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立天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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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著(方立天文集 第十卷)试读：
总序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部分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 “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已！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序言、前言和创刊词
《禅者的思索》序
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宗教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带着东方文化神秘幽玄色彩和东方诸民族达观恬静精神的佛教“禅”走进了西方世界。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是缘于禅的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一批致力于向西方弘扬禅学的热诚之士，日本的铃木大拙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铃木大拙著述甚丰，其关于禅的思想也颇有见地，但基本上还是同中国的禅宗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国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更是鼓吹“顿悟”之法，强调“自我完善”，所谓“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认为获“大道”、得“正觉”乃在一念之间。众生与本性只要一念相应，能够自我体认本心，便可成佛。铃木大拙继承了这种“修心”、“见性”的传统，只是在阐释禅的基本教理的同时，自觉地运用禅理去分析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诸般关系，从而使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体”与“用”的有机统一。这也是铃木大拙有关禅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禅的真髓》和《禅者的思索》是铃木大拙的两部力作。前者可以代表“体”的方面，它详细地界说了禅，论述了禅的境界、禅的价值，以及禅的修习方法。后者可以代表“用”的方面，阐述了禅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禅对人的信仰及人精神修养的建设性作用，禅关于人与自然、生物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禅的修习方法和禅僧生活的现代意义。上述内容使铃木大拙卓成一大家，当然，对于铃木大拙的一家之言，读者自会进行思索、辨别的。
未也同志治学勤奋刻苦，近来把铃木大拙的这两部禅学著作认真译出，并把它们合编在一起。此书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佛教禅学的演化和发展，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深受禅学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特为之序。1988年9月10日［原载铃木大拙著，未也译：《禅者的思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超凡世界》序
神是神话和宗教所意想的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鬼是指人死后不灭的精灵或万物的精怪。神鬼世界是与人类的童年时代相随而出现，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
人类早期按照自己直观表象塑造神祇。起初是模仿牛、马、熊、虎、各类植物以及自然存在如日、月、山、石等的形体造型。随后又发展为与兽、禽、虫等动物形体结合的人兽同体的神，如人首兽身、人面鸟尾、人头蛇躯等。后来又随着对自然界非人力量依附心理的摆脱，形成神人同形的神祇，这些神祇不仅以人类外形为形体，而且具有人的智慧、道德、意志、性格，此外更拥有超人的智力、威严、手段、法术。人类早期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对人的机体的依赖关系不甚了然，产生了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观念，进而认为灵魂有超人的能力，能在暗中对活人产生重大作用，从而形成鬼魂崇拜。这种崇拜包括对各种神灵的崇拜和祖先鬼魂的崇拜。神祇和鬼魂构成了人类的两大崇拜系统。
中国古代随着国家的产生，随着中原逐鹿的国家统一，逐渐形成了以天帝为主神的神鬼系统。汉代以来，佛教输入，道教继而发端，由此大大扩展了中国古代的神鬼结构。入唐以后，基督教传入中国，又增添了以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上帝为首的天堂神灵系统及与其相对应的地狱鬼神系统。在中国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神鬼世界，名目众多、结构繁杂，佛教和道教尤其是这方面的突出典型。
佛教具有庞大的神鬼体系，佛、菩萨、罗汉、天神是佛教诸神的四种基本类别。佛是指对人生和宇宙的真实的觉悟者，是佛教的最高尊神。大乘佛教宣传三世十方，处处有佛，其数如恒河的沙子，无量无数。佛典和寺庙里最常见的有现世教主释迦牟尼佛、未来世的弥勒佛、过去世的燃灯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等。菩萨，是能悟佛道、发愿普度众生的候补佛。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像旁的文殊和普贤，阿弥陀佛像旁的观世音和大势至，此外还有弥勒、地藏等。在中国，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合称为四大菩萨。观音菩萨最受人们的喜欢和尊崇，由此又有白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水月观音、四臂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等。罗汉是灭除烦恼、超越生死而进入涅槃果位的解脱者，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说。天神是佛的护卫神，数量颇众，如四大天王等，天龙八部也是护法神。鬼、地狱也是佛教学说的重要方面，鬼有多种多样，以饿鬼为最多。地狱有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阿鼻地狱、八炎火地狱等。管理地狱又有王，如十殿阎王，是十个主管地狱的魔头。此原是唐末出现的民间俗说，也为佛教、道教所沿用。
道教的神灵众多，天神、地祇、人鬼都受奉祀，主要有尊神、俗神和神仙三大类。尊神是道教信奉的主要神灵，其中三清(玉清、上清、太清)是三位最高的尊神；其次是包括玉皇大帝在内的四位天帝；再次是天上的日神、月神、星神；最后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为四方之神。俗神是流传于民间而为道教所奉祀的神祇，类别也很多，都是直接、间接与人的生活需要息息相关的。如属于自然现象人格化的雷公、雨神、风伯、山神，为人们敬仰的英雄神关帝、文化神文昌，保护人的财产和安全的门神、灶神、城隍、土地，满足人们健康和富足需求的药王、财神等。神仙是道教的理想目标，是经过修炼悟道而神通广大和长生不死的神人、仙人。神仙也为数不少，如汉族的祖神黄帝、寿八百余岁的彭祖、王母娘娘、八仙(铁拐李、张果老、汉钟离、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都是重要的神仙。
中国汉代以前，天帝崇拜与祖先崇拜并举，与这种传统格局不同，佛教道教的意象结构表现出鲜明的两极思维，宇宙间一端是超越人类、解脱痛苦、获得永恒生命和幸福的神——佛、菩萨、神仙，一端是人死后转化为更低级的生命，变成鬼，堕入更加苦难的深渊。前者是追求的理想目标，后者是防止陷入的困境，而人类就处在这两极之间，是中间的转化者。沙门和道士是由人向神转化的过渡，而一般俗人和神之间则有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可能成为鬼，堕入地狱受惩罚。佛道两教的趋神避鬼的基本观念，和造成神鬼对立的强烈反差，透露出人类心灵深处原始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本能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对死亡、渺小、短暂、有限的痛苦和悲哀，一方面是对生存、自由、永恒、无限的向往和追求；一方面是对凶残、丑恶、放荡的谴责和鞭挞，一方面是对善良、美德、修持的弘扬和褒奖。在这种畏惧与热爱的原始情感中，洋溢着人类心灵所追求的永恒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
宗教是社会生活的总汇，神鬼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从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到风俗人情、节日禁忌、日常生活，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和作用。当人们在游览寺庙宫观、风景名胜，阅读历史文献、文学作品，欣赏雕塑、绘画、音乐、电影、戏剧、舞蹈、建筑、服饰……都会遇到有关神鬼的题材、描述和表现。人们只有深刻理解神鬼观念，才能真正把握有关审视和欣赏对象的意蕴、情趣，从而提高审视和欣赏的水准，以取得更高层次的收获。
马书田同志的《超凡世界——中国寺庙200神》一书，是专门阐释中国神祇鬼谱的，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兼备，信息量大、可读性很强的书。全书分“佛教篇”、“道教篇”、“民俗神篇”，介绍了200位神的来历、衍变、职能和影响。在写法上结合重要的寺庙宫观，以神带庙，由庙谈神，情境交融，娓娓道来，意趣盎然，引人入胜。书田同志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同时又在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宗教现象，勇猛精进，勤于笔耕，创获颇丰。本书的问世，必将嘉惠士林，有益社会，这是确定无疑的。
1990年2月17日雪天［原载马书田：《超凡世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佛藏辑要》序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形成最早的宗教。与几乎同时产生于中国的道家、儒家学说，共同代表了古代东方思想家对人生、宇宙的开创性探索，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理想价值的热烈追求。佛教教义深刻地总结了人类对人生体验的成果，即在对人的生命体悟方面确有其精辟、独到之处，因而迄今仍为数以亿计的大众所信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断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融合。佛教文化在与中国固有文化撞击中寻找契合点的矛盾统一运动，推进了各家思想的多向演化进而达到多元融汇，并使佛教文化自身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三家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三大流派，这是印度佛教文化对外传播成功的范例，也是中国固有文化吸纳外来文化成功的范例。
佛教文化的载体有佛典、寺院、僧徒及其活动等，其中佛教典籍是佛教文化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两千年来，由于印度、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无数高僧大德和佛教学者的勤奋耕耘，潜心创作，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种宗教、学派、流派的文献成果。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中国保存了汉文、藏文和巴利文三大语系的佛藏，其收藏之多，又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佛教典籍是东方文明的重要思想宝库，其内容涉及了神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自然科学、艺术、美术、民俗学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就文化角度看，佛典，尤其是中国佛典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的兴奋点，首先是集中在儒家上，其次是道学。儒家、道学都与佛教、道教有种种交涉、关联，不研究佛教、道教，就难以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各类思想文化交涉的角度对儒学、道学做出深入的研究、分析，这对宋代以来的儒学和道学的研究尤为明显。这样，又引发了对佛教、道教的开掘、研究，出现了佛教、道教研究的兴盛景象。此外，80年代以来，在中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宗教热，以及后来宗教信徒的稳定增长。宗教信仰的日益发展也都推动了人们对宗教的关注，产生了了解宗教的兴趣。《佛藏辑要》正是为了适应学术界、宗教界和民间各方的迫切需要而编纂的。《佛藏辑要》是一套中型大藏经。因为佛教典籍汗牛充栋，量多难以通读；如果选入的数量过少，则不能体现佛教文化的基本面貌，不敷阅读、研究的需要，所以我们决定取其中一部分，编纂一套适量篇幅的佛藏，并命名为《佛藏辑要》。入选本书的典籍主要是：(一)原已收入《大藏经》的、反映佛教基本教义及其历史演变的著作，各宗各派的基本著作以及体现佛教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和特点的代表作。(二)藏文和巴利文的汉译本佛经，散佚在日本、朝鲜等域外的汉文佛经以及部分古佚佛经。(三)近现代高僧大德和佛学研究专家的作品。二、三两个部分大都未收入《大藏经》，本书则重点收入。近现代中国人的佛教著作，不仅填补了以往大藏经的历史空白，而且也为研究我国近现代佛教史乃至思想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本书分为十大类：经典、戒律、论著、注疏、密教、禅教、史地、文苑、综合、图像。在编纂过程中，经多方征求意见，斟酌再三，从初选书目中，精选了三百余种，包括索引共为四十一册。其中综合部共十册，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内容广泛，目的是反映佛教文化多姿多彩的形态及其丰富内涵和不同特色。
限于诸种因素的牵制，少量富有学术价值的佛教专著未能收入本书，又因时间仓促，在编纂、印刷中也存在某些不足，对于诸如此类的缺陷，我们期待着日后有改进的机缘。［原载《佛藏辑要》，成都，巴蜀书社，1994］
“佛门大师评传丛书”总序
佛教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内地。由于传入各地的派别、时间、途径不同，加之民族文化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系列：汉语系的汉地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佛教在汉地的流传、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317—589)。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南北分立，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心烦躁，而佛教在此时却获得了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一些佛学大师纷纷为世人提供解除苦难的方案，各种佛教学派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寺院经济发达，石窟雕刻成风，寺塔遍布各地，信众急剧增多，汉地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二是隋唐时期(581—907)。在这三百多年里，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宗教信仰自由，这种社会大环境推动了佛教走向鼎盛。此时佛教义学空前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众流共竞，波澜壮阔，蔚为壮观，气象万千。随着对外交通的不断开拓，隋唐佛教宗派又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宛如黄金纽带不断放出光彩。约在公元10世纪后半期形成的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双修，具有鲜明的青藏高原地方文化特色，后来传入蒙古等地区，且流布其他国家。
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佛门大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佛教的思想面貌、民族特色、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些佛门龙象都是英才俊杰，他们殚精竭虑，不断探索解脱人生苦难之道。或者翻译佛典，传播教义；或者阐幽发微，弘扬佛理；或者习禅明律，潜心修持；或者维护法业，延续慧命。他们难解能解，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卓然成为表率的高士，一方的大德。其中尤为杰出者，更是开风气之先，或孤明先发，提倡新学说，振聋发聩，独步一时；或制定仪轨，改革制度，统一规范，推进修持；或创立学派，阐扬某一特定的学说，推动佛教义理的发展；或创造宗派，重新整合佛教义理，独自立说，组织僧团，奉行独特的修行方法，进而推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典范性的实践、历史性的贡献，成就为佛门大师，一代宗匠。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丑恶的现象、令人烦恼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如何使人类向善，让世界走向光明，仍然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在这方面，正确地吸取、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加以整合、弘扬，会有助于道德文明的建设，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
开发、总结佛教文化宝库是一项长期的、全面的系统工程，而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就是对历代佛门大师进行个案研究，一一做出尽量冷静客观的评述，以便人们从中吸取设计人生、充实人生、安顿人生的有益借鉴。此外，通过系统整理历代佛门大师的思想和业绩，也有助于佛教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恰当定位，有助于今后编写出一部更加充实、生动、全面的中国佛教史，也为全面总结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学术性的贡献。
我们所称的佛门大师是指佛门四众中在某一领域开风气之先，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或其中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进而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具体包括：有佛教著作，在佛学领域有所开拓和创发者；对佛教典籍的翻译有重大贡献者；在佛教仪轨制度的制定、弟子的培养、禅律的修持、佛教的护持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学派或宗派的奠基者、创立者和重要继承者。我们认为，佛门大师既有严格的内涵界定，又是相比较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佛门大师既非寥若晨星，也绝非比比皆是。本丛书依据上述标准决定入选传主的取舍，并以中国僧人为主。至于从西域和印度亲莅我国、居留多年且有重大贡献者，也将酌情收录。
为便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的接受，本丛书力求具有可信的知识性、适当的通俗性和相应的可读性。丛书的内容着重叙述佛门大师的生平、业绩、著作、思想、贡献、影响、地位，多述少评，寓评于述，力求客观、准确、全面。传主各有特色，有的偏于理论建树，有的重于实际修持，有的高龄而终，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传记史料丰富多彩，有的仅存片鳞只爪，等等，凡此都决定了丛书各分册在写作体例上的某些差异。
我们希望丛书各分册作者以中印两种文化交流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变为背景，从佛门大师文化品格的视角进行研究、撰写，以突现传主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地位。这是一项较高的要求，难以一蹴而就，但各分册作者会执著地追求，努力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代表深刻佛教文化内涵的佛门大师形象。
为弘传佛教文化，借鉴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京华出版社决定出版“佛门大师评传丛书”，以表现中国佛教文化的兴盛景象和优良传统，这是很有胆识、很有眼光的举措，意义深远，值得赞扬与感谢。［原载方立天：《法藏评传》(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序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大力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有三个要点：一是深入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外延与内涵、结构与功能、精华与糟粕；二是准确了解和掌握现代化的条件与要求、内容与特点、过程与趋势；三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着重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批判与继承、重整与革新、综合与创造。作为三个要点之一的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而探讨儒、道、佛三家的关系又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而艰难的任务。
自东汉以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以道家学说(含道教)和佛家学说为辅助的三家互动互补的格局。从三家思想文化的内容结构来看，儒家侧重于政治伦理学说，道家崇尚天道自然，佛家则侧重人的宗教修持与解脱。可以说，儒、道、佛三家分别贡献了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三个原则，为人们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几个基本关系提供了深邃智慧和行为准则，此即后世所称的儒、道、佛分别治世、治身、治心之说也。佛家学说与儒、道学说有相同、相似的一面，也有相异、相殊的一面。佛家附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与规范，吸取道家的有无观念与自然主义思想，且又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领域的终极关切——生死大事，阐发了独特的视野与理路，论述了人生哲学(含死亡哲学)，为人类安顿死亡、解脱人生痛苦，指出了别开生面的途径。这都为佛家与儒、道两家的互动互补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背景与理论机制。
从中国文化的生存、发展来看，儒、道、佛三者的关系涉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出世文化与入世文化等一系列不同文化的类型、思想、内容、风格的交涉。这种异质文化的互相冲突、互相融汇，构成了中国古代绚丽灿烂的文化图景。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的共存共荣，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文化交流是一件好事。文化交流就是文化比较，就是文化选择，也就是文化进步、文化发展。
从中国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三条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一是与中国现实社会相适应，尤其是与现实政治相协调；二是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思想相磨合；三是善于创新，如慧远、僧肇、道生等人的著作，南北朝的众多学派，尤其是天台、华严、净土、禅宗诸派，都是中国佛教创造的典范。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史表明，善于处理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佛教与固有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自身的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三个动力。凡是处理好三个关系的时期，中国佛教就获得发展，反之，中国佛教的发展就遇到障碍，就停滞不前。就上述三条经验的第二条来说，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磨合，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磨合的过程。总结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磨合的过程、内容、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就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探讨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内核、精神的关键环节之一。研究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困难的，因为这种研究起码需要具备儒、道、佛三方面的知识，而就中国学者来说，具备佛教知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由于知识结构缺陷等原因，在我国，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儒、道、佛三教交涉史的专著尚未问世，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以为，凡有志于专攻中国文化的青年学者，涉猎佛教的基本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若能深入研究佛教则更为可嘉，而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也自可预期也。
彭自强为人忠厚谦和，好学上进。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期间潜心学业，勤奋刻苦。他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规定了这样的写作任务：按照历史发展先后顺序，通过梳理佛教传入中国后早期发展阶段与儒、道交涉的事实，明了佛教由完全依附于儒、道到逐步自主地吸收与利用儒、道的演变过程，以说明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既吸收与利用儒、道的相关思想因素，又竭力保持自身内在思想和外在特征的独特性格，以及汉魏两晋时期儒、道、佛三家互动互补的文化交流规律。
彭自强在论著中运用解释学和比较学的方法，对汉魏两晋时期儒、道、佛三教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内容、特点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阐述佛教般若学和魏晋玄学的交融时，彭自强特别提出了“格义”和“得意”的关系，并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说。论著还就我国早期佛教的著名高僧、重要译著，以及三教交涉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评述，并提出这样的论点：佛教对道家、道教从依附到区别二者，是用道家斥道教，对儒家则是从引入伦理观念到确定儒、佛同旨、内外有别的关系定位。凡此论述，都是有见地的。
彭自强在京三年，与我互结善缘，建立师生情谊，这是弥足珍贵的。近得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乐为之序。［原载彭自强：《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00］
《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研究》序
尚九玉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研究》答辩通过后，经过约两年时间的反复斟酌，不断修改，终于以书稿的形式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宗教是人创立的，是创教者为人创立的，是为解决人生诸多问题，尤其是为解决人生的现实苦难与终极关切问题而创立的。一句话，就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立的。宗教是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当今人类有80％的人口信奉各种各样的宗教，这表明迄今为止，宗教仍是人类绝大多数成员的精神生活方式。
宗教的构成和内涵的首要因素是神，而人与神的关系则是宗教学说的基本线索。所谓神，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和属性异化的结果，人对神的崇拜，是消除人性充实神性的表现。宗教要求信徒绝对地崇奉、皈依神，同时又要求信徒遵奉一套宗教道德规范和相应的宗教仪轨，从而构成了独特的精神生活内容。
对神圣的神的赞颂和对平凡的人的教导，是宗教经典的主要内容。宗教家们阐发了人生哲学的方方面面，诸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命运、人生的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途径、方法等，形成了人生哲学的丰富内容。宗教是世界的总的理论，具有包罗万象的内容，从其核心和实质来说，就是人学，尤其是人生哲学。
宗教在社会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广大群众的生活影响极为深远。从总体而言，宗教的人生哲学思想既束缚了群众的思想，又提升了群众的精神。这种复杂的双重作用，是因社会历史条件和信徒具体情况而异的，同时也和国家政府与宗教领袖的引导直接相关。
研究宗教人生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有助于了解全世界约近50亿宗教信徒的人生观和精神世界，使非宗教信徒尊重教徒的信仰和精神生活，推动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互相尊重，和睦共处。(二)不同宗教的教义和人生哲学思想，既有相通、一致的一面，也有差别、对立的一面。历史上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发的冲突，乃至战争，屡见不鲜。研究不同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的异同，有助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沟通，进而推动不同宗教实体之间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推动世界和平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三)宗教人生哲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含了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智慧，是值得总结、吸取和提高的。比如，各宗教教义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倡导的去恶从善、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内容，若加以挖掘、整理，使之成为建构正确人生观的有益资源，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势必有益于使人类向善，让世界走向光明。(四)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丑恶的现象、令人烦恼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尤其是由于物质条件的不断完善和生活方式的更加现代化，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相对匮乏的精神境界的反差现象将长期存在。这是文化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一般而言，宗教在处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认为物质生活是基础，而精神生活又高于物质生活。这种思想对于纠正只追求物质生活，而无视精神生活的倾向，是有借鉴意义的。
本书作者认为，宗教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部门和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本书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鉴于宗教的种类和流派众多，本书选取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四种宗教为代表，考察和研究宗教的人生哲学。作者强调研究宗教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认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研究宗教就必须客观公正地对待宗教现象和宗教文化，消除偏见，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又说：“研究宗教还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正确的结论取决于科学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宗教的根本指导原则，它要求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以为作者所讲的研究宗教所应采取的态度、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这对于保证本书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书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分为八章，分别论述宗教与人生、宗教的人类起源说、宗教的人性论、宗教的人的价值论、宗教的人生理想论、宗教的人生法则论、宗教的人生超越论、宗教人生哲学与人类生活。这一架构基本上反映了宗教人生哲学的内容。我以为本书作者对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的组织结构与分析研究，是对宗教研究的一个贡献。
研究宗教具有其特殊的难度，综合研究四个宗教更是难上加难。尚九玉博士潜心研究宗教人生哲学思想，且取得可喜的成果，是值得称道的，故乐为之序。
1999年8月3日时值酷暑［原载尚九玉：《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禅学三书”序言
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禅宗所蕴涵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凸显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
禅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神韵，历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这种研究，正日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禅宗研究以文献学、历史学的方法为主。20世纪30年代，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历史学理论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结合，使禅宗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如胡适即是以文献学的、历史学的视角研究禅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说，具有开创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禅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后，人们常用哲学的方法论述禅宗历史、思想，侧重于揭示禅宗的思想价值。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一，采取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类研究热心于讨论禅宗与文化的关系，作品有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知识出版社，1990)，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等。
其二，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李申、方广锠《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等。
其三，采取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吴立民、徐荪铭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
其四，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在对禅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得相当突出，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等。
通观这些著作，成果相当喜人。但我们为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发现在禅宗研究中，还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较浅的领域，等待着致力于禅宗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调适视角，填补空白。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为禅宗研究百花园增添了春色。
吴言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志趣和知识积累，决定将禅诗作为研究方向。经由勤奋刻苦的写作，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禅诗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对禅宗思想渊源、哲学象征、诗歌境界等做专门的研究。2000年6月，言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佛学、诗学的研究工作。进站后，他对《禅诗研究》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增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禅学三书”，这就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
禅宗诗歌有数万首之多，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存。现有的禅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或是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而对禅宗诗歌本身则较少涉及。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在禅诗研究上有所突破，他以禅宗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思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从而弥补了较少从禅宗思想渊源上研究禅诗、较少从禅宗哲学象征角度研究禅诗、较少从禅宗诗歌本身研究禅诗的不足。《禅宗诗歌境界》所探讨的禅宗诗歌，是指广义的禅宗诗歌，包括禅僧上堂说法时大量运用的偈语。与纯文学性的诗歌不同，禅宗诗歌的着眼点不在于文字的华美、技巧的娴熟，而在其内蕴的丰厚，因此作者的着眼点也放在这里。作者指出，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彻见心性的本源，也就是说，体会“本来面目”，是禅宗诗歌境界的起点。该书首先探讨了“本来面目”的内涵，并分析了青原惟信禅师“见山三阶段”的禅语所表达的禅宗审美感悟机制，在此基础上对五家七宗禅诗进行了具体分析，对禅宗诗歌审美境界进行了总结。书后所附的《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要目》，反映了近百年来禅诗研究的轮廓，为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道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禅宗哲学是诗化哲学，往往借助诗歌的手法，通过鲜明可感的形象，来表征“不可说”的本心。《禅宗哲学象征》选取公案与颂古的合璧《碧岩录》进行分类研究，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语言，探究公案的意旨，分析颂古的禅悟内涵、运思特点、取象方式、美感质性，阐释公案、颂古等对禅宗哲学的象征。该书从禅宗语言的诗喻性切入，阐释了禅宗哲学喻象的独特意义，为禅宗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
禅宗哲学象征，表征着禅宗思想。而要全面深入了解禅宗思想，又必须要追溯其渊源。《禅宗思想渊源》具体地论析了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这些经典有《楞伽经》、《起信论》、《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维摩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涅槃经》等。该书指出，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揭示本心迷失缘由的唯识思想、以遣除扫荡之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强调事事无碍的华严圆融思想，对禅宗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禅学三书”的内容虽各有所重，但却是逻辑地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佛教思想、禅韵、诗情向来就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禅宗思想渊源》对禅宗诗歌予以特别关注，分析了大量的禅宗诗歌，力求说明大乘佛典是怎样经由禅宗的创造性继承，转化为灵动通脱的禅学感悟；《禅宗哲学象征》对受大乘经典影响的象征意象的溯源、对雪窦颂古百则的条分缕析，体现了作者在品评禅韵时，对佛教思想、诗情的充分关注；《禅宗诗歌境界》是建立在对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同样体现着佛教思想、禅韵、诗情圆融一体的特征。三书形成了各自独立，又涵容互摄的阐释系统，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路和严谨的学风。
我以为，“禅学三书”有以下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
一、理性分析与悟性透入并重，文学与哲学圆融“禅学三书”作者在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时，采取了“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方法，来观照和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较好地适应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者主张“以檐前雨滴的檐前雨滴在听檐前雨滴”，而“此时所听到的檐前雨滴声就是自己，会有好像变成雨滴的感觉。不知道是自己滴落下来，还是雨水滴落下来”，这种物我一如的直觉体验，来研究禅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者又强调，必须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以求得价值的中立与结论的客观。因此，作者在尽量吻合、尊重禅宗话语的前提下，借助于中西方哲学、美学、科学话语来阐释禅宗思想、哲学、诗歌。如借助庄子的“混沌”、现象学的“本源性状态”作为“本来面目”的参照，借助现代天体物理学、相对论作为禅宗时空圆融境的参照，借助审美距离说作为禅宗现量境的参照，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这种理性与悟性并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方法，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的研究，无疑是比较切合研究对象的双刃剑。
由于“禅学三书”中“理性”与“悟性”并重，形成了将文学与哲学打通、诗情与禅韵圆融的特色。中国禅宗往往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其人生感悟、精神境界，因此有人说，通过文学而表达佛法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禅。在文学与艺术的意境中领悟深刻的哲学思想，正是禅宗追求的智慧精髓。作者以较强的哲学领悟力与较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的结合，努力使禅宗研究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达到沟通与融合，这是值得称道的方向。
二、重视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
作者重视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思路，在“禅学三书”中有明显的体现。作者重视对禅宗诗歌主要文本的研究，分析和解读了大量禅宗诗歌。此外，作者还重视对禅宗思想、禅宗哲学的主要文本的研究。
其一，重视对禅宗思想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禅宗对大乘佛教精华广为汲取，于上堂说法、机锋应对之际，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考察禅僧著述，可以发现，《楞伽师资记》、《坛经》、《顿悟入道要门论》、《禅源诸诠集都序》、《万善同归集》、《注心赋》等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延寿编集《宗镜录》100卷，更是禅宗史上融汇禅教的鸿篇巨制。该书征引了大乘经典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文集”60种，使之相互映衬。要准确地理解禅宗思想，离不开唯识、如来藏、般若和华严诸经典。作者重视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文本，即大乘佛教经典文本，以及它在禅宗语境中的运用，从而有助于理清禅宗思想渊源问题。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思想是以道家文化为背景创立的，该书则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禅宗思想受大乘佛教经典影响的事实。这对繁荣禅宗的全面研究，促进学术争鸣，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重视对禅宗哲学象征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禅宗哲学，以解构为主，用的是“减法”，通过对思维定式的消解，对情尘意垢的遣除，以彻见真如本心。然而，当作者“漫步禅林，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却惊奇地发现，构成禅宗哲学内涵的公案、颂古、意象，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在睿智险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根据对禅宗哲学象征重要文本的分析，作者认为，无意于“建构”的禅宗，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象征，实实在在地“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禅宗在表达“不可说”的本心时，采取的不是定式语言，而是诗意的象征，由此形成禅宗表征本心的特殊的“能指”。从破译诗学意象入手来阐释禅宗哲学象征内蕴，也是研究禅宗哲学的一种方法。
三、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禅学三书”中，对研究对象的融入式体证，与适应研究对象的阐释体系是并行不悖的。对“本心”、“本来面目”的追寻，是禅宗的终极关怀，也是“禅学三书”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对禅宗思想的理解，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
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著的状况及缘由。
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著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
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
其中，关于境界论，作者又认为有四个主要类型：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这是从哲学内蕴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从诗学象征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则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
对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说：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作者也以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的分析，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圆融互摄的阐释话语体系，开放而缜密。
由上可见，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有着较强的开拓性、新创性，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是近年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不可多得的好书。
吴言生博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后，甘于淡泊，潜心治学。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禅学三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禅学三书”的出版，将为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料，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吴言生博士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为中国的禅学、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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