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詹为为,詹幼鹏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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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试读：

前言

2010年1月20日，“哈马斯”高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迪拜一家五星级的布斯坦罗塔娜酒店被暗杀，其过程之精彩堪比“007”电影，一夜之间全球为之震惊。

迪拜暗杀事件被称为“暗杀门”，已经被多国媒体锁定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所为，有消息说是摩萨德的11名特工利用伪造的外国护照潜入迪拜，制造了这一起事件。事后多家媒体又披露了摩萨德暗杀马巴胡赫的内幕，情节堪比悬疑电影。有报道称，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亲自批准的。

尽管以色列有关方面极力否认，称此事与摩萨德无关，但随后迪拜警方公布了该酒店录像，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从而让迪拜“暗杀门”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第一次被监控录像记录下来的暗杀行动，并被认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败笔。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摩萨德这个神秘的情报组织再次浮出水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舆论的焦点。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全球“谍海四强”之一。从1951年成立至今，在近60年的情报活动中，摩萨德一直是得心应手，战绩斐然——

1956年，摩萨德成功地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送交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1年，派员远赴阿根廷，把隐匿了15年之久的二战战犯、对屠杀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党卫军大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62年，派遣特工潜入埃及，为以色列搜集到了有关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等方面的情报；同年，又派特工潜伏在叙利亚，不仅窃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而且还让这位特工差一点当上了叙利亚的国防部长。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根据摩萨德提供的情报，派飞机成功地袭击了埃及的战斗机群，又截听了埃及总统和约旦国王的电话，并将通话内容向新闻界发布，从而使埃及陷入被动。

1968年，摩萨德制定了代号为“高铅酸盐行动”的绝密计划，秘密地从欧洲运出了560桶总共200多吨的优质铀矿石，使以色列的核武器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1988年4月15日，摩萨德特工潜入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杰哈德的宅邸，用冲锋枪向杰哈德扫射，使其中弹70多处身亡，并搜走了杰哈德书房中的全部有价值的文件。

……

诸如此类的“杰作”，让摩萨德在中东以至全球都成了一个十分神秘，但又足以令所有国家，尤其是以色列的中东敌对国感到胆战心惊的谍报部门，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媲美，从而赢得世界一流情报机构的声誉，和上述三家情报机构一道被称为世界“谍海四强”。

本书将系统地揭示摩萨德近60年的历程，了解一下这个情报机构和它的国家，以及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与之有关的故事。

第一章 犹太人艰难复国摩萨德横空出世

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以色列国，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然而建国后不到24小时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却让6000人为自己刚刚建立的国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横空出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这里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是一方让人肃然起敬的“三教”圣地，也是古往今来的一块战祸频仍之地。它位于亚洲西北部，濒临地中海和红海的亚喀巴湾，是联结北非和西亚的纽带，战略位置十分显要。从古至今，神秘的宗教氛围和旷日持久的战祸带来的复仇情结，让这里高大的橄榄树并没有成为一种和平的象征。

如今犹太民族建立的以色列国就在这片土地上。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可以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如今其国土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625.9万（据2000年统计，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几乎与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相等，其中犹太人占76.7％，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及其他民族占23.3％——不过犹太人却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有580万，法国60万，俄罗斯60万，乌克兰44.6万，加拿大36万，英国30万，阿根廷25万，南非11.4万，澳大利亚10万，巴西10万。就是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这样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如何能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实在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取得联合国的席位，成为第59个会员国。

然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圣经》时代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居民称迦南人，原是阿拉伯半岛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11世纪，爱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丁人移居迦南。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称该地区为“巴勒斯坦”，即希腊语“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早在公元前13世纪末，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后，曾先后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公元前923年，这个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在北部的称为以色列王国，在南部的称为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722年，新巴比伦王国消灭了南部的犹太王国，国王及大批居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这片土地就一直处于异族的侵略、占领和争夺之中，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允许当年被巴比伦掳去的部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附近恢复一个附属小国，重新定居下来。这些人就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

公元前143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摆脱了希腊马其顿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马卡比王朝，取得了80年的独立。但是好景不长，从公元前63年开始，犹太人的灾难又降临了。这时，穷凶极恶的罗马帝国又大举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先后三次大规模地镇压犹太人的反抗运动，屠杀犹太人多达100万之众。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公元132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遭受了他们有史以来的灭顶之灾。

公元132年，犹太人的一次大规模起义遭到镇压后，大部分犹太人被野蛮地屠杀了，侥幸存活下来的则被全部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一地区后，将地名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企图抹灭犹太人千年来与这片土地相连的痕迹。这一次，他们的国家被彻底地荡平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小部分犹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他们从以色列的南部迁徙到了北部。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后来几个伊斯兰国家又相继统治过这个地区，其中包括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和蒙古。在1260年至1516年间由马木鲁克统治，接着在1517年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份。犹太人从此彻底地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家园，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他们先是逃亡到英、法、意、德等西欧国家，后来又大批地流向俄国、东欧和北美等地。

不过，犹太人被驱逐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日子也并不太平。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发动了史上最大的“阿拉伯运动”，确立了“泛阿拉伯主义”。到公元637年，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大量的阿拉伯人不断地迁徙过来，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这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

到了公元1099年，欧洲封建王朝的十字军以“收复圣地”的名义，又一次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千军万马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铁蹄再次践踏着这片浸透着犹太民族鲜血的土地。十字军侵占了耶路撒冷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神圣之家”——耶路撒冷国，把大批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让他们再一次背井离乡。流落到西欧的犹太人在1492年又被全部逐出西班牙。1648年，大约30万流落在波兰的犹太人惨死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屠刀之下。公元1187年，巴勒斯坦地区各族居民又一次揭竿而起，团结一致，终于击败了入侵多年的十字军，才使“耶路撒冷国”最后解体，巴勒斯坦地区获得部分解放，部分流落他乡的居民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但是他们的灾难并没有由此结束。从1517年到1917年，也就是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巴勒斯坦地区又被奥斯曼帝国整整吞并了400年之久。残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到1880年，其人数还不到2万人；到1918年，也只有不到6万人。

到了中世纪末期，由于西欧各国商业资本得到空前的发展，散居在那里的犹太人在同当地人的竞争当中，遭到了当地政府和商人的迫害，使散居在西欧各国的犹太人不得不开始二次逃亡，被迫大批流亡到东欧和美洲的一些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东欧国家也开始出现“排犹”运动，特别是沙皇统治的俄国，多次发生有组织地杀戮犹太人的恶性事件。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窘迫之中，许许多多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试图返回自己的家园。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曾经有过多次的“回归潮”，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浪潮始于1881年，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开始回流到巴勒斯坦。他们回来之后开荒种地，或者是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从此定居下来。而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19世纪末，欧洲犹太资产阶级为了寻找一条有效的生存之道，打出“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号，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声称“犹太人受歧视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竭力在犹太人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1896年，维也纳的犹太籍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一本《犹太国》的小册子，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自治的国家的主张；他发起了“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1897年，在赫茨尔的主持下，欧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集了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会通过的复国纲领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锡安主义运动”推动了第二次犹太人的回归浪潮，从1904年到1914年的10年间，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

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在工业革命以后膨胀起来的大英帝国主义也野心勃勃，想去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于是二者一拍即合，英国很快就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大本营。

1915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为了打败德国、瓦解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曾拉拢阿拉伯人，向他们许诺“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把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去”，但是到了1916年春天，英国却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当阿拉伯人识破了英国的阴谋之后，英国就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心理，竭力扶植犹太复国运动，制造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以达到统治巴勒斯坦的目的。1917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就给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犹太籍的财阀华尔特·罗里柴尔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宣称“女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为阿拉伯人居住地，西部为犹太居民区。

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批地移居巴勒斯坦。他们拖儿带女，千里迢迢，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仅有5万人，到了1939年已经猛增到44.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掀起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回归浪潮。在1929年爆发的一场巴勒斯坦暴动中，阿拉伯人杀死了133名犹太人。接着在1936年到1939年又有数场暴动发生。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回归的犹太人大肆掠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土地，又把许多阿拉伯人赶出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家园，从而在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针对这种现状，英国在1939年又颁布了一份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并且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那违背了《贝尔福宣言》。但是阿拉伯人也并没有由此而平静下来，他们的希望是从此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

就在英国人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同时，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推波助澜。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无限制的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也一再表示要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抉择，除了同英国人之间存在着在中东利益的竞争之外，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虐犹”事件有关。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欧等地的犹太人再一次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从1933年开始，纳粹在德国执政后，推行了新的“虐犹”运动，从而掀起了第五次犹太人回归浪潮。

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吞并波兰之后，就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内。随着法国、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更多的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成功以后，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跟随德军进入苏联，对当时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1941年12月，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了6个杀人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60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虐杀。

到了1940年，回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后来在欧洲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回归。从1944年至1948年之间，已经有20多万的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了60万犹太居民。这些犹太人已经别无选择，他们认识到，只有巴勒斯坦才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接替罗斯福的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首相同他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杜鲁门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强烈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们受到了纳粹的残酷迫害，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们许多人要求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波茨坦会议后的8月31日，杜鲁门致函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说：“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门不应该关闭。”受到二战中的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于是联合国便相应地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开始真正关注犹太人复国问题。在多方的斡旋和协调下，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此次联大表决，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明文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委托统治后，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这个决议的实质其实就是使分裂巴勒斯坦“合法化”和公开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阿、犹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3还要多，而划分的土地面积却只占到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而且还被分割成几个大小互不相连的若干碎块，大部分是处在丘陵和土壤贫瘠的地区；犹太人当时只有60万，还不到巴勒斯坦当时总人口的1/2，而“犹太国”的总面积却占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并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这种公开的不公平，为后来连续不断地发生“巴以之争”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零点，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两位曾领导犹太人建国的领袖人物正式当选为以色列国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当选首任总理，哈伊姆·魏兹曼为首任总统。

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及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就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国，并率先发去了贺电表示祝贺，承认其合法性，其速度之快就连以色列人也感到惊讶。据说美国当时发给以色列的贺电，竟然是在还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预先拟好了的，电文上写的国名竟然是“犹太国”，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为“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马上亲笔将电文上的“犹太国”抹去，改为“以色列”。

三天以后的5月17日，苏联也通电宣布承认以色列。

可是，美国的承认和祝贺并不等于一切就万事大吉——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到24个小时，就遭到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致行动，大兵压境，他们企图用武力将这个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场战争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虽然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却有6000人为自己刚刚成立的国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然而，第一次中东战争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四次中东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再加上无休无止的零星冲突和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为了能在中东这个阿拉伯人的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以色列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生存方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实行真正的“全民皆兵”。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犹太居民最多的国家，同以色列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在以色列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国内公有制经济的成分却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50%左右。全国总工会在国家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以色列国真正的掌权人是总理而不是总统。同时，以色列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基布兹”，它非常类似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以色列的“基布兹”里，财产公有，民主平等，所有的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没有哪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两千多年之后能重新复国，然而犹太民族却做到了；没有哪种语言能在消亡了两千多年之后重获新生，但是希伯来语却复活了；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共产主义式”的集体农庄，可是在以色列却的的确确存在着许多“基布兹”；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科技能同以色列相比，在全世界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近1/4是犹太人，更不要说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卡夫卡、毕加索和斯宾诺莎这样的旷世名人都是出自犹太民族……

1949年5月11日，年轻的以色列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为了在中东地区获得生存的权利，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能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一个神秘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横空出世，从而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摩萨德在“愚人节”成立

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

它并不是犹太人创建的第一个情报机构，犹太人现代情报机构的创建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运动迅速发展，大量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希望在这里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在同奥斯曼帝国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犹太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军事机构和情报组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个间谍网是在1907年被发现的，这个情报网当时是为英国谍报机构服务的，因为英国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同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十年后的1917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又发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是由富裕的犹太商人哈龙·艾哈龙逊和他漂亮的女儿莎拉建立起来的，其使命同样是帮助英国搜集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情报。这个间谍网当时最大的功绩就是窃取到了德国军队生产芥子毒气的秘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敌人的袭击和骚扰，成立了“哈加纳”和“沙伊”等多个地下武装组织和情报机构。不过这些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只是分工不同。“哈加纳”重点在进行武装斗争，而“沙伊”是专门搜集情报的部门，就是今天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前身。“沙伊”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有关巴勒斯坦人进攻犹太人的各种情报和及时发现邻国恐怖组织的破坏活动。到了1936年，“沙伊”的间谍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可以向“哈加纳”提供各个方面的活动情报。而摩萨德最初也正是作为“哈加纳”组织的一个分支于1937年成立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非法途径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犹太移民、购买武器和搜集情报，以应付同巴勒斯坦人发生的冲突。

1937年摩萨德成立之初，其总部设在法国的巴黎。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摩萨德成员大部分都转入了地下活动。当时德国法西斯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使犹太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摩萨德在法国的活动也得到了法国谍报机关所提供的广泛支持。为了实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目的，他们以近似疯狂的行动，大量地向巴勒斯坦地区输送人员和武器。

到了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期间，这支摩萨德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接近400人，其中大部分是立志为犹太复国运动自愿加入的志愿者。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建立以后，它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我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我们求得生存。我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必须建立全世界最优秀的情报机关。”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国家领导者就着力于情报工作，积极组建现代情报机关，使其为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服务。首先，他们对“沙伊”和其他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进行改组，在“沙伊”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的秘密情报系统，并且构想组建一个更为有力的情报中心。不久以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他的下属们的这种构想就付诸实施了。

在以色列建国前夕，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真正的态度还不是十分的了解，正是依靠摩萨德的特工们出色的工作，才摸清了阿拉伯人的底细，并奠定了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从而让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能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国之途竟然是那样的艰难曲折。他们以为有美国等大国的支持，阿拉伯人是不敢轻易对他们动武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及时地预见会爆发战争。当时他们还派了犹太人的著名领导人梅厄夫人化装成阿拉伯妇女潜入约旦首都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试探约旦人对犹太人建立国家的态度。不料这个约旦国王却欺骗梅厄说，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绝对不会对犹太人宣战，如果犹太人宣布建国的话。

梅厄夫人当时相信了阿卜杜拉的保证，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更可怕的是，以色列高层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轻信了梅厄夫人的判断，都一致认为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会招来阿拉伯人的武装干涉，因而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应对阿拉伯人的武装入侵方面。

当时摩萨德尽管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以色列的谍报人员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以色列只要建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以色列上层集团能丢掉幻想，立足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他们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正好有一名以色列的谍报人员，从约旦最高军事机关弄到了一份详细地对以作战方案，证明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份详细地对以作战方案，以色列的上层领导人如梦初醒，立刻意识到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于是就在着手建国的同时积极备战。

果然在1948年5月14日，当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后不到24小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联合起来，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不宣而战。但是，由于以色列在此之前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加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保住了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的国家，为以色列国的成立举行了一次胜利的奠基仪式。

由于以色列特工人员的突出贡献，在以色列经过了建国初期情报工作的短暂混乱之后，1951年，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整合国家间谍情报工作的任务交给即将诞生的摩萨德。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等多个情报机构，它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搜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这种政出多门的建制，势必互相掣肘，还会影响到办事效率。同时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又面临着来自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以色列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他们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对军事情报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当时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了解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雷尔也成了吉布利的盟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导致情报工作日趋混乱。

总理本-吉里安对此十分恼火，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他的好友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特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到一边，全力改组，终于，“情报与特别任务局”宣布正式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从此以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搜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由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1951年4月1日——也就是在西方世界愚人节的这一天，以色列正式成立了负责情报搜集、特别整治行动和反恐怖行动的统一机构——以色列“情报与特别任务局”，摩萨德从此横空出世，在以色列的国家机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摩萨德成立伊始，就得到了以色列上层的格外重视和关注。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他的好友、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专家的罗文·希洛为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创建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不久就成了以色列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情报机关，统辖着以色列全国的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局、外交部调查局、警察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归总理直接领导，其地位在以色列内阁中甚至比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还要高。

以色列著名的城市特拉维夫是一座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在她的南端有一座陈旧的棕褐色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种子公司。从外表看上去，这座小楼其貌不扬，不引人注目，同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就设在这里面。在摩萨德总部，常驻的工作人员大约保持在2000人左右，下面分设有九个处。这九个处分别是：

一、协调、计划行动处。该处的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的协调事务，具体的行动任务也大多由该处来执行。

二、情报搜集处。负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秘密情报。

三、政治行动与联络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建立合作关系。

四、人力、财务、安全事务处。

五、训练、组织事务处。

六、调查处。

七、战术行动处。

八、技术事务处。

九、派遣、装备处。

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以上严密的分工和组织结构不难看出，摩萨德成立之初，就体现了犹太人的办事特色和作风，是一个高效率运转的情报机构。当时摩萨德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情报；此外，摩萨德还有200多名精悍的突击队员，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破坏和营救等特别行动。

根据消息灵通的西方情报界人士估计，摩萨德有一支大约2500～3000人的专职或兼职的特工队伍活跃在世界各地。那些人员在当地的公开身份大多是外交官、新闻记者、技术专家、巨富商贾、馆店服务员、酒吧跑堂、私人秘书或者是司机，但是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他们在情报搜集、窃听、爆破袭击和谋杀行动等方面往往都身怀绝技，具有极强的间谍工作能力。

摩萨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在成立之初即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以求得资源共享。多年来，摩萨德已经同美、英、法、德等多国的情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巴黎和新加坡几乎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欧、亚两洲的活动中心，它的情报网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摩萨德是直接对以色列总理负责，有特殊的法律加以保护，因此它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相当保密，外界披露甚少，就连历任头目的姓名也被列为以色列最高的国家机密。这些人员通常要在退休多年后，才能公开其真正的身份；同时，摩萨德还要求它的每一名成员都要具结保证，日后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在摩萨德的经历。即使是在退休以后，也要在指定的居住地生活10到15年以上，有的甚至终生都不能与外界接触。

因为承担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所以摩萨德在以色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的历届首脑都是由以色列总理直接任命，无须经过议会批准，这些人大都是总理的心腹，并且只对总理一个人负责。摩萨德的首脑每周一次例行向总理汇报工作，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有权不经通报就可以直接晋见总理的“特殊阁员”。

摩萨德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内阁负责，它根本不需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去同国家的财政部门打交道。所以摩萨德在金钱的花费方面，是十分的慷慨和大方。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摩萨德几乎就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情报搜集，其水平之高，技术之先进，在全球几乎难有与其比肩者。早在摩萨德成立之初，那些特工们就根据犹太物理学家奈蔓的建议，将从国外搞到的数量庞大的情报输入并储存在电脑中。摩萨德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情报机构。他们就是凭借这种先进的情报优势，总能领先一步获取和运用这些情报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摩萨德就是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截获了大量的高级机密，从而让以色列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摩萨德的情报工作几乎是无孔不入，它的触角就像章鱼一样，几乎可以渗透到它所需要到达的每一个领域。

如今，美国白宫的保密性能堪称壁垒森严，世界第一，但是对摩萨德的那些电脑黑客们来说，钻进去也同样是小菜一碟。摩萨德内部有一支精悍的“飞箭”特工队，其攻击的目标就是世界各国的机要部门。他们曾放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使领馆是他们的“飞箭”不曾光顾过的，就连白宫也不在话下。当年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电话，甚至连总统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他们都能获取。据说，当年摩萨德居然掌握了克林顿总统与他的小情人莱温斯基之间长达30多个小时情意绵绵的电话录音，并曾试图以此要挟。

以色列方面对此事矢口否认。他们说，摩萨德早就有了规定，不准摩萨德的任何成员在美国从事非法谍报行动。但是从摩萨德所一贯奉行的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最高准则来看，很难说这个规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而且，谁又能完全说清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哪里呢？更何况早在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挖出了打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犹太间谍波拉德。有一名从摩萨德退役多年的特工事后也曾透露，摩萨德首次对美国总统下手的时间是在1974年，其目的是想了解美国当时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的情况。“冷战”时期，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主要有两个政治目标：第一，打击以色列的敌人，侦察、获取对方的秘密；在国家之间实施离间，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分裂；第二，打破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孤立，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摩萨德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不择手段地开展工作。其工作重点就是在黎巴嫩遏制、破坏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摩萨德为了加强同某些外国情报机关的联系，还主动充当一些国际势力的代理人，在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大量谍报、暗杀和破坏活动。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崛起和壮大，摩萨德开始把打击的主要矛头直接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策划了多起对阿拉法特等“巴解”领导人的暗杀计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时，以色列当局也对其谍报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这时摩萨德的具体任务有以下六项：搜集阿拉伯等国家的军事情报；为自身的利益而搜集美国等盟国的情报；搜集发达国家的科技情报；监视国际反犹太复国运动的活动；搜集其他利益地区的情报；执行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

近年来，全球网络技术广泛使用，更给电脑高手云集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世界上许多“资深”黑客几乎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需要到达的角落，就连美国也难幸免。

当年，美国最大的电讯集团NORTEL和其属下的TELRAD公司通过中标获得一个价值3300万美元的合同，为以色列空军更新电子通讯系统，以色列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可以由此进入这两家公司的元件生产领域。殊不知，TELRAD公司正是开发白宫通讯系统的承包商。这时，摩萨德特工就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入这家公司的生产领域，他们在专为白宫通讯系统提供的电子元件中，巧妙地植入了难以发现的间谍芯片。这样一来，当该系统投入使用后，美国总统对国家机要部门所作的任何指示都被完全复制了，然后通过摩萨德设在华盛顿的一个计算中心，将美国的这些高级国家机密源源不断地传输到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时对摩萨德来说，美国的高级国家机密已经不再是机密了。

据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摩萨德总部内，有一幅由计算机控制的壁式地图，长达一百多米，以色列的敌人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活动都能在这块地图上显示出来。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异常，这块地图上的指示灯就会自动闪烁报警，这样，摩萨德就可以依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摩萨德的情报检索和分析，实在是让一些国家防不胜防。

由于摩萨德多年来出色的间谍活动，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局、前苏联克格勃一起，被公认为全球“谍海四强”。

不过，摩萨德初创时，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它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之称，但是在他执掌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情报工作时却出师不利，险些丢掉了以色列特工弗兰克的身家性命，同时让以色列派驻伊拉克的情报网全军覆没。

第二章 摩萨德出师不利巴格达损兵折将

摩萨德成立之初出师不利，第一任局长虽然号称“情报先生”却对情报工作并不内行，尽管曾在“哈加纳”中成绩卓著，但最后还是让自己一手创建的巴格达情报站损兵折将毁于一旦，让刚刚成立的摩萨德一时人心惶惶；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不得不辞去局长一职，只有再去干总理战略顾问的老本行。

令人匪夷所思的巴格达之行

摩萨德于1951年4月1日成立时，有“情报先生”之称的罗文·希洛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为该机构的第一任局长。在此之前，罗文·希洛已经成为以色列谍报工作的领袖人物。

罗文·希洛原名罗文·扎斯兰斯基，190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居民区。当时的巴勒斯坦还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学生时代的罗文·希洛学习认真，智力超群。他平时言语不多，但常常显示出一种男人特有的幽默感。他在戏剧方面很有天赋，这为他后来情报工作中所需要的表演才能奠定了基础。上高中的时候，罗文·希洛就已经改变了犹太教有关饮食的教规，放弃了家中其他成员崇尚的宗教生活方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地下组织“哈加纳”后，他化名为罗文·希洛。此名出自于希伯来语中“夏利亚”一词，意为“间谍”。他作为本-古里安的高级特使，曾多次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并且完成得相当出色，从而使他的这个新化名声誉日隆，从此取代了原名。由于在“哈加纳”中的突出表现，希洛的谍报才能赢得了本-古里安和其他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1931年8月，22岁的罗文·希洛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任务。当时“哈加纳”派遣他潜入伊拉克，要他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罗文·希洛接受任务后，扮成一名教师，他在伊拉克一边教书，一边以兼职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伊拉克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网，为以色列的复国运动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在伊拉克工作期间，罗文·希洛利用自己教师的身份，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有过深入的了解，有密切的交往，对那些生活在山区的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从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以色列建国后，在为以色列的情报事业设计未来构想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强调，与中东地区那些非阿拉伯的少数民族建立秘密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人并不都是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可以在阿拉伯世界的外围获得更好的朋友。

这就是罗文·希洛在以色列情报工作中著名的“外围哲学”，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以色列情报界一项不变的原则。

在伊拉克生活了三年之后，希洛于1934年奉命撤回到耶路撒冷。这时“哈加纳”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协助肖尔·阿维格（迈耶罗夫）组建一个专门情报机构，以保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长期利益。当时，希洛的公开身份是本-古里安的犹太办事处与巴勒斯坦英国总督之间的联络官。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希洛与阿维格密切合作，很快建立起了“沙伊”这一重要情报机构，从而成了“沙伊”的创始人之一，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情报界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文·希洛在敌后的“犹太通讯社”从事一种特殊的工作。他充分利用纳粹德国是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敌人的这一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英国军队中建立了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犹太旅”，把它变成了一支犹太人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建国后，这个“犹太旅”成了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基础。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许多同胞都在这场战争中死于非命，而他们也仅仅是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数量很少的同胞，但是对于罗文·希洛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次战争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实践情报工作的大好时机。当时，罗文·希洛曾派出貌似雅利安人的犹太特工打入纳粹德国的占领区，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派出貌似阿拉伯人并会讲希伯来语的间谍打入叙利亚……在这些间谍活动中，“沙伊”的特工们尽管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学会了渗透、侦察和伪装等重要技巧。

与此同时，罗文·希洛还在战争期间广泛结交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建立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在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斗争中，希洛的这些朋友为犹太人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当时，希洛还不失时机地与驻耶路撒冷和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官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并揭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美国情报部门交往的序幕。他经常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共进晚餐，在觥筹交错中交流思想和感情。正是当年同美国特工的这种交往，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1947年，当美国战略情报局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核心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发展成为美、以两国情报界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罗文·希洛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不仅反映出他的情报智慧，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位能够从长远和战略性角度看待现代情报工作的杰出人物。

然而，就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当罗文·希洛已经是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并且即将出任摩萨德局长之时，他的一些弱点和短处也暴露出来了。

在摩萨德即将正式成立的前夕，1951年初的一天，罗文·希洛把一名拥有美国国籍的“哈加纳”成员雅科夫·弗兰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知他将被派往伊拉克，去巴格达接替原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的工作，担任新的站长。

雅科夫·弗兰克生于1921年，成年后在巴勒斯坦加入了“哈加纳”，成为其中最富有热情与活力的一员。当时他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先生活过的圣地——巴勒斯坦，并希望能够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由于弗兰克过分的活跃，他的行为引起了当时驻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的不满。就在他即将有麻烦的时候，组织上把他派遣到美国去了，让他到纽约去负责那里的移民事务——实际上就是让他到犹太人的另一个组织“阿利亚一B”的纽约分部去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兰克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参加了美国军队，跟随部队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人战斗。1944年10月，弗兰克在菲律宾的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就在他的伤还没有痊愈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他回到了以色列，并继续享受五角大楼每月发放的退休金。战后他退出了军队，并开始尝试经商。由于他为人精明能干，又见过世面，经商有道，没过多久，他就成了特拉维夫市一家弹簧厂的一名经理。

正当弗兰克准备全力以赴从事商业活动，在生意场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的时候，被即将成为摩萨德首任局长的罗文·希洛看上了。那一天希洛派人来找他的时候，弗兰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人谈一笔生意。这时，两名神秘的男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罗文·希洛想跟你见面谈谈。”

对于弗兰克来说，罗文·希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以说罗文·希洛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传奇间谍，因此，听说罗文·希洛想见他，弗兰克毫不犹豫地送走了自己生意上的伙伴，同意了这次约见。

这是一次秘密的见面。弗兰克和那两位男子来到了“柯雅”——位于特拉维夫商业区东面的一条独立的小街，走进了当时以色列的国防部大院，然后又跟着他们走进一栋没有任何标记的大楼，终于来到了罗文·希洛的私人办公室。

一见面，罗文·希洛就严肃地对弗兰克说：“我知道你以前是一名很不错的军人，现在是一名很有成就的商人。但是从现在起，你将再次成为一名军人。你这次的任务不是去战场进行战斗，而是从事谍报工作。尽管战场的战斗已经暂时结束了，但另一场战斗却没有结束。我现在决定派你去伊拉克。我们那位驻巴格达情报站站长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们想让你去接管那里的情报站。我想你一定不会推辞的。”

罗文·希洛几乎没有让弗兰克有喘气的机会，也没有给他半点思考的余地，就把自己的决定一口气交代完了。弗兰克当时也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不过他还是要求罗文·希洛能把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交代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并且明确一下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但是这位上司却没有这份耐心。罗文·希洛当时似乎有点不耐烦，只是含糊其辞地对他说：“你将负责那里的犹太移民和情报搜集工作。”

弗兰克当然知道，当时的犹太移民工作是由“阿利亚-B”负责的，而情报搜集则是由对外情报机构“沙伊”负责，这两种工作应该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负责。弗兰克对罗文·希洛把这两种工作混为一谈的做法感到在点不理解，但是最后罗文·希洛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说：“不要担心，一切都在协调之中。”

同罗文·希洛谈话之后，弗兰克又应邀与当时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外交部长对弗兰克此行表示十分关注，他强调了弗兰克巴格达行动的重要性，并且向他明确地保证：“以色列国是你的坚强后盾。”

——然而，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一切政治性的承诺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

同罗文·希洛和摩西·夏里特两人谈话之后，弗兰克踌躇满志地做好了去巴格达的准备。几天之后，他化名为“伊拉克·斯坦”，带着为他准备好的以色列护照，由特拉维夫飞往德黑兰，开始了他的巴格达之行。

根据事先的安排，他将在德黑兰拿到护照后再转道去伊拉克，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格达潜伏下来，为以色列开展工作。弗兰克当时已经知道，过不了几天，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要正式成立了，给他分配这项任务的罗文·希洛也很快就要成为摩萨德的首任局长。自己的这次巴格达之行，可以说是摩萨德的首次国外行动。他要把这次行动干得既出色又漂亮。想到这些，弗兰克的心情格外兴奋。

来到德黑兰之后，弗兰克受到了“阿利亚-B”德黑兰分站站长蔡恩·科恩的接待。当时弗兰克很希望能从蔡恩·科恩哪里知道自己具体的服务对象。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因为蔡恩也只是坦率地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好像觉得特拉维夫正在忙于其他什么事情。”

蔡恩的话让弗兰克兴奋的心情受到了打击。不过，他知道根据罗文·希洛的安排，自己到达德黑兰之后，将会有特工来帮助他进入巴格达，但是现在看来，即便是蔡恩好像也没有时间和心思来顾及自己了。这样，弗兰克就不得不在德黑兰待了下来。他无所事事地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一事无成。最后，蔡恩给他弄了一张假护照，准备让他抵达目的地。

但是，不知是蔡恩出于粗心，还是根本就不具有谍报工作的常识，他为弗兰克办理的这张假护照上的所有内容，与弗兰克本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根本就不具备掩护身份的作用。最明显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弗兰克的面部特征本来很像欧洲人而不像阿拉伯人，但这张假护照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一位阿拉伯人；弗兰克的英语非常好，当然也能说阿拉伯语，但是带有明显的巴勒斯坦口音，把他装扮成加拿大商人显然更加合适，但是假护照却说他是一位来自巴林的地毯商人。面对这样一张漏洞百出的护照，弗兰克不由得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工作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没有想到作为一名以色列职业特工的蔡恩，而且还是一名驻国外的站长，居然会干出这样的蠢事。这难道是一位职业谍报工作人员应该犯的错误吗？

当弗兰克拿到这张假护照时，他开始考虑是否返回以色列，放弃罗文·希洛派遣自己前往巴格达执行的任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弗兰克出于内心对以色列国家的热爱，还是决定继续前往巴格达。弗兰克烧毁了身上所有能证明他与以色列有关的证件、物品，告别了蔡恩，只身前往巴格达。

要从伊朗进入伊拉克，弗兰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顺利地通过两伊之间的边境线。因为边境线上有许多边防检查站，检查非常严格。如果使用手中这张假护照显然把握不大，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但是弗兰克当年在纽约干过一段时间偷渡犹太移民的工作，这使得他对付边境检查站有了一定的经验。于是，他就在去边防站的途中寻找机会。很快，弗兰克就结识了一位自称也是去巴格达的商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弗兰克觉得这个人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商人，倒很有可能就是在边境线这一带做偷渡生意的“蛇头”。通过进一步的交谈，对方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了弗兰克的判断没有错。弗兰克按照对方的要求给了他一大笔钱，请他帮助自己顺利地进入伊拉克。这个往来于两伊之间的“商人”果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原来他一直是在边境线上干着这种偷渡的勾当，和边防检查站互相勾结，所以对这种事情很是有办法。收下了弗兰克的钱之后，“商人”就把弗兰克藏在自己的货物中，轻而易举地把他偷渡到了伊拉克，并把他安全送到了巴格达。

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巴格达时，已经是1951年的4月下旬。这时摩萨德已经正式成立了，罗文·希洛也已经走马上任，当上了摩萨德的首任局长。不过，这时的罗文·希洛似乎已经把弗兰克给忘掉了。当初罗文·希洛把弗兰克派遣到巴格达来的时候，他同弗兰克约定好了，他将会以总部的名义，从特拉维夫给潜伏在巴格达的以色列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发一份密电，通报弗兰克即将到巴格达赴任，接替他情报站长的工作，并命令本-波拉特把情报站的工作向弗兰克进行移交后，及时返回以色列接受新的安排。

可是，当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抵达巴格达之后，本-波拉特却把他当成了一个不信任的陌生人，没有对他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更不要说向弗兰克办理移交手续。

到了巴格达后，弗兰克按照动身时的约定，找到了那个作为联络站的犹太人的家庭，并且对上了约定的接头暗号。但是这个犹太人根本就不信任他，甚至还怀疑弗兰克是一个为伊拉克工作的密探。

当时，本-波拉特就住在这个犹太人的家里，弗兰克此行的任务就是来接管由本-波拉特领导的这个情报站。可是，当弗兰克同本-波拉特见面之后，本-波拉特不但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对弗兰克的出现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他明确地对弗兰克表示，自己的秘密工作非常重要，现在的情报站在他领导下，一切事情都开展得很正常而且顺利，所以，不论是他手下的特工还是了解这些工作的当地犹太社会的领导人，都不会同意这一权力的交接与变更的。他甚至还威胁弗兰克说，如果你不想让自己难堪或者是不想有生命之虞，你还是趁早离开巴格达为妙，“不要让我本人和我的手下再见到你”。

弗兰克内心产生出一种极度的愤怒。就他现在的处境来说，稍微理智一点考虑，就是选择时机立即返回以色列。因为他的这些同事已经拒绝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如果是他自己寻找一家旅馆或者饭店，就必须进行身份登记，并且得向伊拉克警方出示自己的假护照，这样做无异于自投罗网。他得不到任何权力，也收不到任何来自国内的指令，他在巴格达简直就是无事可做了。但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再一次支配了弗兰克。他决定要坚持到底，继续留在巴格达，尽力去完成希洛交给他的任务。除非是他的生命确实面临危险，他才会考虑撤离。

弗兰克就是这样心情郁闷地走上了大街，冒险住进了巴格达的塞米斯大饭店。所幸的是这家饭店由于生意萧条，并没有严格地履行入住登记手续，才让他暂时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度和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一张床，而没有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但是，一种职业的敏感让弗兰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在巴格达待下去了。两天以后，每当自己走出塞米斯大饭店，无论走到哪儿，总会有人在后面跟着。他明白自己已经被伊拉克的安全人员给盯上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弗兰克就只有立即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回倒几次车，经过几个回合，才可以甩掉后面的尾巴。弗兰克不得不再一次找到本-波拉特，并要求他给予帮助让自己离开伊拉克。但是本-波拉特却认为这是伊拉克安全部门对自己的一次试探，因此再次把弗兰克拒之门外。

面临生命危险的弗兰克此时反而镇静下来。他那偷渡犹太人的经验再次发挥了作用。于是他来到巴格达一家旅行社故伎重演，收买了一名见钱眼开的年轻雇员，这位雇员按照弗兰克的要求，很顺利地给他办理好了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票，同时解决了他的出境签证。弗兰克知道，他必须经过一番周转才能返回以色列，而周转地如果选择欧洲国家，将受到伊拉克秘密警察极为严密的监视，所以他就选择了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到了贝鲁特，弗兰克再次转机飞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弗兰克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比较安全了，因为土耳其当时已经是以色列的邦交之国。于是他找到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要求他们为自己提供签证。

但是令弗兰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以色列的领事馆也遇到了麻烦。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巴林地毯商”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拒绝签发证件。弗兰克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能证明其身份的书面材料，如果得不到签证，他不但不能安全地回到国内，而且还不知道又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此时，弗兰克终于被这次行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彻底激怒了，他对以色列领事馆的那些工作人员大为光火，并且直言不讳地威胁他们说，自己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不能让自己按时安全地回国，他们将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领事馆的头目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给这位化名的同胞办理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这时弗兰克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回到了他阔别了近三个月的特拉维夫。

这时罗文·希洛已经不再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了。当弗兰克找到罗文·希洛新的办公室时，这位局长只是派了他的秘书来明确地告诉弗兰克：“局长不愿见你。”“局长不愿见你”——这句话深深地伤了弗兰克的心。当初不就是罗文·希洛派人把他叫到这里来的吗？而后来一切的遭遇几乎是把弗兰克莫名其妙地玩弄了一通，可是到了现在居然不愿再同他见面了。弗兰克觉得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变了，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后来在弗兰克近似固执的坚持下，罗文·希洛才让他的秘书转告弗兰克，答应给他五分钟的时间，让弗兰克谈一谈这一次奇妙的旅行。弗兰克当然没有接受这个“五分钟”的邀请，便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局长先生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弹簧厂去了，因为那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弗兰克知道，罗文·希洛之所以不想再见到自己，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给忘记了，而是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不敢正视自己的无能和因为自己的无能所犯下的错误。

因此，在时隔50多年以后，每当弗兰克和朋友偶尔回忆起自己那次倒霉的巴格达旅行时依然怨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那些人纯粹是一群半瓶子醋的业余情报官，其组织工作几乎是混乱不堪。

情报站长在公开场合说希伯来语

弗兰克的抱怨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年在摩萨德成立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确是分工不明确，互不协作，政出多门，局面非常混乱。如果说，弗兰克不愉快的巴格达之行完全是由于上级的组织不力与不重视造成的，那么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当时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事实证明，处于刚刚起步之中的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在当时同样是一团乱麻。由于管理不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间谍网很快遭到了厄运。就在弗兰克离开巴格达后不久，以色列的情报网就遭到了破坏，包括站长本-波拉特在内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情报人员，几乎是被伊拉克警方一网打尽。这次失败除了情报机构组织上的原因之外，本-波拉特自身的素质低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波拉特出身于伊拉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随家迁往巴勒斯坦，并加入了以色列军队，参加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49年秋天，鉴于本-波拉特在战斗中的表现和他以前在伊拉克的经历，以色列情报机构就派遣他到伊拉克组建一个情报站，主要是帮助当地的犹太人非法越境，偷渡到以色列。

回到了巴格达以后，为了掩饰自己在以色列的经历，本-波拉特经常变换身份，轮流使用两个不同的身份和两个不同的假名。尽管本-波拉特使用的那两个假名字是两位已经离开伊拉克的犹太人的，但是，当年在伊拉克的那些邻居和朋友，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在巴格达生活过十多年的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本-波拉特后来在以色列的一些经历，他们只是以为他出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本-波拉特这种同时使用两个假身份的问题，还仅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以色列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当时由于情报界各部门之间相互猜忌，使得各分站对于自己的职责认识含混不清。从情报工作的常识来看，为了安全起见，各谍报网之间应当坚持“分工负责”的原则，或者是说“各行其是”。各网络之间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配合工作，但绝不应该一起工作。但本-波拉特在负责偷运犹太移民时，还一手掌管着另一个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谍报网。而这个谍报网的工作方式正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作方式：负责搜集国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然后汇总到负责人那里，由负责人通过无线电收发报同总部联络。很明显，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十分危险。一旦其中一个受到破坏，另一个也就危在旦夕了。随后的事实证明了确实如此。

集两个情报网于一身的本-波拉特成了一个大忙人。他经常同手下的特工见面，向他们安排任务，同他们交换信息。除此而外，他还同手下的人一同过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一同购物，一点也不考虑到秘密工作的原则。最后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甚至在公共场合公开用希伯来语高谈阔论；开车的时候又肆无忌惮地唱那些让他们引为自豪的以色列歌曲。本-波拉特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原则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对任何一个职业间谍来说，都是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

于是没过多久，伊拉克安全部的情报人员就把本-波拉特给盯上了。他们很关注这个大大咧咧、会说两门语言的“伊拉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觉这个人竟然在不同的场合变换着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随后，他们又根据本-波拉特的行踪推断出他是某些中心的人员，于是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一个夜幕即将来临的黄昏，伊拉克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本-波拉特以及同他有密切往来的一些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审讯。这是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被击破的开始。这时弗兰克已经逃回以色列一个多月了。

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以色列军人，本-波拉特具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残酷的审讯他始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伊拉克人，之所以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完全是出于做买卖的考虑。本-波拉特这一态度让伊拉克警方无计可施，当时又找不到新的证据，就只好把他给放了。

但是没过几天，伊拉克警方第二次逮捕了本-波拉特，审讯关押了一两天以后又把他放了。伊拉克警察就这样反复地逮捕，然后又反复地释放，其目的纯粹是想借此消磨他的意志。波拉特也明白警方的用意。当他最后一次被逮捕又再次被释放后，本-波拉特决定离开巴格达。然而，当本-波拉特在移民局一名以色列特工的掩护下，非常狼狈逃回了以色列后不久，那位帮助他离开巴格达的特工却被逮捕了，还逮捕了本-波拉特的一位副手。他的那名副手在伊拉克警方的审讯下终于抵赖不住了。因为他当时在伊拉克的对外身份也是波斯商人，但是他根本就不会说波斯语，于是在连续的酷刑拷问之下，他终于把所有的底细都抖搂了出来。警方根据他的招供顺藤摸瓜，很快就把整个间谍网弄得支离破碎。最后逮捕的以色列间谍大约有100多人，同时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爆破器材和通讯设备，彻底摧毁了以色列在巴格达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情报网。

在这一次被逮捕的人中，有20多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两人被绞死，有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四人被指控对美国大使馆新闻中心和一座犹太教堂进行过袭击。消息传到以色列国内，情报界上下顿时一片哗然。此次事件对以色列那些此时还身在国外的情报人员，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对刚刚成立的摩萨德来说实在是当头一棒。因为驻外国分站的间谍网被破获，不仅使那些谍报人员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还使情报的来源被截断，使得以色列以后在国外的谍报工作就步履维艰了。更重要的是，刚刚立国不久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因此大受其损。

作为摩萨德的主要负责人，罗文·希洛自然是难辞其咎。当时摩萨德内部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切都只能说明罗文·希洛先生对情报业务还是经验不足。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实又进一步证明，罗文·希洛的确是属于那种只能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他的战略眼光独树一帜，在进行宏观战略规划时显得极富机智和极有条理，并在此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他在担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高级顾问期间，更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干。然而，在他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后，对于具体的情报业务，却显得并不是十分在行。

不久发生的一次车祸，让罗文·希洛头部受伤，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精力也受到了影响，于是他不得不于1952年9月20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职务，担任总理的国际和地区战略顾问。

在以色列情报界，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的美誉，但是他在摩萨德短暂的任期内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不过，他毕竟还是摩萨德的创始人之一。罗文·希洛为摩萨德制定了指导该机构今后数十年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摩萨德与外国安全机构，尤其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工作关系的基础，还为摩萨德建立了一个经济情报处，专门负责侦查阿拉伯国家为了阻止他国与以色列发展贸易往来所进行的活动。此外，罗文·希洛还极力强调，以色列必须与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起亲密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使以色列的海外情报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取得了令各情报大国自叹弗如的惊人成绩。这一切，都应该是这位首任局长的功劳。

罗文·希洛辞职之后，另一位在以色列情报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重量级人物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此人就是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伊塞·哈雷尔。

第三章 哈雷尔走马上任摩萨德基业初成

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哈雷尔走马上任入主摩萨德，新局长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让克格勃特工现出原形，甚至连总理最信任的密友也不放过；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功实施“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摩萨德从此名声大振。

哈雷尔当上了“辛贝特”首任局长

1952年9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罗文·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他的父亲也破了产，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很多年以后，他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

哈雷尔十分渴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回到充满宗教色彩的巴基斯坦地区。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年满18岁了，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月，哈雷尔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的人都将被禁止下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都赶快把枪支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趁人不注意掏空了随身带的一块大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里面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来到巴勒斯坦后，年轻的哈雷尔和家人来到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理水渠的工人。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他就到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善社交，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6年，哈雷尔和家人承包了农庄的一片柑橘园。凭借着他和家人的埋头苦干，哈雷尔终于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要销售柑橘，他经常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利用这种机会趁机打听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就经常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立刻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能，就委任他当上了“沙伊”在当地的情报小组的组长。

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对方一个耳光。为了避免被抓，他不得不从此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

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除了哈雷尔，还有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者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联系”原则。1946年6月29日，为了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英国托管当局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分级单线联系”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天，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

但是哈雷尔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约旦同样会加入这场战争。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哈加纳”的一名负责人，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准确，哈雷尔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约旦的首都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爱屋及乌，这位年轻的特工对犹太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他的一个表哥当时正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到重要的情报。

果然在5月12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的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阿拉伯联合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了部队，终于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旗，与此同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就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也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经是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从此他正式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摩萨德总部只有12个人

1952年9月，罗文·希洛辞去摩萨德局长的职务，并向总理本-古里安提交了一份接任他的人选名单，名单上有莱温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等人。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雷尔。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几年里，为了能在阿拉伯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斗争以外，还要进行秘密的情报战，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

摩萨德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的情报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伊塞·哈雷尔以前的情报工作和坚强而正直的人格让本-古里安认定了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本-古里安总理亲自任命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就已经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的局长；入主摩萨德之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即“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他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权势人物。

哈雷尔刚接任摩萨德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的工作人员连局长和秘书在内，也不过12个人。此外，摩萨德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到任之后，立刻向本-古里安申请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就批准哈雷尔呈上来的报告，使摩萨德的办公经费一下子就增加了10倍。

总理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让哈雷尔大为感动。他马上对摩萨德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哈雷尔认为，作为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必备的条件第一是素质，就是那种能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各种谍报技能。为了建立这种精神，哈雷尔以身作则，为下属们作出了榜样。当时他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被手下人誉为“工作狂”。哈雷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摩萨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从而使摩萨德的面貌焕然一新。

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的任职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在国内，或者是仅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事一些情报搜集工作，而是把摩萨德的工作放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考虑，他要充分利用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一优势，把摩萨德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摩萨德特工的海外行动也极为活跃。那些远离本土的谍报人员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几年以后，摩萨德已经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那些驻海外情报站的摩萨德特工，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业内高手。同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这样就进一步为摩萨德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哈雷尔还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曾经多次游说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中最能干的成员招入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目伊拉克·耶泽尼茨基。这个伊拉克·耶泽尼茨基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进入了摩萨德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92年7月退位。如果当年不是哈雷尔的发现，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哈雷尔在发现人才的同时，也懂得爱护部下，爱护人才。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大都是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强心剂，让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身后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支持自己，因此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哈雷尔也同样要求他的特工必须绝对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

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叹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要到东柏林去？”“你为什么还要到波兰去旅行？”“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要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吗？”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接着，他“砰”的一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他所指的是什么党呢？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共产主义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哈雷尔耳边再次响起了比尔的那句话：“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反应。“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哈雷尔“忽悠”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反间谍战”取得一系胜利的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项的“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的英、法两国自然不肯答应，就决定通过武力来制止当时埃及的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让美国人也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当时希望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就开始武装以色列，把自己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命令有“中央情报局的‘瘟神’”之称的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结果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突然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起突然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告了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当时杜勒斯就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吼：“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领导摩萨德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行动中。他发誓要亲手将这个对600万犹太冤魂负有主要责任的纳粹头目捉拿归案。

第四章 万里奔袭阿根廷捉拿纳粹艾希曼

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屠杀，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罪不可恕，战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阿根廷15年后露出马脚；摩萨德闻讯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缜密侦查终于锁定目标；由12人组成的特遣行动小组万里奔袭来到阿根廷，摩萨德局长亲自出马现场指挥，艾希曼束手就擒。

热带美女爱上了纳粹头目的儿子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的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一直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后开始发迹，终于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目，不久就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解决“犹太问题”的专家。1936年，他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积极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曾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到意大利热那亚。直到1950年6月，他才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寻找这个恶魔不懈地努力。直到1957年，摩萨德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

摩萨德获得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实属偶然——

1957年的秋天，居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同一位叫尼克的小伙子相爱了。罗泽·赫尔曼是一位漂亮迷人的热带美女。她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栗色的秀发和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她的身边永远有一群痴情的追求者，然而她却对尼克情有独钟。

那位叫尼克的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同样是长得一表人才，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是那样与众不同。不过罗泽·赫尔曼当时对尼克的身世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尼克竟主动在罗泽·赫尔曼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西欧各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当年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有一次，他们无意之中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当时尼克就非常傲慢地说，德国人当时应该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斩尽杀绝，而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像犹太人那样的劣等民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累赘。

尼克的这番话让美丽而又善良的罗泽·赫尔曼大吃一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钟爱的这个年轻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血。既然尼克如此瞧不起犹太人，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再同他交往下去呢？当然，她并没有同尼克进行辩论，只是心事重重地和尼克告别了，这一次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最终不欢而散了。

罗泽·赫尔曼回到家里，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细心的母亲似乎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罗泽·赫尔曼终于和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提起了那个奇怪的尼克。

她对父母说，虽然那个尼克一直在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是他从来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去见见他的父母和家人，甚至连他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自己。每次罗泽·赫尔曼给他写信，都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由他的朋友转交给他。所以罗泽·赫尔曼就觉得这个尼克很是奇怪。特别是他今天的那番话，更让罗泽·赫尔曼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轻的尼克为什么对犹太人有这样可怕的偏见呢？

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恰好就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集中营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的那些刽子手屠杀自己的同胞。看到他们把一群群脱光了衣服的犹太人像赶牲口一样地赶进毒气室，还看到他们用大铲车把成堆的犹太人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然后化成一缕缕的青烟。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他终生难忘。现在听说女儿的男朋友竟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说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要是出生在二战时期，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就叫女儿多提防点，这样的人不能深交，更不能做自己的女婿。

有一天，罗泽·赫尔曼的父亲让自己的老伴给他读报，当这个老洛塔尔·赫尔曼听到报纸上说，现任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漏网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平时他也曾听到传闻，说那个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好像也到了阿根廷，正隐藏在这里。于是他不由得心里一动，马上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他怀疑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是不是跟阿道夫·艾希曼有关。于是，赫尔曼马上就让女儿带着自己，按照以前给尼克写信的地址，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家。然后从尼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尼克家就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于是他们马上驱车前往，找到了那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罗泽·赫尔曼和她的父亲一打听，知道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这时老赫尔曼心里一动，他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里，他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纳粹头目，成效甚微。那些狡猾的纳粹头目好像一个个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很是沮丧。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收到这样的检举信，但是等到一调查，却又成了子虚乌有的无头案。但是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现在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很有价值的信时，他的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但是，他没有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德国当局。由于他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将这条有价值的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了以色列。结果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的手中。

那是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仍然没有回家，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那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一切显得那样的朴实无华，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办公桌上的灯光下摆着一封信，下班前刚刚收到的。这是他的老朋友伊特寄来的。伊特在这封信里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伊特说，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

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会收到有关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伊特信上所说的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由于摩萨德当前的财力和人力有限，不能马上开展调查，何况这一次说的还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远在南美洲，千里迢迢，如果情报来源不可靠，劳师千里兴师动众，摩萨德损失的不仅仅是人力和财力，还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非议。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不过，一种职业特工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也许这个新情报的背后大有文章，何况这条消息所涉及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哈雷尔想了想，终于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隔壁的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调来了艾希曼的案卷，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潜心研究起来。对于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位纳粹德国的元凶，哈雷尔当然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他又认真地审读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哈雷尔曾经不止一次审读过关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卷，每一次审读都让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时时在心中涌动，好像那600万惨遭杀害的犹太人的冤魂都在他的面前飘荡，让他看到了那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和那一具具还没有被送进焚尸炉的骷髅一样的尸体。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当哈雷尔再一次翻阅这些案卷时，那种幻觉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他慢慢地合上那厚厚的案卷，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远赴阿根廷，首先找到那个提供线索的洛塔尔·赫尔曼，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一旦掌握了真凭实据，哈雷尔就将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亲自出马，把这个藏匿了15年之久的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给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交代。

他拟订了一个行动方案，连夜向总理汇报。

女特工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哈雷尔就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着手调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都是摩萨德战术行动处里最精干的突击队员。

特别行动小组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找到提供线索的赫尔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对名叫“达古特”和“克莱门特”的两个人进行秘密调查。但是由于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对阿根廷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他们在附近租下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对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进出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并且进行拍照分析研究。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去阿根廷之前，哈雷尔就从艾希曼的档案和有关的资料中，找出了艾希曼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他们熟悉。包括他当年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和走路的姿势等等，都让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了然于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终于有许多关于“4261号”的情报和进出人员的照片送到哈雷尔的办公桌上。

但是这些情报和照片都让哈雷尔无法确定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艾希曼，也无法确定那些进出的人员都同他有关。

为了能尽快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哈雷尔双管齐下，立即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欧洲各国，对艾希曼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庭和亲属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艾希曼当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也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

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本人和他的亲属有任何觉察。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或者是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狡猾的艾希曼又会逃之夭夭，再次藏匿起来。特别是不能让他那些德国的亲属朋友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有关艾希曼的任何问题。至于想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希望。因为德国当时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那么，仅仅知道艾希曼藏在南美洲，但到底藏在南美洲的哪个国家，行动小组还不能最后确定。尽管那个提供线索的赫尔曼非常有把握地说，那个“4261号”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发现此人根本就同纳粹毫不相干。一些居民证实，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上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不过，就在摩萨德行动小组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4261号”的两个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而且“去向不明”，门上的那两块牌子也摘下来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行动小组的注意。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所谓的“搬家”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幢房子。机智的特工们综合分析了从欧洲调查到的新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艾希曼的确就隐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他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由于艾希曼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看来现在只有在他的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看他什么时候会和家人在一起。

不过要找到这个“突破口”谈何容易啊！

他们想利用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做诱饵，利用尼克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继续给他写信，约他出来谈情说爱，然后从中套出他父亲的行踪。但是现在这条路也行不通了。这时不要说尼克，就是连他的那个朋友也突然失踪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尼克和他的朋友同样不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位美丽的女特工迪娜·罗思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因为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知道，这一年的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另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经过商量，特别行动小组都认为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让迪娜·罗思试一试。

于是迪娜·罗思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了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用一个很精致的礼品盒装好，并且在礼品盒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迪娜·罗思在生日贺卡写上：“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然后又在外面的包装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阿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

迪娜·罗思准备好这个精致的小礼物之后，就在这家旅馆里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请他当一回信使。迪娜·罗思把这个礼品盒亲手交给了那个小听差，并对他说：“请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绝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成之后，我会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金。”

此时迪娜·罗思又假装是一个十分痴情、又不甘愿单相思的高贵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同时还一再叮嘱这位小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你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会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这趟差事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了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传送情感的重要的小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自己以前也曾扮演过，因为在这个阳光充足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南美大都市里，这样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

小听差找了个机会溜出了那家高级旅馆，然后就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那块“克莱门特宅”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应。小听差就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尔南多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迪娜·罗思事先的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邻居挨家挨户打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了搬走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谢了谢那个德国老太婆，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小工厂。

那个德国老太婆嘴巴里所谓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那个小听差小心地推门进去，只见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伙子，正弯着腰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小听差马上走过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并且一定不会拒绝。”

小听差边说边将手中的礼品盒递给对方，又接着说：“我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家，那里的人说他一家早已搬走了。后来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说，搬走的那个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礼品盒上写的字，又把它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带着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谁打发你送来的？”“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的。他说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着一位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就是她请我的朋友帮忙转交的。可是我那位朋友刚好有事不能离开，碰到我之后，就转交给了我，让我帮他送一下。”

小听差按照迪娜·罗思教他的话，回答得头头是道。“我还是想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金发小伙子执拗地重复着说。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就说：“先生，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那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我又不能随便拆开别人的礼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我想那个收件人打开以后，一切就都明白了。”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金发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听差，没有吭声。

这时那个机灵的小听差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真正的收件人。但是他还是故意地说：“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就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他，让我亲手交到他的手中吧！我想这个礼物对那个人来说，也许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意义。”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你就把东西交给我吧。”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就从小听差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礼品盒，然后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放心吧，我会帮你完好无损地送到。”说着顺手就把这个礼品盒放到了自己的工具包里。

小听差一见，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先生！我应该怎样感谢您啊！”

小伙子似乎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说：“不用谢了。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那好！请原谅我打扰您了。再见！”

小听差很有礼貌地向那个金发小伙子告别了，然后就走了出去，并且记下了这家工厂的门牌号码。他急匆匆回到了旅馆，向迪娜·罗思详细地报告了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贸然把那个礼品盒交给了那个陌生的金发小伙子对不对，心里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的赏钱会不会落空。

哪知迪娜·罗思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没有责怪他的冒失，末了还慷慨地给了小听差加倍的酬金。小听差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的的确确是帮了这个女子一个大忙。因为迪娜·罗思这时完全可以断定，接受礼物的那个人正是失踪多时的“克莱门特”的儿子，也正是自己和特别行动小组多方寻找的人。

通过那个小听差的描述，迪娜·罗思马上断定，那个金发小伙子肯定就是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的意中人尼克。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找到克莱门特，然后就可以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潜逃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拍下了艾希曼的照片

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密码电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到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见到这份报告后，简直是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帮忙寻找那个克莱门特。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预感，那个化名为克莱门特的人，一定就是艾希曼。

当天，哈雷尔就刻不容缓地制定了逮捕艾希曼的行动计划，等到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马上付诸实施。他随即对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下达指令——立即落实克莱门特的身份。

特别行动小组接到哈雷尔的指令后，就请罗泽·赫尔曼小姐出马，先确定那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份。那一天，特别行动小组把罗泽·赫尔曼小姐请到一辆小轿车上，把车子开到那家工厂附近，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边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金发小伙子下班后从工厂里走出来。没过多久，那个金发小伙子走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这时，坐在后座的罗泽·赫尔曼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失踪多时的尼克。她马上对坐在旁边的迪娜·罗思说：“没错，就是他。尼克！”

迪娜·罗思点了点头，用力握紧了罗泽·赫尔曼的手。因为迪娜·罗思发现，罗泽·赫尔曼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把罗泽·赫尔曼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此时，车上的人都在偷偷地注视着向公交车站走来的尼克。迪娜·罗思发现，这个尼克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帅气逼人，怪不得美丽迷人的罗泽·赫尔曼会钟情于他。这时她不禁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罗泽·赫尔曼虽然多日没有见到尼克，但是，此时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少女的温柔，而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已经猜到了，尼克从前多次在自己面前炫耀的那个“德国军官”的父亲，原来就是屠杀600万犹太同胞的最主要的凶手。

尼克上了公交车，特别行动小组的小轿车悄悄尾随其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尼克刚刚搬到圣费尔南多区不久的新家。尼克下车后，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靠近树林边的那幢平房，甚至还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面不远处的那辆小轿车和他有关。

尼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很旧，简陋而颜色暗淡，孤零零地坐落在公路边的一片树林旁边，没有左邻右舍，要想在这里隐姓埋名躲避起来，倒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人员就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约50米远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再说，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也为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接连监视了几天，房屋的男主人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幢房子的男主人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特别行动小组马上将这些情况向哈雷尔作了汇报。哈雷尔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摄到一张克莱门特的照片，确定他是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哈雷尔决定自己亲自到阿根廷去一趟。几天以后，哈雷尔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监视住宅的特工作了必要的技术上指导，然后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这个克莱门特如果真是阿道夫·艾希曼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3月21日回家来。因为根据艾希曼的有关材料记载，1960年3月21日将是艾希曼和他妻子的银婚纪念日。由于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所以哈雷尔相信，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果然在3月21日那天中午的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这个男人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已经谢顶了，但是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迈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步伐向这幢房子走去。通过对这个人的年龄特征、衣着打扮、走路的姿势和气质风度来分析，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人员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们立即把他拍摄下来。

哈雷尔想要的证据终于到手了。他立即返回以色列，先派人把照片送到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进行比较；同时，把现在的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但是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不过，无论是通过实验室的科学鉴定还是让见过艾希曼的人辨认，结果都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藏匿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样的结果让哈雷尔非常高兴，他再次向总理本-古里安进行了汇报。他对总理说，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想再次前往阿根廷，亲自指挥这次捕获行动。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你就亲自去一趟吧，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得更好，死的也行！”

“你的党卫军证号码是多少”

捉拿艾希曼的行动已经确定，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他运送到以色列来，还有运送工具。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万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惊动阿根廷官方。哈雷尔最初考虑是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暂时还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航空公司董事长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哈雷尔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妥。因为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时期，新开辟一条航线进行试航人多眼杂，不免引人猜疑。

于是哈雷尔又想到了海运。但是他又觉得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会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哈雷尔为运送的事大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1960年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已经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5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立即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运送以色列代表团去阿根廷参加庆祝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对定居在南美洲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种鼓舞——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是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一次“顺风车”——后来他又和总理本-古里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本-古里安的协调下，以色列外交部果然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让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抓捕时间定于5月10日。

哈雷尔又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当面向他们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预料到将会有重要事情发生，不然，这个大权在握的摩萨德局长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他答应愿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董事长还回过头来问哈雷尔：“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哈雷尔摊了摊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阿道夫·艾希曼的警觉再次逃脱，哈雷尔最后决定，须在5月10日前将艾希曼抓捕到手，然后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回国。

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经过哈雷尔精心挑选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挑选这些队员时，哈雷尔还附加了一个特别的入选条件，那就是特遣队的这些队员必须是当年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或者是他们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这样为了抓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甘愿牺牲，以命相搏。

11名特遣队员手执不同的护照先飞往欧洲各地，然后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给他们规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则率领3名特遣队的成员手持完全能以假乱真的护照，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内，特遣队的其他成员也准时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按事先的规定在圣费尔南多区其他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下来了。有的一个人住在一家旅馆，有的两三个人住一家旅馆，好像互不相识一样。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这些日子里，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处在摩萨德特遣队的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特遣队的队员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在晚上19时40分左右，准时地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加里保迪大街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所以他最近的这一次搬家，完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既定内容，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此时的艾希曼完全不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特遣队已经悄悄地撒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他现在已经是网中之鱼了。

然而，就在特遣队实施抓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阿根廷政府的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观光代表团，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9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这个通知对哈雷尔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抓捕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到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代表团专机的到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首都藏上一周，而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雷尔当机立断，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另外租了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一所乡村别墅式的建筑，距艾希曼现在的住宅约有30分钟的车程，代号为“宫殿”；另外一间则在城市中心。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装成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的样子。因为抓到艾希曼之后，他们还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一个星期，等待以色列的班机，这个“宫殿”就是艾希曼的囚禁室。一旦艾希曼的失踪引起了阿根廷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把艾希曼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以便及时转移。哈雷尔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后，来一个全城大搜捕，他们就可以及时转移，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寓所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这次行动由摩萨德最优秀的特工彼得·马尔金具体负责实施，并要求那些直接参与绑架行动的特工人员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了，就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哈雷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会议上，哈雷尔还让所有的行动人员把艾希曼的照片拿出来，再熟悉了一遍；然后又与行动小组的特工们最后一次讨论了绑架艾希曼的行动计划，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命令所有的人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别克”牌轿车作为应急车。

1960年5月11日19时25分，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分乘两辆汽车驶向目的地。这时离艾希曼平时回家的时间就只有十来分钟了。由彼得·马尔金带领的第一辆车子，停在离203号公路口大约10米远的加里保迪大街上，他和另一名特工一起走下车来，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引擎盖，摆弄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等待艾希曼走过来。彼得·马尔金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又回到车子的左侧，也弯下腰去像是在研究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车上的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车子则停在202号公路上，车头正对着这个路口。一名特工也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则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到艾希曼一出现，就立刻将汽车前面的两只远照灯调到最大的亮度，使他在那雪亮的灯柱里眼花缭乱，不走得很近很近，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以便第一辆车子上的人接近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彼得·马尔金手上的夜光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0点5分。是不是艾希曼发生了意外，还是他嗅到什么味道逃走了？第二辆车子上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有点焦躁不安，他在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但是，埃勒达德等人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就在这时，又开来了一班公交车，一名乘客在街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慢慢地走下站台。“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埃勒达德耳语道。这时埃勒达德也同时发现，在朦胧的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开灯！”随着埃勒达德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随着第二辆车子的灯光一亮，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彼得·马尔金假装散步，快步地向艾希曼走去。这时竟然刮起了大风，远方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只见艾希曼习惯地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大风稳步朝彼得·马尔金迎面走来。但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他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来人。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还相距不到15米，彼得·马尔金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双脚落地仍然很有力气，而且有规律，这都是当年正统的军事操练的结果。

猎物就在面前，而且近在咫尺，彼得·马尔金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他加快了脚步朝对方走去。就在离对方只有5米远的时候，彼得·马尔金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低声喝道：“不许动！”

艾希曼一怔，镇静地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着迎面而来的彼得·马尔金。面对这样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艾希曼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来，准备向旁边的树林子逃遁。

但是还没有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身手敏捷的彼得·马尔金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伸出一条有力的臂膀，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然后用另一只手准确地锁住了艾希曼的喉骨，将他制服了。就在这时，第一辆车子上的特工飞快地赶过来增援。几个人把艾希曼抬了起来，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此时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迅速向夜色中冲去。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向前开去，也立即尾随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为它在前面开道。两辆车子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宫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手锁脚镣。他的头部一直被一名摩萨德的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大约20分钟后，汽车驶入“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从车上拖下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这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一副疲惫不堪而又绝望的样子。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纳粹头目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差点儿征服了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东倒西歪的。他的身上还穿着大衣，眼睛已经被护目镜盖着，看不见抓他的人。一个特工走上前去，脱去他的衣服，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然后两名特工挟持着他，把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他的一条腿被用铁镣锁在床架上。“你叫什么名字？”一名特工用德语厉声地问。“里卡多·克莱门特。”对方这样回答，声音很低，显然很虚弱。

负责审讯的特工又问了他的衣着的各种尺寸，回答与档案记载的完全吻合。“脱掉他的衣服看一下！”那位负责审讯的特工改用英语喝道。

彼得·马尔金等人迅速把艾希曼的衣服脱光，举起了他的左臂。在应该有个标示血型的刺花地方，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小的疤痕。疤痕已经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与档案里记载的图形一模一样。这种刺花就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这时哈雷尔和他的手下终于放心了，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真正的阿道夫·艾希曼。“你的党卫军证上的号码是多少！”审讯的特工单刀直入。

艾希曼此时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他知道，再也没有必要隐瞒事实的真相，一切都是徒劳的。于是他毫不迟疑地答道：“45526和45326。”“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特工人员继续问道。“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症病人发出的痛苦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和那些尺寸上的号码，就可以证实眼前这个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1950年。”“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艾希曼这时全身颤抖起来。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

说完，他全身一阵痉挛，差一点昏过去。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被哈雷尔和他的手下成功地捕获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他从阿根廷成功地运送到以色列去接受审判。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几名训练有素的特遣队成员，他自己带着其他的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进行安排。

哈雷尔知道，这个运送的任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不仅达不到他们此行来阿根廷的目的，说不定连他和他们国家的声誉都将会受到影响。

第五章 哈雷尔功成身退马尔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终于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的罪行被记录成3000多页的卷宗，站在特制的防弹玻璃罩里接受犹太人正义的审判，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亲手擒拿艾希曼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功成名就，从此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

艾希曼成了“脑震荡病人”

1960年5月19日，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团的成员们下了飞机后，就住进了阿根廷为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国宾馆去了，准备参加25日的隆重庆典。这时，艾希曼已在哈雷尔为他专门准备的“宫殿”里平平安安地被关押了8天。

现在，哈雷尔并不担心艾希曼的失踪会引起阿根廷警方大规模的搜寻。因为他早就分析过了，艾希曼突然失踪后，他的家人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报警。因为他们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隐居阿根廷的，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被警方查出来后，招来地方当局的惩罚，所以他们即使是要去寻找，也只能是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或熟人家里去询问。而此时艾希曼的那些纳粹党朋友也不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人现在首先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们猜到艾希曼已经被捕获了，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前程，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

事实证明哈雷尔的推测完全正确。在这8天的时间内，外界没有任何有关艾希曼的传闻，也没有任何不相干的人光顾这间“宫殿”。

因此，哈雷尔就利用这8天的时间，做好了解运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让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们都穿上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时给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让他也冒充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然后全部人马乘坐机组人员的专车直抵机场。只要一上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专机，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哈雷尔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在参加阿根廷的国庆庆典后，都不会坐专机从原路返回以色列，他们将从阿根廷去美国访问，可能还会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就成了他们押运艾希曼的专机了，这一切都给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雷尔一再强调，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技术检查和机组人员休整时间，有关机组人员必须毫不松懈地对飞机实行保护性监视。

为了防止艾希曼在机场通过最后一道检查口时狗急跳墙，向阿根廷执勤人员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雷尔早就有了周密的考虑。5天前，他就在随队军医的建议下，让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车祸”中得了“脑震荡”。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经过5天的准备，这一切都如期完成了。那个“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出院文件和疾病证明都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阿根廷那家医院开具的所有文件和证明书上，都被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现在，即使阿根廷警方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能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当时哈雷尔还想了一招。出发前几天，他让一些队员天天晚上光顾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并且在那家酒店每一次都装成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然后深更半夜地扶醉而归，在大街上又唱又闹招摇过市，让其中的一个人装成醉得人事不省的样子，由其他的几个人抬着回旅馆，并且故意在那些巡逻的阿根廷警察面前经过。

开始一两次那些巡逻的警察还在干涉，公事公办地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看到那几个人天天都是如此，那些警察也就见怪不怪了，几乎连问都不问一下，甚至还觉得这些人有点可笑。

哈雷尔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招呢？原来他做好了两手准备，担心万一艾希曼到时候不配合装不成“病人”，他就准备把他灌醉，然后把他像抬一个酒鬼一样抬上飞机。不过后来这一招还是没有用上。从到机场一直到后来通过安检直到上飞机，那个艾希曼一直都“配合”默契，并没有露出破绽。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那幢秘密的乡间别墅中，摩萨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给艾希曼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了，以防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直都得小心谨慎。摩萨德特遣队的队员都在候机大厅等待检查，他们的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的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边检人员甚至对这位“脑震荡患者”表示了友善的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以色列特工以及艾希曼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不由得轻轻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全部顺利地登上了停机坪上那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

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这时，哈雷尔还吩咐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的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时刻。

5月21日零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的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几位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得知抓获了屠杀犹太人的凶手艾希曼之后，竟激动得抱头痛哭起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家人就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去的。

经过漫长的空中航行，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这架“布列塔尼亚”号专机终于顺利降落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

被告席上的防弹玻璃罩

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妥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看管已经苏醒过来的艾希曼，他自己则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他知道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的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

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

本-古里安总理虽然也很激动，但他却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才简单地问了一句：“你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而又干脆。“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这名纳粹罪犯移交给稽查总监，然后由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去审判他的罪行吧！”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月23日，本-古里安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在阿根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了部长们。当天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议会大厅正式宣布这条消息。

由于工作关系，作为以色列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但是这一次他却在本-古里安总理向议长提出要在议会上发言的前5分钟，悄悄地步入议会大厅，在内阁成员席后面的非内阁成员席上坐了下来。此时议会大厅里鸦雀无声。摩萨德最高首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双蓝眼睛直视前方。

本-古里安总理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庄严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了全国，甚至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整个以色列沸腾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在欢呼。本-古里安自己也激动万分。这个从14岁开始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竟克制不住自己，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这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多少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还有那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大海捞针一样的搜捕……

但是此时此刻，哈雷尔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艾希曼被秘密地押解到以色列之后不久，阿根廷就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指责以色列绑架了它的一名公民。以色列当即致歉，但艾希曼仍然被拘押在以色列。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决议，认为艾希曼“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阿根廷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引起国际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为了防止在旁听席上的听众过于激动而会当场刺杀艾希曼，在法庭审判时，法警们不得不特地制作了一个上面敞开的防弹玻璃罩，这个玻璃罩很大，足可以容纳艾希曼和两名卫兵。艾希曼就站在那个特制的玻璃罩里接受审判。艾希曼面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到后来，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那血渍斑斑的如山铁证，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带着一种忏悔的口吻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

在无次数的审判中，旁听席上的听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600万惨死在纳粹党卫军之手的犹太人的冤魂，终于又一次听到了正义的声音。

1961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判定阿道夫·艾希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以“反犹罪”、“反人道罪”和“参加犯罪组织罪”等罪名判处阿道夫·艾希曼有罪，并判处死刑。以色列法庭为他做了3000多页的案情记录，完全符合史实，他可谓死有余辜。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佩服。以我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的经验，你们这次抓捕办得很在行。”

——这位以色列官员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6月1日早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结束了。

对情报机关来说，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实际上是谍报史上典型的秘密情报活动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海外活动，使用伪造证件旅行，凭自己的智谋行事，最终抓获了寻求的目标。此类行动通常都会有失算和不走运的情况，而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使整个行动付诸东流。所以，在制订方案、部署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步骤和细节中，“追捕艾希曼”这一行动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纯间谍技巧性问题。

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场震惊了全世界。摩萨德由此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亲手将艾希曼成功擒获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也由此名声大振，被人称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他的这一壮举书写了他特工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笔。

马尔金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1930年，他随家人搬到波兰与亲戚一起生活。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他和母亲及时逃离了波兰，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生活。马尔金的姐姐和其他亲戚因为签证的原因没能离开波兰，最终不幸死于纳粹大屠杀。得知这一噩耗的马尔金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马尔金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犹太人地下组织。1950年，他加入摩萨德成为一名特工。马尔金在摩萨德一共服役了27年，于1976年正式引退。在公开的业绩里，除了亲手擒获纳粹头目艾希曼以外，他还曾抓获一名混入以色列高层的外国特工，并阻止了一些纳粹核科学家在二战后参与埃及武器发展计划的企图。鉴于他出色的表现，马尔金曾两次获得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总理奖章”。

马尔金在服役期间，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因此获得了“伪装大师”的称号。他曾装扮过艺术家、码头装卸工、飞行员和商人，而他的国籍也一会儿是法国，一会儿又变成了德国或者美国。马尔金曾经说过：“我大约使用过30多种不同的伪装方式。有时候连我的母亲、妻子和朋友也被我弄得晕头转向。”

1976年，马尔金离开摩萨德后，开始钻研绘画和写作，并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他曾在巴黎、伦敦、东京等地举办过画展，还曾卖出过300多幅油画和素描。马尔金最有名的作品是他在阿根廷执行任务期间，用油画棒和水彩笔画在一本《南美导游手册》上的画，画面上描绘了马尔金的一些亲属，以及阿根廷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场景。

除了绘画以外，马尔金还酷爱写作。1980年，关于马尔金的一部纪实小说在整个欧洲流传开来，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亲手逮捕艾希曼的人。马尔金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为《艾希曼在我手中》，此书还被拍成了电影。

后来，这位传奇的特工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耐人回味的故事。

马尔金应该是哈雷尔任职期间，摩萨德特工中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之后，身为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在此前后，他还干过许多让人吃惊的事。

1956年，他领导的摩萨德特工，曾经成功地从东欧驻苏外交官手中，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由哈雷尔亲自前往美国交给中央情报局处理。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专家进驻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希望德国人能帮助他的国家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利斯行动”。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使用过的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但是，哈雷尔觉得他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总理不断地提醒他，不要惹怒了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德国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的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因为斯科曾尼同阿道夫·艾希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更是一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正是由于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迪·戈尔卡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一家旅馆附近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证实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有3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三个大错误，从此他和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予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捉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被确定为间谍而被抓捕的时候，本-古里安十分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予的权力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1963年3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的原因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过了头。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摩萨德教父”的美名。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真正的奠基人。

第六章 走马上任阿米特外交策反两成功

阿米特成为第三任局长后，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成立的行动处，使摩萨德的行动如虎添翼；巧施“美人计”，成功策反伊拉克王牌飞行员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23年后再次成功策反叙利亚空军少校，又一架“米格-23”战斗机飞到了以色列。

阿米特把“131部队”并入摩萨德

哈雷尔功成身退之后，摩萨德走马换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成了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地区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同巴勒斯坦地区许多的犹太家庭一样，阿米特的家人也是千里迢迢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当年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成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与周围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从未停息过。上个世纪50年代，阿米特曾先后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猛过人。他从来不愿意待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表现了一种军人的阳刚之气。

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年轻的军官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且很快就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做随从参谋。不久，阿米特就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因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而到美国休养。作为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休养的时间潜心攻读，终于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穆恩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却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在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思维方式也格格不入。结果闹得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矛盾、协调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方便。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穆恩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并与摩萨德内部的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提升。

阿米特出任摩萨德局长后，对摩萨德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必须以对原始的情报材料的系统性分析，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他虽然把军事情报局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还是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的这些理论和后来的实践，对摩萨德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任职期间，他把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从而使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以色列的外交部。当时，同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时，往往不是由以色列的外交官员出马，而是由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出面。这一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当年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的“外围战略”构想，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以色列同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常常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情报渗透和交流。后来，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摩萨德的海外活动空间。直到今天，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仍然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活动基地。

但是，就在阿米特要将他的这一“准外交”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时，不想却招致了一场麻烦。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给阿米特捎来一个重要的口信，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听到这个消息，阿米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当他向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提出这件事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的建议极有可能是埃及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他提醒艾希科尔总理说，如果阿米特在开罗被捕或者是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

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边境的局势极为紧张，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之际。这时，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那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了。

“准外交”和“六日战争”

1967年5月下旬，埃、叙联军大兵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当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埃、叙联军却按兵不动。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家，无论是从哪方面都是久耗不起的。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他们准备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僵局。但是投鼠忌器，以色列又担心自己的主动进攻会招致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便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得到了美国的无言的承诺后，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结果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这就是现代中东史上有名的“六日战争”或者叫“六五战争”。当时战争打响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还致信给约旦国王侯赛因，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的关系。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

当时摩萨德特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向以色列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早晨7时45分。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飞行员正在吃早餐，空防警戒松懈，而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一切都正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于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群就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1967年6月5日7时45分准时飞抵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的飞机和地勤设施，还有那些雷达防空设施，很快就被以军飞机轰炸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当时以色列可供使用的作战飞机共有196架，另外还有12架战机也已经编队在空中集结待命。在特拉维夫时间7时45分，以色列的第一批幻影式战机和神秘式战机就飞抵轰炸目标上空。为了绕过设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雷达监视网，还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取道西奈半岛居民区和军事区之间的沙漠荒地和山区峡谷，飞到地中海上空，然后以超低空的高度分别从亚历山大西部飞到开罗机场，从塞得港北部飞到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这时，埃及机场上一架架米格式战机和索科尔式战机都毫无隐蔽地暴露无遗，甚至连机衣都取下了；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对付空袭的防御，机翼挨着机翼，一行行的战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等待来自空中的轰炸。

当以色列的第一批战机在轰炸和扫射目标的同时，以军的第二批战机已经在航途中，而第三批又开始起飞了。就这样，从早晨7时45分开始，到10时35分结束轰炸，以色列共出动战机17批次，以每批次不到10分钟的间隔起飞，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十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的重磅炸弹，几乎将其全部摧毁了。埃及的空军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这时所谓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解决了埃及的空军之后，以色列又对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下手了。到6月6日傍晚为止，以色列歼灭阿拉伯国家的飞机416架，其中有393架是在地面被摧毁的。而以色列自己则仅仅损失了26架战机和21名驾驶员。这种悬殊的反差实在是令人震惊。

仅仅经过6天的较量，第三次中东战争就结束了。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三个国家共阵亡官兵2万多人，受伤和被俘6万多人，而以色列仅阵亡809人。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它战前面积的4倍。“六日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之外，摩萨德局长阿米特也由此声誉大振。

美女特工找到了“猎物”

阿米特在摩萨德局长任职期间，正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初露端倪之时，为了有力地打击这种新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阿米特为摩萨德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的时候，许多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还纷纷致信给他，高度赞扬阿米特，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反恐”树立了典范。

摩萨德在阿米特的主政下，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其中最精彩的一页就是在1963年，摩萨德特工利用“美人计”，一举成功地策反了伊拉克王牌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使以色列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也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战斗机。摩萨德的这次成功简直就是给以色列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让举国上下为之一震。

在196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庆20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当一架架法国制造的幻影式战机从观礼台上隆隆飞过，最后消失在天际时，一架涂有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的飞机又出现在空中。这架飞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在场观众的疑惑，同时也立即在世界同行中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这架飞机并不是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幻影式战机，而是一架苏制“米格-21”战斗机！“米格-21”战机是苏联研制并生产的，它是米高扬设计局的杰作，在当时是全世界速度最快、设备最先进的攻击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1955年第一架“米格-21”诞生时，它以优良的战术性能、轻巧、灵活、爬升快、跨音速和超音速、操纵性能好、火力强等多种优势，被“北约”取了个绰号“鱼窝”。当时即使是在苏联，也只有那些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拥有这种飞机，就连“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空军部队，都没有装备这种战机。在20世纪60年代，“米格-21”成了苏军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时装备了2500架以上。

当年，苏联为了在中东地区施加其影响，曾在1961年以“绝对保密”为条件，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提供了几架“米格-21”战机的样机。至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米格-21”战机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当年苏联把“米格-21”战机派往国外时，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安全保密措施。他们规定，这些样机必须是在苏联顾问和克格勃特工的监督之下，才能训练阿拉伯飞行员；而那些接受苏联训练的飞行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另外，有关飞机的安全、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训练以及飞机维修等工作，也全部都由苏联人负责，阿拉伯人不能轻易插手。总之一句话，从“米格-21”战机来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天起，就被严格控制在苏联派出的顾问、飞行员和特工的眼皮底下，不曾离开他们的视线半步。

然而，就是在如此严密的措施下，这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还是在以色列的国庆阅兵式上空出现了。当那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从观礼台的上空骄傲地呼啸而过时，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不由得在一片欢呼声中，把手中的帽子和鲜花抛向空中，有的人甚至在人群中相互拥抱起来。

可是，就在这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却有一个人，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天空，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那架熟悉的“米格-21”战机飞向天际，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

穆尼尔·雷迪法曾是伊拉克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两年前，就是他驾驶着这架“米格-21”战机飞出了伊拉克，悄悄地降落在以色列的一个秘密机场。

穆尼尔·雷迪法当年是伊拉克最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之一，而且还是伊拉克的一名空军少校，时任伊拉克空军大队长。他生活在伊拉克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一家人都信奉基督教，父母及家人都是天主教“马龙派”虔诚的教徒。但是在伊拉克，那些非穆斯林信仰者是受歧视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居住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曾遭到大批的屠杀。他的父母虽未受到迫害，但对伊拉克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憎恨感，甚至产生了远离伊拉克的愿望。不过他们的儿子穆尼尔·雷迪法却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是在阿拉伯学校接受教育的，后来从军后又受到了重用，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让他有了一种做人的尊严和优越感。

那么，穆尼尔·雷迪法为什么会驾着“米格-21”战斗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伊拉克，而投奔到以色列呢？

根据摩萨德秘密档案材料的记载，当年促使穆尼尔·雷迪法离开伊拉克的原因有二：一是穆尼尔·雷迪法的飞行大队曾参加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村民的轰炸及扫射，他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感到极为不满，同时也为自己参与这一屠杀事件感到内疚和沮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对苏联派来的顾问和专家在训练伊拉克飞行员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专横颇为反感。

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摩萨德官方档案不便记载的原因——那就是这个穆尼尔·雷迪法少校当时不幸中了摩萨德精心策划的“美人计”，被摩萨德的特工成功策反过来了。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当年策反伊拉克空军少校雷迪法叛逃的计划，的确是摩萨德的一个重点行动，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特当时还亲自把这次行动命名为“首饰行动”。

摩萨德的这次“首饰行动”，并不是局长阿米特一时的心血来潮。尽管关于“首饰行动”出笼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但其中最值得取信的一种，也许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说法是：1965年1月的一天，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来找阿米特将军。他对阿米特将军说：“我需要一架货真价实的‘米格-21’战机，你能办得到吗？”

阿米特将军沉思了片刻，说：“好吧，让我们来试试看。”

当时魏茨曼领导下的以色列空军，是一支精干且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被称为“以色列的长臂”。其主力飞机是法国的“幻影Ⅲ”战斗机。以色列空军当时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先进战斗机，在周围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过，后来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有了这种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机，这位空军司令感到有了一种威胁，所以才对摩萨德局长提出这种难以实现的要求。

但是，由于以色列国家的特殊性，使它的情报部门从来没有拒绝过军队的任何要求。尽管空军方面提出的这个要求相当棘手，但阿米特却没有犹豫，他必须考虑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于是，他立刻指令摩萨德行动计划处的沙龙处长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其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劫持一架“米格-21”战斗机。

当时为了实施这个“首饰行动”，特别行动小组曾设计了三种方案：空中拦截“米格-21”，并迫使它在以色列降落；派一名摩萨德特工以飞行员的身份打入某一阿拉伯国家空军，并设法驾机飞回以色列；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以色列。对这三种方案进行比较后，他们认为最后一种方案难度很大，因为阿拉伯飞行员都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金钱的诱惑不大容易打动他们，但是与前两种相比，该方案却具有简洁快速的特点，因此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至于选择哪个国家下手，最后该小组组长断定，还是在伊拉克动手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各阿拉伯国家空军的情报，摩萨德情报搜集处的电脑中存储着敌方飞行员的详细资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曾自豪地说过：“我认识数百名阿拉伯飞行员，不仅知道其飞行训练状况，就连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及私生活，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对伊拉克空军中符合条件的飞行员进行严格的侦查、摸底和筛选后，摩萨德最终选中了伊拉克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不久，摩萨德就派遣了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工，利用他们手中那种能以假乱真的假护照，以不同的身份和化名来到西欧各国，然后又由那些国家先后来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去对付他们共同的“猎物”穆尼尔·雷迪法。

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这些身份不同的特工又以各种“偶然巧遇”的方式，设法与雷迪法及其家人相识。当时在这些特工当中，有一位出生在纽约的犹太女郎，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还有好莱坞女明星的气质风度，她的化名为“莫妮卡”。关于她真实的身份和姓名，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据说当年雷迪法被成功策反之后，恼羞成怒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极力想搞清这位“莫妮卡”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位“莫妮卡”当时持有美国护照，是这次“首饰行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正是这位犹太女郎的出色表演，才使得此次行动完美无缺。

当年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莫妮卡巧妙地结识了年轻英俊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这位飞行员一见到莫妮卡，立刻就被她那迷人的容貌和非凡的气质所倾倒，对莫妮卡可谓是一见钟情。雷迪法与莫妮卡频频约会，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多次的谈话中，莫妮卡很快就发现，这个雷迪法确实非常同情库尔德少数民族，一谈到当时屠杀库尔德地区那些山民的话题，雷迪法的表情就非常痛苦，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脸上总是显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激动。莫妮卡知道雷迪法虽然是阿拉伯人，却不是穆斯林，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忠诚于基督教义。他的信仰和他在伊拉克所遭到的歧视，使他很容易同情那些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或事，尤其是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的问题，雷迪法一直认为伊拉克当局的做法实在是不妥。既然库尔德人已经属于伊拉克国，那么政府就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应当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但是一直以来，库尔德人却始终都是国内受歧视和欺压的对象。所以，雷迪法就毫不掩饰地说，库尔德人的叛乱完全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政府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改变原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做一些必要的让步，通过谈判得以和平解决。可政府不但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还大动干戈，屠杀那些善良的库尔德人。这样的结果只会加剧库尔德民族的反抗情绪，让现有的动乱和不安长期延续下去。这种局面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雷迪法这种出于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批评和愤怒，莫妮卡也是从内心真诚地表示赞同。于是她也趁机谈起了美国的黑人问题，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思想上的一致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不过对于莫妮卡来说，当时她尽管是负有特殊使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近雷迪法的，但是她与雷迪法之间的那种情感和共鸣，多少还是有一点真诚的成分。

在后来的谈话中，莫妮卡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上。让莫妮卡没有想到的是，雷迪法也向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雷迪法说：“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信仰基督教的关系，我生来就喜欢同情弱者。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人口也不过几百万，但是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顽强地对抗着周围几亿的阿拉伯人。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灾难。”

雷迪法的坦诚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见识，让莫妮卡不得不从内心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当时，她竟然有点儿怀疑自己的动机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对这样一位年轻而又正直的伊拉克军官下手，是不是显得自己有点不光彩甚至是卑鄙。但是一种摩萨德的使命感，又让她觉得自己现在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机会。现在自己应该充分利用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取得对自己充分的信任。于是莫妮卡见机行事，首先是表达了对雷迪法的好感，称赞他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好人，也十分理解他深藏于内心深处但又无法与人言表的那种痛苦，然后，她便顺水推舟地建议他，应该想个办法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趁自己现在还年轻，早一点改变一下当前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

没有想到莫妮卡的这个看似善意的建议，倒真的打动了雷迪法的心。但是雷迪法最后还是很犹豫地打断了莫妮卡的话，对她说，自己现在毕竟是一名伊拉克的现役军人，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不能违抗军令。

从雷迪法的话中，莫妮卡注意到他有所动摇了。于是就以一种年轻女性的天真口吻对雷迪法说：“如果你现在就退出军队，不就可以再也不用执行屠杀库尔德人的命令了吗？”

莫妮卡的话刚一说完，就觉得有点后怕，几乎连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想，这样说是不是太露骨、太直白了一点。她担心会被雷迪法看出破绽。

但是，事情并没有莫妮卡想象的那么严重。雷迪法并没有从她的话里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雷迪法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莫妮卡这种看似友好的建议。他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说，如果自己现在要求退役，一是担心上面不会批准，而且还会引起对自己的某种怀疑；再说，他现在还不想马上就放弃，因为他很喜欢这种飞行生活。

这样的谈话虽然进行过多次，但雷迪法还是难改初衷，达不到莫妮卡所期待的目的。后来莫妮卡想到，总是这样的“务虚”，也的确是难以奏效。自己不过是他的一个一般的朋友，萍水相逢，雷迪法凭什么听自己的。要想让他就范，莫妮卡觉得有必要给点甜头让雷迪法尝尝。虽然他们认识已经有半个月了，也有亲昵之举，但还从来还没有上过床。虽然雷迪法也曾有过这方面的企图和要求，但莫妮卡每次都以“我完全是为了你的荣誉”而拒绝了。

莫妮卡知道，男女之间的这种风流韵事，在西方国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但是在穆斯林的国土上却十分看重。她也实在不愿意为这种事情让雷迪法的声誉受到玷污。不过莫妮卡意识到，再不使出女人的最后一道“杀手锏”，就很难再同雷迪法继续纠缠下去了。于是在一次约会时，莫妮卡就对雷迪法说：“你能不能陪我去欧洲旅行一次？我知道你们飞行员是可以请到假的。”

其实，雷迪法早就让面前这个迷人的女人把胃口给吊足了，这时听到莫妮卡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他立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两人稍作准备后，就一起飞到了法国的浪漫之都巴黎，在一家豪华的高档饭店里住了下来。当饭店的服务生帮他们搬来行李，打开房门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滚在一起了……

雷迪法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就与莫妮卡双宿双栖，难舍难分了。

条件是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和家人的安全

一天晚上，莫妮卡又躺在雷迪法的怀里对他说，她一直在考虑帮雷迪法逃出苦海的办法。因为她现在一刻也离不开他。

雷迪法又深情地吻了吻她，说：“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莫妮卡趁机抱着雷迪法说：“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些有趣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你。你看怎样？”

雷迪法一听“特拉维夫”，似乎就有些紧张。

莫妮卡又吻了他一下，笑着向他保证：“你不要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到那里去，飞机票都不用我们掏钱，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我们到那里住些日子，如果你觉得不适应，我们还可以远走高飞嘛。”

雷迪法终于同意试试看。他觉得只要不走漏风声，能够免费到特拉维夫转一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还能讨得莫妮卡的欢心。

一见雷迪法就范了，莫妮卡高兴得就像一个真正的情人一样，抱着雷迪法没完没了地吻了起来——她觉得哪怕是做戏，也要把戏做足，不能让上了钩的雷迪法再脱钩了。要知道她为了雷迪法的这个承诺，可是花了大本钱啊！

于是几天后，雷迪法和莫妮卡拿着摩萨德巴黎分站提供的假护照，登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一到以色列，雷迪法就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这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意外。尽管莫妮卡一再对他说，这都是自己那些朋友的安排，但雷迪法心里还是有几分不明白。第二天，他们便被安排前往内盖夫的某个空军基地参观。在那里，莫妮卡向雷迪法引见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摩萨德和阿穆恩的官员。至此，雷迪法终于知道了这位美丽的“美国女郎”的真实身份——摩萨德的女间谍。但是事已至此，雷迪法已经再也没有退路了，何况他内心也实在不想失去这个能让自己快乐的女人。

在后来的几天里，以色列的官员与雷迪法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他们坦率地对雷迪法说，只要他能够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来，他就将会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且能与其团聚。

就在雷迪法犹豫不决时，以色列的一位高级官员又对他说，你能为以色列搞到这种飞机，对整个西方盟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不仅仅是一架“米格-21”战机的问题了。也许是这位官员的一番话触动了雷迪法的某根神经，让他感觉到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反对苏联人。于是他答应了。不过雷迪法却提出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有人认为这代价太大了些。但摩萨德局长阿米特的态度既坚决又明确，最终由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这次“首饰行动”。

为了表明他们许诺的权威性，摩萨德官员又安排雷迪法与新任以色列的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见了面。同以色列空军司令会谈后，雷迪法对以色列更加佩服。当以色列空军司令亲自与雷迪法研究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时，竟能随口说出巴格达那些机场的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就像是在说自己国家的机场一样。他们不仅知道雷迪法那个中队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而且对整个机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在摩萨德官员的参与下，他们很快制订出一整套行动方案。雷迪法首先要想法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飞机挂上两个装满油的副油箱，这是远程航行并使飞机完整无损地飞抵以色列的先决条件。因为行动时他不可能直飞以色列，而只能按照霍德将军为其划定的一条曲折迂回、长达900公里的航线飞行，以避开伊拉克和约旦空军的雷达监视。至于具体行动时间虽然不好事先确定，但为了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将叛逃的飞机当成敌机击落，还是拟定了几个日期，供雷迪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整个计划谋划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几天之后，雷迪法又与其心爱的女友莫妮卡取道巴黎回到了巴格达。

莫妮卡重返伊拉克是为了协助和监视雷迪法的行动。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任务。一旦雷迪法回国后变卦了，或者他本身就是伊拉克情报部门设下的诱饵，那么莫妮卡就无异于自投罗网。以色列军方的传统观念是不让女军人投入战斗，但阿米特认为，必要时女特工比男特工更为适合，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摩萨德一向不主张、也几乎从不使用“性讹诈”或者是“性陷阱”等手段，因此世界各情报机构对以色列女特工的防范也要松得多。阿米特与其前任一样，也不强迫他的女特工以色相作为武器，除非她们自己愿意。

雷迪法回巴格达以后，摩萨德立即着手做下列一些工作：首先要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把提供给雷迪法的现款存进一家瑞士银行；其次就是要将雷迪法所有的家人安全撤出伊拉克。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不仅要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还要保证不能走漏风声，不能让其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就要到外国去居住，并且再也不回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萨德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转移雷迪法的妻子和孩子，第二步再转移他的父母和岳父岳母等人。

回到巴格达不久，雷迪法的儿子就患了“重病”，巴格达一家医院的“医生”开具了证明，认为伊拉克无法医治这种病，雷迪法的儿子只有送往英国伦敦医疗。于是，雷迪法的妻子便带着另一孩子陪“患病”的儿子前往伦敦治病。母子3人先到了伊朗，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迹象，就让他们从德黑兰登机飞往伦敦。他们到达伦敦的当天就被秘密安排登上了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妻子和孩子转移出去后，雷迪法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公开了自己未来的行程，将要把他们安排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之乡”以色列去居住。他又安排了莫妮卡和自己的父母见面，并把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以及这位迷人的女郎作了简单介绍。

不过在同父母交谈时，雷迪法还是隐瞒了自己受到了美女和金钱引诱这一情节。他的父母对儿子带来的这位神秘女郎并没有表示反感，同时还不能不为她的美貌感到惊讶。雷迪法公开告诉父母，说他要驾驶米格机投奔以色列，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由摩萨德特工作了周密的安排，此时已经安全地到了以色列，现在该解决他们老人秘密离开的问题了。雷迪法的父母除了惊讶之外，并没过多地犹豫就同意了儿子的安排。

于是，摩萨德就着手开始实施转移雷迪法的父母和他的岳父岳母的计划。在此之前，阿米特早已经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去了伊拉克北部，和他们所支持的库尔德叛军领导人商量好了人员转移问题。他们先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伊拉克北部的山区去避暑，然后从避暑的别墅偷偷地送过伊拉克的边防线，再用直升机把他们送到伊朗境内的阿瓦士，那里将有摩萨德的另一个特工小组接应。在伊拉克炎热的夏季，经常有有钱人到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的丘陵地带避暑，所以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日子，穆尼尔·雷迪法的父母以及岳父母在莫妮卡的陪同下，打点起简单的行李去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临行前，雷迪法的父母告诉他们的邻居说，莫妮卡是他们在瑞士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是来看他们的，正好可以带她去北方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他们一行数人顺利地到达山区后，立刻就有两辆大轿车迅速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前来迎接他们的一支库尔德游击小组让他们骑上骡子，整整走了一个通宵，才把他们送到直升机来接他们的地点，坐上直升机后很快就到达了伊朗境内的阿瓦士。30分钟后，摩萨德特工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了安全地点。整个行动可谓是安排得天衣无缝。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雷迪法终于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米格-21”降落在以色列空军基地

1966年8月15日早晨，天气晴朗，雷迪法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是今天要去执行一项远程巡逻任务。以前为了防止苏制最先进的飞机外逃，派到伊拉克的苏联军事顾问们曾三令五申，必须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的最低数量之内。其实苏联人这种不信任态度早已引起了伊拉克机械师和飞行员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在执行中也并不是特别认真。此时那些苏联人正聚在一起吃早餐，也没心思管其他的事。机械师们执行了雷迪法的命令。

一切就绪后，当机械师向雷迪法打出了“OK”手势后，雷迪法从容不迫地驾驶着他的“米格-21”起飞了。飞机先是向巴格达方向飞去，但是一飞出机场雷达控制的范围，马上就转向南飞去，飞行一段时间后又转向西行。这时，雷迪法的整个飞行路线，都是准确地按照霍德将军详细布置的航线行进的，并且将飞行高度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以避开沿途雷达的监视。

整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当雷迪法驾驶着“米格-21”战斗机飞临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空军对此仍毫无所知。而此时早已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很快就从雷达上发现一架单机正沿着预定的航线和高度飞来。当这架飞机逐渐飞临边境上空时，以色列的飞机立即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幻影”式战斗机腾空而起，前去护航。

雷迪法发现逼近的“幻影”飞机后，他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自己驾机投奔以色列的计划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会如此之快。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做出一连串晃动机翼的动作。“幻影”战斗机中队确认后随即掉转头来，掩护着这架来自敌国的苏制“米格-21”战机，越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的叛逃行动就此大功告成。以色列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事情发生后几小时，美、英、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纷纷向以色列暗示，希望能看一看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的飞机。因为这是当时西方国家中拥有的唯一一架“米格-21”战机。当然，得知这一消息后的苏联政府简直是怒不可遏。他们的安全部门尽管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最后还是出现了如此丢脸的事故，这将直接危及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于是，苏联政府立即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保证不能泄密，并要求立即收回这架战斗机。

聪明的以色列人当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们告诉苏联人说，这架飞机出现在以色列，他们也感到很震惊。这很可能是驾驶员在飞行途中迷失了方向。为了平息苏联人的愤怒，也为了自己能独占这份所谓从天而降的礼物，以色列向苏联保证，他们绝不会让其他西方国家“染指”。于是，西方国家一切旨在研究“米格-21”的要求都被严词拒绝，就连美国也不例外。虽然这又引起了西方盟国的激烈抨击，但是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在意。

后来，苏联的那些顾问和伊拉克军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明白这起叛逃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坚信这绝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军人的一时冲动，一定是一次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间谍活动。因为，事情发生前的几周内，穆尼尔·雷迪法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以各种理由先后移居国外，就连他的银行存款也全部提走了。但是，最后就连克格勃特工也竟然未能查出任何破绽。

令愤怒的苏联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正常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让一架外国飞机贸然闯入自己的领空而不予以击落呢？最后苏联人的怀疑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以摩萨德为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身上。尽管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直到若干年以后，莫斯科也只能是对摩萨德这次漂亮的“首饰行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不能尽悉其详。

1968年5月以色列国庆典礼的那一天，当这架经过改头换面的“米格-21”出现在观礼的上空时，那个在人群中的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此时在空中操纵这架飞机的就是自己的好友丹尼·夏皮纳。正是在他的亲自教导下，那个年轻的以色列飞行员丹尼·夏皮纳不仅能熟练地驾驶“米格-21”战机，掌握了苏联教官的那一套训练方法，而且还全面了解了“米格-21”战机的所有功能，甚至包括它的缺陷。

不过令摩萨德遗憾的是，第三任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虽然完美地导演了这起“首饰行动”，但是此时正面临着离开摩萨德局长位置的危机。

无独有偶的是，在1966年以色列成功获得第一架“米格-21”战机的23年之后，以色列于1989年再次成功地策反了叙利亚的一位飞行员，让他把一架“米格-23”战斗机送给了以色列。

以色列电台的新闻震惊世界

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播放了一则简单的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目前，阿迪勒和他的飞机已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

这则新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震动，叙利亚方面更是惊慌失措。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向以色列沙米尔内阁政府施加压力，接回飞机和飞行员。但是叙利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三天以后，阿迪勒本人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他决定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的想法由来已久。

面对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以色列始终保持沉默，于是就引起了更多的猜疑。有人认为，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不仅使以色列增加了一架新式的苏制战斗机，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敌人叙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有人认为，一架叙利亚飞机在几分钟内能闯入以色列领空而未被其雷达预警系统所发现，这件事本身就不可思议，难道以色列领空的防御力量竟是如此之薄弱？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拉宾将军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于是欧洲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忍不住了，纷纷猜测说，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这一次驾机投奔以色列，与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的做法如出一辙。阿迪勒少校不过是在摩萨德美丽迷人的女间谍的诱惑下，再一次坠入情网中的又一条大鱼。

事实证明，这些西方媒体的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

自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以后，埃、以双方结束了持续30年的战争状况。埃及把它的军队主力从埃、以前线转到利比亚边界上。这样，以色列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的东线，于是野心勃勃的叙利亚便成了有同样野心的以色列的头号敌人，摩萨德立刻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情报网，大量地罗织人才，招募特工。有一位名叫德丽丝的美丽动人的酒吧女招待，应招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的间谍。

这位德丽丝小姐是黎巴嫩人，虽然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但她的命运却很不幸。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另结新欢后就抛弃了她。德丽丝不得不同家境贫寒的外祖母相依为命。16岁那年，外祖母也病故了，德丽丝无钱交纳学费，失学了。为了生活，德丽丝经人介绍来到贝鲁特的一家酒吧当了一名女招待。由于德丽丝的美丽，这家原来不很景气的酒吧一下子生意兴隆起来了，德丽丝也在贝鲁特声名大噪。不久，通过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摩萨德特工莱尔赛的引荐，德丽丝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情报网的特工。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合同。这是苏联为了使叙利亚在军事上能够与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起来，共同缔结的一个对付以色列的东部阵线。当时苏联承诺向叙利亚提供包括“米格-23”战斗机在内的一系列先进武器，并且还同意叙利亚延缓12年偿还军购所欠下的债务。1980年10月8日，阿萨德总统再度访问莫斯科，他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国间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惨败的叙利亚空军又要求苏联为它提供更先进的“米格-31”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6”战斗轰炸机。

以色列为了证实叙利亚是否已经得到了比“米格-23”型更先进的苏制飞机，就进一步加强了对叙利亚的军事情报活动，指派德丽丝由贝鲁特来到大马士革，仍然以酒吧女招待的身份作掩护，接近叙利亚的空军飞行员，截获这方面的情报。

当时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虽然快30岁了，仍是孤身一人，生活很是寂寞。再加上他脾气急躁，经常同自己的上司闹别扭，因此，每当他遇上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时，就跑到德丽丝当招待的那个酒吧借酒消愁。

有一天，阿迪勒少校又来这家酒吧消磨时光，发现这位新来的女招待长得美丽动人，于是就和她套近乎，很快就和这位风姿绰约的女招待打得火热。当德丽丝知道这个经常来这里喝酒的单身汉是叙利亚的一位空军少校时，就主动地和他亲近。不久，阿迪勒就神魂颠倒地坠入了爱河，开始同这个漂亮的女招待在附近的旅馆里频频幽会。

一天晚上，阿迪勒由于和同伴争吵，又被他的上司训斥了一顿，于是就窝着一肚子的火气来到酒吧，找德丽丝寻找安慰来了。那天晚上阿迪勒没回营地，而是在德丽丝的住处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从那以后，阿迪勒就感到再也离不开这位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美丽姑娘了。即使后来知道了德丽丝的真实身份，他也不以为意。反正他在叙利亚军中受人排挤，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决定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原本只是怀着一种完成任务的使命，奉命同阿迪勒逢场作戏的德丽丝，现在也真正地爱上了阿迪勒。于是她就向阿迪勒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当前的任务、目的，希望阿迪勒能帮她完成这次任务，驾驶一架最新式的米格战斗机飞往以色列。

阿迪勒鉴于自己当时在军队中的处境，还有对德丽丝的那种真正的爱慕之情，考虑再三，下定了决心，同意了德丽丝的请求。于是他要求与德丽丝的上司进行一次面谈，提出自己的条件。其实阿迪勒当时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一是允许他娶德丽丝为妻子，二是向他支付100万美元的酬金。

德丽丝一见阿迪勒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马上就向自己的上司作了汇报。摩萨德方面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阿迪勒的两个条件，并且为他设计了一份周密的驾机叛逃计划，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于是阿迪勒就开始了驾机叛逃的准备。

1989年10月11日中午时分，两架叙利亚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在大马士革市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后，正朝戈兰高地作正常的飞行训练。然而就在接近以色列边境的时候，飞在后面的一架战机突然偏离了预定航向，竟然掉转机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去。转瞬间，那架飞机就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从叙利亚的监测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然后徐徐地降落在以色列境内的某空军基地——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着苏制“米格-23”战机，再一次投入了以色列的怀抱。

成功地了策反两名敌对国家的王牌飞行员，摩萨德不能不让全球的同行刮目相看了。雷迪法和阿迪勒可以说是两代飞行员，但他们却殊途同归，走上了一条同样的道路。尽管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摩萨德的策反能力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至于雷迪法和阿迪勒这两个飞行员后来的去向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在叛逃后都加入了以色列空军，也有的说他们拿到了以色列给予他们的酬金之后，就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小城隐姓埋名，过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悠闲日子。

然而，作为一直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危而出生入死的那些摩萨德特工们，却没有权利获得那种悠闲和宁静。只要还在服役期间，他们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永无休止地工作下去。

第七章 叙利亚绞杀科恩摩萨德痛失爱将

享有“犹太第一谍”美誉的摩萨德特工科恩以富商的身份由阿根廷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了叙利亚复兴党主席的座上宾，差点当上叙利亚国防部长；身份败露后为拯救其生命竟惊动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还有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等多国政要甚至罗马天主教皇，最后还是在绞刑架下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

天生的间谍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摩萨德特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他就是被全球谍报界同行誉为以色列“间谍王子”，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美誉的摩萨德历史上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伊利·科恩。

1924年，伊利·科恩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犹太人，在城里有一间自己的铺子，专做领带生意。生意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科恩在青年时代，就像当时居住在埃及的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由塞缨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下组织派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当时，他还在埃及的一个秘密的犹太移民组织里工作，但是由于“苏珊娜行动”败露，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实施一条新的规定，不允许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6年，科恩辗转来到了以色列。最初在以色列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版报纸上的那些材料，供国防部的官员们参考。这种工作虽然轻松而又安全，但是科恩却没有太大的热情，没过多久，他就有点厌烦这种波澜不惊的翻译工作了。还没有干到3年科恩就离开了国防部，到以色列总工会下面的一家工业公司当了一名会计。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科恩的选择。科恩渴望一种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工作。

科恩的情况被摩萨德一位代号为“苦行僧”的情报官员注意到了。他调阅了科恩的档案后，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决定介绍科恩加入摩萨德。因为在那位摩萨德特工看来，科恩简直生来就是一个当间谍的材料。他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熟悉那里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青年时代他就从事过秘密情报活动，受过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有实际活动的经验；科恩有杰出的语言天赋，阿拉伯语和法语说得与母语希伯来语一样流利，同时还能说叙利亚方言，完全是一个外派特工的最佳人选。完全可以考虑把他派遣到像叙利亚这样非常难以渗透的阿拉伯国家去工作，何况他还有过在叙利亚生活的经历。在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他完全可以站稳脚跟。

后来，“苦行僧”还对科恩的智商进行了测试。测试表明，科恩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苦行僧”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在“苦行僧”的极力推荐和介绍下，科恩成了摩萨德的一名职业特工。加盟摩萨德后，科恩又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无线电发报，从窃听到密写墨水，从摄影拍照到显影技术，更不要说射击、格斗和徒手攀爬那些技能。除此之外，科恩还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学会了穆斯林的一切行为举止。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后，科恩已经成了摩萨德一名非常出色的专业特工人员。无论从哪方面，科恩都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摩萨德于是准备把科恩派往叙利亚从事情报活动。

不过当时的问题是，科恩到了叙利亚后，是否能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摩萨德非常清楚，叙利亚同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特别是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都充满疑虑的国家。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是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在摩萨德要把一个非叙利亚籍的科恩派到叙利亚去，而且还要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身份，让他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

要让一个人改变国籍，乔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这对摩萨德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而困难的是要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有效，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先天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经过一番细致而耐心的改变，要让他既不能暴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那段曾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为了能以假乱真，做到万无一失，摩萨德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一番努力，为科恩精心准备了一份全新的履历表，为他编造了一套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而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而且还让即将前去叙利亚的科恩在特定的环境中，模拟叙利亚的生活严格地训练了一番。经过几个月的折腾，那些专家们一致认为再也没有任何漏洞，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才决定给科恩放行。

神秘的阿拉伯富商

一切准备就绪，科恩为他的叙利亚之行做最后的准备。当时他化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他的简历大致如下：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他随家人一同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入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成人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生意，并由此而富裕起来……

科恩这份全新的简历，编造得天衣无缝。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阿拉伯人的家庭，就是在这种贫困、战乱和“革命”中经历着颠沛流离。当时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就有近5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叙利亚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个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叙利亚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自己曾经就是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疑心的话，这也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说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的了解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待过的缘故。总之，凡是有可能引起叙利亚人怀疑和不信任的地方，摩萨德的专家们都为科恩设计好了退路。

1960年年底，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据摩萨德有关方面的指示，他首先要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他所需要的关系，同侨居在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并尽可能找到与他现在的身份相符的叙利亚人做朋友。这样，在他日后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并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日子，科恩所做的一切，比国内那些摩萨德官员和专家所预想的还要出色。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科恩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了大名，很快就成了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中的佼佼者。从此，科恩就能够十分潇洒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那些人不仅对他友好，而且把他看成是叙利亚人的骄傲。科恩几乎没有花更大的气力，就确立了他在那些叙利亚人当中的地位，并且影响着一些阿拉伯人。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日子，科恩不仅设法结识了阿拉伯企业界的许多人士，更重要的是认识了叙利亚当时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阿明·哈菲兹将军。当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哈菲兹日后会成为叙利亚的总统，更不会料到后来科恩的死刑判决书将是由他来亲笔签署。

第一步的成功给了科恩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就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为去大马士革作进一步准备——因为那里才是他最后的目的地。他一边不断地在叙利亚侨民当中积累他的人脉资源，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一边又在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去，说自己现在要了却的一个夙愿，就是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那可是自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科恩的这种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在那些叙利亚侨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为他日后的叙利亚之行做好了舆论准备。

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当一切条件都成熟后，科恩终于在1962年1月，带着差不多一口袋的私人介绍信和推荐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开始了他的叙利亚之行。

科恩买的是头等舱，使他在旅途中不但舒服、体面，而且又同许多同行的阿拉伯巨商富贾成了朋友。在叙利亚有影响的商人沙伊特·阿尔德就是其中之一。科恩下船后，沙伊特·阿尔德亲自开着车子，把这位摩萨德的特工送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最后到达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来到大马士革以后，科恩充分利用那些阿拉伯知名商人为自己开具的各种介绍信，为自己在大马士革顺利跻身叙利亚上流社会并结交军、政各界头面人物铺平了道路，使他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科恩的这些新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年轻富商，是他后来在叙利亚顺利地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最重要人物。

公司对面就是总参谋部大楼

科恩一到大马士革，很快就注册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下，他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作为他公司的办公室和他的寓所。几天后，这里就挂起了一块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字样的招牌。

阿布鲁马纳区不仅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是大马士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当年叙利亚的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及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这里。在科恩所居住的公寓正对面，就是叙利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是那些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出入的地方。这种地方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科恩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和在朋友中的地位，直到被逮捕之前，他住在这里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科恩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以“88”（即“平安到达，一切顺利”）为信号，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报告自己已经在大马士革安全落脚了。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把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然后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在叙利亚正式从事间谍活动，是从监视他寓所对面的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楼开始的。在最初的日子里，科恩总是躲在寓所的窗帘后面，不间断地监视着对面总参谋部的大门，悄悄地注视着从那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乘坐的车辆、穿戴的服饰，甚至连他们手中提着的公文包，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在最开始的几天里，科恩几乎是从每天清早8点钟总参谋部的官员上班开始，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钟，等到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到了晚上那些人下班之后，他还要继续监视。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全天候。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夜晚之后，科恩以一个职业特工的直觉很快注意到，总参谋部的整幢大楼，到了晚上只有5间房子的灯光是彻夜不熄的。他敏感地推测出，那5间房子肯定是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值班或者是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大马士革和整个叙利亚国家的局势一直风平浪静，因此，整幢大楼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片漆黑。于是他就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应该是一种和平的标志。在科恩的眼睛里，那些房间的灯光就成了他猜测叙利亚局势的晴雨表。通过监视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办公室夜间灯光的变化，科恩及时向以色列发回了许多判断准确的情报。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科恩经常同那个年轻的富商阿尔赫申见面，并通过他的介绍又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当中有商人也有官员，从而扩大了他的社交面，为他能更多地搜集各个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科恩以一个商人的身份，经常装模作样地向那些朋友打听一些生意方面的行情。比如叙利亚向西欧出口哪些商品最赚钱，在商品出口时往往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等等。科恩在那些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出口商，而且财大气粗。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酒会上，科恩故意向那些朋友透露，自己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他想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向欧洲出口一批叙利亚的家具和艺术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座的人听了，无不羡慕和赞成。

正是通过这种恰到好处的伪装，科恩在大马士革的交际面越来越广，活动的圈子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年轻富商阿尔赫申一次又一次的引荐下，科恩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赢得了更多的叙利亚人的信任。科恩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生活得充实、富有、体面而又安全。

不过科恩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使命。他知道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安全地潜伏在叙利亚拉开一个精彩的序幕，真正的演出还没有正式开始。作为一名摩萨德的外派特工，现在应该是干正事的时候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突然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

科恩听到这段广播后，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他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的确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他猜测到了，那就是叙利亚又在海面上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于是科恩就藏在窗帘后面，仔细地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的灯光。这一夜，他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那些以前总是漆黑的窗子现在却是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但是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话题，科恩也就十分小心地避而不谈了。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对面的大楼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只有那5间房间亮着灯光。

不过第二天他却发现，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的数目增加了。他没法去找人打听这其中的原因，只是猜测着大马士革即将出现的军事动向。后来几天夜里，科恩又发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全都亮了，而且是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

科恩判断最近肯定有新的情况发生，于是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他在电文中说：“总参谋部的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科恩的判断没有错。几天以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3·16”战争爆发了。由于科恩及时通报了摩萨德总部，让以色列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加强了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防御力量，从而大获全胜。

不速之客夤夜造访

战斗结束后的一天晚上，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就和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军官来到了他的寓所。这是阿尔赫申第一次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造访，着实让做贼心虚的科恩大吃一惊。

阿尔赫申似乎也察觉到了科恩惊异的神情，马上就解释说：“我正巧有事路过你楼前，顺便来看看你是否在家。你大概不会介意吧？”

从他的声音里科恩没有听出异常的味道，这才放了心。于是就友好地像往常一样给这两位不速之客让座，并且打开精致的酒柜，请他们喝酒。

这时阿尔赫申主动地对科恩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先生，现任陆军中尉。希望你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科恩友好地笑了，对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到来表示欢迎。

没有想到阿尔赫申又接着说：“不过，我想你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叔叔是谁。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就是现任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对于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科恩在以色列时早就知道，但此时他还是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致。在后来的交谈中，科恩才知道阿尔赫申此次造访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不过是老朋友之间一次非常随性的行为。如果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无非就是想让科恩认识一下自己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因为他的确是为自己有这么一位陆军中尉的朋友而感到自豪。

热情的阿尔赫申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帮了科恩的一个大忙，让科恩后来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科恩以极大的热情和他们高谈阔论起来，以博得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好感。当时科恩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原来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科恩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见多识广的叙利亚富商充满了好奇。在友好的交谈当中，科恩充分发挥自己语言的魅力，给这位年轻的中尉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当阿尔赫申不时热情地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时，马阿齐也备受鼓舞，更加乐意同科恩交谈。

从谈话中，科恩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的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猜忌，科恩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谈一些让对方既感兴趣，但又是不着边际的话题，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不过在谈到前不久发生的那一次战争时，科恩还是很小心地对马阿齐说：“我想，你对‘3·16’战役的战场一定十分熟悉吧？”

这个问题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只听到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时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倒是很乐意看看那些带着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非常乐意。”

马阿齐立即对科恩解释说，老百姓是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的，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不过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

从他的话里，科恩听出来，马阿齐对叙利亚边境的防务是相当了解的，但是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知道要是自己主动地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不是不识时务，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让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三人一块去那片军事地带玩玩。你们可以乘坐我的车子，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哪知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到那种地方去“玩玩”。他说他一年前已经去过了。

但是，对于急于想获得这种情报的科恩来说，哪里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笑着对阿尔赫申说：“你是不是害怕犹太人的子弹啊？”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等到边境局势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科恩真希望这种“旅行”早一天到来！

就在这时，这个陆军参谋长的侄子又主动地为科恩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告诉科恩说：“纳哈拉威旅长正在和政府争吵。”“为什么？那有什么好吵的！”科恩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这时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马阿齐耐心地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令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中尉倒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后来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他谈到了叙利亚空军的情况，还谈到了和埃及的关系……快到午夜了，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告辞。科恩虽然希望这样的谈话能一直继续到天亮，但还是热情地站起来欢送他们。等到他们一离开，科恩就立刻关上房门，习惯性地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然后在窗帘后面走来走去。因为今天晚上太意外，他的心一直激动着。最后他还是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把刚才三个人的谈话清醒地梳理了一遍后，马上拟了一份电文，连夜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科恩的电文大致如下——

一、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

二、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三、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

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不过，后来在同马阿齐这样的军界人物交往的同时，科恩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当时边境上的局势虽然很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一些进出口业务，这样才能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经常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艺术品。这些商品在欧洲都有较好的市场。

科恩的话让那些制造商和经营商的心一阵狂跳，他们都想搭上科恩这班车，好在西欧大捞一把。科恩正是以此为由，同西欧国家的那些“代理商”频频联络，通过书信和电报的方式，把他在叙利亚所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还有那些微缩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因为那些所谓的“代理商”，都是摩萨德事先安排的情报人员。到了后来，那些出口到西欧的家具和一些古董的夹层，也都成了科恩存放密件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正是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那个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自己取而代之；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再次发动政变，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科恩都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情报及时传递到摩萨德总部，使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局势了如指掌。

由于叙利亚国内政局动荡，与以色列的边境前线反而平安无事。于是那个年轻的陆军中尉真的开着自己的车子，带上科恩和阿尔赫申到叙利亚的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彻底地查清了叙利亚前线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苏联的无后坐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等，晚上回来后，就关起门来连夜向摩萨德发报。他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火力配备图，夹在那张出口到西欧市场的桌子里面，使以色列对叙利亚前沿阵地的那些核心机密尽收眼底，再也无密可保了。

“绝妙的宴会”背后

1962年夏天是叙利亚国内局势最稳定的日子。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大马士革的社交面，科恩在他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沙龙式的酒会。他的那些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并且带来了许多新朋友。其中除了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这些老朋友之外，还有他新结识的许多商界、政界和娱乐界的人士，真是高朋满座。科恩知道，组织这样的“派对”或“沙龙”，在这座城市里的上流社会是经常的事，所以并不会引起叙利亚当局或警方的注意。这次宴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让科恩又结识了一位对他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32岁的乔治·塞夫。此人是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时任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的局长。乔治·塞夫是阿尔赫申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一同出席酒会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是乔治·塞夫的秘书，其实是他的小情人。

在酒会上，科恩几乎给所有的来宾都送上了一些小礼物。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标志；送给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本，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那个塞夫并不是为礼物而来，而是想听一些有关巴黎夜总会脱衣女郎最新的桃色新闻。因为他曾听阿尔赫申说过，科恩最近到巴黎、罗马转了一圈，是一个风趣幽默而又见多识广的人。于是科恩就投其所好，现编现卖了许多所谓道听途说的风流韵事，把他们一个个听得神魂颠倒。

科恩还发现，那个乔治·塞夫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能说好几种欧洲国家的语言。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恩这种既富有又自由的生活很是羡慕，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宣传。我得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不过你应该知道，那是一种相当枯燥乏味的日子，只有这位姑娘才让我看到一点亮色。”

他竟然一边说一边转过头来，对着他的女秘书“放电”——那位年轻的姑娘自然是嫣然一笑，果然很迷人。

科恩一见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他和这个“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的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也曾向往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请到我上班的地方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科恩接过塞夫手中精致的名片，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前去拜访。

一周之后，科恩前往叙利亚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新闻部的内部餐厅喝咖啡时，科恩故意装作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并好像是无意之中提到原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哈菲兹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很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听说他现在回到了国内，好久没有见着他了。

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果然是个热心肠。就在那个周末，他就带科恩到哈菲兹将军家登门拜访去了。哈菲兹将军的住宅离科恩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是哈菲兹将军当时并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哈菲兹的客厅里，当面感谢他在阿根廷曾建议自己返回叙利亚时，哈菲兹就立即回忆起同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来自德国的上等烟叶送给哈菲兹。科恩记得哈菲兹一向是抽烟斗的。他还对哈菲兹说，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哈菲兹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商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为了表示亲近，他竟立刻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他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临别时，哈菲兹还客气地把科恩送到门口，并对他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次造访，不仅让那个政府官员塞夫进一步见识了这个科恩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让科恩今后又多了一个情报来源。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这个哈菲兹将军竟然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以后，科恩的情报工作更是有声有色。

从那一次会面以后，塞夫就经常主动打电话找科恩，约科恩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通过与塞夫频繁的接触，不但新闻部的门房再也不要科恩出示身份证，就连新闻部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科恩的朋友。科恩同塞夫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超过了他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

除了在办公室聊天，塞夫还经常到科恩的公寓里来，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既谈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也谈叙利亚政府当前的一些大政方针，几乎是没完没了。这样一来，这个塞夫就成了科恩的义务情报员。后来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对他的升迁同样感到高兴。后来，科恩竟然通过这位春风得意的乔治·塞夫，在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的《海外侨胞们》栏目客串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海外侨胞们》栏目的主题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复兴社会党”的革命活动。科恩天生就是一位优秀的电台播音员，他那清晰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让人听上去是那样的亲切，他的家人和摩萨德的上司在特拉维夫的收音机中都听到了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不过，对于科恩要求客串播音员的动机是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也许他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语言天赋，也许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方式告诉家人自己一切平安，也许纯粹是为了跟叙利亚当局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

后来科恩发现，这个塞夫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有一天，塞夫向科恩提出，希望能在科恩那豪华而体面的寓所里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科恩一听，当然明白是什么是“绝妙的宴会”。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做出一副很乐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塞夫仍然带着他那位形影不离的女秘书来了。科恩这一次才发现，塞夫的女秘书的确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对自己的上司永远是一往情深。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男男女女，科恩大多都不认识，因为大都是塞夫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叫哈图姆的上校军官，竟然是叙利亚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科恩知道，伞兵部队是叙利亚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击队的司令竟然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而且也带着一位女友。后来科恩还打听到了，哈图姆的相好原来竟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那天晚上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就连科恩也不例外——因为他又认识了哈图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后来塞夫就经常在科恩的寓所里举行这样“绝妙的宴会”，科恩和哈图姆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这样的聚会能继续下去，科恩还特地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在聚会的时候，科恩总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是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摩萨德间谍，科恩始终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塞夫和哈图姆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往往在酒色和女色之中，那些政府官员的警惕性也开始放假了，何况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所谈的都是一些日常工作。

这种聚会的确是为科恩大开方便之门，让他在一种轻松的环境里，就能获得有些特工即使是出生入死也打探不到的国家级机密。尤其是那位哈图姆上校，只要喝了几杯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忌之后，就激动起来了，常常直言不讳地高谈阔论，表达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有一次，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这位伞兵部队的上校居然对科恩炫耀叙利亚武装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他说：“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绝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哈图姆的这些话，让科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后来为了“酬答”塞夫和哈图姆，科恩就把自己的寓所借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同情人幽会。只要塞夫或者哈图姆给科恩打个电话，说需要用一下房间，科恩就会按事先的约定，把房门钥匙放在门外的信箱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不过科恩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在离开之前必须收拾干净——他不能因为自己过分的“大方”，让对方怀疑自己对他们另有所图。

为“复兴社会党”筹措了一万美元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借口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了破坏，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的争议地区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这时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的电文要比以往多出两三倍，而这些情报都是他那些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等叙利亚官员为他免费提供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2月间的一次聚会上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已经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当晚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但是，当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专家们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情报后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而已，不足为信，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月8日深夜，叙利亚真的发生了政变。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是他并没去安曼，而是返回了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成功后，叙利亚现行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就是他指挥部队发动了攻击，占领了位于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哈图姆从此进入了现行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了他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科恩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从此科恩又能参与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

这次政变为科恩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斗争中大捞了一把，居然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让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几天以后，科恩就给哈菲兹将军送来一束鲜花，并附上了一封贺信，向他表示祝贺。

不久之后，科恩又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除了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叙利亚姑娘外，哈图姆又为科恩带来了一位名叫萨拉赫·戴利的“新朋友”。萨拉赫·戴利当时虽然是一个上校，但他却被称为“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而最后却是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就在这次政变后不久，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而科恩的老朋友哈菲兹将军却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于6月27日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于是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老朋友哈菲兹的快速升迁，让科恩真的感到很高兴。他马上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科恩的这一招果然得到了回报，他马上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誓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会上聚集着一大群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还有许多身穿礼服的外国使节。大家都在频频举杯，气氛隆重而又和谐。科恩和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哈菲兹主席就职。

不久，摩萨德总部给科恩下达了一道指令，命令他在近期务必立即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什么时候进入实施阶段？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第二，立即搞清楚苏联为叙利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因为这种战斗机将会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另外还有一种为埃及提供的“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

接到特拉维夫的指令后，科恩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哈菲兹主席非常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并当场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最高领导官员签名的感谢信。同时，这位主席还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叙利亚商人送来的一件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科恩和哈菲兹越走越近。在后来哈菲兹当了叙利亚总统后，竟然提名科恩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是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定下来的一项战略规划。会议决定，由叙利亚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当时科恩通过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哈图姆和戴利上校，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但是科恩并不满足已经掌握的情报，他又通过大马士革其他的政界朋友，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因为哈图姆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和功能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这样不仅有利于叙利亚和约旦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能给需要河水的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科恩找的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公共工程承包商，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上校和黎巴嫩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叙利亚政府将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终于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一份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科恩在这份情报中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将在巴尼亚斯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的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科恩的这份情报的确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同时也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期间，科恩还三次亲眼目睹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沿着叙以边界，在戈兰高地上修建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沿着高地巡视一周，看到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他知道莫斯科派出了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

与此同时，科恩还同马阿齐中尉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军事指挥所的建设工地，而且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第三次是在库奈特拉，科恩有机会参观了前沿地区的叙军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还往摩萨德总部发出几条重要的军事情报：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并且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草图。

运输200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

4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刚刚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时为科恩提供情报的叙利亚人员，除了有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等人，还有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军官、文职人员、“复兴社会党”的上层的朋友，有些情报甚至是从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这些情报大部分都由科恩以密电码的形式及时发送给了摩萨德总部，也有一部分是用叙利亚出口商品的机会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

最后一份电报

1965年1月21日早上，伊利·科恩又给特拉维夫发送了一份电报。这时他想起昨天晚上，他和哈图姆一起共进晚餐时，打听到了哈菲兹主席今天将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哈图姆当时告诉科恩，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的指挥下进入以色列进行破坏活动。哈菲兹主席还建议应该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科恩想到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天内，自己应该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哈菲兹主席。于是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另一面思考“拜访”哈菲兹主席的方式。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这时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声音，这种声音告诉他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然而就在这时，科恩的公寓大门发出了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这时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科恩并不知道，他的公寓已经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安保人员包围了，并且封锁了整个繁华的阿布鲁马纳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以前也曾同科恩在一张餐桌上用过餐。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这时，苏米达尼上校几乎是冲到科恩面前，慢慢腾腾地说：“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苏米达尼上校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回国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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