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红羽,（美）甘一飞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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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时代的阅读：当代书籍设计语言的研究试读：
前言
人类之间的认知与沟通都是通过信息的交换来进行的，信息的本质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人们的思想赋予丰富的形态，需要两种最基本的介质，即语言与文字，而书籍是这两种基本介质的代表。通过这两种介质，信息世代传递。书籍设计的内在核心价值在变迁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多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传递信息的载体也在相应改变。
作为信息载体之一的书籍的形态，在今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媒介的扩充和媒体的涌现，使人类的视觉经验受到空前的挑战。然而，正是这样的方式奠定了文明的进化。基于这样的前提，本书对书籍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对书籍形态多样化存在的现状分析，肯定了纸介书籍以及以数字方式存在的各种阅读载体存在的必要性，并对纸介书籍的审美范式进行了阐述。
首先，海量信息凸显出对信息的拣选、利用的重要性，因此信息的分类及呈现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阅读目的和形式的多样化，导致阅读群体的逐渐细化。
其次，纸介书籍的存在满足了人类的心理和情感的需要。现代社会的人们一直在尝试解决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即技术在使人类生活便捷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间的疏离。纸介书籍的存在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保留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使人类与真实物质最自然地接触，不同于虚拟空间中的所有幻象。这对于人类与自然的联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随着人类资源的消耗，全球都进入到一个能源黄色预警期，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树木、石油等变得更加珍贵，人类在各个领域开始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从这个宏观的意义而言，如何帮助人们有效率地选择并利用信息，帮助人们在海量文本中进行选择性阅读，成为当代书籍设计师一个重要的任务。
本书引入范式理论为深入研究书籍形态变化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客观化及多样化的视角。从当代文化活动共同体的意向、技术的进步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到进一步改变人们阅读的习惯等原因中探讨书籍形态变迁的特征以及未来趋势。尤其以纸介书籍为重点，探讨了这一传统信息载体在新的时代将呈现出的范式变化。书中还对网络时代涌现的多种信息载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引发读者思考：阅读的载体——书籍将如何“进化”以适合人类的阅读需要，或者创造出最适于时代的阅读形式？
我们认识到：纸介书籍形态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体；书籍设计的内在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阅读方式的变化和书籍形态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为了适应更加细致的、具体的阅读需求，设计师们必须从文本信息本身进行编辑，设计参与度更加深层次，从信息设计的角度来策划和创造新的书籍风格将变得更有效用和意义；更具有个性化和艺术化的设计语言成为未来纸介书籍设计的趋向。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需要更加启迪智慧和充满情感的设计。
互联网在中国刚兴盛之时，有人已经看到其后几十年网络环境中各种新新媒体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如同昔日收音机和电视的出现让20世纪的人们心生电视终将取代报纸媒体之虞，同样也会有人担心，在未来，电子书终将代替纸介书籍的形态。1995年出版的，比尔·盖茨所著的《未来之路》中展示出行进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社会将面临的巨变，这本书是我2002年撰写硕士论文《书籍：盛载智慧的容器——信息化时代的纸介书籍形态》时的参考书之一。彼时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引进了美国艺术设计高校书籍设计艺术家们的课程，生动有趣的纸介书籍形态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纸书世界，如此美丽的世界难道在未来会逐渐淡出媒体的舞台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加之国内有很多书籍设计师前辈对纸介书籍设计的大力推广，让我看到信息时代的设计语言的多元化形态。
本书针对的是热爱书籍和阅读的人、书籍设计师和正在学习平面设计的朋友们。
在博士论文和书籍的撰写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乃仁教授，张教授灵活的思维、开阔的视角给了我很多的启迪；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雅丹教授，她一直专注于艺术与设计的领域，言传身教，孜孜不倦，给予我很多温暖的鼓励和督促；感谢合作者美国豪尔德学院（Howard Community College）视觉传达设计系甘一飞教授良好的建议与帮助；最后感谢我的丈夫周联一直以来给予的支持与鼓励。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985工程”国际交流与合作专项资金的资助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2016年9月1日第1章航行在信息之海中的“船”1.1知识的容器和信息的载体
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在人类的语言库中派生出无数新词汇，它们均是久远以来形成的人类生活经验的汇总。“信息大爆炸”“网上冲浪”“海量”“检索”“网虫”等，都与一个词语紧密相连，这就是“信息”。信息之说并非是全新的发明，它们在文字出现之后，乃至纸张、印刷术和书籍发明之后都有提及，只是早期信息的概念是狭义的，专指具体的音信、信号。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众多的“信息”蜂拥而至，信息的概念被扩大至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他的《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通信与控制问题》中认为“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控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英国学者阿希贝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
信息的本质是汇集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作用于精神，但其形式却是物化的，它需要两种最基本的介质，这就是语言和书籍。通过这两种介质，信息世代传递、发展、更新，它诞生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思考紧密相关，促进社会的变革。
随着无数次人类社会和科技的革命，无一例外的，传递信息的载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所改变。在后信息时代，作为信息的载体之一的书籍的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首先就是媒体的扩充和新媒体的涌现，人类的视觉经验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然而只要人类的视觉生理机制没有进化到如外星人般的不同凡响，它仍旧决定着人类无法放弃的阅读行为，只是在今天阅读的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阅读的载体不断被丰富，人类的阅读行为仍在继续，如何将阅读进行到底，如何让人类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上适应空前海量的信息，如何在巨大的信息网络中学习、拣选所需并利用它们呢？这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阅读的载体——书籍将“进化”到何种形式来适应今天人类的阅读需要？
首先，有关信息载体的研究在这个时代会为人类的阅读行为增加助力。后信息时代带来的剧变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读者群的划分与定位，阅读的目的和方式也愈加细化。
其次，满足人类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在物质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技术看似将人类的生活以倍增的形式便捷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那就是人类相互间的疏离与信息“垃圾”的生成。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互联网使得地球在今天变成了一个村落，地球上的人类相隔天涯却又近在咫尺；网络的介入使人类传统的情感表达形式趋向荒芜。在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需要疏导和治疗的现象面前人们开始反思技术的弊端，他们发现真实世界中言语和肢体语言的交流，对于平衡人类身心的健康发展是积极有益的。手捧散发幽默芬芳的纸介书籍，让时间在书页间静静流淌，这传统的阅读方式自多少世纪以来就为人类的思考注入活力，同时安抚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书籍将如何进化以适应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呢？在网络海量信息中不可避免出现冗余信息，人们将如何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在书籍设计中设计师将如何设计以增强信息的有效性？
最后，随着人类资源的消耗，全球进入到一个黄色预警期，电力、能源乃至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树木、石油等变得更加珍贵。人类在各个领域开始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从这个宏观的意义而言，如何帮助人们有效率地阅读，成为当代书籍设计师的一个重要任务。1.2新媒体与书籍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1.2.1 新媒体的研究概况与发展趋势
20世纪中期，欧美的书籍设计师们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书籍设计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印刷技术等内容。媒体的变化带来了数字图书的兴盛，同时凸显了有关纸质书籍的发展趋势的思考。
以报纸媒介为例。《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在新的时代它坚持相信网络是最大的平台之一，在发行传统的纸介报纸的同时，于1995年成立了数字媒体公司，1996年建立了网站，它运用纸介实体与虚拟网络两个平台使其品牌形象至今仍然屹立在美国报业老大的位置。很多传统出版社正逐渐在原有的平台上辅以网络平台，甚至两个平台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国民阅读习惯和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数字化出版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数字出版模式不断创新，中国正版电子书总量规模世界第一。总结起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1）数字出版业的产值空前增高。来自2014—201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新闻出版项目获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21亿元，其中获得中央文资办支持的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项目达77个，获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6.27亿元。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个百分点，首次超过了纸介图书阅读率。（2）中国移动建立了手机阅读基地，很多出版物已经选择了手机发表。今天数字图书已经成为阅读载体之一，世界上各大知名出版机构已经兼容并蓄建立了多渠道、多模式的书籍形态，在完善纸质书籍形态的同时也纳入数字化读物的模式架构，同时在技术推动下不断更新着纸质书籍的设计，从印刷技术到材料表现以及装订工艺的变化充分展示了这一点。目前整个书市中大约有11%的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电子书产品，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的短短数月里，电子书的市场占有率就从5%提升到了最高点13%，增长速度极为迅猛，并且电子书的核心读者购买力要超出纸质书籍。有趣的是，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电子书，比例为66%（2009年时这个数据不到49%）。电子书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免费看小样，另一个就是相对纸质书籍的低价位和存储的便利性。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2003—2007年间建立了数字图书馆。它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集信息化、智能化为一体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项目。它是以不局限于图书馆场所的社会化、专业化、个性化的信息共享的基础设施，是数字信息的一种有效组织与提供方式，具有信息存储量大、检索速度快、自由跨库查询等特点。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都可以获取所需信息，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外延，使之成为跨越时空限制的网上知识库和信息服务基地。
尽管如此，纸质书籍的阅读仍然占有主要优势。纸质书籍，也称纸媒介书籍，相对于电子书而言，在本书中强调其作为载体介质的作用，因此也被称为“纸介书籍”。在网络日益普及、网络资讯极大丰富、报刊书籍资料逐步数字化的今天，年轻人泡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产生了网络依赖，有人担心读者会更多地趋向于网上在线阅读，这成为调查的关注点。而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上网阅读的人数在不断增多，但相比之下纸质阅读仍更受读者欢迎。阅读习惯调查中发现，上网浏览书籍的读者占被调查者的58%，而不选择上网浏览的读者仅占21%；在阅读方式调查中发现，喜爱纸质阅读的读者高达93%，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喜欢网上阅读的人只占5%。看来读者还是更为喜爱传统的阅读方式，一卷书在手、墨香四溢、品茗赏文、风雅其中，所以有些被访者会风趣地说：“读书还是要有读书的样子。”
科学调查显示，电子液晶屏对视力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据统计，由于长时间使用电脑，全球有57%的平面设计和程序开发人员双眼视力不佳，这主要是因为受到显示器辐射造成的伤害。德国权威机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液晶显示屏比普通显示屏的辐射小得多，但因为它的亮度过高，反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眼睛变得疲倦，甚至可能引起头痛[1]等症状。尤其是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持续长时间地看手机和计算机以及电视等对他们的伤害会更大；纸介书籍的阅读更安全且有利于身心的发展。自然的、可随时转换的阅读姿势，有着适宜亮度的柔和纸张，为阅读者的视力提供了温和的适应度。这些调查内容令人们相信对纸质书籍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纸质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其中更包含着文化气韵，这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阅读文化。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纸介阅读仍是阅读的主要方式。
书籍是信息的载体、承载知识的容器。虽然信息自古就有，但人类真正深刻地研究信息的本质和形式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国的平面设计师特格拉姆首次提出了信息设计一说。信息设计最早是从属于平面设计的一个子集，特格拉姆提出的信息设计概念，已经将信息仅仅是如何从美学上进行表现提升到了“有效能的信息传达”方式上。到了80年代，信息设计逐渐涉及文本类信息内容和语言领域，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就尝试加入更多的用户测试，这改变了信息设计在平面设计中较为单一的层面，使信息的属性发生了质的飞跃。
基于这样的观点，人们将媒介和信息划分类别，并根据信息的属性和商业社会的需要完善各类媒介的特质，信息划分以及人类对于信息的使用也会日渐具体。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介抑或是新媒介都会演变得更具特性和功能性，满足各类读者群及社会分工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之后，整个地球处于能源消耗的半衰期。众所周知，各学科领域都在发起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几乎涵盖各个领域的研究趋势，从能源消耗的角度看，水、电、煤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可见人类在未来要面对的麻烦并不少。尤其电力是消耗其他能源生产的基本能源，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运用了风力发电等来自自然动力的协助，节约了依靠水利等进行的发电活动，但是中国近年对电力的消耗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能源消耗很大，人均产值却很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能源成本，节约用电成为遍及世界的呼吁之一。很多阅读器、手机、平板电脑等都需要用电支撑，在这一方面，纸质书籍的方便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再生纸的生产技术日益成熟，使珍贵的原生材料也可得到重复利用。不得不承认纸介书籍是多少世纪以来最经典的阅读载体，无论是古老的蒸汽时代还是轰轰烈烈的信息时代，人类仍是习惯于保持经典的阅读姿态，最终愿意选择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之余，优雅而安静地阅读、生活和工作。1.2.2 书籍形态设计的概况与发展趋势
费德勒认为：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2]种形式都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书籍形态跟技术的发展都是分不开的。书籍形态的美虽然呈现于外，由人的感官所认知，但是形式终归是来自内在规律的外在呈现。在《设计之美》中，罗伯特·克雷在谈及建筑之美的时候说道：“这些毫无美感的变量参数又一次在没有任何艺术干预下创造出了唯美的外形。”这充分说明了美虽然作用于外在，但形成于内在[3]的科学结构。
有关书籍之美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受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在新文化运动下，虽然外来的文化思潮开始波及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但那时候对于“书籍装帧”的概念还只是停留在外观即书籍的封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包括技术所能达到的程度，人们对于版式的理解还是比较粗浅的，更不用说形成整体的书籍设计概念。封面的设计仅仅是为了起到美化和区别书籍内容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设计师来完成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几乎都由艺术家来承担，而艺术家们也多是创造出一些契合文本内容的图形。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涌现出一批本土艺术家作为书籍装帧的设计师，将西方的图形艺术引入到中国的书籍设计中，图1.1就是著名的艺术家陶元庆先生为谢冰季所著《幻醉及其他》所设计的封面。
纵观中国书籍形态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人们在书籍设计上没有忽略其他功能性，丘陵先生在他的《书籍装帧艺术简史》中提到：“从我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中可以看到，装帧的美观是与翻阅、流[4]传、保存、避蠹等经济实用的目的相统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0世纪末，书籍装帧设计的理念在缓慢地进行转变，随着国际化交流在各行各业的展开，国外优美的书籍设计被引进到国内，人们开阔了眼界，再加之国内资深的书籍设计师在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将书籍整体设计观引进到中国。在国内书籍艺术家的引荐并身体力行的实践下，书籍设计的概念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书籍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的观点开始令年轻的书籍设计师们深入思考并创新。在新的技术引导下，设计师们巧妙地借助新科技的成果，使之与纸张材料、语言等一起为书籍设计增加了新的设计词汇。图1.1 五四时期的书籍图片来源：楼德名.书衣百影［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1.3国内外书籍设计研究现状及思索
每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如印刷技术先进的欧洲各国都会有各种平面设计的竞赛，著名的“最美的书籍”就是一个重要活动。举办大赛的目的在于从专业领域对图书装帧设计进行讨论，鼓励书籍制作研究，向读者介绍图书艺术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平面设计的展览不胜枚举，在这些综合性的展览中包含了书籍设计、插图设计、字体设计等与纸质书籍形态紧密相关的内容。
这类设计活动一直致力于纸质书籍设计的最高境界的推广。从1929年至今，历经了工业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等，每个时期社会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都会为书籍的设计及出版带来重大影响。这些活动记录了书籍发展的历史，在每个时间段呈现的是世界上最美的书，书籍的形态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印证着时代特征以及始终如一对美的追求。无数平面设计师及出版印刷机构都把作品入选此赛事视为行业坐标。
美国艺术设计院校里大都设有各种研究书籍设计及印刷的机构，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书籍中心与纸张艺术中心较为著名，它是一个关于书籍形态设计及手工制纸的继承与创新的研究机构。该中心拥有设备齐全的印刷及制纸的实验室，有精良的设备与富有经验的书籍、装订设计的教师，研究中心的课程涵盖了书籍设计及装订的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术的实践与研究，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进行探索与实验。每年研究机构会举办大量的作品展览，它们是书籍艺术家们的灵感与精湛技术的汇总，为纸质书籍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实验与探索的作用，同时中心鼓励教授们每年在世界各地的设计院校进行教学与交流，将实验性的成果与新概念传递给世界各地的同行们。
近年来，在数字媒体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书籍设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世界最美的书”在中国的影响持久深入，从20世纪末开始，除了各类出版机构之外，中国开始出现私人的书籍设计工作室。这些工作室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纸介书籍设计的发展，但是所形成的主流设计风格对社会乃至设计教育界的影响存在着争议。
此外随着某些网络书籍设计室的诞生，多元化设计风格正悄然形成，它将热爱书籍设计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共同探索手工书及手工纸制作的技术。网络上的各种虚拟社区活动中很多以“热爱阅读”“手工印刷”“纸张爱好者”等为名的小组比比皆是，这些处在数字时代的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和科学精神为探索书籍设计的多样化提供了很多实践与证明。
国内于2003年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推出了“中国最美的书”竞赛活动，鼓励国内出版社推出新的设计理念的书籍设计。将艺术性与科学性融为一体的设计方针，在推动纸介书籍设计的方向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设计师在书籍设计中关注严谨的科学性以及艺术性的结合，同时相关的理论也在各种媒体中可以看到，为书籍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基础理论。
在这些进步的背后仍旧存在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有关纸介书籍设计的适度原则应落脚于何处？丰富的材料和技术导向了另一个与其功能相悖的极端，过度化设计的现象不仅没有遏制，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受到鼓励。书籍设计中关于书籍功能以及书籍设计的易读性和可读性应始终围绕读者展开，笔者在国外参观“世界上最美的书”原展中体会到优秀的书籍设计是全方位的，是严谨而细致的，很多获奖的书籍设计极具控制力，因而呈现出含蓄内敛的特质，甚至是质朴的。其中设计师对章节中担任不同角色的字体、字号有着深入细致的安排，同时体会到成功的书籍设计不仅仅彰显设计师的构想，更多时候归功于其对印刷质量的把握。在“世界上最美的书”的设计中看到的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书籍设计的种类极其丰富，不仅是人文类的，还有很多获奖作品是专业的应用科学类书籍，如医学类和化学类书籍等，设计师在其中颇有力度地灌注了具有艺术化的设计风格，但并不会将艺术感变成阅读的阻碍，也不会因为其专业性而减少设计的美感，相反，设计的样式却有助于读者理解和阅读书中专业性的内容。
跟随时代的步伐，国内外各大出版机构先后在传统出版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字出版平台，这一趋势表明两种手段并非是相互矛盾或替代的，而是相互补充、各取所长。纸质书籍更加注重多重感觉通道对阅读的认知以及对满足心理需求的可能性，在由材料引发的触觉上补充了视觉之外的心理感受层次，纸介书籍的特性更加清晰。
北美媒介评论家之一莱文森（1947—）认为人始终是驾驭媒介的主人，而他的老师麦克卢汉则持不同的观点。在麦克卢汉看来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介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信息即媒介，人类受到媒介的控制，世人曾将麦克卢汉的观点称为“媒介决定论”。而在莱文森看来，一切媒介的缺点都是可以补救的；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媒介自然也会日趋完美；他认为人具有很强的主[2]观能动性：人既然发明了媒介，就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
信息媒介的多元化是未来的趋势，并非是取而代之的替换式。当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更加个性化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方方面面，当然更体现在人们学习和阅读的方式上。第2章传统纸介书籍设计中的审美要素2.1书籍的形态与阅读的历史2.1.1 阅读与书籍的意义
书籍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诸多的外相显现之一，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传播文明的载体。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书籍形态的发展必然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虽然技术层面是历史学家最易于考察的一个因素，但影响书籍形态发展的因素，并非只有单一的技术原因，而还有若干其他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社会形态造成的影响，当然也包括阅读方式。
书籍的出现与人类阅读的历史紧密相关，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一切文明的进步都建立在延伸人类感官功能的基础上。书籍是思维的延伸；一切工具是手的延伸；交通工具是人类足的延伸，或者是人类假想中翅膀的延伸。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来认识世界，阅读是建立在观看的基础上的。
阅读的载体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人类会利用岩画记录自己的生活，在群体中进行交流。斗转星移，载体一再改变，岩壁上的图形和原始的文字符号转移到了埃及的莎草纸上，从龟甲转移到了竹简、丝帛上。
中国的甲骨文（图2.1）体现出国君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最早并非是为了大众阅读，而是一种符号的媒介，这一媒介背后是原始占卜学。巫师通过解读这个符号协助国君对国家江山社稷的命运进行管理和把握。如果要从最早的书籍形态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阅读”的姿态，那么它无疑是一种带有等级阶层的“阅读”，是一种统治特权带有对控制人间的神祇所表现出特有的敬畏心的“阅读”。
殷商时期的钟鼎文字体现出皇帝对臣子或奴隶的管理，其特殊的载体——青铜器是安民保国以扬声威的符号。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宣王时期的大型铜器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与底部8行共111字记载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狁作战，斩敌首500人，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的经过。其文辞优美，虢季子白盘在这里是一种礼器，铭刻于上的文字更多地起着记载和纪念的意义，而非时时有人将之抬起并仰脸阅读。从这一角度来说，信息记载的意义更加大于书籍这个概念的意义。图2.1 甲骨文图片来源：杨永德.中国书籍装帧4000年艺术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从殷商、战国时期的青铜时代到后来的汉画像砖时代，历史是记载在青铜、石碑等这样具有永久性质、粗大不易移动的载体上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有公元前209年的琅琊石刻，以称为石鼓文即大篆的字体镌刻着王孙贵族的狩猎诗歌。而汉代画像砖多记载着巫道之人驱邪避瘟、保护亡灵的文字，以及佛教经卷的文字，画像砖与建筑紧密结合，成为建筑的一个部分，具有装饰和纪念的意义。公元175年汉灵帝在位时期开始，在洛阳太学堂前立有高一丈、宽四尺的七经碑，以隶书所制一字石经。
石刻的故事与经文因其特殊的形式只能供人观摩和抄录，除此之外人们会以拓印的办法将文字复制下来，这为后来形成的印刷术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在这个形式中看到未来书籍形成的一些发端。
在这一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这些记录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就是为人类阅读所提供的一个载体，人类的阅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阅读载体的变化将人类可安静进行阅读的时间相应延长。从视觉阅读的角度来看，洞穴岩壁上的阅读是即时性的短时阅读，有限的符号按照时间线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将狩猎活动的成果、日常生活面临的警示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性的人通过观看来进行思想的沟通。2013年梦工厂制作的动画大片《疯狂原始人》，采用这个时代最时尚的技术——三维动画，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以娱乐的方式展现出来了。原始人最初的表达方式就是用岩画记录日常的生活，最初的人们是倾听和观看，在倾听结束的时候，观看并思考，岩画正是起到了最初的阅读作用。有趣的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高科技带来的电子阅读产品使人们阅读的时间比纸介书籍的辉煌时期有所减少，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对知识的摄取减少了，而是转换和拓展了获取知识的方式。
中国的简牍制度历时很多年，一直沿用到纸的发明以前。简牍以竹而制，长至三尺，短则五寸，单片为简，以丝或者皮绳串成册，其上点漆而书。《内史》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隐公十一年》传中称：“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册。”由此可见简牍在公元前6世纪是帝王的书写工具。简牍因其特性卷装成册，厚重难以移动，但是与石碑相比已经胜出许多，文人士大夫们可以坐下细细读之，也更加呈现出具有私人收藏存放的特性，每片字数少则数字[5]多则三四十字，十万字的简牍之书在当时需要数十车相载。
当丝帛逐渐取代竹简，装帧进化到蝴蝶装和旋风装。以此形态可以看到，其革命性不亚于今天的移动U盘的Meg革命，使文字存储的数量骤然增加，渐轻渐薄的趋向使书籍的存放容量增大，收藏和移动更为便捷。
阅读的空间由纪念碑式的建筑体转换到了屋内书屋，可使牛、羊或马车装载移动。在历史的传说和典籍中可常见中国的文化圣人老子坐骑于大青牛之上，牛背上驮着竹简的书册，书童相伴，悠闲阅读的姿态。《列仙传》记老子出关曰：“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这一画面成为中国文[6]人心目中的一个经典的符号，象征着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权威。
纸张的发明使书籍形态倾向于稳定，纸张的特性确定了装订的某些模式，因而固定并沿用至今，比如线装书至今仍在使用。随着阅读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历史上便留下了人类从容淡定的阅读史。人们开始体会到与书相伴的乐趣，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的提升与满足。冬夜围炉而读，茶氲袅袅；夏夜红袖添香，书童静默打扇，定格下了数千年来读书人的优雅姿态，也成为当时很多年轻学子追求的情景和状态。
从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官本位思想来看，寒门苦读是众多普通文化人成为人中翘楚的唯一通道。上自皇帝下至臣子、衙役，都被纳入到一个严格的管理秩序中，尊崇着君臣父子之纲，以纲常人伦来管理着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增广贤文》曾说：“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阶级中，很多学士文人就是通过科举考试一跃龙门。《论语》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力主读书人应效力于国家，并肯定了追求功名的合理性。而“仁政”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7]目标与使命。
书籍形态决定了阅读和传播的行为模式，决定了阅读与书籍的意义。最早的阅读模式由特权小众开始，随之变成大众的行为，期间经历的是千年的跨度，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跨越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直至今天成熟和文明的现代社会。阅读变成了相对大众的行为模式，并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一种由低等阶层走向高等阶层的途径。科举制度的发明将阅读的意义提升到了最大化，使其不仅仅是学习知识、传播信息的途径，更是一种更改人生轨迹的重要手段，这个手段似乎超越了社会形态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是改变人生历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五子登科、马上封侯、鲤鱼跃龙门等民间的说法就是对自古以来改变人生举重若轻的科举制度生动描述。
今天改变命运的手段也已经多元化，但是通过读书改变人自身的素质、建立自我的知识体系，以更适应社会无疑始终得到人们的认同。书籍的出现将人类从群体相处中又暂时分离出来，而与书籍独处。没有什么比阅读更能展现人类的独立性与群体性的融合，可以这样来理解阅读的符号化意义：人类在书籍中独立思考，再回归于群体中将思考的内容谱释并作用于人类的各项制度，进而规划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模式与社会制度。2.1.2 文明起源于信息的积累与保存——书写的意义
文字与文字的载体是难以分开的，在探讨书写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书写的欲望促使人类不断更新书写的载体，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需要思考和交流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这些承载思想的介质也必然随之进化。人类书写的欲望是伴随着语言的出现逐渐产生的，书写的欲望预示着人类的两个特点：分享思想和交流的愿望。正所谓“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有见其形，故有画”，因为想要表达意义，故而开始了书写的历史。
作为具有创造力的高级动物，人类不断在发明中完善生活模式，提升生活质量。而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比获得同类的认可和可以倾诉交流更为重要的了。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看到，这是符合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心理特征的。社会进步到较高层次，情感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需要以一个群体的评判为基准线。获得群体成员的接纳、理解和肯定是成员追求的目标，至少在最初的动机中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作为个体而言正是在抽象的人的概念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我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之所在。
表达与分享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之一。“书写是声音的图画”，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这样说。从历史上来看，全世界曾经有三个重要的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时代的领域，它们是亚非（两河流域、埃及和黎凡特及其衍生文字）、东亚和美洲，这三大传统都可能来自共同的苏美尔源头。最早界定完整的书写语音功能的就是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两河流域的人们。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每年的河水涨落将沿岸的泥土变成平滑而具有质感的书写“界面”，而芦苇的尖端在泥板上留下的富于质感的无意识符号很快启迪了两河流域的人们发明出一套完整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再经由“刺激扩散”，启发了近邻们创造类似的文字系统。
虽然法国的历史学家马丹认为：“文明创造了书写，书写与文明息息相关，所有的书写无不反映特定文明的思考方式。”然而更多的学者们认为构成文明的基础并非完全是自主的思考方式，所有的书写离不开编造和借鉴的过程，这就是中国历史传说中一再提到的仓颉造字的动机：来自大自然的影响。
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都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在进化完备的人类情感系统中，获得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乃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中人所追求的目标。前面三种需要人们可以通过内部因素获得满足；作为更高级别的需求，对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必得通过群体成员的协助方可完成，它建立在理解、认同、接受和赞赏等心理机制的基础上，是群体成员共同反馈的，而且这种需求是没有止境的，这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原因。每一个个体不断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也是为社会的文明进行积累的过程。
这一点说明了分享的重要性，人的社会性促使个体成员需要有与其他成员分享的必要和欲望。距今1万～2万年历史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的壁画栩栩如生，描画出了野牛、山羊、赤鹿等动物逼真的神态和身姿。在满足温饱之余，即便是在万年以前的人类也会以某种方式开始书写和描绘，它是一种记忆、经验和情感的流露，是一种获得同伴认可以及进行交流的、本能驱使的表述。我们可以想象人类是如何开始在进化过程中一步一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居住在洞穴中的一家人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与大自然的其他动物争夺食物，其中较为弱小的动物在与人类的伴生状态中被培养成了宠物。洞穴中的家长是管理者，他将每日的见闻、经历以故事叙述给家庭成员听，同时以矿物颜料进行书画以此留下了最初的印记，这些故事就是这样世代流传，这一过程就是人类文明被记载和流传的象征化表现。
分享的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食物和水，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东西。这就是所有文明的发端和进化所凭借的动机。
有分享的欲望就必然促使交流的产生，促使有关交流手段的发明。言辞语言和肢体语言是人类本能的交流方式，当信息逐渐复杂，交流已经不能满足人类日渐复杂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这就促使了图形或者文字的产生及应用。人类从岩画开始了文字符号的创造。社会的进化表明了群体成员的增多，分工群体的复杂性逐渐产生管理职能。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信息的积累，可以说文明起源于信息的积累与储藏。文字系统的逐渐形成，有了固定的语法及规则，在成为一个特定符号系统的基础上便具备了流传的可能性。
来自符号学的理论认为，人类的交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与大自然直接交流的过程，这个时期形成了语言，简单的音节可直接等同于自然表征物，是人类开始了解自身生存环境的阶段，是原始手工业阶段，是利用原材料制作工具和基本器具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完善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系统中每个个体符号都从属于整个语言系统，符号之间也已经具备意义衍生的功能；人类通过符号与自然交流，自然科学如天文、物理、数学等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每个领域都发展了一套完备的语言体系，这是漫长的工业化阶段；人类已经步入文明，开始探索人类自身、探索人类何以了解世界的本源，这个时期的产品是大工业化产品，以原材料进行加工再通过大生产。第三阶段，人类开始了符号时代，人不再直接与自然进行交流，而是通过符号作为介质再进行交流；交流存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符号衍生出新的符号，以符号来解释符号。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了解，人类文明进入到新的层面，开始自由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这个时期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程度，各类复合类新兴材料开始出现，这也是多元化语言表述的时代。
人类整个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交流进化的过程，是简单交流向复合与多元化交流方式进化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交流的载体——书籍成为一个符号，无论是它的前身：贝叶、莎草纸等，还是它的今世：幻化成大大小小的液晶屏，文字不再是散发油墨香味的物质，而是液晶屏上闪烁的LED光源。
我们已经超越了信息化时代，因此，信息和图像在电子复制当中都很容易在网上获得。电子复制的形式，使业余艺术家们的原作得到扩散和面世，作为主流体制的艺术界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在艺术史的领域，当代艺术家们与点击量、公认和销售在竞争，艺术品在网络上的销售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戏剧性地增长。不仅仅是艺术品，书籍作为一种商品也是如此，电子复制版或者纸介形态的都能在网上得到交易。网络的交易信息反而促使纸介书籍的销售量增加，因为可以看见文本的内容介绍、图片显示等，这在以前是必须亲临现场[8]才可以作出决定的。书籍在悄悄地演变，无论是纸介还是数字的形态，都表明书籍正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信息交流和情感交流的载体，同时书写的需要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对于书写的载体——书籍的审美意向在今天受到了挑战，对于书籍的审美标准和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待文字和图像的方式也必然改变，这意味着符号系统的更新与进化，正如伊马布所说：“这些都给予书籍设计一个崭新的推动力。”2.2传统书籍形态的美学范式2.2.1 西方审美观在书籍上的体现
西方的宗教和美学必然受到当时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将西方哲学归纳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阶段。这三个阶段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经历了无数的朝代更替。
古希腊的美学被称为本体论美学。从一开始西方哲学就始于对“存在”的探讨，其美学也是诞生于此，“秩序、匀称与明确”是这一时期美学强调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美学的思想中揭示了美作为事物的本体和原始本体的形式主要呈现为秩序、匀称和明确。此观点奠定了西方后世美学的基础，在西方的建筑和雕塑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西方进入到17世纪之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已经展示出人性的光辉，中世纪的神性开始隐退，人性开始战胜了神性，人的理性获得了解放。此阶段的美学特征是认识论美学，强调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中来把握美，笛卡儿认为：“所谓美和愉快的都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此时期的审美判断和标准尺度都以理性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充满了理性主义精神。通过巴洛克或是洛可可时期的建筑能看出围绕着多重几何体进行的精致与繁复的装饰，其结构严密，在装饰中强调科学性、对称原则及黄金比例是其基调。在文艺诗歌中也是如此，以法国理性主义美学的代表布洛瓦为例，他在《诗的艺术》中认为文艺创作首推理性为最高准绳，他认为艺术模仿自然实际是首先模仿理性，才符合真的标准，唯有真才能体现美[9]。
西方哲学的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的语言学阶段，语言作为思想的表达和传达媒介在此时期受到重视。符号学在此时期成为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各个领域的语言系统虽然在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是在宏观的语言学源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符号学发展的后期，皮尔士以其对心理认知角度的探索，从索绪尔符号观符号的二元性中脱离出来了，并形成他的符号学三元论，将解释者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到符号学中，由此强调了符号的形式与意义是与人的心理认知分不开的。在美学上的体现便是对各种语言形式的探索，这个阶段探索的就是人们将如何描述他们所认知的世界。
西方设计史中包豪斯的理念对各领域的设计都有着至深的影响，在包豪斯看来，它所主张的是艺术与设计的新统一；强调设计的目的[10]是人而不是产品；认为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进行。虽然这一理念是在包豪斯时期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已经涵盖了整个西方设计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
自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以来，欧洲的印刷技术突飞猛进，在书籍设计的历史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西方美学中对于秩序和对称美感的追求体现在书籍的整体设计中的每个方面。书籍整体设计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就开始形成了，德国的设计师们认为书籍的完整性在传统的书籍设计中是最重要的原则，书籍设计中各方面都要服从于这个原则，只有所有部分的和谐一致才能产生书籍的“和谐”。封面设计、版面设计、插图设计、字体的选择、材料的运用等要素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成为书籍设计师们整体考虑的要素。在他们秉持的设计原则中，良好的易读性甚至超过了艺术性，在装饰和设计的科学性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后者。他们设计出一套适用于拉丁字母形态特征的版式设计，对于标题、正文以及标注字体的应用是建立在适度的原则上的，虽然力求醒目但是会带着克制的态度去设计。
在西方的书籍设计中，来自于理性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的传统促使设计师们讲究“对称”与“均衡”的版式效果，无论是古典版式还是网格设计都符合这一原则。
这里的对称与均衡，是广义的各元素组合在一起作用于视觉心理平衡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发挥了西方的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特长，他们的设计是在科学的理性指导下的美学呈现，真正做到了艺术与工学的结合。
在整体设计中最能体现西方书籍之美的是两种传统的设计形式。其一是古典版式设计，最早源自15世纪的威尼斯人，在古腾堡时代被发扬光大；其二是源自瑞士的巴塞尔以及他的权威教授埃米尔·鲁德尔的网络版式设计，这两种版式在今天依然沿用。
所谓的古典版式设计如图2.2所示，页面两边的元素呈对称排列。在正文内页建立固定的字距和行距，内页中的装饰花纹也呈对称排列，形成一定的模式。文字的油墨深浅也与所选用的插图的黑白关系有着联系。早期欧洲的古典版式设计是居中的对称式，无论是标题还是副标题，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称，以及正文页的各级标题及内文都是居中构图方式。古典版式设计具有易读性和朴素的美，其生命力延续到今天依然不减，不仅运用在平面的印刷品设计中，也运用在很多新媒体中，如网络版式和影视作品上——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在最后呈现演、职员名单的时候就是运用这一经典之处在于的对称居中版式，它的经典之处在于永远因其秩序感而便于阅读识别。
这在书籍设计中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理性之美和科学之美的结合。西式的书籍设计重版式的秩序和装订的精美，封面为羊皮卷及烫金字、对称均衡的版式是西方传统书籍中常见到的方式。2.2.2 中国传统审美观在书籍设计上的体现
中国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时期，帝王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兴礼乐以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周公旦所实行的周礼成为贵族各阶层政治生活、道德规范以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准则，最终形成维护自身统治的教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来自于此，之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致力于继承和发展礼乐传统，并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
儒家代表们把秩序的重建与对礼乐传统的精神阐释关联起来，实际上强调了外在秩序中所显现的内在根基正是精神秩序的建立。因此他们强调礼乐须以“仁”为精神内涵，这是以前生活在礼制秩序中的人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的，正是这一点为一个外在的形式创立了观念内涵，使得周以来实施的礼乐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先秦儒家更为重视的是支持礼制秩序建立和维护的内在精神之人性依据。图2.2 西式古典羊皮书的设计图片来源：西方古典书籍——作者自藏《礼记·乐记》中提及：“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由此看出礼乐文化并非单纯的政治训诫和统治者的仪轨制度，而是依照天地之自然法则，将人们导向与天地自然之性相符合的、知情意相统一的和谐秩序之境，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11]节”。这既是高度理性化的规范秩序，又是高度人性化的意义秩序。
对秩序和礼仪的追求外化于形，使中国人在传统美学上体现为对于形式的追求与创立，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点。
在追求形式的本质上，中国人奉行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认为对天地外在的一切表象的认识，都来自内心的体验。庄子在《齐物论》中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一观点体现出了天地是万物之本的本源意识以及人对于天地之美的感应与追求。在儒家的思想中，天地人是万物的根本，没有天之本，人无从产生；没有地之本，人无从依托；没有人之本，天地便只是物的世界。天地人的世界从来都是一体的，只有人立于天地中才能体悟自然的力量，情志得以依托；只有天与地方能给予人无尽的灵感，万物静观皆自得。
因此重意境、强调情景交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追求目标。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虚实处理、计白当黑、意象造型等手段，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时空镜像而采取的表现手法。这个绘画中的审美标准在书籍设计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它转化成格物以达意。
在庄子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中“齐物”是最高的美学策略，它以天地宇宙的真实存在和广袤无垠赋予人一种回归精神家园的喜悦和超脱之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没什么比自然之美更为珍贵和值得推崇的了。
东、西方美学思想的异同影响着各自文化艺术的形式法则。西方重科学、重本体物质规律的哲学思辨必然导致他们对技术的追求和对秩序以及对称法则的偏好。东方的重内在情志的感受与外在世界的合二为一的整体美学观必然导致内敛的形式法则。“美在于似与不似之间”，长久以来成为中国艺术家们追求的目标。一切均要消除刻意的痕迹，消除过于人为的雕琢（被称为匠气）。
以中国造纸术发明以来的书籍为例，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在审美上倾向于内敛、质朴的气质。体现在材质上，正文纸张柔软和有亲和力，书衣（即今日所称的“封面”）一般用比正文纸硬而厚的彩纸和绢绫做成，其装饰也仅仅体现在织物中若隐若现的暗纹，再以手写体书名贴于书衣之上，鲜有过多的装饰。这一点与西方的羊皮书不同，羊皮书的封面为经鞣制处理过的羊皮，染色和压印上精美的装饰纹样，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的书籍设计体现出了崇尚自然质朴和谦逊的东方美学。
中国的书籍形态发展是较为多变的，尤其是跟西方书籍发展历史相比较。西方的书籍从一开始至今均是左右阅读方式，在20世纪的书籍设计师看来，跟100年以前的书籍形态相比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制作书籍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书籍本身。例如胶版印刷取代了图版印刷，电子扫描器取代了复制照相技术，电脑操控的数码印刷技术取代了激光照排技术，合成黏合剂或者热熔技术取代了手工锁线装，但是书籍的形式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看都是一样的。
元代的著名农学家王祯书写了一部《农书》，他采用的就是在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基础上进行改良新制的木活字印刷工艺。王祯不仅在农业学上成果卓著，更是一位博学多识、颇具才艺的发明家。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虽然是一种书籍设计印刷工艺上的跨时代的进步，但由于费工费时，且较为浪费等限制性因素，一直到元代还未得到推广。王祯为了高效地出版农书，设计了转轮排字盘，按音韵写好字贴在木排上，将每个字分开，按照规格将其修理成大小一致的格式，然后放至他设计的转轮木排上，使检字效率大为提高，并减轻了劳动强度。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还体现在书籍的版式设计中，中式古书的版式呈现出文字本身的朴素形态，重在引发读者经由文字产生的思考，西方古籍书的版式设计中常见到作为题花的装饰图案，在功能上有助于区分章节之间的内容，这种外显的刻意雕饰在中国传统版式中是看不到的。最早的中国传统书籍形式除了甲骨文和简牍，可以相对轻便地阅读应该是从卷轴装开始的。卷轴装分为卷、轴、飘、带，写好的书页按照前后顺序装裱成长幅，再以木或象牙、玉石等材料做轴，卷成一束以飘带系之。唐代在卷轴装的基础上设计出旋风装，外表跟长卷类似，增加了重叠的内页，如同鱼鳞般排列，也称“龙鳞装”。直到包背装形成了中国册页制度的开始，之后在明清开创了线装书的形式，如图2.3所示。它以自上而下阅读的形式一直保存下来的，这使得书籍设计具有特殊的美感，线条成为重要的装饰，辅以特有的线框来提示版心，版心设计得比较窄，因古人有批阅、圈点的习惯，故天头地脚留白比较多，其中鱼尾与黑口的设计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读者阅读，而不仅仅是起到装饰的作用。图2.3 鱼尾与黑口：线装书版式图片来源：杨永德.中国书籍装帧4000年艺术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清新、朴素与淡雅是传统装帧风格的特征。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线装书渐渐改革。因为新的时期将西方文化带进了国内，在国内出现了两种文化交融的新气象，此时的书籍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内容，因此版式上曾出现竖排版与拉丁文的横排版混合的版式。拉丁文因其读音的规律适合横版，而竖版会打乱阅读发音的思维秩序，因此在不得不引用拉丁文的书里，拉丁文只能保持横排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逐渐以横排版的书代替了竖版书。
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首次把从上到下的竖排版改变为横排版，并刊登文章《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说：“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曾有人做过实验：挑选10名高三优等生，让他们阅读同一张《中国青年报》上的短文。结果发现横排版的阅读速度是竖排版的1.345倍。到1955年11月，中央级17种报纸已有13种改为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至此，全国响应。而首次提出将书籍横排的是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叶籁士，在胡愈之、叶圣陶等领导支持下，报请中央批准后，人民出版社试行横排书，并很快在全国推广普及。
虽然从古至今，中式书籍字体的排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于文字本身形态的修饰和章节之间的装饰纹样仍比西方显得简朴，当然，一方面这是由于西方字母文字与汉字是完全不同的构形体系，另一方面正是东西方审美观的不同形成了这样迥异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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