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裘沛然学术经验研究：海派中医丁氏内科学术流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庆其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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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裘沛然学术经验研究：海派中医丁氏内科学术流派试读：

时光倏忽，裘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每当暇时，或至夜深，经常在脑海中浮现出与裘老朝夕相处的一幕又一幕……

在外滩永安路小楼，书围四壁，座仅容膝，一灯荧然，茶烟轻荡。我经常单独或与教研室朱伟常、潘华信、周崇仁、俞尔科等老师一起去裘老家求教，倾心长谈，每至凌晨人静，灯火阑珊，意兴犹浓，不忍握别。当时所谈之事，凡古今中外、文史哲学、医家学术、杏林逸事，乃至论文撰写、教材编著等，莫不涉及。裘老师心存仁爱，诲人不倦，使我获益殊多。回思当时情景，正如裘老《追怀程门雪先生》诗所写：“茶烟连笑语，灯火话平生。”形影相随，相知益深。

还记得在裘老座右，挂着一幅程院长亲笔书写的赠诗立轴，诗曰：

春爱梅花秋爱菊，先生忧道不忧贫。

惯将双眼向人白，肯信狂言如我真。

千古文章葬罗绮，一时诗句动星辰。

华年锦瑟须珍惜，我辈于今要此人。

诗中“先生忧道不忧贫”和“我辈于今要此人”两句，直写出程院长当日对沛然先生的奖掖推许和殷切期望。“君子忧道不忧贫”，句出《论语》。我理解先生的“忧道”，不仅为医道而忧，也实为世道而忧。《国语》曰：“上医医国，其次医疾。”裘老的一生，不但以救危拯绝为己任，而且还常为家国人民而忧心未已。他在《剑风楼诗文钞》中所写的“民犹多病愧衔杯”和“世犹多病愧称医”等句，正是其爱国忧民情怀的吐露。裘老所著的汗牛充栋的医书，及其道德文章《人学散墨》，实是他研精殚思、呕心沥血，为治病救人而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惜，认真学习，永承其志。

如何更好地继承中医事业，发扬光大，这是裘老生前朝夕萦怀之事。为此，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以为中医学术的指针。同时，他也像程门雪院长呼喊的“我辈于今要此人”那样，迫切希望中医药界人才辈出。他的诗句“中华自古多豪杰，祷我炎黄一炷香”，乃是他希望中医事业后继有人的虔诚祝祷，读之感人至深。

在我的书房墙壁上，悬挂着三十多年前裘老赠我的一首七绝诗。这是在名画家陆俨少先生席上，裘老兴起高吟以之示我的。诗曰：

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

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此诗写在“文革”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裘老因之精神振奋，把酒朗吟。此诗不仅是对我的勉励和鞭策，也寄托了他对中医后辈的殷切深望。裘老的诗，陆翁的字，观者皆叹称“双绝”。我有幸得之，珍为墨宝，高悬斋中，出入以观，实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而今裘老亦逝，墓草已生，往日欢悰，又成陈迹，但“焰续灵兰”的诗句将永远萦回在我的心头。

裘老的鸿儒思想、大医精神，也将永远地激励并鼓舞我们！

值此裘老逝世三周年之祭，我谨撰俚句如下：

灵兰之宝，弘之惟新。

轩岐之道，与时偕行。

医人治病，天下康宁。

呜呼裘公，遗德永馨！

裘老地下有知，愿为我正之！

本书系上海市中医药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海派中医学术流派丁氏内科流派传承研究项目中“裘沛然学术思想研究”的课题，由裘沛然先生的学术传承人王庆其教授主持和组织编写，数历寒暑终至玉成。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值此即将付梓之际，欣然为序，同时表达对裘老的深切缅怀。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严世芸2013年1月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代前言）

裘沛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其在治学、治医、治病诸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笔者有幸跟随先生学习中医多年，受用良多，现择要概述其三端，旨在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治学之道：神明之妙贵在“化”字

裘沛然教授长期从事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他在中医学术方面卓有建树，绝非出于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先生在分析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病方面，每能洞中窥豹，厚积薄发，最关键的在于他治学有许多特点，概括起来说，神明之妙贵在“化”字。

1.猛火煮，慢火温

先生常说，读书如煎熬中药，要“猛火煮，慢火温”，才能煎出味道。所谓“猛火煮”，即在初学某一名著经典时，应下苦功夫，要熟读熟背。“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不等于“死背”，因为熟能生巧。“慢火温”，指对书中重要内容要反复吟咏，认真思考，领会其中的道理。先生常说，读书不可草草滑过。医理深邃，欲入堂奥，必先勤学苦练，循序渐进，方能逐步深入。

先生治伤寒之学着实下了一番“猛火煮”的功夫，对历代重要注家做过苦心研究。皇甫谧言“仲景垂妙于定方”，先生对此尤为心折。目前临床上有些医生用仲景方往往疗效不理想，其原因是对诸如《伤寒论》一类名著还欠缺一些“煮”与“温”的功夫。如对芍药一味，时医多囿于后世所谓“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之说，以致不能正确运用古代名方。先生认为，汉代芍药无赤白之分，查《伤寒论》太阴篇载：“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仲景以芍药与大黄并提，说明二药功用颇为相近，类似记载俯拾皆是，如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大柴胡汤治少阳阳明并病而腹中实痛者，麻子仁丸用芍药与大黄、枳实为伍以治大便硬、腹中实痛的脾约证，《金匮要略》中枳实芍药散治产后郁滞所致的“腹痛，烦满不得卧”，等等。《本经》亦载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别录》明指其能“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等。所谓赤白之分，实乃后人想象推测之辞，未足为据，先生临床辄以白芍作除痹、散结、通便、止痛之用，屡收佳效，这些均得力于对《伤寒杂病论》原著长期“慢火温”。

2.循名责实

凡读书尤当辨明名实，名实明则义理自得。“名者实之宾”，初学者必先弄懂各种名词的含义，重要的是循名以责其实，不可为“名”所惑，这是先生治学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如对“医者意也”，有人理解为医生诊病可以不循法度，随心所欲地臆断而加以批判，先生并不轻从其说，他以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说明，古代医家所提出的“医者意也”，乃是提示医理深奥，医生必须加倍用意，“思虑精则得之”，否则轻率马虎，稍有不慎就会“毫芒即乖”。先生又列举许多著名科学家通过创造性思维而获重大发明的史实，提出“意”即是在反复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维，是科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过循名考实，撰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一扫近世对“意”的诬蔑之辞，使“医者意也”的含义大白。

3.在“化”字上下工夫

在中国医药学的宝库中，祖先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防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但学习古人之法绝不能囫囵吞枣，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后世医家有中满忌用甘草之说，凡脘腹胀满者不敢用甘草。先生从《伤寒论》甘草泻心汤主治“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的记载中，领悟到仲景用大剂甘草可以治脘胀腹满，而后人之说恰与之相悖。他力遵仲景之意，并化裁运用于临床，辄投甘草、党参之品，非但无壅滞之虞，反而胀满若失。由此可见，古方今病并非“不相能”，其关键也无非是淹有众长而又善于化裁而已。

4.欲知甘苦要亲尝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先生在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升麻的功用，自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升阳于至阴之下”的观点后，一直作为升阳举陷之用，且剂量极小。李东垣说“人参、黄芪非此（升麻）引之，不能上升”；李时珍乃以药名定药性，如“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宗其说。但考金元以前的历代名家均作为清热解毒药使用，如《本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疾障邪”；《金匮要略》用升麻鳖甲汤治阳毒发斑，方中升麻用二两；《肘后方》以水浓煮升麻一味，治天行发斑疮；《千金要方》用升麻与黄连相配，治口热生疮等。

究竟孰是孰非？先生付诸临床加以检验，常以升麻与元参、连翘为伍治咽喉炎、扁桃腺炎，与黄连、黄柏、鳖甲、龟板等合用治白塞病，与石膏、知母同煎治牙龈炎，与人中白、黄连、人中黄相配治顽固口舌生疮，与连翘、生地黄、葛根、石膏、黄芩、黄连相配治高热发斑，与茵陈、黄芩合用治急性肝炎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剂量一般用15～30g。

先生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认定所谓“升阳”之说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臆测之辞。

治医之道：主张医道﹑文道﹑人道熔于一炉

1.为人之道

先生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医学也是一门人学，所以为医先做人，并提出为人的三大原则：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

关于仁，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为人的本性，“仁者，爱人”。仁的涵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立身之本。先生认为，医学是一种仁术，只有有德之人，才具有敬业精神，对病家高度负责，拯救患者生命。

礼，不仅是指礼制、法制等，实际也是人的行为规范，为实践“仁”的具体措施，是维护社会有序﹑和谐所必不可少的。有了“礼”，人类才能脱离野蛮，趋向文明。

义者，宜也，指处理事物至当不易的称谓。孟子说：“义，人之正路。”礼是否合于仁，必须以义为衡量的标准。即居仁行义，以义御礼。

医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不仅涉及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涉及社会和人文科学等领域，因此医学是人学。在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先生主张的为人之道三原则寓有深意。

2.为文之道

先生认为，中医学植根于中华文化，两者一脉相承，要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

中医学是一门医学，也是一种文化。中医学对生命进行解读，并建立了一整套认知体系，演绎和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两者血肉相连，互相促进。学习研究中医学离开了传统文化就不能深刻领会中医学理论精髓的内涵，也无法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脉络，就不可能真正登入中医学的堂奥。先生的毕生实践也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一部浸透着平生心血的《裘沛然选集》，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

3.为医之道

先生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两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即识病要精审，遣药须精灵，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与医学造诣皆在一个“精”字。

所谓识病之精，先生还强调须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通过“审证求因”，即精心观察而辨析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本质；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进行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措施。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先生博采众长，又经历了各种复杂病证的实践，认为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其关键是做到立方遣药之精。所谓“精”，即善于法活机圆，药随证变，胸无成见，不拘一格。

先生以善治疑难杂病鸣世，积有许多宝贵经验，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些治疗方法，如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面对复杂的病证，用这些方法独出机杼而治愈了许多顽疴宿疾。例如，用补气摄精、祛毒利湿法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用生黄芪、土茯苓、黑大豆、左牡蛎等组成的经验方治愈肾病综合征的众多患者，用辛散苦泄、甘缓和中法治愈慢性胃炎、胃出血患者，用辛温蠲饮、苦寒泄肺法治疗“肺心病”，取效满意。又如，治疗肿瘤等危疾顽疾，先生运用扶助正气、调和气血、利水化痰、软坚攻逐、活血祛瘀、清热解毒诸法，灵活权变，标本兼顾，先后治疗过肺癌、胃癌、脑瘤、骨髓瘤、肝癌、直肠癌、前列腺癌等，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治病之道：主张医病先医心，立方遣药倡导大方复治，反激逆从

1.医病先医心

近代医学研究发现，不仅大多数精神系统疾患和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许多躯体病变的发生、加剧和减轻的契机，也和精神情志因素关系很大。先生认为人体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防御的能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病情的加速恶化。《素问·痹论》早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之训。在患病过程中，患者对疾病必然会产生各种心理反应，而各种不同的心理因素又必然给疾病带来不同的影响。大量临床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乐观、开朗、心情舒畅、意志坚强等良好心理因素的人，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具有焦虑、忧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的人，将会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削弱体质和抗病能力，这就是《内经》中所称“神不使”而致预后不良。

先生在临床工作中体会到，医生的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等，对病者的情绪、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上经常耳闻由于医生的轻率态度或解释不当及语言粗暴，给患者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滋生悲哀、沮丧，以致产生“医源性疾病”。裘老在临床上常常以满腔热忱抚慰病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赤诚之心感化患者的心灵，然后配以适当的方药治疗，千方百计减轻病者的痛苦。在先生所治疗的慢性病、疑难病中，疗效显著，这固然是药物的治疗作用，更是先生重视病人的心理效应的体现。

2.大方复治，反激逆从

裘沛然教授治疗疑难病证积有许多经验，其中对某些病机表现为气血同病、寒热错综、虚实夹杂、病邪深痼的病证，常采用大方复治的方法，即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以取药性之相逆相激、相反相成的作用，常收到出奇制胜的疗效。（1）敛散同用：敛，指收敛耗散之阳气阴津；散，指解散邪气。敛散同用法适用于正虚邪恋的复杂病情。例如，慢性咳喘病，肺气已虚，伏饮留恋，或又复感新邪，此时，先生常仿仲景小青龙汤法，用麻黄、桂枝、细辛宣散在表之邪，以细辛、干姜散寒蠲饮，配合五味子、诃子、白果等收敛耗散之肺气，两者一散一收，使邪气去而肺气和。又如，治疗慢性肾炎因触冒外邪而诱发蛋白尿者，常用羌活、防风、蝉衣、苍耳草、白芷等发散在表之邪，复以覆盆子、芡实、金樱子、乌梅、五味子等收摄肾精之品配合运用，不仅症状可以改善，且对某些患者之蛋白尿也可望消除。如果有湿浊内蕴见症者，先生总是以收敛药与猪苓、茯苓、薏苡仁、玉米须、泽泻、汉防己等通利之品为伍，一涩一通，而奏良效。（2）润燥互用：即以辛香苦燥药与阴柔滋润之品合用，适用于湿滞不化而阴津已伤之证。症见口苦而黏，燥渴欲饮，苔厚腻黏着或如积粉堆砌，舌质干燥少津。此时若单用辛燥则津益伤，专以滋阴则湿愈滞，唯有润燥互用，可令湿化津复。先生常选生地黄、熟地黄、天冬、麦冬、芦根、玉竹与苍术、厚朴、陈皮、半夏等相佐应用，可收殊功。盖湿乃浊邪，其性黏滞，若阴亏之体感染湿邪，或湿郁化热伤津，遂成湿滞津亏之证。用养阴生津药后，津润液充则胶痼之邪浮游，再佐以化湿之品，俾邪去津复。又如，对老年肺肾亏虚、水泛为痰的咳喘，先生惯用金水六君煎加细辛、白芥子等治疗，收效甚好。方中半夏、陈皮、茯苓燥湿化痰除饮，熟地黄、当归滋养阴血，一燥一润，标本兼治。清代医家陈修园曾抨击此方“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先生则不以为然，使用此方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每多得心应手。他认为用古人之方，非泥方以治，唯审证而用方，方随证变，其法始活，疗效方著。（3）寒热并投：临床所见一些疑难病证其病机属纯寒纯热者较少，而以寒热错杂者为多，此乃阴阳互根、寒热转化之理。如慢性肾炎伴慢性肾功能不全者，多因病邪久羁，阳气被戕，阳虚而生内寒；另一方面，余邪热毒蕴结未消，盘踞下焦，证见寒热兼夹。欲补阳者必益其阴，无阴则阳无以化；阳气得振则浊邪潜消，再佐清泄，其效益著。先生选用附子、肉桂、仙灵脾、巴戟肉、肉苁蓉、补骨脂、生地黄、熟地黄、山茱萸、黄柏、黄连、半枝莲、知母、漏芦、泽泻等，阴阳寒热并调，每多建功。又如，治反复发作的口舌生疮，用细辛、肉桂与黄连、木通相配；治少阴头痛，以附子、细辛与黄柏、龙胆草同用；治顽痹，以乌头、桂枝合知母、生地黄共投；治胃痛，用干姜、良姜与黄芩、黄连为伍，等等。（4）补泻互寓：秦伯未曾云：“治内伤于虚处求实，治外感于实处求虚，乃用药之矩矱。”无论外感或内伤，病经迁延，证见病邪内蕴与正气削伐并存，属本虚标实者多。故补泻兼施几乎是治疗疑难病证的通则，治疗时根据虚实之多少又有“寓补于泻”及“寓泻于补”之殊。如先生治肝硬化常取大黄虫丸、一贯煎、当归六黄汤三方运筹变化。大黄虫丸在大队活血行瘀药中佐以地黄，此“寓补于泻”；一贯煎在多味滋阴养血药中伍入川楝子，乃“寓泻于补”；当归六黄汤补气养血与清热解毒并重，移用于治疗肝硬化，别开蹊径。临床应用时按邪正盛衰的具体情况，三方参伍，消息进退，收到较好疗效。又如，先生倡用“养正徐图法”治疗恶性肿瘤，积验甚多。其常用人参、黄芪、当归、熟地黄、白术、茯苓、枸杞子、麦冬、巴戟天、肉苁蓉等扶助正气，略参薏苡仁、牡蛎、白花蛇舌草、莪术、半枝莲、三棱、夏枯草等消肿软坚、活血解毒之品为辅助，消补兼施，常能改善症状，延长存活时间，有的甚至可以获得痊愈。（5）动静结合：人身本乎阴阳，阴阳见乎动静。动静合宜，气血和畅；动静失调，气血乖乱。故凡治病用药，必须把握动静变化。先生善用炙甘草汤治疗心肌炎后遗症及各类心律失常，是方在益气养血滋阴药中辅以桂枝、生姜温经通脉，乃静中佐动，故知仲景此方寓有深意；先生还加入丹参一味，通行血脉，使之相得益彰；若气虚明显，再加大剂黄芪，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再如治胃气虚弱所致的心下痞满、腹胀雷鸣者，先生常重用甘草、党参、熟地黄、大枣等补气健脾厚肠之品，佐以半夏、干姜、黄连、木香等辛开苦降之味，静中有动，补中寓行，俾胃气健而能运，气机畅则痞满消。

本书系上海市中医药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海派中医学术流派丁氏内科学术流派项目中“裘沛然学术思想研究”的课题。感谢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全国名中医、丁氏内科学派项目负责人严世芸教授为本书作序，既为纪念裘老，又旨在弘扬先生鸿儒思想、大医精神。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及王利广编辑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裘沛然学术传承人上海市名中医王庆其2014年6月大医精诚学术经验述要裘沛然成才之路

裘沛然（1916—2010年），男，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医大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70余年，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肿瘤病、肾病、肝病、肺病、心脏病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一、医事传记

1.经历简介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6年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1928～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以及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书籍，1931年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医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在1934年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安徽中医学院顾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是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同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上海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2.从医之路

裘老的叔父裘汝根先生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中医罗哲初的弟子。裘老在13岁时便在课读之余，师从叔父学习针灸，并常侍诊左右，开始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粗晓其理。其间还自学诸子百家之书，旁涉文学、历史以及化学等自然科学，尤其对化学饶有兴趣，为此买来当时新近翻译的美国化学教科书，甚至还购置了一些化学试剂和仪器，不但对照课本自学，还亲自做起了化学实验，这对于他日后研究中药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裘老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保皇派”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符，乃锐志于医学。1931年时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校坐落在上海老城厢内的石皮弄，环境幽静，校风严谨，教学规范，并有临床诊所，教师大多又是沪上名医大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中，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在校期间有幸在丁济万（丁甘仁之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得丁先生之悉心栽培，虽是短短三年，但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用心钻研，再加丁师悉心指导，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中的重要内容，都能背诵如流。他还精心整理总结并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因时代变迁，抄本多已散佚，现存《读医抄本拾遗》一书，目前正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排版，即将公布发行，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四本抄本均是70多年前抄录的笔记讲义，是在2006年初整理藏书时偶然获得的幸存之本。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以及对中医的悟性，尤其对丁师的学术特点、临床遣方用药规律，以及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当年在侍诊之余，他还整理过丁师的临症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时正临近毕业，随师侍诊，对丁师灵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获得先生之赞赏，又常请益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得到诸前辈指教，受益匪浅，使医术日见长进。

从1934年毕业后独自开诊所，裘老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解除疾苦，诊疗经验也更为丰富。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1957年广州中医学院慕名以高薪相邀，而上海市卫生局亦为他安排工作。当时他服从组织的决定，于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裘老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将近半个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培养中医事业的后继人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3.教书育人才

裘老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承担教学任务，其时，学院草创伊始，尚无现成教材，他带领针灸教研室老师，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四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六种针灸书籍，既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又为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裘老对教学注重启发式授课、形象化教学，以及临床实践指导，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颇受学生欢迎和称道。他还领导教师们一起创制了“针灸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提高了课堂形象化教学的效果，并为以后的中医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创造性的制定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做了许多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其目的还是在于着重加强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

他讲中医理论非常注重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都要在临床亲自演示操作方法，并不厌其烦，一遍遍地传教，让学生体验到针刺手法的重要性。在临床带学生实习时，多次带领他们下工厂、到农村，深入基层，既提高了学生学以致用的本领，又将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

裘老讲课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丰富、知识面宽、善于融会贯通，又多独到之见。在讲授中医基础理论、经络学说、各家学说等课程中，常有许多艰涩难懂、疑难深奥的理论和术语，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表达，由浅入深，层层剖析，使学生能够加深理解和掌握要领；对于高层次的进修或研究生，其教学方法多采用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在授课中以引经据典为主，并尽量引用与此理论相近年代的资料来分析解释，其引用文献之丰富，脉络之分明，使学生收获颇丰，都惊叹裘老的博学多智。而对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主要是指导如何掌握学习与研究方法，针对不同对象的教学，同中见异、各具特色，既体现了裘老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完全得力于他深厚的知识根底、娴熟的文献知识，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

裘老从事中医教学几十年，他传授知识的方法除了课堂讲授、临床带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以“漫谈”与交流的形式，在不拘泥于谈话主题的轻松氛围中，常常道出他的肺腑之言与精辟高论，通过谈话与交流，使学生们能深刻体验和感受到他的为人之道与治学方法，领悟到他的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

例如，他尝言“医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他还经常告诫学生，研究中医必须下苦工夫，学好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强调学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当医生，都需要深厚扎实的文化根底，但他最注重的还是要先做好人。他一生孜孜不倦研究儒学，研究做人的道理，先生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的观点，立意深邃，颇具启示的作用，更有警世意义。

裘老的许多学术观点、精辟言论、临证要旨或用药经验，常常是在与他交谈中所获得。如他对《内经》经典的评价，认为《内经》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各家学说，并非一人所作，书中确有许多精华，但也存在糟粕。至于后人将许多经典言论加以曲解或误解，他深感惋惜；对于《内经》中某些非精粹内容，却被捧为经典之论，他总为我们详加分析。因此，他多次提醒学生，研究《内经》必须去伪存真，循名责实，才能真正探求到中医学术的精微。他还多次谈到对升麻、细辛等中药的评价和心得体会，如对于细辛剂量问题裘老更是颇有心得，近现代医家有“细辛不过钱”之说，经裘老反复考证，他认为细辛用量不过钱是针对散剂长期服用的剂量而言，并非指中药汤剂中的用量，通过裘老长期的临床验证，在汤剂处方中用的细辛9～15g已是常规用量了，他足足用了几十年，至少有数千人服用过9～15g的细辛剂量从未发现过不良反应，这是我们跟随先生临诊时都有深切体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裘老认为学习古代文献一定要循名责实，不可人云亦云，更不能混淆视听。凡遇疑似问题，一定要靠临床来验证，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4.培才先育德

裘老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50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对于如何来培养人才，先生自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然德才之间，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有德有才者，必将对事业有贡献，而有才无德者，其才越大则弊越多，才，适足以成其作恶的本领。因此，无论是培养学生，还是评价良医和良师，首先要衡量他的德性，只有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做好应做的事情。

先生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高尚道德品格及良好素质修养。为此，先生常以《论语》“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及《道德经》“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重积德则无不克”等先贤名句来教导学生。

先生认为医学是一种仁术，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原则。他认为培养和教育人才，最重要的是为人之道，而为人之道的最大要求便是要有良知。他说：“只有在良知的主宰之下，人人趋向于善良，则所创造的一切先进工具，才可以为人民造福。”只有有德之人，才具有敬业的精神，学习中医自能具有专业思想，能够因勉勤学，学好本领，而不轻易地见异思迁，对病家也必能高度负责，而不致草菅人命，因此，进德与修业是密切相关而不可分的。这是先生培养人才的准则，也是体现他对学生的要求和愿望。先生的为人之道，那种虚怀谦德向人求教、老而不倦之心，以及他的渊博通达之学，都为培养有德有才之人树立了榜样。

长期以来，先生一再教导学生，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要做一名好的中医师，必须下苦工夫学习儒家学说以及古代文史哲等，这是中医的根基。他说：“做任何事，要‘用心精微’，要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研究学问，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为培养成为一名好医生，先生要求学生，对病人必须尽心、尽力和尽责，裘老常以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之说教育学生并要求将其视作座右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做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裘老既是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他自己也力求做到身体力行，不顾九十高龄，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仍在医院内亲自诊疗。他以满腔热情之心教育和培养学生做好人，悉心指导学生读书研究，仔细讲解临床要领，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身先士卒实践大医精诚的箴言以及高尚的医德医风，是晚辈们学习的典范。

裘老一再教导学生要“自重、自强、自信”（又称“三自经”），既要有勇于为中医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又要奋发向上，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先生以满腔的热忱关注中医药人才的快速成长，正如他的诗句所表达的对中医药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盼：“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5.医道务于精

先生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二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即识病要精审，遣药须精灵。从读书学医到从事医务工作，医生的天职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病痛，因此，讲究临床治疗效果最为重要，而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与医学造诣皆在一个“精”字。

如何做到辨证识病之精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维指导。中医文献上记载“医者意也”一语，其意字属于广义的“意”，它包括《内经》中所述的“心、意、思、虑、智”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思维活动的全过程，故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所以意即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有述：“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以及《灵枢》“神在秋毫，属意病者”等论。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而尽心，要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和逆从情况，分析病情像辨别秋毫一样精细，只有专心致意，精心思虑，才能做出精密的识病判断。先生认为，《内经》中的这些经典论述，正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所谓识病之精，先生还强调须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通过“审证求因”即精心观察而辨析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的本质；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治疗措施。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先生博采众长，又经历了各种复杂病证的实践，认为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其关键是做到立方遣药之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即善于法活机圆，药随证变，胸无成见，不拘一格。

先生以善治疑难杂病鸣世，积有许多宝贵经验，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些治疗方法，如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面对复杂的病证，用这些方法独出机杼而治愈了许多顽疴宿疾，例如，用补气摄精、祛毒利湿法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用生黄芪、土茯苓、黑大豆、左牡蛎等组成的经验方治愈肾病综合征的众多患者，用辛散苦泄、甘缓和中法治愈慢性胃炎、胃出血患者，用辛温蠲饮、苦寒泄肺法治疗肺心病，取效满意。又如治疗肿瘤等危疾顽证，先生运用扶助正气、调和气血、利水化痰、软坚攻逐、活血祛瘀、清热解毒诸法，灵活权变，标本兼顾，先后治疗过肺癌、胃癌、脑瘤、骨髓瘤、肝癌、直肠癌、前列腺癌等，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延长了患者的生命。先生行医70余年，其有效案例，不胜枚举。先生自谓“我在临床虽治愈一些疾病，这是偶然幸中”，从不自矜医技之高超，人皆钦其虚怀若谷。先生乃谓绝非谦词，盖所学愈深则愈感不足，此为古来学问家达到一定高度时共有的境界，自非一般浅尝辄止者所能知也。

6.坚持实践

裘老从医70余年，除了手不释卷，孜孜探索，而且长期坚持临床第一线，即使偶染小恙，如两眼红肿，难以睁目，或者是高热发烧，他都执意来到医院门诊室，为病人解除痛苦，而全然不顾自己，每次门诊，面对病人恳求的目光，总是一再点头，不加拒绝，甚至当门诊已超过午饭时间两个多小时，仍在认真细致地为病人诊治。有些病人找到他家中求治，他仍是满腔热情问长问短，开完处方总还要叮嘱几句如何服药以及如何调养身体，等等，令病家感激万分。甚至自己卧病在床，仍叫病人坐在床边，以顽强的毅力，为其把脉诊疗，处方遣药，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感动和钦佩。裘老高尚的医德医风，堪为后人楷模。

裘老70余年的临床实践从不间断，即使是“文革”时期在下乡期间，仍然在为农民诊病开方，长期临床工作使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是一位极具悟性的医家，同时又是一位敢于向疑难杂病挑战的名医，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非常认真、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大家，虽年逾九旬，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仍在认认真真地做事，从不敷衍，从不胆怯，他的“大方复治法”“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使许多顽症痼疾被征服，许多被判无法救治的病例，经他医治而妙手回春，裘老从医70余年，活人无数。

先生是声望极高的名医，按理可明哲保身，或者吃老本，享清福，但他仍怀赤子之心，处方用药，从不轻描淡写、敷衍塞责，不分白天夜晚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痛苦，拯救患者生命。例如在“非典”肆虐时期，不避个人安危，亲自出诊，甚至在病人的小车上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竟得迅告见愈。先生临床治疗对病人高度负责，敢于用猛药重剂拯救危证重疾，而毫不顾个人的利害和毁誉，一切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他治病处方，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既小心谨慎，而又大胆敢用，像先生这样已届耄耋高年，而又望重医林的人，以一般人而言，已是颐养天年，保全身家，有谁还肯替病人负重责，挑重担呢？先生高风亮节与谦勤仁爱之心，特别是他把人道、文道、医道紧密结合的思想，开岐黄一代之新风。他是一位令人崇拜的良医，又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良师，他为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读书心要

1.文化根底深

裘沛然先生7岁入私塾，11岁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虽在施公处就学仅2年，除开始诵读经史百家外，还涉猎诗词歌赋，凭借勤奋与刻苦，“泛舟书海求明达”，使他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他对施公的博学通达以及治学为人之道都深为敬仰，这2年的学习生活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不仅学习施公如何做学问，更学习施公如何做人之道，裘老一生虚心好学，手不释卷的治学态度，以及仁爱好施之心，完全秉承了恩师的品格风范。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一首七律，即《怀念叔范先生》：“少沐春风旧草堂，沪滨重见菊花黄。僻居应是须眉朗，薄醉悬知意念伤。老去江湖艰跋涉，晓行风露湿衣裳。文章浩气归何处，好句还留日月光。”

先生读书除了医学外，还博览哲学、史学、文学等，尤其对化学深感兴趣，并对儒学以及诗词歌赋均颇有造诣。在他的数万卷藏书中，文史及自然科学书籍竟占其半。

对于立志从事医学者，裘老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好医生，除了认真奠定中医基础外，还要有中国文化和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具备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这样，方能在医疗实践和辨证思维中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多学科知识的渗透与交叉中悟出真知灼见。裘老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专业外的广博知识。

著名作家郑拾风曾在上海《新民晚报》上题为《功夫在医外的诗人》一文中说：“历代中医名家有个良好的传统，勤求博采，精艺能文，这是中国医学和文学结合的特有现象，名家而兼诗人的不少，裘老就是其中之一。”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先生当年也曾有“千古文章葬罗绮，一时诗句动星辰”之盛赞，并在赠裘老诗中由衷地表达出“华年锦瑟须珍摄，我辈于今要此人”的爱才之心。《辞海纪事》云：裘老“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这一评价确是公允的。

裘老长于作诗，其诗已蜚声诗坛。他的诗大多有感而发，不仅情景交融，言之有物，且忧国爱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以他写的《读〈孟子〉后作》一诗为例：

千秋卓荦孟夫子，粪土君王一布衣。

独创以民为贵论，直呵唯利是图非。

育才先辨人禽界，止战宜消杀伐机。

公时乾坤留正气，七篇遗著尽珠玑。

诗中对孟子思想的精髓做了高度概括，既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由具有现实意义。

言为心声，诗以言志，裘老的诗集以前有《剑风楼诗稿》，后又公开出版了《剑风楼诗钞》，如今又有《裘沛然选集》中的《剑风楼诗集》。《剑风楼诗集》共囊集了一百多首诗，在《剑风楼诗稿小记》一文中，他说：“夫言为心声，歌哭非偶，纪事揽胜，亦留雪爪。”他的诗不仅赞扬杜甫、陆游、文天祥诸人的才华和节操，尤其推举孟轲“民贵君轻”的杰出思想。这些诗文还表达了裘老数十年来对世界社会的理解，对祖国民族的热爱，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和对亲朋同道的情谊。

先生对故乡浙江慈溪亲人的桑梓深情，常年萦怀。早年只身赴沪求学，及长自主，先人已谢世，无由孝道尽责，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哀感和思念之情陡长。2001年先生为支援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乃以祖父仰山公、父亲汝麟公的名义，将平生购置及友朋馈赠之书十万卷捐赠给慈溪市图书馆，并写诗记其事：“慈水东流德泽深，乱余游子竟浮沉。春晖大德何由报，此是区区寸草心。”这些诗作表达了先生对于慈溪乡土的怀念和依恋，对已故先人的追怀，捐赠书册只是他寸草春晖的感情表达。这些诗章篇篇金玉，字字珠玑，令人叹为观止。

2.读书三部曲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文献汗牛充栋。如何阅读研究中医文献绝非易事，因为中医书籍浩瀚渊博，品种逾万，卷数有几十万卷之多，真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该如何说起。何况中医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古文写成的，其中有不少文义辞旨，都和现代语词不同。且历代医家著作，各有特长和不足，哪些是精华和糟粕，初学者更是难以辨析。中医书籍有不少是医学巨著，其重点究竟在哪一部分？“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当我们走上中医的“书山”去觅宝，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如何有效地阅读中医书籍，裘老提出“阅读三部曲”，即寻找线索，选择资料，精读原著。（1）寻找线索：中医书籍，撰述有繁简之分，辞义有深浅之别。初涉藩篱者不仅对文词古奥的巨著会头绪茫然，望“书”兴叹，所以阅读中医文献的第一个步骤，首先是要了解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要想掌握它的基本内容，可从下列三方面去找寻线索。

①先读作者传记：要了解某部文献的主要内容，首先应对作者的生平有所知悉，例如，作者生长的时代即当时社会背景、个人身世以及他在医学上的贡献，等等，这样就可以对所要阅读的书有初步印象，并可以较容易找到其著作中的精粹部分。有关传记类内容，一般都载列在历代史料中，可从各朝史书的艺术门、方伎传、人物志或者在医史专著中找觅，还可从文人学者的专辑中找到有关医家的传记，从中可以探知医家人物的医技特长所在，然后在其书中某一方面多加注意，或作为重点来学习。

②多看书录解题：书录解题是古代学者对历代文献所作的内容提要。书目提要，多属综合性的，一般均列有医学门类，其中颇有一些精当的论述，书录解题中记载内容甚至有现存医籍已经散佚的资料。例如，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张元素曾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而张著的《医学启源》中无此语，亦未见于张氏门人的著录，然而《四库书目提要》的作者则必有所本，绝不可能向壁虚造。王鸣凤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③阅览序跋和目录：在阅读文献正文之前，必先浏览一下该书的序文、题跋、目录与凡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序文和题跋无论是作者自撰或别人所写，都对该书的基本特点有所说明，包括作者的时代背景和著述动机以及内容要点等。这样，对阅读研究心中有底，学习就会方便得多。（2）选择材料：古代医籍中载述的内容，除有些古奥文字外，大部分都是文茂理顺，修辞典雅，但也有某些医书的文笔比较拙劣，或者杂有荒诞的记载和粗俗的俚语。这类文献，如在表象上观察，最易使人忽视甚至加以鄙弃，其实却有很多宝贵内容蕴藏其中，颇有一点“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味道。例如，在陶节庵的著作中有不少粗俗俚语，其实，陶氏著作中尽多心得体会，无论其观点、立方和用药，均有突过前人之处。又如陈士铎的《石室秘录》一书，有些内容荒诞，然而书中独多奇验良方，绝不可因噎而废食。窦材的《扁鹊心书》亦语涉荒谬，然而在学习这类医书时，必须细心冷静，多加留意，不可草草滑过其精辟的理论和宝贵的经验。（3）精读原著

①先读白文：各种文献，常有它的不同学术见解，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还有一个因革损益过程，因此，在学习某一文献时，应着重精读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原著中的学术观点、某些词义以及处方用药特点等，必须沉潜玩索，先后印证，初学时尽量少看或不读后人的诠注，这样易于掌握其原书的真实含义，可避免歪曲真相。学习《内经》《伤寒论》等书，提倡读白文，这是一种可取的读书方法，因为后人注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徒乱人意，会使读者莫衷一是，只有自己对经文反复揣摩，细细玩味，才能得其精义。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是很有见地的，如果遇到从原书中确实无法解释的问题，则可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进行搜索，因为时代相差愈近，则其所用名词、概念的含义大致相同，阅读理解可以较为近真。

②弄清概念：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有一定的内容做根据。但具体事物提升到概念以后，必须真正弄清楚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在中医文献中，一个名词常常寓有多种含义，例如“阴阳”这一名词，就分之可千，数之可万，举凡气血、精气、脏腑、经络、上下、左右、前后、标本、升降、浮沉、表里、寒热、虚实、动静、水火、邪正等等，同一阴阳，含义可以全不相同，稍不经意，便致错误。例如刘河间、张元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等都在相关问题上见解各有不同，其中有不少是由于概念混淆所引起的争端。所以研究学问，弄清概念和循名责实，是阅读文献的首要关键。

③掌握特点：每一部医书总有作者的某些主要特点，阅读时必须细心领会，找出其中的独特长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有属于文字语法的，有医学理论方面，还有处方用药的特点，等等。

如在文字方面，在阅读医学著作时，常会遇到一些深奥艰涩的字词，为此，必须查阅《说文》《释名》等大量古典经典或辞书等工具书，以便真正弄懂弄通字词的正确解释和具体含义，才能避免因不懂文字的特点而致误。对于古代汉语语法方面的特殊性，还须掌握诸如倒笔、简笔、反笔等语法特点。至于医学理论方面，要充分了解历代医家的学术特色，善于分析和甄别学术理论的真实内涵，并要掌握各医家处方用药的特长和经验，才能真正取其精华为我临床所用。如果读书研究不能掌握这些特点，就无法探骊得珠。

3.读书贵在化

先生长期从事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他在中医学术方面卓有建树，绝非出于偶然，“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他认为学习医学，必须读书与临证相结合。他经常告诫学生：“凡读书尤当循名责实，名实明则义理自得。学习古人之法绝不能囫囵吞枣，神明之妙贵在一个化字。”并强调指出：那种不求甚解，学而不思、思而不化的读书方法绝对不可取。只有对书中知识充分领会、融化吸取，以及能触类旁通加以灵活运用，才能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贤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的丰富经验，大多蕴藏在古代及现代的浩如烟海的医籍之中，其中应有不少可贵的真知灼见，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只有虚心勤学，精思善化，才能真正将学习所得化为切合临床实用的真本领。先生读书之妙贵在化的教诲，是后辈们享用不尽的知识财富之源泉。

4.学问求其博

先生认为，要成为一名高明的中医师，除了要打好扎实的中医理论基本功外，还应学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他首先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为学好中医的八字方针，认为传统文化是大道，大道学通了，医道就迎刃而解，历代名医大家诸如张仲景、孙思邈、朱丹溪、张介宾、李时珍等无不如此。李时珍历经二十七年编写《本草纲目》而成为医药大家，除了阅读大量医药著作外，还阅读了数百种文、史、哲书籍，即是明证。先生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得益于其在文史哲方面的深厚造诣。“人生苦短，学问无穷”。裘老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学习，既博览群书，又孜孜以求，不仅研究医学，还旁涉经史子集。先生读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虚心好学，勤奋刻苦，究原竟委，不惜功夫，慎思明辨，悟性颇高，尤其善于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所以才成为深谙岐黄之道、医德广被的医学大师，又是诗文史哲造诣颇深的儒医。

裘老的读书并不单纯是嗜读成癖，而是具有远大的志向，为的是追求知识，探求真理。他从不夸大自己，仅将自己比喻为让人踩着自己身体前进的不显眼的铺路石、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红烛、让后人踏着肩头跨越峰峦登上峰巅的人梯。

他勤奋读书，未尝释卷，是为了精熟文史，博极医源。为了深入研究中医学，一部“二十四史”通读了一遍半。对于中医学术更是反复揣摩，长达70多年，对中医的诸多术语概念循名责实，对辞旨意蕴钩玄索隐，勘谬正误，发前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对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临证要诀

裘老从事中医临证工作70余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临证思辨方法独具一格，治病方法既多继承，又有诸多创新和发展，这些治法与经验是中医界的瑰宝。裘老以治疑难杂症而闻名海内外，尤其对治疗原因不明的持续高热不退之重症、长期反复咳嗽不愈的疑难杂症、顽固性咳嗽、用激素后导致的严重后遗症，以及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严重心律失常、肿瘤等均有独创经验和良方，疗效显著，享誉医林，以至沪上许多著名西医专家遇到疑难重症时，常常请裘老来会诊和诊治。

1.疑难病证治法心验

疑难病证，系指各个系统中迁延不愈的多种疾病。虽然所有疾病的形成，都由邪正的矛盾所导致。对于疑难病证来说，则邪正之间的关系，就比一般疾患更具有复杂性，并有其特殊性。

中医学认为：六淫之邪，疫疠之气，七情过极，劳倦伤中以及痰、瘀、滞、积等等，都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人体在致病因素——邪的影响下，机体正常功能遭到破坏而产生疾病。中医学中的辨证论治，即以邪正学说为依据。辨证实际上就是辨别病邪侵袭与正气损害情况，并分析由此而发生的病机进退和病情变化。至于疑难病证的机理比较复杂，其所以缠绵难愈的原因，主要由于下几个特点：①有的疾病，正气表现非常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导致病情迁延。②有的疾患，病邪相当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③病情出现复杂情况，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④病邪深痼，如风邪、火毒、沉寒、顽痰、黏湿、瘀血、滞积，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⑤意志委顿，神气消索，对医疗失去信心。此外，还必须注意宿疾兼新病，内伤兼外感，以及平素嗜好及药误或失治，等等。总之，疑难病证的形成，往往不是单纯一种原因，而是几个因素凑杂在一起，所以，辨证必须细致，分析要求全面，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比较正确的治疗方法。裘老以擅长疑难杂病而见长，对疑难病证的治疗颇多体会与经验，其中又有诸多治法是发展了中医理论，同时也丰富了临床治病的方法。（1）养生徐图法：本法是应用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的一种方法。裘老认为在病程迁延的某些疾患，因正气偏虚，一时制邪无力，而治疗又急切难图者，无论外感或杂病，均可采用此法。

举例而言，如肿瘤疾患，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一种疾病。现时所用的抗癌药物及手术、放疗等，有一定疗效。可是上述治法，对某些肿瘤，虽能取效于一时，而最后往往导致预后不良。但如采用中药治疗或中西医结合施治，则其效果就会有所提高。裘老治疗肿瘤病的临床体会是：中医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养正徐图法”，如应用人参、黄芪、当归、地黄、白术、枸杞、麦冬等药大补气血，脾虚加山药、茯苓等，肾虚加苁蓉、巴戟天等，略参消肿软坚、活血解毒之品，如薏苡仁、牡蛎、白花蛇舌草、莪术、半枝莲、石见穿、山慈菇、山甲片、山豆根之类作为辅助。常能改善症状，延长存活时间，少数患者，竟可使病情向愈，说明养正徐图法的重要意义。（2）反激逆从法：本法是增强药物作用的一种奇妙的方法。如热盛火炎的病证在应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者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少量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某些疾患，在用一般寒、热、攻、补无效的情况下，采用本法往往能收意外之功。盖取其药性之相逆相激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理。过去，中医学中亦有反治、从治及反佐之法，但只是在某些疾病出现假象时应用。例如《伤寒论》：“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此仅作为反佐法应用。而反激逆从法在唐代孙思邈则有新的发展，他的应用，已不局限于疾病出现于假象范围，而是广泛应用于久治无效的疑难病证。清代名医张璐对《千金方》（《千金要方》之简称）有较深研究，他认为孙氏处方具有反用、激用和“制方之反激逆从”的特色，如说：“诸方每以大黄同姜桂任补益之用，人参协硝黄佐克敌之功。”《千金方》中治关格病，大便不通，用大黄、芒硝、麻仁、杏仁、芍药、桑白皮，再加一味乌梅，性味酸收，使大黄、芒硝的作用更有力。玉屏风散有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黄芪固表，但力量不足，加一味防风发表，既有反激逆从之意，使黄芪发挥更大作用。他如滋肾通关丸之用肉桂、三化汤之用羌活，实际都具有相同含义。像孙氏擅用的这一方法，可称奇特而有意，杂乱而有章。裘老在治疗疑难、危重病证时多次试用，屡见良效。这是裘老对于中医反佐法理论的发展，使反佐法理论的内涵更全面，临床应用范围更广泛，使临床疗效更进一步得以提高。（3）大方复治法：本法是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的治法，古代方书，多有此法。如鳖甲煎丸、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清瘟败毒散等，药味很多，都属于大方复治法范畴。而后世在这方面似乎注意较少，致良法湮没，影响中医疗效。裘老在临床治疗时，其处方只知丝丝入扣之理，而昧多多益善之法。曾治过几例痢疾危证，在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为处党参、熟地黄、当归、白术、黄连、车前子、泽泻、黄芪、干姜、附子、芒硝、大黄、黄芪、防风、羌活、乌梅、诃子等一张“大方复治”之方，只服两天，其病即愈，疗效之速出乎意外。对治疗慢性肾炎，有时也常用本法。因此常以七种方法结合应用，即一为清热解毒，二为温补肾阳，三为培益脾气，四为滋阴补血，五为祛湿利尿，六为辛温解表，七为收涩下焦，常常补血又祛瘀，补气又散结，培脾又攻下，温阳又清热，收涩又通利，集众法于一方。看似药味庞杂，治法凌乱，然而危疾大证，却往往收到桴鼓之效。这是裘老数十年临床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验证。（4）内外贯通法：中医学有内、外科之分，两个不同学科的病证、机制、治法诚然有所区别，然而人体的脏腑经络是个整体，卫气营血周流内外，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医外科患疾，一般多见于体表，病灶可以观察接触而知。内科患疾则多在体内脏腑，其病灶每为视触所不及，而病因病机无不相通。所以高明的外科医家无不熟谙内科之理，其治疗常以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基于同一原理，外科学上的许多名方，也尽可应用于内科疾患，而这方面常为我们的临床医生所忽视。实则“外为内用”，用之得当，往往获显效。如阳和汤治疗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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