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苡译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魂兮归来试读：
献诗
我们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静地对待一切，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很长，我们经历过的故事也已经太多、太多……
拨浪鼓
——给我哥哥杨宪益和我所有的老朋友
这只拨浪鼓
是我哥给我的。
金纸镶着边，
两边黄丝绳系着小珠子，
鼓面上画着红色的花，
围着蓝色的图案——
深蓝和浅蓝……（别吵了！你们有多大了！？
拿着拨浪鼓
追赶小白猫，满屋乱转！）
我们老了！是老了！
也许是越老越天真，
可我们并不留恋
那喂饱了我们的童年！
当冬天我们往学校的路上，
在刮了一夜风雪之后
增添了多少个“倒卧”在路旁，
被人用破席胡乱一卷，
趿拉着一只破鞋的双脚露在外边！
那时我们谁敢去数？
一路上看见几个“倒卧”，
也羞于再看一眼。
因为我们都被大人用狐皮斗篷裹着，
缩在罩了蓝布棉篷的车里，
膝上连脚还裹着两层羊毛毯。
我们不懂得饥寒，（又怎能懂得饥寒！？）
这拨浪鼓的黄丝绳
甩着小珠轻轻敲打着鼓面，
岂不是向你诉说
我们终于走出了黑暗！
那中世纪的无知与愚昧——（它们本是一对孪生的姊妹！）
狠狠地把文明踩在地底下哭泣，
让道德在黄缎的华盖下昏昏沉睡！
多少根偏见的绳索从后面套住
这辆古老而破旧的大车！
想拉住它倒退，倒退，倒退……（它摇晃着，却还是在一根根地挣脱！）
它蹒跚前进，却总还是前进！
甩掉粘在车轮上的一块块泥泞，（啊，这泥泞为何如此执着！？）
从漫漫长夜走向黎明……
这拨浪鼓！两颗小珠
使劲地敲打着鼓面，
我忽然想起
生活也曾像根皮鞭
不停地抽打着我和你，
只是为了让我们学会跌倒后再爬起！
当我们曾愚蠢地滥用过信任，
糟蹋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却还得挣扎着站起来，
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尘，
这才清醒地看到（十分清醒！）
我们究竟失掉过什么？
又得到过什么？
我们到哪儿去找一根生活的秤
去掂量我们是富足，还是贫困！？
但我并不想后退，从来不想
再重新走过这一生；（不！这不可能！当然不可能！）
错误总不能像一块脏抹布
死死地永远将我的希望裹住！
因此我要前进！前进！（让我们伸出手掌，
数一数我们的聚集，
是哪样多？是欢乐，还是忧戚？）
那么，让我和你
坐在大车上，紧紧地靠在一起。
当每一根绳索被它挣断，
我们就欢呼，我们也哭泣，
这多么不容易得来的胜利！
然后，我们就数着一根根还没有挣断的绳索，
但愿它们早日被这古老的大车抛弃！
也许有一天它将挣断所有的绳索，
猛地像骏马一样地向前驱奔！
也许在飞奔中我们将被烈火烧尽，
它便会甩落下我们的余灰，
但愿这灰落在北方我的故乡！（流进那混浊了多年的海河，
它早已不流畅，但它会流畅！）
那时就不会再有轻风一样的叹息，
落花一般的惆怅；
却只见你摇着拨浪鼓，
敲打着童年的嬉笑，
青年的探索，
中年的寂寞，
和老年的解脱；
敲打着我最后的祝福，
给你，给她，还有他，
给我所有亲爱的老朋友，
给我们这永远挣扎着前进、前进的
古老而破旧的大车！
给哥
——你访问日本归来后，托人带给我一个小娃娃
用我衰老变形的手
抹去我惊喜的泪
滴落在那小小的塑料袋上面，
却看见那是我！那是我！
梳着日本娃娃的童发，
睁着两只黑黑的眼睛，
笑得那么天真，那么甜！……
仿佛你又带我走进童年，
在粉红色云雾的梦境中
把我们清脆的笑声撒遍！
仿佛你又听任我拉着你的长衫，
用我肥胖的小手扯住你的袖管，
亲昵地叫着：
哥！带我上街去看看！
于是你使着眼色
让我悄悄地跟着你，跟着你在市场里挤来挤去，
看会说话的绿鹦哥、黄白花的哈巴狗
戴着响铃的光闪闪的项圈，
看金色的、跑得飞快的小跑车，
还有那银色的会浮水的小洋船……（你中学的伙伴对我做着鬼脸，
他们嘲笑我老跟在你后面
像只小狗一样地讨人厌！
而我却骄傲地抱着我的小娃娃
在你身后也对他们做着鬼脸；
我说：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我哥喜欢我！你们才讨厌！）
在市场的楼上
有许多只有几寸大的小娃娃，
穿着红色的衣衫，梳着黑黑的童发，
她们都笑得那样甜，
好像等待我们好好挑选；
我却还要个黑发的小男娃娃，
让他们也做哥哥妹妹跟我们一块儿长大，
听我们念诗、唱歌，跟我们玩！
我扯着你白色的长衫，
在照眼的阳光下
跟着你走进一家书店，
你安静地站在一排书架前……
啊！那么多书！高得像山，又不大像山！
我啃着手指，好奇地站在你后面，
却望着你纤细的长长的手指
飞快地翻动着一页页书篇……
于是我也向你学会喜爱书，
懂得一个人若能走进一个很大的书库，
就会永远满足，永远不知疲倦！
直到有一天你给我一本厚厚的书，
你要我一定要用心把它读完。
原来那书里有你、有我、也有我们的同辈，
还有那些长辈扮着伪善的笑脸！
同样的家！同样的悲惨！
同样的一连串故事就在我们身边！
我这才懂得这本来就是没有公平的人间！
而我们应该打开这个金丝笼，
它关闭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
断送了多少不是畸人，也不是愚人的青年！
我哥轻轻地说：
哪儿有什么救世主？
他怎能解开人们脚上的锁链？
他不能给我们一对天使的翅膀，
因为他自己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我却多么渴望飞翔，
当你已远渡重洋，
好像是到了世界的那一边，
我偷偷地在夜间把你呼唤：
哥！你怎么离得那么远！那么远！）……
五十年了！
流去了多少欢乐！多少眼泪！
冲碎了多少秘密的心愿！
又淹没了多少难言的遗憾！
我们走过那紧张而又松弛的岁月，捧过人间的温暖，也忍受过严寒，从欧洲的文明学府到中世纪的封建牢监……
换来了你的白发
和我的白发，
你举着斟满烈酒的酒杯
学会沉默的微笑，
我也耗费了十年沉默的时光
才学会如今这喋喋不休的健谈！
也许回忆像锋利的刀刃
割裂着你，也割裂着我，
眼看着我们的生命一段段被割裂——（敏锐的痛楚混杂着迟钝的麻木
使我们即使有泪，也不会让它溢出！）
但毕竟这把刀不能割裂
我们对祖国的依恋！
当我们的祖国又从苦难中站起，
当我们的人民擦掉身上的血污
又以奇迹般的拼搏精神勇往直前，
我的心，和你的心
又开始激动……啊，快乐地震颤！
在首都的大街上熙攘的人群中，
我多想……我多想大声呼喊：
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
相信我们！相信我们！
让我们在为时不多的年月里
还能再为你做出一点贡献！
……
我望着你，娃娃，
望着你的童发，你的红衣衫，
我曾是你，
但又不是你，
你却用微笑的黑眼睛
滑过了五十年的岁月，
打开了我记忆的栅栏！……
1982年11月
赠Y
你老了！
仿佛岁月悄悄地
在你头上洒下一层白霜
让你冷却，冷却——
凝成最后的微笑
挂在嘴角，却像是哭，
哭泣你逝去的青春，
你当年的豪言壮语
究竟被什么，被什么堵住？
让我拥抱你！拥抱你！
再从你脸上找出一丝顽皮的笑容，
再从你口中吐出一句轻松的鼓励……
却发现你并没有冷却！
朋友们的欢笑融化了你……
你盘坐在地毯上摇晃着上身，又笑又唱，
你站起来，
慢慢地伸展，微笑着，
望着面前摇摆的人影，
踏着脚，合着那激动的节拍
从缓慢到急促，
你突然开始伸出你的脚，
从容潇洒地踏起舞步；
从缓慢到急促，
你击着手掌，和舞伴绕着
一个圈又一个圈，
大笑：来吧！朋友们！跳“保健舞”！
我这才想起曾有人为你在红烛旁
摄下一幅难忘的肖像，
因为你恰似一支摇曳着火光的红烛！
在任何地方，任何黑暗的角落，
包括监狱，我不忍形容的监狱！
你总给人以光亮和温暖，
教人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学会忍耐，学会宽恕，
永远牢记活着就是给予！……
现在我已找到真正的你，
你的青春，你的活力；
你的才华伴随着你的坚毅！
你也许是老了，但那骄傲的微笑
却在宣告你并没有真正老去！
1983年3月，北京
打油诗(六首)
一
白面书生脸变黑，医院潇洒走一回；
酸甜苦辣全无味，坐看烟云满屋飞。
二
口吐真言你无畏，假大空话万人啐；
生老病死无所谓，谈笑风生谁怕谁？
三
白虎照命未认输，我哥遇事不糊涂；
虎落平阳心无愧，猫在屋里打呼噜。
四
查病准有病，治病必折腾；
折腾一个够，活人变死人。
五
全凭一张嘴，活该你倒霉；
不如家中坐，何必活受罪！
六
有病莫喊叫，无病当然好；
病去如抽丝，病来如山倒。
人固有一死，不妨当鸿毛；
无须论是非，不必来追悼。
只想安乐死，何必受煎熬；
瞬间化为灰，一死就百了。
附：坐看烟云满屋飞
2007年4月去年深秋，我哥杨宪益渐感口腔不适、吞咽困难。当然他是不轻易说痛的，只是主动提出想找医生看看。后经化验诊断是患了鳞癌。经过多方研究治疗方案，拖延了好一阵，最后才决定今年初住院实施放疗。春节前开始，做到节后，然后平平安安回到家中。我在电话中赞扬我哥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因为他已是九十三高龄，却能顺从地配合医生给他做了三十五次放疗，毫无抱怨。回到家里，虽然他的脸色暂时变黑了一些，虽然他的味觉受了放疗影响而丧失，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他又感到自由自在，还可吸烟，呆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喷云吐雾，再翻翻书报杂志，又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这样也就恢复了他素有的幽默感，有一天又拾起他丢了很久的、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玩法”，诌了几句打油诗。我那已达九十一岁高龄的姐姐去看我哥时，他笑眯眯地递给她一张纸片，还嘱她可在电话中念给我听，因为我姐姐喜欢找我“煲电话粥”。
于是勾起了我也凑趣来几句打油诗的兴致。我姐姐常说我从小不用功，一向不好好读书写字，更不会吟诗填词，因为懒得推敲平仄。因此我即使乱写点什么，也总是不敢示人。某日忽然一时兴起，抄下来寄给沪上朋友看看，以博一粲，也想请朋友放心，我们兄妹三人绝不妄自尊大，却也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在任何突然来临的事故以至劫难出现时，我们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静地对待一切，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很长，我们经历过的故事也已经太多、太多……
——杨苡
2007年5月4日
杨宪益打油诗(三首)
一
喉癌微恙亦寻常，亲友关心无事忙；
生日九三今已过，预期百岁见阎王。
二
老而无齿早该死，看病求医白费事；
生日已过九十三，无妨再等九十四。
2007年3月
三
无病莫求医，有病少吃药；
医来必有病，药多必无效。
2007年4月3日
散文
夜深人静时分，那个生前被称作“奇人”“诗人”或“酒仙”的书痴可会轻轻对我们说：你们记得吗？《基督山恩仇记》这本书里最后一句话：“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散淡背后的执著
——记杨宪益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老佣人潘福右手高举刚刚才买来的一大把香，左手习惯地手背朝后，那高大的个子一歪一斜地小跑似地进了堂屋。虽是夏天，也必须穿戴整齐，白细布小褂前面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下身着了扎腿的广东香云纱黑裤。他一边走着，一边用他含糊不清的绍兴口音嚷嚷着：“小少爷辞祖喽！小少爷要出洋喽！”
打扫干净的供桌已围上大红缎子的桌围，供菜一排排摆好，从来没数过有多少碗，反正撤下供后，这些丰富的菜肴都很好吃，全是南方菜。
重重的一对大蜡烛盘威武地摆在供桌前方两边，早已插好了一对大红烛，中间一个显然是属于一套的大香炉，很奇特的样子，重得也只有潘福可以挪动，供桌背后是一张雕工讲究的红木条案，上面有祖辈的牌位放在红木神龛里，条案正中摆有一张极大极大的父亲半身像，据说是当年天津金融界的巨头，开明人士，去过日本，因此留着东洋人的小胡子。好像思想并不迂腐，拥护民国，鼓吹革新，慷慨好施，这从挂在条案两边一副对联可以看出，是曾任总统的徐世昌写给这位杨大爷的，称他为“霁川世兄”，上写：“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这位在民国初年慷慨下令中国银行为政府摆脱困境的天津行长却在一九一九年英年早逝。
这时在照片中，他的眼睛慈爱地凝视着长得如此酷似他本人的唯一的儿子“小虎子”，在父亲逝世时，小少爷才五岁！
现在十九岁的小少爷要“出洋”念书去了。潘福点燃了蜡烛，又在蜡烛的火苗上引燃了那把香，穿上白纺绸大褂的小少爷把香接过来插在香炉里，然后开始跪在跪垫上弯下身磕头，直起身来双手朝后一背，再磕头，再一背，如此三次，完了之后，再向娘跪下辞行。
娘从藤椅上站起来搀起儿子，她已哭得需要人搀扶，女佣丫头忙个不停，热毛巾、水烟袋点着的纸媒子、盖碗茶……这个出身扬州富户的太太当然不能大哭说：“我的儿！”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她的儿子。虽然孩子生下来便“移交”给她，由她做主找奶妈喂养，而且睡在她卧房隔壁的房间里。
称为“姆妈”的母亲站在一旁忍着泪水，她用不着当众哭泣，她也不喜欢这样做，何况她已被准许亲自送她自己的儿子到上海登上外国轮船，到了上海，再流泪也自由多了！
辞行的仪式结束了，小少爷转过身把站在一旁的小妹正抱着的他的宠物——一只黑白花的小哈叭狗抢过来，忽然说：“小花，我就是舍不得你！”这句怪话谁都听见了，但谁都装作没听见。大妹本来要哭，又在用手绢擦眼泪了，小妹并没有那么多伤感，她觉得哥说这句话真是棒极了，使她终生不忘！她羡慕哥能离开这个处处有旧礼教管得死死的“家”，她也为了接管“小花”而感到开心，更开心的是从此逢年过节，祖上祭日包括送灶接灶，既是家里没有少爷，那么小妹可以替哥去上酒、洒酒、磕头了，这一切多么好玩！
若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小受着两个母亲不同方式的照顾甚至溺爱，也许她会为今天的远行而流下加倍的眼泪，但小少爷是轻易不流泪的，可能他懂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俗语，至少他不会当众流泪，一旦不小心给人发现小少爷哭了，那就要全家大乱！小时候有一次带着小妹，还有归他专用的佣人跟着去逛中原百货公司和天祥市场，回来后他忽然闷闷不乐，眼泪汪汪，谁也说不出怎么回事，佣人被盘问着：小少爷碰着哪儿啦？摔了跤没有？又去问小妹：你们到哪儿玩的？小妹灵机一动，说：“去天祥市场看过卖洋狗小猫的那个地方，哥喜欢一个颈上戴铃铛的小白狮子狗。”于是上边赶快吩咐去买来了。小少爷依然不笑，小妹却开心得想大笑，然后说：“哥在中原公司要过一个好大好大的手电筒看来着。”于是又派人去把那个手电筒买来，最后小少爷微微一笑，当然不是为手电筒，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能只是觉得“忧郁”一下也挺好玩。
书读得太多了，就成了书呆子，母亲有时给他一个爱称：“呆瓜”。小时看了一大堆武侠小说，这个那个“演义”，然后又迷上了《侠隐记》等等，不管是法国的达特安，或是罗马的恺撒，或英国的亚瑟王，只是路见不平，他总是向往拔刀相助，但他没有刀，小时只会从堆柴火的小屋里挑根白白的麻秆挥来挥去，但没有人怕他，也没人敢跟他对打着玩，万一有一个闪失，那还了得！因此杨宪益从小只能做文弱书生，只能以笔抒怀，放假时和堂兄堂妹组织个“消寒舍”，用复写纸叫大家抄稿，办个小本的只有一期的刊物，里面有诗词、随笔、章回小说，大多来自大主编——老虎哥——的天才构思。到了一九三四年，在那个近乎环球旅行的一个月中，他以拉丁文Terr Marique（陆地与海洋）为名，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旅途随笔，写在一个练习本上，极漂亮的英文手稿，可惜寄到天津后没几年在抗战中丢失了。其中有一篇恰恰有一个字被一点水迹弄得模糊了，这个唯恐被误会的作者便在旁边仍用英文加了注解，写上：“这是tea(茶），不是tear（眼泪），虽然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这个十九岁的中国青年正处在思乡或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朦胧感情中，仍然不会失去他的幽默。从此以后他也不可能没有想哭一场的时候，但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在激动时，他总是拼命眨巴着眼睛。直到几十年之后，我认为杨宪益是最会抑制自己的悲痛或愤慨的强者！
书呆子做了个漫长的新奇之旅，睁大着好奇的眼睛到处观光，从亚洲到美洲，又从美洲到了欧洲，最后走进了多雾的伦敦，这之后便成了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在书海里并未沉溺，过了两年又和吕叔湘、向达在伦敦办中文报向留学生、华侨提供国内抗战的消息，因为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在当时“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两个口号下，他选择了后者。一九四〇年他居然没有时间参加硕士毕业仪式，便带着他那心甘情愿跟他过苦日子的英国少女，卖了好几箱书，又带了剩余的几箱书，抵达香港。仍旧是老佣人潘福奉命去接小少爷和未来的少奶奶回天津，小少爷傲然说：“我干吗要去日本鬼子占的地方？”何况他并不想再回到“娘”的身边。他俩即飞重庆和自己的母亲和大妹重聚，和大妹两人同天结婚，他和妹夫身着绸棉袍，属于两个国家的两位新娘也都穿着定做的川绣白缎旗袍，大妹身上绣的一树红梅，这“番邦女子”则是前身一只蓝色大凤凰。这是一个废除繁文缛节的不中不西的婚礼，他和妹夫坚持反对新郎新娘相对鞠躬，都说：“肉麻！”
之后去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这还是爱才的罗家伦校长聘请的，才子却不安分，同大一学生一起创办一个英文墙报，指责国民党当局，公开点名孔祥熙这个大人物，于是便又被怀疑他们是否英共间谍而被解聘。
颠沛流离的生活——重庆的柏溪小镇、成都的华西坝、贵阳的花溪，还有重庆的沙坪坝和北边的北碚——这可不是当年阔少爷的新奇之旅，而是为了生活。杨宪益乘过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坐过摇摇晃晃的木船，也曾抱着小儿子、拖着小妹寄存的还走不稳的瘦弱小女孩三天两头去“跑警报”，后面是他那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毫无怨言地跟着，两人都穿着一色的蓝布长衫，一起大步向防空洞走去……
如果你现在问他那时有什么感受，他会想一想，说：“不记得了！打仗呗！日本鬼子滥炸，官方不抵抗，老百姓只好倒霉！”
这是一个不善于发牢骚的人，即使过了几年坐着北碚国立编译馆租的木船顺流而下，抵达南京后，十分狼狈，问起他路途中遇到的艰辛，他却把一切淡化，只说：“翻了一只船，可惜我那些书掉到江里了！”
过了三年，天亮了！杨宪益吃过午饭在家里哼哼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兴致勃勃。他已胜利地完成他的使命——护馆任务，他扣下来几十箱待运的书和稿件，他认为这是属于国家的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他的地下情报工作也已结束，同朋友合开的古玩店“绛舍”也早已关门大吉，楼上再不是同志们交换情报的联络站了。“绛舍”开张时，他笑眯眯地说：“绛者，红也。”关门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已完成历史任务，外国人都跑啦！”
不久被召入京，放弃了才买下的小庭院，又放弃了他那只忠心耿耿的宠物——名叫Robert的大黑狗，以后接二连三的运动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但还懂得“沉默是金子”的名言，终于有那么一年，一天夜晚，已经被戴“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间谍”等等帽子的学者推开《红楼梦》的译稿，把酒杯里没喝完的酒喝干，默默地随“造反队”走进办公室，戴上了手铐，糊里糊涂做了长达四年半的阶下囚。
他不知道他那善良温顺的英国妻子也在同一个夜晚从家里被铐走，关在另一座监牢里，不见天日。而她也没想到丈夫被叫去办公室，不是批斗，而是逮捕。两人关在不同的牢房，不同的生活待遇，杨宪益被剃了头，和刑事犯、政治犯关在一起，大小便都有定时，一天发两个窝窝头。妻子却是独自一人，饭食中也有米面。两人却有同样的想法：“关我不要紧，反正家里有他（她）照顾三个孩子。”也就是这个信念鼓励他们苦熬岁月。他们并不知道家里已上了封条，孩子也被发配到湖北、沧州和北大荒了。
一九七二年初夏，这个以助人为乐的潇洒书生被释放了，当然放之前总要告诫一番：“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出来后赶快理发、洗澡，去看那些年扫过马路的老母，再到厨房打开柜子，看看是否还有没喝完的酒。然后奉命住到对门一套空房子里，原有的住处要粉刷一新，领导当局叫他去买点鲜花水果布置房间好迎接妻子回家。他又是晕头转向，跑到大妹那里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花？”大妹大叫：“你怎么还有资产阶级那一套？怎么可以买花？”他讷讷地说：“不是我要买，是上边叫我买，要派车送我去接乃迭回家。”
的确是“改造”过了，把家里所有的古玩字画上百件最名贵的都无偿地献给故宫博物院！他这一生受书之累，古玩之累，也受够了！
偶尔说起狱中生活，也是淡而化之，又像是说故事。像讲传奇，却没有他自己。只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上海参加几天的外国文学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约了许久不见的老友赵丹吃了一顿，两人喝了不少酒，互相交流各自坐牢的体会，大概谈了个痛快！也许酒可以使他达到有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境界，但他懂得喝酒不等于会喝糊涂，而不喝酒也不见得不会糊涂的道理。
无论如何，言多必失，杨宪益这一生尝到了一串串苦果，他却仍然喜欢唱《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一段。曾经有老朋友想去说服他什么，去了两次，他却满脸茫然的表情，老友告辞时叹曰：“看来我还得‘三顾茅庐’了。”已是七老八十的“杨老”忽然莞尔一笑，说：“你为什么不说‘七擒孟获’？”
这就是杨宪益的幽默。他一生受书之累，却仍然酷爱书，一生最不喜欢生活上没完没了的折腾，他喜欢宁静，却在半个多世纪中搬过几十次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却又不情愿地搬到友谊宾馆内一排专门给外宾长住的公寓里。他咕噜着：“多滑稽！我这不是等于住到外国去了吗？还要国家花这么多房租，我干吗要搬呢？”别人只好安慰说；“还不是为了照顾戴乃迭，何况你一出门上街就是中国味了！”
但一上街就发现国门大开，人们竟以洋味洋气洋腔洋调为荣了，于是他写了一首一向自谦为“打油诗”的《有感》，他写道：
语效鲜卑竟入迷，
世衰何怪变华夷。
卡拉欧咳穷装蒜，（Karaok）
品特扎啤乱扯皮。（Pint draught beer）
气死无非洋豆腐，（Cheese）
屁渣算个啥东西。（Pizza）
手捏BP多潇洒，
摆摆一声便打的。（Bye-bye，Taxi）
这个自小要人侍候、竟连剥虾吃蟹都不会的书呆子少爷，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能干，把家务事一把揽的老爷子了。他已无法继续译事工作，他得照顾病妻，上街采购买菜，回家又要为她忙得团团转。也许他会笑眯眯地说：这有什么呢？这叫作活到老，学到老。
的确，这有什么呢？戴乃迭跟着杨宪益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们知道吗？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杨宪益是中国人，这里是他的根，但她的根却从她的国家的土地上拔出来了，两人的根缠绕在一起，开花结果，他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很多，很多的了！现在他们老了，在斗室里默默地点燃香烟，端着酒杯，回忆着那苦难的历程。支撑他们的是爱情，一如涓涓不断的泉水灌溉着他们的根，还有那对祖国的爱，对人类的爱，对崇高事业的爱，对书之爱……它如此执着，永不止息！
写于一九九六年元月
杨宪益八十一岁寿诞
童年的游戏
仿佛你又带我走进童年
在粉红色云雾的梦境中
把我们清脆的笑声撒遍！
——摘自旧作《给哥》
每当黄昏诡谲地溜进屋内时，压在我心上的那些超载的记忆也随之悄悄走近了我。我不怕它们瞬息即逝，而是那些记忆几乎每天都在低声呼唤我打开这些废墟，太重了！太乱了！我不得不巴望能早日抖落它们。我深深地怀念着我在远方的亲人，母亲早在十五年前离开了，现在只有我哥和我姐……
我仿佛听见我自己在幼年时那稚气的叫声，我亲昵地喊着：“哥！带我玩！”那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记忆把我带到天津城里坐落在旧日租界花园街8号那个大宅院里，那些早已逝去的影子一个个走来向我娓娓诉说着往事，那个大宅院也早已消失得了无痕迹！
这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晚饭后，这个大家庭里大人和孩子总有两三个钟头闲着没事，大人们开口：“你们小孩子家自己玩吧。”哥哥姐姐们就在琢磨着玩什么——唱戏，来一段《武家坡》《坐宫》，还是《游龙戏凤》？捉迷藏（我们叫“蒙瞎子”）或者跳房子、比赛踢毽儿？我最喜欢的还是“接龙”。
姐姐总是喜欢发号施令的，在“接龙”游戏中，她扮演家长，身子背后有一大串“孩子”——七叔家的沪哥、阿武姐、阿毛弟，八叔家四哥，还有我们家的异母姐姐，那个可怜的、在成人后沦为“戏子”、死于后台的四姐！那时应该是这个家族在天津时还比较热闹的时期，可能这个“龙”还有别人，不记得了。我的姐姐是龙头，她本来就属龙。
我哥双手撩起他的长衫前襟（那时我们称之为“大褂”）兜起来，像个小武生那样挺神气地走近，用他还稚嫩的好嗓子喊着：“卖稀饭啊！卖稀饭！”他得意洋洋地走过来，走过去。
我姐叫住他：“卖稀饭的，过来！多少钱一碗？”
我哥回答：“一个大子儿一碗。”（即一个铜子一碗）
我姐下了命令：“给我家孩子们一人来一碗！”
于是我哥走过来，仍旧兜着前襟，走到最前面的“孩子”身旁站定，然后用左手抓住前襟，假装端着碗，右手做出用大勺盛饭的架势，这都是想象的，而我们也当作面前是一大锅稀饭。
每一个孩子都陆续从他手里捧过一碗碗“稀饭”朝嘴里倒，呼噜噜地吃着。阿毛弟更是狼吞虎咽，呼噜噜地好像是稀饭好吃极了！
我哥走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小个的孩子跟前，那就是我。我按照我姐姐事先的嘱咐，乖乖地表演着。我连忙伸出我的小胖手，对着我哥捧着“稀饭碗”的手轻轻一打……
我哥赶快走到我姐面前——“你家的小不点儿把我的碗砸了！”
我姐并无惊愕之色，却一本正经地像背书一样，说：“给你银子！”
我哥满脸正经：“不要！”“给你金子！”
我哥又赶快说：“不要！”
我姐大声说：“那你要什么呢？”
我哥笑嘻嘻地说：“我就要你顶后面的那个小不点儿！”
我姐故作勃然大怒状，大声叫道：“不行！就不给！”
抢夺开始！我们一个个紧紧搂住前面的哥哥或姐姐，开始向左向右躲来躲去，躲避着这个凶煞的不讲理的卖稀饭的人。
我哥的小名叫“小虎子”，堂弟和堂妹一直叫他“老虎哥”，这时真像只猛虎一样，哇啦啦啦地吓唬着我们这条“龙”。我们尖叫，左右闪避着，叫得惊天动地，却又笑得喘不过气来。旁边端坐着的大人们望着我们，也用小手绢抿着嘴乐。我这个小尾巴被甩来甩去，还得紧紧抓住前面又蹦又跳的阿毛弟的衣服角，就怕被他甩下来。要不了几分钟，我便被我哥逮住了，实在也跑不动了，我哥把我搂在怀里，得意他的胜利，我也挺开心，因为他本来不是卖稀饭的，而是我最崇拜的哥！
这样的晚间游戏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乎没有几次，我们一个个都渐渐长大了，上了学校，开始喜欢看书、买书、看电影、听唱片……我们家不久也发生了变故。我永远忘不了那些阴沉沉的脸，悄悄地哭泣，低声讲话，严肃地谈判，然后在商量卖掉大宅院，七叔家的孩子和我们都显得生分了，我们埋头读书，努力作好学生……
这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我常回想起从八岁到十八岁学校十年所学过的那么多中西歌曲，其中有一首只是偶然从海峡彼岸出版的书中捕捉到：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
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
情景宛如昨！
……
我真的记得我哥、我姐和我小时候的情景，各种玩法，无忧无虑！可是我哥呢？——我在电话中问他：“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接龙’，多好玩！”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记不得了！”我可以想像我那白发苍苍的九十三岁的哥哥在电话那头微笑着。
我的姐姐呢，年过九十，头发不白，牙齿不落，背不驼，眼不花，仍然在电话中雄赳赳地大叫：“你怎么老也长不大！都过米寿啦，还干吗喜欢说小时候的事！”
有什么办法呢？我那个梦幻一样的童年！那些故事！它们总是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像一幅幅油画，也像一大块难溶化的糖，黏黏的，又是甜甜的，时间长了，还有点酸、有点苦……
2007年6月完稿
绛舍的故事
这一生数不清做过多少场梦，白日的和夜间的梦。白日的梦却真是胡思乱想编成的，使我一次次猛地惊醒，告诫我自己早已力不从心，毕竟是将走到最后一段路程了，有时活着也宛如死去，不想也罢！夜间的梦呢，倒真的是在做梦，死去的人都活过来，像以往一样地谈心，调侃，写信，作诗……但这两年却是每夜做梦，醒来竟然悠忽掠过，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又是迷了路，踩着泥泞却又找不到家，或是谁、谁、谁来过了，只留下声音，再过一两分钟全没了！梦想的，梦见的，还有在记忆中生了根的、摆脱不掉的种种情节都缠在一起，真是所谓“魂牵梦萦”。总觉得有些事情明明是曾经经历过的，却又怎么那样像梦？！一场场的，挥之不去，只好用笔试着记下来，似乎又像是眼前脚下摆着一堆垃圾，我仿佛是一个捡垃圾之人，在拨弄着，希望能翻出一星半点闪光的东西，至少是有用之物……
我对朋友笑说，真的，七八年前我还能自己到处溜达，怎么就没想起走到离我家不远的上海路那边找一下当年的“绛舍”呢？现在不可能了，也不会有哪个热心小友帮我寻觅那个曾经在六十年前存在过的小小门面房！我从来没注意过当年的门牌号码，我哥杨宪益当然更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当年路边曾有一个简陋的两层小屋，绝不是西式的小别墅，只是马马虎虎地粉刷一下，有一块不起眼的小门匾，上面写着红色的大字——“绛舍”。
我打开我哥写的一些旧信——感谢我那位细心小友帮我把那一沓乱七八糟的旧信清理一通，然后平平整整放在文件夹里——我这才回忆起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哥还在信上说起关于“绛舍”的事。写信时他已七十挂零，而我当时也有六十四五岁了，只是偶然间提起往事。那时正是一个让我们这些曾经拿过笔杆子的舞文弄墨之人似乎已死去多年却又复苏的年代，创作灵感缤纷而至。我的笔尖就在我那所谓“创作计划”中落下了“绛舍”二字。
我至今还记得六十年前我哥神经兮兮地对我说：“去看看我们在上海路开的一个小古董铺，就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好玩得很。店名叫‘绛舍’。知道吗？‘绛’者红也。”
好奇心驱使我想去看看那个什么“绛舍”。其实帮他出点子的还是我哥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多年的好友廉士聪。廉那时家境困难，上有老父、下有妻儿，抗战后从天津到南京投奔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因此也进了国立编译馆内我哥主管的“编译委员会”，虽然我们都不是什么“委员”。廉一向工作勤勤恳恳，而且细心。当我哥和他在商量着如何能为国家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时，哥提到“狡兔三窟”这个典故，这是他素有的幽默。廉就建议开个小古玩店。有个落魄的彭公子正在失业，他也是个大学生，抗战时期在成都认识了我哥。这时就派他做经理，廉的老父在天津开过店铺，很有经验，就当了“老板”。开店的本钱是他们大伙凑的，当然主要是我哥，一辈子慷慨仗义、乐善好施的书生。大家兴致勃勃，起店名时，我哥脱口而出：“咱们天津从前不是有个‘紫房子’吗？那是专卖文具、图片、信纸、信封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咱们干脆叫‘红房子’吧！”廉忙提醒：“‘红’字不妥，有‘赤色嫌疑’。”我哥笑起来，又提出“‘绛舍’如何”。他想起在重庆北碚的日子，灵感来自老同事、友人梁实秋。梁当年借住在吴景超夫人龚宜雅的房子，美其名曰“雅舍”，那里的确曾是北碚从平津到内地的文化人雅集的一个好去处。
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表面上是做生意发洋财，因为那里靠近美国大使馆，那一带有不少洋人来来往往。哥一向爱好收集金石书画，免不了为了“好玩”也淘来一些赝品，堆在家里不如摆在店里装装门面。也还有朋友们加入干股，我根本不懂什么入股，只记得哥对我说：“我也给你算了几股。”当时我为我不用出钱就成了“股东”，还得意了一阵。他们的真实意图却是把“绛舍”当作“僻静安全”之处，大家可以在楼上碰头，也应了“狡兔三窟”之含义。
两三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约了朋友漫步到上海路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这个“绛舍”那真是一个极小极小的门面，仅仅粗粗地油漆粉刷一下，开着两扇小门，门头上设了一个门匾，上面龙飞凤舞两个大字“绛舍”。我们进去后，却见天花板低低的，屋后有一个窄小的楼梯，可以上楼。楼下小屋两旁安放着玻璃橱柜，里面有一些古玩、金铜玉器小摆设，三面墙上也挂满了明清字画，布置得简而不俗，反正有真有假，琳琅满目。我们又上楼去参观一番，那里只有一小床一方桌，一只放着洗漱用具的脸盆架。桌边有四把木椅，以及条凳，桌上还摆着茶壶、茶盘，上面几只茶杯，俨然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算是给老板或经理有时过夜的吧，也许可作为“股东”们一个“聊天”的场所，反正其觉得这地方真好玩。我对于做古玩生意当然外行，有兴趣的还是楼下几件小玩意儿，管它是真是假！我怎么会知道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经常有人在这里商议国家大事，他们小声传达着来自各方的消息，兴奋地叨念着：“ 天快亮了！”
楼下的几个年轻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布置这个小店，我认识他们。我的同事们似乎兴致很高，他们是幻想着有一天发财，腰缠万贯显摆一番，还是在等待着迎接另一种新奇的生活？我看见了邵恒秋，这个看来颇有城府的学者型的中年人。我跟他始终没法熟起来，他看来总是不苟言笑，十分严肃的样子，像是个领导，当然也还不像有什么官气，但我从来不喜欢接近摆架子的人，因此我看到他也在那里指挥着，既是哥的朋友，我当然也保持对他的尊敬，只点一下头。
我在众人中发现了拄着双拐的萧亦五，他正在煞有介事地指挥着：“挂这儿，往上点，再往右挪挪……”我还是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北碚时在哥哥家认识这个朋友的。他是个在那时候被称作“荣誉军人”的失去一条腿的单身汉。在当年的淞沪战争中，他正在十九路军蔡廷锴的领导下成为抗日的一名士兵，不幸被日本鬼子用达姆弹打中了一条腿，在山沟里躲藏了两三天才被发现，被送到南京文昌桥附近的一个伤兵医院，锯了半条腿，连膝盖也锯掉了。这之后辗转到了后方汉口，幸运地遇见了老舍，老舍看到这个流落街头的“荣誉军人”，以后熟了才发现他在通俗文艺方面有兴趣，便把他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通俗文学室学习整理资料。在这里，我不想多讲他一生的遭遇，八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