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媒体帝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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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媒体帝王试读：

内容提要

在七十年代初期，当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获悉他的朋友黛安娜·维瑞兰被赶下《时尚》总编辑职位，而《时尚》杂志不再像从前担任文化晴雨计角色的时候，沃霍尔就已经了解“纽豪斯理念”的涵义。他并透露给新闻界一个讯息：“时尚》杂志决定要走中产阶级路线。”

第一章　一家之主

粉红色的玫瑰满放在深色的木质棺材上，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们聚坐在靠近遗体的最前面几排。简直不可思议，八十四年来从不休止地在动脑筋，永远不断地努力工作，萨姆·纽豪斯终于长眠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的那一天，老纽豪斯，身高五尺二寸的新闻界巨人，安详地躺在那里，似乎一切都终止了。在纽约曼哈顿第五街伊曼纽尔教堂（Temple Emanuel）里举行的冗长繁琐葬仪以及庄严宏伟的教堂建筑正适合他的身份。犹太教士朗诺·沙比尔告诉参加追悼的群众：“我们在这里悼念一位伟大而不朽的人物；他一生不平凡的事迹将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六百多位贵宾挤得教堂水泄不通，包括许多政坛显要，像联邦参议员杰维茨（Jacob Javits）、纽约州长凯瑞（Hugh Carey）等都在座，明显地看出死者一生的显赫。那天早上，全国各地的早报都刊出老纽豪斯的讣闻——有的登在头版——包括他自己拥有的三十一家报纸，讣闻中包括一篇由他手下一位编辑精心撰写的详细行状。纽豪斯的新闻王国，是在五十多年前，由他购买斯塔腾岛上一家摇摇欲坠的小型报业而开始起家。到他去世之时，纽豪斯增加了三十家日报、七份杂志、六个电视台、五个广播电台、好几个连锁有线电视台，属下员工一万五千人，事业规模横跨全美十五个州。萨姆·纽豪斯的生平，是美国人成功故事里最最令人熟悉的一种——一个有事业雄心的年轻人，专心一致地孜孜不倦，白手起家，赚得无尽财富与至高权力。

那天在葬礼上致辞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谨慎措辞，俾能完整地维护着萨姆·纽豪斯传奇的一生。致词者之一是《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的发行人艾斯顿·费尔普斯（Ashton Phelps）。新奥尔良当地居民大多数都以为费尔普斯是城里日报的老板，其实费尔普斯家族早就悄悄地把报纸卖给了纽豪斯。他如此颂扬他真正地报业者板：“他和他的家人从来不曾干预编辑政策。萨姆建立了编辑自主的传统。他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伟大维护者，是新闻责任论的伟大信仰者。”

另外一位致词者是雪城大学名誉退休校长威廉·托利博士（William Tolley），他曾把纽豪斯视为多金财主，接受过好几百万美元捐款，并将该校新闻学院依纽豪斯而命名。托利见过纽豪斯的两个儿子士毅和唐纳德，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他也熟知纽豪斯家许多隐私，好的和坏的都有。托利赞扬纽豪斯是一个天才，他反问道：“他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新闻王国，除了天才，你还能找出什么道理来解释他成功的原因呢？”

士毅与他悲戚的家人们同坐第一排，在他父亲葬礼上他没有上台致词。那年他五十二岁，对于臆测纽豪斯这个姓氏的种种传奇性故事，对于继承父业为人子者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士毅·纽豪斯心里都彻底了解，自己真的是任重道远。在老萨姆的丧礼上，除了一些善颂善祷的漂亮神话之外，凸显出两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一是今后由谁接替，二是接管的人选是否有能力担当。没人肯定地知道纽豪斯王国今后将如何发展。

萨姆·纽豪斯生前对未来继承人选迟迟难于决定。了解他的人似乎都认为他对小儿子唐纳德所作的判断与信任远远超过老大士毅。由于年岁太大，老萨姆被迫不得不逐渐交出权力。到七十年代中期，萨姆八十岁时方才开始慢慢减少对他各项“财产”——他喜欢这么称呼他的报纸和杂志——的视察旅行。但是每周仍安排有四天要到处奔波督导。家族的密友们都知道，老萨姆一直把士毅和唐纳德仅仅看成儿子，谁也不是确定的接班人。家族的一位朋友当时曾说：“萨姆必须要做一件明智之举，那就是——让他两个儿子去做决定。”

一九七七年老萨姆买下布斯（Booth）报团，是当年美国最大一笔报业所有权交易。不久之后，他轻微中风。开始时好像影响不大，但是他的精神与健康却急速衰退。他原来心清智明、犹如一本百科全书，所以他能轻易掌控那么多复杂的媒体交易。如今，他却明显地丧失心智，愚痴得有如童稚。他会跟家人要糖果吃，要人带他“出去玩”。家人禁止他公开露面。少数获准来家里探访的亲友，对他病情的严重无不大为惊讶。

一九七九年七月，萨姆·纽豪斯又一次严重中风，几个星期之后去世。丧礼之后，家人用渡轮将他遗体运回斯塔腾岛，葬在一处距他买下第一家报业不远的墓园中。他的新闻王国的未来，现在的确掌握在两个儿子手中了。

穷小子萨姆

就在横渡宽阔的哈得逊河，每天往返泽西（Jersey）和斯塔腾岛之间的渡轮上，萨姆·纽豪斯机缘巧合地开始他的办报生涯。

一九〇八年春季，他的新移民父母听说曼哈顿有一所学校可以训练簿记和打字——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而言，这是将来找工作帮助维持家计的必要技术。在上学往返的渡轮上，纽豪斯帮助另外一个孩子搬运成捆的报纸，省下赚得的五分钱作为下趟渡轮船资。对一贫如洗的纽豪斯一家而言，钱实在太重要了。为了赚几分额外收入的钱，纽豪斯的母亲露丝（Rose）沿街贩卖。看到瘦弱的母亲背上一大包的干货，一家一家地兜售，纽豪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父亲时运不济，做什么都不顺利。有几年他在泽西市经营一间做吊裤带的工厂，赚一点小钱养家活口，但在一九〇五年却失败倒闭。

萨姆的父亲出生在沙皇俄国靠近维特茨克（Vitebsk）的一个小村庄。来美国之前，名字叫迈尔·纽豪斯（Meier Neuhaus）。迈尔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曾经结婚四次，四次丧妻，最后决定跟儿子一起移民到美国去。一八九〇年在横渡大洋的轮船统舱里，父亲病了、死了，被海葬。抵达美国之后，迈尔在纽约市郊东区的贫民窟里住下来，不会讲英语，又无一技之长。后来，他自己改了名字的拼法，叫做Meyer Newhouse。一八九四年他遇见当时十八岁由奥地利移民来的姑娘露丝·费特（Rose Fatt），这对年轻男女一见钟情结了婚。翌年，生下儿子索罗门（Solomon）——后来他改名萨姆（Samuel）——是八个孩子的老大。

一两年之后，他们搬到哈得逊河对岸新泽西州贝昂尼（Bayonne）附近一处地方，十年之中搬了六次家，孩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生。迈尔·纽豪斯健康情况一向不好，多年来为气喘所苦。萨姆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情恶化。遵从医生的建议，迈尔抛妻别子地一个人搬到气候比较干燥的地方去住。先住在纽约市区，然后德州，后来搬到亚历桑那州。他只能在夏天气候条件允许的时候回家住一阵子。这个决定给一家人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迫使萨姆成了一家之主，必须负起家计。与他同龄的孩子们却正开始上中学。

七十年之后，在他私人印行的回忆录中，纽豪斯想起往事，“因为爸爸是个病人，我必须当一家之主。妈妈、爸爸、妹妹、弟弟们和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我是家中长子，我有责任要承担下来。而我也成功地担负起一切。”

这项残酷的决定使他有机会在当地律师海曼·拉查勒斯（Hyman Lazarus）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律师第一眼看见瘦小的萨姆时不禁哈哈大笑，但是他同情少年的遭遇，给他一份周薪两美元的全职工作。不久之后赖查勒斯对这个工作勤奋的少年印象深刻，他叫纽豪斯去督察一份业务甚差的日报《贝昂尼时报》《Bayonne Times）。

赖查勒斯是位政商关系良好的律师，他对纽豪斯说，“萨姆，你过去帮我管管那份报纸，让我们想办法把它卖掉。”

一向崇拜律师的纽豪斯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就把这份风雨飘摇的报纸救了起来。报纸能有起色，所用的方法不在言论内容的改善，而是他模仿其他大城报纸成功的广告手法。他用各种折扣和促销方法，争取贝昂尼商人们的广告。当报纸财务情况好转，萨姆立即得到赖查勒斯律师的愉快同意，在盈利中分一小份给他，而且答应他的弟妹们在报社里打各类型的小零丁。一九二二年，另一份报纸《斯塔腾前锋报》（Staten Island Ad-vance）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萨姆·纽豪斯用自己的积蓄加上家人和赖查勒斯律师的贷款，买下足以控制报纸的股权。萨姆当时二十多岁，这是他拥有的第一份报纸，后来成了他“前锋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的主轴。

在纽豪斯家里，萨姆赢得家人的敬爱；他不屈不挠地勤奋努力，仅凭个人坚定的意志，把一家人从水深火热的赤贫中拉拔上来。回家以后，萨姆虽是儿子却更像父亲，吃饭时坐在首席，其他弟妹挤在一起，而他却有自己的房间。母亲从此永远对这个儿子心怀感激。在许多年以后，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萨姆无法掩饰他对父亲工作一再失败而感受的挫折与失望。父子之间毫不亲爱——这份紧张关系后来在下一代纽豪斯家族又再次出现——但是最明显的父子不睦发生在迈尔与儿子萨姆之间。

迈尔·纽豪斯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生意眼光，这事很让他长子觉得懊恼。萨姆在回忆录中说，“爸爸常在夏天回家，他很想给我们帮忙，但是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假若有一个客人上门，要一百元的货，爸爸就拿东西交给人家，不问有没有能力还钱。”这和萨姆做生意的精明手腕完全不同。如果有人在他报纸上做了广告而付不出钱，他会立刻寄发律师的逼债信函。萨姆真正成了一家之主。在言谈中，偶尔他会将小他几岁的弟弟诺曼（Norman）称做“儿子”。他花钱为家人买了一幢新房子，付诺曼和妹妹们进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他甚至对弟妹们施加体罚。诺曼九岁时有一次称呼不在家的爸爸“那个老头”，萨姆当着满屋子的人打他一个大耳光。他不容许弟妹对父亲公开表示不敬。二十年代，当他事业顺遂的时候，萨姆给他父亲一些帮助，当然是有点故示谦敬。他回忆说：“我帮爸爸在康奈迪克州摆了四个报摊。他混了三年，还是没搞好。”

在青年萨姆心目中，假若存在任何父亲角色的形象，那就是曾经给他许多指导和机会的赖查勒斯律师了。一九二四年赖查勒斯五十多岁时英年猝逝。“他的死讯令我万分震惊，”纽豪斯在回忆录中表示，“我深切地悲恸，父亲看了告诉妹妹内奥米（Naomi）说，他希望他死的时候我也会像悲悼律师一样地悲悼他。”但是他们父子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亲爱的感情。

正在奋发上进，希望成为理想资本家的萨姆·纽豪斯来说，对于父亲政治信仰社会主义的事实，极难妥协宽恕。在正式列入记录的家族历史上，萨姆冠冕堂皇他说他尽得父母双方的优点，但是很清楚地，他更敬爱妈妈沉默而坚定的实际主义，对父亲潦倒的一生，满怀鄙视。他在回忆录里更指出：“父亲喜欢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母亲是个不曾受过教育的乡下女人，但个性上恰恰相反。她对空言大话最不能忍受，她的思想很实际，有活力，而且清晰。她永远只注重一件事，就是这一家人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一九四五年，萨姆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拼命设法收购新泽西州北部一家《泽西日报》（Jersey Journal）。成交的那天，他兴匆匆地去医院探视垂死的父亲。“爸，我刚刚买下《泽西日报》。”萨姆站在病榻旁向他父亲报告。

七十五岁的父亲当时也许正在思考别的事情，听了他的话似是无动于衷。

他反问，“萨米（Sammy），干什么又要买一份报纸呢？”

萨姆愣住了，即使几十年以后，他还是解释不出来当时的情景。“我能跟他说什么呢？”他回忆说：“他问出的那句话，我搜遍枯肠难以作答，这就是我们父子关系的典型写照。我一直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回答他。”

萨姆·纽豪斯回忆录里，对他生平一些矛盾问题绝少提及。诸如，为什么迈尔·纽豪斯因病外出时，没有带着妻子儿女同行——齐他们于不顾，而仅是偶尔回家探访，这仍是家族中最隐秘的私人问题之一。萨姆·纽豪斯终其一生汲汲追寻，不顾一切地要成就报业大王的尊崇地位。如果要探究其背后的推动力，答案也许就在他父子关系中的某一点。迈尔·纽豪斯死了，似乎带走了萨姆童年的所有回忆，萨姆绝口不再提起那段时光。

创业维艰

纽约港还看不见船的影子，愤怒的工会会员已经开始用扬声器大喊咒骂纽豪斯的口号。示威抗议的声浪响彻云霄，一架小飞机低空掠过，机身上漆着“支持工会”。

士毅·纽豪斯当时快满七岁，站在码头上，女管家抱着弟弟唐纳德，本来是一个欢愉的重聚场合，儿子们欢迎由欧洲度长假归来的爸妈。但是由于工会示威，整个情境变得极不欢愉。两个孩子第一次亲眼目睹向父亲权威挑战的示威，以及纽豪斯这个姓氏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不过，他们当时太小，还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意义。

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的一个下午，萨姆·纽豪斯和妻子蜜芝欧游数周正要返抵纽约。他俩结婚十周年，但是却被新近收购的《斯塔腾岛前锋报》的劳资纠纷破坏了二度蜜月的雅兴。“我早就告诉她，我除了对她忠诚之外，还要求她接受我对工作的奉献”，萨姆在回忆录中说。这一天看到这么多人公开反对她丈夫的示威活动，的确考验她对家庭的信心。当欧洲游轮“雅克塔尼亚”号接近纽约港岸之际，一艘载着包括工会领袖海伍德·伯朗恩（Heywood Broun）在内工会人员的小艇靠了上来。登上远洋游轮之后，伯朗恩和工会领袖告诉纽豪斯，对于一位想要把《斯塔腾岛前锋报》编辑组织起来的某编辑遭革职，工会表示强烈不满。当他欧洲旅游之际，工会人员在全岛举行示威、抗议纽豪斯开除编辑的做法。伯朗恩警告说，除非这位编辑能够复职，否则往后会让他更加难看。

游轮泊岸之后，萨姆·纽豪斯和他备感羞辱的妻子，带着儿子，突破高举示威牌群众的重重包围，上了计程车匆匆离去。可是到家门口，还有另一批支持工会的示威者等在那里，巨大的聚光灯打在门窗上，扩音器彻夜喊叫。第二天，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他们在我寓所四周示威抗议，严重地骚扰了我的家庭。可是，我绝不受罢工的威胁。”

萨姆·纽豪斯对罢工的强硬立场是成功的。由于纽豪斯在推广发行上手法高明，《前锋报》当时在斯塔腾岛已经确保将近独占市场的优势地位，这次工会罢工事件不仅没给《前锋报》造成任何损害，反而因为罢工新闻给炒热，使得读者人数略略增加。萨姆·纽豪斯买下《斯塔腾岛前锋报》之后，锐意革新业务，编辑内容则未见改善。他把业务上赚来的钱，完全投资在购买其他报业上。他在一九三二年买下《长岛新闻》（Long Island Press）；在此后二十年中，又陆续在纽瓦克、雪城斯、泽西市、长岛市和宾州哈里斯堡等地购买七家报纸。事实上，环绕纽约市，他控制的报纸总发行量已超过《纽约时报》。

通常这些报纸因为业务不振而摇摇欲坠，但在纽豪斯收购之后，他运用最早从《贝昂尼时报》学到的办法——削减开支、尽可能地增加广告收入、强调地方新闻——绝大多数原本难于生存的报纸都被他重振起来。《时代》杂志曾有如此的评论：“假若他没把美国新闻事业水准降低，他也不曾显著地将之提高……他手下大多数的报纸在编辑内容水准上，是好是坏，或是不好不坏，都还停留在他购买时的层级。”对萨姆·纽豪斯而言，报纸都是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从中获得大笔财富，而不是找出伟大真理，纽豪斯长期编辑事务顾问费尔·哈契斯汀（PhilHochstein）说，“萨姆从不假装自己是社会大众的恩人，他从未扬言他曾贡献给社会什么。他只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

为了钻税法漏洞，纽豪斯把办报的盈余随时从银行户头中抽调出来，或是购买新“财产”，或是投资改善现有报纸硬体建设并更新印刷设备，从而不断扩大他的王国。在六十年代，纽豪斯买下九家其他日报，总价一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其中好几家报纸买价都创了当年纪录，像《克利夫兰平原商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和《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皆是。根据萨姆·纽豪斯一本传记的作者理查德·米克（Richard Meeker）所说，一九五五年他为了要买《伯明罕新闻》（Birmingham News），想尽量少跟银行贷款，他甚至把“萨姆·纽豪斯基金”户头里的钱“一次完全提光”。这项“基金”是多年前他以合法避税为目的，所设立的私人慈善基金。

纽豪斯最善于掌握机会收购别家的报纸，通常他都在创办的主人刚刚过世时，花言巧语地向继承人允以巨款，并且斩钉截铁地保证绝不干预编辑政策。由于惯用此一手法，纽豪斯甚至美其名为编辑政策的“地方自治”。媒体评论家利布林（A.J.Liebling）一九六一年指出：“萨姆·纽豪斯先生经营作风独具一格，自成典范，他专长于对付各种悲戚的丧亲继承人，由别人的悲恸中获利。如果有哪一家出现家庭纠纷，他视之为他磨房待辗的谷子，务必得之而后快。假苦不能轻易到手，他会鼓其如簧之舌，大谈用现款交易的好处，并如数家珍地引述资本利得税法有关条款。如果卖主不满挥手送客，他也绝无不悦表情。”由于他利用此法巧取豪夺地不断收购，陆续扩大了纽豪斯的新闻王国。当然，纽豪斯家人也引为殷鉴，相互自我惕厉，万万不得步别人的后尘。

萨姆·纽豪斯及其家人通常极少与记者交往，不过有时为了想搞定重要交易，他们会利用记者制造些事端，希望有助某项生意的达成。在收购密西根州布斯（Booth）报团之前——是本世纪最大报纸交易之一，交易中包括星期日增刊《巡游》（Parade）——三位纽豪斯先生（父亲带着两个儿子）在一九七六年难得地同意《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采访要求。杂志登出一篇捧场的文章，强调纽豪斯家族对编辑内容的不干预政策。纽豪斯长期公关顾问雷·约瑟夫（Ray Josephs）回忆说，“有了《商业周刊》如此一篇文章，他必须真正警惕自己应该言出必行。当他第一次决定要运用公关时，目的是在帮他买报纸。他并购的报纸很多是家族企业，通常他们都拥有社会重要公器的使命感。他们关切买主的身份背景，不肯将报纸所托非人。”

有些报纸转手的交易能够一拍即合，双方满意地顺利完成，有些则需用点诈骗手段，否则不易成交。例如，四十年代末期，宾州《哈里斯堡爱国晚报》（Harrisburg Patriot and Evening News）业主的遗孀将报纸卖给纽豪斯的一名生意合伙人时，根本不知道幕后秘密出钱的是谁。传记作家米克说，假若她知道纽豪斯牵涉此事，她绝不肯卖这份家传祖业，因为她丈夫生前极为蔑视所谓报系经营的手法。

也有他想买而又买不成的报业，买不成的原因竟然是宗教歧视。萨姆·纽豪斯在回忆录中说：“其他时间我还有很多失败的交易，但都没有因为我是犹太人而遭受拒绝那么令我愤怒。我一直不愿意谈这件事，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有时候我宁愿认为这种偏见只是我的假想，但是我知道这种偏见确实存在。”

报纸工会领袖们深深了解纽豪斯与劳方不合作多次严重冲突的历史，所以他们有确实理由要特别注意他。三十年代，纽豪斯在《长岛新闻》员工之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间谍网，用以找出甚至解雇那些想在他报馆里成立工会组织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担任间谍的人能得到奖金或比较好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分配。萨姆·纽豪斯被公认是专门打击工会的报业者板，可说是已达恶名昭彰。在一次政治性的动乱之后，当时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曾指控纽豪斯要求他派遣警力镇压《长岛新闻》参加罢工的员工。一九三七年《长岛新闻》劳资双方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中有五名工会会员受伤送医，其中一人脑部打伤，头骨破裂。拉瓜迪亚市长在流血事件三年之后回忆说：“纽豪斯一进我办公室立即下跪，求我派遣警力去揍闹罢工的滋事记者。他对我说，让我们拿棍子对付那批家伙。如果付他们要求的工资，还有谁能赚钱？”虽然纽豪斯否认市长这一番话，《长岛新闻》那次劳资纠纷不仅演变成流血冲突暴力事件，而且永远成为一项不能平息的疤痕隐痛，直到三十年后报纸关门。

蚕食并吞法

纽豪斯与员工之间的麻烦不断，在全国各地都曾发生。一九五九年，纽豪斯旗下两家最大报纸发生旷日持久的罢工事件，不过，最后结果都是老板胜利，公司较前更加壮大。在《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St.Louis Globe Democrat），纽豪斯拒绝付给合理的退休基金，工会会员罢工抗议。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纽豪斯比罢工员工更厉害，他决定把报社里印报工厂卖给竞争对手《圣路易斯邮讯报》（St.Louis Post-Dispatch），不仅收回几百万美元现金，还得到《邮讯报》保证低价代印他的报纸。纽豪斯与工会之间最为尖锐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同一年的《波特兰俄勒冈人报》（Portland Oregonian）。

长期以来公认是西部最好日报之一的《波特兰俄勒冈人报》一九五〇年被纽豪斯以五百八十万美元当时的天价购得，这桩交易引起全国注视，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专门收买报业。纽豪斯事前曾经研究过《俄勒冈人报》的价值，并且估算出比卖主所要的价码高出很多，到手之后自然私心窃喜。他称之为“一生中未曾买过更价廉物美的东西”。一九五七年，《俄勒冈人损》以一项调查报道赢得普立策奖。萨姆喜出望外得意极了，他说，“以一份纽豪斯旗下报纸能赢得普立策奖，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此事与他根本无关。他承认自己事前对这一系列报道毫无所知。这类报道花钱不少，如果出事，打官司费用更难以估计。纽豪斯称赞他那几位胆大心细的得奖记者说：“他们勇气十足。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件事。”

纽豪斯对《俄勒冈人报》仁慈的立场不久发生改变。虽然报纸的收益增多，员工们却丝毫不能分享任何好处，于是爆发出了严重的罢工事件。纽豪斯从俄克拉荷马州征募来五六十名打手协助镇压，有的带了来福枪和霰弹枪，并且集训未属工会的领班工人，教他们发生罢工工潮时如何能够应付局而，不耽误出版作业。罢工示威发生之后，纽豪斯幸能勉力维持《俄勒冈人报》的准时出版，但是付出极大代价。对工作人员住宅及送报卡车的暴力攻击持续好多个月。受伤最重的员工之一，是负责监督《俄勒冈人报》印刷部门的唐·纽豪斯（Don Newhouse），他是萨姆的堂弟。罢工暴力事件发生前大约一年，在一天夜里有人持霰弹枪射击唐·纽豪斯住家地下室窗户，萨姆在事件发生之后说：“他受了重伤。这次攻击，诚如我们以后所见到的事实，他的生命因而缩短。但是我们坚拒妥协，即使面对如此极端的激烈手法也不后退。”《俄勒冈人报》罢工事件一直拖到一九六一年，当纽豪斯买下了竞争对手《俄勒冈日报》（Oregon Journal）将两份报纸的作业集中处理为止。

纽豪斯在波特兰对付劳工问题的激烈手法，引起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威恩·摩尔斯（Wayne Morse）的强力反弹。“纽豪斯以完全垄断手法牟取暴利因而造成对社会的威胁，美国人民应该及早警惕，否则时不我与，后悔莫及，摩尔斯参议员一九六〇年在参院大会发言提出。”纽豪斯购人《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之后，联邦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宣布对有关报纸独占问题进行调查。主要因为纽豪斯运用高明精敏的财务处理技巧，确保其新闻王国安全无虞。不论是政府或国会的司法调查，结果都是不了了之。纽豪斯精于游走于反托拉斯法规的边缘，并且在大城市中将日报缩减成一家，其他媒体很少追究他这两项厉害的运作手法。在圣路易、波特兰、伯明罕、雪城和宾州哈里斯堡等五个城市，上述情况尤其明显，因为纽豪斯在这五个地方，不仅拥有日报，还有电视台、广播电台或是有线电视经销权。

纽豪斯之所以能闪避多数社会的检视和舆论的监督，在于他惯于保持低姿态，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等旧时代报业大老板不同，他从不公开讲大话，不在政治上主张什么政见。媒体评论家利布林一九六一年在《纽约客》一篇文章中分析说：“他们所属的地方报纸只要能按时缴上盈利，他从来不多啰嗦。社会公众根本看不见他们，透过内部职掌秘密运作。赫斯特像风暴一样席卷城市，而新一代报老板宁愿在后门偷偷会客。”

老纽豪斯无声无息地展现他坚定决心，似乎屈指一算就能察觉一家报纸的价值，以及一个社区的广告潜力。他对现代化媒体技术运用之娴熟，经常远远超越他的时代。譬如说，早在三十年代中期，纽豪斯就在他的泽西市发行地区做市场调查，用以找出读者兴趣所在。对市场的依赖，直接影响纽豪斯的新闻经营理念，也是今日全世界殒业所一体遵行的法则。

萨姆·纽豪斯终其一生的精力，汲汲营建他的报业王国，他的弟妹们，尤其是两个儿子，后来都陆续成为工作上的要角。萨姆经常三更半夜打电话给他的弟妹，把填充在他那永不休止脑袋里的各种问题或是资料考问他们或是征询意见。他的理由是：“既然我睡不着，你们为什么可以睡？”他和家中成员，依照固定的时间表在美国各地视察所属报纸业务情况并不断地发掘问题，然后再聚集讨论，寻求解决办法。由于是一家人，大家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士毅·纽豪斯的儿子韦恩回忆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去祖父家，看见我父亲、叔叔和祖父正在争辩，三个人相互大声叫喊！正像伍迪·艾伦电影中经常描述的典型犹太家庭，全家人聚会发言，每个人都用比前面讲话那个人更大的声音说话。”

萨姆毫无疑问地是家族的大家长，其他家庭成员也都位居公司各个要津。他弟弟泰德（Ted）是许多报纸的业务经理。纽豪斯家族中唯一曾在编辑部专职工作过的弟弟诺曼（Nornlan），当过记者，能写政论，也当过执行总编辑，编采工作能一把抓。另一个弟弟路易斯（Louis）是机厂总管，两个妹妹内奥米和伊丝黛（Naoni and Estelle）任职发行与市场推销。有时候在家族企业公司里任职的堂兄弟、侄儿女、妹夫、姑舅亲眷，多达六十四人。

尽管家人亲戚这么多，终究，对于他事业的旗舰“前锋出版公司”，他觉得除了两个儿子，谁也信托不过。

第二章　活在父亲阴影下

阿拉德·洛文斯坦（Allard Lowenstein）没交代他去哪里。他瞒着父母匆忙溜出位于维斯契斯特（Westchester）的家，赶往曼哈顿，去安抚目前陷于痛苦绝境中的朋友士毅·纽豪斯。刚才电话里，士毅提到要以自杀解脱他感受的痛苦。这不是他第一次的生命危机，在他写给洛文斯坦的一些信函中显示，纽豪斯在中学期间一直到大学的头两年，自杀的念头总是如影随形，鬼魅般地跟着他。士毅感觉强烈的不快乐和深沉的绝望。有时候，他父亲过高地期望不停地纠缠他，再也无法承受心理的负荷。阿拉德是少数几个朋友中，他信得过且能倾吐苦水的人，阿拉德甚至有时还陪他过夜，天亮时才偷偷摸回家去。

早在四十年代初期，两个男孩在霍拉斯·曼恩学校（Horace Mann School）同学时就已成好友。这是一所专收男生的私立中学，位于纽约市布朗斯区最北端，靠近维斯契斯特郡的郊区。洛文斯坦和土毅·纽豪斯是一九四五年级同学，洛文斯坦在高中三年级时就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具有领袖气质。他对政治一向有兴趣，后来积极推动民权运动并且当选纽约州众议员，但在一九八〇年不幸被谋杀丧生。

士毅在十六岁时是一个痛苦又害羞的少年，他把阿拉德看成一个能够关心并照顾他的兄长，因为他有十毅最缺乏的自信心。阿拉德时常劝解纽豪斯，要他甩掉自杀的冲动。

士毅年轻时有太多情绪上的不安与烦恼，自杀的念头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项——在一条充满痛苦的成长道路上，包括大学退学、有了三个孩子的不快乐婚姻后又跟另一个女人退婚，以及中年以后很长一段单身生活。不少人怀疑士毅经历了这些不如意的打击后，是否有能力接掌他父亲的庞大事业，因此都认定他弟弟唐纳德将凌驾于他而继承家业。老萨姆·纽豪斯最亲密的心腹老友，即退休的雪城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托利博士曾说，“我记得唐纳德比士毅更像他父亲。士毅花较长的时间成长，他有一段荒唐日子，但是唐纳德一直都在走正路。”

富贾生活

从外表上看到的士毅只是一个沉默而又不讨人喜爱的高中学生。身材瘦小，满头黑色鬈发，谁也不知道他内心世界里的纷乱杂绪。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位终日彷徨无主、在社交场合羞涩笨拙的年轻人，居然乌鸦变凤凰，一跃而挤身成为全世界财势最雄厚的媒体老板。年轻时的士毅平凡得无法令人产生深刻印象，他一位中学同学，当过班长的约翰·霍尔德斯坦（John Halderstein）几乎想不起对士毅有什么印象，除了想起他最教人熟悉的一点：他是阿拉德·洛文斯坦的朋友。霍尔德斯坦五十年之后回忆说：“当你提起士毅，使我立即想起阿拉德。他很静、很害羞，我认识他，但我们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我觉得士毅需要一个好朋友。我有那种感觉。”除了阿拉德之外，同学之中没任何人知道士毅·纽豪斯当时多么需要一个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萨姆·纽豪斯到了晚年才终于承认他一心只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新闻王国，故而工作太忙，经常冷落了自己的家庭。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我没有多少时间花在他们身上。我无法做到像时下的父等那样，以传统的亲近方法和儿子相处。”

难得遇到和儿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萨姆从不浪费时间，总是把握机会，用来训练美国最大私有财富之一的接班人。星期天早晨，父子不是一起去打棒球，也不是去钩鱼，而是老纽豪斯带两个儿子去他办公室。士毅从五岁开始，就这么接受栽培训练。

由于萨姆工作太忙极少在家，照料家庭的担子就落在他娇小妻子蜜芝·纽豪斯的肩上。她为了弥补丈大总不在家的缺憾，把所有时间和情感都用在两个儿子身上。士毅和妈妈特别亲近，他的身材长相比较像母亲。蜜芝出生于移民家庭，父亲经营一家成衣工厂，去世后，母亲搬来和女儿同住，也帮忙照料两个外孙。

萨姆和蜜芝一九二四年结婚之后不久，买下斯塔腾岛的《前锋报》。由《前锋报》的盈余中提拔出资，在岛上海滨买下一座可以观赏纽约湾全景的房子，装修布置之后，新婚的纽豪斯夫妇迁入新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长子小萨姆·I·纽豪斯（Samuel I.Newhouse, Jr），就是士毅·纽豪斯诞生了，由于生产过程不很顺利，最后开刀产下孩子。士毅的弟弟唐纳德两年之后出生，也是开刀生产。蜜芝原来计划要有四个孩子，但是医生建议，生第三个孩子对她的身体健康太过危险。

蜜芝是一个对精美事物具有品味的女人，她似乎弥补了萨姆个性中的粗糙与棱角。初识萨姆之时，蜜芝是“派森丝设计学校”（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学生，萨姆追求八个月，送了一只昂贵的钻戒，赢得蜜芝芳心，两人步入礼堂。不过，这段姻缘并非纯属巧合，蜜芝身高只有五尺，比萨姆·纽豪斯略略矮了一点点——萨姆一生中与别人相处，一向特别注意身材的高矮。

蜜芝一辈子都努力地在社交圈子里往上攀爬，她热中于曼哈顿的夜生活和上流社会的高雅品味。在曼哈顿，经常有歌剧和百老汇舞台剧的首演，接着是在“沙迪斯”（Sardis）餐厅的豪华晚宴。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真正是乐此不疲。随着丈夫收入愈益增加，她每年都安排国外旅游，特别是参观“迪奥”（Dior）和“吉文奇”（Civenchy）等名设计师在巴黎的时装表演。蜜芝怂恿丈夫将斯塔腾岛乡下的家搬到曼哈顿中心公园大道上，拥有十四个房间的豪华大公寓，她用法国式古董家具将新居装潢得堂皇典雅，有如路易十四的豪华皇宫。

萨姆对蜜芝在金钱上的需求阔绰从来不打折扣。室内装潢设计师约翰·杰拉尔德（John Gerald）说：“当我们认真地谈到花钱细节之前，我总先证询萨姆的意见。他对蜜芝想要的东西大方得很，该花的钱从不皱眉。”

等她觉得厌烦了，蜜芝会找一个新的室内设计专家来，把起居间整个重新布置。

蜜芝通常以这样口气下达指挥命令：“真是乱七八糟，你知道我的意思，快点给我弄好。”在父亲的世界里，对年轻的士毅可没那么宽纵。孩子稍长能够陪他去公司上班之前，萨姆·纽豪斯几乎忽略了两个儿子的存在。不久之后，他结他俩拟订一份像基层主管训练计划的课程表，他安排送他们搭火车去华府，行程中包括参观国会山庄，晋见达官显要。每个暑假都在父亲各个报馆里见习、接触报业中每一部门工作。他要求两个儿子接受足以激发倾向的严格训练。

工作是家庭纪律的最主要部分。萨姆·纽豪斯早就给两个儿子设立了信托帐户，他们未来的生活，事实上早有保障，但是萨姆仍是使用毫不宽容的标准严厉管教。萨姆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谈及他儿子们未来在报业王国中的地位：“他们总会有工作做。可是，如果他们不能把工作做得很好，他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萨姆决定要把士毅和唐纳德送进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好好充实他们，以便面对未来竞争激烈的世界。霍拉斯·曼恩中学看来是非常理想的学府。每年招收大约一百名学生，其中包括许多移民家庭第二或第三代子弟，像纽豪斯家一样，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学校办学的宗旨强调将来在事业上的成就。士毅那一班同学中，有很多人长大以后事业上颇为成功，像《时代》杂志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ony Lewis）、前曼哈顿选出的国会众议员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曾在两届总统手下担任内阁部长的詹姆斯·史勒辛格（james Schlesinger），以及名律师罗伊·科恩（RoyCoh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士毅·纽豪斯在他给同学洛文斯坦写的信里，对于家庭与学校以外的世界常有评述。当邱吉尔黯然下台的时候，因为阿拉德一时兴起他说“真好极了”，纽豪斯立即为他崇拜的英国首相强力辩论：“他是历史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并提出警告说，罗斯福总统死后不久，邱吉尔跟着失势下台，“无异将世界直接送给斯大林去掌控。”

私底下，士毅对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在民主党内的活动，也表示相当关切，担心民主党会被“工会控制的极左翼分子、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所控制”。父子之间尽管有许多意见不合之处，但是士毅·纽豪斯与他父亲在有关工会问题的观点上则完全一致。对于一九四五年纽约市“可耻的”报业大罢工，士毅表示极度憎恶，语调就像萨姆·纽豪斯的代言人。照他的说法：“你们可以想象，三千个帮会恶棍，让一千七百万人无报可看。这批家伙应该全部关进监牢里。”

士毅·纽豪斯在高中最后一年即将毕业之际，本想追随班上其他同学，上一所长春藤盟校，但是希望破灭。他申请康奈尔大学，又未被录取，心中非常失望。

老萨姆·纽豪斯对康奈尔拒收士毅之事显得并不在乎。他一直希望让两个儿子都进雪城大学。雪城与康奈尔位于纽约市同一地区，是一所规模很大的私立大学。纽豪斯家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伊萨卡（Ithaca）包办了仅有的日报和晚报，还拥有电视台与广播电台。事实上萨姆·纽豪斯从来没有机会正式念过大学。但他以惯有的热中，卯上了雪城大学，决心要把自己弄成校园里的大人物。他曾当选雪城大学校园里犹太学生兄弟会荣誉会员，而当时的校长威廉·托利认定他这个有钱大佬，刻意巴结他，要他给学校大笔捐款。在大学运动场他私人包厢里，星期六下午经常看到萨姆·纽豪斯和校长坐在一起，热心地替大学足球队加油。托利校长和老纽豪斯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看不出有任何迹象显示雪城大学并非士毅的第一志愿。

很多年以后托利谈起士毅·纽豪斯，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对康奈尔大学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校长回忆说，“他本来可以上康奈尔的，不过他改变主意。萨姆告诉我两个儿子都要来念雪城，我想，是他影响了两个孩子。他们来雪城之前，我都未曾谋面。”儿子被康奈尔拒收之事，萨姆从来没有告诉托利校长。士毅和庸纳德就读雪城大学期间，托利校长由于和老萨姆的亲密友谊，甚至帮他留意两个儿子下课后的生活起居。此后几十年中，萨姆·纽豪斯先后捐给这所大学好几百万美元。

父子的冲突

士毅·纽豪斯在雪城的生活情况很不令他父母满意。有时父母来访，竟会爆发激烈争吵。有一次他父母北上加拿大度假，途经雪城顺便造访士毅宿舍，他母亲看了内室几乎当场昏倒，她把房间的脏乱，比拟成他父亲小时候在纽约市郊贫民区里的住房宿舍。士毅虽然离家在外，似乎仍然摆脱不了父亲的火爆脾气。在他刚进大学一年级时父母来校看他，一言不合就给大骂一顿，士毅说，“就像我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不愉快一样，只能听任他们滔滔不绝的教训。”

百万富豪之子士毅·纽豪斯对他的新学校环境有一大堆牢骚和抱怨。首先，学校太大，光是一年级新生就有一千八百人，他不习惯大团体生活，感觉自己常失落在茫茫人海之中。宿舍房间陈设太过简陋，他觉得有点像修道院修士的卧室。他抱怨学校校刊根本不像报纸，空洞贫乏得像厕所里的卫生纸。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说，校刊经营得太差，报道大“柔”性，看不到任何好内容。他并表示雪城大学校风极其无聊，学生们普遍缺乏对政治的敏感与关怀。

不过，进了雪城大学，士毅·纽豪斯总算有生以来第一次逃出父亲阴影下的庞大影响。他开始了一段波涛起伏的成长过程，为的是追寻真正独立的自我。那年冬季和春季接连两个学期，士毅完全不顾一切地放纵自己，以前从来不曾如此尽情地享受过——他认为比他一生任何时期都更快乐——他索兴喝得大醉，惹火了很多朋友，大家和他慢慢疏远。这种不确定的自我追寻，非常急躁而又无知。不过，士毅·纽豪斯终于可以不再受人拨弄，回复自己本相。快乐时光维持不久，这种具有自毁趋势的行为，早晚逃不过退学的命运，当大胆反抗挑衅的激情过后，情绪的钟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自杀的念头再度油然而起。

自杀一直是士毅·纽豪斯的另一种选择。在给老友阿拉德·洛文斯坦的一封信中，士毅说：“我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情绪低潮时期。还记得我要自杀的老话吗？哈，我现在又想起它来了。”当然，有关自杀的谈话，一直是两个高中同窗好友之间的秘密。事实上，还有很多话题，迄今仍是秘而不宣。

高中同学时代最同情并照顾纽豪斯的阿拉德，事实上也常彷徨无主。日后才找出来的罗文斯坦日记以及私人文件显示，他怀疑自己的兴趣倾向，并且是一个双性恋者，内心存有同性恋的冲动。一九四三年，在霍拉斯·曼恩高中时代，洛文斯坦在日记中说，“当我看到某些男孩子时，我真难于控制自己的冲动。上帝呀上帝，我应该怎么办？”在高中时期，洛文斯坦很显然地把自己对男性的情欲冲动予以克制升华，年长以后，甚至终其一生，他都持续地保持这种升华境界。洛文斯坦在日记中说，“我认为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将它变成非常亲密的友谊。”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威廉·夏夫（William H.Chafe）所述，洛文斯坦当年在霍拉斯·曼恩中学时代，从来不曾向任何朋友透露过他心里的这种痛苦挣扎。

士毅绝大部分的烦恼似乎源自一旦失败的恐惧——如果不能符合拥有伟大权势父亲的期望，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这项恐惧在士毅·纽豪斯情绪上构成长期的阴影。老同学阿拉德的妹妹，也是童年玩伴机乐赛说：“我认为纽豪斯伯伯非常严厉，不管对与不对，他的确对士毅管得太紧。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他真的做错什么，而是在于士毅不能符合他父亲的要求。也许是他父亲要求得太高，也或者是他父亲不能了解年轻人的心理，因为士毅根本不是他理想的儿子。我想他所想要的是一个坚决、能干而又聪明——很杰出的类型——显然士毅并不是那么一块料。”

大二那一年，阿拉德逐渐与士毅疏远，士毅只得努力地设法在雪城校园里结交新朋友。由于他被兄弟会开除，交友愈显困难。雪城的同学，后来成为纽约著名设计师的唐纳德·布鲁克斯（Denald Brooks）说：“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特立独行地在校园里独树一帜了。我们同在校外租房子，他住在我隔壁，我记得当时每一个人都在放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兰·米勒（Glenn Miller）的唱片，我们听见士毅屋子里传出的音乐是马勒（Mahler）和西贝柳斯（Sibelius）。”

本质上，士毅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不过他太不成熟、太放纵自己，使得雪城大学似乎容不下他。他不能维持新闻学院要求的最低平均分数，不得不退选主修。到大三那年，纽豪斯放任地完全不能集中心智，根本不考虑今后到底要干什么，终于被迫从雪城大学退学，从此他再也不曾返回学校。对于父亲萨姆·纽豪斯而言，长子决定退学，成为一个退学生，这种颜面尽失的不光荣纪录，简直令他难过到极点。在萨姆·纽豪斯心目中，念大学，当一个全天上学的学生，真是一种奢望。小时候因为家里实在太穷，萨姆念到八年级就不能再念下去。他不得已，参加纽约州特别甄试，得到同等学历的中学毕业证明。白天他在《贝昂尼时报》打工的那几年，晚上抽空在新泽西法学院半工半读地修课，一九一六年毕业，拿到一个法学士学位。三十年之后，如今他的大儿子，有着优渥的条件，以及深造的机会，竟然却不加珍惜而自甘堕落，遭到退学。萨姆·纽豪斯此时自然更加失望万分。

士毅决定退学之后，虽然弟弟唐纳德也跟着进了雪城，父亲对雪城大学却再也提不起从前的那份热心了，托利校长亲自和萨姆研究，希望劝说士毅留在学校继续念下去。但是老萨姆谢绝了这份好意。

萨姆·纽豪斯后来告诉托利：“我不争了！他们自己要退学就退学吧。”

婚姻

几年之后，也是在大三那年，唐纳德亦从雪城大学自动退学。对于兄弟两人都先后退学，唐纳德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解释：“我们都是静不下来的人，都急于做事。社会的工作吸引我们离开大学。”唐纳德决定离开学校的实际情形，和士毅纯因成绩不好又自我放纵，因而念不下去的情形并不一样。唐纳德的长相和言行都很像他父亲，工作也相当卖力。在学校时，是校刊的业务经理，又在家族所属《长岛新闻》里叔叔泰德·纽豪斯手下学过报纸经营，唐纳德之所以决定离开学校，看来似乎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年轻人迫不急待地想尽快就业。在雪城大学，唐纳德遇到一位漂亮的女同学苏珊·马利（Susan Marley），当地一个收集废物而白手起家百万富翁之女。后来，唐纳德和被人昵称苏西的这位美女结婚，并育有多位子女。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事业成功，家庭和睦，使唐纳德信心十足。

士毅·纽豪斯的境遇不像弟弟那么幸运。在雪城大学他也遇到一位红粉佳人，后来娶了她。士毅的首任妻子简·弗兰克（Jane Franke）是一位友善、开朗、感情敏锐的女子，雪城大学艺术系毕业。她在一九四〇年念大学时邂逅士毅·纽豪斯而陷入情网。虽然士毅后来退学，两人仍长期维持很亲密的感情。士毅离开雪城大学，进入《长岛新闻》工作，以后又进空军服役两年。士毅的家人，尤其他母亲蜜芝，都非常喜欢儿子挑选的未婚妻。大家都希望他俩快点成婚，作为士毅愿意安定下来开创新基业的象征。

简在雪城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一个月，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和士毅·纽豪斯在纽约市华尔道夫·亚士托瑞大饭店翠玉厅举行婚礼。弟弟唐纳德是男傧相，简的妹妹是女傧相。士毅在前一年八月入伍，当时派驻在纽约日内瓦的森浦逊空军基地。

一九五二年士毅由空军二等兵退役，被派到俄勒冈州波特兰他父亲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再回纽约《长岛新闻》。士毅在父亲的事业里仍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而又能胜任愉快的职位。在家庭生活上，情况更糟，他俩的婚姻并不快乐。士毅和简陆续生下三个孩子，萨姆、韦恩和波密拉，婚姻生活冲突不断，加上两个人都年轻而显得情绪不稳，小女儿波密拉出生之后，士毅和简即宣告分居，后来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的士毅虽然不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但仍关心他们的生活，希望能继续当一个好父亲。士毅婚姻失败对他父母的心情影响很大。萨姆·纽豪斯的一位老朋友恩尼·杜浦克（ErnieDoepke）曾经说：“他们俩痛心了好一阵子，尤其是蜜芝。她认为纽豪斯家的人是不应该离婚的。有两年，我们到他们家拜望，从来见不到士毅。她不准他进门，她那段时间等于放弃了这个儿子。”

他父亲对离婚事件的反应，比他母亲更加严重，萨姆常常借故羞辱士毅。一九六二年萨姆·纽豪斯买下《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后不久，在公司财务报表上发现一罐价格十一美元的“刮胡膏”这笔支出。他恼火极了，严词诘问儿子，为什么要把刮胡膏的帐报到公司的开支里。由这件事看出老萨姆·纽豪斯对这个儿子的强烈不信任。当时士毅已经三十五岁，既是一个大学退学生，又是和妻儿相处不睦的中年人，因为这种表现明显地不合老萨姆自己言行举止的规范。萨姆·纽豪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米克为他们父子关系下结论说：“他父亲一定怀疑自己能否有朝一日克服他对长子的极度不满。”

在他父亲所属的报纸里，大家都把士毅·纽豪斯看成有点类似小丑的角色。《长岛新闻》一名同事回忆说，士毅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很少拿笔写东西，总是在看《每日工人报》（the Dailv Worker），一直看到下班。任职在他父亲设在华府总社的通讯社里，后来成为全国知名专栏作家的朱尔斯·魏克弗（Jules wit-cover）回想起士毅·纽豪斯，就觉得他简直就是那种典型笑话里有钱老板的无能子嗣。魏克弗告诉米克说：“在我们通讯社里，大家都管他叫杰里·刘易斯，他的长相举止酷似杰里·刘易斯。报社有一次派他出去采访，他整装出发，身上竟然挂满四个照相机……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年轻人。”

与简离异之后，士毅的私生活变得愈孤独和放任。连他的嗜好，也都属于“孤芳自赏”型，像收藏艺品，看老电影等等。他曾与不少女人约会，包括后来成为“亨利·班德斯公司”（Henri Bendels）总裁兼合伙人的吉拉汀·施图茨（Geraldine Stutz），以及在康德·纳斯特公司服务的娜汀·贝尔廷（Nadine Bertin）。之后，他比较固定地频频和另一位雷切尔·克雷斯潘（Rachel Crespin）约会，并且向她求婚。一九六二年十月下旬，两人宣布订婚的消息出现在《纽约时报》社交新闻版上。克雷斯潘当时也是刚离婚，在服装杂志《少女大观》（JuniorBazaar）担任编辑。不料，订婚一个月后却突然宣告解约，士毅未能如愿娶得克雷斯潘。

克雷斯潘许多年以后回忆说：“我和士毅只订婚一个月。感情进展很简单，在一次聚会上我们相遇，是一段非常短促的爱情故事。和他关系比我更亲密的人很多，但我曾仔细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朋友。”克雷斯潘拒不透露两人突然解除婚约的原因。不过，她说：“我倒是满喜欢他。他是个好人。”

士毅·纽豪斯过着一种放纵而奢华的单身贵族生活。有一次他破例地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出现在一篇介绍纽约曼哈顿区单身汉生活方式的特写文章中，那年他三十八岁。文章的图片摄自他豪华公寓中，当时，士毅穿着昂贵的休闲服饰，坐在他收藏的抽象画前，静待菲律宾籍仆人毕多罗用漂亮的白茶壶组给他沏茶。士毅对这个管家仆赞不绝口，夸他烹调厨艺高明，会做许多的菜式，由意大利通心粉到北京烤鸭，样样精通，并且形容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奢侈品之一”。

这种放任肆意的生活方式当然绝对得不到他斯巴达式严格父亲的认可。不过，萨姆在公开场合，却从来不肯透露他对这个儿子的不满与失望。在内心深处，他似乎为儿子们设立了更高层次的任务——督促他俩在庞大家庭事业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确保家业永续经营。无论受到任何挫折，萨姆·纽豪斯永远以家庭整体观念为重。萨姆在他生命将近结束时语重心长他说：“孩子们很早就学这行生意而且学得很好。对我的孙子们和随之而来的其他晚辈而言，情形也都如此。他们生来就享有的生活条件，在我的童年时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我的子孙们都一生下来就能体认到，由于与生俱来的优裕环境，使他们对这个家庭，对传承的事业，对整个社会负有重大责任。”

立足点

六十年代中期，老萨姆·纽豪斯以将近七十岁之年成为美国报业传奇。各种新闻杂志期刊不断载文赞颂他的成就，并且享有雪城大学以他姓名命名新闻学院的殊荣。

一九六四年萨姆·纽豪斯新闻学院落成典礼时，约翰逊总统亲自莅临，并发表专题演说，会后并与萨姆·纽豪斯及其家属正式合照。在这张难得的照片里，唐纳德、苏珊带他们的孩子站在总统与夫人身旁，士毅则独自一人站在父母身后。

即使是与士毅不和的子女也能体会，作为一个屈从在父权管制之下的儿子，他所承受的情绪压力。士毅的女儿波密拉·纽豪斯在一九八〇年一次记者访问时谈到她盛名的祖父：“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你们可能听说他个性温和、不独断，但是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喜欢指挥大家照他的意思做事，他未曾鞭打我父亲或勉强他人就范，但是当一个人在特定方式下长大，却只给你某些特定的机会，你就会变得很难去抗拒，因为你别无选择。我父亲生来富裕，也许他被宠坏了，所以，到了成年他能自己做决定时候，他会决定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

士毅决定追求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生活方式，他要超脱父亲的世界——一个远离纽约社交圈，以及散处在不同地点、机房油腻肮脏的报纸天地。他借着流行杂志的复杂内容、精致文学、现代艺术与服饰，以及随之而来无可估计的财富，将一代的声名在曼哈顿岛上傲然树立。

多年来苦苦挣扎却一直无法在父亲报纸王国里找到定位的士毅，终于在家族事业中寻觅到可栖身之处——康德·纳斯特（Conde Nast）的杂志世界——一个长期遭受他父亲冷落的事业。

第三章　鲸吞购并：康德·纳斯特

关于纽豪斯家有个故事是这么传述着。一九五九年的一个早晨，萨姆·纽豪斯离开他坐落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上的家，陪妻子散步；途中他问蜜芝，三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即将到临，她想要什么礼物。蜜芝不经意地回答说：“我现在只想要一本《时尚》可以阅读。”萨姆后来对亲友说：“她要一份时装杂志，所以我再出去一趟，给她买下《时尚》（Vogue）！”

任何一个熟悉萨姆·纽豪斯生平事迹的人都知道，这则常被引述的故事，即使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情节，至少也是添油加醋的美化效果，因为他萨姆永远深思熟虑，极少即兴而为。当然，拥有一份像《时尚》这种高级杂志所带来的身份标志，的确能让蜜芝高兴万分。《时尚》长久以来已经成为时装界的圣经，也是属于美国上流社会、图文并茂的社交活动行事历，花五百万美元买下《时尚》，以及康德·纳斯特时装杂志集团所有其他刊物，其实是纽豪斯想多元化经营媒体王国的一小部分手法。自从获悉康德·纳斯特股票上市待售，纽豪斯立即决定不惜代价买下这个外评极佳、经营稳定且广告丰厚的杂志集团控股权。

士毅·纽豪斯事后回忆，他父亲最初听负责这笔买卖的经纪人说，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开价五十万美元。

老纽豪斯回答：“看来是件好买卖。”立即授权经纪人去谈这笔生意。

后来，经纪人回电传来坏消息，说他弄错了价钱，正确价格必须高出十倍。

萨姆·纽豪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说，“听起来仍是好价钱。”

去芜存菁

纽豪斯五百万美元的出价，对“康德·纳斯特出版公司”（Conde Nast Publications, Inc.）董事长兼总裁伊瓦·帕特切维奇（Iva Patcevitch）来说，也是好价钱。这家时装杂志公司原来的老板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去世，但是公司仍然沿用他的姓名。举止优雅满头银发的帕特切维奇是现任的老板，一般人都称他“柏特先生”，愿意将他个人持有，可以掌握公司经营的四十七万股股票卖给纽豪斯。不到三个星期之间，纽豪斯又从其他小股东手中加买了五万股（总共购得公司所有权的52%），并且说服帕特切维奇留下来，继续替他督导公司的营运。帕特切维奇把股权卖给纽豪斯的事通知员工们，并且表示纽豪斯只是一个“幕后投资者”，并将保证康德·纳斯特杂志所有一切政策、管理、营运毫不改变。

多年来，由康德·纳斯特经营的这家杂志公司业务一直蒸蒸日上，少有对手；不过，到最后却免不了业务逐渐走下坡的命运。自从一九五九年纳斯特买下《时尚》杂志，它的出版路线十分单纯，标榜的是贵族格调和奢华气质。纳斯特本人个子不高相貌英俊，出身于圣路易贫困家庭。他和长期担任总编辑的埃德娜·乌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共同努力，把《时尚》办成巴黎时装和纽约上流社会生活的剪影。纳斯特的杂志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他把《时尚》定位于社会精英的杂志，广告版面只卖给有特色或高品味的广告商。他坚持的原则是——“高”阶级，非大众（“Class, not mass”）。杂志内容也包括一些精选文章和高雅图片，但是它仍维持一成不变的原始目的：促销产品。正如纳斯特自己所形容的：“以言论版面的内容为饵，我们摆脱绝大多数品味平凡的人，只专注钓猎有能力购买高价值产品的十万名高水准人士。”

从一本默默无闻的社交性期刊，《时尚》发展成统领风骚的美国时装杂志，纳斯特又陆续收购许多杂志界中出色的刊物，他旗下杂志包括《浮华世界》（Vanity Fair）和《家与园》（Houseand Ganden）。一九二九年，因为股票市场崩盘，纳斯特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自此之后他的财务状况一直不佳。《浮华世界》可能是二十年代中最好的杂志，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时移境迁，不幸被迫停刊。在他死前三年，纳斯特在一九三九年创刊《魅力》（Glamour）杂志，它成为美国年轻妇女中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也是康德·纳斯特出版公司当年盈余最丰厚的杂志。虽然纳斯特的所有股权最后转入一些英国出版商手中，《时尚》却始终引领社交风尚历久不衰。由《时尚》杂志以龙头地位领军，康德·纳斯特旗下所属杂志皆“品味上行下效”（Taste percolates downward），此种行销理念，影响遍及全国。

在英籍业主伯瑞家族（the Berry farmily）接收控股权之前，帕特切维奇以编务总监兼发行人身份，经营公司二十年。由于个人财力不足以买下整个公司，帕特切维奇只得兜售自己拥有的股权，并洽谈过几次交易（包括亨利·鲁斯的“时代”公司曾拒绝其要价）都没成功，直到最后萨姆·纽豪斯的出现。当时，康德·纳斯特公司所属刊物包括发行量高达四十一万五千份，有广大读者的《时尚》，以及《魅力》、《新娘》杂志（Brides）、《家与园》、《时尚的服装式样》（Vogue PatternBook），还有承印《纽约客》等其他期刊，设在康奈迪克州规模颇大的一家印刷厂。不过，在这种雄大规模的背后，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实际上是呈亏损状态。在一九五九年卖给纽豪斯家族之前，这家股票公开上市的公司，在一九五八年公布的财务报表中，年营业额二千万美元，净赔二十二万五千美元；再前一年，一千九百万美元营业额，赤字十三万二千美元。在买下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之后不久，纽豪斯又买下拥有不少高水准期刊的“斯特里特·史密斯出版公司”（Street＆Smith Publishing House）。以四百万美元收购斯特里特·史密斯出版公司以后，纽豪斯停掉了《魔力》（Charm），将之并入他已有的《魅力》，他的考虑是这两份杂志都是以年轻读者为诉求，不需重复。他对新买下的杂志《年轻主妇生活》（Living for Young Home-makers）也作了停刊处理，并入《家与园》（House＆Garden）。把竞争对手的杂志买下停刊后，使得纽豪斯的广告推销员替第一期合并后发行销路超过一百万份的《魅力》轻轻松松地拉广告。对“斯特里特·史密斯”旗下刊物，纽豪斯去芜存菁，像《淑女》杂志，他不但保留下来，还成为纽豪斯旗下期刊中的要角。在转型期间，帕特切维奇仍居原职，他每星期一或二向萨姆·纽豪斯作午餐汇报。在接下康德·纳斯特权不到一年，业绩立即好转，净利居然高达一百六十万美元。

接手康德·纳斯特还有一层意义远超过财务盈余。一向在报业圈子里被形容为专拣破烂的穷孩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有名时装杂志的阔老板。不过，萨姆·纽豪斯依然不忘专注于独占各大城市市场的报业，仍视它们为自己媒体王国最大财源。他从报纸上所获得的盈余，比月刊杂志不知道丰厚多少。但是他了解拥有《时尚》杂志使他在社交界中力争上游的妻子，感觉无限兴奋。

萨姆和他妻子都成了康德·纳斯特出版公司董事会董事，蜜芝得以每年飞往欧洲一次，遍访顶尖的服装公司并尽情采购，同时更以《时尚》新主人的身份，受到皇室人士般的尊贵礼遇。她经常举办豪华盛宴，贵宾包括许多康德·纳斯特的高级主编和广告客户。由于她身材娇小，《时尚》雇请模特儿时，从来不敢忽略展示小号尺码服装的模特儿。在《时尚》的篇幅里，经常力捧蜜芝，称她为纽约社交界的台柱，当然，绝对避免让读者知道她丈夫就是杂志老板。一九六四年的一期《时尚》专捧社交名流的专栏“大家谈……”里，将蜜芝·纽豪斯描述得十分尊贵，形容她“极像贝利克（Belleek）出产的精品瓷器，色彩淡雅，细致易碎”。

深情厚谊

买下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对士毅·纽豪斯造成最深远的影响。在家族企业里，他一直彷徨无主地四处变换工作，总是在他父亲的报业王国中无法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位。前些年他甚至待在《纽瓦克记事星报》（Newark Star-Ledger）。（那是一份沉闷枯燥的地方性报纸，当然绝对不能和引领时髦风潮、格调高雅的《时尚》杂志相比。）

就像处理所有的纽豪斯家产一样，老萨姆要指派一位家人负责监督康德·纳斯特。最初是由老萨姆亲自坐阵，不久，这份责任便落在士毅肩上。接下担子之后，士毅对这个崭新的康德·纳斯特世界，兴趣与日俱增，因为他能完全地脱离父亲对报纸王国寸步不离的监视，着实地让士毅爱上了这份新鲜的挑战。《幸福》杂志一位作者后来在文章中指出，虽然众所周知的，购买康德·纳斯特的目的是送给蜜芝的结婚三十五周年礼物，“但是也该算是送给士毅的礼物，他进入康德·纳斯特，不仅学习怎么办杂志，而且发现高级杂志世界完全合乎他的品味和兴趣。”

刚买下这批杂志不久，士毅开始在《魅力》工作，他做过几个不同的职务，借机学习杂志事业的每一层面。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在康德·纳斯特杂志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于是老萨姆指派他担任美国版《时尚》的发行人，这位职位一度是时装刊物业中地位崇高的帕特切维奇所拥有的职衔之一。曾与纽豪斯家族共事多年的一些人都承认，士毅对这份他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适应得非常之快。家族的长期公关顾问雷·约瑟大回忆说：“打从一开始，他就发现杂志的工作比报纸可爱得太多，方才找到他真正的定位。他父亲萨姆向来对杂志没多大兴趣，这是因为萨姆是在报纸的世界里成长的。”《魅力》杂志广告经理狄克·肖特维（Dick A.Shortway），十分受到士毅的倚重，他指点士毅了解杂志出版每一个部门的工作。肖特维是一个精力充沛且帅气的人，嗓音低沉，长相貌似电影明星威廉·荷顿，在以后的五年中，他天天与士毅共事。当时的杂志出版界一致公认狄克。肖特维是杰出的广告经纪人，他能在餐会席上把客户侍候得服服帖帖，说动他们在康德·纳斯特杂志上做广告。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事推销广告，一向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纽豪斯更是不精于此道。当时担任《魅力》广告推销员的波德·戴蒙狄斯（Peter Diamandis）回忆说：“士毅从来不敢独自出门处理事务，他喜欢将自己关在家里。但是跟狄克在一起之后，他居然敢出外与零售商、化妆品公司主管们洽谈公务。狄克有点像他的启蒙老师，他是个了不起的推销人才——自信坚强、言必有物、活泼外向，能够高明地处理被拒绝的尴尬。我想他教了士毅某些秘招，包括一些如何应付被人拒绝的窘境。”戴蒙狄斯后来也曾在纽豪斯旗下当过杂志的发行人，然后自立门户，创办一家资全数百万元的杂志公司。

巧合的是，狄克·肖特维当时也和士毅一样——三十多岁，而且也是婚姻刚刚失败。当然，他们俩相同点仅止于此。狄克永远记得第一次走进士毅·纽豪斯办公室的情景。“您有一分钟时间吗？”肖特维问。

大老板身份的纽豪斯抬起头来，谦和地笑着说：“是的，是我……是我的荣幸。”

从外表的一切看来，肖特维天生推销员昂首阔步的外形和内在的自信，正是年轻的纽豪斯所短缺的气质。在《魅力》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士毅是一个不擅社交的主管，言辞拘谨羞涩。他常常为自己过于内向的性格觉得悲哀而又自责。有一次，他度假结束后，便直接回到办公室参加一项广告推销会议，士毅皮肤晒得黑褐又刚好穿了一套新西装。

戴蒙狄斯回忆说：“我当时正在会议室里，听见有人说，唉呀！你看起来很棒！士毅。”

士毅面无表情地回答说：“那只是外表。”

萨姆把事业王国的一部分拨给士毅，让他有自己的天地可以尽情发挥，这是一个极具关键性的契机。士毅由肖特维那儿学得杂志事业的经营手法，并对这个新购迸的杂志集团产生了浓厚兴趣。进驻《魅力》杂志之后，士毅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肖特维的隔壁，当两人谈到杂志的编辑内容与推销策略时，彼此的后题简直没完没了。士毅学得很快，两人相处不久，他就有能力提出一些特刊或专题的新点子，并询问肖特维是否也觉得这些新点子能更创广告佳绩。至少每星期一次，肖特维会和士毅共进非正式的工作晚餐，话题总是高不开业务。肖特维说：“我到士毅家里去，通常只有我们两人——偶尔我会带一位高级广告助理——我们随即开始讨论问题。家仆总是一开门就说‘哈罗，肖特维先生，想喝一杯威士忌苏打吗？’士毅出来时，总是穿条牛仔裤，没穿鞋袜光着脚丫。他的家仆毕德罗会给我们准备晚餐。”

由于成天在一起工作，士毅和肖特维很快便结成好友，有时候还会各带女友一起聚会。六十年代初期，当萨姆和蜜芝共同主持订婚喜宴，祝福士毅和雷切尔·克雷斯潘早日成婚，狄克就是应邀宾客之一。虽然几个礼拜之后订婚便告取消，意志低沉的士毅却对肖特维信任有加。

在一些纽豪斯的家庭聚会上，当肖特维遇见老萨姆时，总被拉到一旁，悄悄地问道：“业务怎么样了？”虽然肖特维名义上受雇于萨姆，但是他却明显地效忠少主，他总是一语带过地回答“好”或是“有希望”，立即封住萨姆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出乎意料的，肖特维这种果断的回答常让萨姆满意。

和士毅的良好工作关系至少是肖特维职务不断高升的主要关键。一九六二年，肖特维由《魅力》杂志调升《时尚》广告经理。当时士毅主管《时尚》的经营，也监督康德·纳斯特其他期刊。肖特维建议士毅争取发行人的头衔，但是遭士毅拒绝。因为“纽豪斯家人从来不争头衔”。但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士毅·纽豪斯正式被任命为《时尚》发行人。两年之后，肖特维成了他的助理发行人，这项人事升迁，大部分理由在于士毅不喜欢抛头露面跟外界接触。肖特维后来回忆：“士毅是个极端内向的人，一点都不喜欢和外人接触。我建议他说，你必须有一个在外头办事的人，并授予他某些程度的权力。所以，他让我升任助理发行人，我主外，他主内，但所有的决定都由士毅包办。”对家中的老友人雷·约瑟夫而言，士毅在待人处世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约瑟夫记得，在一个天色未明的早晨，他在康德·纳斯特办公室里见到士毅正埋首书案之中，令他感到异常惊愕，简直不可置信。似乎这位一度迷失方向，彷徨无主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懂得集中心志追寻自己的目标。

在员工们上班之前好几个小时，士毅已经在他漆成纯白色的办公室里开始忙碌了，墙上挂着几幅画，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志堆放在房中一个角落。约瑟夫回忆说：“他总坐在办公桌前，忙着使用一台计算机，仔细算出各种百分比，深入了解这份报纸报道些什么、那份杂志做得如何。并没有一大批助理在他身边，他只是一个人自己盘算。他运用这种勤能补拙的办法，自己亲自动手，计算出各个刊物的实际作业情况。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出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并立即着手改进。”

良师利伯曼

对士毅·纽豪斯来说，除了事业方面的问题，其他有待改进的重点之一，就是他自己的自尊心。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除了展现本身固有的商业性质外，也提供了通往曼哈顿某些上流社交圈，以及迷人的艺术、时装世界的晋身之阶。

能够帮助他并引领士毅迈入此一神奇领域的人，是一位已在公司服务数年，后来成为士毅·纽豪斯良师益友的利伯曼。利伯曼外号“银狐”，是一位孜孜不倦，思路缜密的老绅士，他在往后四分之一世纪之中，将成为康德·纳斯特事业里影响决策且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

利伯曼站在一排设计版面的玻璃桌前，有时用放大镜，有时用肉眼，不断地仔细的凝视每一张小小的照相底片。就像矿工一丝不苟地在淘金一般。在这些一长条的底片里，要挑出一张下期杂志的封面，这张照片必须是他所谓“有魅力”的照片（a photo with“charm”）。

利伯曼外表严峻，鹰钩鼻型，灰白相间的胡鬓修饰得十分整洁，蓬松的银白头发由前额梳往脑后。一九九〇年，他已将近八十岁，却仍然一副指挥若定的神采，督导康德·纳斯特旗下各个不同的杂志，而且事必躬亲。在上班时间里，他通常穿着一套很难形容正确颜色的深色西装、蓝衬衫，配一条藏青色领带。他喜欢穿黑色保守的锐跑（Reeboks）球鞋或其他软底皮鞋，使他总能悄然无声地进入一个房间。他这位康德·纳斯特的编务总监，早已不需靠衣着来代表权威了。

当他检视各个杂志艺术主任送来预备用作封面的照片或是版面大样时，利伯曼惯用一种超然脱俗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评鉴意见，经常使用“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等亲昵辞汇来缓和他直言无讳的批评。这种严苛的考验过程，即使对一些有经验的专业者手都经常觉得吃不消。维朗尼克·韦燕妮（VeroniqueVienne）尤其记得这种严酷情景。在她担任《自我》杂志艺术主任的短暂任期中，韦燕妮很快学得康德·纳斯特独特的细微言辞差异以及公事上的双关语意。这种特殊气氛在许多方面都似乎反映士毅·纽豪斯以及利伯曼两人诡橘的个性。她记得有一次某一张版面大样被利伯曼警告说：真是“太好了”，并沉着嗓音用法文继续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多用一点思考吧。”她非常了解，在康德·纳斯特的公司言语里，它的意思是她的版面设计不要太粗俗，太肤浅。总监的尖刻批评，表面听来如沭春风，事实上却暗藏着锋利如刃的警告。

韦燕妮后来提出她的观察：“像大多数被虐待的受害人一样，康德·纳斯特员工们崇拜虐待他们的人——利伯曼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自我》杂志里，我们也不例外。我们都尊称他”利伯曼先生“当他进我们办公室时，大家有一种莫名其妙高亢的使命感，像孩童心情般地突然兴奋起来。”

利伯曼对暴虐的嗜好，不仅扩展到他的艺术工作领域，也及于公司内部的政治运作。有一阵子，《时尚》杂志版面设计室里，墙上贴满小型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各期封面，充满着社会暴力犯罪新闻的血腥镜头和人类悲惨故事的哀戚画面，供利伯曼为刺激工作灵感的参考。用具“新闻性”（journalistic）这个词来形容利伯曼的作品要求，是一项崇高的恭维，他所追寻的是一种视觉理想。他撕下来张贴在墙上的黑白报纸封面、醒目的标题大字、特殊手法剪辑的照片、强调动作，并将捕捉到的刹那动感凝固在画面上——这都是利伯曼的独特商标。

在复杂的同僚关系里，利伯曼也是一位众所公认的大师。多年来，他能历经多位不同的老板、许多才华洋溢的总编辑，仍能保持职位于不坠，显示出他高深的功力。不过，一直到纽豪斯家族买下康德·纳斯特经营权之后，利伯曼才在公司里晋升到顶尖地位，他的审美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士毅·纽豪斯，而且及于整个美国传播媒体。

一九五九年纽豪斯家族买下康德·纳斯特不久，萨姆找来他的长子说：“进去工作，并学学要怎么办杂志。”士毅在这个领域的启蒙老师就是利伯曼，一位四十七岁温文有礼的艺术家，曾经主编过大西洋两岸的著名杂志。在原来的康德·纳斯特集团的主力杂志《时尚》里，利伯曼排名在发行人帕特切维奇和总编辑杰茜卡·戴维斯（Jessica Daves）之下，担任艺术主任。不过，集团旗下其他杂志的艺术主任鲜少有人具有利伯曼的影响力。年轻的纽豪斯一进这个杂志世界立即发现，无论在欧洲文化、现代艺术，以及个人言行举止的魅力上，利伯曼都是一位十足的老师，正是父亲要他学办杂志的良师益友。随着业务量的水涨船高，利伯曼的权力也跟着加大，他并于一九六二年正式奉派担任包括《时尚》在内，所有康德·纳斯特杂志的编务总监。在士毅眼里，看利伯曼就像看正在指挥交响乐团演奏的大师，或是正拿着调色盘的伟大画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事实上，利伯曼文化素养精深，他能把高级艺术和大众市场品味融合为一，在他的画室里，他能如数家珍的畅谈毕加索的绘画手法，进了客厅，他又能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上的玛莉·奥斯蒙德（Marie Osmond），他能研究出办法来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感性揉和在一起，使之表现在康德·纳斯特杂志的版面内容上。

传奇的生涯

利伯曼是一个境遇复杂得几乎不可思议的人。对像士毅·纽豪斯这种年轻的美国人而言，似乎只能在阅读某些充满奇特角色、情节苦乐交织、美如史诗一般的俄国古典小说里才能看到这种特殊人物。利伯曼个人的传奇生涯，内容包括——在沙皇统治末期时的苦难者、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法国境内的斗争幸存者，和战后美国豪华社交圈里的现代艺术与妇女时装先驱。他多彩多姿的经历构成他卓然不群而又多面性的复杂个性，更反映出在许多不同生活领域里都能活得挥洒自如的生命。有时候，他是一个古典理想主义者，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迅速调适自己，对外界应付自如；他通晓多种语言，他能谈论艺术的最高境界，却又能精通各种商业手段。利伯曼的一位传记作家朋友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研究他之后指出：“他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个绝不寻常的赌徒、冒险家，一个内心被双面个性经常索绕的神秘客，有时候使他充满理性良知，有时候逼得他不按牌理出牌。”

利伯曼最早的回忆溯及俄国大革命时代的动乱、恐怖，以及嘶喊放纵的言行。在一个到处血腥暴乱的国度，他父亲的日子过得艰难，好像走在政治的钢索上。谢苗·利伯曼（Semeon Liberman）是一位替沙皇皇家服务、专精林业的俄国经济学家。他美丽的妻子亨利埃塔·帕斯卡（Henriette Pascar）是舞台女演员，在一九一二年九月，生下独子亚历克斯·利伯曼。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利伯曼一家住在圣彼德堡，之后，他父亲因缘际会，居然当了列宁的顾问，举家迁往莫斯科。“我不知道有谁能真正了解在俄国大革命时代长大的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利伯曼多年之后回忆说，“你对任何横逆都得逆来顺受，动乱是自然常态。”

席米吊·利伯曼懂得如何逢迎权贵，所以，他活了下来。不过，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虽然他的财经专长和他长期的社会主义信仰有助于他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里谋得一个职位，老利伯曼却拒绝成为布尔什维克。据报道他曾胆大包天地向革命领袖当面报告：“列宁同志，就像声乐家一样，布尔什维克是天生的，不是改造成的。”他的妻子亨利埃塔在个性上和他一样倔强顽固，她曾在一九一九年创办苏维埃第一个儿童剧场。政府要求她，剧场要配合共产党的革命宣传，但是她喜欢吉卜林（Kipling）、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和马克·吐温，引起政府当局对亨利埃塔大为不满。一九六〇年，纽豪斯买下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之后，利伯曼在《纽约客》一篇人物特写的专访中回忆他母亲说：“小时候，她念给我听她最喜爱的剧本，是《汤姆历险记》和《金银岛》，可能这就是我这么喜欢生活在美国的原因。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二十年了。”

母亲对美国人生活方式过于理想化的向往，以及她期盼儿子长大成为艺术家的愿望，从小就影响利伯曼的心理。在她的回忆录里，亨利埃塔叙述小亚历山大模仿的天才和对艺术的敏锐感受，他甚至能用纸片折成衣服的造型。芭芭拉·罗斯形容利伯曼的母亲：“她教导她的儿子，只要运用你丰富的想象力，你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利伯曼六岁那年，是个常常生病而又早熟的孩子，常觉得自己被父母忽视。他童年生活的记忆里，包括在家里看见酗酒的景象，利伯曼说：“我仍然记得六岁的那年，一进门回到家里，或是从楼上看下去，几乎每天都见到妈妈、爸爸和他们的朋友烂醉如泥地躺在地上。一直到今天，我只要一开门，常会想起一群人醉倒在地的景象。”

后来父亲被派到英国，替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个贸易代表处，利伯曼稍后离开俄国前往英国依亲。这段经历对利伯曼而言最是残酷。父亲安排他念位于美顿海德（Maidenhead）的寄宿学校圣比伦斯（St.Pirans）。他是该校第一个注册入学的犹太学生，经常不断地被其他英国孩子欺侮殴打。利伯曼回忆说：“边挨那些英国人的揍，他们还边教你痛的时候要笑，似乎他们揍你的目的在此。挨揍之后你如果笑得出来，惩罚立即停止。它让你学得人生的一个道理——用笑脸接受人生的打击。这两年的虐待磨练，提升了我人生观的境界，回想起来，我衷心地感激他们。”

列宁逝世之后，谢苗·利伯曼认为他不可能再回苏联，他先安排把妻子送往巴黎，并于一九二六年，一家人在法国团聚。正像许多移民国外的白俄人一样，夫妇俩决定把儿子送进最好的私立学校。十几岁少年的亚历山大进入安德烈·洛特斯学校（Andre Lhotes），一所公认为专门培养有绘画天才少年的学校。洛特斯的训练方法特别重视临摹，这种教法刚好受到这个俄国孩子的坚决反抗，他喜欢自我发挥，讨厌照抄老师的画作。有一次利伯曼交给老师一幅作品，有关法国印象派点描画法（Pointillism）的研究，而不是洛特斯推崇的立体画派（Cubism）。他的作品给退回来，老师的评语怒气冲天，整个作业不计分数。老师在利伯曼的作品上评语：“眼睛瞎了！”使得利伯曼也一气退学。

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利伯曼为了帮助家计，做了各种不同的兼差工作，设计橱窗和海报。他后来终于在画刊《观点》（Vu）找到一份固定的绘图工作。后来的美国《生活》杂志（Life）就是抄袭《观点》的形式与风格。虽然生活艰苦，利伯曼的父母仍能在巴黎社交圈混出名堂，尤其他母亲亨利埃塔，她狂放不羁，裙下情人不断。年纪虽已四十五岁，她毅然决定重续舞蹈生涯。她请尼津斯基（Nijinsky）的妹妹布洛尼斯拉娃·尼津斯卡（Bronislava Nijinska）替她编舞，请卡格尔（Chagall）负责服装道具，请俄国移民画家，也是她情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亚可立夫（Alexandre Iacovleff）和她儿子一起，替她做海报。利伯曼后来说，他母亲和亚可立夫的关系，“是一段给了我所有重要收获的恋情——塔蒂娜（Tatiana）和我的事业。”

塔蒂娜·亚可立夫是画家十五岁的侄女，叔叔得知她饿饭街头的时候，设法把她用人口走私的办法从俄国接来法国。塔蒂娜到巴黎和她叔叔住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德拉·亚可立夫正和亨利埃塔打得火热。每当他母亲来访亚可立夫，如何骗走随同而来的小利伯曼成了塔蒂娜的责任，他比她小几岁。利伯曼回忆说：“亚可立夫会叫塔蒂娜‘快把那小鬼弄走’，她就会带我到海边或是博物馆，免得我跟在身边碍事。”当时他们俩人只是两小无猜的玩伴，并无男女情愫产生，直到十多年后重逢。那时，利伯曼和一位德国溜冰选手的婚姻失败，而塔蒂娜和法国外交官丈夫伯川·杜普列西克斯（Bertrand du Plessix）的婚姻也濒临破裂，他们并育有一女芳辛（Francine）。

利伯曼与塔蒂娜是在法国南部重逢，两个俄国移民身世非常类似，常互诉衷曲，终于由旧识转成了恋入关系，再加上德军入侵，政局不稳，两人的生命愈加深缠在一起。后来伯川·杜普列西克斯参加法国反抗组织，成了地下抗德的英雄，在一次任务中不幸在直布罗陀被杀。利伯曼安排塔蒂娜带小女儿芳辛在一九四一年逃出沦陷的法国，途经葡萄牙转往纽约。第二年，利伯曼和塔蒂娜结婚。

在曼哈顿安顿下来之后，利伯曼又受到他母亲另一位情人，《观点》（Vu）杂志创办人鲁西恩·佛吉尔（Lucien Vogel）的帮助。在战前，利伯曼就开始替佛吉尔工作，很快就由一名艺术助理跃升为《观点》的高级主编之一。佛吉尔在纳粹入侵时逃出巴黎来到纽约，在他朋友康德·纳斯特的《魅力》杂志担任艺术主任。佛吉尔熟知利伯曼的才华和他流畅英语的表达能力。他替利伯曼安排在默海米·费米·艾嘉（Mehemed FehmyAgha）手下做一份职位很低的助理工作，利伯曼称艾嘉是“艺术主管中的伟大神明”。艾嘉曾经和总编辑弗兰克·克劳宁雪德（Frank Crowninshield）共同协助创办《浮华世界》，当时正负责《时尚》的艺术造型。利伯曼被派坐在一列七张桌子的最末一张，周薪五十美元。有一个星期五，他被“艾嘉博士”召唤人见。这次是他初尝康德·纳斯特世界的血腥权谋。

艾嘉说：“我觉得万分抱歉，对《时尚》而言，你不够好。”他简捷了当地把利伯曼免职。

不过，也就在同时，佛吉尔和他的密友帕特切维奇已经替利伯曼安排好下个星期一晋见大老板康德·纳斯特，他们都不知道星期五发生的事。虽然已经被艾嘉兔职，利伯曼决心还是要依约会晤纳斯特。星期一晋见时，利伯曼带着他由欧洲携来极少数物件之一——一九三七年巴黎万国包括曾为一九三〇博览会上，他以杂志设什而赢得的一座金质奖章。他报告了他在巴黎的经历，包括曾为一九三〇年代最著名的海报设计艺术家卡珊德拉（Cassandre）工作，以及后来在《观点》杂志工作期间的良好表现。

利伯曼过去的优越表现，颇令纳斯特的激赏，并当面告诉他，“像你这种人才一定要在《时尚》工作！”于是康德·纳斯特把艾嘉叫到办公室来。当艾嘉见到利伯曼和大老板坐在一起，自然绝口不提已经把他炒了鱿鱼的事。“我要利伯曼留在《时尚》工作。”纳斯特交代他的艺术主任，艾嘉只得把满腔怒火闷在肚里。

在他任职康德·纳斯特公司的头一个星期、利伯曼安然度过第一次想撵他走路的计谋。第二年，纳斯特不幸猝死，艾嘉再度向公司的管理高层——公司新任总裁帕特切维奇，和《时尚》总编辑埃德娜·蔡斯施加压力，他并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警告说，假若不赶走利伯曼，他就立即辞职。

不过，此时的利伯曼在制图设计方面的才华已经锋芒毕露，加上他大幅改善了《时尚》的外在形象，使他成为公司的无价瑰宝。譬如说，克劳宁雪德就是这个年轻俄国设计师的崇拜者，他最记得利伯曼为某期《时尚》封面的设计，一个女孩子手拿汽球，那个汽球美妙地将杂志名称（Vogue）中的字母O取代，自此之后，他对利伯曼的才气赞不绝口。在纳斯特去世前几个月，纳斯特对利伯曼即已另眼相看。在挑选杂志封面时，常会征询他手下新神童的意见。

纳斯特会问：“利伯曼先生，请你过来一下，告诉我们这几张图片中你最喜欢哪张？”然后他就把利伯曼挑的交给艾嘉，命他照办。

艾嘉逼着高层老板们摊牌，却命中注定要自己滚蛋。利伯曼回忆说，“公司走廊上到处有人在徘徊并窃窃耳语，但到最后，他们挑了我——大概因为我的薪水比较便宜。”

当士毅·纽豪斯接管这个杂志集团，热切地想学懂杂志经营的时候，利伯曼已经长期稳居康泰·纳斯特所有杂志艺术总监的重要职位，况且他还利用周末时间，兼任业余的画家和雕塑家。利伯曼一九六〇年曾在贝蒂·帕森斯画廊（Betty Parsons Gallery）举行过一次绘画个展，收藏他画作的名人中，包括新主人士毅·纽豪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利伯曼在《纽约客》一篇专访中指出：“我非常感激康德·纳斯特公司给我这份工作，以及给我工作上的鼓舞。我相信金钱应该用来营建一个具有创意的人生，并且消除人生的疲劳。”

利伯曼引领年轻的纽豪斯涉足上流社会和时装界的缤纷、典雅世界，并且指点精致与纷繁的特色所在。性格内向而又怯于社交应酬的士毅被带进最时髦的餐厅以及名流的聚会和文化沙龙，利伯曼并且灌输他一种从曼哈顿的艺术世界到纽豪斯旗下杂志，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学理念。如此谆谆善诱，利伯曼和纽豪斯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并一直持续三十多年。萨姆给予士毅金钱和机会，利伯曼帮助小纽豪斯找到他的自我，两者分量无分轩轾。

曾在康德·纳斯特历任诸多要职，包括两份杂志发行人的彼德·戴蒙狄斯（Peter Diamandis）说：“利伯曼就是士毅的代理父亲。”他进一步地解释这句话，“我不认为他花很多时间和他父亲在一起。利伯曼初见小纽豪斯时，他是一个非常羞怯，几乎全然不解人事的年轻人，只不过刚好是大老板的少爷而已。他把士毅放在自己羽翼之下，带士毅参加各种聚会，参加其他层的人际活动。他让士毅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任何人曾经花这么多时间与士毅相处，也不曾有人对他这么用心。所以士毅对利伯曼的感觉，不仅把他当成一个有才华的人，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喜欢士毅、并愿意花时间陪士毅的人。比起单纯的某个人崇拜另外一个人的才智，这种关系要扎实得多。”

神圣总管

一九六二年挑选利伯曼担任康德·纳斯特所有刊物编务总监时代表着纽豪斯家族传统的编辑放任政策改变了。利伯曼成了“神圣总管”，凌驾所有其他人员之上，公司单一的主控声音。《时尚》杂志给人的印象一向是专供社交名流及富有的仕女们阅读的画刊，利伯曼决定必须改变此一形象。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时移势迁，许多家庭主妇都需外出工作，包括他自己的太太（塔蒂娜成为萨克士第五街百货公司一流的女帽设计师）也顺应此一情势，《时尚》必须变得内容更丰富、外表更现代化。康德·纳斯特是一个被太多典雅气息束缚的公司，要达成这么一个目标，利伯曼不得不采取一种事必躬亲的非常手段，他想打破许多同事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心态。士毅·纽豪斯后来指出：利伯曼最伟大的个性是从不假手他人。他永远在寻找问题并督促解决问题。《时尚》与竞争对手赫斯特（Hearst）拥有的《哈泼斯万象》（Harpers Bazaar）的发行战争上，正处不利地位，发行量节节下降，而《哈泼斯万象》杂志当时正处历来最巅峰状态，这种客观情势，尤其加速《时尚》的改革步伐。一九六二年，利伯曼做了一件大胆的挖角动作，设法利诱在《哈泼斯万象》任职超过二十年的时装版主编黛安娜·维瑞兰跳槽过来，并答应给她《时尚》总编辑职位。《时尚》当时的总编辑杰茜卡·戴维斯是从名主编埃德娜·乌尔曼·蔡斯手中接下的棒子，但是她表现得太拘谨且太保守，无法把《时尚》的篇幅弄活，使得她始终不能让利伯曼满意。借着纽豪斯的大把钞票，利伯曼和帕特切维奇挖角成功，并且允许维瑞兰将她对妇女时装的独特见解带到《时尚》杂志来。

对维瑞兰而言，这种天赐良机是再好不过了。六十年代，无论美国通俗文化、妇女生活，都是一个怒吼的革命时代，在维瑞兰的《时尚》篇幅里，以富有想象力和大胆开放的方式，捕捉到时代的神髓与脉动。滚石乐团（The Rolling Stone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杰奎琳·肯尼迪，所有这些六十年代的亮丽人物都是维瑞兰《时尚》篇章的灵魂。

利伯曼回忆说：“她是第一个敢跟我说‘你知道，这就是娱乐’的总编辑，从很多方面来看，她是一位剧场的制作人。她把《时尚》视觉化，视它为一个舞台。因为她有能力把一个时代的特征烙印在读者的心里，她是她那个时代最才气纵横的总编辑。”

维瑞兰那时将近七十岁，但对工作和生活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兴趣盎然而精力充沛，她得心应手地穿梭游走在曼哈顿社交圈和巴黎时装表演的伸展台上。她几乎完全合乎利伯曼的胃口，因为她是一位能使杂志返老还童的那种总编辑。维瑞兰也知道要怎么侍候康德·纳斯特的这位新主子，她也成了蜜芝·纽豪斯宴会上的常客。一位康德·纳斯特编辑说，“维瑞兰把蜜芝·纽豪斯给迷住了。”她并提及到维瑞兰在由《哈泼斯万象》跳槽来归之前某次的服装表演上，她对蜜芝的亲热表现，“表演刚刚结束，她便冲到蜜芝面前，恭维奉承的话说得没完没了。”

对维瑞兰而言，《时尚》杂志是一件亮丽而充满“活力”的艺术品，与她共事的人，没人能跟得上她的理念。摄影师欧文·佩恩说：“我总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推销时装，简直像在推销梦幻。”她被《时尚》挖角过来之后，《时尚》主要的竞争对手《哈泼斯万象》气势大不如前，已近黯然失色的窘况，此后更一蹶不振维持了二十多年。在六十年代期间，黛安娜·维瑞兰意气风发地主导《时尚》。她的老友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称赞她说：“她是能开创风气的人。”杰奎琳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拘小节，杰奎琳甚至会随手拿维瑞兰的香烟（LuckvStrike）吸。很多年以后，杰奎琳曾编辑了一本维瑞兰回忆录。

在维瑞兰任职《时尚》期间，她享有利伯曼的全力支持，颇有所谓的知遇之恩。尤其是她对生动且戏剧性的事物敏感，及对刺激而又不俗的事物偏爱，都与利伯曼不谋而合。利伯曼一直努力想把美感带进《时尚》的篇幅里，从他不惜巨金为《时尚》购买世界上最优秀摄影大师的作品，可见一斑。他替《时尚》传递给读者的讯息，设下一个近乎哲理化的标准。一九六一年有一期《时尚》杂志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当封面故事主题，文章中即浓缩了他这项理念。这篇文章的插图是欧文·佩恩的摄影作品（十年后，以“时尚》的观点”为题重印）。文章内容强调的是妇女服装杂志本身所具有的先天矛盾。在某个程度上而言，利伯曼歌颂有独立思想的现代妇女“挣脱了男人观念里有色情意味的美丽紧身衣”。不过，这项说法并不足以作为女性主义的宣言，因为在利伯曼心目中，女人是一种“天生的”诱惑，现代妇女展现她们的传统魅力——是骄傲的展露女人的特征属性，而不是卖弄风情的成为男人情欲下的玩弄对象。

利伯曼文章里也对从事女装业者提出警语，他以一把双刃之剑作为讽喻。利怕曼抱怨说：“一直到最近以来，男人掌握巴黎对女性服装判断与设计的主导角色——用的总是男人的观点。现在，女性不再屈从男性口味所设立的标准。她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可以不必委屈自己取悦男人；更重要的是，她们敢漠视男人的不悦，却仍然可以受到男人的崇拜。”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在康德。纳斯特公司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它仍是以男人的嗜好与判断来当家作主。两个男人——利伯曼和纽豪斯控制着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以及千百万美国女性读者——尤其是士毅的影响力在往后十年中是愈形重大。于是，当有一天黛安娜·维瑞兰敢触怒这两个男人时，她就只有鞠躬下台一途。

维瑞兰垮台的命运肇始于七十年代初期，不景气袭击美国，越战又正呈胶着状态，美国人已经无心于奢华饮宴等享受了。维瑞兰为《时尚》争取读者的努力，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的动力。《时尚》杂志版面里展示的各种昂贵皮草、奇妙假发、新式塑胶服装和几乎透明的宽松短衫，即使是再注重流行时尚的人也不敢穿上街头。女装界最大的危机——所谓时装伸展台的滑铁卢，来自迷地裙（midiskirt）的引进。当巴黎的女装设计师们设计出这种愚蠢的裙子——裙长止于并不令人心动的小腿中段——这种新装式样使千百万美国妇女为之气愤，并群起产生抗拒。她们不再追随巴黎的时尚并顺从他们的指点，也不再那么热中地阅读以《时尚》马首是瞻的时装杂志。一位圈内人当时告诉《新闻周刊》：“时尚》杂志一向像是帝俄的宫廷，具有无上权威。维瑞兰女士受宠的时代已经终结。”

维瑞兰兼具艺术与华丽风格的领导方式，如今似乎已无用武之地，《时尚》发行量明显下跌，广告客户流失，一九七一年前三个月，广告篇幅剧跌38%。许多重要的广告客户——生产迷地裙的服装公司和因滞销的迷地裙堆积如山的大百货公司，都迁怒于维瑞兰对《时尚》杂志的领导手法。“代沟”似乎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时尚》杂志和它所标榜于上流社会过度奢侈的消费方式，显而易见忽略了婴儿潮年代出生、不再崇拜偶像的年轻职业妇女。这些新生代妇女大多投入社会劳动之中，她们关切实质生活大于外表服饰。这种时代潮流的转变，使得原本具号召力的怪杰维瑞兰，变得不再有吸引群众的魅力，当然也随之失去纽豪斯的欢心。

纽豪斯把对《时尚》杂志每况愈下的财务情况不满情绪，毫不隐瞒地告诉利怕曼，于是利怕曼悄悄地疏高维瑞兰管辖的烂摊子，并刻意与她保持距离。有关维瑞兰和编务总监不合的风声在《时尚》办公室里流传了好几个月，在一九七一年五月，维瑞兰突然被贬降成编务顾问，维瑞兰并坚持要从士毅·纽豪斯口中亲自听到这个决定。士毅后来回忆说：“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似乎很长一段时间准都不开口，都在等对方先说话。大概有十分钟，最后，还是我实在憋不住了先说话，我告诉她事情已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乐观，公司决定请她退休。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副觉得好玩，又也许是觉得惊异的神情，显得非常冷静。那天夜里我竟然做恶梦，为那件事整夜梦魔不断。”

维瑞兰的朋友们认为利伯曼未尽保护之责，从此不饶恕他在处理逼退事件的冷酷绝情。根据维瑞兰自己告诉朋友的说法，在她离开公司时，留给利伯曼一则隽永的短笺：“亚历克斯·利伯曼：我们都认识许多白俄人，我们也认识少数赤俄人。但是，亚历克斯，你是我所见到的唯一黄俄人。”

利伯曼指派维瑞兰的长期助理格雷丝·米拉贝拉接替黛安娜·维瑞兰的职位。她是一个四十岁金发女士，包括维瑞兰在内，康德·纳斯特公司上下员工对她一致喜爱。米拉贝拉后来回忆自己雀屏中选的过程，“我猜，亚历克斯一定是边检视周围，一边心里揣摩：‘谁有可能跟我的想法一致？’——那就是我。因为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点，几乎不曾有过不同的想法。”

但是《时尚》的情况已经进入不再是利伯曼能一人主导的时代，他本人也能体认这个新的环境。办这份杂志的理念，已经和维瑞兰的“要看不看”哲学大相径庭，永远是适者生存的利伯曼必须立即适应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这个新思潮。在总编辑黛安娜·维瑞兰独领风骚的年代，士毅·纽豪斯已经不动声色地达成他父亲交代的任务——研究到底怎么把杂志办好。他一方面在编务上接受利伯曼的指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向迪克·肖特维拼命学习，士毅并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杂志经营理念。比起萨姆削减开支、绝不张扬、低姿态的争取群众市场的办报手法，士毅用的是完全不同且更加复杂的方式——提升刊物的内容与形象。如今，已年近不惑的士毅早已相当充实，有备无患地等待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对他的良师兼益友利伯曼，士毅继续给予他充分的发挥空间，任由他改善旗下杂志的外型和内容。对公司里诸多的艺术家和编辑群，利伯曼仍是台面上最高的发号施令者。不过，毫无疑问地，士毅已经牢牢掌控了执世界时装牛耳的康德·纳斯特。士毅·纽豪斯终于找到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片天地。

第四章　纽豪斯理念

在七十年代初期，当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获悉他的朋友黛安娜·维瑞兰被赶下《时尚》总编辑职位，而《时尚》杂志不再像从前担任文化晴雨计角色的时候，沃霍尔就已经了解“纽豪斯理念”的涵义。他并透露给新闻界一个讯息：“时尚》杂志决定要走中产阶级路线。”

沃霍尔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办了一份专谈曼哈顿市区消息的月刊《访谈》（Interview），内容以轻松的软性话题为主，没有报道严肃的评论。由于纽豪斯曾经一度对收购《访谈》表示兴趣，所以沃霍尔对他也相当好奇。也许沃霍尔并不想卖他的《访谈》月刊，但并不等于他不能跟纽豪斯谈生意。沃霍尔对谁可能买他的画作，颇具慧眼，他深知纽豪斯家财万贯，又爱搜集画作，早晚会成艺品市场的大玩家。

萨姆·纽豪斯一九七九年去世后不久，沃霍尔接到纽豪斯家属的一通电话，他们正研究如何能让萨姆的形象永垂不朽。对沃霍尔来说，这可能是深入了解士毅·纽豪斯经营杂志手法的好机会。应士毅和蜜芝母子两人的要求，沃霍尔在他坐落于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办公室接待他们。纽豪斯母子希望沃霍尔帮萨姆·纽豪斯画一幅油画肖像，要求沃霍尔以独特风格的手法，在形同照相的造型图上，加上油彩的亮丽颜色——就像他为玛丽莲·梦露，艾尔维斯·普莱斯利、詹姆斯·狄恩，以及其他大众偶像所绘的著名画像一样。那个时候，沃霍尔曾为好几位财团大亨用这种手法画过肖像，他甚至还用这些肖像油画换取他杂志上的广告收入，而大家通常都会付一大笔钱给他，因此他对这种赚钱方式颇为满意。

理念出炉

沃霍尔在日记上记载：“他们当时带来很多老萨姆生前照片，但都觉得不甚满意，为了要把这幅油画像真正画好，他们说还要再寄另一批照片来。”这是萨姆·纽豪斯生前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蜜芝和士毅竟然要用一幅沃霍尔精心绘制的画像来诠释自己的形象。不过，如此一幅大费周章的遗像，似乎代表着某种奇特的隐喻，为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埋下伏笔。士毅·纽豪斯将用他自己的观点和想象，来重新改造他亡父遗留下来的庞大事业，而改变的彻底程度，用一幅风格上骇世惊俗的沃霍尔画来表达，似乎最为恰当。

在士毅母子来访的期间，沃霍尔机灵地把话题转到杂志的经营上。就像沃霍尔大多数的创作一样，艺术可能是他创办《访谈》杂志的原动力，但他也不忘关切杂志的商业作用。距纽豪斯母子来访前约一个月，沃霍尔正处在顾影自伶的挫败中，他嗟叹以莉莎·明尼丽为封面故事的那一期《访谈》，与九月份纽豪斯的《时尚》对比之下，尤其是相形见绌。沃霍尔在日记里写道：“我的杂志那么薄，看来真让我失望。整期八十八页的内容里，广告却只有四十页，而同期的《时尚》，厚得像一本电话簿。”

借由谈话，沃霍尔发现了纽豪斯经营理念的秘密。沃霍尔最为注意康德·纳斯特新创办的杂志《自我》，它是当时出版界最广受欢迎的杂志。沃霍尔日记里也写道：“我问士毅·纽豪斯有关《自我》杂志的事，他说他们每个月都用电脑问卷调查，所以他们对于有关市场和读者的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

虽然纽豪斯旗下报纸早在三十年代就开风气之先，首度从事市场调查，但是电脑设备的精进，使士毅能够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作读者调查，更了解其他杂志的新近表现以及整个市场的新趋向。政客出版家赫斯特只懂运用人力，沃霍尔使用直觉，来感受时代脉动，纽豪斯则完全不同，他应用不具血肉之躯的聪明机器，从而精确地计算出一切所需资料：这个方法，对于生性羞涩而又喜欢保有隐私的纽豪斯而言，似乎是最理想。在这“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情况下，士毅·纽豪斯不必会见任何一个读者，就能一目了然地充分掌握他的千万读者，灵活地营运庞大的杂志王国。

从七十年代开始，康德·纳斯恃公司雇用了“马克·克莱门斯”（Mark Clements）民意测验公司进行市场调查，作为纽豪斯旗下刊物的耳目。克里门斯公司向来以调查精确著称，它使用的测试办法是：针对不同主题的特写。新闻、图片、设计，以及任何一项与销售杂志有关的问题，征询读者意见，从而分析评定出等级、比率。纽豪斯公司在市场上就像推销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推销他们的杂志——正如牙膏、香水、狗食之需要调查和测试——这个做法深远地影响了其他所有的印刷媒体。和利伯曼、纽豪斯密切合作了二十多年的马克·克里门斯就曾表示：“我想他们是最了解民意调查价值的人。影响所及，许多其他出版公司也开始体认到了解读者对刊物内容反应调查的重要性。他们称它为刊物内容调查，在我而言，这就是产品调查（product research），因为他们的杂志也就是一项产品。消费者视他们的杂志如同一般产品，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编辑必须兼顾到一期接一期的杂志之间，维持某一种前后风格一致的连贯性——这是杂志类期刊非常重要的特性。”

这种对市场调查的倚重，在每个大媒体公司都日益普遍，但在纽豪斯旗下王国中，更是几近宗教信仰般的热中。最虔诚的信徒首推士毅·纽豪斯。在七八十年代担任《时尚》杂志发行人的狄克·肖特维曾表示：“士毅非常相信市场调查的效果，事实上，它对我们公司杂志的发行成功，也的确居功厥伟。”

士毅一九七五年升任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董事长之后，更全心贯注于市场调查，每天盯紧发行报告，借以了解读者对每一期杂志封面的反应（这是报摊零售的重要卖点），以及他们对内页每一篇特写喜爱的程度。“马克会跑进来告诉他，‘看看这一页，我们有68%的人表示有兴趣，’”肖特维回忆说，“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我们来决定能够吸引读者的编辑内容。士毅对这兴趣浓厚极了，他是那种醉心于读者意见调查的人，并且关怀所有一切与杂志可读性相关的问题。”

凭借这些资料，士毅严格要求手下编辑必须根据电脑指出的读者倾向去决定刊物内容；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做法。从一家大报转行过来的一位康德·纳斯特杂志编辑，就对其他编辑这么“在乎”读者意见调查表示惊讶。长期借鉴市场调查的结果，士毅·纽豪斯在一九七九年决定创立一份以身体健康和健美为主题的杂志《自我》，一九八三年决定将停刊已久的《浮华世界》复刊，八十年代末期决定将《家与园》更新改版为《HG》——这些都是纽豪斯在电脑上侦知的市场讯息，所作出的决策。（市场调查可以发现有关读者的重要事实。譬如一九九二年，《魅力》杂志的市场调查发现，该杂志的男性读者中有18%是同性恋者，而属于这一类别的读者群，有20%具有男装、女装混穿的倾向，他们希望从杂志中寻求有关美学和时装上的指点。）

曾任职康德·纳斯特的一位前高级编辑主管曾表示说：“士毅在所有杂志的经营和编辑上，都使用马克·克里门斯的资料。我相信调查研究，但是我不觉得克里门斯告诉我的讯息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它只不过告诉你一些非常明显的大趋势。”

黛安娜·维瑞兰特别反对所谓的纽豪斯理念，以及它不依赖艺术性考量，不依赖编辑判断，仅依赖市场调查的做法。在她离开《时尚》多年，于某次接受访问时表示：“这简直是个见树不见林的做法，假若你为了扩大读者群而把所有的读者都同时一起摆在心上，可能就会忽略了整个发行环境对杂志的整体影响。真正该考量的问题在于：你努力探寻读者们想要什么，于是依其所好给他们什么，或是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理念，借由杂志传播给你的读者，以期能对大众有所影响或成就。”

七十年代初期，在维瑞兰的编辑政策之下，《时尚》濒临财务崩溃，自此纽豪斯开始相信，他不能再继续支持寻梦的人。他更加笃信甚至迷恋于市场调查的理念。整个《时尚》更全面进行人事改组，企图争取更广大、更年轻的读者群。利伯曼和纽豪斯要求米拉贝拉必须更加注意调查、发行、广告，以及其他行销考量——这些因素维瑞兰当家做主时代从来不屑一顾。“在伟大的黛安娜·维瑞兰领导下，《时尚》几乎穷得关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克里门斯说，“七十年代初期，他们解聘维瑞兰的总编辑职位，因为《时尚》的发行广告大走下坡。她并不自觉到一个事实：她只为与她品味相投的一小撮人编杂志，而不是着眼于整个杂志市场——很多人对这一点都有同感。于是他们把格雷丝·米拉贝拉找来，她和利伯曼一起努力，终于把那份杂志弄得存活下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维瑞兰是《时尚》杂志的伟大总编辑——那是错误的。尽管她曾经有过许多丰功伟绩，但绝不包括伟大的《时尚》总编辑这项头衔在内。”

米拉贝拉对她的启蒙老师下台后的安排，显得相当宽厚。维瑞兰休假四个月期满销假后，她在康德·纳斯特大楼中分配到一间办公室，但与她以前的办公室不在同一层楼，并且还获得一个特约编辑的职衔。就连玛格丽特·凯丝自杀事件，也用一种粉饰太平的正面手法处理，根本不提她跳楼时的外在环境冲击。（《时尚》杂志在凯丝的追悼文章中指出：“她只了解人生最美好的一面，并只承认这最美好的一面，只追求这最美好的一面，也只呈献给读者这最美好的一面。”）

米拉贝拉任职于总编辑期间，表现与维瑞兰大相径庭。她首先将办公室重新油漆，由维瑞兰最钟爱的红色主调改成乳白。再者，米拉贝拉所关切的一切事物似乎远比维瑞兰更为复杂、广博。她曾评述过维瑞兰说：“黛安娜·维瑞兰迷失在幻想里。她所报道、评论的，都不是现实生活里的女性故事，全只是她一厢情愿所虚构出来，不着边际的爱情。我曾经是她的忠实随从，就像猎狗跟主人般紧紧追随她。但是当我接掌总编辑职务之后，幡然觉悟，当年所追寻的，都不是现在的目标。”米拉贝拉当时正在加州出差采访，为下一期《时尚》拍摄插图照片，却意外地接到电话，竟然雀屏中选接替维瑞兰的总编辑职位，她直觉相信是利怕曼对她的厚爱，但是她却从来不敢肯定这种推论，而且似乎也无法找出事实的真相。她后来回忆说，“康德·纳斯特就是那种地方，他们从事的是传播事业，但是他们却不懂得什么叫沟通。”

比起维瑞兰任职总编辑的最后几年，米拉贝拉和利伯曼的工作关系显得较为密切，她不仅使《时尚》遵循纽豪斯市场调查理念的要求，也使她的杂志与女权运动以及妇女时装业界本身所发生的变革，步调一致。杂志在内容上增加了很多有关医药、保健、个人财务，以及艺术的题材。职业妇女日常生活上所关心的事物成了杂志的主题，相对地，减少了许多对巴黎时装设计师们锋设计的强调。米拉贝拉指出：“时装设计不能遗世独立，它需要适应所依存的环境，并须以实际的生活环境为衬托，如此穿着，才能更为恰当。”

受过大学教育，在新泽西州郊区环境里长大，并由《时尚》基层编务做起，再爬升为维瑞兰高级助理，年轻亮丽的米拉贝拉本身就是《时尚》杂志所强调的——新一代中产阶级美国女性的象征。《时尚》不再仅以服装设计的内容为主，现在它开始强调比较平易近人的形象，所选择的展示模特儿，诸如劳伦·赫顿（Lauren Hutton）、丽莎·泰勒（Lisa Taylor），以及比较保守却受欢迎的设计师，像乔芙瑞·比尼（Geoffrey Beene）、吉奥吉奥·艾曼尼（Giorgio Armano以及赫斯顿（Halston）。正如一九七一年血腥的维瑞兰砍头事件之后，纽豪斯在《纽约时报》上向读者所做的保证：“太过轻浮的模特儿，今后再也上不了《时尚》杂志版面。”

结束销售梦幻

此后的十年里，《时尚》杂志发生惊人的大转变，读者人数由维瑞兰下台时的四十二万八千开始爬升，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高达百万以上。米拉贝拉理所当然的成为众人仰望的明星。士毅·纽豪斯多年以后指出：“我想在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大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大家对时装、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态度，都发生非常重大的改变。走出了六十年代的任性迷茫，走出了受英国风影响的异国情调——那种正合黛安娜·维瑞兰口味的生活方式。我不是社会史专家，但是我的确能够体会到，整个社会似乎变得稳定下来，人们开始用一种比较严谨的眼光正视生活，格雷丝刚巧赶在这个时刻进来，她真正地掌握到社会的改变。《时尚》杂志于是欣欣向荣，主题变得更深入大众，内容变得更丰富活泼。”

由于杂志的任务从“销售梦幻”变成“销售商品”，《时尚》对广告客户的态度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友善。在维瑞兰时代，《时尚》和时装业界的相互共存关系是相当微薄的，她极不愿在编辑内容上对重要广告客户做点什么义务性的配合——这也是导致她下台的原因之一。米拉贝拉重新恢复《时尚》与一些广告大客户相互帮衬的关系。一份“必需名单”（“must list”）成为《时尚》的标准政策，名单上列出必须在杂志内容中予以美言的广告客户，列名标准并不在乎新闻编辑原则，完全看广告钞票的多寡。名单包括第七街（Seven Avenue）时装设计公司出产的名牌服饰，以及各大百货公司的精品服饰厂商。《时尚》在编辑版面中以“报道”的形式，故作客观地评述这些品牌时装。一九七九年被一位记者问及有关《时尚》“必需名单”的事，米拉贝拉不认为此事有任何的不适当。她回答说：“一向都有这个传统。”它不是一份白纸黑字的正式规定，而是某种相沿成习的谅解。当时担任《时尚》发行人的狄克·肖特维一九七二年对《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承认：“谁要广告我们就捧谁，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米拉贝拉在编辑政策上偶尔也采取强硬立场，她主张禁止在《时尚》的图片中出现吸烟妇女，尽管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从不间断接受香烟厂商的庞大广告，米拉贝拉的夫婿是一位医生，所以她特别了解癌症和相关疾病对千百万吸烟妇女的威胁。也恰好在此同时，士毅·纽豪斯正努力戒掉他一天抽好几包香烟的习惯。不过，在发生这类内部争论时，广告收入的考虑，通常胜过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狄克·肖特维忆及他与米拉贝拉曾就香烟问题爆发冲突，“格雷丝强烈反对抽烟——虽然我们有这么多香烟厂商的广告——她却准备登反烟文章。我只好向利伯曼求援；利伯曼则会对她说，‘格雷丝，我不认为你的想法绝对适当。不管怎么样，狄克能从香烟商身上赚进大笔广告钱。’”有的时候，当反烟的争执或是某个编辑点子代价太过昂贵，肖特维会直接找士毅请求裁断。但是，从无例外的，士毅总是这么回答：“主跟利伯曼谈谈，看他怎么想。”

在康德·纳斯特公司里，像业务发行主任以上的人员，都必须在出刊前的最后阶段检视编辑排版内容，确定杂志印出来以后能够卖得出去。士毅旗下众杂志的每一期封面并不由编辑或记者们负全责。亚历克斯·利怕曼就曾表示，“每一期封面都必须经由士毅核可。报摊上的零售量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主管发行的人员知道哪种封面能使杂志卖钱。”在康德·纳斯特，这些原则上的妥协似乎都很轻易，没有什么道德上负担的困扰。如果其他新闻业者像康德·纳斯特的如此做法，则早就遭受恶评中伤了。纽豪斯的手法，则是堂而皇之地把编辑和广告之间的界线故意予以模糊，到了最后，似乎所有工作的存在，目的都在促销产品。虽然他所掌控的只是女装杂志世界，士毅却和他父亲一样地非常现实，视金钱收入为办刊发行的主要目的。

萨姆·纽豪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终于决定把康德·纳斯特公司一切权责完全移交给他。士毅也不负所托地显示出自己能让父亲满意的工作能力，甚至开始提供出自己具有创意的想法。担任《时尚》发行人期间，他最成功的设计之一，是在《时尚》每一年九月份特大号上，介绍约纽所有重要服装设计师，将他们集中在一起，有如橱窗展示。这项特刊在七十年代初期首次推出，逐渐发展成公司的一棵大摇钱树。《时尚》杂志每年九月特大号——每本通常厚达八百页，重逾三磅——大得使美国邮政总局必须事先向全国各地邮局局长发出特别警告，小心处理。同时士毅也注重如何降低成本，并决定将《时尚》原先稍大的版面缩小成一般杂志的标准尺寸，并将刊期发行由每月二期改为每月一期出版。

尽管有的地方精打细算，但是对能够扩大公司规模而必须投资的费用，士毅半点都不犹豫。调查资料显示旅游刊物市场甚具发展潜力，纽豪斯立即从“老饕俱乐部”（Dlner, s Club）手上买下《签名》杂志（Signature），将它停刊，把订户名单卖给康德·纳斯特集团旗下、当时正在改版强化的旅游月刊《旅游者》（Traveler）。《旅游者》以偶尔发表批判旅游业的评论文章而闻名，这种批评广告客户，喝了奶水又倒打一耙的做法，在康德·纳斯特所属杂志中是非常少见的现象。《旅游者》所争取的是见多识广、生活优裕的读者，这种报道真相的做法是针对此种特定读者的争取手段，也正符合杂志办给精英阶层阅读的纽豪斯最高理念。八十年代初期，投资五百万美元彻底改版《家与园》杂志的方案中，包括雇用中场调查公司深入研究读者分布与有关人口统计，根据所得资料，纽豪斯将《家与园》杂志的订价一口气提高将近三倍，并且决定在杂货店等较低销售量的零售点停止售卖《家与园》。在康德·纳斯特精致杂志的经营理念中，知识和格调要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纽豪斯并解释说：“我们的杂志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品质与读者。”市场调查的结果，有时候可以完全改变一份纽豪斯旗下杂志的编辑政策言论立场。例如，纽豪斯在一九七九年买下的《绅士季刊》（GentlemensQuarterly），统计资料显示，假若想要提高其盈余，势必在内容及言论立场上，扩大它对异性恋男读者的号召力。蒂娜·布朗曾一语道破玄机表示，“GQ的同性恋倾向太重”。使得这项改革颇具讽刺意义。几十年以来，康德·纳斯特集团对同性恋员工的态度比起任何其他媒体公司要宽容得多。GQ总编辑安娜·温特一九九二年在男女同性恋者的新闻杂志《倡导》（The Ad-vocate）一篇题为“浮华世界的神仙故事”（Vanity Fairies）文章中说：“我的杂志——就像内部的男性员工一样——是一份男同性恋者的杂志。”八十年代初期，GQ上层决定，将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等摄影师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品删减，以期淡化整个杂志的同性恋形象，从而加强对异性恋读者的争取。重新强调的是比尔·克里斯多（Bill Crvstal）、派翠克·史伟兹（Patrick Swayze）等名流的摄影作品，并且在刊出的男模特儿图片中尽可能要有女性同时出现。

随着纽豪斯杂志王国的扩展，利伯曼的责任也不断加大，他的责权范围早已超越《时尚》一份杂志。事实上，利伯曼现在是康德·纳斯特所属所有刊物的太上总编辑，监督整体的经营方向，有时，他甚至需要亲自参与每个杂志日常工作的细节。

利伯曼在一九九一年指出，在士毅·纽豪斯的经营下，《时尚》杂志所呈现的真正目的，毋庸置疑地是较偏向商业性。总而言之，生意就是生意。这也反映出原本一心向往艺术家生涯的利伯曼现在已经接受了纽豪斯新赋与他的商业观点。

接受杂志事业之后，纽豪斯有生以来第一次流露出他的自信心——一种沉静的、轻松的稳定态度。他似乎告诉大家，他已经完全能够掌握他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士毅·纽豪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的同义字。

独树一帜

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幢大厦里，士毅统率一大批编辑。律师和顾问群，监督家族庞大的媒体事业。弟弟唐纳德则在邻近的新泽西《纽瓦克纪事星报》大厦里坐阵，负责督导各个报纸、广播，电视事业的经营，并将有关财务收支情形，尽责地随时向哥哥做最忠实的报告。公司里所有的高级主管，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整个纽豪斯工国最内层的运作情况。士毅解释说：“整个运作唯一的转线轨就在我们兄弟二人之间。”但是大多数的重要政策，还是在士毅负责的康德·纳斯特总部大厦里决定。

虽然年近六十岁，士毅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疏稀的头发一度蓬乱得像非洲黑人发式，现在则用电胡刀修剃得整齐一圈，使他的样子极像凯撒大帝。工作时总穿便装，经常着卡其裤、（POLD）衬衫，或是宽松的运动衫，卷起袖子敞开领口，看来十分轻快。和萨姆脸孔圆胖总是注意自己体重迥然不同，士毅经常在下午四五点钟离开十四楼的办公室，跑到附近俱乐部里消遣和运动。

在社交场合里，士毅还是不太能放得开，经常用低沉嗓音以及难解的词汇，简捷答复别人的问题，并很少主动地多说话。由于他长相滑稽，露齿而笑时现出牙缝，鼻头宽大、个子又小，有不少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缺德地喊他“青蛙王子”。士毅还有一样从年轻时代开始便改变不了的习性，就是遇到有人惹他的时候，他从来耐不住自己的性子，直截了当地让人感觉到他倔强而又居傲的个性。

不过，士毅年轻时代的某些情况，倒是随着时光流逝而有所改变。例如，害怕父亲的那份恐惧感，即使说不能完全从记忆中消除，至少已经逐渐减退。早在老萨姆·纽豪斯一九七九年去世之前，士毅已经展现了在家族事业中，接掌父亲地位所必须有的那份刚毅果断。更于八十年代里，令许多人跌破眼镜，康德·纳斯特扩充的幅度远远超过外人的预期。自此，好大喜功、积极进取的个性成了士毅外在形象的一部分。“赫斯特报业公司”一位高层竞争对手约翰·马克·卡特（John MackCarter）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描述士毅的文章里指出：“在士毅接手之后，纽豪斯公司更具有竞争力。办起杂志来，他胆子大，见识面也大。”

八十年代中期，正值经济景气蓬勃繁荣，《自我》杂志和士毅旗下其他刊物的成功，增长了纽豪斯对自己判断能力的信心。康德·纳斯特一位主管一九九二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已经从一家小规模家族式公可，扩张成新闻事业里的一股主流力量。当士毅的父亲去世时，士毅开始真正掌控整个事业的营运。在过去五六年中，他开始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如今的他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成熟主管，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媒体事业。”他由两位众所公认的经营天才——亚力山大·利伯曼，和自己的父亲——直接学得了出版事业的运作方式。现在，士毅熟能生巧并青出于蓝地发展出自己挣来的干练声誉。除了干练之外，他也发展出一种相当偏执的个性，对于他认为能力不足、效率不够，甚至只因年龄稍长的人，一点都不能容忍。

解雇工作人员成了康德·纳斯特公司里一种需要全神贯注去应付的人事处理艺术。尤其是在那些需由大老板亲自处理的案件，更是显现出士毅·纽豪斯求新求变的心态，使他变成一个冷酷绝情而恶名昭彰的人。这的确令许多人无法想象。《时代》杂志在一篇以“纽豪斯王国的历史上，从不缺少砍头滚蛋”为标题的报道里，纽豪斯对自己评述表示：“我从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过耐性。我晓得别人就这类事对我有所批评，但我看不出自己和别的老板有什么不同。我想这就是我吧。”

这种到处都看得到士毅在人事任免命令上签名的现象，弄得康德·纳斯特集团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九八七年撤换《家与园》总编辑路易斯·奥立佛·格罗普（Louis OliverGropp）事件，纽豪斯一直到今天都还蒙受其害，被公认为是他处理人事手法上拙劣的重大败笔之一。这件事发生之前几个月，他曾突然赶走长期担任《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肖恩，引起员工大为不满，纽豪斯罢黜了美国文坛最受尊敬的巨匠之一，其所采用的拙劣解雇手法，导致全面性的负面反应。格罗普的去职虽然不像肖恩事件那么引人注意，但是突发的状况，两者不相上下。

八十年代，家庭装演杂志《家与园》历经许多次形象上的改革。那段期间，一直由格罗普担任总编辑。和《时尚》以及其他一些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所不一样的是《家与园》不能在特定的读者对象中一枝独秀，它并非家庭及庭院装满设计刊物中的魁首。八十年代初期，纽豪斯曾投入巨资企图改善《家与园》的内容，希望能够吸引水准较高的读者，借以分得主要竞争对手《建筑文摘》（Architecture Dlgest）的广告收入。到了一九八七年，另一个重要敌人《都会家园》（Metropolitan Home）异军突起，吸引走日益增多的婴儿潮年代读者。——康德·纳斯特对这个情势大表忧心，纽豪斯和利伯曼研商后决定，《家与园》必须再来一次彻底整顿，并决定撤换格罗普。

当士毅和利怕曼在纽约决定他命运的时候，路易士·格罗普正在加州度假。有关他将被革职的谣言不仅传遍康德·纳斯特大厦内外，而且新闻界也听到风声。当格罗普打电话回公司查问最近有没有人找他留话时，才知道士毅·纽豪斯要跟他单独谈谈——过去二十年来他一个月内总有一次机会和士毅在康德·纳斯特大厦见面。东西两岸间长途电话随即接通，谈话内容当然十分尴尬。格罗普是一位形貌偷悦且谈吐斯文的人，他事后回忆当时情况说，“我知道士毅原卒希望我人在纽约，可是刚巧我不在。我不认为他希望我在甫加州度假期间，会在报上看到自己被解雇的新闻。所以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决定要做人事调整，要我立即回去尽快跟他碰面。”

格罗普还真有点替纽豪斯觉得难过，因为在传达这则坏消息时，士毅似乎也痛苦不堪。格洛普说：“这通电话对他而言实在难于启口。我们并没有发生争吵，只是他很难把它讲出来，而我也很难把它听进去，这就是人生无奈的一面。他没有说出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他只说他决定任命安娜·温特接任总编辑。”格罗普后来被另一个对手刊物《美丽家园》杂志（HouseBeautiful）聘去担任总编辑。

在康德·纳斯特一群爱搬弄是非的员工嘴里，

温特上任

由于挟着这份奇特际遇以及才华的盛名，被士毅指派一项监督《时尚》包装风格的笼统职权，让许多人都认定温特是一位被刻意储备，等待有一天要接替米拉贝拉的总编辑宝座。温特当年三十出头，容颜亮丽，身材纤细，爱用香奈儿香水和服饰，即使是白天在办公室里也戴深黑色太阳眼镜，全身的装扮，似乎把《时尚》杂志的时髦趋势给具体诠释了。她是伦敦一位名记者的女儿，说起来话来又正好具有康德·纳斯特公司上下都暗自崇拜的英国口音。

如果说利伯曼被这位年轻的新编辑所迷惑，那么士毅·纽豪斯的情况可就更甚于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年长她二十岁的士毅非常喜欢她那份青春娇美的模样，士毅总是特别照顾她，不但使她在生活或工作上都快乐，且时时被人赞美。康德·纳斯特内部一些知情的员工，对于温特享有的特殊礼遇与独特地位都满怀醋意，虽然她已新婚不久，却有人诬指她与纽豪斯关系特殊——虽然双方对这项指控都矢口否认，不过有关的谣言仍是满天飞。出版界的专业杂志《广告周刊》（Adweek）在一篇传述报道中指出：“专挖隐私的人声称，士毅·纽豪斯对安娜·温特俯首称臣并言听计从，他们俩的关系，就像连环漫画里超人和露意丝·蓝茵的关系一样，被人议论纷坛。”另外一些态度比较客观的人表示，温特快速窜起的原因，是她有一种特殊气质，非常类似利伯曼和纽豪斯所希望能赋与杂志的形貌。一位她昔日的同事说，“她很冷静，也很坚强。但是她深悉形象的重要性，所以她总是表现出一忖好形象。她也十分聪慧一—谈起《时尚》杂志的未来远景，没人比她说得更好。士毅·纽豪斯喜欢这点。”

可是，在《时尚》的内部人事相处却出了状况，温特的出现使米拉贝拉和她的助手们都感到戒惧不安。这种情况使得温特芳心不悦，自认被杯葛排挤在杂志运作的范围之外。利伯曼后来解释说，“可能是我没考虑周详。我以为她能跟米拉贝拉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把杂志办好。”

最后，温特决定打道回府，至少是暂时避开这种种的是非。康德·纳斯特伦敦分公司发行人伯纳德·莱塞（BernardLeser），在一丸八六年听到有关她工作不愉快的消息，便建议温特调职到伦敦去，出任英国版《时尚》的总编辑。莱塞不断地积极争取，处心积虑要把温特弄回英国。利伯曼和纽豪斯刚开始都反对这个意见。温特后来回忆说，“我想是因为伯纳德的说服能力。他使他们两个人一致决定这么做是为公司的整体利益。”

英国版的《时尚》，和意大利版、法国版《时尚》都非常相像，仍还留存一部分黛安娜·维瑞兰时代那种强调追求美感的余绪。莱塞是发行人，他自己只负责业务，他向温特保证，编务由她全权做主。

温特抵达伦敦，英国版《时尚》的工作人员没有人开心。她就像视察阵地的陆军元帅，要求伦敦的工作人员提早上班，工作更加努力，听从她对一切图文的取舍决定。她还把杂志内容改得翻天覆地，增加不少园艺方面的特写，以及来自巴黎与纽约的文章，她对这番大改革自觉十分得意，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是康德·纳斯特的打手，专门喜欢改革杂志。”不过，市场反应却很糟，温特的第一年任期中，英国版《时尚》跑掉了大部分的广告，也走掉一些优秀的编辑人员。幸亏这个情况后来有所好转。当她怀有第二个孩子时，每个周末都以报公帐的方式，搭乘协和客机由伦敦飞回纽约，会晤在曼哈顿“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儿童心理治疗部当主任的医生丈大。她后来告诉一位采访她的记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确过得很困难。

这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的。

当有关另一家媒体公司正和温特洽谈的风声传进士毅·纽豪斯耳朵的时候，士毅以一种非比寻常的关切，立即飞往伦敦亲自慰留她，并且在尚未通知现任总编辑的情况下，答应她回纽约去接掌《家与园》杂志编务。

温特在《家与园》的行事作风与伦敦《时尚》的经验完全一致。很短一段时间里，她把杂志形象内容大刀阔斧地彻底改变，例如，较大的版面篇幅，类似《时尚》的标题处理手法，以及把刊名改成HG，图文并茂的内容，题材范围扩大，不仅房屋、花园内部装演设计的特写照片，还包括住在这些华厦豪宅中名流仕女的生活写真。与温特相处不和的人，再次找到机会痛评温特的做法，对她使用明星名流的作法，更是讥讽备至。可是士毅却是情有独钟地独排众议，他对温特和她追求杂志格调的理念倾倒万分。她自己事后承认：“人们对我在那里的作为反应两极化，有爱、有恨。”广告客户对于“温特化”的HG反应冷淡，不少老客户流失。仅仅五个月之后，温特再度突然调职，改派主持另一份出了问题的康德·纳斯特杂志。她离去以后，HG又恢复原来的版面大小，新任总编辑表现良好，重新拾回读者与广告客户对这份杂志的信心。

这一次，安娜，温特迈向另一个更宽广的工作舞台，并使她赢得士毅·纽豪斯永远的礼赞。这是她卷土重来，君临天下般地接掌了《时尚》的编务。温特上任《时尚》杂志是康德·纳斯特杂志工国冠冕上无与伦比的一颗宝石。导致安娜·温特脱颖而出的动力来源，完全出自公司的外在环境——出自一份新被引进的法国杂志《她》（Elle）的美国版。

多年以来，纽豪斯和利伯曼对《时尚》主导时装杂志市场一技独秀的地位满意极了。在米拉贝拉稳健的操控下，在八十年代中期，《时尚》读者人数骤增三倍，发行广告业绩也同一幅度地上涨。《时尚》的广告页数增加到每年三千二百页——比美国其他任何月刊都多。八十年代经济的富裕，使美国妇女能够重新重视时装、美容以及保健，《时尚》是这种时代趋势下幸运的受益者。

但是好景不常，一九八五年，美国版《她》投入原本平静的战场，并且激起万丈波涛。一份编排生动、专业内行、配上色调活泼的照片、手法崭新的月刊杂志，《她》是法国媒体公司“哈契特”（Hachette）与澳洲传媒巨子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m合资联手推出的出版界新猷。短短几个月，《她》的发行量迅速上升，超逼八十万份大关，比起遥遥领先的《时尚》一百二十万份销路相差尚远，但却已经轻易赶过《时尚》长期竞争对手《哈泼斯万象》（Harpers Bazaar）的发行。虽然不曾公开表态过，但有关《她》炙手可热的发行量研究报告，已经惊响了纽豪斯办公室内的失火警钟。被纽豪斯杂志王国奉为金科玉律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她》的读者在平均年龄上比《时尚》读者更年轻，生活水准上更为富裕。突然间，《时尚》独霸时装杂志市场的优势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纽豪斯事后解释说：“它表现的那么成功，这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警讯，看来高阶层人事变动己势在必行。”

不过，解聘格雷丝·米拉贝拉事件，处理手法的拙劣与无情，加强了纽豪斯在公众心目中——财大气粗、不仁不义的印象，一个粗野的暴发户，对一个服侍过他的人，不论时间有多长久，表现有多好，一旦翻脸，立刻踢走，毫无半点情义。一年之后，他告诉《时代周刊》说：“有些决定我必须要做，我不知道处理这种敏感的问题有什么理想的办法。我承认有关格雷丝·米拉贝拉被解聘的事，我处理得太差劲，实在很抱歉，但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事实上，纽豪斯对这件事筹谋已久。利伯曼事后承认过，他和纽豪斯私下密商以温特取代的人事构想，早已进行了好几个月。“这些传言和讨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利伯曼说，“在温特启程去接英国版《时尚》之前，就已开始讨论这件事。”不过他们却从来没有向米拉贝拉本人透露一个字。

狄克·肖特维回忆当他发现安娜·温特同意离开英国《时尚》回美国接掌《家与园》时，他曾与安娜有过一番讨论。当她不经意地把消息泄露给他的时候，他急着问她说，“到底是谁做的安排？”肖特维多年以后在接受访问时说，“她只是笑而不答，她一直想当美国版《时尚》总编辑，我猜士毅自始至终都把她这份心愿放在心里。但在那个时候，他根本帮不上忙，我想他是要她先回来再说，不过也许就从把安娜弄回美国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筹划整个处理格雷丝的计划。”《她》推出市场一炮而红的情况，促使纽豪斯考虑需要彻底改变《时尚》的外观，希望用一种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手法来处理杂志的图片和版面。尽管利伯曼曾经给予米拉贝拉多次暗示，但她似乎都不愿意把《时尚》依照《她》的模式来改革，米拉贝拉去职多月之后指出：“我对出版世界的观点与他们有些不同。我最在意的主题是妇女，而他们是赚钱，两者大异其趣。”

温特小心翼翼地处理米拉贝拉手中人员的去留，但似乎都没人对她领情；当她正式到《时尚》接事之前，就在《家与园》办公室分别约谈《时尚》编辑部工作人员，决定哪些人留下继续工作，哪些人离职，为了决心改变《时尚》的外貌，据说她大子笔地一次忖给四十八万美元买断摄影大师理查德。艾福顿（Richard Avedon）聘书上剩下两年的任期，并将他资遣。打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一期《时尚》杂志封面照片都是艾福顿的作品。对某些人来说，少了艾福顿，《时尚》就不再像《时尚》了。

无论如何，纽豪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新总编辑。多蒂·卡山吉（Dodie Kazanjian）和加尔文·汤姆金斯（Ca1vinTornkins）一九九三年合写一本利伯曼传记，利伯曼告诉他们：“我简直元颜面对米拉贝拉突如其来的去职事件。纽豪斯坚持要作改变。我不曾替安娜·温特推波助澜。她是士毅坚持的不二人选。”纽豪斯对《时尚》新任总编辑明显的偏爱，让她更上层楼并再调高职，也使得有关他俩关系的蜚短流长再度流传。担任《时尚》总编辑的第一天，温特便正式处理这项谣传，那天早晨，丽莎·史密斯在她电视的专栏节目中特别拨出时间讨论这项传闻，其间，纽豪斯亦坚决否认有此一事。（士毅语带讥讽地表示说：“我至爱我的妻子和我家的狗。”）在一群作家、摄影师和编辑的面前，温特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温特声言，任何人如果相信她和纽豪斯之间隐藏一份不正常关系，那么他必然还活在旧时代里——认为女子只能依靠取悦男人一途搏取高位。温特并表示：“这是八十年代，你再也不必做那种事了。”

尽管有许多人对温特获任新职一事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对年轻读者和广告客户而言，这项人事安排确属高招，温特推出的第一期杂志，采用了一张完全不像传统《时尚》封面的照片，她扬弃在摄影棚里拍摄冷静、一丝不苟，近距离特写美女照片的传统手法，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时尚》用一帧模特儿户外照片当封面，镜头里微风吹拂她一头金色秀发，她穿一条便宜的牛仔裤，配一袭价值一万美元“克莉斯汀·拉克洛”（Christian Lacroix）深色上装，胸前缀着一串珠宝。最引人注目的，她迷人而性感地微露小腹。“我不主张塑胶一般，每根头发都一丝不苟地造型。”温特解释说，她继续尝试新的表达手法，甚至设计拍出一张洗尽铅华，有一副清新脸孔邻家姑娘形象的麦当娜照片做了一期《时尚》封面。如今开始有人叫好，恭维的人推崇温特是得黛安娜·维瑞兰神髓的真正继承人。大胆起用温特之举，遏阻了《她》在市场上的进一步攻略，并且也使纽豪斯正中下怀，完全肯定了他的说法：为了改革《时尚》，使能耳目一新地迈入九十年代，他做了正确的抉择。纽豪斯以一种情感洋溢，类似利伯曼的语调表示：“我觉得这份杂志是了不起的。外貌清新、充满惊喜，内容摆脱俗套而跟上了时代，简直无懈可击，它有一种我从来未曾见过的灵慧和敏锐。”

在将近三十年的过程中，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改变，对于妇女的定位也全然不同往昔，可是在所有的康德·纳斯特杂志里，一切公司的事务以及它们数以百万计女性读者，会读到什么内容，却完全操控在两个男人——纽豪斯和利伯曼手中。

虽然年龄已经接近八十岁，利伯曼似乎却格外显得不愿失去大权。总编辑和艺术主任们常在谈话的语气中故意强调利伯曼的重要性，目的在于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利伯曼觉得他还是最高领导，每件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大家都知道，若对利伯曼不阿谀、不效忠，会立即严重影响自己在公司里的前途。

对利伯曼的权威，即使是最纤细的挑战，也会立刻被他机警地侦知。七十年后期曾在康泰·纳斯特杂志任职的洛雪儿·尤黛（Rochelle Udell）一九八八年返回公司，担任利伯曼的首席助理。由于她思路机灵、态度坦率，尤黛很快地就巴结上纽豪斯。公司发行人级的高层主管之一思蒂芬·弗罗里欧（Steven Florio）便看得出来，他说：“士毅非常喜欢与她共事。当他俩谈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她会告诉他，‘士毅，你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会高兴地咧嘴大笑。他们相互了解对方。”她到差不久，一份出版界专业刊物《曼哈顿公司》（Manhattan lnc.）一九八八年某期封面故事中，猛捧尤黛，照片里，她坐在一大堆康德·纳斯特杂志上面，并列文说她是公司编辑部里的一股新兴力量。这篇文章引述上位知情人士的话：“利伯曼尽管伟大庄严，尤黛却活力充沛。这意味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利伯曼和纽豪斯对这篇报道都不开心。因为报道中也提到，康德·纳斯特另一份杂志《淑女》（Madernoiselle）总编辑艾米·列文（Amy Levin）即将遭到撤换。这期的尤黛封面故事，替位于麦迪逊大道三五〇号的纽豪斯总部大厦，带来空前复杂的尴尬情势。列文的丈夫艾特·库柏（Art Cooper）是公司旗下非常成功男性杂志《绅士季刊》的总编辑，他立即对这篇报道表达重视及不悦。纽豪斯受到压力，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曼哈顿公司》的杂志总编辑克莱·费尔克（Clay Felker），重申他对列文担任总编辑的才华具有极大的信心与承诺。（列文后来在一九九二年终于去职。）

对尤黛而言，《曼哈顿公司》封面故事酿成灾祸，既得罪了利怕曼，也造成纽豪斯的公然窘困，最后连她“接班人”的光明前景亦毁于一旦。利怕曼还没到自愿说再见的时候。曾在同一段时间里，与尤黛密切共事的一位康德·纳斯特杂志前任总编辑说：“士毅曾表示，‘亚历克斯，你需要有个人为你的艰巨任务分劳，你不再那么年轻了，’据我的体认，他选中洛雪儿·尤黛，因为他了解她，也信任她。可是从她接事的那一刻开始，利伯曼就在破坏她，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威胁，即便是他自己挑选的人。我可以但白直说，在破坏洛雪儿一事上，他尽了全心全力”。

金石之交

安莎·迪斯尼是康德·纳斯特集团里，对这种白俄宫廷式权谋运作永远保持关注的另一位倔强女子。迪斯尼是一位黑发英国妇女，长相酷似女星玛洛·托马斯（Mar1o Thomas），她在伦敦长大，曾在舰队街几家报纸当过记者，后来以明星的姿态被派到纽约来担任特派员和办事处主任。八十年代中期受聘担任《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v News）和《我们》杂志（Us）的编辑工作，一九八八年出任康德·纳斯特公司《自我》杂志总编辑。《自我》杂志初期的表现非常成功，但纽豪斯对它的方向一直不表满意。他希望能物色到一位适当的总编辑人选，让《自我》变成一份行销广大的刊物。迪斯尼的前任，法尔·韦佛（Val Weaver）还没把椅子坐热，纽豪斯就来敲她办公室的大门。纽豪斯只问了这么一句话：“你肯让我们换换总编辑吗？”

迪斯尼迅速接掌这份杂志。以她在《纽约每日新闻》办小型报纸的敏锐眼光，她选了好几位年轻的明星型人物当封面，运用大号字体做标题——似乎符合了利怕曼对杂志快节奏的要求。迪斯尼说：“美国新闻记者总是慢条斯理地写文章，你得先读完桔燥的三千个字，才能体会出文句中表达的是怎么一回事。在《自我》杂志上，你应该先有这么一层理解，你只要看了标题、小标题，框出来的引句和图片说明，基本上你已经读了全篇文章。要不要花时间详读全文，就全随你了，至少你已经得到了文章的传达效果。”

运用这种手法，《自我》的广告和发行都立即大有起色，迪斯尼对自己已经走上正确方向充满信心。新闻出版界很快就注意到《自我》杂志重振青春魅力的突出表现，报章杂志开始纷纷报道康德·纳斯特旗下出现一颗耀眼的英国新星。其后不久，迪斯尼接到一通纽豪斯打来的电话。“我真盼望你能跟亚历克斯好好合作……”纽豪斯告诉她。“为什么我要跟亚历克斯合作呢？”她不解地问。“嗯，你知道，亚历克斯觉得被你冷落了。”带点腼腆的语气，士毅这么回答他的新星总编辑。

迪斯尼后来才知道，她犯的最大罪状，就是媒体上有关她成功办好《自我》的种种报道，却都不曾提到利伯曼的名字，以及未曾提到利伯曼在《自我》改版方案中的角色与功劳。事实上，《自我》杂志的展现新貌，利伯曼涉及甚少。但是迪斯尼的好友们向她暗示，若想在康德·纳斯特高层存活，必须尊重利伯曼。“安莎，去看看利伯曼，就说你要他参与，你在乎他的感觉。”公司一名高级主管建议。“狗屁！”迪斯尼回答，她管不了那么多，她情愿承当后果。

对士毅·纽豪斯而言，他与利伯曼之间的情谊，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可以比拟。犹如长大的孩子对年老父母的关切，他对曾经教诲他这么多年的这位老人，可谓已善尽保护之责，有时候，甚至出以一种防卫性的态度来关照利伯曼。虽然士毅在康德·纳斯特有那么多高级主管辅佐，但他好像永远不可能考虑请利伯曼走路。当利伯曼的爱妻塔蒂娜年老体衰之际，纽豪斯请了一位私人护士日夜照顾，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利伯曼眷顾之深。利伯曼对公司成长的历史，意义至大，对士毅个人成长的历史，意义似乎更大。他不能让他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离开。

有一次，迪斯尼和利伯曼言谈之中发生冲突，她以惯有的尖锐语气质疑利伯曼，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怎么有资格指教她年轻妇女真正要看什么——《自我》杂志锁定的读者对象是介于二十八岁与三十二岁间的女性，当利伯曼坚持非要干预的时候，安莎·迪斯尼终于失去耐性。

四十四岁的《自我》总编辑大声质问：“亚历克斯，你到底对三十岁的女人了解多少？你怎么能知道她的希望、恐惧和欲望是什么？你和这类女性根本完全没有接触。”

利怕曼给问糊涂了，但他决心要做回答。他喃喃地说：“但是，塔蒂挪的护士……我常和她聊天。”

迪斯尼顶撞回去：“她只赚一万五千美元年薪，而且常被责骂。我的意思是，她不是我们取样的读者群之一，你懂吧！”

不久之后，为了挑选下一期《自我》封面照片，两人再度发生冲突；这一次纽豪斯也在场。在这次交谈中，利伯曼非常有自信地宣称，他挑的一张照片比迪斯尼选的那张要好，应该做下期的封面。

迪斯尼间谊：“有什么证据？”

利伯曼解释说，前一晚他把两张《自我》封面的备选照片带回家去。塔蒂娜的护士挑出她喜欢的一张。

迪斯尼大声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听过最荒谬的后。”她接着拿出一大堆《自我》的研究资料，并陈述市场调查中的读者情况，以及强调杂志锁定的发行对象。

利伯曼满脸惊愕地低声辩解：“噢……研究调查。我不能……我不能。我很抱歉，我不能相信研究。真的，我不能相信研究。谁在乎研究？”

迪斯尼反驳他：“好吧！假若你不相信这套，那你为什么要付钱请人去做？”她转眼看纽豪斯。士毅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好像不敢惊扰利伯曼说话。

到了一九八九年八月，她上任刚满一年，纽豪斯亲自出面要求迪斯尼离职。从利怕曼在康奈迪克的家中走出来以后，士毅便在路上决定，反正迪斯尼住处不远，不妨顺道告诉她这件事。这的确是太出乎意外，安莎·迪斯尼竟在自己家的大门口被老板草率地通知撤职。

当两人会面刚开始的时候，纽豪斯不着边际地劈头便说，他有多么抱歉，又说他敬重迪斯尼当总编辑的才华。他的语气极像一个被逼迫做传话的人，一副言不由衷的模样。“士毅，让我们面对事实，”迪斯尼打断他，她非常了解，无论再说什么都已多余，局势看来她的命运已被决定，“这是你的公司，有你的名字在上面。假若你真的认为我是优秀的总编辑，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亲口承认过发行数字长红，广告客户一致喜欢。我们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纽豪斯答不上来，他显然被这项自己非做不可的倒霉任务给搞得痛苦不堪。

迪斯尼接下去说：“很明显地在我和亚历克斯两人之间得有一个滚蛋，现在显然不会是亚历克斯。我了解这点，我们不必再往下谈了。”

士毅只能点头，并当场谢谢她。然后他便显得手足无措，随即仓皇离去。《自我》是公司里发行量徘名第三的杂志，取代迪斯尼职位的是一位惯于取悦男人的女性作家。一九八九年九月奉派接掌《自我》的亚历山德拉·潘尼（Alexandra Penney），是为《魅力》和《时尚》杂志经常撰稿的作家，也是畅销书《如何与男人做爱》（How to Make Love to a Man）的作者，纽豪斯聘她到《自我》之前，她从未编过杂志。

她和前任的迪斯尼作风完全不同，潘妮懂得如何应付康德·纳斯特的高层男士，她竭力吹捧利伯曼，在外人面前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老头子身上，真是灌足迷汤。据说，潘妮自己并不养狗，却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一个晚上，她在自己住的公寓里为士毅的爱犬举办一次生日宴会，邀来其他朋友养的七只狗客人，共同庆生。狗儿们喝EVIAN矿泉水，主人们享受鱼子酱，马屁拍得可谓别开生面。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虽然数度公开的表示希望减少权责，但事实上利伯曼的影响力仍是历久不衰。

真正开始普及于九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并且具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纽豪斯理念”（The Newhouse Concept）——把广告诉求和编辑内容混杂在一起的一个奇怪手法。萨姆·纽豪斯开创以广大群众为对象，并在特定地区以垄断手段将所有权集中的现代化报业报系现象；而士毅·纽豪斯则以一部分特定读者为对象，推广高级精致的专业杂志，影响所及，可谓成为九十年代美国媒体趋向专业分工的先驱。

就如同士毅所言，杂志不再是办给每一个人读，而只针对少数想读的人。父子所处的时代不同，经营的兴趣也不同，但都能开创美国新闻事业的新风气，意义同等重大。

第五章　我的朋友罗伊

权力是罗伊·科恩（Roy Cohn）的兴奋剂，如果科恩在一个地方嗅出有权力的味道，连他那双正打瞌睡的眼睛都会立刻睁大，灵活地转动，整个人因此立即变得聪明活泼起来。

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初，科恩借他私人举办的总统就职前宴会，展现他

政治掮客

里根当选连任之后不久，一九八五年某一天晚上，科恩又摆盛宴广邀贵宾。嘉宾名单中包括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这个人和罗伊认识有很长一段时间。当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Schultz）莅临时，科恩趋前迎候，就像以往任何场台一样，都只见罗伊一个人说话，他那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一言不发。

科恩热切地向国务卿介绍说：“您认识这位士毅·纽豪斯，纽豪斯报系集团的老板。”

虽然有科恩的居中介绍，有亿万身家、影响力巨大的纽豪斯，似乎都对舒尔茨毫无作用。

当被问及是否认识士毅·纽豪斯时，国务卿一时愣在那里。

舒尔茨回答：“不。”

科恩当时是否对国务卿的答复感觉惊讶，纽豪斯当时是否做了什么表情，有关这次会面，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科恩和纽豪斯是将近四十年前在霍拉斯·曼恩中学的同学，也许在科恩主办的庆祝里根总统连任餐会上，老同学能聚在一起就已经够令两人满意了。正像以前很多场合一样，科恩又再一次把重要人物介绍给他最好的朋友士毅。政治掮客

终其一生，科恩是一名登记有案的民主党人，但是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在一起时，他反而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的里根，以前的麦卡锡参议员。科恩一生中，充满这类矛盾、诡异，以及大大小小的利益输送。对一些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来说，当然也包括士毅·纽豪斯在内，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是他魅力的一部分；对于讨厌他的人而言，这是他个性上的缺点之一，这种矛盾的两极化批评，使得罗伊·科恩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在往后的一年半里，科恩在纽约因一大串违法罪状，被取消律师资格，其中包括盗取顾客金钱。根据法庭文件显示，科恩不仅向总统、参议员提供协助与建议，他的顾客中还包括许多黑手党头目以及纽约一大堆行径如同骗子的政客。他总是公开地表示反对同性恋，在已婚朋友面前永远否认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事实上，他总是与不同的年轻男子经常接触，最后终于使他染上爱滋病。爱滋病毒在科恩身上迅速蔓延，一九八六年四月不治病逝。

罗伊·科恩一生中，士毅。纽豪斯的友谊是他少数拥有的资产之一。一九五四年因麦卡锡参议员国会听证风波，科恩被迫离开政府公职，开始在士毅父亲老萨姆出资的一家私人公司工作。他死前在医院病床上接听的最后一通电话是士毅打去的。

士毅一生极少朋友，真正的密友更少。罗伊·科恩可说是对士毅的家庭以及他的事业王国最亲近的一个人了。士毅和罗伊的长期友谊，是士毅一生所有关系之中最复杂难解的一项。两个人都是家境富裕的犹太孩子，从小就是好友。纽豪斯的父亲曾雇用科恩做公司的顾问，双方交往因而更密。在士毅刚离婚，并且与家人相处不睦的那段痛苦时间里，两人友谊愈深。

科恩利用纽豪斯的名字、金钱，以及其他种种支持作为筹码，替自己或是他的客户换取利益。他运用纽豪斯的报纸打击他的政敌，让他们在报上“好看”，而对那些他有所需求的人，他又能在纽豪斯的报上替他们制造新闻或是修改新闻。当一些新闻感触敏锐的记者们开始察觉并着手探寻科恩生意交往的底细时，他运用纽豪斯的权势，压制记者们的追究。而纽豪斯的一家人碰到棘手问题的时候，总是向狡黠而又熟悉政治内幕的科恩求教，并要求解决办法。

罗伊和士毅在霍拉斯·曼恩中学同学期间，罗伊似乎永远跑在士毅前面。士毅害羞而又紧张，罗伊聪明又反应快，口才相当好，非常风趣，在校时两人便结成好友，这份友谊往后维持数十年。

科恩自小喜爱政治，他暑假期间也特别选课，所以五年就把中学念完，十六岁进哥伦比亚大学，二十一岁由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他说：“即使最讨厌我的人都说：我们必须承认，这小混蛋真是聪明绝顶。”

当士毅因为承受不了心理上的压力，屡次考虑自杀的那段灰暗日子里，帮助他、安慰他的是另一位同学阿拉德·洛文斯但。从这一点推断罗伊·科恩可能是一个对别人的感觉漠不关心的机会主义者。洛文斯但的妹妹桃乐丝从小就讨厌罗伊，她说：“罗伊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我哥哥阿拉德虽然不至于故意躲他，但他们不是朋友。士毅自己闯出名堂之后，罗伊才巴结上去。以我来看，罗伊烂透了，他永远都是那样。”

不过，任何别人的观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萨姆的观感。萨姆是士毅一生中最大的权威，而萨姆对罗伊印象非常好。萨姆觉得罗伊对他羞怯而又经常迷糊的儿子而言，应该是一个好榜样。老纽豪斯认为罗伊能用务实而又思路清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罗伊的冲劲和对政治的敏锐，使人对他又爱又怕。

在罗伊二十一岁时，他担任纽约南区法院助理检察官，从此开始他的法律生涯。他先是处理小案子，很快地就被奉命处理较大案件。他经常向新闻记者透露一些线索和内幕资料，搏取记者的欢心。不久就被记者们捧成专办有组织犯罪大案的名检察官。当时美国全国弥漫恐共思潮，对共产主义及其对国内安全构成的威胁惊惧万分。罗伊成为专门追查共党分子的检察官。他参与起诉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袖的纽约大审，以及将罗森伯格夫妇（Eihel and Julius Rosenberg）共谍案定谳，这两件举世瞩目的大案，使他有机会更上层楼，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共事。

一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岁的科恩被选任为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U.S.Senates permanent investigations subcommittee）的首席法律顾问。这是后来世人称之为“麦卡锡时代”的主要活动舞台。“麦卡锡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是一段黑暗日子，一大批人陆续被传召到国会去，为他们的政治信仰公开作证，受尽屈辱折磨。由于这些听证会，很多无辜者不但失去工作，名誉也被毁于一旦。科恩是麦卡锡的头号大将，经常在听证会时与麦卡锡耳语，提供具有伤害性的凌厉问题，建议参议员来询问作证的共党颠覆可疑分子。麦卡锡对科恩犹如电影情节般清晰的记忆力，以及严酷和攻击性的质询手法，推崇备至。麦卡锡参议员曾说：“罗伊是我平生仅见极少数非常干练的年轻人。”

科恩在这位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权势最巅峰时与他共事。可是他做了不到两年，一九五四年发生“麦卡锡陆军案”听证案，导致参院群起责难麦卡锡，科恩因而去职。

与麦卡锡共事之际，科恩与激烈反共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频频联系，并且很快交成朋友。胡佛常常向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提供有关建议，并且把联邦调查局档案里的机密资料透露给参议员。

最强烈亲麦卡锡报纸之一是当时纽豪斯报系中最大报《纽瓦克纪事星报》。即使后来全国许多报纸开始质疑麦卡锡手法的时候，《纽瓦克纪事星报》仍然坚决地留在亲麦卡锡阵营之中。

科恩卷进的政治风波，还包括和罗怕特·肯尼迪的交恶。而士毅·纽豪斯则一直与他维持友谊。麦卡锡挑选科恩担任参院调查小组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的时候，一起竞争那个职位的罗怕特·肯尼迪落选，这件事严重伤害了也是豪门之后小肯尼迪的自尊心。罗伯特虽然终于出任该小组委员会总顾问法朗西斯·弗拉那冈（Francis Flanagan）的助理，但对科恩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永远记恨在心，尤其科恩在麦卡锡委员会听证中，所使用毫不留情式的凌厉质询手法，引起众人非议，更是火上加油地刺激小肯尼迪的仇恨，他们两人的心结，纠缠多年，到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去世为止，从来未得化解。

麦卡锡被听证事件搞得恶名昭彰。科恩看出大势已去，于是在被许多愤怒的参议员撵走之前，一九五四年夏天，他自动辞去小组委员会法律顾问的职位。事后他说，“到华盛顿，是我一段痛苦的教训，眼见多年来苦苦挣得的声誉毁于一旦。这只因为我与麦卡锡参议员共事，而他却成为所有不愿共产主义曝光的人一致的仇视象征。”二十六岁的科恩心理受到创伤，转而求助于士毅·纽豪斯的家人与朋友。伸出援手帮助他的是纽豪斯家的长期友人亨利·加芬克尔（Henry Garfinkle）。

报恩

加芬克尔早期创业的历史与萨姆·纽豪斯发迹的故事类似。二十年代，加芬克尔大约十三岁时，开始在斯塔腾岛街角和渡轮码头上贩卖报纸。当时该地主要日报《斯塔腾岛前锋报》老板萨姆·纽豪斯注意到加芬克尔沿着渡轮港边的小生意。纽豪斯了解发行派报系对他报纸的重要性。他拿出三千美元不收利息的一笔贷款给加芬克尔，鼓励他在渡轮码头上设立他自己的第一个报摊，吸引往返曼哈顿旅客的报纸生意。像萨姆·纽豪斯一样，亨利·加芬克尔出身纽约下东区贫民窟俄国移民家庭，八个孩子之中居长。两人都是五尺刚过的矮个子，做事只按自己想法，但冲劲十足。一位曾与他共事的朋友在《华尔街日报》首页一篇有关加芬克尔的专访文章中说：“亨利有双重个性。他的生意个性亲切仁慈，客人来头愈大他愈客气。他真正的个性却是残酷无情。”

加芬克尔事业上的巨大冲动和野心，使他在纽瓦克机场、港务局，以及其他交通要道上，陆续买下许多报摊。最后他一跃而成为整个大纽约以及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方、报纸和杂志分销网的大老板，身家千百万美元。加芬克尔对萨姆·纽豪斯一直心存感激，感念给予机会使他能白手起家，加芬克尔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任何时候，他需要我帮他做任何事，我都义不容辞。”

离开麦卡锡委员会几个月之后，一九五五年，科恩出任“联合新闻公司”（Union News Company）总顾问——“联合”是加芬克尔当年利用纽豪斯贷款，在斯塔腾岛买下的起家地盘。罗伊·科恩加入的时候，这家“联合新闻公司”已成全国最大报摊与餐馆经营者之一。

离开麦卡锡不到一年，科恩运用他精明厉害的法律手腕，经由一件繁复的股票持有人法律诉讼案件，帮加芬克尔取得“美国新闻公司”（American News Company）的控制权。这是一家有九十一年历史的老公司，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杂志批发商。加芬克尔将公司重新整顿，改名为“安可普全国服务公司”（An-corp Nationa15erviCes, Inc，），从而取得在美国东北地区，近于垄断的报纸杂志发行经销地位。

纽豪斯家族也因为加芬克尔的帮助而获利至大。对于任何新闻事业，尤其是一家正准备向美国杂志业进军的公司而言，与最大发行经销公司保有友善关系，是极端重要的。杂志特别依赖报摊上的零售业绩，它可以扩大发行量，然后从而提高广告价格。加芬克尔深知自己握有的这份力量，拼命地用它来赚钱，即使是最大的报纸杂志也不能不买他的帐。根据联邦有关主管单位的资料，加芬克尔向报纸杂志不法的强索规费，俾能将他们的刊物在各个报摊上陈列在比较好的位置。一九七一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安可普”公司提出民事诉讼，由于它不法收取规费，索赔五十八万五千美元的罚款。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人员指控，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加芬克尔的公司，每月向《纽约时报》收取二千五百元，每周从《纽约每日新闻》收取五百元。联邦贸易委员会稍早在一九六四年曾公布法令严格禁止此类规费，加芬克尔的公司恶性违反，所以依法起诉索取罚款。

加芬克尔报摊后面还隐藏了另一股见不得人的力量——一向纠缠在纽约报纸杂志分销点上的犯罪分子。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加芬克尔六十年代与犯罪家族波兰诺（theBonnano crime fami1v）手下组织犯罪分子有所来往。《时代周刊》后来在加芬克尔去世时的讣闻上指出——“对于有关他雇用黑社会人物在发行战中保护报摊的指控，他一贯地予以否认。”

不过，与所有其他媒体公司老板不同，纽豪斯家族得到加芬克尔的特殊优待。其中部分原因当然由于亨利·加芬克尔与萨姆·纽豪斯几十年的交情。他们经常一起外出度假，家人们也都相互交往熟悉。而在工作上，双方实质交往的关系更加密切。萨姆被加芬克尔视为生平第一位大恩人，纽豪斯一九五九年买下康德·纳斯特旗下所有女性杂志时，他无形中得到加芬克尔极大的回报。因为和加芬克尔的公司及其法律总顾问罗伊·科恩之间的情谊，《时尚》、《魅力》、《家与园》等杂志在报摊行销上所获的助益简直无法估计。由于他们的好友掌控全美国50%的零售报摊，纽豪斯家族收购原本赔钱的康德·纳斯特公司的五百万美元投资，很快就已回收并有盈余。加芬克尔事后说：“让我坦白地告诉你，假如你把某一份报纸或者是杂志，放在每个报摊前面最醒目的地方，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

与罗伊·科恩熟识的人说，如此生意来往为罗伊和士毅·纽豪斯的友谊加添了另一层关系，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纽豪斯王国的内围。

无论是在麦卡锡手下任职期间，以及随后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十年之间，紧接而来达三次极具戏剧化出庭受审，纽豪斯父子都毫无动摇地忠诚支持罗伊·科恩。当时科恩牵涉在一件五百万美元股票诈欺案中，被控妨碍司法及伪证罪。一九六四年他的第一审，因陪审员意见未能一致而无法裁决，第二审，庭上撤销对科恩的控罪。一九七一年，被控行贿、共谋、对“证券及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供不实文件，但是科恩再一次被判无罪开释。在这三次审讯中，证词中牵扯出科恩的一些朋友，包括不少黑社会人物，像在拉斯维加斯开创“沙漠酒店”赌场（Desert lnn Casino）的摩伊·达利兹（MoeDalitz），在司法当局眼中，达利兹是黑手党老大维多·吉诺维斯（Vito Genovese）的“地下老板”；以及迈阿密帮的密亚·兰斯基（Meyer Lansky）。尽管联邦政府调查得非常严密，三次审判中，科恩都能无罪脱身。他说，政府对他所做的调查是罗伯特·肯尼迪当美国司法部长之后，因个人恩怨而搞的“雪恨”报复，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

科恩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说，“人生中有许多重大的困难时刻，我幸运地交到好朋友，慷慨地借钱给我，使我安然脱离困境。对我最好的一位就是萨姆·纽豪斯，出版王国的创办人，我至交好友士毅的父亲。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时，自己紧张畏缩得像一只猫。他问我有什么困难。”

科恩说，他告诉老纽豪斯：“我破产了。”

科恩回忆说，萨姆微笑地看着他，“告诉我你需要多少。罗伊，不要怕，给我一个数目。”

科恩告诉萨姆他需要二十五万美元，萨姆立即开支票，给他那个数字。（有关那次会晤的另一种记载，科恩说他要求萨姆·纽豪斯“至少三十万，或者四十万”。而他得到一张五十万美元支票。）

这个在经营出版事业上一向小气出名的人，如今却出手如此大方，倒是吓了科恩一跳。他满怀惶恐地告诉老纽豪斯他不知道将来是否有能力还这笔贷款。“你永远不必还我，”纽豪斯回答说，“你已经用友谊还报给我了。”

周遭的朋友和许多事业上同事们都说，科恩用职业上或个人的利益输送方式，向纽豪斯一家人偿还他的欠债。六十年代，科恩以纽豪斯公司法律顾问名义帮这一家人处理许多问题。科恩与工会关系密切，认识一大堆工会人物。所以，当时正被工会层出不穷的罢工事件困扰着的纽豪斯父子，更把科恩看成重要助手了。

机会主义者

对纽豪斯父子而言，科恩还有另一个角色——扮演士毅的老大哥，他是老萨姆替性情不稳定儿子挑选的朋友。那个时期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纽豪斯付钱给科恩，就是要他帮忙照顾士毅。“就如同请一位门客，专门看住士毅不要出事”，有一位朋友这么说。

罗伊·科恩常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士毅，一小圈谈得来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春夏之季的周末带同家人到马场骑马，晚间共同饮宴。纽约的冬季，天寒地冻，他们会结伙到南部避寒。常去的地方是古巴哈瓦那。当时卡斯楚还没上台，罗伊因为曾经为巴蒂斯塔政权处理过与美商的法律案件，古巴政府视他如上宾。每当这群朋友前往度假，不仅由机场开始提供车队，还至少派四名宪兵全天候维护安全。

有罗伊的地方总有欢笑，朋友们都喜欢他，士毅的儿女们更把他看成比父亲还亲近的伯伯。罗伊一直单身，虽然常和女人混在一起，但是朋友们没有人会相信如此一位雄辩滔滔的名律师，本身真正的兴趣却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曾自称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名电视记者芭芭拉·沃特兹（BarbaraWalters）交好。但在后来CBS“六十分钟”节目中一项介绍科恩的报道里，记者摩利·塞弗（Morley Safer）仅只略微带过沃特兹的名字，指出“他不是那种会结婚的男人”。

在科恩处理的法律案件中，他也擅长离婚案的审理，因而他时常需要给纽豪斯家人提供建言。士毅的媳妇卡洛琳·纽豪斯后来提及科恩对这个家族深入的特殊了解。罗伊曾私下向卡洛琳解释士毅·纽豪斯家族历史中许多神秘故事，“使我因而能够和我公公谈话沟通，很少有人能和他沟通的。我公公是一位极端害羞而又刻意保护自己的人。罗伊替他主持我们的订婚仪式。在我们的婚礼上，是他和我哥哥出来致辞。我公公不会做这些事，他学过怎么演讲，但对他而言却困难万分。”

无论是和记者透露一些内幕，或和纽豪斯属下员工谈判，以及向士毅的子女提供友善的建议，罗伊总是语带权威，使大家不得不相信他的确是士毅最好的朋友。他了解士毅的长处和短处，永远不会把它们搞错。科恩曾说：“他最怕在公众场合露面。每当他必须要做五分钟公开演讲时，他却要花四到八个星期准备预习。假若我邀他参加一个聚会，他打电话来的开场白总是‘我必须要参加吗？’”

罗伊·科恩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政客，他深深体认传播媒体是美国生活方式中非常微妙的一项永久性力量——不仅能无远弗届地深入群众，还能赚取亿万财富。科恩了解他最好的朋友在这股无比力量上的崇高地位。他甚至也跟着反复申述纽豪斯所谓的“地方自治”理念。

罗伊·科恩一九八二年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事实上，纽豪斯父子可以轻易成为美国新闻出版界最大的力量，就像揿两个按钮一样简单。可是这与他们‘地方自治’理念冲突。”

由于他个人的沉默寡言，大多数人都以为士毅承继了他父亲“地方自治”的办报哲学。许多奉承拍马屁的记者都在文章中指出，这项理念意指纽豪斯只对报纸杂志业务经营方面有兴趣，记者和编辑们可以在版面内容上自由发挥放手办报，不受老板的干预，萨姆·纽豪斯曾经这么教训他的孩子：“我的兴趣在于发行成功的报纸，不在制造帝王。我没有兴趣去逢迎阿谀权贵换取利益。因此我避免和他们有这类牵扯，不和他们的主张或者组织勾结，以保障我报纸的独立与完整。读者们看报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家报纸已成为某人的传声筒，那是不正常的生意。”

但是罗伊·科恩则完全不同，他全心全意地利用纽豪斯报纸的新闻版面，帮助他的朋友打击他的政敌。虽然他表面上也承认所谓“地方自治”这种理念，但基本上，科恩对新闻媒体的观念是非常现实的。他这种彻头彻尾机会主义式的观念源自他的导师——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结交上层权贵对科恩而言事关重大，终其一生，科恩都在努力巴结全国新闻媒体最具影响力的发行人、老板，以及高级编辑。他信得过的深交友人，还包括五十年代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契尔（walter Winchell）；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科恩的影响力遍及默多克《纽约邮报》小道消息专栏到《纽约时报》的头版要闻。前《时代周刊》法律记者、编辑以及改写科恩自传的西德尼·蔡恩（Sid-ney Zion）都承认，科恩曾是他们消息最佳来源之一。科恩也以同类手法向其他新闻记者略施小惠，并透露各种消息，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出科恩政治掮客生涯的另一面。科恩与媒体问的共生是建立在互利的关系上。撇开意识型态和友谊不说，罗伊·科恩之所以能够结交到美国高层政客，是因为那些政客们认为科恩能替他们影响新闻媒体。

一名曾和科恩共同设法，来影响纽豪斯报刊某项新闻立场的共和党人士，看到科恩操纵新闻界的手法，能把它们像泥巴一样照自己意思捏塑，简直惊佩极了。这名政治家指出：“纽豪斯父子是那种只懂赚钱的人。当他们买下报纸的时候，报纸都一面倒向现实。他们永远赞成当权派，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当权，他们乐于向当权派叩头奉承。如果有新闻发生，对当权派造成威胁，他们就尽可能淡化或不登。就本质而言，纽豪斯只问——报纸赚不赚钱？这是他们仅有的考虑。但是科恩有能力改变他们父子这点，在威逼利诱之下，纽豪斯父子都会被科恩操纵。”

操控媒体

科恩在纽豪斯公司能翻云覆雨的最早一个事例，发生在六十年代初期，肯尼迪政府请他帮忙，而科恩也愿意趁机攀权附贵。事情是牵涉肯尼迪总统在国会里最重要支柱之一，众院多数党领袖海尔·博格斯（Hale Boggs），博格斯的家乡选区在路易士安那州的新臭尔良。因为他支持约翰·肯尼迪的民权法案以及其他很多自由派法案，博格斯被当地日报《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保守立场的言论，抨击得灰头土脸。肯尼迪总统深知，如欲争取其他南方民主党议员支持他的法案，博格斯的众院领导地位至极重要。因此他非常担忧《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的批评可能对博格斯造成政治伤害。

在一次涉及博格斯遭遇困难的白宫会议里，肯尼迪的心腹新泽西州众议员——也刚好是罗伊·科恩生意友人——尼尔·加拉格尔（Neil Gallagher）献计，提出一项解决困难的办法。贾拉格向总统建议，新奥尔良这家报纸最近刚被萨姆·纽豪斯收购，罗伊·科思和纽豪斯家极熟。加拉格尔自告奋勇代表博格斯去找科恩，设法影响纽豪斯。

在肯尼迪政府里，任何找科恩帮忙的想法都是天大禁忌，尤其罗伯特·肯尼迪对科恩更是恨之入骨。一九六〇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科恩支持的是约翰逊而非肯尼迪，并竭尽全力帮约翰逊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也就在讨论加拉格尔建议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和他手下一批司法部律师及联邦调查局干员，正在进行一项可能将科恩以刑事起诉的犯罪调查。加拉格尔知道侦办科恩案进行得如火如荼，也从科恩及其圈内朋友处感受到压力，无不希望肯尼迪政府放弃对罗伊·科恩生意往来的追查。假若纽豪斯愿意的话，这将是对各方面都能蒙利的一次秘密交易。

罗伯特·肯尼迪激烈反对找科恩帮忙。但是政府中冷静思考得失的一派获胜。于是由总统下令说，派加拉格尔去和科恩谈判此项解决办法。

加拉格尔说，“我当时并不知道罗伊在纽豪斯组织里的正式头衔是什么，但我知道他对纽豪斯先生确实具有影响力。”他打电话给科恩，说明这桩买卖，当罗伊听说有机会摆脱对他锲而不舍的司法追查，罗伊显得十分兴奋。“罗伊回电话说，下次我去纽约时两人理应共迸晚餐。当周末我去了纽约，他告诉我纽豪斯会在新奥尔良的报纸上支持博格斯。”

加拉格尔回忆在晚餐席上，科恩对他表示已经亲自跟士毅·纽豪斯谈过有关支持博格斯的事。“罗伊说纽豪斯将可能帮忙，不过他对地方报纸的编辑立场一直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已将官交给地方编辑了。但是士毅心中对博格斯存有尊敬，觉得可以支持博格斯和他在民权法案上的立场。”科恩并请博格斯看看明天《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的社论，假若他仍不满意社论的新立场，纽豪斯家族愿意再改一个他喜欢的说法。

纽豪斯报纸的言论版面上，不久就反映出对国会议员博格斯在众议院表现的赞誉及支持。包格士自己当然更明白和罗伊·科恩站在同一阵线的好处。科恩后来说，他亲自向博格斯提到请总统放弃司法部对他的追查。但是罗伯特·肯尼迪想将科恩定罪并绳之以法的想法始终没人能劝阻得了。

科恩在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我接到海尔·博格斯的一通电话，博格斯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总统的朋友。”博格斯告诉他，总统无法劝阻他弟弟，或是当时承办此案的联邦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停止进行起诉科恩的努力。科恩在自传中写道：“我说‘海尔，你知道，我并没什么本事跟你讲大道理，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约束不了他的弟弟，我看他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

对那些知道这则海尔·博格斯插曲故事的人来说，最值得重视的是科恩在纽豪斯组织里惊人的影响力。能在媒体中有一言九鼎的亲密关系，是任何具有野心政治家所梦寐以求的。加拉格尔众议员在新泽西的选区，被另一份纽豪斯报纸《纽瓦克纪事星报》所垄断，他自然更加领悟这个道理。

蔡恩对罗伊能左右纽豪斯报系集团而换取政治利益的能力，也是感受颇深。蔡恩说：“罗伊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利用纽豪斯的关系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势力。全国各地都有纽豪斯的报纸、纽豪斯的电视台、纽豪斯的全国性杂志与星期增刊。虽然不一定真能”一个众议员选区一份纽豪斯报纸“但是实际情况也相差不远。假如你是一位参议员、众议员，或者是政党领袖，甚至任何一个罗伊·科恩想接触联系的政坛人物，如果不接他的电话，你就甘冒吃不了兜着走的危险了。”

从联邦调查局企图人他于罪的三次审判中全身而退之后，罗伊在纽约市和全国政界更是全力拓展他政治权力掮客的角色。其中涉及不少被人垢病的作为。《斯塔腾岛前锋报》一名二十六岁年轻记者丹·詹尼森（Dan Janison）曾经试图揭发，并明查暗访地写成文章，本想领先各报一鸣惊人；当然，这项企图最后还是被罗伊和士毅的权势力量给压下去。

罗伊·科恩表面上是一个充满权力欲望，而且能够呼风唤雨、雄辩滔滔的大律师。除了士毅·纽豪斯可能很早就察觉之外，很少朋友能够想象他是同性恋者。直到一九八六年他因爱滋病而卧床垂危，他仍然否认他的同性恋兴趣。他临死前，士毅几乎每天都到医院探视，或者每天至少和他通一次电话。他去世后，新闻报道全都引述他自己的说法—一他罹患的是肝癌，但是后来经证实，他死于爱滋病。

科恩在临终前修改了遗嘱，把一件珍爱的法国现代雕刻家的收藏作品，一尊大理石男子头像，送给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士毅·纽豪斯。

有将近四十年之久，罗伊·科恩给士毅·纽豪斯的，除了友谊，还有各种忠告和建言。土毅也自始至终地对他忠实——不论罗伊多么不择手段地利用纽豪斯家族谋取的利益，也不论这个家族多么依赖罗伊解决困难的问题。总而言之，罗伊·科恩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不光彩的传奇故事，也是贪婪、犯罪，侵蚀美国生活的一项证言。

面对那尊大理石雕刻艺品，士毅说：“我不知道它价值多少，但罗伊拥有过的任何东西，对我而言都深具意义。”

第六章　扼杀新闻自由的黑手

在《克利夫兰平原商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士毅·纽豪斯只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记者和编辑们仅能模糊地认出他是他们报纸的老板，纽豪斯报团创办人的儿子。对大多数克利夫兰的新闻记者而言，士毅·纽豪斯是一个隐藏在遥远的纽约曼哈顿摩天大厦里的神秘人物。只有很少数克利夫兰报社员工，能偶尔看到他们亿万富豪老板惊鸿一瞥的现身。

在八十年代后期担任《平原商报》评论版编辑，后来担任执行编辑的比尔·吴斯登戴克（Bill Woestendiek）回忆说：“看见过他两次，他不常在商报那里。看到他时，顶多只是打个招呼，我从没跟他开过会。”

沃尔特·鲍丹尼契（Walt Bogdanich）是另一个《平原商报》里从没见过士毅·纽豪斯的记者。鲍丹尼契原来任职该市另一家竞争的日报《克利夫兰新闻》（ClevelandPress），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才跳槽到《平原商报》来。很短一段时间里，鲍丹尼契就变成《平原商报》最好的采访记者之一。他是一个身材颇高，喜爱研究问题的年轻人，鬈曲的深棕色头发，深眼眶，留着落腮胡子。很多难跑的新闻都是他的杰作，很快就赢得杜里其他编辑和记者们的信任，鲍丹尼契绝顶聪明，思路清晰，任谁也骗不了他。

他出生于芝加哥，在邻近的印地安那州盖瑞城长大。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对公共事务采访报道最感兴趣。他注意到克利夫兰的政治诡诈贪污横行，于是他对克利夫兰非常神往，想去一显身手。他每天开车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郊区前往克利夫兰，寻找井阅读大批有关文件与法庭纪录，研究“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3union）及一些有组织的犯罪，与克利夭兰市政体制等三青之间的关系。由于长久的深入研究，他看出克利夫兰各方面力量互动的模式，这项认知使他很容易就在《克利大兰新闻》找到一份记者工作，他干了两年半。

鲍丹尼契回忆说：“卡车司机工会、组织犯罪案件和贪污横行把我吸引到克利夫兰。它是一个彻底腐败的城市，非常具有挑战性。”鲍丹尼契知道《新闻》报财务情况不好，当《平原商报》有意挖角，他立即决定跳槽。

鲍丹尼契进《平原商报》之后，采访工作进行顺利。一直到贾琪·普瑞赛（Jackie Presser）成为采访对象时为止。芝加哥和纽约两地黑手党头子们一致椎派普瑞赛争取出任全美国最大工会“卡车司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职位。从一九八一年中他第一次被派这项采访任务的那一刻起，和接着下来的好几个月，鲍丹尼契卷进一则内藏极大阴谋的新闻故事，比《平原商报》有史以来刊载过的任何阴谋都较具震撼性。这个故事说明了士毅·纽豪斯与罗伊·科恩友谊中最黑暗的一面，也暴露科恩对纽豪斯报纸的腐蚀性影响。科恩在暴徒流氓与纽豪斯手下高层干部之间，所扮演的掮客角色，几乎毁灭了鲍丹尼契记者的声誉，并且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许多年后，当整个事件在联邦法庭真相大白，并得知当时纽豪斯和他的高级编辑，竟然容许让黑手党逐宁逐句口述，而他们几乎原文照抄的写出一篇讨好贾琪·普瑞赛的新闻，再刊登在他们报纸的头版。如此丑恶荒谬之事，连鲍丹尼契都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普瑞赛事件

有关贾琪·普瑞赛的故事，只是《平原商报》八十年代好几桩掩藏幕后见不得人的丑事之一。读者迄今无从得知所有事件的全貌。要了解普瑞赛事件，必须先了解它所以发生的背景：那就是士毅·纽豪斯企图在克利夫兰稳占一个垄断的报纸市场——这将能替纽豪斯报业王国增添千百万美元的收益。士毅·纽豪斯在克利大兰所做一连串新闻道德上的妥协，以及其他在法律上有疑义的行为，后来引起联邦当局对他所策划的一笔交易，进行反托拉斯法刑事侦查。总而言之，由于《平原商报》四周充满了权谋操纵和编辑立场妥协的气氛，九十年代初期，许多优秀记者忿而离职，并且开启广告客户过分干预新闻判断的大门。《克利夫兰平原商报》是全美国第十二大日报，所发生的事件影响颇为深远。对于关心媒体正派风格的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项有力警告，从此可以得知媒体如何被污染，如何在专业立场上向金钱权势卑屈让步。在这个美国城市日益增多的报业垄断时代，克利夭兰的教训尤其重大。在克利夫兰所搞的卑劣手法，使士毅·纽豪斯和他的助手们永远不再值得公众信赖，使他旗下的报刊注定永远像一艘破船，不能承载民主社会里新闻言论自由的重大责任。

在纽豪斯新闻王国里，家族每一成员包括士毅在内，都得监督其中一部分事业。《克利夫兰平原商报》是士毅负责督导的报纸之一。士毅习惯于搭机飞往这些报社，停留一两天，听取当地的主管简报业务，然后把有关资料汇报纽约的纽豪斯公司总部。星期四通常是士毅飞往克利夫兰的日子，这一惯例行程已经行之多年，即使在他接掌康德·纳斯特担任最高主管之后仍是如此。康德·纳斯特一位前任发行人彼得·戴蒙狄斯说，萨姆·纽豪斯和儿子士毅有一个约定，如果他想到康德·纳斯特去做杂志工作，唯一交换条件是，他必须答应每个星期三夜里要飞夫克利夫兰，星期四处理《平原商报》工作。飞回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士毅星期五早上会准时出现在他康德·纳斯特办公室里。戴蒙狄斯说：“星期四他从来不会在纽约，此事行之多年，即使是连萨姆去世后也是如此。”

士毅的叔叔诺曼也负这份克利夫兰产业的责任，他比土毅去得稍勤。除了纽豪斯叔侄幕后查看之外，从外表看，《平原商报》日常业务推动似乎全由发行人托马斯·瓦尔（ThomasVail）主持。

瓦尔出掌《平原商报》是在一九六三年，当时报纸刚熬过为时一百二十九大的罢工事件而进行改组，他接掌时情况对他相当有利且大有可为。当时他年方三十六岁正值盛年，瓦尔征召了一批对深入追踪报道有兴趣的新闻新血液，决心要把生命活力重新注入年华老大沉沉欲睡的《平原商报》。瓦尔来头不小底子又硬，他是靠金矿起家百万富豪李勃帝·荷顿（Liberty E.Holden）的外曾孙，老荷顿在一八八五年买下《平原商报》，将它由一个摇摇欲坠的周刊，经营成美国中西部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之一。一九一二年荷顿故世，报纸遗留给他五个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人。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掌控报纸股权的“森林城出版公司”（Forest City Publishing Company）决定接受萨姆·纽豪斯空前巨款出价，将报纸卖断。当时的“森林城出版公司”是由好几位家族成员和信托人共同拥有，大家正嫌盈余不足且分红太少，而纽豪斯又出了天价。《纽约时报》以头版篇幅报道这则有关《平原商报》以五千万美元易主的新闻，指出：“这是美国报业史上，为了单独一家报纸而付出的最高价格。”

如同其他纽豪斯所属报纸一样，《克利夫兰平原商报》表面依旧维持地方自营——瓦尔仍然高居主管职位——但是报纸的财务已经牢牢地落入纽约大老板手享中。报纸易主之后，瓦尔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表示：“包括业务、人事。编辑政策在内。《平原商报》的全部控制权仍交到我的手里。”《平原商报》是俄亥俄州最大的日报，但是与许多美国大城市不同，克利大兰仍有两家日报，一九八一年两报为争读者与广告客户，曾陷入一场劳民伤财的业务大战。在这段时间里。《平原商报》与财务困难的《克利夫兰新闻》之间的激烈竞争。对克利夫兰的读者大众而言是项好消息。两报争奇斗胜，更能满足读者对了解这个复杂工业城市内情的需要。对急于想替《平原商报》写出好的深入报道，像对鲍丹尼契等年轻记者而言，两报竞争也是大好消息。开始听到有关贾琪·普瑞赛贪污的谣传，他当时是克利夫兰地区性卡车司机工会主席，也是未来全国工会主席的可能人选。总编辑戴大·何克拉特（Dave Hopcraft）决定派鲍丹尼契与另外一位记者玛莉·简·伍奇（Mairy Jayn Woge）搭档，调查此项谣传的真相。

任何有关卡车司机工会和犯罪组织的大新闻，尤其是牵涉贾琪·普瑞赛，似乎很自然的都该由鲍丹尼契主跑，他自己也极感兴趣。根据他以往采访经验，他知道跟普瑞赛打交道相当困难。这个圆滑而又了解媒体的工会领袖，专门雇用两名公夫人员应付记者，对鲍丹尼契这类刁钻之人则尽可能地予以挡驾。

普瑞赛的父亲也曾是卡车司机工会势力很大的领导人物，因此父子二人俱是克利夫兰权力结构中的重要角色。而鲍丹尼契出身劳动阶级家庭，对普瑞赛的过度贪婪习性，先天上就极端反感。和普瑞赛的高收入相比，工会下层会员之所得实在微不足道。所以当总编辑何克拉特指派鲍丹尼契这项采访任务时，他不仅乐于接受，并且急切地想把普瑞赛的肮脏行径公诸于世。不过，鲍丹尼契被蒙在鼓里的是，《平原商报》高级主管早已和普瑞赛有所密商暗通款曲了。

几个月来，普瑞赛、他的律师们和他的公夫人员对于玛莉·简·伍奇的跑新闻手法大表不满，并私下向何克拉特提出抱怨。他们认为她态度偏颇报道不公，决心将她赶出采访普瑞赛的新闻路线。伍奇五十多岁，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记者，她对卡车司机工会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已经了如指掌，有时她似乎比联邦调查局还知道得更多。鲍丹尼契回忆说：“她到处都有联系”，他帮玛莉·简核对查证新闻稿的细节，并且帮她润饰文字，因为这争议性高、众所瞩目的新闻必须行文审慎。

可是这两位记者都不知道何克拉特已经跟普瑞赛及其手下人员暗中谈了好几个月。他指派鲍丹尼契参加这条新闻路线的采访，主要原因在于何克拉恃与普瑞赛对伍奇有一项共同的疑虑。假若伍奇和政府调查人员大过亲密，或是和想把普瑞赛赶出工会的工会内部反对派分子太过接近，她的新闻就无法写得公正，所以何克拉特认为，加派一名记者参与是一项谨慎的做法。“贾琪过去好多年来一再地跟我讲这些事情，说玛莉·简和他敌人之间如何如何有所关联”，何克拉特告诉《克利大兰平原商报》前记者詹姆斯·尼大；而尼大在一九八九年他替卡车司机工会头子普瑞赛写的传记里也首次叙述了《平原商报》和普瑞赛之间的联系。“他们很明显地认定她被政府利用，或是被想削弱贾琪力量而攫取领导权的工会反对派分子所利用。我也认为她是那种能被别人利用的人。可是谁也利用不了鲍丹尼契。”（现在在克利夫兰从事公关业务的何克拉特拒绝作者访问，不过他表示愿意证实尼夭的说法。他说，“詹姆斯·尼夫书中说的正确。”）

两位记者的合作好比如虎添翼，很快就证实了贾琪·普瑞赛是联邦调查局的线民。他潜伏在卡车司机工会中卧底，并且爬升至全国性的领导阶层，这条经证实的新闻实在太过敏感，就连鲍丹尼契熟识且信得过的联调局探员也显得十分不自在。两位记者访问了好多位执法单位工作人员，所有访谈内容全都录音存证，避免发生任何可能的小误解。有时候鲍丹尼契听完玛莉·简的访问录音之后，会向他自己的联调局消息来源查证。经过一阵努力，鲍丹尼契已完全确信普瑞赛的线民身份。他们两人很快地写出一份分上下两篇的系列报道，上篇十一九八一年八月在他们的报上刊出。

在上篇报道中，他们详述普瑞赛如何从卡车司机工会所聘请来改善工会形象的一家拉斯维加斯公关公司，收取三十万美元回扣的故事。报道所根据的资料，是该公关公司一名合伙人的宣誓证词，而且内容符合其他有关的访问与文件。上篇报道刊出之后，有关收取回扣一节最关重要，促使司法部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刑事调查。第二天，《平原商报》刊出系列报道的下篇，陪衬在旁边的是一则小新闻稿，是普瑞赛否认曾经收受回扣的指控。

这下篇报道，后来被证实比上篇对普瑞赛和两位撰稿记者，都造成更大的麻烦和困扰，在鲍丹尼契和伍奇的文章上面，被冠以头版头条大标题：“尽管被控违法连连，普瑞赛仍是联邦线民”。根据联邦政府消息来源以及法院文件，文章详述贾琪·普瑞赛及其已过世父亲威廉·普瑞赛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如何充当联邦国税局线民，而贾琪·普瑞赛在七十年代后期便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线民。这两篇资料栩栩如生的报道立即被全国各地报纸普遍转载，《平原商报》高层主管似乎非常得意。

文章刊出之后，发行人瓦尔在采访组办公室见到鲍丹尼契，高兴地对他说：“干得好！”

自食前言

消息一旦曝光，尤其有关普瑞赛政府线民角色证据确凿的报道，无论在联邦执法机构，或是黑手党高阶层，都造成一股极端关注的汹涌暗潮，这上下两篇文章，犹如一面巨大的铜锣，猛力敲击之下，首先只让近距离的人觉得震耳欲聋，但它的余音袅袅，历久不衰。文章刊出后几个月之间，它导致一连串的副作用，直接影响到好多个黑手党高级头目，罗伊·科恩，以及纽豪斯自己。而这项不可思议的怪异关系组合引发《平原商报》另一篇头版新闻——出现在有关普瑞赛贪读新闻爆发一年多之后——报纸居然掉头来质疑自己记者鲍丹尼契和伍奇报道的基本正确性。

多年以来在黑手党圈内一直有许多谣言，怀疑贾琪·普瑞赛是政府线民，绝对不能信赖。黑手党在芝加哥的头目们相信这项说法，他们反对有一天要把普瑞赛抬成卡车司机工会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构想。对黑手党来说，卡车司机工会拥有千百万美元退抚与福利基金，而且内部贪读横行，是可以用来支诗黑手党种种不法行径的大财库、大肥肉，这个工会绝对不能落入信不过的人的手里。

但是看来这个工会早晚会落入普瑞赛之手。一九八一年，卡车司机全国总工会当时的主席弗兰克·费西蒙斯（Frank Fitzsimmons）因癌症去世。由芝加哥黑手党秘密支持并完全掌控的罗易·威廉斯（RovL.Williams）继任。另一个觊觎此一职位的可能竞争者就是贾琪·普瑞赛，普瑞赛的支持者中包括和克利夫兰黑手党有长期关系，并且认识普瑞赛极久的麦希·洛克曼（Maishe Rockrnan），和另一个势力更大，纽约吉诺瓦斯（Genovese）犯罪家族头子，绰号“胖汤尼”的安东尼·萨勒诺（AntbonyFat Tony，Salerno）。这两个黑手党大亨要普瑞赛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能够控制他。

普瑞赛似乎时来运转，罗易·威廉斯刚接任总工会主席不久就不幸地被联邦起诉。威廉斯和其他一批卡车司机工会领袖被控同谋行贿一位联邦参议员。到了一九八二年春天，黑手党头子们一般都确信威廉斯必将人狱服刑，他们得另觅接班人。卡车司机全国总工会主席宝座的大门再一次为普瑞赛敞开。

值此之际，普瑞赛铆足全力地增加自己政治资源，包括他成功地策动卡车司机全国总工会在一九八〇年支持里根竟选总统。当选之后，里根有恩必报，便指派普瑞赛为其总统交接小组成员。普瑞赛想要继承工会的大统，剩下来有待解决的少数问题之一是，他被怀疑为政府线民的身份。为了化解这份疑虑。麦希·洛克曼亲自前往芝加哥，自己私下向当地黑手党头子乔伊·艾奥帕（Joey Aiuppa）保证，他认识普瑞赛多年，肯定知道他绝非政府线民。洛克曼承诺，普瑞赛值得信赖，可以像罗易·威廉斯一样掌控于股掌之上。几天之后，芝加哥表示愿意勉为其难地予以支持。不过，假如能有什么办法，《平原商报》有关普瑞赛是联邦调查局线民的报道必须加以澄清。

在纽约的一次秘密会议中，黑手党讨论了这个问题，普瑞赛的两个教父，麦希·洛克曼和“胖汤尼”萨勒诺都主张设法减除报纸报道所造成的压力。

萨勒诺经常流连在纽约东哈林区一一六街一个“帕玛男生社交俱乐部”，不仅监视黑手党许多高利贷和包赌行为，也监控卡车司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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