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俊峰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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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试读：

总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俞吾金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衣俊卿、陈树林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王南湜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人的理论、认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看，他们分别来自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大都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破格评为教授。这些作者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同步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点或那一方面燃起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情。这是“理性的激情”。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博大精深，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则深刻坚实。在这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三者的高度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是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则是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以形而上学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困境。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哲学应该从“天上”来到“人间”，关注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关注人类解放。

但是，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用抽象人道主义的“爱”的词句拼凑起来的甜言蜜语，并不能给予劳动者真正的温暖。“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可以带来微弱的光和热，但不是照亮人类解放道路的火炬。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如果没有找到人的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无疑，马克思怀有对处于异化状态中的工人、劳动者最真挚的同情和关爱，但他并不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一样，马克思所要“诊断”的是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

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的“彻底革命、全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放自己的阶级，在他身上“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同时，无产阶级又是一个“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统一的过程。

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那么，哲学就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联系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考察，从哲学上探讨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就成为马克思的首要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要存在，首先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从根本上说，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换句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的，直接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换言之，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完成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使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现实世界或现存世界，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就是人的世界”，现实的人总是生存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中，而现存世界是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所构成的世界。现存世界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犹如一个转换器，通过实践，社会在自然中灌注了自己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现存世界中的自然与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现存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实践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现存世界的状况如何，现实的人的状态就如何，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及其异化状态，首先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而且是现存世界的本体，是改变现存世界、消除人的异化的现实途径，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这一人的生存和发展终极状态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萦，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高度统一的。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形而上学是包含人类认识所把握的东西之最基本根据的科学。”海德格尔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形而上学形成之初，研究的就是“存在的存在”，力图把握的就是整个世界或宇宙的“最基本根据”和“不动变的本体”。

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然而，哲学家们又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无论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还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抽象物质”，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无关的抽象本体。

因此，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现存世界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重要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人的存在何以异化为这样的状态。这样，马克思便使哲学从抽象的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的本体。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的变革与重建，是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这种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同样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意识形态表现为自在的存在、“独立性的外观”而言，它是虚假的；就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必然关联而言，它又是真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这就说明，现实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关联性及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其政治功能。“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并通过它们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及其取向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哲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应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即资本批判。这是其一。

其二，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客体；同时，历史中的各种关系又以“遗物”或“残片”的形式、“萎缩”或“发展”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所以，认识历史应该也只能“从事后开始”，即“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即对资本展开批判。“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它却“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就是说，资本不是物本身，不是物与物的关系，但又是通过物而存在，并表现为物与物和物与人的关系。同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赋予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它自在自为地运动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资本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自我扩张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雇佣工人只是资本自我增值的工具；资本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创造了“社会因素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因此，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的重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从而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

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同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越过了政治学的领土，而到达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反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唯物主义，是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就要了解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

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只是从客体的形式”，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从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旧唯物主义不了解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唯心主义肯定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论证了人在认识活动中是通过自身的性质和状况去把握外部对象的，但唯心主义却否定了能动的意识活动的唯物主义基础，因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唯心主义也不理解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

可见，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虽然各执一端，但又有共同的主要缺点，这就是，二者都不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正是由于这一主要缺点，在近代哲学中造成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分离；在旧唯物主义哲学中又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即形成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惊人的一致，促使马克思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人们不仅改造自然存在，而且自身也进入到自然存在之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正是通过实践，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现存世界是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世界，而这个“二位一体”的基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

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现着现存世界，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并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践不仅构成了现有世界的本体，而且构成了人的生存的本体和存在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最初来自自然界，“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这就是说，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自我创造、自我塑造的结果。动物是以自身对环境的消极适应获得与自然的统一，维持自己生存的，所以，动物只能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此不同，人是以自身对环境的积极改造获得与自然的统一，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断发展自己的，所以，人自成一类，构成了独特的人类存在。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类进化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与变异，而且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延续与创新。无论是前者的统一，还是后者的统一，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和存在方式。

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表明，实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即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主体与客体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现存世界，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当然体现着人的内在尺度以及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性，包含着人的自我发展在其中。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使唯物主义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了。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把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即使社会生产力本质上也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历史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从根本上说，社会历史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形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哲学家，包括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后，只能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从物质实践这一现实基础出发去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则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人类是从自然研究领域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历程的，但在马克思之前，在历史研究领域却是唯心主义一统天下两千年。从空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似乎相距很近，近在咫尺；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则相距遥远，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类整整走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可谓咫尺天涯。

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并发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发现人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从根本上科学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又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由此可见，实践的观点的确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或“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完备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从根本上说，理论上的任何一种重新解读、重新研究、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对于我们来说，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真正理解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真正含义，真正理解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极端重要性……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被神化在历史上是常见的。释迦牟尼不用说，即使孔子也被请进庙里，像神一样被供奉起来，享受春秋二祭。马克思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同样存在着被“神化”或“钝化”的危险。在这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神化”即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体系。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绝对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同时，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钝化”，即磨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锋芒，将其变成一个“价值中立”、无任何立场的“讲坛哲学”、“论坛哲学”、“知识体系”，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贵族化”。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实践哲学，其宗旨就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抽去这一点，也就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与“魂”。无论是“神化”，还是“钝化”、“贵族化”，实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化，都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格格不入。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悼念亡友马克思的演说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但“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恩格斯的这一评价，极其公正而准确。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是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统一，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以及哲学批判与资本批判具有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只要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没有被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存在着，并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并推进着人类历史进程。在这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袁贵仁 杨耕2012年11月于北京

导论

一、现代价值论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

价值论（theory of value），顾名思义，是对价值现象、价值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确切地说，是关于价值的哲学理论。价值问题老早就存在，人类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也早就在实际地进行着，反映到哲学上，古代的哲人们、思想家们，留下了关于价值的一些珍贵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古代哲人们关于价值的这些思想，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价值论，这不仅因为这些思想大都还是些吉光片羽式的论断，更关键的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对“价值一般”的自觉辨析和系统考察。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尽管已经有了“伦理学”、“诗学”这样的名目，尽管对“善”、“恶”、“美”、“丑”、“福”、“祸”、“利”、“弊”等概念都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考察，可他们毕竟对这些现象作为价值现象的共同本质还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没有将“评价”与“认知”区分开来。一句话，古代哲人还没有达到对价值现象的哲学层面的自觉，没有形成对“价值”这个作为各种价值现象的“共名”或“通名”的哲学理解。所以，按照当今多数学者的理解，价值论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学科或学问。

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必然遭遇、必须对待的重要问题，人们在现实的实践生活中经过不断试错和学习，也积累了很丰富的价值选择方面的经验，比如“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有舍才有得”，等等。即使在今天，这些道理仍然是普遍适用的一般通则。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一句格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就涉及到什么样的人生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他应该自觉地反思和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经常检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过程，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而不应如动物一样只是按着肉体自然的规定来生活。中国的哲人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便于改过迁善，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价值问题是人类独有的或特有的问题，只有人才有所谓价值问题。人类从动物发展而来，但动物没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它们不可能把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不可能省察和设计自己的生活，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都是一种纯粹自然的过程。动物的活动只服从因果规律，而不会有什么“理由”问题，更不存在“理想”。当然，动物，甚至可以说一般的生物有机体，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能和功能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它们的活动遵循着趋利避害的“原则”，表现出某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动物的趋利避害行为，对动物而言的“利”和“害”，都还不是价值选择的问题，都不算是“价值问题”，至多只是构成了人类价值选择活动的自然前提。

人类最初的活动和行为与其他动物的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说得好，“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人类在劳动中并通过劳动实现了“物种的提升”，通过意识的发展日益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区别，自己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条件之间的差别。对象与人的关系，直接的首先的就是一种实践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一种以有利还是有害、有用还有无用为基本内容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和发展的过程中，日益生长出了审美性的关系，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建造”。与此同时，劳动过程中以及劳动产品分配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正是这种千百万次重复的活动，也是为了辨认这些活动对象，人们在意识上和语言上对它们进行分类进行规定，一些被分成“有用的”、“有益的”、“值得珍惜的”、“好的”，另一些则是“坏的”、“有害的”，等等。随着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精神生产的这些产物既丰富了人们的对象世界，又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并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人们的价值对象世界在急剧地丰富着、扩大着、膨胀着，人们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享受能力、欣赏能力都在不断地发展着、提高着。而无论任何时代，人们都得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情况进行选择，也总得承受自己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由此也总会产生和接受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或是高兴、喜悦和满意，或是痛心疾首、抱怨后悔。

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这是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选择的自由，而选择本质上就是价值选择，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来进行的选择。价值是人们选择的客观目标和依据，评价则构成人的选择的主观形式和凭借，人们就是依据着自己对一定对象的价值评估、预测、权衡来进行选择、做出决策的。古往今来，概无例外。

我们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价值问题是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也是只有对人来说才存在的问题。对于其他的有机系统、生物和动物来说，由于它们从来没有达到把自身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的水平，不能把自己的存在当作是对象来进行反思和设计，所以它们的活动中也就不存在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它们的活动和变化，使用因果关系、结构和功能关系来描述、解释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引进“价值”这个概念，正如没必要用“动机”概念来解释和说明无机物的运动一样。

价值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问题，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反思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白的，相反，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不很明白的甚至很不明白的。原始先民基于认识的局限，把自然的各种灾害、渔猎和收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败、生活中的祸福都看作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有意施为的结果，万物有灵论、自然神论和目的论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实践经验大大增加，认识和思维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哲学为母体的各种理论开始摆脱原始神话而产生了出来。一方面人们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利害、祸福、生死、善恶、正义非正义这些属于价值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对造成利害、祸福的客观原因进行理性的分析，这即是科学的出现。

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古代的理论家们对这二者的关系还缺乏较为正确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价值意识和科学意识是混杂在一起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是浑然不分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理解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尽管有这些局限，古代人毕竟开始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中都包含了关于善恶、正义非正义、美丑等基本价值范畴的探讨和见解，而关于义利、理欲、德法、王霸关系的讨论，关于利害并存、祸福相依、美丑相对的观点，都为后世讨论价值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从总体上看，古代人对于价值的认识属于从个别上升到特殊的阶段，他们的思想大多是对于某种特殊的价值的，他们有所谓的“善论”、“好论”、“美论”等关于特殊类别的价值的理论，而没有建立起一般的“价值论”，也缺少从一般价值的高度来讨论价值与非价值、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关系的自觉。与中国哲学“以善统真”的传统相反，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以真统善”的倾向，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格言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家们。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加重了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也加重了“以真统善”的倾向。认为科学能够解决社会和人生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的共识，而自然科学理论的惊人准确的预测力使得人们把它视作是科学的典范和蓝本，自然科学方法成为科学方法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们不仅积极地、大量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认为只有弄清了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就可以准确地预见人们的各种行为，心理学成为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这便是所谓“科学主义”话语霸权的时代。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哲学理论也发生着所谓“认识论转向”，即把认识（认知）活动何以可能、认识如何达到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当作是哲学的中心问题。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认识的发生机制、方法论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等而展开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认识论中心主义或认知论的哲学传统，即使是对于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充满了价值问题的领域，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如何获得关于“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的最终真理的问题，是如何用真理性的观念排除那些谬误和歧见的问题。

然而，正当许多学者热衷于用自然科学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建立自己的社会人文理论的时刻，休谟却对这种时尚提出了深刻的怀疑。休谟认为，如何从“是”的判断过渡到“应该”的判断，是需要作者做出说明和解释的，否则，这种过渡就具有“独断论”的性质。实际上，休谟的怀疑论具有着更为广泛的性质，不单是怀疑以神学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也怀疑对当时的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解释的合理性，比如他认为因果观念的基础并非是客观对象的因果联系，而是出自认识主体的“联想习惯”。休谟提出的“是”如何过渡到“应该”问题，第一次从哲学上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德就曾说，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梦想”中惊醒了。康德哲学的中心议题和重要任务，不仅是如同以往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是调和经验与理性的矛盾，同时也是在调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康德的实践理性是进行道德选择的理性，判断力则是审美的能力，可由于在此时，价值还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作为各种具体价值现象的共名或通名来予以对待，所以，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都是分别予以讨论的，真、善、美这几种价值也没有得到统一的理解和处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各门实证科学的逐渐壮大，科学方法威力的日益增强，它们都从原来所从属的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了，不仅与哲学分庭抗礼，而且简直是开始滋长着一种蔑视哲学的情绪。哲学自产生以来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面临着一种危机，这就是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的问题。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包罗万象的体系，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最后努力，从此之后，除了像杜林这样的青年还试图构造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再也无人去做这样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体系哲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认识论中心主义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哲学必须重新确定它与科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的关系。这也就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意志主义、情感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乃至泛滥，作为对理性主义亦即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实乃是哲学转型中的一种尝试和突破，至少也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纠偏。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走的是另一种路向，即向实践和生活世界的转向，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方向。现代价值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现代价值论之父主要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洛采（Lotze Rudoif Hermann，1817-1881）；另一个则是尼采（Nietzsche，1844-1900）。洛采把世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现实事物的领域，二是普遍规律的领域，三是价值的领域。他认为，价值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善、美和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性和逻辑是都是无用的，只有情感才起作用。在洛采看来，我们光是知道什么是必然的并不够，还要知道什么是应该的。价值世界是目的世界，相对而言，现实事物的世界和规律的世界只是手段。方迪启对此评论说：“当实证论者想要建立一个不含价值的实在界时，洛慈（另译洛采——作者注，下同）却使价值脱离实在界而独立。这种构想使得他划出了一块领域，不受自然主义的侵犯……洛慈赋予价值极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设法要将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都化约为价值学。”

尼采作为一个极端反传统的哲学家，其最闻名于世的就是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从而将价值问题变成当时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尼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道德为主的传统道德，他认为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奴隶道德，是教人做顺从的逆来顺受的奴隶的道德，但现在“上帝死了”，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崩塌了，必须站在新的基地上用新的标准来看待一切价值。尼采所主张的新的标准、新的精神就是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尼采的功绩在于使价值成为重要的话题的同时，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洛采的思想引发了布伦坦诺的“自明性哲学”，也直接地影响了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其首领人物就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布伦坦诺也认为，价值是独立的现象，只有通过情感活动来把握，人只能在爱和恨、适意和不适意中把握价值，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就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布伦坦诺在《我们正确和错误知识的起源》（1889年）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价值判断的起源和价值评价的公理问题。布伦坦诺没有写出价值论的专门著作，倒是他的两个奥地利学生，迈农和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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