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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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古今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回忆
历史上八次沉重打击，毁掉了中华文明领先地位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知道一千多年后，科学文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地发展，在之后几前年里，欧洲也完全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
无独有偶，中华文明也遭遇过八次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士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这八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八次，是因为这几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而类似陈胜吴广起义这样的事虽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对于中国整体的文明来说，只是农民起义罢了，特别是对于科学文明来说，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进行讨论。
第一，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惜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说秦始皇焚书是和坑儒一起的。不过从现代眼光，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也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后来的文字狱差的远。但“焚书”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公元213年，据说有儒生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或许能够继续，有人能够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二千年，直到现在也再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于是，汉武帝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从此，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就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现代社会，人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有利，但是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自宋朝以后，儒家思想更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主要因素，独尊儒术造成的特别厚重的枷锁，使的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的是很丰富的感觉。好在中华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出了宋这样的文明高潮。
第三，金元入侵
宋代，中国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理学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被错过，否则中国有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的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出现将杭州西湖改成马场，不过后来的明朝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象在宋朝那样明显。至此，中华文明就开始步入了下坡路。
第四、明朝的统治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虽然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也很难爆发工业革命。
第五件、明朝的八股文
明朝理学在宋朝理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僵化。据说，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他一面向茹道歉，并且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但由于一个人，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他比哥伦布早九十二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郑和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似呼日不落的中华帝国机会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的确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郑和的宝船有1500吨的巨舰，而百年后哥伦布最大的船也才100吨。如果说郑和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那么，美洲，澳洲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或许就是中国人，或许由于明王朝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最大国土的时机。
第六、明清的海禁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因此，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这些王公大臣没有想到去海外捞世界。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当然，这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有关。后来，由于倭寇（日本）骚扰，明太祖居然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海禁，就此扼杀了中国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候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
归根结底，是理学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国。惋惜的是，之后的满清政府依然延续着这种“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牵到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但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第七、清末洋务运动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从鸦片战争起，以甲午战争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的使其从一个弱国成为了一个强国。并打败早于其开展洋务运动的中国。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过论述。日本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的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中国（清）李鸿章则深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或许这并不能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僵化的八股文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呢？
令人不解有是到如今仍有“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师之于中华二千年，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进而转学于西方列强。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能是夜郎自大了。
第八、新中国的“文革”
大家详知，尤其是经历过的人。一句话，如果没有就好了。
但历史毕竟没有如果，且如果是有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几次的巨大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是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却实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人的经验教训，将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保证不再继续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相信是能够再次站在世界文明顶端的。
揭秘金日成手下真实的“四野”部队
日本宣布投降后，金日成在苏军保护下返回朝鲜北部，并于1948年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7年，中方抽调吉东警备一旅二团的两个营计1200人“送回朝鲜”，支援金日成建国、建军。
1949年初，金日成谋划武力统一南北，但手中兵力明显不足。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金一向中国方面提出，能否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族师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当时，林彪四野编制内共有3个朝鲜族师，这些朝鲜人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加入东北抗联和后来的四野的，是一支经历了长期战火考验的虎狼之师。毛泽东表示无条件的满足金日成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族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164、166师），另一个正跟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156师），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武器装备移交给金日成政府。另一个师，待战斗结束后再移交。金一提出：这三个师所需的弹药能否给予支援？中国方面表示：我们能够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实际上，不但弹药全部满足朝方要求，人员上也进行了紧急补充。
1949年6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副主席张学思、高祟民联名电示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周保中、副主席周持衡：“兹决定由你省扩充1500名朝鲜族新战士之紧急任务，限于7月20日前完成。条件17岁至30岁之青壮年，历史清白，不要特务、宪兵、警察及其他成份不好者。身体强健，没有慢性病及梅毒等恶性症。”电报最后要求新兵直接交第一，师接收“希即动员组织力量，具体布置，克服一切困难，如期完成任务。”，吉林省委、省政府决定延边地区扩军1200人，其他各县300人。21日，吉林省委通知延边地委和各县县委，具体分配备县扩军名额为：“延吉县600名，和龙县300名，珲春县150名，汪清县150人，敦化县150名，蛟河县150名。”，延边地委随后下发通知，层层动员，按计划完成了此次扩军任务。
7月20日，原“四野”的164师和166师携带全部装备，齐装满员，进入朝鲜，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
第164师入朝前，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调出，由李德山师长兼政委。该师编制有师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师直属警卫营、山饱营、教导队、宣传队；下辖叁个团，每团辖叁个营，每营辖四个连（内一个机炮连）；团直属警卫连、侦（察）通（信）工（兵）连，迫击炮连、步兵炮连、战防炮连。全师入朝时实有人员10821名，装备有长枪5279支、短枪588支、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战防枪入支、自动步枪一支、讯号枪N支、枪榴弹简32个、掷弹筒67个、六O炮87门、火箭饱二门、迫击饱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一门、平射炮一门、机关炮2门、刺刀3456把、军马734匹。
第166师入朝前，师长刘子仪调出，由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该师编制与第一，师相同，全师入朝时实有人员为10320名，装备有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讯号枪13支、枪榴弹简69个、掷弹简31个、六O饱91门、边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饱3门、刺刀1833把、军马945匹。
1950年1月，中国南方战事基本结束，而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已经箭在弦上，他催促中方按毛答应的，把四野156师和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士兵改编组成一个步兵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摩托车团，尽快移交给北朝鲜，并派遣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部队。195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内的156师加上139、140、141师中的朝鲜族士兵，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抵达北朝鲜元山。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向朝鲜人民军移交了成建制的三个师的兵力，共37000余人。得到如此精锐之旅，金日成愈发有恃无恐，两个月后，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事先未向中方通报就发起了向南方的进攻。
北朝鲜的进攻部队有2个军团，第1军团军团长金雄，第2军团军团长金武亭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金武亭参加过广州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第2师师长崔贤，参谋长许波，第3师师长李英镝，参谋长张平山，第4师师长李权武，第6师师长方虎山，第7师师长崔仁等人都是老八路。除5、6、7三个师外，其他参战的人民军部队中也大多有来自中国解放军部队人员组成的团级编制。
四野的部队确实名不虚传。几仗打下来，到了7月底，方虎山指挥的166师（人民军第6师），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朝鲜半岛最南端，占领了全州。
9月17日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25日朝鲜人民军全线崩溃。发动9月攻势的时候朝鲜人民军有10万兵员，逃回三八线以北的不到3万人。至此，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不复存在了。金武亭被追究战败责任，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悒郁而亡（一说被金日成清除）。金雄带几个参谋躲进太白山坚持游击。在志愿军打响之后，辗转回归。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金雄被打成反革命宗派分子，受到清算。方虎山、李权武等著名战将先被追究战败责任，然后统统打成林彪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不是受命出国的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也不至于如此下场，起码还能够在某个军队离休所里安度晚年。可惜四野这一批优秀的部队和将领，服从领导安排，赴汤蹈火，最后弄得里外不是人。
毛主席的侄女为何两次自杀
1971年夏，中央指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作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他感到有江青插手会很难办，此时万里帮他出了个好注意，建议最好找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比如王曼恬。
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党工作，从事文艺界的抗日统战运动。后到延安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长。1938年与革命诗人天津文联主席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1957年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抓捕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王曼恬对警察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鲁藜被抓走后不久，王曼恬选择了自杀，她去卧过一次铁轨。被救后不久便和鲁藜离婚了。
王曼恬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因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说话能直达天庭，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
1971年7月经万里推荐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每星期到文化部一两次，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当文化组党组成员、8341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支左干部狄福才挨整时，附和吴德意见，使之免于进一步批判。1973年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曾提出“美术创作也要搞三突出”；组织一个改画小组，把所有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改得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积极扶持、推广户县农民画又深得民心，至今她都是户县的“大英雄”。“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1999年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她只好又一次选择了自杀。
1977年10月王曼恬自杀于狱中，享年63岁。
毛主席为何把侄女婿抓进监狱
毛主席表侄女王曼恬的丈夫鲁藜本来就是毛泽东所不喜欢的人，早在延安期间，鲁藜就四处散步“有一件不幸的事，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周恩来反对，并提出抗议，也没用。”
20世纪30年代初，鲁藜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接受党组织分派的任务，曾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当时，江青化名蓝苹，她首次扮演俄罗斯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的角色，一炮打响，蜚声上海文艺界，享有很大的名气，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盯梢的目标。鲁藜多次护送江青从住地闸北到剧场去参加演出。据鲁藜回忆，一天晚上，他送江青去剧场，发现被两名特务跟踪，这两人都戴着墨镜。鲁藜让江青从小胡同走了。特务追上来，鲁藜迎住，把身上仅有的一些钱拿出来。特务对鲁藜进行了全身仔细搜查，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恼怒地把鲁藜捧在手中的钱打落在地，扬长而去。另一次，也是晚上，鲁藜护送江青路经一个公园时，又被特务盯上了。公园还没有关门，鲁藜说：“咱们快进公园！”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江青把头扎进鲁藜的怀里，装扮成一对恋人在谈情说爱。跟踪的特务从远处向他们看了一眼，没有怀疑，匆匆赶往别处去搜寻，他们侥幸躲过了这一劫。
鲁藜这样评价江青，她造作得厉害，总是喜欢追逐名流，对于一般人，她是不屑一顾的。她是青岛人，比我大一岁，长得很漂亮。以上是鲁藜在临终前的回忆，但老秦觉得江青1933年刚刚入党，党不可能那么温暖为一个普通党员派保膘。很可能保护江青是出于鲁藜的个人行为。
鲁藜3岁随父母从福建家乡到越南谋生。上过小学，就不得不到码头上当童工。他18岁那年，才从越南返回中国。
鲁藜一生最大的挫折在胡风运动中。鲁藜和胡风的关系并不深。天津解放后不久，胡风从海外来，正值南开大学搞文艺晚会，胡风作为贵宾之一，由市委书记陪着坐在前排。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胡风。除了文艺观点上意气相投，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点稿，实在说不上什么反党集团。鲁藜的问题闹得那么大，现在的说法是他拒绝检查。其实更根本的原因在他的妻子王曼恬身上。鲁藜曾向王曼恬发牢骚，说胡风给他的三十几封信都交了，见面谈了些什么也都说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再没完没了，他就还回越南当码头工人去。王曼恬立即打了小报告，说鲁藜要叛逃。于是他被半夜捕走。在戴手铐时，他不失诗人本色，还笑着说，到处是生活，这也是生活。
几天后毛泽东还故意问了周扬一句，鲁藜怎么样？周扬自然了解毛泽东讨厌鲁藜的意图，就说了句：“恐怕挽救不了了。”毛泽东也就再没说话。后来就传出了“毛主席大义灭亲”，侄女婿鲁藜被定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抓走的消息。在公安机关关了一年后，鲁藜被释放了。期间毛主席的表侄女王曼恬和他离了婚。
当时天津市委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发表，就可以不开除党籍。他铁骨铮铮，宁愿暂时不恢复党籍，也不向错案低头，更不落井下石，拒绝撰写检讨文章。于是分配他到南郊区任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后又调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文革”十年，他在劫难逃。粉碎“四人帮”之后，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
第二章 蒋介石秘闻
蒋介石麾下辉煌一时的“八大金刚”的命运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黄埔三杰四凶，还有一批将官也是，著名的有冯玉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五虎，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蒋介石更多，有八大金刚，三巨头等等。今天想写一写的，就是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没有，因为何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成了干亲家，更的蒋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的默许，蒋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65年死，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此人，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类似，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像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顾，下有杜，他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第五位是张治中，这个著名的红色将军，能列入蒋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但细观张的为人，就清楚这是为什么了，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负责黄埔军校的组建，此后一直便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黄埔之初，与共产党关系很好，便是遵循了这三大政策，之所以张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也是因为他竭力逃避内战，认为有违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说白了，我认为张忠于的是孙中山先生，而不是什么蒋介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靠向大陆的根本原因。说起蒋和张的关系，蒋一直是很器重张的，对张的意见都要考虑，这固然是张自己本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蒋对张的绝对信任，在中原大战时，张被委以重任，危局过后，便回到军校当教育长练兵，在后来的淞沪抗战，平定十九路军，淞沪会战的战役中莫不如此，不争兵权，也因此张在抗战开始后长伴在蒋的身边，担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后来任西北行营长官，救了一批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他还促成了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时留在了大陆。综观张的一生，不爱财，自律甚严，厌恶内战，爱国热情高昂，实在是个伟男子，真英雄！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毛周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随后逝世，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伟哉张治中！
第六位是钱大钧，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带过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营有过指挥全局的运筹帷幄时候，更有从政当上海市长的经历。他的军事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早期的二次东征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的四千之众算是绝唱。此后的北伐，中原大战，剿共俱有他的参与，没功劳也有苦劳，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蒋把他调来身边当了侍从长，西安事变中一度受到蒋的猜忌，但他中的枪伤帮了他一把，反而连累曾扩情。后来任军政部次长，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后来去了台湾。此人亦长寿，八十九岁方死。钱大钧爱财，犹胜刘峙，时人根据他的名字取“钓大钱”，抗战后作为接收大员狠狠的捞了一笔。到台湾后，转向于体育事业，为台湾的体育做了杰出的贡献。
第七位是蒋鼎文，原来是元帅府的副官，后来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围剿红军，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传递信函，为蒋宋所感谢，抗战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引咎辞职，此后虽然还在国民党中，但已经不再担任重要职位，转而经商，倒是颇有收获，去台湾后，衣食无缺，得以善终。蒋此人，贪花胜过顾祝同，尤其是中意“嫖”，感染性病，为民国一大笑话。
第八位是陈继承，此人受蒋的重用，参与了诸多事件，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正是没有什么大功，也没有什么大过，不出彩，唯一著名的一次是镇压青年学生的“七五”惨案，后来也是去台，52年退役，到招商局担任顾问，善终。
综合看这八个人，他们都是蒋的第一批嫡系，他们或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毕业于各省速成学堂，在黄埔中都是教官一级的人物，在蒋的部队中，他们是第一批军长师长，长期活跃在民国，活跃在国民党内，他们也是黄埔系的元老，可以说，蒋的部队，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带领下成长壮大的，尽管后来的结局各异，但他们在民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
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的七大贡献
我并不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写这篇文章只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蒋介石虽然有其过失之处，但仍不失为民族的领袖，不夸张地说，蒋介石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伟人。现在我列举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希望与大家共同交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最大的功绩是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领导两次北伐，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在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史上是罕见的。两次北伐其实都是极为成功的，从北伐后的结果就能看到——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统一。蒋介石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毛泽东，但对付其他的军阀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就相对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了，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2、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富国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这也为8年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3、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为值得回味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
4、在内忧外患，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稳固了边疆，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裂。当时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国背景。蒋介石加强对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1938年9月24日，颁布喇嘛转世办法计13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1928年国民政府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东面的康部，建立为一新省，名西康省。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宁为省会。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义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响西藏局势，向西可前进新疆。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派军入疆，架空盛世才，新疆终于重回中国怀抱。
5、以中华民族领袖的身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并派四十余万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为缅甸独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争我就不多说了，蒋介石曾对向他传达与日和谈的孔祥熙这样批示：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利用“汪逆伪组织”来劝我跟日本人谈判，怎么办？前面五个字，以汉奸论罪。下面还有更厉害的三个字，杀无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有个讲话，毛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呢？就是蒋介石。只是后来国共斗争，这些就没人提了。本人在此再次重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牵制日军70%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日军。这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出兵缅甸，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为我国在二战后的大国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废除了晚清所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开罗宣言这一收回主权和领土的协议就是蒋介石政府在国际社会极力斡旋的成果。
7、蒋介石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是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登辉、陈水扁卖国贼，欺宗忘祖之流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国主权时，还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娘希匹，大陆不出兵我出兵”，可见他骨子里的爱国主义。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的认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的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这样也利于今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
回眸历史，沧海桑田，蒋介石也有过失，但总的来看，蒋介石是无愧于华夏的，我们不应忘记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杰出贡献，特此志之，并热切希望看到两岸统一的一天！
抗战时重庆百图 重现沉痛历史
彩色照片醒目：抗战中的重庆，历史不容忘记！
迁都重庆，定四川为总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重大的抉择之一。“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和“苦撑待变”的对日战争总方略得以实施，中国内部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战争条件下的军政统一，中国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得以建立，一场民族解放圣战的时空格局得以形成。
四川以其“人口之众多，物质之丰存，教育之普及”成为抗战中国最强固、最辽阔的大后方。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266，991人马革裹尸，356，267人负伤，24，025人失踪，其中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忠勇殉国。
以重庆为中心的国防军工企业生产了步枪320万支，火炮8万余门，枪弹8亿5千万发，炸药包370万个，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四川提供的粮食、生猪、生丝、桐油、茶叶、食盐奠定了中国抗战物质基础。
重庆从一个农副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中心，从一个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国际反法西斯名城。两千余万沦陷区人民在巴蜀大地栖息繁衍，其中三分之一成为永久住民。
抗战是中国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圣战，四川是这场圣战不可逾越的屏障。抗战八年，除了俘虏，没有一个日本兵、一辆日本战车踏上过巴蜀大地。
日本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轰炸，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滥觞，“重庆大轰炸”成为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惨烈而悲壮不屈的名词。日本犯下的最大战争错误，正是放弃了1942年的“五号作战”，错失了攻掠四川、占领重庆的天赐良机，待到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即使打到贵州独山，日本也无力进攻重庆，而只能望蜀兴叹了。
都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抗战之于四川，根本呈现了另一番景观，四川成了中国的盐。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段血与火的光荣岁月！
下面这些照片出自美国时代杂志，真实再现了抗战中的重庆！
第三章 回忆战争时代
看抗日战争本来面目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932年3月，日军发动侵占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后，将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作为对外的基本国策。30年代初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政府为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加速了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步伐。继“东方会议”、“大连会议”策定《对华政策纲领》之后，陆军中央部于1931年6月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伺机发动战争。据此，关东军相继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进攻东北寻找借口，正当其剑拔弩张时，8月16日，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对日军的寻衅不予抵抗的命令。张旋即向所部转达了此令。日本关东军乘中国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诛除异己和“围剿”工农红军以及东北边防军主力部队入关，东北防守减弱之机，以1.05万余人，采取以寡击众、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方针，向中国东北三省19万守军发动攻击。
日军侵占辽宁、吉林省主要城镇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率数名士兵，按关东军预谋计划，炸毁奉天（今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柳条湖村东侧之南满铁路（长春-大连）铁轨1.5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守备队。接着，在爆炸点以北3公里待命的第3连立即由西北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攻击。随后独立守备第2营主力、第5营先后向北大营攻击；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日1时20分至2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令第2师主力由辽阳向奉天集中，进攻奉天城；独立守备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驻守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第7旅突遭攻击，部分官兵被迫自卫还击，自发抵抗，但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几近溃不成军撤往抚顺、清原。6时30分，日军仅以24人的伤亡就攻占北大营。至10时，日军相继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丹东-沈阳）沿线18座城镇。驻守长春地区的东北边防军第23、第25旅和炮兵团遭攻击后，自发奋起抗击，战至次日，一部被缴械，一部撤往榆树等地，长春陷落。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军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军。
日军侵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旋奉日军命令派所部3个团向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6日进至嫩江桥时，被黑龙江省防军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26日，日军第2师第29团进占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车站、城镇。27日，日本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官代理名义向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提出：限黑龙江省政府于11月3日前修竣嫩江桥，否则，日方将以实力掩护自行修复。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后，关东军于11月4日以掩护修桥为借口，令嫩江支队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马占山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予日军嫩江支队、第2师以打击，战至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粮尽弹绝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9日，日军陷齐齐哈尔。其间，日本陆军中央部于11月16日增调混成第4旅到东北。
日军侵占锦州、哈尔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令关东军攻占锦州。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本土向关东军增派混成第8旅。随后又从朝鲜向关东军增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28日，第2师主力由田庄台、营口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30日，混成第39旅由奉天、新民向打虎山（今大虎山）进犯。1932年1月2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由奉天进抵石山（今属凌海），次日进占锦州。此时，驻锦州的东北边防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往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今并入辽宁、河北、内蒙古）。之后，关东军趁中国爆发“一·二八”抗战，国内外视听都集中到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之际，于28日晚令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北上增援。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继续在哈东地区组织抗日斗争。2月5日，日军陷哈尔滨。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宾县的吉林省政府进攻。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仅以2个师另2个旅及独立守备队、重炮营和航空兵一部，共约4万人，在不足半年之内，迅速占领东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东三省广大人民群众、边防军和地方武装的爱国官兵、绿林武装，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抗击日伪军。“一·二八”抗战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的作战，又称“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起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20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156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滨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南京政府于30日仓促迁往洛阳。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蕴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61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第5军驰援上海作战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于2月14日又调陆军第9师参战，改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同日，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20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日军增兵袭击浏河攻陷上海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战事结束。
是役，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5月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第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长城抗战
1933年1～5月，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的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一致要求抗日压力下，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
山海关、九门口作战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2日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发起攻击。该团奋起抗击，至3日下午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山海关陷落。4日和6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9旅阵地，受挫。10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15旅退守石门寨。15～16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逞，转入对峙。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数千人曾反攻九门口，以牵制日军行动。
热河省作战2月17日，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混成第14旅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守军在凌南（今建昌）、凌源、赤峰等地抗击后，第53军撤至喜峰口、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日军占领承德后，除以骑兵一部攻占围场、乌丹外，主力向长城各要隘推进，各关口的争夺战展开。
冷口、滦东作战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占领冷口。6日，中国第32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24日，混成第33旅进攻界岭口，第53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21日，第53军第116师一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月27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12日告失。其间，第40、第67军奉命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滦东。4月14～17日，何应钦令第32、第57、第53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引起国际干涉，19日武藤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古北口、兴隆作战3月5日，第67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起遭日军第8师第16旅进攻，激战至9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日，第17军第25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67军二线阵地。11日，日军第16旅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4月21日起，日军第16旅在飞机十余架、坦克30余辆、大炮数十门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附近八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日，第16旅得第4旅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2、第83师、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顽强抗击，激战至28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17军3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13天后，于5月13日撤至密云。至此，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70天。其间，第26军于4月27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1个营，攻击三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5月14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喜峰口、罗文峪作战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11日，第37师与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的日军混成第14旅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十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日军进攻喜峰口失利，遂以第4旅于17日由快活林进攻罗文峪、山嵖峪，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顽强抗击与迂回反击，激战三昼夜，阵地易手十余次，日军不敌而败退。至4月8日，日军混成第14旅和骑兵第4旅各一部，复在飞机、重炮支援下猛攻喜峰口附近的老婆山、孩儿岭、摩天岭、滦阳城、龙井关等守军阵地，激战六天，均被第29军击退。但因11日日军突入冷口，第29军腹背受敌，奉命于13日撤离喜峰口，继续担负兴城镇、潵河桥至罗文峪一带的守备任务。15～21日，在潵河桥、南北团汀击退企图渡滦河西进的日军。
战役结局 中国军队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中国军队“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而导致失败。
西安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七七”卢沟桥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宛平（今并入北京）卢沟桥制造事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的作战。亦称“七七”抗战、“七七”事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相继入侵上海，攻占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进犯河北。1935年日本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阴谋失败后，遂企图以武力攻占北平（今北京）、天津，夺取华北。1936年4月，日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由1771人增至5774人，分驻北平、天津、秦皇岛、山海关等要地；关东军向察哈尔多伦（今属内蒙）、热河围场（今属河北）等地屯兵至5000余人，整编伪蒙军达4万余人，驻扎在张家口以北地区；扩编盘踞在冀东的伪保安队1.7万余人，形成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威胁。中国军队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率所部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等，总兵力约10万人，防守冀察和平津地区。
1937年6月，日本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伺机挑起事端。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通往河北南部的咽喉要地卢沟桥附近演习，诡称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词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守军第37师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奋起还击，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阵地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苑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失去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声讨日本侵略军。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寇进攻。同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29军作战。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11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兵，并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其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分别从辽宁公主岭（今属吉林）、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20师由朝鲜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高炮、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主力集结于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10万人。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前集结完毕。
第29军与冀察当局上层领导认为日军行动是地方事件，幻想用和平方式解决。虽于16日下达确保北平的作战预备命令，但无具体部署和战备行动，而且抵制孙连仲等部北上支援，企图保住第29军在冀察的地盘，维持华北现状。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和平已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
7月20日，日军集结就绪。25日夜，日军第20师步兵第77团以维修军用电话为名，袭击廊坊中国军队第38师第226团守备区。守军被迫自卫。次日拂晓，日军在航空兵与装甲部队配合下，攻占廊坊，守军向武清转移。北仓、杨村、落垡诸车站亦被日军占领。当晚，日军中国驻屯军第2团袭击了北平广安门驻军独立第25旅第679团。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城内和西郊的第37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尔后向保定方向撤离；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27日凌晨，日方未待中方答复，便派驻屯军第2团围攻通县城外守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攻占宝珠寺、团河、黄村等中国守军防地。
2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37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132师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一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当晚赵登禹到达南苑，所部主力尚在涿县（今涿州）途中，南苑防御部署未及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28日晨，日军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以第20师主力配重炮40门，在坦克部队和炮兵掩护下，对南苑展开攻击；日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促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但由于日军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1时，战死约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守。同一天，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在飞机的配合下，猛烈向北郊中国守军进攻，占领沙河、清河镇等地。第29军第37师与第38师一部也向日军反击，一度收复丰台、廊坊，后在日军反扑下，再次失守。宋哲元奉命令所部当晚向保定方向撤退，北平陷落。
29日，驻天津第38师一部与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军驻津机关及租界发起进攻，一度攻占北仓飞机场、天津火车站，逼近海光寺兵营，给日军以较大杀伤。日军旋即组织反攻，守军不支，向马厂撤退。30日天津沦陷。“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揭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全面抗日民族战争。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在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抗争。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八一三’上海抗战”。
驻沪日军挑起战端“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扩大战争的同时，又积极策划侵占上海。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官兵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挑衅，被机场保安队击毙。驻沪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遭拒绝后，即动员驻上海4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和日侨义勇团共万余人紧急备战。10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30余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急调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11日，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同时令海军阻塞江阴航道（见江阴阻塞作战），令空军主力由华北向上海方向转场。13日，日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再以一部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第88师击退。
第9集团军和空军反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3日下令将张治中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从14日拂晓开始发起反击，同时命令空军协同地面作战，担任要地防空。当天，空军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第3舰队，炸伤旗？quot;出云“号。第4驱逐机大队击落袭击杭州笕桥机场的日机3架，击伤1架（见”八一四“空战）。15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立即增派第3、第11师到上海。15～16日，中国空军在京沪杭上空共击落日机40余架。17日，中国海军派出鱼雷快艇驶至上M馓苍俅位魃？quot;出云”号。
第9集团军从15日起，向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第87师攻占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冲入日本坟山阵地，后受阻。19日，从西安调来的第36师投入战斗，于21日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22日，日上海派遣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杨树浦附近登陆。第9集团军侧翼受到威胁，反击作战遂告中止。
第三战区的抗登陆作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向上海附近增兵，于8月20日成立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随即调整部署：以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组成淞沪围攻区围攻驻沪日军，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组成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组成浙东守备区，第54军组成长江南岸守备区，第111师组成长江北岸守备区，以上4个守备区负责封锁压制日军登陆部队。23日，日军第3、第11师在长江南岸的吴淞、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15集团军，由陈诚兼总司令，又抽调3个军予以加强。
日军第3师第一梯队在张华浜附近登陆时，遭到张治中部警察总队顽强抵抗。第3师主力登陆后，警察总队不支，撤至南泗塘河西岸据守，张治中组织第87、第36师反击，挫败其进攻，双方于25日隔河对峙。日军第11师第一梯队23日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时第15集团军刚编成，部队未到指定位置，日军迅即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继分向浏河、宝山进攻。下午陈诚所部先后赶到，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25日，日军第11师后续梯队登陆，第15集团军反击受阻。双方于狮子林、月浦、新镇、罗店至浏河口一线形成对峙。
松井石根为连接和扩大两个师的登陆场，9月1日以第11、第3师各一部从狮子林和吴淞两面夹击宝山。守备宝山的第18军姚子青营击退日军多次进攻，顽强坚守至7日，日军以战车堵击城门，集中海陆空火力轰击，全城燃起烈火，该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战至10日，日军将两块登陆场连成一片。第15集团军予敌重大杀伤后，部队严重减员，13日奉命撤出月浦、杨行、新镇等阵地；第9集团军则奉命放弃宁沪铁路（南京-上海）以东的大部地区。至9月17日，中国军队撤至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一线，与日军对峙。第三战区的纵深防御作战9月，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21日再次调整部署：以第9集团军为中央军，朱绍良任总司令，位于北站、江湾、庙行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第8、第10集团军为右翼军，张发奎任总司令，位于苏州河以南至杭州湾北岸地区；以第15、第19集团军为左翼军，陈诚任总司令，位于蕴藻浜以北的万桥、罗店、广福地区。9月中下旬，日军新增调第9、第13、第101师及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
10月1日，日海军、航空兵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北路以第11师指向广福、陈家行；南路集中第3、第9、第13、第101师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南翔进攻，守军顽强抗击。15日，日军突破蕴藻浜，蒋介石急调第21集团军10个师加入中央军序列，以其3个师从大场附近向南路日军反击，另以左翼军4个团在广福南侧向北路日军反击，均未突破日军阵地。22日，日军集中第3、第13、第101师进攻第21集团军，在庙行和陈家行之间突破守军阵地，26日攻占庙行和大场。苏州河北岸的中央军腹背受敌，于27日放弃北站、江湾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第88师第524团团附谢晋元，率第1营官兵继续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于31日奉命退入公共租界。
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上海失守 日军大本营10月初决定将侵华战争主要进攻方向从华北转向上海方面，急从华北、东北、国内抽调部队，于20日组建第10集团军援沪。11月5日，由集团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第6、第18、第114师及国崎支队（第5师第9旅），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实施迂回包围。当时杭州湾北岸的守军，大部已调去支援上海市区作战，只有第63师的少数部队守备，猝不及防。日军占领沿海地段后，迅以第6师进攻松江和闵行，以第18师进攻金山和广陈。第三战区急调第62、第79师分别阻击日军第6、第18师，均被击退。日军6日占金山。7日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奉命合编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企图对上海守军迅速达成合围。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守，战役结束。
是役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达9个师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淞沪守军浴血奋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八·一四”空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上海）抗战开始。为了配合陆军作战，我国空军雄鹰在长空与敌人的航空队搏战，击落击伤敌机好多架，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空军将士们还不断地轰炸敌人的军舰，和敌人在陆上的阵地。因为8月14日这一天，中国空军开创了击落敌人飞机的记录，奏响了空战第一曲凯歌，所以，“八·一四”空战最为闻名。空军英雄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年轻雄鹰 勇战强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力量不强，比起日本的空军来，相差非常悬殊。当时日本飞机有两千多架，中国空军才三百架。中国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飞机要从外国买来（日本自己能造飞机），飞行员少，又没有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中国作战飞机的性能也不如日本的。比如说，“八·一四”空战时，日本航空母舰上“九六式”战斗机，时速达到420公里，而中国空军航速最高的霍克-3型战斗机的时速才只有380公里。
但是，尽管这样，中国空军战士的斗志是很高昂的。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袭击着中国城镇，夺去我无数同胞的生命，一幢幢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国家面临陷于沦亡的危急关头。年轻的空军健儿们早就怒火满腔，他们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要为死难同胞报仇，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他们不畏强敌，驾起雄鹰，直冲云天，狠揍侵略者。
日本没有单独的空军军种，它是分属于海军（叫海军航空队）和陆军（叫陆军航空队）的。日本在上海开战之初，它在上海没有机场，日本航空队的飞机若要轰炸中国，必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或从它的本土起飞，或从它当时还霸占着的台湾（本属中国领土）起飞。1937年七八月间，日本军队向华北和上海发动进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开进上海。这个舰队的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指示它的航空队说：要置中国于死地，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住上海、南京这条线，并覆灭掉中国的空军。
中国空军作战计划正好与它针锋相对。中国空军司令部部署，空军部队消灭盘踞上海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及其基地。当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停泊在黄浦江和杭州湾，日本陆战队盘踞在上海杨树浦、虹口一带。日本第三舰队不仅支援岸上的陆战队作战，而且掩护新增援部队在上海登陆。中国空军主动进攻，打击日本侵略者。
8月中旬，中国沿海台风强劲在月14日这一天，台风强度大，上海地区风速每秒22米。台风中心在上海以东约120海里的海面，海面风浪很大。日本海军舰队原计划出动它在本土的航空队，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轰炸中国空军基地，后来因为海上风浪大，越海通过台风区非常危险，本土的航空队没有出动；海上能见度小，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难以起飞降落，所以也没有出动。最后，只有驻台北的鹿屋航空队于当天下午飞到浙江、安徽轰炸。而中国空军部队就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不畏艰险，或起飞轰炸敌舰敌阵地，或与来犯敌机在空中搏战。
8月14日凌晨2时，中国空军司令部向各大队发出了轰炸日军目标的任务。天不亮，中国空军就起飞出发，前去轰炸敌军。英勇的“八·一四”空战开始了。
主动进攻 猛炸敌舰
8月14日，这是中国空军作战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中国空军雄鹰主动进攻，袭击敌人，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俗话说，军令如山倒。午夜后2点钟，空军司令部命令一下达，1个多小时后，最早出发的一批战机就起飞了。
各路空军英雄意气风发，为国杀敌的机会到了。他们谁不想多投几颗炸弹，把敌舰和敌军阵地炸得个稀巴烂呢！
凌晨3时30分，空军第二十四中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9架霍克一3型驱逐机，从扬州机场起飞，沿着长江往东搜索前进，寻找敌踪。早在7月，中国军队统帅部曾秘密制订过一个作战计划，封锁长江，对长江上的日本军舰来个瓮中捉鳖，一网打尽。可惜的是，中国的军事情报被日本破译了，日本军舰都驶出长江南通以下江面。刘粹刚中队一直搜索到川沙县（上海市郊区，在黄浦江东）白龙港附近才发现日舰。中国空军勇士们立即往下俯冲，对准敌舰投弹，击中了敌舰尾部，敌舰上随即冒起滚滚浓烟。
二十四中队完成了上午轰炸任务后回到机场，并没有稍事休息。下午2点多钟，刘粹刚又率领3架驱逐机从扬州出发，到3点40分时，找准了在上海的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和兵营，轰炸了一番。战斗间，7架日本飞机在空中拦截。忽然，梁鸿云驾驶的24号飞机被一架躲在云层里的敌机击中。梁鸿云的飞机坠落于离上海20公里处的地方。空战第一天，梁鸿云就以身殉国了。梁鸿云中队飞机员袁葆康的座机起落架被敌人打坏，被迫降落时，飞机毁坏了，但袁葆康幸免于难。梁鸿云是山东省栖霞人，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他是二十四中队上尉副队长，牺牲时才25岁，被追赠为少校。
再说另外几路。上午7时，杭州笕桥机场上第三十五中队的5架侦察机起飞，飞临上海上空，发现了日本人开的公大纱厂，这是日本军队的一个据点，日本军队的军械库就设在那个厂里。中国空军战士们猛烈地轰炸了这个军械库。
上午8时多，空军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21架“诺斯罗普”型轰炸机从安徽省广德机场起飞。他们轮番地轰炸了吴淞口的日本军舰和公大纱厂、汇山码头（日军据点），给敌人很大的打击。飞回广德机场后，孙桐岗大队的飞行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下午2时40分，他们又从广德机场出动，分两批轰炸公大纱厂、汇山码头和四川北路北头日本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多次击中目标。但敌人竟在高楼上架起高射炮和机枪还击。由于作战时俯冲很低，中国907号战机中弹，飞行员任云阁阵亡，祝江信带伤驾机飞回。另有一架飞机被击伤后，返航至常州附近坠毁，李传谋等战斗员殉难。
上午9点多钟，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领二十四中队八架霍克一3型驱逐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出击。当他们飞到南通江面时，发现了一艘日本驱逐舰，于是狠狠地投弹轰炸，炸得敌舰千疮百孔。
当天下午，许思廉率领三十五中队的3架侦察机，刘领赐率领三十四中队6架霍克式战斗机，到达上海上空，发现敌军目标后，扔下大量炸弹，把公大纱厂日军军火库炸成一片火海。日本军队原在这里修建临时机场的工程也中断了。
勇炸敌军营 飞将壮国魂
这里单说一说轰炸敌舰的空军勇士任云阁。
任云阁是河北省文安县的一个农家子弟，自幼刻苦学习。当1934年他从沧州泊头师范毕业时，正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向我华北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关头。任云阁对日军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愤慨万分。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的形象常常在他心头闪现。他想的是：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热血男儿要杀敌为国立功。于是他报考中央航空学校，在轰炸机飞行科学习。1936年毕业时，赠送给每个毕业学员一把佩剑，剑上刻着：“国土未复，军人之耻！”这激励着每个学员杀敌报国的情怀。
航空学校毕业后，任云阁被分到空军第二大队第九队任少尉飞行员。第二大队是中国空军轰炸机的基本部队，他驾驶的是当时美国新式“诺斯罗普-ZE”轻型轰炸机，载弹1100磅，装备机枪3挺。“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二大队奉命驻广德，参加对日作战。14日上午，接到空军司令部命令，要以决死的战斗意志，出击轰炸。飞行员们个个兴奋而又紧张，他们决心炸沉敌舰，炸平日军登陆基地。任云阁与战友们勇驾雄鹰到了上海上空。这时，云层厚，风雨大，要找准敌人的目标，必须飞得很低，而敌军司令部楼上架起高射炮和机枪。虽然任云阁轰炸敌军司令部投弹很准，把司令部大楼炸塌了几处，但敌人的炮火也对准任云阁的座机疯狂开火。任云阁飞机中弹，他身受重伤，当场身亡。
任云阁烈士牺牲后，中国空军司令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的遗骸后来移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任烈士生前为少尉，牺牲后追赠为中尉。
笕桥空战 大获全胜
8月14日，从天不亮开始，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连连接到关于中国空军轰炸日本军队的消息，一会儿是军舰挨炸了，一会儿是登陆码头挨炸了，一会儿是陆战队司令部挨炸了。他大为恼火。长谷川清一向不相信中国空军有什么力量，没想到今天中国空军竟大显威风，到处把日本军队炸得狼狈不堪。于是他下命令他手下的航空队出动，打击中国空军。不过老天爷与他作对，强烈的台风使得他在九州的航空队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都不能起飞。最后只有驻台北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全部出动。他们分成两队，一队空袭杭州笕桥机场，一队空袭广德机场，目的是破坏摧毁中国空军力量和机场设备。
长谷川清没想到，日本空袭中国机场的航空队也没有占什么便宜，他们碰上中国空军打击，结果机毁人亡。
日本空袭队飞到浙江省乔司机场、笕桥机场，遭到中国空军的有力拦截。在宽桥机场上空，由高志航率领的空军第四大队27架霍克-3型驱逐机与日本航空队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高志航第四大队的勇士们当天刚从河南省周家口机场转移过来，到笕桥机场还来不及休息，就又升空迎战。高志航首创击落敌机的记录。
那天受纲影响，杭州上空飞云翻滚。中日战机在云雾中穿插追逐，互相厮杀。中队长李桂丹，分队长乐以琴、郑少愚、谭文，飞行员柳哲生、王文骅等人战斗中都很出色，他们击落敌机1架，击伤敌机多架。敌机没有占到便宜，反倒机毁人亡，只好败退而回。
在笕桥上空空战中，日本飞机被击落2架，受伤的飞机中有1架飞回台北机场着陆时严重破损。而中国升空迎战的飞机和指战员无一伤亡。这场空战中国空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有1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在田野迫降时，飞行员刘署藩殉职。
日本另一支空袭队轰炸广德机场，当时中国第三十四中队中队长周庭芳单机巡逻警戒，虽势单力薄，也英勇拦截敌机。被击伤的日本飞机飞回台湾基隆港水面时迫降沉没。
今日之中国 已非昔支那
8月14日，日本军舰和陆战队遭到中国空军轰炸，从台湾起飞的空袭队又大败而回。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第二天调动大批战斗机对中国空军进行报复。驻台湾的鹿屋航空队、驻九州的木更津航空队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纷纷出动，对中国绍兴、乔司、笕桥、嘉兴等机场大肆轰炸。
中国空军英勇迎战。第四大队高志航等又与敌机在长空拼斗。他凭着娴熟的作战技巧，又首先击落了敌机1架。第二次他再追逐1架敌机时，被敌机击伤，高志航忍着伤痛战斗。分队长乐以琴突然闯入敌机群，猛烈向敌开火，一连击中4架敌机，打得敌人失魂落魄。在浙江省上空，中国空军击落敌机不下10架，又一次获得空战大捷。中国飞行员吴可强在这次空战中牺牲了。
这一天，日本木更津航空队袭击了中国首都南京，南京机场的飞机库和一些飞机被炸毁。但日本飞机也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和地面高射炮的轰击，有五六架飞机被击落击伤。
当天，中国空军又分批轰炸日本舰艇和陆战队。第六大队几架飞机轰炸了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多次命中目标。可惜的是，中国空军缺乏重型轰炸机，一般轻轰炸机、攻击机所载炸弹小，爆炸威力不大，只把陆战队楼上炸开了几个窟窿。后来第七大队几架侦察机又袭击敌司令部大楼，但楼顶上敌人高射炮和机枪向中国飞机射击，中国空军战士聂盛友中弹，当场身亡。后座飞行员范汉淹驾机返回。另外第七大队战机从广德机场起飞，一路轰炸杭州湾海面的日舰，一路轰炸日本陆战队司令部。第四大队王天祥（代理大队长）和副部队长赖名汤率6架飞机到上海轰炸了敌军兵营。
淞沪抗战一开始，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击落了许多日本飞机，炸得日本军舰和陆战队狼狈不堪，显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战绩辉煌。后来，中国空军英雄阎海文在敌人包围下英勇牺牲。日本报纸惊叹：“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日本军部承认，中国空军是最为出色的航空兵力，它下决心要把中国空军消灭。从日本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空军虽然幼弱，但空军勇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技术高超。中国空军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首次开战即获得辉煌胜利，这是中国空军的光荣。“八·一四”空战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记怀。
解密档案：1938年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
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注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
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为戴雨农将军辩诬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本「戴笠其人」，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文强的「戴笠其人」的合订本。沈醉的文在前，文强的文在后，却用了文强的题目为书名。这本书生编硬造，胡说八道，极尽污蔑先总统蒋公及丑化戴笠将军之能事。印刷很粗劣，第一版##夸称印了十多万册，其目的在宣传，却毫无历史价值。
沈醉一开始就说：「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视主子意图，最博得……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沈醉有多大的能耐？我很清楚，他绝对写不出这样刻薄恶毒的文句，显然是##的作家所撰写的，不过利用沈醉的名字，利用他作为##的宣传工具而已。
沈醉署名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写的并不高明，尖酸泼辣，全部词句，都是##骂人的一贯口吻。戴笠是##最畏惧的人物，视为头号敌人，人人都清楚，宣传效果不大。所以才利用曾经追随戴笠多年，为他跑过腿，办过总务，官至处长的沈醉这个名字。沈说戴笠是走狗，那么沈成了什么东西？岂不成了走狗的走狗，不特没有人味。连狗味也没有了，还得意什么？眞是无耻之至。
戴笠忠于国家，忠于蒋委员长，那是用不着争辩的事实。他当年以「秉承领袖意旨」和「体念领袖苦心」来自勉以勉同志，沈醉不是照样跟着呼喊吗？今天沉某以「善窥主子的意图」而来丑化他，错了！戴将军不是「善窥意图」，而是「体念苦心」。沉某这样辱骂他，不觉得难为情吗？良心上不觉得惭愧吗？
沈醉的人格是多元的，卖友、卖党、卖国，都无所谓。沈醉原来跟着##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党，能把过去背叛##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沈醉善于巴结主官，戴笠将军在世时，沈某巴结戴将军，管总务。戴笠殉职以后，沈某又成为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的亲信。大陆变色以前，毛人凤先生派沈某到云南去，主持保密局在那边的工作。看见大陆情况在剧烈逆转，于是想赶快投靠#，先要为##立功赎罪，暗中做出卖保密局，出卖中华民国的勾当。
阴谋出卖同志朋友
要想卖国，就得先出卖朋友，扫清卖国的障碍，于是沉某就先拿丘开基来开刀。丘开基先生黄埔第三期，在云南有相当地位和力量，又得到卢汉的信任和尊敬。沈某觉得丘开基是他实施阴谋诡计卖国的绊脚石，必须设法除去这个顽固的国民党，把丘赶出云南，于是先对丘下毒手。因为沈某奉有毛人凤的命令，可以到丘开基的办公室，给沉某一个偷窃丘开基的文件的机会。
丘开基是景东县人，景东县县长王人品是丘推荐的。驻景东县的保安团团长马荣凯，是卢汉参谋长马驷的亲弟弟。马荣凯向县政府要三万两鸦片烟，景东是个穷苦县份，实在担负不起这样沉重的担子。所以王人品县长给丘开基写信，请他想法子把马荣凯团调离景东，以减轻景东老百姓的负担。丘开基找过马驷，马荣凯团早已调离景东，解救了景东县的困厄。错就错在丘开基没有把王人品给他的信烧毁，被沈醉发现，以为大有用处，悄悄偷走，作为陷害丘开基最得力的武器。
沈醉本来不认识马驷，要求李毓祯带去引见。李毓祯以为沉要去见马驷，是为了工作，毫不迟疑的带去了。没有想到，沉见了马驷，把王人品写给丘开基的信，交给他，并且说：「丘开基已经把这一件事报告中央了。」
这对马驷无异当头一棒。他和丘开基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丘开基竟把这件事情报告中央？马驷因此怀恨在心，要报这一箭之仇，丘开基还蒙在鼓里。王人品首先遭殃，县长也干不成了，他也怪罪于丘开基，以为是丘开基搞的鬼，使丘开基成了几面不像人。
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军校八期同学，卢汉的内弟；民政厅长安恩浦，也是军校同学，龙云的亲信。他们二人都是反共的，可以左右龙云和卢汉，但对中央也不甚满意。忽然态度转夔的非常激烈，大骂校长蒋公介石。
「就算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也不必诋毁校长呀！」丘开基觉得他们二人态度转变的有些奇怪，这样说。
「老大哥！」龙泽汇、安恩浦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对国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要特务杀我们？」
「那裹有这回事？」丘开基说。
「你别再装糊涂啦！你眞等着瞧我们不明不白被杀死吗？道不同，不相谋，以后免谈了。」
保密局云南站长原为苏子鹄，苏交给李毓祯，李又交给沈醉。本来李毓祯已决定任建设厅长，突然不干厅长，要离开云南。丘开基很奇怪，去劝李毓祯不要走，合力在云南奋斗。
「大势已去，不走等候##党来宰割吗？」李毓祯说。回头把沈醉向马驷出卖丘开基的经过告诉丘，太可怕了，非常痛心。又说：「不仅如此，现在沈醉伪造校长的手令，要沉杀死龙泽汇和安恩浦。沉拿手令要他们看，龙泽汇、安恩浦信以为眞，恨透校长，一定要先打倒国民党。你想想看：沈醉在昆明的所作所为，害同志，卖国家，若不早些离开，沉会拿上你来送礼的。」
卑劣阴毒祸延子女
一个人的行为，像沈醉这样卑劣、毒辣，眞是忝不知耻。现在居然颠倒是非，胡说八道，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为##党宣传，欺骗世人。就说「曲线救国」吧，那是##党的眞正抗战策略。毛泽东曾指示##党，七分发展组织，扩展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抗战。现在##党盘踞了大陆，改变历史，说八年抗战，都是他们干的。说国民党不抗日，是「曲线救国」，完全是无耻的谎言。沈某也以此污蔑委员长和戴将军，不知人间尚有羞耻。
委员长蒋公一再向世人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又说：「一日一全民起而抗战，一定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就凭这个决策，坚强抵抗，同日本军阀周旋到底，终于获得中华民族最后的胜利，而胜利的果实却被##党掠去，沈醉以「曲线救国」来侮辱蒋公，眞该天诛地减。
中美合作，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们深入各战区敌后打游击，北至绥远的大青山上，都有中美合作部队，威胁敌区的平绥路交通。沈某却昧良心说，戴笠将军是「引狼入室」，稍微有一点人性，都不忍心说这种伤天害理的话。
像沈醉这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
##党→国民党→##党→？
##党会相信沈醉吗？不会的。他们暂时留着沈醉，不过要他多咬几个人而已。有位朋友告诉我，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我所知道的戴笠」，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都是胡诌的，捏造的，实在不值得驳斥，也怕污了我的笔墨。
文强当系被逼而写
文强字念观，是一九七四年##党释放最后一批所谓二百三十多名「战犯」中的一位。两年前，来过台湾的段克文先生和最近回国的前五十一军军长王秉越先生也在其中。我在报纸上看到，军统局的同志，除文念观以外，还有胡靖安、郑钖麟、鲍志鸿、陈旭东、岳烛远诸兄。
段克文先生于释放四年后，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在纽约所撰写的「战犯自述」，叙述二十五年中，他在##党的监牢裹，所受##党给他的非人待遇。他戴过脚镣手铐，挨揍挨打，做过苦工，种过田；写过三次自传，进过交心房，「竹筒倒豆」、「思想检查」、「交罪认罪」，眞是生不如死，几次想自杀，而没有自杀的机会，他写得非常详尽，惨绝人寰，读之令人泪下。我想，文强所受的待遇，不会比段克文先生好多少吧？
段克文跑到纽约撰写「战犯自述」，自由自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文念观出牢六年后，却在大陆上写「戴笠其人」，有段克文那么自由吗？咒骂自己的校长和多年的长官，是否出于自由意志？那些话是自己想论的话吗？
我很怀疑，因为「戴笠其人」有许多不应当错误的地方，都写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是不是被迫撰写，心有不甘，故意乱写一顿呢？有些事情显然是生编硬造的，有些事情是捕风捉影，加油添醋，写得非常不近情理，以表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呢？
段克文在战犯自述中，叙述在淫威之下，所谓「交罪运动」，好些人为顺利过关，不得不编造自己的罪过。把自己糟蹋的不成人样，才能过关，减少麻烦。有个因为帮助李弥将军逃走而被关起来的周凡，人非常聪明，居然编造他自己的罪过多达一千多条，连##党管理监牢的人员看了，都感觉头痛，一再要他缩写、减少。文强撰写「戴笠其人」，是不是在不能不写，非写不可，像交罪运动那样情况之下撰写的？
「战犯自述」中，段克文一再提到和文强的关系。
他说：「有一天正在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文强接洽安全道路等问题，忽然外面欢声雷动，原来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段克文与文强之间
因为段克文奉戴笠将军之命，要去苏北做宣导工作，从重庆到西安，准备前往江苏。他说：「……第二天，他带我去曾家岩见戴笠，戴说的很简单：『你对江苏熟悉，国家需要你，军统局派你作少将专员，蒋委员长派你去苏北当宣导委员。』」
段克文又说：「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一天忽接到通知，戴笠要见我。我按约前去，出来的不是戴笠，而是人事处长龚仙舫。他说：『戴先生有急事外出，要我代见。』就只问我跟张学思的关系。我当时很吃惊。我和张学思是北平汇文中学、南京军校，两度同学，他怎么知道？我只好据实以告，龚叫我当天就去北平，找文强报到。并谓飞机已准备妥当。我自己的私事也来不及办，傍晚时分到了北平，和文强见面。他刚由锦州回来，因为和俄军没有办妥交涉，还不能正式接收，所以要我在北平先等一下再说。」
从前面这两段叙述，可见文强和段克文在所谓战犯中间，虽然都是将官，但文强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都比段克文重要得多。段克文二十五年来所受##党的虐待和侮辱，文强能幸免吗？会特别优待，要他感恩图报，辱骂自己的校长，和多年来推心置腹的长官吗？文强绝不像沈醉那样无耻。我知道文强的修养和道德观念，相当够水准，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还怀疑，「戴笠其人」裹面，夹杂了许多##党常用的语句：「封建教条」、「破落地主」等等，是否这本书也是##党徒代撰的？不论如何，这本书既用文强的名字印出来，是否出于文强的自由意志，以及是否文强亲自撰写，都得由文强来负责，推卸不了责任。
编造故事污蔑阎锡山
本来大陆上出版的东西，谎话连篇，要反驳不胜其烦。不过文强在「戴笠其人」中，一再提到我，而他所说的，又全非事实，完出于虚构杜撰。我既然不能承认这些谎言，就不能沉默，必须予以驳斥，所以，不能不撰写这篇文章，以揭穿其虚伪。「戴笠其人」一文中有以下的谎言：
「他（指戴笠将军）常举例说：『中国最难对付的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我钻（原文简体字「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我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我打听到阎与其胞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裹的事。于是我授意乔华塘（即乔家才，笔者注）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我们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自打通这一关，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
「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实了一个时候，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横直有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稍放松一点，阎对黄便认为是功臣而不疑。戴还津津乐道的是，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铨叙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想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
文强编造了这样一大段谎言，说是出于戴笠将军之口，令人气愤发指。华塘是我的别字，只有山西的朋友们知道。民国十五年去黄埔以后，没有再用，所以，军校的同学们，军统局的同志们都不知道。戴将军比我大九岁，一向以老大哥的态度对我，叫我「家才！」从来没有叫过我「华塘」。文强在西安接触了许多山西朋友，他才知道我字华塘，跟着也叫我华塘，不再叫我家才。所以，「我授意乔华塘经常送礼，」绝对不是戴笠将军的口气，而是文强自己的口吻。
关于阎慧卿的交往
我和阎慧卿只是认识而已，不但没有往来，而且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这个人拙于辞令，不长于同人拉拢关系。我同阎慧卿碰面是三十七年三月问，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她是山西妇女团体选出的国大代表，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她从太原，我从北平，分别到南京开会，我们才碰面，也只是彼此点点头，没有交谈一句话，而且此时，戴已殉职两年了。
文强说戴将军授意我经常给阎慧卿送礼，眞是空穴来风，血口喷人。我没有经常在山西，怎样经常送礼？现在把我和山西当局交往的经过，加以叙述，以证其伪。
我在太原，是二十四年以前的事。那时我在学校做事，和山西省政当局，不发生任何关系，更谈不上送礼了。二十四年四月间，我被山西宪兵抓走，第二天送到后霸陵桥警备部，戴上脚镣，胡裹糊涂关了八天，又胡裹糊涂释放。我怕家裹有宪兵守候，不敢回家。第二天赶紧逃离山西。二十八年我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回到太原，那时已经是日本军阀占据了太原。二十九年底，我上太行山，在陵川县呆了两年，那是帮助二十七军范汉杰将军，协调地方关系，和第二战区不发生关系。
假如我愿意和山西当局发生关系，应该在三十二年，我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的时候。按编制，陕西缉私处以下，有一个吉县（山西）查缉所，因为我的前任金闽生没有和第二战区协调好，迄未成立。我本可以借吉县设所问题，去一趟克难坡，晋谒二战区阎司令长官，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吉县设所，我觉得无补于增加税收，实在没有设所的必要，所以向缉私署建议，取消吉县设所的计画，缉私署批准了，我没有借此机会做个人的活动。
一直到三十三年春天，我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才和第二战区正式取得联系。因为工作地区既和山西有关系，就应该和第二战区联系。所以给阎伯川（钖山）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对工作总队多加指导。同时也同梁化之兄写了一封信，希望以后多联系，都由李仲琳兄带去，亲自呈递，并且由他做我的代表，就近和第二战区联系。
阎先生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还可敬，又认为可以由我代表军统局，和第二战区打交道。以后对于军统局派往敌后工作的同志，只要由我出面介绍，第二战区都尽力帮助。这也是军统局和阎伯川先生之间，开诚交往的开始。
三十四年一月，戴将军到西安，主持中美合作所第三训练班毕业，副主任是杨庭芳（蔚）兄，我和文念观、萧信如（勃）两兄陪同戴将军去牛东，参加毕业典礼，在牛东呆了三天。回西安后，我向他报告，工作总队成立不久，洛阳失守，我又害了一场回归热，一病半年，工作总队毫无成绩。不过在此期间，和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及梁化之建立了极良好的关系，帮助我们的敌后工作，无异开辟了一条通往平津的交通路线。下午在玄风桥会报，戴将军说：「这些年来，我对傅宜生（作义），不知帮过多少忙，想不到居然要接办我们在陕坝的第四训练班。现在连阎伯川先生都对我们敌后工作帮助，协助我们到平津的同志，顺利到达太原，转往平津。」说时非常高兴。
我和山西当局实际接触，还是三十五年二月，奉陆军总司令何敬之（应钦）老师的命令，回太原主持山西的肃奸工作，不过为时很短，不到一个月，就返回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能说经常在山西吗？我回太原的任务既是肃奸，肃奸以外，不作任何活动，根本没有和吴绍之见过面，我简直不知道吴绍之是什么面孔，能说和他交朋友，越交越深吗？至于说梁化之如何如何。眞是罪过！梁化之忠于职守，忠于长官，忠于国家，苦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壮烈成仁，名留青史，千古完人，文强侮辱他，不觉得惭愧吗？
送礼一事不过如此
说到送礼，我想起回太原进行肃奸工作之前，曾听说阎先生喜欢北平的蜜饯，好些回太原见阎先生的人，都携带这一类食品，但是我没有携带任何礼物，空手回去。我们一行十三人，下了正太车，梁化之兄亲自招待我们到山西大饭店休息。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太疏忽了，这些年来，化之照顾我们的工作，在人情上讲，无论如何，都应当送化之一点礼物，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怎么办？不得已把身上带的一支左轮，连同皮带子弹解下来，送给化之。我说：「这支左轮是五年前我上太行山时，戴雨农先生送我的，这些年来，一直带在身边，但是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对我用处很少。你在太原责任重大，无论如何，需要一支性能好的自卫武器，所以把这支左轮代戴先生送你，希哂纳！」化之没有客气，没有推辞，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军统局和山西当局打交道以来，经我手送过的唯一的一件礼物，而是我临时决定的，并不是戴将军授意的，更扯不上阎慧卿。
我替戴将军送礼，在跟他工作十五年中，只有两次，都是我担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的时候。一次是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先生从天津回到重庆。他拒绝日本军阀接收电话局，支持两年，非常了不起，戴将军要我持亲笔信代表他去慰问，致送一千元。一次是雷鸣远神父从洛阳飞来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立珊兄弟侍奉在侧，要我代表他去探病，致送慰问金五百元。至于像文强所说，送阎慧卿衣料首饰等贵重物品，不但侮辱了戴将军，也侮辱了我自己，实在不能宽恕。
文强编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硬加在戴笠将军身上，是很无聊，很无耻的。戴将军绝不会在稠人广众之前，或在部属面前，对于像阎伯川先生那样崇高地位的人物，随便批评。他是一位非常讲究礼貌的人，坚守中国的固有道德，说话很有分寸。我会见过他写给傅宜生将军的信，自己称晚。阎伯川先生是傅的老长官，戴将军会直呼其名，还加上「九尾狐狸」头衔吗？
其次，文强说阎慧卿是伯川先生的胞妹，也是胡说，他们是同祖父，而非同胞。反对阎伯川先生的人们，故意造出这种谣言来污蔑他，文强不过拾人牙慧，胡说八道，不应该加在戴将军身上，实在不够光明磊落。
阎慧卿不过是一位妇女运动的工作者，她没有守城的责任。太原被围困，她可以离开这座危城。阎钖山和她有特殊关系，也会把她接出来。但是她要和太原城共存亡，太原城破，慷慨成仁，死后焚尸，以殉名城。在中国历史上，像阎慧卿这样忠烈的女性，凤毛麟角，将觅万世所崇敬，文念观侮辱了这位伟大的女烈士，罪该万死。
还有黄驴初来台以后，出家为僧，现已圆寂，文念观对于一位出家人和尚，如此诽谤，造谣伤害，让他死不瞑目，也是罪过！
上海旧事漏洞百出
文强编造「戴笠其人」，有些事实故意弄错，似是而非；有些想入非非，莫名其妙。请看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
「戴笠谈到他打流生活中的幸运时，每每喜欢谈到他认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的经过。他说民初他在上海打流，天造地设的机会，在交易所中鬼混，认识了校长（指蒋介石，笔者注）、戴院长（指戴季陶，笔者注）和陈果夫等人。他们开始时，视戴笠为小瘪三一样，不过是差使跑跑腿，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的关心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往来的光棍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乘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上面这段鬼话，仔细研究，漏洞百出。如果文强为表示他撰写「戴笠其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在不得不写情况之下，被迫而为，完全胡诌，那就用不着驳斥了。否则就必须予以揭穿，粉碎其恶毒的宣传。
戴笠果然在民国初年就认识了蒋、戴二公，那时他已二十岁出头，为什么放过机会，不追随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呢？就是要干军事，也会在十三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绝不会等到十五年才去广东，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期入伍和第六期入伍，时间上虽然只差两年，可是在许多地方，吃亏很大，这是戴笠一生最受制的地方。
戴笠和蒋、戴诸公认识，是在上海交易所。请问文强先生：交易所就是革命场所吗？蒋、戴诸公从事革命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到交易所那种复杂的地方，在那里鬼混呢？是不是借上写戴笠其人，一石两鸟，而来糟蹋国民党的革命元老呢？至于说戴笠改口叫戴季陶叔叔，更是无聊透顶，可笑之至。
我和戴笠将军的关系，不比文强差，我就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这些鬼话。我们看看他民初的情形，作一番比较。民国二年冬，戴笠毕业于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四年制，春季始业）。他在文溪已很活动，为全校学生的领袖，组织有青年会，提倡妇女天足。三年夏，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开舍监的玩笑，而被开除。这对他的打击非常重大，从此失学，引为终身遗憾。五年夏回衢州，和文溪同学姜超岳等投考衢州府属公立联合师范学校，他以第二名被录取。但他并没有念这个学校，因为他对做一个小学教员，并不感兴趣，这一年，他已二十岁。
第二年，民国六年投效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做自愿兵。不久，这个部队就被打垮，他投笔从戎的壮志也幻灭了。假如他在上海打流，就认识了蒋、戴诸公，为甚么不追随他们从事革命工作，却去投效浙军第一师呢？至于在江山办保安团，那是十三年的事，已经不是民国初年了。
对戴笠事迹都写错了
文强又说：「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
「戴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去见蒋介石时，首先到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笔者注）去找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当当勤务兵再说。戴笠当了多久的勤务兵不清楚。他是一个天生的鸡鸣狗盗之徒，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收得有，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在字纸篓裹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裹拾起来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耳提面命，亲授机宜，而且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蒋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无腐化等情况。」
文强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第六期入伍时，第四期还没有毕业。难道说连第五期和第六期还分不清楚吗？既说戴笠是第五期入伍生，又说是编入第六期骑兵科，何其矛盾？前面说戴笠在上海打流，认识了校长和戴院长，现在到了广州，不直接去见校长，而要绕个弯子，先找戴季陶引荐？戴笠到广州，就是要进黄埔，文强说他要在校长身边当差，要他当当勤务兵再说，眞是岂有此理。那个时代，当勤务兵的，多半是小孩，年龄不够入伍。戴笠已经三十岁，会要他当当勤务兵吗？当一个勤务兵，还更戴季陶那样大人物引荐吗？造谣也要造的不太离谱呀！
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声明：「##党员之加入国民党，乃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绝非欲将国民党化为##党，或藉国民党名义作##党运动。」所以在黄埔军校不敢以##党名义公开吸收同学，乃想出以外围机构作公开活动，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黄埔军校的##党分子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同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为对抗。这两个组织时常冲突打斗，越来越凶，校长命令取消这两个组织，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解散，二十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告解散。第六期入伍时，已无青年军人联合会。文强把第四期的情形加诸第六期，说戴笠下连队去学骑兵，注意青年军人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实际上第六期骑兵营成立，在十六年四月间，已在清党前后，##党分子都逃光了，还有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呢？
入伍之时未见蒋公
文强所说，完全出于捏造，以符合##党丑化戴笠之目的。实际情形，十五年一月十二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已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八月十三日校本部命令规定：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为第五期入伍生；八月一日以后入伍的，为第六期入伍生。我们一行十人，由北京南下，八月十日抵达广州，在长堤天字码头入伍生部经过考试，二十九日在沙河（也叫燕塘）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十一连。
国防部情报局戴雨农先生年谱：「戴于十五年五月到江山县城，九月考取黄埔军校第六期，十月七日入伍。」从江山到广州，须先到杭州，再到上海，乘轮船到广州，他到达广州的时间，大概和我们前后差不了几天，蒋校长已于七月九日誓师北伐，离开广州。戴的文溪同学周念行、姜超岳，都随北伐军出发，不在广州。所以戴到广州以后，找不到他们，陷于困境。他和徐为彬（亮）都住在司后街宏信学旅，拖欠了房饭钱，几乎被老板娘轰出来，多亏徐为彬代缴，才能住下去。由徐为彬认识了王敬宣（孔安），三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一同参加入伍考试，他被淘汰，徐、王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二连，和我们成了同营同学。戴没有考取，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缘故，这时他已三十岁。他原名征兰，后改名戴笠，第二次投考，才被录取，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直辖第十七连，此时大概已经十月了，年谱所述十月七日，不会错的。
校长在前方，感觉在北方平原作战，需要骑兵，十六年春天，命令校本部，由第六期入伍生挑选三百人，成立骑兵营。报名参加挑选的，有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跑在前头的三百人就入选了。戴笠也跑在前头，遂入骑兵营。
文强说他当勤务兵，做包打听，完是胡说。第六期入伍，校长既已出师北伐，所以第六期的入伍生，根本没有见过校长的面。我们聆听校长训话，还是十七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后的事。
文强处处表示他在军统局的地位不低，常和戴笠在一起，能参与机要，##党才认定文强有利用的价值。由文强具名，诽谤他追随多年的老长官，才能达到丑化戴笠的目的，第一版就刊印十四万五千册，以作宣传。
所以「戴笠其人」完全是迎合##党的意图，捕风捉影，生编硬造，似是而非，东拉西扯，胡扯一顿。戴笠明明是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文强却说他是硖口镇人，硖口和保安相去二十五里。张冠夫的太大和戴是姨麦兄妹，同一外祖父，都是蓝兴旺老先生的外孙，文强却把他的表妹夫说成表兄弟，张冠李戴。第六期骑兵营营长是沉振亚，文强却说成骑术教官许振亚，连职务和姓名都弄不清楚，还吹甚么牛，在兰州和许振亚谈论戴笠如何如何，岂非自欺欺人？
胡靖安的一段也错
中山舰事变，系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发生的，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是##党党员，为执行##党的决定和鲍罗廷的阴谋，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驰回黄埔，企图挟持校长，送往莫斯科，好将国民政府控制在##党手中。文强说：「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六广东大屠杀案中，他都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如其所说，胡靖安既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则戴笠的地位高于胡靖安了，是吗？实则中山舰事变时，戴笠还在江山老家呢。戴笠开始做情报，是十六年秋骑兵营开苏州以后，他帮助胡靖安在上海工作，才受到校长重视，十七年二月继续北伐，戴笠才在总司令部挂名上尉参谋，实得力于胡靖安推荐。
文强又说：「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自己说，从那天起得校长手谕我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前面说过，文强除了故意乱讲，就不会这样矛盾。戴笠既是十五年十月七日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怎样七月一日起得校长手谎，随东路军北上呢？不是胡扯吗？
与周伟龙结交眞相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五日，讨伐冯玉祥之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河南郑州叛变，发表通电，和在浦口叛变的石友三相呼应。唐知道戴笠正在豫陕地区活动，悬赏十万元购买戴笠的人头。唐生智的宪兵营营长兼信阳军警稽查处处长周道三（伟龙）是他的湖南同乡，黄埔第四期毕业，正在严密搜捕戴笠。戴知道很难离开叛区，于是亲自去见周道三，去送价值十万元的人头。周道三看见他气度轩昂，言辞铿锵，感于他忠勇诚恳，理直气壮，不但没有逮捕他，反而亲自护送他，脱离唐生智的叛区，以后跟着戴工作。这个故事，军统局的同志，几乎人人知道。文强是军统局的高级干部，又和周道三是第四期同学，对这个故事应该很清楚，但是他写的牛头不对马嘴。
文强说：「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的武力二十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输诚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辞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
戴、周的故事发生在十八年十二月，文强错为十六年；地点在河南信阳，文强错为武汉三镇；当时唐生智的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指挥，文强错为北伐初期的第八军军长；周伟龙是宪兵营长，文强错为连长；事情发生，是戴去找周，文强错为戴被捕后，要求见周。况且十六年宁漠分裂时，戴还在广东，十六年七月间，骑兵营开拔前，我和戴在黄埔特别党部见过面，他没有分身术，怎样能去武汉一探虚实呢？
对于复兴社的污蔑
文强又说，戴笠曾对他说：「校长认为复兴社是学德义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这又是一套谎言，戴笠不会说这种话。说三民主义力行社（复兴社）」是法西斯组织的，是##党和汉奸们制造的谣言，用以污蔑我们的复兴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安内在对付##党，攘外要对付日本军阀，所以，##党和汉奸都来污蔑它，那是必然的，而说成戴笠传说校长说的，用意恶毒。
根据校长的日记记载，二十一年二月廿九月力行社成立时，校长告诉力行社的干部们说：「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我总理知难行易，只要努力以行，力行公正，则中庸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必可达到目的。」力行社之成立，在力行三民主义，贯彻安内攘外国策，以复兴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阀侵略，校长怎么会说是法西斯组织呢？
三月六日校长又训勉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说：「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仁勇三达德，而其本在仁。好学、力行、知耻三条目，而其根则在力行。吾人今日知国耻之宜雪，各种学术之宜学，而最重要之点，惟在力行吾人之所以必务。力行者，完全发乎良知，尽我天职，亦所谓仁心之作用而已。勉之！勉之！莫自负仁心云。」校长会像文强那样说吗？再看戴笠将军的说辞，三十年四月一日纪念会演讲：「我们这个团体，决不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古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德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又曾说：「一位朋友同我开玩笑：『你在中国，就等于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莱。』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为甚么要做希姆莱？我是中国人，中国特种工作自有中国特种工作的精神，为什么要模仿德国？』
把力行社或复兴社说成法西斯组织，或蓝衣社，只有##党和日本军阀以及汉奸们这样说。力行社的本来面目，校长和戴笠将军已经说得很清楚，用不着再详加解释了。
推让中央委员往事
文强又说：「戴笠说：『校长认为我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我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直到校长叫我去谈话，才了解这一安排。我赶忙向校长报告，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又怎么当中央委员呢？校长一听，非常奇怪，问我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他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我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全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戴还眉开眼笑地悄悄告诉我：『校长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立刻亲笔写了一张条子。我初以为是发给特别费，接过来一看，才知道写的是「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戴又夸口说：『我将纸条捧在手裹，坚决请求，愿终身做无名的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委高位请让给其它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了。』
这又是一段谎话，三十四年五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重庆，戴笠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推让给马占山将军，因为他是首先在东北抵抗日本军阀的，并不是文强所描写的那样。
戴笠入党早在军校
至于戴笠向校长蒋公报告，他连国民党都不是，简直是胡说，因为黄埔学生是集体入党，只要是黄埔学生，就是国民党，难道总裁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民国十六年六月我当选为黄埔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戴笠当选为骑兵营营党部执行委员，他到特别党部接洽党务，我们才认识的。他不是中国国民党员，怎么能当选为黄埔特别党部骑兵营营党部的执行委员呢？他敢欺骗校长吗？##污蔑国民党抗战是曲线救国，文强要附会这一点，却又找不到具体的事实，于是说军统局的策反工作就是「曲线救国」。抗战期间，军统局策反成功的伪军，多达七十多万，等候响应美军登陆，随时准备反正，袭击敌人。使七十多万敌人的武装力量变成抗战武力，未反正以前，掩护协助军统局的敌后工作，也成了罪过吗？
王玉龄回忆丈夫张灵甫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本人战死。
王玉龄（1928-），17岁和张灵甫结婚。1949年4月，先到台湾，后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生活。一直孑然一身不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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