一条街。那这条街上卖什么呢，需要面朝奉化江而建？卖海鲜啊，这里是经营鱼鲜的专业街，街上全是鱼行，是旧时宁波最大、最兴盛的鱼市场。
过去宁波渔船下海捕鱼被称为“赶洋山”。因为渔民们必须日夜兼程追逐鱼汛，所以捕到鱼后自己并不方便回港卖鱼，就近在渔场由冰鲜船收购回港交易。渔场的冰鲜船满载着鱼鲜来到宁波后，就把整船鱼卖给鱼行；宁波各地的鱼商要想批发鱼鲜，就要去鱼行买。当时这些鱼行就集中在半边街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半边街上最有名的鱼行有“洪顺”“万泰”“鸿昌”等几家，这少数几家鱼行控制着整条街的鱼市，全市鱼价的高低全由他们“咬咬耳朵”决定。当然，能在半边街上开渔行的商人均非等闲之辈，或有财，或有势，或拉帮，或结派，各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所以一条半边街，就是宁波渔业江湖的一个缩影。经营咸干货的双街
双街是相对半边街而言。半边街是买卖新鲜海鲜的，而双街则是买卖咸干货的，比如咸鱼干、红膏呛蟹、鱼鲞、咸烤头、海蜇皮子等等。这条街店铺的设置和一般街道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中间道路、两边店铺形式，那为什么叫双街呢？其实是相对半边街而言。解放前宁波最有名的咸货行有四家，其中“方悦来”和“邵泰祥”就开在双街上。所以双街虽短，却也是宁波咸干货的重地。经营南北干货的糖行街
糖行街是南北干货食品一条街，既然是食品一条街，那又为什么叫“糖行街”呢？原来这条街上销售的食品中最有名的是食糖。旧时宁波一带很少生产食糖，食糖多从外地购进。在食糖品牌中，数台湾糖最为有名，俗称“台青”（台湾红糖）和“台白”（台湾白糖），糖行街上就有正宗的“台青”和“台白”卖，这条街就以这种台湾糖出名，故得名“糖行街”。那卖这种台湾糖的是什么人呢？宁波本地人卖海鲜行，卖糖有困难，因为糖的进货很难。做这一行生意的大多是福建人。自古以来，宁波就是福建商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福建商帮是宁波城里势力很强的一个商帮，除经营糖业外，还经营木材、南货食品等。他们还在江厦江边建了一座天妃宫，既用来供奉他们信奉的天妃娘娘——妈祖，还用作福建人在宁波的会馆。可惜这座天妃宫后来毁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大陆时对灵桥的轰炸。代表江厦辉煌的钱行街
半边街、双街、糖行街是旧时宁波江厦辉煌历史的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江厦辉煌的典型代表。江厦街的辉煌代表是下面介绍的一条街——钱行街。正是因为有这条街，江厦区块才得“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的美誉。钱行街是江厦四条街中最长、最大、最繁华的一条街。这条街不但闻名宁波，闻名浙江，也闻名全国。“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说的就是清朝、民国时期江厦街一带高度发达的钱庄业。
我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于上海，在此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上海开过外资银行，所以在1897年之前，普通老百姓对银行没什么概念。那商人们做生意，资金如何往来？如果都是用现金交易会带来麻烦，做生意肯定需要金融机构介入，当时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票号和钱庄。票号主要开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开的主要是钱庄，而宁波正是以钱庄业闻名全国。宁波是我国钱庄业的发源地之一，清朝、民国时期，钱庄业高度发达，而且集中开设在江厦街一带。《中国实业志（浙江省）》中载：1932年，浙江省一共有钱庄632家，资本总额856万元，其中宁波城厢115家，资本358.76万元，包括宁属各县合计193家，资本420.24万元，家数和资本为全省之首。同一年，杭州钱庄家数为65家，绍兴为46家。在地段分布上，1926年，宁波有大同行63家，1931年为70家，其中67家集中在江厦。此外，尚有现兑钱庄90家中的三分之一也开设于江厦。资金划拨，银钱出纳，高度集中在一起。每天傍晚打烊时间一到，各家钱庄都开始盘账，钱行街整条街上都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银圆碰撞声，是条名副其实的“钱”行街。当时老百姓还编了首童谣来形容钱行街的盛况：
钱行街，是钱庄，银洋叮当响，铜钿好打墙。进出黄包车，满街是先生。
这种钱庄业高度集中、高度发达的街区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江厦街成为那时宁波繁华商业的代表，在东南沿海乃至全国都闻名遐迩，留下了“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的美誉。
那清朝、民国时期宁波的钱庄业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呢？而且开钱庄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本地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想到开钱庄，又为什么要开在江厦区块呢？这得从宁波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谈起。
宁波是一座依山靠海的城市，三面是山，一面是海。为了生存，我们这里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向海洋索取资源，但去海里得造结实的船，所以我们的祖先在上古时期就有高超的造船技艺。在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几支船桨出土。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就已经把船当礼物献给别的国家。能作为国家礼物，说明当时包括宁波在内的越地人造船水平已经比同时代其他诸侯国要强得多了。到唐代，宁波地区的造船业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宋代以后，这里就成了全国著名的造船中心。得益于高超的造船技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走出宁波，沿着大江大海去各地游历，去跟各地的人做贸易，用我们这里的特产去换取这里缺少的东西，经商慢慢就成了宁波人重要的谋生之道，商业贸易成了宁波城最重要的城市特征。
宁波为中国钱庄的发源地之一，这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宁波钱庄具体兴起于何时，则有多种说法。据现有资料看，宁波钱庄业约兴起于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初叶。明代前期，宁波流通货币主要是铜钱，明代中叶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这种白银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长达400多年。铜钱和白银之间需要兑换，虽然当时政府也开设兑换机构，但跑来跑去很麻烦。精明的宁波人就嗅到了商机，开始帮人兑钱赚取利润。明清时期，大量外国钱币流入宁波。尤其是鸦片战争失败，宁波对外开埠，更多的外国人来宁波做生意，他们带来了许多外国钱，其中最多的是墨西哥鹰洋，这些外国钱币也需要兑换成中国钱。俗话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渐渐地，兑换小摊头、兑换小摊贩就开始出现了。后来随着宁波三江口区块商业的昌盛，商人们进出款项越来越大，资金调度也越来越多，需要更高级的专业金融机构替他们兑换、周转、运筹资金，经营存、放、汇业务的钱庄开始兴起。江厦街一带因为码头多，外地来做生意人也多，兑钱机会多，所以最初兑钱摊多设在这个区块。后来钱庄也因此多开设在这里，随着宁波钱庄业越来越发达，开设的钱庄越来越多，这里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钱行街，成为宁波金融业的大本营。
当时很多城市都开设有钱庄，为什么宁波人的钱庄的规模如此大，如此成功呢？难道宁波人开钱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经营秘诀吗？
宁波人还真有不少与众不同的开钱庄秘诀。第一大秘诀便是过帐（账）制度。过帐（账）制度是宁波首创的，是一种把结算和票据交换制度结合起来的汇兑划拨及清算结算制度。过帐（账）制度最早起源于清朝时期，当时宁波是东南沿海第一商业重港，工商百业很发达，商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觉得每笔生意都要用现金交易很麻烦，最好能先记一下账，到一定时间统一结算一次。为了保证记账划账的公正公平，他们找了第三方机构，那就是钱庄来过帐（账）。那些有资格给他们过帐（账）的钱庄都是财力雄厚的大钱庄。这些钱庄大多由宁波本地有声望的大股东作背景，比如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澥浦的十七房郑家、洋墅徐家、王家墩林家、桕墅方家、小港李家、腰带河头秦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等等。这些声势显赫的家族，都有雄厚的家族资金，由他们开设的大钱庄来担保参与过帐（账），自然能令交易双方放心。当然，钱庄也不是免费给他们过帐（账）的，都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这种交易方式跟我们现在银行的功能非常相似。在100多年前的清代，我们宁波先人就设计创造了这种资金周转经营方法，这充分体现了宁波人的创新开拓精神。
的确，过帐（账）制度在当时是一种多方得利的先进制度。这种制度不但有利于发展信贷，做活生意，而且手续方便，给客户带来诸多便利。因为不用现金交易，可以记账划账，商人们的资金利用率就大大提高了，一元钱资本，可以做到三五元钱的生意，因此生意就越做越大，从而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过帐（账）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主要是因为当时发生了钱荒。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浙江和云南等各省的交通断绝，浙江省造钱币所需要的铜等原料得不到有效补充，所以钱币告急，接着各行各业资金周转不灵。这种情况下最佳的解决方式就是过帐（账）。于是过帐（账）制度开始被大面积推广，并越来越完善，最后成为宁波地区社会性的大会计制度。因为过帐（账）的钱庄多设在江厦码头一带，所以这些钱庄往往被商人们称作“过帐（账）码头”，时间长了，“过帐（账）码头”就成了江厦钱庄甚至江厦这个地方的代名词。过帐（账）制度到1941年宁波沦陷时宣告停止，时间长达一百多年。这比上海钱庄“汇划总会”早40多年，比国外银行城市票据交换所都早，是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值得一提的结算清算制度。
第二大秘诀是信誉至上的行业精神。前面说过宁波钱庄多由宁波本地富商大贾和殷实之户开设，这些钱庄最初是在宁波土生土长的，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尊重，他们极其重视自己的行业信誉。在旧时代，市场上贸易买卖，往往凭的是“一锤定音”，买卖双方虽然尚未“银货两讫”，但尔后市场行情变化，即使蚀掉老本，讲出的话也决不赖账。这就是商业信誉，即“重然诺”的精神。作为第三方过帐（账）机构，宁波钱庄业尤其推崇“重然诺”精神。宁波钱业会馆有一块碑，碑上记的第一句话，即为“大信不约”。在宁波钱庄，信誉重于效益，所以不论是身穿长衫、手捧水烟壶的“老钱庄”，还是西装革履的新型金融家，莫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商人典范。
上海港兴起后，宁波这些精明的钱庄大股东们纷纷开始移至上海等地开设钱庄，在异乡他们仍然坚守“大信不约”“重然诺”的行业精神。只要被他们认为信用良好的客户，放款时不论款项多大，都不需要借款客户抵押任何东西或找什么担保人，仅凭个人信用就可放款。所以宁波钱庄口碑很好，有“信用码头”的赞誉。宁波籍钱庄也渐渐在上海兴起，并以上海为中心，形成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金融网络。宁波人在上海、天津、汉口、杭州等地的钱庄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34年，有关部门统计，上海的银行资本有24.21万元，与宁波人有关的资金金额为19.68万元，占80%以上。1941年，上海钱业公会会员资料记载，当时上海有宁波人开设的银行10余家；与宁波人合伙开的有17家。试想，如果一座城市有近30家银行由宁波人独资或合资开设，宁波商人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吗？宁波的钱庄业能说不发达吗？
不得不提镇海十七房郑氏家族传人郑世昌父子，他们把钱庄开到了北京城里，而且一开就是四家，即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号称京城“四大恒”。不久，父子两人又在北京东四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四恒金店，专营金货银器。这四家大钱庄中，恒兴、恒源为郑世昌父子全部控股，恒利、恒和为郑世昌父子部分控股，四恒金店后来也逐渐变成了银号。当年，凡是“四大恒”钱庄所开出的银票，在社会上的信誉很高。清末北京城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披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戴马聚源的帽子最尊贵，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靴鞋最荣耀，用瑞蚨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腰中缠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最富有，有腰缠万贯之意。
宁波人除创办钱庄外，还创办上海金融界同业公会，并在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等组织中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35年抗战前夕，全国共设立了约544家民族银行，后来留存下来的只有147家。这147家银行中，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4家特许银行和43家由地方当局开设的省、市、县银行外，其余百家商业银行中，宁波人独资、合资经营的有52家，也就是说有半数以上的银行与宁波人有关，“无宁不成市”这句话在金融业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那宁波钱庄业后来为什么会败落呢？主要是清末民初现代银行业兴起，同时又受到时局战争的影响，加之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业的垄断，宁波钱庄业逐渐衰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钱庄有的改为公私合营，有的关门歇业，宁波钱庄业的历史正式结束。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城，在隆隆的炮火中，江厦街被炸得面目全非，积淀数百年的繁华在战火中化为乌有。“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终成为后人缅怀宁波辉煌过去的经典颂语，也成了激励现代宁波人再创宁波辉煌的强劲动力。
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历史上的江厦街，了解历史上江厦钱庄业的辉煌，那你就去宁波和义大道战船街附近的钱业会馆看看。由于旧时钱庄业发达，为维护同行利益，调集资金，宁波钱庄业较早建立了行业组织。既然有组织，就需要有办公活动场地，场地最早设在江厦街江边滨江庙。后来这个组织的成员越来越多，清同治三年（1864）改称为钱业会商处。1923年，因公所“湫隘不足治事”，于是大家决定买块地新建一个会所。敦裕、衍源兴记等28家大同行出资61200元，34家小同行出资20496元，加存款利息等，共筹集银圆91910.36元，购置建船厂跟（今战船街）“平津会”房屋及基地一方，兴建新会馆。1924年动工，1925年落成，耗资大洋89771.537元。新落成的钱业会馆中西结合，亭台楼阁，园林布局，砖木结构却水泥嵌抹，别具一格，十分雅致，集议事、聚会、交易、休闲为一体，历九十余载风雨到今。1989年作为近代钱业会所的一个典范，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在钱业会馆内宁波钱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人民银行系统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它是宁波钱庄业辉煌的见证和遗存，也是“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这句俗语最直观也最有力的脚注。
参考文献：
[1] 茅普亭.旧时宁波的经济动脉——钱庄[EB/OL].宁波文史资料第4期，百度文库.
[2] 周东旭.钱业会馆：讲述宁波钱庄史[J].宁波通讯，2014（3）.
[3] 宁波：宁波钱庄文化[EB/OL].http://nb.ifeng.com/qtwz/detail_2013_11/28/1519659_1.shtml.第二讲 药行街及其别称的来历
东起江厦街、灵桥路口，西至解放南路，中与开明街十字相交，全长1028米，为海曙区东南隅主要街道。永乐《宁波府志》称砌街，东自车桥，西至新排桥。光绪《鄞县志》载：街为李氏所砌，故名。雍正《宁波府志》称：三法卿坊东直街。乾隆《鄞县志》称三法卿坊街。西抵开明桥南侧，东至灵桥门。1928年改建灵桥门至万泰弄一段为沥青路。清咸丰、同治至民国间，中药材行业极盛时，有聚兴、懋昌、源长、慎德堂等53余家，街因此得名。“文化大革命”中曾称红卫西路，1981年地名普查复名药行街，街侧有城隍庙、天主堂等旧迹。
药行街很多人都熟悉，穿过灵桥，从江厦街和灵桥路交叉路口开始往西走，两旁会看到灵桥日用品市场、天主教堂、宁波市展览馆、城隍庙等建筑，一直到解放南路路口为止。很多新宁波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条热闹的街会叫做药行街。药行街顾名思义应该是卖药一条街。可现在这条街上哪有药店啊，严重名不副实。要说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下地名的特点了。
地名就是地方的名称；作为专指，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地名不是本身自有或天然就有的，而是人们赋予的，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最初往往是由少数人提出的，最后经过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公认，才能交流使用，所以地名具有社会性。因为已经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了，而且大家生活中习惯交流使用了，所以地名是轻易不会改变的，和其他词语相比，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也是很多地名如自然地理名称、聚落县市名称等能从古代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原因。但事情不是绝对的，地名的稳定性也是。地名虽说不能轻易改，但不是说一定不能改。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地名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有时一个地方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名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药行街，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名字，比如“砌街”“三法卿坊街”“药行街”“红卫街”等。这四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历史。砌街：一个李姓家族的辉煌史
药行街是条很古老的街道，早在唐朝长庆元年（821），明州建城时就已经是交通要道了，算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迄今它仍是宁波城东西向的主干道之一。
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药行街周边环境在不断变化，两边住着的人家也在不断变化，这些人家演绎过无数个人间冷暖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但也有少数以不同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化作地名流传在后代百姓口中，“砌街”就是。
砌街是药行街的另一个名字，只是这个名字比药行街早得多。据明朝永乐《宁波府志》记载，明朝时这条街已经叫“砌街”了，那明朝以前是不是叫“砌街”呢？很有可能是。因为清朝光绪《鄞县志》解释了这个“砌街”名称的来历：“街为李氏所砌，故名。”也就是说因为此街由一个李姓的大家族自己出资砌筑而成，所以得名“砌街”。
这个李姓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呢，竟能出得起钱砌筑在那时而言如此长的一条街？这个家族在宁波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望族，史称宁波“砌街李”。据《砌街李氏宗谱》记载，砌街李氏始祖为南宋祥兴年间的青涧人李守真，抗金名将李显忠后裔，在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定居宁波。元朝时，统治者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元朝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这个时期汉人中的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的，排名仅在乞丐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砌街李氏家族就“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始祖李守真位虽卑，志却高，虽然在元代这种政治环境下，他们这种四等读书人的才能和志向难有实现的机会，但他并未因此自暴自弃、不求上进而放弃对高远志向的追求。在始祖李守真的影响下，李家后代遵循祖训，崇尚好读书却不求仕进的耕读家风，在元代黑云压城的现实中以退为进，修身养性，洁身自好，保存实力，以待明世的到来。
随着朝代的更换，一两百年后，砌街李氏传到第七代传人李正华时，汉底层读书人终于又迎来了科举进仕的大好时机。砌街李氏第七代传人李正华是个志向高远、卓尔不群的人，他把城里砌街的大房子让给弟弟一家住，自己搬到农村草堂过安静的耕读生活。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也有自己的风格。他主张吃苦教育，推崇“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苦练精神。他说“吾以天下之甘，实惟苦基。心志苦而后成圣贤；身力苦而后为良工；利于病者，药之苦口者也；利于行者，言之逆耳者也”，认为吃苦是人生立业之本，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他特别喜欢一种树——苦楝树，这种树浑身都很苦，但却是治病的良药。对于以前住在宁波的老百姓来说，苦楝树很重要，很少有人不认识它。因为以前的卫生条件没现在这么好，卫生习惯也没现在好，所以那时的孩子们的肚子里经常长蛔虫，闹肚子疼，脸上还会长一圈圈白白的蛔虫斑，大人们就剥点苦楝树皮或掘点苦楝树根熬成药汤给孩子杀虫。因为味道很苦，孩子们多不肯喝，大人们哄的哄，灌的灌，费很大劲才能完成治疗的过程。可能因为小时候对苦楝树汤印象太过深刻，很多宁波人长大后看见苦楝树还会有心理阴影，所以少有人在自家周围种苦楝树。但李正华却刚好相反，他十分喜欢苦楝树。也许是因为“苦楝”这个树名和他推崇的“苦练”精神谐音，他在自己大门左右各种植了一棵苦楝树，说：“楝，苦木，吾以此示子孙。”让家族中小孩发扬苦楝树精神，敢于吃苦。后来这两棵苦楝树长得很好，枝干粗壮，拔地而起，叶子茂盛，如云如盖，乡人在数十里外就能望见，最后竟成了他家的标识。当地人把他住的地方称为楝塘，把李正华称为楝塘翁，把他楝林砌贤的教育理念称为“楝塘”理念。
在李正华苦练精神的教育下，李家渐渐走上了宁波望族之路。他的儿子李循义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考中进士，曾任科道御史、衡州府知府等官职。第九代子孙中有明朝诗人李生寅，第十代子孙中有明朝诗人李德丰，第十一代子孙中有明朝进士李橒，他在贵州历史上的“安奢之乱”中，誓死保卫贵阳300多天，《明史》中记有他的英雄事迹。还有明朝反清义士李棡、李桐等。第十二代子孙中有诗人李文纯；还有大名鼎鼎的“明清浙东经史学派”文学主将李邺嗣。李邺嗣（1622 ~ 1680）是清初宁波著名的遗民诗人，终身不仕清廷，与黄宗羲亦师亦友，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诗文创作成就突出，为黄宗羲所称道。比如他写有《 东竹枝词》79首，读起来十分有趣、亲切，我们来读几首：
如描写江厦街半边街的热闹鱼市：“千万鱼儿叠水涯，常行怕到后塘街，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
记录甬人藏冰以售、供应冰鲜船的乡风民俗：“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自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
描述灵桥和百丈街一带的繁荣景象：“ 地原因贸易名，灵桥彻夜有人行。虽然岁得鱼盐利，不废桑麻本业耕。”
描写鄞东雪里蕻菜：“翠绿新齑滴醋红，嗅来香气嚼来松。纵然金菜琅蔬好，不及吾乡雪里蕻。”
再如记录鄞州咸祥庙八月半庙会的盛况：“八月迎神社鼓哗，神與突入野人家。自招宿愿争罗拜，明日祭盘不敢赊。”
李邺嗣还是个文献学家，晚年致力于宁波地方文献搜集整理，重辑《甬上耆旧诗》 《砌里文献录》等。他去世后，黄宗羲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详见《南雷诗文集》。
砌街李氏第十四代子孙中有清朝一品武将，随施琅收复并长期驻守台湾的李涵将军；第十八代子孙中有清朝著名武将，参加1841年反攻英国侵略军、保卫宁波的李维镛。“砌街李氏”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在明清之时，尤为昌盛，可谓代代出人才。正如天一阁馆藏《李氏宗谱》所说，“我族自有明中叶以来，人文蔚起，
出则为名臣，处则为硕士，忠义激烈、隐逸特行，卓然可纪”。后来种种原因，“砌街李氏”家族没落了，后人大多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只有他们先祖砌的那条街至今仍为宁波城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作用。三法卿坊街：一个明代司法高官的不凡人生
药行街的另一个名字是三法卿坊街，雍正《宁波府志》称：三法卿坊东直街。乾隆《鄞县志》称三法卿坊街。这个街名来源于宁波历史上著名的望族——屠氏家族。
明朝时，砌街上出了一个大人物——屠侨。屠侨字安卿，号东洲，浙江鄞县人。明朝正德六年（1511）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升保定知府，后来调到中央，担任过大理寺卿、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中央高官。明代审判机关实行“三法司体制”，政府设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部门，刑部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大理寺成为慎刑机关，主要管理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这三个部门是当时司法、监察的最高主管机关，其主要负责官员被称为三法卿。屠侨这个人很厉害，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当过，所以称其为“三法卿”名副其实。他为官四十余年，素以清正廉洁、敢于谏言为世人称道。晚年时，有个叫裴绅的巡按御史，为他在宁波城内砌街的家门口立了一块牌坊，当地的百姓因此都自豪地称这块牌坊为三法卿坊，砌街也因此改名为三法卿坊街或法卿巷了。
民间还有一种传说，名三法卿坊街是因为这里曾连续出了三位这样的三法卿，但因史料难查，可能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了。药行街：清末民国宁波专业街典范
1929年，三法卿坊街被正式更名为“药行街”，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三法卿坊街已经成为宁波商业的黄金地段了，属于灵桥商业圈，而这条街成为当时药材交易一条街。整条街及周边泥桥街、君子街、车轿街、怀家巷、沙井巷等区域药行林立，《鄞县通志》中记载，清咸丰、同治至民国年间，宁波的中药材行业盛极一时，全国著名药铺同仁堂的老板就是宁波人。杭州胡庆余堂、天津达仁堂、上海童涵春堂等都常年派专人驻宁波理货。“从业人员500多人，汇资500多万银圆”，宁波一度成为全国中药转运集散中心、东南药材中心。
药行街为什么能成为当时全国药材行业的超级市场呢？专家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
一是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战争在长江两岸一直不断，阻断了药材南北交流的陆路通道。而宁波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扼守南北海运之要冲，航运业历来发达。药材多产于山区丘陵，川广地区的药材从山道进入宁波后，可以通过宁波航运输送到北方各地。因此，从清代中后期起，宁波就成为中国南北重要中药材的集散地之一，除宁波本地的商人外，还有川西、津北等药材帮。
二是浙江多丘陵山地，中药材资源很丰富，是我国道地药材十大产区之一，宁波也是浙贝、元胡、白术、麦冬等浙药的集散地。
三是宁波钱庄多。钱庄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当时宁波人把赚来的钱存在钱庄里，钱庄业的发达为药材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基础。清初，宁波有药店20余家，到道光十年（1830）左右，已经增加到50多家，其中冯存仁堂、周介寿、存济堂等药行十分著名，是全国重要药材转运聚散中心。
当时，宁波药业以两大家族为主，即慈城的冯氏家族和三七市的董氏家族。尤其是慈城药业，当时是名震全国的，其悠久历史与雄厚实力是无与伦比的。北宋年间，慈城望族五马桥冯氏就以
经营药业致富，名臣舒亶在《四明杂咏》中以“药肆万金饶”之句赞之。此后，冯氏世代以经营药业为生，至明清之际，蔚为大观。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家产价值竟相当于2000万两白银，成为全国首富。因此还曾应清政府之求，捐银30万两助饷，清政府以免税贩药的特权予以奖赏，故冯氏经营势力遍及江南数省。短短三百年间，慈城产生了数十位国药业的巨商大亨，执中国国药业之牛耳。如大清药王同仁堂的创建者乐氏家族就是慈城人。自明永乐年间从慈城到北京的货担郎中——乐良才开始，乐家子孙一直在北京营业，至清康熙年间，终成为中国第一药铺。此外，上海的冯存仁堂、童涵春堂，天津的达仁堂，广州的敬修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继仁堂，杭州的张同泰堂等数十家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以及宁波最有名的两家中药店：冯存仁药店和寿全斋药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被誉为江南药王的杭州胡庆余堂，它的首位经理和民国年间的经理，以及当今的掌门人冯根生都是慈城人。药业是明清两代慈城商人的主业，几乎所有慈城的大家望族都有家人从事药业，以至于慈城最终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国药业的大本营和国药业经营者的“黄埔军校”。
据史料记载，药行街的众多药行可分为“长路”“山药”“零拆”三类。长路行专做川广药材，有26家；山药行以经营浙产药材和本地中草药为主，有20多家；零拆铺专门经营乡下城镇店铺的零拆业务，有80多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宣统三年（1911），药行街收购交易十分兴盛，全街的年营业总额达千万余元。当时街上从业人员众多，据《鄞县通志》中记载，药业从业人员达500多人。灵桥西边的芥子道头，就是专门用来装卸药材的码头。药业的兴旺，带动了宁波钱庄业、麻袋、竹器、木器以及运输搬挑行业的发展。
因为药业发达，同治年间，药业巨头们在咸塘街集资买了地产，重建祭祀炎帝神农氏的药皇殿，称之为“连山会馆”。除了用于开会管理药商，防止欺行霸市，这里每年还要举行盛大的祭典，祭典由行会组织药皇崇庆会负责操办，其庆典之热闹轰动宁波。农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皇神农的诞辰。从前一日开始，药皇殿就要做戏谢神，烘托祭典气氛。次日为正式典礼，祭祀庆典由药皇崇庆会会员轮值主持。祭典由1人主祭，15人陪祭。药皇菩萨前的供桌上供有三牲福利，还特别供上五谷与茶叶，因为据说五谷和茶叶都是神农最早发现并培育出来的。祭堂前铺大红地毯，殿内张灯结彩，烛台上红烛高烧，十分隆重气派。时辰一到，钟鼓齐鸣，雅乐共奏，祭典正式开始。主祭与陪祭共16人，身着礼服，各拈清香三炷，按尊卑长幼依次鞠躬奉香，而后依次行三跪九叩大礼。祭礼敬酒三巡，每敬一巡奏鼓乐一通，行礼如仪，三巡方才礼毕。祭典当日，药皇殿大门外鞭炮不断，鼓乐不绝，百姓围观，前呼后拥，争相朝拜，既看热闹，又求药皇保佑，更有许愿问药求医的，可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为配合祭典，烘托喜庆气氛，祭祀仪式前后三天，药皇殿均演庙戏。药皇殿内有前后大小戏台各一台，其规模仅次于郡庙、天后宫和县庙的戏台。药皇殿的“庙戏”在宁波曾盛极一时，药皇庆典也是那时宁波最有影响的节庆活动之一。
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中药业兴起，药材集散中心自甬向沪转移。但浙地所产重要药材，如浙贝、白术、麦冬等，仍以药行街为贸易枢纽。为此，1928年民国政府正式把这条街改名为药行街。到了抗战前夕，药行街尚有药行、药店31家，其中著名的有懋昌、万瑞、荣昌、德昌等。七七事变后，药行街上的一批老字号药店相继停业，清一斋失火遭焚。从此，药行街药业由盛转衰，代之而兴的是众多木材店、家具店和杂货铺。如今，
这些老店铺也在滚滚历史车轮下相继作古。红卫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地名
地名具有时代性，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改变。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药行街被改名为“红卫路”，读来便有浓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味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部分地区便出现更改地名的风气。后来这股改名风席卷全国，许多地名（包括政区名、街路名、厂矿名、单位名、建筑物名等）凡是不符合“革命原则”的，有一丁点儿“旧”的感觉的，都要被改掉。那个年代，“红”字最吃香，于是叫“红”的地名也最多。灵桥被改名为“红卫桥”，药行街也因此被改名为“红卫街”。
除灵桥、药行街外，当时被改名的街巷还有很多，比如中山路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开明街被改名为“光明街”，孝闻街被改名为“劳动路”，江厦街、灵桥路被改名为“延安路”，望京路、长春路被改名为“长征路”，永丰路、和义路被改名为“遵义路”，苍水街被改名为“红旗路”等等，这都体现着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记录着那个时代人们特有的政治热情。很多改名并没有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或备案，不能算是合法地名。而且如此随意改地名，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不说地契、房契等地址对不上，就连出门乘车坐船，都不知自己要去哪儿了。因地名改了，乘错车、坐错船的人，几乎天天都有。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没几年，大多数地名相继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名称。
1981年，药行街改回现名，“红卫路”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一样，留在了人们记忆的深处。药行街天主教堂：天主教在宁波的跌宕命运
如今的药行街，因和天一广场相连，也成了引领宁波时尚的主要商业街道，街上还耸立着一座漂亮的天主教堂。
这座天主教堂是宁波境内最早的外国人传教场所，称为药行街圣母升天堂。这座教堂的兴衰从侧面记录着天主教在宁波传播的命运，反映了宁波人对西方天主教的认识过程。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法兰西传教士郭中传（Gollet）抵达宁波，在灵桥门内现药行街建筑了5间房屋和1座圣堂。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出了一道上谕——禁教，药行街天主堂被查禁没收，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务无人过问，幸免于难的教徒，也不敢露面。药行街天主堂因无人照管，被市民充作民房或开设店铺。道光二十二年（1842），法籍传教士顾方济（Frangoia Xauier Daincourt）来宁波传教。咸丰四年（1854），顾方济经募捐和多年建设，重建药行街天主堂。咸丰五年（1855）5月已能在大堂内做礼拜，可惜后又倒塌。同治四年（1865）重建此教堂，于同治五年（1866）年底落成，定名为“圣母升天堂”，同时还扩建了神父住宅楼。1918年，教友们以4500元的捐助金，在药行街天主堂内，造了一座高122尺（约40米）的钟楼，顶上冠以3米长的铁十字架，与江北岸外滩天主堂的钟楼遥遥相对。
新中国成立后，对宗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宁波百姓信奉天主教的人不多。1966年，教会被迫停止活动，教堂成了市越剧团的舞美工场。1991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归还给教会，但因年久失修，梁柱已腐烂，在1994年进行修复时倒塌。后经多方努力，1995年6月进行施工，2000年6月竣工交付使用。
新建的教堂、神父楼及地下车库总共建筑面积为9800平方米，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漂亮的药行街天主教堂。它集罗马式、哥特式造型于一体，悬挂在60多米高空钟楼上的大钟，是药行街教堂唯一的遗物。新落成的教堂规模宏伟，古朴典雅，大厅脊高、钟楼高度为国内现有教堂之最。
社会的进步不断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正如国家开放的胸襟般，我们的思想更为开阔，更为认可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海之所以能成海，是因为它能纳百川。药行街天主教堂的兴衰是宁波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侧影，它和药行街一样是近代宁波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是值得好好珍惜与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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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都市中，专业街是常见的商业经营模式之一，它是由专门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行业的人群所组成，是现代社会商业高度发展、商业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产物，各商家通过竞争成市，通过竞争形成价格“盆地”来吸引消费者。这样的专业街在今天的宁波有很多，如美食街、婚纱街、灯具城、轻纺城、水果批发市场等。但事实上，专业街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在古代的宁波，就出现了不少专业街，它们中有的至今还以地名的方式遗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战船街是个历经沧桑、古老而充满传奇的名字。宁波自古就是贸易通商重地，并由此带动了造船业的发达，从宋朝开始，宁波几乎成了中国建造海船最重要的基地，史称“四明船场”。而船厂的总部就设在战船街。在800多年的岁月里，滨江通海的宁波战船街不知为历代朝廷建造过多少艘战船。
战船街因宋时朝廷建造战船于此，故名。旧时百姓俗称“建船厂跟”，可能是因为宁波方言中“战”“建”两字读音相似。
战船街和宁波古代造船业有关。在古代，造船业是宁波的骄傲，其源头可以推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1973年5月，在余姚河姆渡旁一个小村庄，人们在田里挖水沟的时候突然挖出来大量的陶器，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这是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遗留的东西，于是举世瞩目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问世。河姆渡文化遗址共出土了6000多件文物，其中有几支船桨，还有船型陶器和大量鱼骨，这证明了宁波先民于7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操舟航行的能力。
河姆渡人的造船技艺被传承了几千年以后，到于越王国时期，越人的造船技术已经很高了，屡屡在中原地区的史书中被提及。1976年，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山上发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古墓，古墓里出土了一件羽人竞渡纹铜钺。
在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就像一把倒立的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去讨伐纣王的时候，“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战胜纣王后，周武王就用他手中的铜钺砍下纣王的头，悬于白旗之上。由此可见，钺一方面具有王权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执有刑罚的权柄。所以后代帝王出行的时候，往往会在车上放一把铜钺，用来象征自己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种仪式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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