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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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蒙古大草原试读：
本书献给
J. A. 艾伦博士，他尽毕生所学无私地投身于科学事业，在我工作期间他对于动物学学生的关心成为我学习的楷模和努力的不懈动力。
序言
1916年-1917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第一探险队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省份——云南，沿着西藏、缅甸边界从事动物学研究，关于那次探险的记录已收录在本人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在古中国露营巡游》中。美国历史自然博物馆一直希望继续有关亚洲的考察，而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在中国的另一次考察行动满足了博物馆的这个心愿。
本人在大中亚高原的东南边缘开展了广泛的考察，欣喜地收集到本次考察所需的东北部动物群样本的准备资料，这些资料将在科学的其他分支研究中有所帮助。因此，我和我的妻子在蒙古及华北地区与第二亚洲探险队度过了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本书是有关我们工作和旅行的记述。与我的第一本书《在古中国露营巡游》一样，该书完全以一个探险家的视角来写，极力避开那些对读者来说枯燥乏味的科学术语。有关探险队成果的完整报告将适时地出现在博物馆的科学出版物中，我将向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蒙古动物群的读者提供参考资料。
亚洲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天然猎场，不是因为猎物数量之多，而是因为它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中亚是现今地球上其他地区的许多哺乳动物的起源和分布地，当地一些大型动物的习性和关系对人类而言几乎是未知的。然而当地人对大型动物赶尽杀绝，缺乏动物保护意识，砍伐、破坏森林，并将越来越多的路修到内陆偏远地区，许多中国最有趣、最重要的野生动物注定在不久的将来灭绝。
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及时意识到获取亚洲哺乳动物样本的必要性。多亏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理事会董事长的开明决策，我和我的妻子得以获得这样一个难得的赴亚洲考察动物的机会。在此，我代表我和我的妻子感谢董事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他总是时刻准备着积极为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与中美友好关系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F.A.卢卡斯经理和H·乔治·舍伍德副经理对我们考察工作的持续关注；感谢L.伯恩海默·查尔斯及其妻子对蒙古考察工作的慷慨的经济支持；感谢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最佳搭档完成了本次考察中所有的摄影工作，本书很大程度上也基于她的日记；感谢哈勃杂志、自然历史、亚洲杂志、跨太平洋杂志的编辑对本书的摘录；感谢那些曾经给予考察工作以及我们个人以帮助的朋友们；我代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理事会以及董事长感谢中国外交部慷慨地授予中国境内以及边境的考察许可证；感谢北京原美国驻华大使S·保罗·赖恩森阁下，大使馆的C.D.滕嫩特，B·欧内斯特·普赖斯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给予入境许可以及提供中国政府的具体有关细节资料；感谢北京代表人A. M. 古普第尔在我们考察期间提供物资及设备的进出口相关细节；感[1]谢北京其他人士I.V. 吉利斯指挥官，C.T.哈钦斯，乔治·怀尔德，J.G·安德森，H.C·法克森，E.G·斯密斯，C.R·本内特，M.E·韦瑟罗尔，[2]J·肯尼特在各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感谢卡尔干的L·查尔斯·科尔特曼对于蒙古之行的安排，他不吝个人时间，无偿担当向导并借用汽车给[3]我们以便工作之用；库伦迈耶公司的F.A.拉森为我们准备了车、马和其他交通工具，并提供给我们他在蒙古长久和独有的宝贵经历作为参考；感谢迈耶公司的E.V·奥浮生·安德森为我们在库伦期间提供的各方面帮助，借给我们他的房子和佣人以供差遣；感谢奥斯卡·马门及其妻子的慷慨款待；感谢E.L.麦卡里夫妇于我们在蒙古期间的陪伴以及在库伦的暂时陪伴，他们在我们穿过蒙古大草原期间提供设备支持并在我们返回北京之前款待我们；感谢俄罗斯外交部代理人A.奥鲁在库伦从蒙古政府获得我们在库伦的工作许可并给予我们许多宝贵建议；感谢中国南方的H.卡斯尔斯牧师和墨菲特·拉西牧师安排我们在浙江省进行的有趣的打猎活动；感谢上海的美国总领事E.S·坎宁安·霍恩在货物运输上的巨大帮助；感谢加拿大太平洋服务公司客运总代理人G.M.杰克森负责将收藏品运输至美国。罗伊·查普曼·安德罗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美国[1] C.T.哈钦斯：美国使团海军武官。[2] 卡尔干：当时张家口正式名称以及中亚、蒙古、满族对其的称呼。[3] 库伦：现称乌兰巴托。
简介
尽管蒙古的故事似天方夜谭一般迷人且不可捉摸，有关蒙古人的浪漫故事和他们的成就已经有相当完备的记述了，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这些内容。然而西方世界对这个国家却知之甚少，我将在这里用几句话努力勾勒出蒙古最近的政治发展，其中的一部分事情就发生于我们在蒙古考察期间。[1][2]
12~13世纪，伟大的成吉思汗和他杰出的继任者忽必烈汗“几乎在一个晚上”建立起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他们的铁骑不仅征服了整个亚洲，而且在欧洲杀出一条血路，一路杀到了遥远的第聂伯河。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奋起反抗，但是这群本来能靠武力征服欧洲的蒙古人却沉迷酒色，败于奢靡。在他们一路凯歌的行军道路上，大量的财宝落入他们囊中，使他们过上安逸的生活。
自然，这群马背上的蒙古战士在经历了长久的颠簸与艰苦的生活之后，已经习惯了贫穷和疲惫，奢侈的毒素侵蚀了它们的每一个毛孔，他们逐渐失去了本属于他们的伟大特性。他们信奉的宗教腐蚀着当地的道德，彻底摧毁了这个民族，并最终开始接受曾经被他们征服过的中国人的统治，而后在清朝被满族人统治。
1911年，满族政权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蒙古并没有因此发生大型的历史变动。然而当时的俄罗斯人却希望建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以获得在蒙古的商业特权，所以他们支持蒙古叛乱，给蒙古提供武器弹药，培养蒙古叛军。[3]
第一次外蒙古独立的试探行动是在1911年12月，呼图克图不费吹灰之力将库伦贵族和中国人赶出了这个国家。由于国内紧张的局势，中国一向很少注意到蒙古事务，直到1912年10月北京收到前俄罗斯外交部长廓索维慈秘密到达库伦的消息，中国才在1912年11月3日真正确认外蒙古建立起了新政府并宣布独立。
中国自然有义务发布官方文件说明情况，特别在这个时候中国难以兼顾国内外的尴尬局面。最终在1913年11月5日，中俄协议通过，俄罗斯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享有的宗主权，中国则允许外蒙古自治，而在这一切背后最重要的事实是，俄罗斯躲在蒙古人背后为蒙古人提供金钱和武器的帮助，导致中国无力反抗。
因此，蒙古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痛点。自然，中国将伺机收回那本属于她的土地也不足为奇。
最终，随着沙俄政府的垮台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蒙古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可以支持军事行动的物质援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尽管早在1914年初蒙古人就开始意识到他们交了一个危险的朋友。这导致当时的蒙古军在最多的时候也只能集结起一支两三千人的资金匮乏、组织不力、设备简陋、纪律涣散、缺乏有效战斗力的军队。[4]
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情况，徐树铮，通常被称为“小徐”，在一小撮聪明的东方智谋的帮助下，派遣4 000名士兵到库伦打[5]着保护蒙古人的旗号抵御所谓的威胁中国的布里亚特人和匪军。不久，他本人乘着汽车也到达了库伦，如计划好的一样给呼图克图和他的内阁施加压力，导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取消蒙古自治，并使蒙古再次回到中国的统治下。
这是他们在1919年11月17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纪念仪式演说中提到，并在1919年11月24日出版的北京报纸上引用的：“外蒙古自治政府所有部门的部长及副部长[这里附上他们的姓名和军衔]，所有的王子、亲王、呼图克图、喇嘛及其他库伦居民，特此庄重地提交以下这封写给尊敬的中华民国总统阁下的请愿书：[6]“自康熙皇帝统治中国以来，外蒙古一直仰仗中国，效忠了200多年来，上至王公下至百姓都在和平的祝福中生活着。道光时期，清政府发布对蒙古统治机构进行改革的政令，引起了蒙古人的反对情绪，激发不满，满族政权即将垮台时的腐败更是加剧了原本的不满情绪。外国人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策划并协助了独立运动的进行。在恰克图会议上，签订外蒙古自治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外蒙古的官员及人民失去了他们许多的古老权利和特权。中华民国自建立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进步，政府深陷于混乱事务的应对之中，引发我们的连连悲叹。”“最近，俄罗斯也同样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局势，经常有关于我们的边疆受到革命分子威胁的报道。此外，由于没有统一的政府，俄罗斯无力执行条约的相关规定，对蒙古失去控制能力，因此现在布里亚特部落不断秘密配合土匪，多次派代表到库伦敦促我方政府加入他们，形成一个泛蒙古族。他们的宣传工作多样且持久，旨在颠覆中国主权和破坏外蒙古自治，我方政府很清楚这对于外蒙古弊大于利。布里亚特人与土匪结盟，现在考虑到我们并不愿意支持他们的事业，便决定出兵侵犯我们的边境，迫使我们屈服。此外，所谓的白军强行占[7]领原属于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并袭击中国及蒙古军队，红军进入该地才阻止了他们的行动。”“既然我们内外都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我们政府成员就目前的情况经常召集所有的王子、亲王、喇嘛及其他人士举行会议，讨论我们未来的福利问题。我们一致认为，之前为恢复自治而与外国建立的友谊纽带关系应该取消，因为中国人和蒙古人都心怀共同的目的和理想。”[8]“我们决定的结果已抄送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支持。基于该情况，我们一致请求总统阁下恢复旧的事务秩序。”（签名）“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部代理部长，喇嘛托尔戈·巴特玛王子“第一副总理大臣，大喇嘛达尔罕·彭祖克·车林王子“第二副总理大臣，大喇嘛托尔戈·彭祖克·贝利库特王子“外交部大臣，托尔戈·车林亲王“第一副外交部大臣，达赖罗姆尔·切坦鲁·车林“第二副外交部大臣，喇嘛考祖坦巴王子“兵部大臣，托尔戈·厄托尼·嘉木王子“第一副兵部大臣，厄托尼·棍楚克苏隆王子“第二副兵部大臣，拉普坦·厄托尼·彭克祖王子“第三副兵部大臣，瓦切尔·驰突·伊克穆尔王子“财政大臣，喇嘛帕勒坦·罗博桑王子“第一副财政部大臣，车林·托尔戈王子“第二副财政部大臣，科瓦·苏处克图·特木谷王子“司法部大臣，达赖车臣汗那旺纳林。“第一副司法部大臣，察克都尔扎布王子[9]“第二副司法部大臣，喇嘛斥力阔塔·代吞于普王子”
自然，中国总统欢迎这样浪子回头的行为，“宰杀肥羊”授予呼图克图最高荣誉以及活佛称号。另外，他委托活佛的好朋友（？）“小徐”授予活佛这些头衔。蒙古再次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没人知道蒙古的未来会如何，但是世事都在迅速变幻着，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在帷幕上升之际，一场蒙古的悲剧也许正在上演。[1] 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2] 忽必烈汗：孛儿只斤·忽必烈（1215—1294），元朝开国皇帝。[3] 呼图克图：（藏文：ཧོ་ཐོག་ཐུ།，西里尔蒙文：Хутагт）是清朝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4] 徐树铮：北洋军阀皖系名将。[5] 布里亚特人：蒙古人的一支，属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又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叫布拉特人。[6]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7] 唐努乌梁海：历史上属于中国领土，1914年被沙俄占领，如今通常只指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8]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简称为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9] 原文为：
"Premier and Acting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Prince Lama Batma
Torgoo.
"Vice-Minister, Prince of Tarkhan Puntzuk Cheilin.
"Vice-Minister, Great Lama of Beliktu, Prince Puntzuk Torgo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uke Cheilin Torgoo.
"Vice-Minister, Dalai Prince Cheitantnun Lomour.
"Vice-Minister, Prince of Ochi, Kaotzuktanba.
"Minister of War, Prince of Eltoni Jamuyen Torgoo.
"Vice-Minister, Prince of Eltoni Selunto Chihloh.
"Vice-Minister, Prince of Elteni Punktzu Laptan.
"Vice-Minister, Prince of Itkemur Chitu Wachir.
"Minister of Finance, Prince Lama Loobitsan Paletan.
"Vice-Minister, Prince Torgee Cheilin.
"Vice-Minister, Prince of Suchuketu Tehmutgu Kejwan.
"Minister of Justice, Dalai of Chiechenkhan Wananin.
"Vice-Minister, Prince of Daichinchihlun Chackehbatehorhu.
"Vice-Minister, Prince of Cholikota Lama Dashtunyupu."第一章进入神秘之境
我们驾车紧随其后疯狂地追逐着一群羚羊，他们如同被风吹起的丝带一般穿过似沙漠却又不是沙漠的地带，一旁的蒙古骑兵骑着骆驼经过，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这巨大的反差与鲜明的对比使即便像我这样一个因旅途的劳顿而早已疲惫不堪的旅者都感到惊奇不已，仿佛我瞬间从20世纪突然穿越到了中世纪。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曾到过地球上的许多角落，也见过许多奇怪的人和事，但我在蒙古高原上看到的这一切却让我屏住呼吸，使我茫然乃至眩晕，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调整我的精神状态。
1918年8月下旬，当我离开北京动身前往蒙古的戈壁沙漠时，我知道我将要驱车前往。但不知何故，在我脑海中“蒙古”和“戈壁沙[1]漠”是一幅旧时忽必烈汗和他治下的古中国的生动图景，泉涌般的思绪让我不愿想到汽车这样一种现代的交通工具。只要我能够踏上这片我一直以来梦想踏上的土地，这就够了。[2]
甚至也不想坐火车，当我坐着火车前往卡尔干的时候，看到满载货物的驼队静静地沿着铁轨旁的公路缓缓行进，当我们慢慢经过著[3]名的南口关的时候，我看到了世界奇迹之一——长城，这蜿蜒如灰蛇过岭的城墙将我想象中的神秘的蒙古印象驱散。我看到了这一切并接受了它，就如同接受了辉煌的老北京城墙旁出现一辆汽车一样。它太近了，然而铁路却使它变得平庸。
但蒙古！是不同的。一个人是不能在咆哮前行的火车里参观蒙古的。我带着我的老步枪和睡袋越过遥远的云南的山脉，沿着西藏边境，通过缅甸的炎热丛林。在森林中，山间步道上，卡尔干两个穿卡其布衣服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们都在腰间绑着一排子弹匣和一把六轮手枪。本来我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欣喜欢悦，他们身上的武器却使我对蒙古的美丽幻想毫无防备地在顷刻间倒塌。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查尔斯·科尔特曼的家中，他迷人的妻子在餐桌旁招待，她是一个真正爱好户外活动的女子，我们的话题都是关于射击、马匹以及广阔的戈壁沙漠中的孤独与怅然，但并没有太多提及汽车。或许他们隐约意识到我仍然并不觉得眼前的一切是真切的，但也预料到我很快就会从梦境中醒来。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已经破坏了蒙古神秘感的人一同用餐。1916年，科尔特曼先生和他的前合伙人奥斯卡·马门驱车穿过草原前往库[4]伦，蒙古的旧都。但对于一个心存东方梦的梦想家来说最不浪漫、最不协调、且最令人沮丧的是几天后从幻梦中清醒的日子最终还是到来了——我们弄到了车，其中有一辆是整个蒙古顶礼膜拜的神，蒙古活佛，呼图克图的车，这些车将是第一批穿越蒙古沙漠的车。
当呼图克图得知蒙古有了第一辆汽车的时候，他就立即也要了一辆。因此，他的车穿越崎岖不平的道路平安到达卡尔干，沿着旧时骆驼商队的路径跨越700英里的草原到达库伦，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征服中国的。
8月29日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当赶骡的人装载货物的时候，庭院里的灯笼如巨大的萤火虫一般时明时暗。因为前面的路崎岖不平，[5][6]我们将汽车留在高原上一个名叫黑麻胡村的军台，我们将干粮和被褥放在了马车上，驾着马车继续前行。与我同行的是科尔特曼夫妇与罗康德尔夫妇共四人。我负责侦查地形，科尔特曼先生的任务是拜访库伦的贸易站，罗康德尔夫妇将陪我们度过这个冬天。
下午1点，我们踏上了湿滑的石道前往卡尔干的北门。卡尔干是中国长城前第一道坚实的巨大屏障，数百年来这个屏障一直在为中国抵御来自北方鞑靼人的侵袭，除此之外我们与大高原之间就别无阻隔了。
护照通过检查后，我们穿过如大门一般的幽暗峡谷，向左急转，我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干涸的河床边缘，我们脚下是绵延起伏的驼峰般的山峦，有的像弯着脖子低头的土黄色人头聚在了一起，有的如静静地跪在沙地上的人儿，在那人头的肩上是数百匹缓慢且沉稳地经过的骆驼，它们头尾相连走向长城的大门，他们是从遥远的国家来的。其中有一只骆驼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或许是因为那只骆驼满足了我对辽阔荒原的想象，我百看不厌它那晃动着身躯穿越沙漠的姿态，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让我无法抗拒它所带来的魅力。
通往黑麻胡村的其中一条道路是干涸的河床，左边是蜿蜒穿过群山的长城，右边是200英尺高的壮观的悬崖。河床的基座上是小屋和中国旅馆，小屋的屋顶由稻草和泥做成。但往上游走映入眼帘的便是低矮的黄土色丘陵，风吹日晒使这片土地变得坚硬如奶酪一般可以切割。远处看去这不过是一片沙漠，然而这里的的确确还有不少人居住。整个村庄是在山坡上半挖半建的，然而这些房屋却难以察觉，因为每一堵墙，每一片屋顶都是用相同的棕壤盖成的。
当我们距离卡尔干还有10英里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徒步走上了通向大高原的狭长道路。我一直盯着小马驹的脚跟看，直到我们在半路到达了一个宽阔的平地。我转过身去，似乎一瞬间，一切景象尽收眼底。我最大的心愿在这一刻得到了满足，绵延起伏的山丘漫延到数英里开外与遥远的山西山脉交汇的地平线。
这是一个荒凉的村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座丘陵都被风霜雨水切断了，满是伤痕，彩虹色的沟壑交叉切割出一个又一个目力所及的奇妙的角度。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达了关口的顶峰，我觉得我从未看过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如此彻底地满足我先入为主的想法。在我们脚下展开了一副巨大的沟壑和峡谷的画卷；眼前是无限延展起伏的草原。我知道，此刻我真切地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高原的边缘，而这样的地方只可能是蒙古。
我们的午餐是在一家路旁的中国小旅店解决吃的，而后我们驾马前往黑麻胡村，路上是晃动的小麦田、荞麦田、小米田、燕麦田，燕麦是那么丰厚，那么鲜美，以至于任何马儿看到了都想吃一口。
饭后，我们策马快步前进，罗康德尔先生和柯尔特曼先生骑马在前方领路，我骑着我的小马驹慢悠悠地跟在后面。将近7点了，半小时后军台周围的树木就将被暮色笼罩。我欣赏着华丽的日落景象，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在空中溅起了金色和红色的光辉，我懒洋洋地看着骆驼商队在1英里外的山脊上荡来荡去的黑色剪影。在我旁边的另一条路上，一列满载的骡和牛拉的车子停了下来，原来是司机们睡着了。我享受着草原上这个完美且宁静的秋夜。
突然，从一个小山峦的背后，传出了汽车发动机的转动声和电喇叭的刺耳嘶鸣。当我还尚未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往下跌了下去，动物喘着粗气，马车夫叫喊着，骡子猛踢着。在这一刻商队四散到了路的两旁，我们为这个混乱的始作俑者——一辆黑色轿车，清出了一条道路。
我希望我能让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知道，在蒙古边界的开阔草原上，汽车似乎是多么奇怪且又格格不入的事物。想象一下，独具东方特色的一只骆驼或一头大象突然出现在第五大道上！你会立刻想到它是从马戏团或动物园里逃出来的，你很好奇交警面对这样一个不听他指令的生物究竟会怎么做。
尽管眼前的这一切是如此不和谐，而这样一辆汽车又是如此显眼，这并没有阻止我像大萤火虫一样消失，放弃我的马儿，将马儿交[7]给马夫（赶马人），转而选择那舒适的后排座椅的坐垫。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我们的马车越过崎岖不平的道路的时候收集我业已破碎的梦想堡垒的碎片。这是一次粗鲁的觉醒，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坐在有弹性的座椅上度过这数英里远比我坐在我那蒙古小马鞍上来得舒适。
但那天晚上，当我漫步在军台内的庭院，在魔幻的沙漠星空下，我的思绪追溯到了忽必烈汗那辉煌的日子。我的心中充满怨恨，因为我意识到无论这是好是坏，沙漠的神圣性永远消失了。骆驼仍然会以沉默的方式在古老的草原里行走，但神秘感已经丧失了。曾经那仅有的最后一点神秘感也已经示众，而这个世界和他的另一半将在忽高忽低的大草原上嘈杂地飞速行进，他们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都感觉不到，更不会知道那让人无法抗拒的沙漠魅力是如何将人引向浩瀚的未知世界。
白天我们收拾汽车，将被褥与汽油罐绑在车踏板上，车上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干粮。由于科尔特曼先生承诺要展示给我们看一种我们从未看过的枪法，我们的步枪一直等待开火的那一刻。
科尔特曼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在一辆每小时五六十英里的车上追击羚羊的，然而这疯狂故事让我有点怀疑。但是你也知道我从未见过奔跑的蒙古羚羊。
离开黑麻胡村后，我们一路颠簸了二三十英里，道路上除了骡车和牛车留下的深深的车痕外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了。这些马车总是带给人绝望，以至于人们总是期盼看到好的路况。每年车轮在坚硬的山脊和峡谷间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车轮印与日俱增。
路上，我们几乎一直都可以看到泥墙小屋或小村庄以及中国小贩携带着装着水果或女子的小装饰品的篮子经过。我们经过时，中国农民驻足凝视，事实上他们全都是中国人，虽然我们真的是在蒙古。我急切地想看到蒙古人，这种想看到蒙古人的梦想是多么强烈啊，这蓝色衣服的中国人也太普遍了吧？
离开卡尔干后的70英里都是一样的，路上到处都是中国人。长城是为了将蒙古人挡在外面而建造的，然而同样的它也把中国人围在了城内，但是这滚滚大海般的广阔高原对中国农民来说太具诱惑力了。在政府的鼓励下，中国人知道这样和平渗透的价值，他每年都要向前推进12英里左右的耕种范围。结果，草地变成了小麦、燕麦、小米、荞麦和土豆的田地。
蒙古人一般不以农业为生。可能是因为多年前，满族人不许他们耕种土地，且在地面上他并不习惯耕种，耕种让他们感到并不舒服。马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蒙古人能很好地完成任何在马鞍上的工作。正如F. A. 拉森先生在库伦曾说，“如果在厨房里，你给一个蒙古人一匹马骑，他便能在马背上成为一名出色的厨师。”因此蒙古人将一望无际的草原留给了中国人用于耕种，而他选择了饲养大尾羊，山羊与牛儿。
大概在离开军台2小时后，我们经过了片片田地，动身前往塔布[8]尔。我们打算住在拉森先生家中，他是蒙古最出名的外国人，在前往他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他养的马儿在远方吃草。
夏天，这个地区的所有土地长着茂盛的草，水自然也不稀少。沿着这条路有很多水井和小溪，在远处，池塘或湖泊的表面掠过银色的闪光。成群的山羊和大尾羊爬上了山谷，它们的数量并不多，这片土地可以轻易养活它们。
距离塔布尔不远的地方是一个蒙古的村落，我跳下车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很快我又跳上了车，因为当我们的车停下的那一刻十几只狗冲出了房子狂吠如狼。他们是巨大的野兽，这些蒙古人养的狗因体型巨大而显得特别凶猛。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只这样的狗，这次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千万不要徒步接近当地的房子。
这个村庄房子的构造并不像中国的房子，或许因为这些房子不是泥房子，而是呈现出圆形网状框架，上半部是锥形的蒙古包。蒙古包，恰如其名，是完全适合蒙古人居住的房子。冬天，蒙古人会把炉子放在中间，房子又干又暖和；夏天，蒙古人有时会把遮盖着蒙古包的毛毡更换成帆布以便空气流通。当蒙古人每半年迁徙到一个新牧场的时候，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快速拆卸蒙古包，他们将蒙古包的框架收起，将房子装运到骆驼的背上或马车上。
让村子里的蒙古人相当失望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在逐渐显示出中国血统的特质，两个民族最坏的品质似乎融合在了一起。即便没有真正融合，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都无不显示出他们道德的败坏，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抢劫和偷窃。而在头饰方面，南方女性的头饰却与北方女性的一样精美。
当塔布尔的山脉在我们身后的地平线上下沉，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且起伏的草原，那里尽管有水却并不多，荒无人烟。那里就像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或达科他州的大草原一样，短草飞燕草和紫色蓟在阳光下如火舌一般艳丽。
这里不缺禽类，我们早些时候来到这里看到鱼塘里数百只绿头鸭和水鸭。汽车常常吓得凤头麦鸡在路上扑腾着扬起不少尘土，田凫则秋风扫落叶一般掠过草原。大金雕和大乌鸦安然地憩息在电线杆上，早晨临走前，我们在耕地里还看到了数千只蓑羽鹤。
在这片土地上，树林是不存在的，任何能产生火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有价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动电线杆，因为每一根电线都是光滑圆润没有凸起的地方。保护电线杆的方法很简单且充满东方韵味。当这条路上的电线杆第一次被架设的时候，蒙古政府在法令中说，凡是用刀或斧头砍电线杆的人都会被杀头。即使在草原上，执行这样的法律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困难，在几个人被杀头以后，线路安全就得到了保障。
我们在营地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距离黑麻胡村约100英里开外的一个山坡上度过的。当车子停下的时候，一个人被留下来负责解开睡袋，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分散在草原寻找生火的燃料。干粪是沙漠里唯一的燃料，虽然它不像木头那般容易生火，它却像木炭一样好用，很快便能煮熟一锅的食物。我负责做饭，而我非常乐意去承担这样一份工作，因为我有很好的理由在寒冷的清晨围着火堆绕圈行走取暖。
这是一个完美的秋夜。世界上的每一颗星星似乎都在他们应有的位置，每一颗都像一盏小小的灯笼。我找到了一片沙地，挖出一块足以容得下我的臀部和肩膀的地方，而后我爬进了睡袋，欣赏着头顶的华盖，不知不觉就过了半小时。沙漠之夜的魔力再次融入我的血液，我祝福命运，命运让我远离喧嚣躁动，人头攒簇的纽约。但我感到一阵嫉妒，远处传来圆润的驼铃声。咚，咚，咚，听起来像清澈的大教堂的钟声。我带着满腔澎湃的热血听着，直到我捕捉到了骆驼行进踩踏的节奏，我看到了黑色的剪影、圆润的身躯和弯曲的脖子。噢！我[9]和这些骆驼伙伴一起，像马可·波罗一样旅行，在漫漫长夜中学会了解沙漠的心！在我闭上眼睛的那天晚上，我发誓，当战争结束，如果我可以自由地去我想去的地方，我会选择再次来到沙漠，正如那伟大的威尼斯人来到这里一样。[1] 古中国：原文是‘Cathay’，中国古称。（译注）[2] 卡尔干：张家口的国际正式名称以及中亚、蒙古、满族对其的称呼。（译注）[3] 南口关：在张家口附近。（译注）[4] 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译注）[5] 黑麻胡村：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距离张家口40英里的驿站。（译注）[6] 军台：从张家口到库伦及伊犁，清政府设置64个政府驿站，当时的官方名字一般称为军台，可参见珍妃堂兄志锐的诗词集记载。（译注）[7] 马夫：原文是‘mafu’，此处为拼音，作者备注“赶马人”来加以注释。（译注）[8] 塔布尔：山名，张家口西北部内蒙古境内。（译注）[9] 马可·波罗：威尼斯旅行家、商人，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第二章戈壁滩上的速度传奇
第二天早上，离开营地10英里后，我们在前往卡尔干的路上遇到了一伙俄罗斯人，他们满面愁容地坐在两辆大轿车旁一脸疲惫地修补轮胎、拴紧螺丝，他们几乎被一路上汽车不断抛锚的糟糕境况弄得精疲力竭，甚是挫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专业汽修经验的人把一辆瘪轮胎的汽车开到沙漠里，周围没有修车厂，连一点能够修车的地方的影儿都没见着，这是多么让人痛苦的事情呀！
当有人问罗康德尔先生如何看待这个国家时，他的中国侍从简洁完整地表达了罗康德尔先生的回答。“这儿空间辽阔。”他如是说。
又前进了一段不远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支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先行出发的商队，他们在井旁扎营休息给口渴的骆驼喂水。倘若沙漠中没有这些井，穿越沙漠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井有四五英尺宽，由木头建成，设有井盖半掩着。由于井的深度大多不会超过10英尺，有的井水是相当咸的，但有的则是凉爽无比。推测谁挖了这些井或什么时候这些井被弃置不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好几个世纪前就有这条道路了。在一些地区，每隔五六十英里才有一口井，但通常他们不会相隔那么远。
骆驼商队大多在晚上行进。尽管骆驼体型高大，外表强壮，但它其实是一种娇弱的动物，需要悉心照料。它受不了正午阳光的炎热，晚上也不吃草，因此戈壁滩上的商队大约下午三四点才开始出发到次日早上一两点停下。而后，人们扎营休息，骆驼则睡觉或在草原散步徘徊。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了喷赤河，这是路上我们见到的第一个电报站。几英里开外我们就能看得见这座泥房子，我们欣喜无比，由于我们的汽油越来越少了。科尔特曼先生用车运来了大量的物资等着我们，车上的每一寸空间都塞满了罐头，因为我们距离库伦只剩下1/4的路程了。
距离喷赤河不远处有一个喇嘛寺，喇嘛寺建在公路旁边，寺庙的围墙是白色的，将红色的喇嘛生活区围在了墙内，与开阔的草原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在几百码外的一口井旁停了下来，五分钟后，一群身着华服的喇嘛骑着马在草原上围在了我们的车旁，黄色和红色的长袍在阳光下特别艳丽。他们很友好，事实上太过友好了，他们的好奇心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们发现他们其中一人竟然在轮胎上试他的刀，另一个即将把一个汽油罐扎穿，他定是心想油箱里的东西比水可好喝多了。
到目前为止，这次戈壁滩之行还不算太糟，但我确信未来的百里路将会截然不同。我们即将进入卡尔干和库伦之间最干旱的沙漠地带。我们在准备这次行程中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观看柯尔特曼答应我们的激动人心的射击表演。
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成千上万的羚羊，但我却发现我一整天在草原上搜寻猎物的行为都是徒劳。离开喷赤河后10英里，道路的状况变好了许多，科尔特曼太太的眼睛像鹰一样敏锐，兴奋地指着右边的一座距离道路不超过100码的小山。起初我只看见黄色的草，后来我发现整个山坡似乎都在动。片刻之后，我开始分辨清头和脚了，我看到了一大群羚羊，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不安地看着我们。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开了枪，科尔特曼先生打开了门。羚羊仅在五六百码远的地方，当汽车向前一跃时，它们排成一列跳到了草原上。我们立刻离开了大路，将车斜向它们开去。不知什么原因，当一匹马或一辆车与奔跑的羚羊平行的时候，羚羊会跑到前头完成一个完美的半圆或一个弧形的跳跃。一些非洲物种也是这样，我不能说它们没有更可取的逃生手段甚至这样做是否会阻碍它们的逃跑，但事实是在开阔的草原上，它们总是试图逃过致命一击。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穿越沙漠的华丽动物的身影！眼前至少有1 000头羚羊，它们黄色的身躯几乎是从地面上擦过去的。我兴奋地呼喊着，但科尔特曼先生说：“它们还没开始跑呢。我们等等再开始射击。”
我看到汽车的计程表在每小时35英里处颤抖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们的表现与羚羊相比逊色多了，但是很快致命的吸引力开始占据上风，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柯尔特曼扩大步枪的射击半径，死踩油门，我们的速度增加到每小时40英里，此时的羚羊几乎要跑出我们的射程范围了。
当羚羊距离我们只有大约200码远时，柯尔特曼关闭油门，猛地刹车。羚羊趁机又跑出了100码远。我跳到了被褥上准备行动，在瞄[1]准羚羊以后我拿着.250萨维奇高能步枪开枪，科尔特曼先生在前面座位的挡风玻璃旁举起他的.30毛瑟枪开了一枪，他的第二声枪响的时候，眼前的羚羊如铅一般倒下了。我的前两颗子弹都严重偏离了猎物，打在了地上，但我的第三颗子弹却打中了一只正在吃草的成年母羚羊。
我这才意识到科尔特曼先生为什么说羚羊还没有开始跑。在第一声枪响的时候，牧群里的每一只动物似乎都没什么太大反应，它们并没有跑，只是越过地面，它们的蹄子移动的速度快到模糊。我打死的那头母羚羊离我有400码远，我前进了4英尺后扣动扳机。它们的速度绝对不止每小时55或60英里，因为它们能够在车的前方完成一个半弧形的跳跃，而我们正在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行进。
这些是铁证，我可以想象到此时我的读者一定是皱着眉看这一段话的，但我不得不在这里把这一切告诉您，我说的都是实话，您大可尝试一番。想必作为探险家的读者看到这一段话会发笑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我在这里提到我杀死的羚羊距离我有400码远，我之所以知道它距离我有多远，是因为我后来用步子测算过。顺便说一句，我以前从未在那么远的距离杀死过一只奔跑的动物。我对我在150码内的射击有90%的把握，但在蒙古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在蒙古，400码开外的羚羊和其他国家100码开外的羚羊个头一般大。草原上没有任何灌木丛可以遮挡视线，一望无垠，仅有一块像高尔夫球似的小石块孤零零地立在草原之上，这样的场景让你对于射程失去正确的判断，即便猎物已经远超出射程，你仍然怀着侥幸心理不断开枪，因此往往一个带着充足弹药去蒙古打猎羚羊的人在归来时已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弹药。我们将捕杀到的羚羊绑在了车的踏板上，而后回到了大路上，罗康德尔先生早已在那儿等着我们了，尽管一半的羚羊群从他面前经过，不过他一只羚羊也没捉到。
在这狂欢的盛宴后，我开始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车正在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飞驰，而羚羊竟然超过了我们。我惊讶于这一发现，因为我从未想到一只活物能跑得如此之快，这对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而言也是一重要发现，他在这一发现后着手于不同种群动物蹄部结构与其奔跑速度之间关系的调查研究。在科尔特曼先生的帮助下，我相信我得到了可靠的调查数据。
这次经历是我们首次考察中唯一一次针对动物蹄部结构与奔跑速度关系的研究机会，不过我们在次年的考察中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后来每次我们疯狂地追击单只或一群羚羊的过程中，我一直盯着汽车的计速器，因此我有信心说我们的观察数据是可靠的。根据我们的观察，毫无疑问蒙古羚羊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5~60英里，这或许是它们可以达到的最快的也是初始状态下的最佳速度，而后它们就降低到每小时40英里，很快它们的速度就降低到每小时25~30英里，而后它们似乎可以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奔跑下去。它们的奔跑速度似乎从未超出过它们所需的足以让它们逃跑的速度，当我们踩油门的时候，它们也加快了速度，只有当我们开枪射击的时候，它们才开始真正恐慌起来，极力尽其所能活下去。
我清晰地记着曾经我们遇到的一只奔跑健将，开始的时候他几乎就在道路的对面正在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奔跑着，我们的车与他保持同样的速度，然而他却想稍微加速以跑到我们车的前头，科尔特曼先生便将我们的车速加速到每小时40英里。羚羊似乎惊呆了，又做了一次加速；科尔特曼先生将车也加速到了每小时45英里，这样的速度大概是足够了，我们就不再加速一直以每小时45英里行进，然而羚羊竟然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跑到了我们的车前，将我们甩出百码之外！
不过我们为这运动健将准备了另一个惊喜，科尔特曼先生突然关闭油门，双脚踩着离合器和刹车，当我们的车即将停下的时候，科尔特曼先生又踩下油门，最初的两颗子弹从他背后擦身而过，第三颗子弹打在了他双腿之间的地上。他被这突然的袭击吓到了，他调整状态跑到了自己的极限，四散的子弹让他继续跑了600码，半路上他赶上一只野兔，但是野兔没有给羚羊超过的机会，这让我想起黑鬼与鬼魂的故事。[2]
一个被鬼魂穷追不舍的黑鬼一直跑呀跑，直到他倒在了路上，然而鬼魂就在他身边。“看吧”，鬼魂说，“你输了！”“哼，这算啥嘛！等我喘过气来，你肯定跑不过我！”黑鬼说，“我们再比一次，等我在路上遇到兔子的时候，我会对兔子说‘滚开！你挡道了，你让我不能以我的正常水平跑步哇！’
我最后一次看到那运动健将的时候，只有一片微微扬起的黄色尘土在空气中散去。
追逐带来的兴奋是我们不久之后要开展的艰辛工作的铺垫。每走一英里，路况就愈是差了，最后我们步上了一条漫漫沙路，汽车是无法通过沙地的。除了司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下车到车后头推车，每当我们推一次车、抬一次车，车就又能行进几英尺，过程颇为艰辛，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在两个小时以后通过沙地，这时候的我们几乎筋疲力尽。又过了几英里远，我们又得重复之前的这个过程。这里的地面很硬，地面上坑坑洼洼，我们的手臂几乎要因此被扭伤。
比起库伦其他地方的道路，这里更接近库伦的沙漠地带。路上以沙地为主，没有戈壁滩上独有的灌木丛和矮草地，虽然这里的植被稀疏且干燥，仍然有植被覆盖，从远处望去，草原看起来像是一个起伏的草场。
当我们看到第一个北方蒙古人的时候，我很高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研究对象。他穿着一件长而宽松的梅红色长袍，长袍的一角往往藏在华丽的腰带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看起来像茶托的别致帽子，上面有黑色天鹅绒的上翘边和一条黄色的窄锥形王冠。两条红飘带通常是固定在后面的边缘。如果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帽子后边的边缘固定的饰品便是孔雀羽毛。
他脚上穿着一双尖头的皮靴，皮靴通常会大出很多，这是由于天气变冷的时候，他会垫上沉重的羊毛袜或动物毛皮。看起来穿着这样一双笨拙的鞋子几乎是不可能行走的，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步履蹒跚，他显然是不舒服且不自在的，但如果他是骑着马，那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高高的马鞍和马本身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会愉快地在马上一天呆15个小时。
蒙古人骑着短马镫，站得笔直，策马奔腾的样子像我们的西部牛仔一样。当他们穿着漂亮的长袍驾马全速奔驰时，在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的草原精神。他们是如此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总是准备愉快地微笑，愿意在阳光下冒险，他们立刻赢得了我的心。
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比赛，往往他们中的一个人会来到车旁，带着灿烂的微笑，做手势说他希望和我们比速度。然后他会像疯了一样，鞭打他的马叫喊着，心中充满无限喜悦。我们总会故意让着他，他的脸上的喜悦和胜利的表情是值得一看的。有时，如果路况不好，那就需要消耗一盎司的油让车前行，因为小马是天造的健儿。蒙古人总是选择最好的马儿而且让马儿非常卖力地奔跑，因为马在蒙古是很便宜的，当一匹马儿不再有能力飞速奔驰，另一匹总是准备好替换它。
你会喜欢蒙古人，不仅仅因为他们能激发你对于他们满腔热血与阳刚气概的崇拜，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事实上，他从不掩饰，他的坦率开放让人着迷，我相信一般的白人在与蒙古人的交往中，比起其他的所有东方人，他们能够很容易地与蒙古人熟悉，甚至更快地形成亲密友好的关系。
乌德是前往库伦路上的第二个电报站，它因出现在蒙古的大部分地图上而荣耀，尽管喷赤河都比它更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只有两个泥屋和六个蒙古包，似乎是不经意间散落在锯齿状的小山包后的。
离开乌德后，我们很快通过了一系列的丘陵和平原，进入了一个广阔而平坦的草原，一眼望去，似海洋一般宽广。没有任何一座小山包或稍微的隆起打破那天地相会之处的蓝色薄雾。我们的汽车就像是在无边无际的长满草的海洋里航行，这片海有六十英里宽，三小时里嗡嗡的马达声几乎未曾停过，因为道路是如此平坦与结实。半路上我们看到另一大群羚羊，他们或是10只，或是12只。它们与我们之前捕杀的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些小羊羔看起来非常漂亮。两只狼穿过草原，其中一只对我们显得特别好奇，我对它们开了几枪，我尝试忘掉这件事，却是徒劳。
这一路上，最让我感兴趣的，除了野狼，就是大鸨了。那是一种大型的鸟儿，体重从15磅到40磅不等，肉的味道是如此微妙，可以与我们最好的火鸡相媲美。我一直想捕杀一只鸨，我捕杀到的第一只鸨是我从200码开外用萨维奇子弹射杀的。这比我射杀一只羚羊更让我高兴，也许是因为在狼群的插曲后，它们的出现振奋了我的精神。
沙地松鸡是一种美丽的小灰鸟，翅膀像鸽子，有着非凡的软垫脚，在我们沿着道路行进的路上，它们总是吹着口哨。而我却一直对此心存遗憾，因为我错过了这么棒的画面的拍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车，除非它们挡道了，我们还没有到达库伦——活佛之城。
说到神明，我不会忘记提到距库伦约170英里的图林的大喇嘛寺。在我们到达大喇嘛寺的几个小时之前，我们看到在天际线下清晰可见的起伏的丘陵。尽管山峰本身的高度不超过200英尺，但它们是从平坦的平原上升起的。在这个狂野的地方，一些强大的力量从地球表面爆发出来，将一堆形状不规整的石块顶了出来，这些石块巧夺天工，由自然刻画成奇异的形状，这个天然的战场适合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聚落。
碗状的山谷里有3座寺庙，周围有上百个小盒子，盒子被涂成红色和白色。这里肯定有1000个小盒子，数量大概是喇嘛的两倍。在“城市”的外围堆着一堆祭司收集来的干粪，这些干粪是虔诚的旅者留下的祈愿贡品。活佛之城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似乎需要所有的这些干粪，乃至更多，在严冬时分地上积雪的时候为喇嘛的住所供暖。北方的群山环抱着这些半野蛮人的家园，这些半野蛮人选择在这个荒凉的沙漠堡垒里度过一生。房子是用锯木板建造的，这个迹象让我们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如此接近一个森林之国。
前往库伦的最后170英里是喜悦的，即便对于那些喜欢城市道路的司机而言也是如此。图林的道路就像一条林荫大道，壮丽迷人、连绵起伏的山丘上长着长长的青草。远处成群的马儿和牛儿组成了一块移动的补丁，肥尾羊点缀起草原上的积雪。我很少看到这么好的牧场。你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到几年以后，铁路将不可避免地占据这片沙漠，这片丰饶的土地不会久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只旱獭，这个屡试不爽的迹象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北方的国度。
在我们远未拐进库伦山谷的时候，雨夜那浓厚的黑暗将我们包裹，我们摸索着经过库伦河边，开向那闪烁着灯火的圣城。我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我们两度拐错弯，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以沙为底，由半大树木构成的迷宫之中。10点时，我们穿过一条狭窄且泥泞的街道，开进了蒙古贸易公司的院子里。
科尔特曼先生的前合作伙伴奥斯卡·马门和他的妻子马门太太已经在这里居住多年，A. M. 古普第尔和来自北京的E.B.普赖斯已经在他们这里做了6个月的客人了。古普第尔是美国军官，普赖斯是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助理，他们到库伦是为了试图与我们已经失联超过一个月的伊尔库茨克理事取得联系。
库伦最近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有几[3][4]千个马扎尔人和布尔什维克人。众所周知，捷克人意图攻打马扎尔人与布尔什维克人，那么他们倘若战败，定会越过边界进入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的态度会是什么样呢？它尝试与捷克人交战，亦或是允许他们把库伦作为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到达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意料之中，捷克发动了大约500人的攻击；几千个马扎尔人投降了，而布尔什维克人像日出时的薄雾一样消失不见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前线在晚上向鄂木斯克地区推进了近2000英里，可以肯定的是蒙古将保持和平。普赖斯先生的工作也完成了，从库伦到伊尔库茨克的电报联络又投入了使用，库伦与北京的联络也因此达成。
我到达库伦的次日早晨，古普第尔先生和我骑马去镇上。我从未去过反差如此之大的城市，也从未有过这样一个城市让我想再去一次。我们也的确再去了一次，在未来的章节中，我将会告诉您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1] .250萨维奇高能步枪：萨维奇是一家武器公司的名字。（译注）[2] 黑鬼：原文为‘negro’，20世纪初白人对于黑人普遍这样称呼，有蔑视的成分。（译注）[3] 马扎尔人：马札尔人（匈牙利语：Magyarok），是指居住于匈牙利的民族。（译注）[4] 布尔什维克人：“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的音译，布尔什维克人是列宁创建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发动十月革命颠覆原沙俄政权，建立苏联。（译注）第三章倒霉之章
这是一个倒霉之章，坏运气的故事并不总是那么有趣，但我写这个章节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看看在戈壁滩开汽车会遇上怎样的麻烦事。我们去了库伦，路上我们几乎没有拍照，我开始感觉到在蒙古开车如[1]同和在第五大道上开车是一样轻松的，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交通警察，因此无须靠右行驶。戈壁沙漠上更没有交通拥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骆驼商队或一排牛车的时候，我们肯定有足够的空间通过，四处可见的奔跑的动物让道路变得四通八达。
我们的汽车“呼噜”一下熄火了，然而维修店似乎距离我们还很遥远，所以寻找维修店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回程的路上，情形变得大不相同，我知道在沙漠中独自行进而汽车却出了故障的话，那将会是很严重的问题。除非你是一个专家机械师，有各种各样的备件，不然你可能不得不步行三四十英里到最近的水域，在那儿等待很多天直到有人来帮助你。
然而我们是幸运的，对于汽车的修理，柯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几乎无所不知，他们在分析了汽车的状况后，都有能力用锤子和螺丝刀处理汽车的任何故障。
在离开库伦后的第4天我们踏上了重返库伦的道路，查尔斯·科尔特曼带上普赖斯先生，科尔特曼太太，马门太太一同踏上行程。作为古普第尔先生的精神与生活的伙伴，我在后头开第二辆车，一名受伤的俄罗斯哥萨克信使和一名法籍捷克信使坐在车后座。第三辆车是木质车身的福特汽车，它是为了有更多的承载空间才设计成这样的，但它看起来又像一一堆矮草垛，几乎可以被称作“痛苦之盒”。司机老[2]王载着马门家的中国男佣和阿妈，车上是装着杂物的行李。
早上，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天灰蒙蒙的，一阵刺骨的北风袭来，甚是寒冷，预示着下个月的时候整个蒙古都将在寒冬里度过。我们向东边的山谷行进，越过土拉河到达了一座俄式桥梁，继续向南行进便到了通往卡尔干的道路。[3]
当我们到达第二长的山脉顶峰的时候，在冰川的爆炸声中寒风扫过，不知从车里的哪个位置传来刺耳的碰撞声，随后便是持续的“砰”“砰”“砰”的声音。“毫无疑问是连接螺杆出了毛病”，古普第尔说：“我们要阻止它。”当他爬到车下时，发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了其他的一些话，这些话便于他思考。
除了用一根备用的连接螺杆替换原来损坏的零件外别无他法。在接下来寒冷的3小时里，古普第尔和柯尔特曼躺在车底下修车，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旁边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一场恶劣的蒙古风暴席卷而来，让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下午3点，我们准备次日出发，那晚我们的营地距离库伦仅有60英里。
第二天，当我们经过都灵时，捷克人指出了那个他躺了三天三夜的地方，当时的他锁骨骨折，肩膀脱臼。他带着重要公文，开着一辆载着乘客的中国公司的汽车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这里，艰难地在库伦和卡尔干之间为过路的旅人提供搭便车的服务。和往常一样，这位土生土长的司机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开着车，当时他实在不应该开车超过20英里。结果其中一个前轮打滑，汽车完全转向，造成了1人死亡，捷克司机自己则受了重伤。三天后，一辆车带他回到库伦，一名醉酒的俄罗斯医生将他的骨头错误复位。哥萨克人则是在俄罗斯前线的激战中中了两枪，尽管他的伤口刚刚愈合，他却还和北京特派员一同骑行了300英里。
我的两个乘客都很高兴逃离了中国汽车，因为这些事故是必然的，而非个例。在库伦，每年都有19辆汽车被撞得粉碎，扭曲的金属躺在路面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与司机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些人可以驾驶汽车，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完全无视汽车发出的危险信号。此外，所有的中国人都爱秀车技，司机喜欢在路上飙车，而这本需要他们足够专注、多加练习。路面上深深的车辙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因为两个车轮之间的道路往往是光滑细腻的，但是一块石头或一丛草就可以让车辆翻覆。即使最谨慎的司机驾车的时候，事故也会发生，因此在蒙古开车绝不是没有危险，也非总让人心情振奋的。
大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看见痛苦之盒发出疯狂的信号，痛苦之盒落后于我们不再行进，看来是右后轮坏了，汽车再也走不动了。查尔斯在修理轮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只能在此露营。古普第尔和我跑了20英里寻找水源却没有找到，我们均分了剩下的水，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喝完仅剩的水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人为自己多准备了两瓶水。这个教训让我在次年夏天有了收获。
第三天中午，痛苦之盒艰难地继续行进，但是当我们到达图林南部大草原中部的水井的时候，那个水井已经被废弃了，因此我们去沙漠中部的乌德电报站，在那里马门拿来一个库伦的备用轮胎。
第四天，我的汽车的连接螺杆又出了更多问题，我们在井旁坐了两小时重装了汽车的故障位置。这件事不再是一个笑话了，尤其是科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因为他们现在要修车了。此时的他们几乎无法辨认污垢和汽油，他们的手被割伤，起了水泡。但是作为男人他们勇敢地坚持了下来，每当汽车出现一次故障，古普第尔便愈是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
我们在乌德和喷赤河的中间路段看到了两辆汽车从南面逼近。我们确信他们是外国人，当他们停在我们车边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走到我的车前。“我是兰登·沃纳，“他说。我们握了手，好奇地看着对方。沃纳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馆长。十年来，我们在一半的东方国家玩捉迷藏，似乎注定不会碰面。1910年，我乘船到了琉球群岛的那霸的一个古朴的小镇，那是一个被遗忘的东方国度。由于那里很偏僻，自1854年以来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找到这个地方。1854年，佩里司令在华丽而又古老的首里宫中与那霸国王谈判有关[4]签订条约的事宜。就在我到达这里的几个月前，兰登·沃纳在一次集体旅行中拜访此地，当地人当时还没有停止谈论那个给他们带来新环境的陌生的外国人。
不久后沃纳比我先到了日本，1912年我跟着他去了韩国。1918年分道扬镳的时候，我去了阿拉斯加，但是我在去阿拉斯加的路上在中国与他再次相遇，1916年，就在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云南的时候，我在波士顿又遇到了他，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奇怪的是，十年后我们又第一次在戈壁沙漠中相遇！
沃纳在去库伦的途中遇到了两名去伊尔库茨克的捷克官员。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战争的最新消息，而他们厌恶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再等两周，他们就可以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向西开往鄂木斯克的火车，在外贝加尔地区攻击捷克人和布尔什维克人。在半个小时的谈话后，我们开车朝相反的方向离去。沃纳最终到达了伊尔库茨克，沿途和布尔什维克人还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我直到去年（1920年）3月再次看到他，是他在我们刚刚返回纽约的时候拜访了我在美国的博物馆办公室。
当我们到达喷赤河的时候，我们的汽车故障终于结束了，但车刚刚开出10英里以外，我的车无法通过一个砂坑，我们才发现这里遇到的麻烦是与之前不同的。我们不得不拆除汽车尾部，科尔特曼和古普第尔几乎灰心丧气。由于我到日本有急事而不能耽搁，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查尔斯决定送我一程，普赖斯、捷克人、哥萨克人也搭上了这辆车，古普第尔则留下来与两位女士修理我的车。
普赖斯和我开车回到喷赤河，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供应考察团的额外的食物和水，我们向卡尔干发出电报请求援助。根据计划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到达黑麻胡村的任务站，因此我们只喝了一点茶，吃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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