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相洲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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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学(第十三辑)试读：
文献考察
[1]南朝郊祀歌留存状况考论闫运利（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摘要：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各君主热衷郊祀天地。郊祀歌乃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乐歌，《乐府诗集》收录南朝郊祀乐歌七十六首。学人研究南朝郊祀乐歌集中于郊祀制度的探讨。文章旨在厘清宋、齐、梁、陈郊祀活动及郊祀乐歌留存状况，并从乐府学角度对此时期郊祀歌辞创作、表演等情况略作考察。
关键词：南朝 郊祀歌 留存状况
作者简介：闫运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台人。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及乐府学。
郊祀活动是一个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歌是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南朝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各朝君主出于维护政治威严的现实考虑，热衷于郊祀天地。祭天祀神逐渐成为维护政治权利的一种手段，大多与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无关。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南朝郊祀歌七十六首，宋十二首，齐四十四首，梁二十首，无陈郊祀歌。学人研究南朝郊祀乐歌主要集中于郊祀制度，[2]如徐迎花《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等。本文旨在厘清宋、齐、梁、陈郊祀活动及郊祀歌留存状况，并从乐府学角度对此时期郊祀歌辞创作、表演等情况略作考察。一
刘宋王朝近六十年，郊祀告天约十八次。集中于文帝、孝武帝朝，以南郊祭天为主。武帝永初元年即位，柴燎告天。二年正月辛酉，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所用郊祀乐不见文献记载。《宋书·乐志》仅载撰宗庙歌、改燕射乐及《正德》、《大豫》舞：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3]曰《后舞》。
宋《前舞》、《后舞》改自西晋《正德》、《大豫》舞，使用场合及舞人服饰等应均依晋仪，通用于郊庙祭祀。[4]
景平元年正月辛丑，少帝亲祠南郊。虽“善骑射，解音律”，但因嬉戏无度，两年即被废。至文帝，七次亲祀南郊。《宋书·文帝本纪》载六次：（元嘉）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5]上始亲览。辛未，车驾祠南郊。[6]（元嘉）四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7]（元嘉）六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8]（元嘉）十二年春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车驾亲祠南郊。（元嘉）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赐[9]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10]（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南朝宋会要》另载一次：[11]（元嘉）二十年正月辛亥。
大赦天下，赏赐文武、百姓，南郊祀天逐渐成为君主施行教化、凝聚民心的重要政治手段。这也是南朝郊祀活动的显著特征。
元嘉十八年，集众臣商议制郊祀歌。《宋书·乐志》载：[12]
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
但因战事，此提议暂未实行。二十二年，开始设南郊登歌。《宋书·乐志》载：
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
[13]缺。
颜延之所造歌诗，《宋书·乐志》辑为《宋南郊雅乐登歌三篇》[14]——《天地郊夕牲歌》《天地郊迎送神歌》《天地飨神歌》，《乐府诗集》录为《宋南郊登歌》——《夕牲歌》《迎送神歌》《飨神歌》[15]。《文选》选前两首《夕牲歌》《迎送神歌》，名为《宋郊祀歌二
[16]首》。现将第三首《飨神歌》完整歌辞录于下：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建表蕴，设郊宫。田烛置，权火通。历元旬，集首吉。饰阶坛，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区谧。大孝昭，祭礼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陈器，备礼容。形舞缀，被歌钟。望帝阍，从神跸。灵之来，辰光溢。洁粢酌，娱太一。明辉夜，华皙日。祼既始，献又终。煙薌鬯，报清穹。飨宋德，[17]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初学记·礼部上》载前十二句为晋郊祀歌：
晋郊祀歌曰：整泰坛，祀皇神。精气感，百灵宾。蕴朱火，燎芳薪。紫烟游，冠青云。又曰：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建表蕴，设郊宫。田烛置，权火通。历元旬，集首吉。饰阶坛，坎列室。[18][19]
逯钦立将之进一步归入傅玄名下，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均未作收录。从目前掌握材料看，颜延之确曾作《天郊飨神歌》，但其歌辞原貌今不可考。如谢超宗删改《天郊飨神歌》歌辞，作《文德宣烈之乐》：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此下除二句。田烛置，权火通。大孝昭，国礼融。此一句改，余皆颜辞，此下又除二十二句。[20]
若依《宋书·乐志》所载颜辞，“田烛置，权火通”下还有“历元旬……地区谧”八句，《南齐书·乐志》并未注明“此下除八句”。可能萧子显所见《天郊飨神歌》歌辞与《宋书·乐志》载录的并不完全相同，暂以《宋书·乐志》为准。[21]《宋北郊雅乐登歌三篇》前两首与南郊同，第三首《地郊飨神歌》歌辞不见记载。但可通过谢超宗《地德凯容之乐》略观其歌辞内容：
缮方丘，端国阴。掩圭晷，仰灵心。诏源委，遍丘林。此下除八[22]句。礼献物，乐荐音。此下除二十二句，余皆颜辞。
关于两组登歌的具体表演方式，《宋书·乐志》载：
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23]下。”并诏可。
故奏南郊、北郊登歌，也可能人在坛上，弦管在下。郑玄曰：[24]“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汉高祖时，登歌独唱。《汉书·礼乐志》载：
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25]犹古之《清庙》之歌也。
至宋齐，配以丝竹弦管。梁、北周时期，又加以钟磬、笙管，且[26]“笙人立于阶下，间歌合乐”。可见登歌最初是祭祀、燕飨时，堂上所奏之歌。后专用于皇帝升明堂、登坛，如谢庄《宋明堂歌》，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至梁、北周，皇帝初献及献配帝结束奏登歌，如沈约《梁南郊登歌二首》、庾信《周祀圜丘歌》。从目前所存郊祀歌辞看，登歌大致有两种乐歌形式：一种为整套祭祀乐歌的总称，如颜延之《宋南郊登歌》包括《夕牲歌》《迎送神歌》《飨神歌》；一种是作为其中一个仪式环节专用乐歌，如用于皇帝登坛、初献、升明堂等。
孝武帝即位，两年一祠南郊，始宗祀明堂。《宋书·孝武帝本纪》载：[27]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车驾亲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孝建）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第休范为顺阳王……辛[28]丑，车驾亲祠南郊。[29]（大明）二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30]（大明）四年春正月辛未，车驾祠南郊。（大明）六年春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31]大赦天下。《南朝宋会要》另载大明八年正月辛巳，亲祠南郊、明堂。孝武帝时，另制郊祀乐。《宋书·乐志》载：
孝建二年九月……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32]《肆夏》。”诏：“可。”《肆夏》、《登歌》等乐歌不见文献记载。《凯容》、《宣烈》之舞同作于此时，《宋书·乐志》载：
孝建二年九月……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釐改权称，以[33]《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34]
又因“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故《凯容》、《宣烈》之舞同用于郊祀。关于其舞容，《南齐书·乐志》载：《宣烈》舞，执干戚。郊庙奏，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35]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36]《凯容》舞，执羽籥。郊庙，冠委貌，服如前。
可见《宣烈》、《凯容》舞的舞人服饰等，均沿用魏明帝《武始》、《咸熙》舞。
谢庄《宋明堂歌》作于孝武帝时期，《南齐书·乐志》载：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37]《宋书·乐志》辑谢庄《宋明堂歌》：《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登歌词》，旧四言。《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歌青帝词》，三言，依木数。《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38]《天郊飨神歌》。《天郊飨神歌》，《乐府诗集》未收录。《宋书·乐志》载入，但无歌辞，未详所用。
谢庄精通文学、音乐、礼学。“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39][40]“所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41]
宋金紫光禄大夫谢庄集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载：[42]
谢庄集十五卷。
至宋代，仅余一卷。《宋书·艺文志》载：[43]
谢庄集一卷。
明张溥辑为《谢庄集》，赋四篇、文三十篇、乐府十一首、诗及[44]联句十五首。其山水、应制诗清雅流丽，锺嵘评曰：“气候清[45]雅”、“兴属闲长”。所作《明堂歌》亦是如此，歌五帝之辞若四季风景小诗，清新、动人。如歌青帝“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歌白帝“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悬河”。歌黑帝“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此种写作风格在郊祀歌辞创作中并不常见。依五行数作明堂歌的方式，影响至谢朓《齐雩祭乐歌》、庾信《周祀五帝歌》。
自前废帝刘子业始，郊祀活动逐渐走向衰落。《宋书》《南朝宋会要》载：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
[46]飨。[47]（泰始）四年春正月己未，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48]（元徽）三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49]
明帝泰始六年制定“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可见并未付诸实施。
综上所述，刘宋频繁祭天，集中于文帝、孝武帝朝。郊祀乐歌有颜延之《宋南郊登歌》《宋北郊登歌》，谢庄《宋明堂歌》及孝武帝朝《肆夏》《登歌》等。今仅存《宋南郊登歌》《宋明堂歌》十二首。奏南、北郊登歌，可能人在坛上，弦管在下，配以《凯容》、《宣烈》舞。谢庄《宋明堂歌》，歌五帝之辞若四季风景小诗，清新、动人。以五行数作明堂乐歌的方式影响至谢朓、庾信。二
南齐王朝二十四年，皇帝亲祠南郊十次，郊祀天地更加频繁。现存四十四首郊祀乐歌，歌辞多删改宋辞。
高帝建元元年夏，即位南郊，柴燎告天。二年春正月辛丑，亲祠南郊，用谢超宗辞作郊祀歌。《南齐书·乐志》载：
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义学者普另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
[50]名。
谢超宗删改颜延之、谢庄辞作《齐南郊乐歌》十三首，但“以为新曲，备改乐名”，配乐和乐名均不同于宋。又《南齐书·乐志》载：[51]
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
采谢庄辞作《齐明堂乐歌》十五首。事实上，谢超宗《齐明堂乐歌》同时采用宋殷淡辞。如荐豆呈毛血所奏《嘉荐乐二首》，歌辞全[52]部用殷淡《宋章庙乐舞歌十五首》中的《嘉荐乐》，并将一首分为两首。再如皇帝初献所奏《凯容宣烈乐》，还东壁受福酒所奏《嘉胙乐》，歌辞分别采用《宋章庙乐舞歌十五首》中的《休成乐》《嘉[53]胙乐》。
关于《齐北郊乐歌》，《隋书·音乐志》载：
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飨，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入壝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54]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
可见《永至》《嘉胙》等六首乐歌乃永明六年所加，《昭夏》为永明中所改。另据《南齐书·谢超宗传》记载，自永明元年起，谢超[55]宗“愈不得志”。并于流放途中，被赐自尽，因此谢超宗不可能于永明六年再增改《齐北郊乐歌》。因此现存《齐北郊乐歌》歌辞乃谢超宗作于建元初年，永明年间另有他人增改。
南齐郊祀乐歌多重奏，如《南齐书·乐志》载南郊乐：
群臣出入，奏《肃咸之乐》。牲出入，奏《引牲之乐》。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之乐》。右《夕牲歌》，并重奏。迎神，奏《昭夏之[56]乐》……皇帝还便殿，奏《休成之乐》，重奏。
北郊同南郊。明堂乐歌则无重奏，另制新辞，如《嘉荐乐》作两首。郊祀时配以宋《前》、《后》舞，舞人冠服如魏明帝《武始》、《咸熙》舞。如《南齐书·乐志》载：
魏明帝世尚书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齐初仍旧，不改宋[57]舞名。
齐用宋《前》、《后》舞，舞名、舞辞均未改。但新增《前舞阶步歌》《后舞阶步歌》，舞出入时所奏。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大赦、改元，亲祠南郊。其后分别于永明三年、七年、九年亲祠南郊，《南齐书·武帝本纪》载：
三年春正月辛卯，车驾祠南郊，大赦。二月辛丑，车驾祠北郊。[58][59]
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大赦。
九年春正月，辛丑，车驾祠南郊，诏“京师见囚系，详量原遣”。[60]
郊祀歌沿用高帝朝。永明四年闰正月辛亥，武帝亲耕籍田。大赦天下，赏赐孤老贫穷。《宋书·礼志》载元嘉籍田之仪：
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稑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旌，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61]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耰，礼毕。
齐选“正月辛亥”籍田，可见遵宋仪“择上辛后吉亥日”。车驾、朝服、饰物等均尚青色，唯武将、卫士不改服章。太牢告祀先农等仪式众多，而江淹奉敕造《籍田歌》仅二首。《南齐书·乐志》载：
永明四年籍田，诏骁骑将军江淹造籍田歌。淹制二章，不依胡、[62]传，世祖口敕付太乐歌之。
可见，齐籍田仪式及乐歌使用多有简化。《乐府诗集》收此二章为《迎送神升歌》《飨神歌》。逯钦立另收《牲出入歌》《荐豆呈毛血[63]歌辞》《奏宣列之乐歌舞》于江淹名下，注曰“未详所用”。据此推测，江淹可能另创作一组郊祀乐歌，唯此三首流传下来。[64]
明帝“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建武二年，天大旱，众臣商议雩祭求雨之事。此次雩祭谨依明堂之仪，先迎神、歌世祖武皇帝，接着遍歌青、赤、黄、白、黑帝，最后送神。谢朓依谢庄五行数，作《齐雩祭乐歌》八首。《南齐书·乐志》载：
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唯世祖四言也。[65]
雩祭求雨仪式在新建雩坛上举行，其形制如《南齐书·礼志》载：
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66]四阶也。[67]
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并且以世祖武皇帝配飨。又因女巫不习歌舞，故歌舞乐人皆用童子。《南齐书·礼志》载：
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仪，使[68]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
表演盛况如歌辞所绘“张盛乐，奏《云舞》。集五精，延帝祖。”[69]
谢朓诗清新流丽、情致萧散，在郊祀乐歌创作中多有流露。如形容雨来“族云蓊郁温风煽，兴雨祁祁黍苗遍”（《歌赤帝》），黍苗久逢甘霖的欢乐、尽享恩泽的畅快，让人想起陶潜笔下“有风自南，翼[70]彼新苗”。再如写秋景“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歌白帝》），秋风嫋嫋、夜月如霜、草木疏落、鸿雁飞过，俨然一幅边塞秋夜图。
明帝后，东昏侯萧宝卷坚持亲祠南郊两次。《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载：[71]
永元元年春正月，辛卯车驾祠南郊。
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诏大赦天下，百官陈谠言。[72]
和帝最后在位两年，虽于江陵立南、北郊，但并没有举行郊祀仪式。
综上而言，南齐郊祀天地更加频繁，各朝君主注重郊祀礼仪细节的探讨。谢超宗《齐南郊乐歌》《齐北郊乐歌》《齐明堂乐歌》作于建元初年，多删改或直接采用颜延之、谢庄、殷淡等人歌辞，永明年间另有他人增改《北郊乐歌》。江淹郊祀乐歌创作颇丰，歌辞多已不见，今存五首。《齐籍田乐歌》仅两首，齐籍田仪式及乐歌使用趋于简化。谢朓依谢庄五行数作《齐雩祭乐歌》八首，歌辞清新流丽、情致萧散。雩祭求雨仪式在新建雩坛上举行，歌舞乐人皆用童子。三
萧梁王朝统治五十五年，南郊祀天十九次，集中于武帝时期。现存梁郊祀乐歌二十首，均为沈约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武帝“修郊[73]祀，治五礼，定六律”。崇尚质朴、简约，且致力于恢复古礼乐。多改郊祀礼仪，如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歌、三献改为一献、祀明堂不迎神等。
天监元年，武帝下诏访百僚，商量制定梁乐之事。但“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74]故梁初基本沿用宋、齐乐。七年，省去太尉亚献、光禄终献，只留皇帝初献。《隋书·礼仪志》载：
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75]议……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尉亚献，光禄终献。
天监十年，祭品省牲牢，始用蔬果之荐。《隋书·礼仪志》载：
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菖[76]蒲葵韭四种之葅，粳稻黍粱四种之米。
沈约所作郊祀乐歌，省去亚献、终献，只有皇帝初献所奏《登歌》。并且有《涤雅》《牷雅》，用于牲出入、荐豆呈毛血。可见沈约郊祀乐歌应该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77]
梁武帝“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所改乐[78]器，“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又思弘古乐，以“雅”命名国乐。依天数，作十二雅乐，共三十曲，歌辞均为沈约所作。郊祀天地用六雅乐，十一曲，即沈约《梁雅乐歌》。皇帝出入奏《皇雅》三曲，牲出入奏《涤雅》，荐毛血奏《牷雅》，降神及迎送神奏《諴雅》三曲，皇帝饮福酒奏《献雅》，燎埋奏《禋雅》二曲。沈约另作《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梁明堂登歌》，《隋书·音乐志》载：[79]
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三言。[80]
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四言。[81]
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至梁，登歌专用于皇帝初献。并配以《大壮》、《大观》舞。《隋书·音乐志》载：
大壮舞奏夷则，大观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庙，[82]三朝并同用。《大壮》、《大观》舞分别为梁武舞、文舞，郊庙祭祀通用。此二舞表演情况，应与宋《凯容》、《宣烈》舞相似。如《隋书·音乐志》载：
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83]曲折，理应常同。“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可见南朝雅舞多郊庙通用，且相互因袭。从晋《正德》、《大豫》舞，宋《前》、《后》舞（后改名为《凯容》、《宣烈》），齐《前》、《后》舞，到梁《大壮》、《大观》舞，均依曹魏《武始》、《咸熙》舞，少有变化。
沈约之后，萧子云分别于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沈约雅乐歌辞。《隋书·音乐志》载：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84]《涤雅》、《牷雅》云。
天监十年，祭品省牲牢，始用蔬果之荐。故萧子云于普通中修改雅歌，并去掉《涤雅》《牷雅》（用于献牲）。关于此次修改，《梁书·萧子云传》载：
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伏惟圣敬率由……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尤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85][86]
萧子云此次修改约十曲，“臣前所易约十曲”。具体为哪十曲，不得而知。
关于萧子云改作《相和引》，《隋书·音乐志》载：
普通中，荐蔬之后，敕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87]宫商角徵羽为第次，非随月次也。
从萧子云《相和引》歌辞内容看，多写春、夏、秋、冬四时与音乐五声。从乐歌功用看，《相和五引》是三朝元会仪式乐的第一章。均与献牲、荐疏关系不大，此段材料中“普通中，荐蔬之后”与萧子云改作《相和引》并无直接关系。且《隋书·音乐志》还有一处记载萧子云普通中修改雅乐歌辞之事：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88]《涤雅》、《牷雅》云。
对比上条记载，此处信息较为可信。即《隋书·音乐志》可能将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相互混淆。《梁书·萧子云传》载：
大同二年……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矇。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89]谨依成旨，悉改约制。”敕并施用。
对比沈约与萧子云《相和引》歌辞，可以发现沈约之辞韵律更加和谐。现举两例如下：
角引 沈约
萌生触发岁在春，咸池始奏德尚仁，惉懘以息和且均。
同前 萧子云
蛰虫始振音在斯，五声六律旋相为，韶继夏尽备咸池。
徵引 沈约
执衡司事宅离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备举乐无疆。
同前 萧子云[90]
朱明在离日长至，候气而动徵为事，六乐成文从之备。“春、仁、均”、“方、昌、疆”，分别押文韵、阳韵。讲究四声、声韵和谐，这可能就是萧子云批评沈约辞所说的“流俗乖体”。关于萧子云修改沈约雅乐歌辞，《乐府诗集》只收录其《梁三朝雅乐歌》六曲十九首及《相和引》五首，所改郊庙歌辞不见记载。
陈郊祀歌，《乐府诗集》未收录。据《陈书》《南朝陈会要》记载，陈南郊祀天九次、北郊祭地七次、宗祀明堂三次、亲耕籍田五次。同时有丰富的音乐表演参与，《隋书·音乐志》载：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庙乐。都官尚书到仲举权奏：众官入出，皆奏《肃成》。牲入出，奏《引牺》。上毛血，奏《嘉荐》。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坛，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献及太尉亚献、光禄勋终献，并奏《宣烈》。皇帝饮[91]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远》；还便殿，奏《休成》。
可见文帝时用南齐郊祀乐，宣帝则依梁“雅乐”作“韶乐”。《隋书·音乐志》载：（太建）五年，诏尚书左丞刘平、仪曹郎张崖，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改天嘉中所用齐乐，尽以“韶”为名。工就位定，协律校尉举麾，太乐令跪赞云：“奏《懋韶》之乐。”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洁韶》；帝入坛及还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执干楯，曲终复缀。出就悬东，继舞《九序》，工执羽籥。献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饮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92]《报韶》。《七德》、《九序》舞具体表演情况不见文献记载。据现有材料推测，此二舞可能承梁《大壮》、《大观》舞。《七德舞》乃武舞，舞人手执干戚、盾牌类舞具；《九序舞》乃文舞，舞人手执羽籥类舞具。《七德》、《九序》舞同用于当时的三朝元会，《隋书·音乐志》载：
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书左仆射、建昌侯徐陵、仪曹郎中沈罕，奏来年元会仪注，称舍人蔡景历奉敕，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絙、五案于殿庭……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请进舞《七德》，继之《九序》。[93]
可惜上述郊祀乐舞歌辞均未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载：[94]
陈郊庙歌辞三卷并录。徐陵撰。
此三卷郊庙歌辞仍传于隋朝。又《隋书·音乐志》载：
开皇九年，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95]之，以备雅乐。”
可见隋文帝得梁家雅曲、陈氏正乐，并在此基础上制本朝郊祀乐。但此三卷郊庙歌辞只见于《隋书》，且无歌辞。《旧唐书》《新唐书》等均不见记载，恐已亡佚。
综上所论，梁代郊祀活动集中于武帝时期，南郊祀天十九次。武帝崇尚质朴、简约，致力于恢复古礼乐。现存梁郊祀歌二十首，乃沈约作于天监七年至十年间。萧子云不满沈约辞“犹用未革牲前曲”“流俗乖体”等，分别于普通中、大同年间两次修改沈约雅乐歌辞。郊祀配以《大壮》、《大观》舞，表演情况类于曹魏《武始》、《咸熙》舞。《乐府诗集》未收录陈郊祀歌。但《隋书·经籍志》所载“陈代郊庙歌辞三卷”，足以说明陈郊祀乐歌的繁盛。陈文帝时用南齐郊祀乐，宣帝作“韶”乐。郊祀配以《七德》、《九序》舞，可惜这些乐舞歌辞均未流传下来。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13&ZD110）阶段性成果。
[2] 徐迎花：《梁武帝时期郊祀制度问题研究》，《北方论丛》2008年第4期。
[3]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541页。
[4] 沈约撰《宋书》卷四，第63页。
[5]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73页。
[6]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76页。
[7]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77页。
[8]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83页。
[9]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84页。
[10] 沈约撰《宋书》卷五，第96页。
[11] 朱铭盘：《南朝宋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72页。
[12]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1页。
[13]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1页。
[14] 沈约撰《宋书》卷二十，第568页。
[15]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中华书局，1979，第13～14页。
[16]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74～1276页。《文选》不选第三首《飨神歌》，可能是三言的缘故。整部《文选》未收录一首三言诗，前两首均为四言，而《飨神歌》恰为三言。
[17]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第14页。
[18] 徐坚等：《初学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62，第320页。
[19]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中华书局，1983，第811～812页。
[20]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4，第169页。
[21] 《乐府诗集》未收，郭培培在《南朝郊庙歌辞创作情况研究》一文中将其补入。《乐府学》2013年第8辑。
[22]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71页。
[23]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5页。
[24]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035页。
[25] 班固：《汉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62，第1043页。
[2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第34页。
[27] 沈约撰《宋书》卷六，第113页。
[28] 沈约撰《宋书》卷六，第118页。
[29] 沈约撰《宋书》卷六，第120页。
[30] 沈约撰《宋书》卷六，第125页。
[31] 沈约撰《宋书》卷六，第129页。
[32]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5页。
[33]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2～543页。
[34] 沈约撰《宋书》卷十九，第543页。
[35]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90页。
[36]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90页。
[37]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72页。
[38] 沈约撰《宋书》卷二十，第569～571页。另，今中华书局版《乐府诗集》将《歌白帝辞》九言断句为四五式，《歌黑帝辞》六言断句为三三式，显然不妥。故下文所用歌辞断句以《宋书·乐志》为准。
[39] 沈约撰《宋书》卷八十五，第2167页。
[40] 沈约撰《宋书》卷八十五，第2177页。
[41]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第1074页。
[42]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2068页。
[43]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八，中华书局，1977，第5329页。
[44]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第1414册，第211～233页。
[45] 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409页。
[46] 朱铭盘：《南朝宋会要》，第55页。
[47] 沈约撰《宋书》卷八，第162页。
[48] 沈约撰《宋书》卷九，第183页。
[49] 沈约撰《宋书》卷八，第166页。
[50]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67页。
[51]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72页。
[52]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第119～120页。
[53]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第121～122页。
[54]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6页。
[55]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三十六，第636页。
[56]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67～170页。
[57]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90页。
[58]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三，第49～50页。
[59]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三，第55页。
[60]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三，第59页。
[61] 沈约撰《宋书》卷十四，第354～355页。
[62]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84页。
[6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七，第1502～1503页。郭培培在《南朝郊庙歌辞创作情况研究》一文中将其作为南齐郊祀歌补入。《乐府学》2003年第8辑。
[64]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六，第92页。
[65]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十一，第172页。
[66]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九，第127页。
[67]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九，第128页。
[68]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九，第128页。
[69]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第27页。
[70] 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第13页。
[71]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七，第98页。
[72] 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七，第101页。
[73] 姚思廉撰《梁书》卷三，中华书局，1973，第97页。
[74]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88页。
[75] 魏徵等撰《隋书》卷六，第110页。
[76] 魏徵等撰《隋书》卷六，第110页。
[77]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89页。
[78]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89页。
[79]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98页。
[80]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98页。
[81]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99页。
[82]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1页。
[83]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五，第351页。
[84]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97页。
[85] 姚思廉撰《梁书》卷三十五，第514页。
[86] 姚思廉撰《梁书》卷三十五，第514页。
[87]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2页。
[88]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297页。
[89] 姚思廉撰《梁书》卷三十五，第514～515页。
[90]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第381页。
[91]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7～308页。
[92]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9页。
[93]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三，第309页。
[94]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五，第1085页。
[95] 魏徵等撰《隋书》卷十五，第351页。张说乐府诗的辑录与特点
雷乔英（北京，清华附中国际部，100084）
摘要：本文据《张燕公集》《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品汇》等对《乐府诗集》所收录的张说乐府诗进行了补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张说乐府诗创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张说乐府诗创作时间开始较晚，其乐府诗中情绪的高低与曲辞创作时间及张说个人的境遇密切相关；其二，除少数不可确考外，张说大部分乐府诗都是入乐之作；其三，张说乐府诗内容丰富，涉及郊庙祭祀、征战报国、歌舞娱乐、历史沧桑、借酒浇愁、朋友离别六方面的内容；其四，张说乐府诗中有不少近体之作。总之，张说乐府诗中那些格调明朗以及感慨深沉的作品，与盛唐诗歌大体一致。因此，张说乐府诗不仅对盛唐乐府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盛唐之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张说 乐府诗 辑录 考辨 特点
作者简介：雷乔英，女，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乐府学及国际学校中文教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发表论文有《论〈伊州〉》《〈石州〉曲的流传及其文学影响》《论初盛唐燕飨歌辞与盛唐之音的关系》等。
张说作为盛唐前期的文坛领袖及朝廷重臣，其乐府诗创作不仅对盛唐乐府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盛唐之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包括主题、形式与风格诸方面。一 张说乐府诗的辑录与考辨
关于张说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29题45首，其中郊庙乐章《唐封泰山乐章》8题14首、郊庙乐章《唐享太庙乐章》18题26首，近代曲辞2题4首，新乐府辞1题1首，共计29题45首。详见下表。《乐府诗集》所收张说作品
其实这还不是张说乐府诗的全部。笔者据《张燕公集》、《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品汇》等又补录5题16首，分别是《苏摩遮五首》（杂曲歌辞）、《舞马词六首》（杂曲歌辞）、《舞马千秋万岁乐[1]府词三首》（杂曲歌辞）、《对酒行》（相和歌辞）、《赠崔二安平公[2]乐世词》（近代曲辞）。因此张说乐府诗应该共计34题61首。
张说乐府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多样。张说乐府诗的内容涉及郊庙祭祀、征战报国、历史沧桑、借酒浇愁、歌舞百戏、朋友离别六方面，说明其艺术才华和兴趣较为广泛。郊庙祭祀的两组乐章《唐封泰山乐章》（开元十三年）与《唐享太庙乐章》（开元十七年）表现了张说乐府诗肃穆庄严的一方面，同时也展现了盛唐之世浩荡的国威与从容的风度。关于张说所作《唐封泰山乐章》，《唐会要》卷二十三“雅乐上”载：“开元十三年，诏燕国公张说改定乐章，上自[3]定声度，说为之辞令。”张说《唐封泰山乐章》后定为《大唐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破阵乐二首》为帝王同题之作，以该曲题地位之尊贵，非张说之流不能拟写。前一首从整体着眼，写征战之所向披靡及四方朝贺之盛，气势逼人。后一首承曹植《白马篇》而来，以胆气凌云之少年为中心，写其匹马征战却不求功名的豪情壮志，风格雄放超迈。《邺都引》感慨曹操草创天下的英雄业绩和文采风流的逝去，唯有昔日繁华留下的遗迹在秋风中供人凭吊，抒发了历史沧桑之感。《对酒行》一反古体对酒自足的闲适与惬意，而写对酒而生的伤怀之情。以上四类诗歌表现了张说乐府诗雅正的一方面，而余下两类诗歌则表现了张说歌舞娱乐的一面。其如吴相洲师所论，张说那些缘饰盛世的歌诗和诗歌，在很多情况下是和游戏娱乐联系在一起的，[4]他并没有一个雅俗分别的观念。比如《踏歌词二首》描画了上元夜踏歌观舞观灯的盛况，场面热烈，气氛狂欢，表现了盛唐的喧闹与繁华。《苏摩遮五首》写盛唐流行的波斯百戏“泼胡乞寒”的盛况，洋溢着热闹欢腾的气氛，展现了大唐盛世自信开朗的一面。《舞马词六首》与《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皆为庆贺玄宗千秋节而作，是配合祝寿用的歌辞，表现了盛唐人舞马的盛举和开阔的襟抱。《舞马词六首》题下自注曰：“其和声，前二曲云‘盛代升平乐’，后四曲云‘四海和平乐’”，这就和《苏幕遮五首》为皇帝观赏舞马表演活动时所唱的颂歌一样。《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辞三首》则除了歌颂帝德，还描写了舞马表演的动作和场景。总之张说的乐府诗大都与特定的仪式或娱乐活动有相关，从而决定了其乐府诗多为入乐之作。《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是张说乐府诗中唯一首表现朋友离别的作品，但声色犬马却尽显其中。崔二即崔日知，曾任京兆尹，封安平县侯。兄弟指崔日知与其从弟崔日用。乐世，即绿腰，据台湾学者张梦机先生所考：“绿腰、六么、录要与乐世四者，名称虽异，而实一曲也。又据姜白石大乐议（见《宋史·乐志》），此曲为胡曲，则所谓绿腰、六么、录要诸名，盖均为由西域传入后，其胡名之音译，故其[5]字无定，而“乐世”者，则另具意义之雅名也。”《乐世》辞曲的格调，盖为悲伤之类。如白居易《乐世》云：“管急丝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又其《急乐世》道：“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秋思冬愁春怅望，大都不得意时多。”由中唐《乐世》为惆怅不得意之曲，可推知盛唐《乐世》亦为抑郁不得志之作。从张说本辞的繁华与落寞来看，亦当为郁郁寡欢之曲，其时张说正贬谪到岳州刺史任上，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二 张说乐府诗创作的特点
综上辑录与简略的考辨，可以将张说乐府诗列一个总表，以简单明了地复现其乐府诗创作的整个过程及主要特点。张说乐府诗一览表续表续表
第一，张说乐府诗创作时间开始较晚，从可考的情况来看，其乐府诗创作始于45岁，终于64岁。张说乐府辞情绪的失落与高扬，与曲辞创作时间及张说个人的境遇密切相关。开元初张说贬谪相州与岳州时所作的几首乐府诗，大都笼罩着一种消极落寞的情绪。如《邺都[6]引》是开元二年（714）张说48岁时被贬相州刺史任上所作，本辞的历史沧桑感，与张说此时受挫的心境正相一致。又如《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为开元四年或五年（716或717），张说50或51岁从相州刺史再贬为岳州刺史时所作，歌辞中强烈的对比和希望，正是张说此时[7]心境的写照。再如《对酒行（巴陵作）》亦为开元五年（717）被贬岳州刺史时所作，其格调固然不像《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那样愤慨，但是内心的忧愁却始终无法排遣。
张说贬谪之前以及晚年所作的几组乐府歌辞，其喜悦与自豪则溢于言表。如开元元年（713）所作的《破阵乐二首》，虽不知具体情境，但其时张说刚刚平定太平公主的谋乱，被玄宗拜为中书令，加封燕国公，正是踌躇满志之际。《破阵乐二首》中高扬的气格与斗志，正是张说此时心境的写照。张说晚年位极人臣时所作的四组乐府歌辞[8]亦是如此。如开元十三年（725）的《唐封泰山乐章》，开元十七年（729）的《唐享太庙乐章》，开元十八年（730）《舞马词六首》[9][10]与《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这几组乐府歌辞大都与朝廷重大的仪式和活动有关，如《唐封泰山乐章》是开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时奉命而作，《唐享太庙乐章》是开元七年玄宗祭太庙时奉命而作，《舞马词六首》与《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是开元十八年为千秋节舞马应制而做。此外，《踏歌词二首》创作的年代及背景虽然无法确考，但是其繁华热闹之场景及开朗之心境，与张说开元十八年所作的《舞马词》及《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颇为近似，盖作于同时。总之，从某种程度而言，张说的乐府诗正是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第二，从入乐的情况来看，张说的34题61首乐府诗除《邺都引》和《对酒行》不可确考之外，其余32题59首都是入乐之作。在盛唐乐府诗人中，张说乐府诗的入乐程度非常之高。张说旧题乐府数量之少，说明其对案头拟写的乐府兴趣不大。张说中晚年创作了大量重要的乐府诗，与其后期参与重大祭祀仪式及娱乐活动有关。正是这些仪式和娱乐本身的需要，让张说创作了大量入乐的乐府歌辞。此外，张说在与崔日知离别时赠予歌辞《乐世词》之举，表明其乐府诗的创作不仅是应制之举，还是一种自觉的音乐文学创作。
第三，从气质与格调来看：张说乐府诗涉及郊庙祭祀、征战报国、歌舞娱乐、历史沧桑、借酒浇愁、朋友离别六方面的内容。其中前三方面在张说乐府诗中计31题58首，占95%的比例。这些乐府歌辞不管是写郊庙祭祀、征战报国还是歌舞娱乐，始终洋溢着盛唐人开朗自信的精神气质和气宇轩昂的明朗格调，与盛唐诗歌中那些积极向上的作品紧紧呼应。后三方面写历史、饮酒及离别仅3题3首，占其乐府诗总数的5%，表现了张说在遭遇挫折时的深沉、哀怨及忧愁，同时也是盛唐诗人在遭遇挫折时所流露出的普遍情怀。这三首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邺都引》一首。本辞作于开元二年（714），其时张说与姚崇权力斗争失败，被贬相州刺史。相州为曹操故地，困顿中的张说触景生情，在邺都一代霸业的消殒中，表达了对历史更替的无奈，充满历史的沧桑之感，表现了盛唐诗人对于历史深沉的思考与求索。总之，张说乐府诗中那些格调明朗以及感慨深沉的作品，与盛唐诗歌扬眉低首处的气质神情大体一致。
第四，从体式与风格来看，张说郊庙歌辞中的三言体和四言体，乃继承《诗经》雅颂与汉魏郊庙歌辞而来，在风格上显得古穆庄严。张说郊庙歌辞中的五言体和七言体则复变结合，既有《诗经》雅颂和汉魏郊庙的肃穆庄重，同时又兼具了南朝郊庙歌辞的骈对之美，其风格于古奥诘屈之中，时带风华流丽之美。歌行体的《邺都引》变汉魏[11]歌行之婉转流丽为慷慨悲壮，“开唐人七古先河”，其纵横恣肆之处，与李白的歌行有某些类似。此外，张说乐府中还有多首近体歌辞，如《破阵乐二首》为六言律诗，《舞马词六首》为六言绝句，《踏歌词二首》、《苏摩遮五首》为七言绝句，《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为七言律诗。《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七言十句仅一处失粘，其他皆合粘对规则，实际上相当于七律多了两句。《对酒行（巴陵作）》共五言十二句，实为三首绝句的组合。总之，除郊庙歌辞的两组乐章外，张说其余的几首乐府诗几乎都是近体。这些近体乐府因表达内容的不同而风格各异，如《破阵乐》所向披靡、气势凌云，《踏歌词二首》、《苏摩遮五首》、《舞马词六首》与《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热闹欢腾、自信开朗，与盛唐诗歌中那些色彩明朗的作品如出一辙。而《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与《对酒行（巴陵作）》两首准近体诗，一感慨深沉、一忧思淡淡，与盛唐诗歌中那些落寞与哀愁亦惺惺相惜。三 结语
综本文所论，张说乐府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包括郊庙祭祀、征战报国、歌舞娱乐、历史沧桑、借酒抒愁、朋友离别六方面。这些乐府诗的创作从张说45岁时一直持续到晚年。其情绪的失落与高扬，与张说创作时境遇的否泰有密切关系。张说乐府诗入乐之作多达32首59题，与这些歌辞都是重大祭祀仪式及娱乐活动的应制之作有关。张说乐府辞的气质与格调分为自信明朗及感慨深沉两类，以前者居多。张说乐府诗包括了诗经体、五古、七古、歌行体以及近体的各种体式。其风格表现为肃穆庄严、气势凌云、热闹欢腾及慷慨悲壮等各种情貌。总之，张说乐府诗在内容、气质格调、体式与风格等方面与盛唐诗歌有诸多一致，对盛唐之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乐府诗集》中并未收录《苏摩遮》和《舞马词》两首曲题，但是《全唐诗》中将二者收入杂曲歌辞一类。
[2] 按：《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收录有《乐世》与《急乐世》，此诗当是赠人的《乐世》之作。
[3] 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5，第595页。
[4] 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41页。
[5] 张梦机：《词律探源》，文史哲出版社，1981，第318页。
[6] 陈祖言：《张说年谱》，第38页。
[7] 陈祖言：《张说年谱》，第43页。
[8] 《旧唐书》卷三十五和《乐府诗集》卷十都作“开元七年”，陈祖言：《张说年谱》，第72页。
[9] 陈祖言：《张说年谱》，第89页。
[10] 陈祖言：《张说年谱》，第88页。
[11] 林庚：《中国历代诗歌选》，见《林庚诗文集》卷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325页。[1]李白《蜀道难》笺证
向回（石家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050051）
摘要：《蜀道难》是李白乐府中的名篇，关于其作年及主旨，学界说法较多，几成聚讼。本文通过梳理历来关于此诗作年及主旨探讨的诸多说法后认为，《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年（730）夏至十九年夏之间，其主题则是借送友人入蜀极写蜀道之难，以抒发对权臣当道、仕途险恶、功业无成的愤懑之情。
关键词：蜀道难 作年 主旨
作者简介：向回，男，1978年生，苗族，湖南沅陵人。文学博士，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与乐府学研究。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一〕，乃（一作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一作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一作过），猨猱欲度愁攀缘。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枯（一作古木）〔二〕，雄飞呼雌（一作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几千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一作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一作令人嗟）。【校记】
〔一〕千元本作“百”。
〔二〕鸟明本、荟要本作“鸟”，其校云：“一作鸣。”【笺证】
此诗作于开元十八年（730）至十九年李白一入长安期间，为送友人入蜀之作，意在借言蜀道之难来感叹功业难成、干仕不易。
关于李白《蜀道难》之作年，学界说法较多，几成聚讼。宋薛仲邕《唐翰林李太白年谱》系此诗于开元十六年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认为“《蜀道难》应该是李白的少作，作于开元十八年以前，此正足以表示李白的人‘天才英丽’”，康怀远《〈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认同此说，并认为“是李白青年时亲临剑门，写于蜀地的作品”。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断其作于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初入长安期间，王辉斌《〈蜀道难〉探索》（《李白研究论丛》，巴蜀书社1987年版）认为其“写在李白初次晋京”的开元十九年。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以为天宝元年（742）送友人入蜀之诗，袁宗一《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以为作于天宝三载（745）春，王达津《关于李白的〈蜀道难〉》（《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谓其当作于“天宝四、五年间，晚至七、八年间”，姜光斗、顾启《〈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呼兰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其作年最早不得早于天宝六载，最迟不得晚于天宝十二载。俞平伯《〈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认可萧士赟“讽玄宗幸蜀”，断此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秋季，距马嵬之变时间不久。
按：此诗见于《河岳英灵集》，而《河岳英灵集》选诗“起甲寅，终癸巳”，即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间，则其作年不会出此范围。又孟棨《本事诗》与王定保《唐摭言》均谓李白初入长安时，贺知章读其《蜀道难》而称奇，叹为“谪仙”“太白星精”。李白《对酒忆贺监》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故《本事诗》与《唐摭言》的记载基本已被学界定为信史。据诗中所言地理观之，李白所称蜀道为自长安入西蜀经凤翔、宝鸡、凤州、兴州、得州、剑州一大段路程，其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侧身西望长咨嗟”诸语句，亦表明其诗当作于长安，为送友人入蜀之作。如此一来，李白首入长安的时间便成为判断《蜀道难》作年之关键。因新旧《唐书》中关于李白在长安的行迹仅天宝初年供奉翰林一事，故长期以来学人均认为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天宝初年。1962年，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首倡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并将其首入长安系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肯定此说而推定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郁贤皓《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系列文章，确证李白在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到过长安。这一结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李白首入长安的路线、具体时间及相关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论争，目前学界已基本认定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夏秋之间，并于次年初夏即离开。所以，此诗作于开元十八年（730）夏至十九年夏之间。
又，关于此诗主旨问题，截至目前大略亦有六说。其一，罪严武。此说最早见唐李绰《尚书故实》，谓“《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其在唐宋之际影响较大。南唐杨遂《李太白故宅记》“《蜀道难》可以戒为政之人”即准此，宋祁《新唐书·韦皋传》亦取之。范摅《云溪友议》卷二所谓“危房杜”之说直指严武，与“罪严武”同，故宋钱易《南部新书》兼取《尚书故实》《云溪友议》而立论。其二，讽章仇兼琼。此说缘于北宋宋敏求所纂辑之李白别集于《蜀道难》题下有“讽章仇兼琼也”之注，后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洪驹父诗话”、洪迈《容斋续笔》卷六“严武不杀杜甫”等皆持此说。其三，讽玄宗幸蜀。此说由萧士赟《李太白集分类补注》首倡，认为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故作是诗以达意也”。沈德潜《唐诗别裁》、清高宗敕选《唐宋诗醇》、陈沆《诗比兴笺》等均主此说。其四，言险著戒别无寓意。此说由明胡震亨《李诗通》发端，谓其“言其险更著其戒”，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则失之凿。此前明代张纶言《林泉随笔》之所谓“寓其伤今忆古之情”，此后顾炎武《日知录·新唐书》之谓其“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赵翼《瓯北诗话》之谓其“遇题触景，即有吟咏”，均与此说大致类似。而当代学术界谓其歌颂祖国壮美河山，表现诗人冲破一切束缚追求自由、向往不平凡事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等说法，实际上也是对胡氏言论的进一步发挥。其五，送友人入蜀。范宁《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光明日报》1955年9月18日）一文首倡此说，随后王运熙《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1957年2月17日）、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及《李白诗文系年》（《李白研究论丛》第1辑）进一步将其坐实为“送友人王炎入蜀”，王辉斌《〈蜀道难〉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则认为所送友人为元丹丘。其六，感叹功业难成仕途坎坷。此说最早见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其证据即为中唐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中有“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之句，表明“中唐时就有人认为李白《蜀道难》寄寓着功业难成之意”。这正符合李白开元年间初入长安的情况，而与天宝初奉诏入京的情况完全不符。乔长阜、黄志洪《“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蜀道难〉主题异说》（《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亦持此论，认为该诗是“借送友入人蜀，极写蜀道之难，以抒发对权臣当道、仕途险恶、功业‘无成’的愤懑之情”。安旗《〈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在系统考察李白前后关于蜀道之诗的基础上，认为前人乐府《蜀道难》早有功名难求之意，而《全唐诗》中唐人入蜀或送人入蜀诗，凡失意者蜀道则难，凡得意者蜀道则易，故蜀道难易之感关系仕途穷通，《蜀道难》是李白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首入长安困顿蹭蹬失意之作，是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现实黑暗的愤郁。此后安旗《〈蜀道难〉求是》（《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蜀道难〉新笺》（《光明日报》1983年5月17日）、《我读〈蜀道难〉》（《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1期）等，继续申述其《蜀道难》寓意仕途坎坷之论。
按：此诗既是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所作，而严武任成都尹、剑南节度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十月，明皇幸蜀在天宝十五载（756），故而“斥严武”与“讽玄宗幸蜀”二说之误已不辩自明。“讽章仇兼琼”之说源于北宋本《李白集》的六字题注，但是集累经乐史、宋敏求、曾巩、晏处善诸家增广纂辑、考订翻刻，其中或难免有误收之诗文暨误加之题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缪曰芑所得北宋晏处善《李太白文集》即源于宋敏求纂辑本，其诗题下往往有注，或注作者游踪，或注作诗旨意，有些可以肯定非唐人所注（傅如一《〈《蜀道难》本事新考〉质疑》，《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且《河岳英灵集》、敦煌残卷《唐诗选》、《文苑英华》及《唐文粹》录此诗均无此注，可知“讽章仇兼琼也”定非太白自注。又考诸史籍，章仇兼琼殊无跋扈之迹可寻，其镇蜀期间防御吐蕃颇著功绩；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谓“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更是将主镇剑南时的章仇兼琼视作惜才典范；其与杨国忠之交结，已是杨贵妃受宠的天宝四载之后。于此观之，“讽章仇兼琼”之说亦难立论。至于其余三说，其实并无本质性冲突。揆诸全诗，送别之情甚为显见；联系太白此时经历与诗作，失意之态不难看出；结合唐人入蜀或送人入蜀诗作，以蜀道况喻仕途乃是常态，故郁贤皓《再谈李白〈蜀道难〉的寓意》（《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之谓《蜀道难》主题为借送友人入蜀极写蜀道之难，以抒发对权臣当道、仕途险恶、功业无成愤懑之情的说法，最切合此诗实际。
蜀道难 《蜀道难》为乐府古题，今存最早的歌辞是梁简文帝萧纲和刘孝威各自所作二首，复有陈阴铿及唐张文琮所作各一首，或咏蜀中风物，或叹蜀道阻难。李白此作，敦煌残卷《唐诗选》作《古蜀道难》。蜀道即出入蜀中之道，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蜀道指古代蜀地通往四方的道路，有水程陆道之别；狭义的蜀道，则是“秦蜀古道”之专称，是对历史上翻越秦岭、巴山，连接关中与四川盆地的一系列道路之统称。李白此诗所咏为由秦入蜀之陆道。
按：古时由秦入蜀，多以汉中为中转之地，长安至汉中其路有四，即陈仓道、褒斜道、倘骆道、子午道；汉中入蜀其路有三，即金牛道（古称石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据诗中所言太白、青泥、峨眉、剑阁诸地理观之，李白所称蜀道为自长安（出发地）经陈仓道、金牛道而至蜀都（目的地）这一段唐人采用最多的路程。
噫吁嚱 宋庠《宋景文公笔记·释俗》（卷上）：“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徐增《说唐诗》：“噫，伤痛声；吁，负重物以出气；嚱，长叹也。”“蚕丛”句 《文选·三都赋》刘逵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认为此说蚕丛称王在周失纲纪时，时间性与历史真实性皆谬。蚕丛氏原在今茂县之迭溪，尚未进入成都平原，当时不可能脱离原始社会，也不可能建成蜀地之王国。其《蚕丛考》一文认为，蚕丛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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