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嫦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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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我的养老谁做主试读：
写在前面以孤独之名
1起初接受这个写作计划时，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对于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我尽管早有耳闻，并且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的体会，但严肃地以文字方式去触碰，却一直没有动过念头。首先，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隐隐地便可以感觉到其格外的芜杂和庞大，大到似乎难以靠一己之力去触摸；其次，这个问题所隐含的那种几乎不用说明的“悲剧性”气质，也令人内心不自觉地便予以了规避。这就像是死亡本身，尽管是我们永恒的困境，但谁都不愿主动地提前感受——就让它悬浮在我们头顶，只作为一个似乎与己无关的“伪命题”。一来二去，靠着这份规避的态度，仿佛就忘记了那种终极性的压迫。
最终促使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动因，是一则在不经意中看到的新闻。
关于空巢老人的新闻，其实如今早已经满目皆是。翻开报纸，打开网络，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消息闪过——老实说，充斥着的，大多都是些负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夹杂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几乎已经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成了常态，所以多少便让人觉得麻木。人就是这样奇怪，当某种常态时刻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因为司空见惯，倒仿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了。这就好比空气质量的糟糕，由于人人领受，由于无外如此和只能如此，于是作为个人，呼吸时反而不会觉得十分窒息。
这则新闻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进入了我的视野：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时许，宜春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称中心城区东风大街一名95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急需抢救。当赶到老人家中时，医务人员发现，老人平躺在床，面色苍白，昏睡不醒，床前的地面上一摊鲜血，老人左手腕伤口处流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给予紧急处理后，快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途中，家属说出了老人自杀的原因——可能由于年后一些亲人外出务工，身边的家人也忙于工作，在家陪伴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疏于对老人的关心，老人心里充满孤独感，一时间无法承受，这才做出轻生的举动。
消息配发有照片。被救的老人躺卧在病榻之上，形容枯萎，但神情宁静，仿佛根本不曾有过酷烈的决绝，抑或肉体遭受的创伤，并不在他的意识之内——就是神形之间的这份落差，突然令我感到了震惊。
我在想，究竟是何等力量，能够让一个活到了95岁这般高龄的老人选择从容赴死？消息称，这位老人此番已是两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只是因其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此中逻辑，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内，又千真万确地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在我的经验和想象中，高龄老人往往对自己的生命怀有格外珍惜之情，这完全符合生命应有的逻辑——告别之际，便要格外留恋。而且，在我想来，人之暮年，大多会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尘世悲喜，于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于生命，会有着更为宽阔与豁达的体认。由此，对于诸般痛苦便理所应当地有了更为强大的领受能力。
在我的心目中，95岁高龄的老人，几乎就是一位“神”了。
新闻中提及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格外醒目，这是家属给出的老人赴死的最大动因。
那么，是什么样的孤独感，能让一位“神”对着自己的手腕割下了锋利的刀片？能让一位耄耋老者，毅然地选择了离开？
我要承认，正是这个意象令我决定走进这个写作计划，而这个意象的核心词，便是——孤独。
我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我们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的病痛，物质的匮乏，乃至诸般种种的天灾与人祸，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时候几乎是不可辩驳与无法转圜的，而心灵专属于我们，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我想知道，随着我们年华老去，当肉体渐趋衰败的时刻，我们肉体中那颗心里的孤独感，是因何反而逆向生长，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庞大，直至茁壮到先于肉体的衰亡来熄灭我们生命的残烛？
我想了解这位暮年赴死的95岁高龄的老人，想了解他的子孙——作为生命的个体。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就像走进雾霾里，去化验糟糕空气中真实的化学分子，而不再仅仅是无动于衷地将之呼吸进肺里。
当然，网络上的这则新闻不是让我走进这个写作计划的唯一理由。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它的确是一个导火索。那位老人安详的面容之下，就是惊心动魄的酷烈。他孱弱的躯体里，藏有骇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能让他举起那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若千钧的薄薄的刀片。
以后不久，我就具体展开了访问空巢老人的行动。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儿子只有13岁，正是颟顸无忧的年纪。但我知道，作为他的父亲，我自己终将会有那个概念意义上的95岁，关键的是，儿子他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95岁。这算不得是未雨绸缪，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是我愿意尝试着赋予他的教育。
于是，这些对于老人的访问，基本上是在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完成的。我们父子俩在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乡间，频繁地共同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直接面对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倾听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把对话录在录音笔里。两个小时左右，当然这只是平均数，也有用时一个上午或者更长的时候——因为孤独，老人们的诉说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诉说，大多数似乎与我们的采访目的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老人整体的生命存在状态而言，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呈现。老人们用自己漫无边际的诉说，为我们勾勒出他们的一生。这样的生命，在个体中蕴含着整体，汇集成册，便足以折射我们这个时代的全貌，甚至，足以折射生命的本质。
然而写作毕竟需要有所提炼。回来后，采访录音首先由儿子负责处理。我给他的任务是——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删减掉。这里面也许会有些风险，但我愿意相信，也对之抱有好奇，想看看在这样的工作中，什么内容会是一个孩子觉得与目的无关的。
不用说，对话大多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的跳跃性太大，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相反，对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们反而有种近乎羞涩的矜持。这种落差，却让我对此番写作有了某种更进一步的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一次次与老人们的“聊聊”中，一次次地被我感受着。
所幸，经过儿子初步整理后的录音，基本上符合我的需要。我认为，他的取舍，完全符合我写作这本书的那种“本质性”要求。
大部分内容我在写作中需要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剔除重复的部分，调整段落，以“普通话”转述老人们过于生僻的方言，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均衡；少部分内容我刻意保留了老人的语境，为的只是更加忠实地还原当时的情景。
不过，在如此成稿的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尤为重要。听录音只是一个相对机械的方式。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性，有时也会丢失对话的核心内容。这样一来，老人们的诉说势必失去力量，只成为一段段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那种司空见惯的、犹如糟糕空气一般的讯息。所以，在静夜里，重新倾听对方讲述的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唤醒当时的现场感，让老人们的每句话都从我的心里流淌而过。
采访当然也有被拒绝的。这本来就在我的估计之内，我将之视为这项工作有机的组成部分。面对老人们奇特的、有时几乎可被称为“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这项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被拒绝的某些场景，如果记录下来，也很能够生动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果断地拒绝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和整个计划的写作体例不相符合，这种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爱了。这种类似的舍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占了一大半的比重，但我并不觉得是做了无用功。相反，我甚至觉得，恰恰由于这些无用功的辅助，才使得我对空巢老人们的生活有了更为鲜活的体认。
这里容我打扰的空巢老人们，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找到：
一、 通过朋友引荐。
二、 自己的身边人。
三、 随机走到某处，冒昧地上前与老人攀谈——十之八九，我们遇到的老人都是空巢老人。不信的话，你可以走上街头做个试验。
四、 通过一位在养老院做院长的朋友介绍。这位朋友由于可以想见的便利，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她的生活和老人们息息相关，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们，之前绝大多数经历了自己的“空巢期”。同时，社区工作者也与养老院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关系，因为其辖区的空巢老人们，正是养老机构潜在的服务对象，老人们人生的下一站，极有可能便是养老院了。作为空巢老人问题的解决手段之一，养老制度，亦是我写作这本书时必然会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此，院长朋友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而且，她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某些人格魅力，也让我在完成这部在某种意义上颇为伤感的悲凉之书时，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如何向老人们介绍自己，起初颇令我为难。我很难跟老人们说明我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最利于我与老人们闲聊的身份。好在老人们往往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他们几乎大多数不由分说地将我视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断，是将我当作了媒体的记者。对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们愿意对我开口，我未尝不可以来扮演一位“政府的人”或者是一位“记者”。
但是，这种身份的混淆，在某些时刻又的确困扰了我，尤其当我不自觉地以“政府的人”自居时，聆听老人们的诉说乃至诉苦，就格外有了一份沉重；如果我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了一名“记者”，那么，为老人们的境遇大声疾呼，差不多就会成为彼时心里强烈的愿望。2
这个写作计划的完成，是我迄今最频繁地与数字相遇的一个写作过程。譬如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不消说，对于数字，我颇为抵触，尤其是这些用于数据的数字，动辄以千万计，所表示出的规模由于太过庞大，反而似乎只具备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降低了它所应有的那种有温度的力量。还有一类数字，是老人们的寿龄。老人们的年岁，作为数字本身，不过百岁，但此类数字我却愿意详加记录。因为，这些在自然数中不过一百的岁数，一旦置换为人的寿命，却都尽显其大。
老实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找到数十位老人进行采访，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的规定，60岁以上，即可定义为老年人。如今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老年人数以亿计，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处在“空巢”的境遇中。如此一来，搜集他们的素材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囿于我们传统观念的约束，老人们陷于“空巢”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指向对于儿女们的隐性谴责。实际上，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除了抱怨子女对自己的忽视，更多担心的是——我说的话不会被他们知道吧？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是，老人们便会积极地去为子女们进行辩解，仿佛自己如今的境遇，若能“不拖累”孩子，就已经是人生残年全部的正面价值了。个中滋味，我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有可能会令我采访到的内容有不少“伪饰”的成分，令我难以倾听到老人们真正的内心。
我甚至如此想象那位新闻报道中两度自杀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安然沉默着的，平和地思念着儿女，独自忍受着莫大的孤独。或许对邻里们提及子女之时，还是一派夸赞之情，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位福寿双至的老人。但是，他却向着自己的手腕举起了利刃。
因此，对于老人们的话语，我力图如实还原，但经过整理后的内容，一定又会有我的主观色彩。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我也不免担忧，我怕自己会误判了老人们真实的内心。
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我认为，只要本着恳切的理解，我就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而是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我们便无法背离上帝所给予的人类生命的边界。
由于自己的生活环境所限，还由于这个写作计划在时间上的要求，都决定了我难以走进更多的散落在广袤农村的空巢老人们。在这部书中，尽管在写作结构上有一种城乡之间刻意为之的用笔的均衡，但我知道，书中农村空巢老人所占的比重与现实之中他们的规模极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失重和巨大的遗憾。因为农村的问题，从来就是我们这个国度诸般问题的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毋宁说是重中之重。在养老问题上，广大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其严峻程度，在整体上百倍于城市居民。对于垂暮之年的农村老人而言，丧失行动能力之后的生活，大多抱有几近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规划”，千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将人之暮年交由那个更高的存在来决断了。
同样是来自一则新闻报道：
芦山地震中，102岁的罗财发是转入华西医院首批204名伤病员中年龄最大的。护士说：“从地震当晚被转院至今，还没任何亲人来看望过他。”面对记者，老人眼角泛起泪花，对记者说：“儿子在湖北打工，30多年没联系了，我也不想麻烦他。”希望老人的儿子能看到这则新闻！
102岁的老人，打工在外30多年没有联系的儿子，这几乎可以看成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概括性的描述之一。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其中的困苦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细节了解，我们依靠常识，便能够为之收紧自己的呼吸。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空巢老人，作为一个群体，是我们这个国度所有弱势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群？是我们这个国度发展模式中第一批承担起终极性代价的一群？
所以，我的访问未能更多走近这一群体，始终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心结。
所幸，我的写作，将视角聚焦在空巢老人们的“孤独”上，而这种人性中深刻的情感，古今同慨，却是共通的。因为孤独，所以悲伤；因为孤独，所以叹息。还有，因为孤独，我们才倾诉与聆听。是的，这部书不会像“政府的人”那样给问题以某个解决的方案，这部书以孤独之名，只负责聆听与记录。
访问对象中以女性老人居多，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只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老年丧偶者，往往是女性多一些，先走的那一位，多是男性。而且，也许是我个人的推测——老年男性大概对这类打扰更加怀有抵触情绪。事实上，拒绝我们采访的，也的确都是些男性老人。这种现象颇为有趣，但已经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许，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奥秘之一，便在于她们更愿意言说。诉说如果成为了人类延寿的奥秘之一，那么，空巢老人生活中的无以言说，便成为了一个致命的匮乏。孤独，由此便更凸显了它有违人道的残忍。
作为一个整体，空巢老人的境遇大致相仿，几个规定性的指标便可以将其概括。但由于社会身份的不同，个体家庭的差异，又使得每位空巢老人的状态各不相同。因此，尽管空巢老人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现象之一，但找出能够均衡反映“空巢老人现象”的受访对象，却是极花时间、极费思量的劳作。
我力图用不同的侧面，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空巢老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并不讳言，由于困境的逼迫，部分老年人会成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者。但这个愿望无疑是难以悉数抵达的。我期望，这部书的读者们，能够从这数十位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体味出某种更为辽阔的人类普世的况味。
这里所需要依赖的，只有每一个阅读者自己内心的情感了。3
在技术上，鉴于保护老人们隐私的需要，我都做了相应的处理。我可以保证，在读者眼里，每一位老人都更接近于“书中的老人”。但对于我个人，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中的长辈。有些老人，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交谈，但他们提供出的密集的、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却不啻是向我这个倾听者交付了一生的秘密。由此，珍惜并且敬重老人们这样的交付，对于我就是一种必要的心情。我想，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写作计划的全部意义也将完全丧失。
所以，整理好访谈稿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回访一下老人，读给他们听，请老人确认。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对于将其匿名，部分老人认可，个别老人强烈反对——干吗把我说成是另一个人？我就是我嘛！最有趣的则是，有位老人疑惑地反问我——你这写的是谁？我想认识她，她这一辈子简直和我活得一模一样呀！这其中的往复，都令我对人之暮年更多了一些难以说是唏嘘还是欣然的感受。
而且，请老人确认成稿后的记录是否能够过关时，若有老人情绪抵触的记录部分，我就请其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设法更改。差不多所有的老人都希望删除——他们拒绝更改自己的人生，哪怕将其匿名化。事实上，删除的部分往往含有老人们最鲜活的生命轨迹，作为小说家，我个人当然是相当遗憾。但除了删除后使得文本前后不连贯的情况随之发生之外，我都遵嘱照做了。难以落实的时候，我改换另外的笔墨，以求在语气上可以被老人接受。
如果删除较多，造成新的比较大的调整，出于难以说明的动机，我会再去请老人确认。当然，“确认”之情，往往只藏在我的心里，这类似某种强迫症，老人们并不知道我这种微妙的愿望。若老人仍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时间允许，我便按同样的顺序重复一遍。其中一个访谈如此重复了数次。这种工作方法，由于可被理解的原因，只能限于对城市空巢老人访问的那一部分。
这部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特例。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是一本我写给无数未知读者的书，它几乎就是我和这数十位受访老人之间私密的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阅读到付梓后的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却只能是他们。
这是我写作时的态度——在触碰一个宏观现象的同时，我在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为此，我才不惜顽固地，甚或说是颇为享受地再三推敲。
这种态度给这个工作增添了难度。成稿后两位老人拒绝公开发表——哪怕是以匿名的方式。老实说，舍弃已经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断臂之痛。但既然老人说不，那么只能放弃。我自始至终想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服，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否则干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便会大打折扣。
这部书因孤独之名，所以我只能尊重每一位老人孤独的选择。
我力图收在这部书里的，完全是老人们本人自发的、积极的表述。不做过多的文字润色，不做诱导，不做勉强。对于我写作能力的考验，在这次工作中只集中于一点——如何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老人的话语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阅读。
本书在出版要求中，需要配发一定数量的照片。对此，我和出版方达成了共识，除非老人不拒绝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本书中，其他的照片，我们均选取不聚焦个人的方式。有些受访老人，不知道我前来“聊天”的目的，只当我是一个可以说说话的客人，对于这部分老人，虽然有的也有拍照，但我当然亦不会私自将其照片公布。这样一来，本书所需的照片就略显不足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动员了自己的私人资源——请几位朋友提供有关空巢老人的图像资料。所幸，朋友中不乏早已将目光注视在空巢老人身上者。为本书提供部分照片的朋友中，有两位优秀的作家——郑小驴和黄土路。他们两位除了以写作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之外，还是狂热的摄影爱好者。这些年，他们以小说家的眼光，将手中的镜头聚焦空巢老人，拍摄下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图像资料。在我看来，这些照片用来填补本书的空缺是最恰当不过的。感谢他们热情的授权，他们独特的眼光，为我们凝视这个世界提供了别具力量的角度，同时，也令本书更为丰富。4
访问时，我最先需要了解的是老人们的基本人生背景：今年高寿几何，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如今的身体状况，家中子女在哪里高就，等等。在老人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空巢老人”在我这里成为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而不愿意让我面前每位活生生的老人变成“空巢老人”这样一个泛指。这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天性在作祟，而另一方面，我对空泛的“整体”无法驾驭也难以感兴趣，只对每一个具体的、不能替换的“个人”怀有敬意。
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面对老人，我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老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我想我采取的这个态度，或许对于完成这部书稿也是有益的。因为“空巢老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已经被我们广为知晓。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他们仿佛仅仅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听完老人们的个人信息后，转入他们当下的“空巢”生活。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一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人之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因为前者不可逆，所以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所谓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对于孤独感的存在，老人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几位生活条件不错、个性也颇为外向乐观的老人，如果不加分辨，从他们的话语中你几乎难以捕捉到孤独的阴影，但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倾听者，我却能够从他们瞬间的语气或者神情中，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忧伤。
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个人猜度。
在这个写作计划整个的执行过程中，一首里尔克的诗始终萦绕在我耳畔——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
还不够
使这钟点真实地变神圣。
……
是的，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第一章“空巢老人”现象的基本时代背景
第一节：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在倾听老人们的讲述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空巢老人”现象的基本时代背景。“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基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时的人口结构模型。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数的10%，该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些年这个标准有所调整，新的标准是65岁的老人占总人口数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14年前，中国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96%；60岁以上的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0.2%。以上比例，无论按新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均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今天，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人均寿命的增高，本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但这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却令人类社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最为令人瞩目的人类成就。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更为艰巨地迎来了新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20万人，与此相比，中国在47年中，老年人口增长了2.36倍，年均递增高达2.6%，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6%的1个百分点，占总人口的比重由4.4%提高到7.0%，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近十年老龄化速度加快，每年递增3.4%，快于全国人口递增1.1%的两倍多。如按3.4%的速度推算，2002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942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3%；如按2003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2年1%人口抽样调查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调查人口总数的8.16%，以此比例推算，全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0482万人，比人口普查数增加1671万人，年均递增9.0%。
中国老龄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是如此惊人，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将以每年平均百万人的速度增长。
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年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中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增长比重，中国老年人口的扩容，都如其惊人的经济发展一般，快于整个世界的步伐。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数字也许显得抽象，那么直观的描述则是：到2020年，全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年人。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课题，但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乃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中国则只用了18年（1981年~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持续加快。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峰值高，老龄化程度不均衡的特点。尤为严峻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000~30000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0000美元的占36%，3000~10000千美元的占28%，而中国是在2002年人均只有980多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着惊人的“未富先老”特征。由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着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亿万老年人福祉的双重压力。在老龄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问题更为复杂，应对老龄化的困难更大。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中国老年人“抚养比”由1964年的6.4%上升到2002年的11.6%，城镇离退休人员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倍；离退休金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递增9.4% 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养老金缺口的巨大，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上升到国家困境的严肃层面。
老龄化的加速，势必对经济、社会产生大规模的压力。而中国面临的巨大养老压力，具体症候之一就是——空巢老人家庭比例的畸高。
空巢老人家庭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的老年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空巢期一般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周期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个人家庭生命的最后一站。目前，中国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呈迅猛增长的趋势。
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5岁以上的单身老人户中11.5%为空巢老人。其中，城市中空巢家庭的老人户占老人总数的27%左右，也就是说，四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年）。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空巢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0多年过去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空巢老人家庭约占老年人家庭的25%，人数已达2340万。预计到2030年，中国空巢老年家庭的比例可能达到90%。届时，中国老人家庭的一个基本存在形式，便是——“空巢化”。
第二节：空巢老人，中国社会进步下的伦理难题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重视“孝”的国家。“百善孝为先”，中国人把赡养老人看作人生的一件大事，甚至是事关自身道德完善、生命价值的根本性指标。然而随着城市化、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人发现，“孝”的中国开始面临伦理难题，现代养老的困境，严峻地摆在了以孝为先的中国人面前。
家庭养老，从来都是被专家和国民所认可的最适宜中国人的养老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从经济供养上讲，家庭养老是代与代之间的经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父母养育儿女，儿女赡养父母，这种下一代对上一代予以反馈的模式，在每两代之间的取予是互惠均衡的，在家庭单位内形成一个天然的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过程。
在中国，家庭养老通常被解读为由子女供养，并且更多的是指来自儿子的赡养。
中国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是对东方反哺模式的法律解说。
归根结底，养老的实质是由谁来提供养老资源，这是区分养老方式最重要的标准，同时也可以看出，家庭养老是相对应于社会养老来说的。因此，从实质上来说，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
费孝通先生早年在谈到家庭的概念和实体时，便强调了夫妇关系（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血缘关系）的双合。
而家庭养老，概括地说，就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的相结合。“在家养老”，是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选择。一旦缺失了“子女养老”的支撑，并且没有制度性的弥补，这种顽固的文化传统立刻便显得极度脆弱，使得中国人家庭养老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强烈的失落。
中国文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赡养老年人已成为国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提出的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一直由家庭单位直接承担，早已根深蒂固于国人的思维之中。“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传统家庭一般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和增值。当父母进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时，当子女进入成年，达到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了，直至父母去世。
从传统家庭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过程，是一个衔接得十分平滑的过程，似乎找不到过渡的节点或环节，而且符合东方文化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总之，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年人的生老病死，风险全部交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担，保障基金的积累、增值、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支付等过程，一应在家庭中完成。
重要的更在于家庭养老促进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归属感。家庭与老年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于中国老年人，尤其如此。家庭是老年人毕生精力和努力的结晶，保留了老年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印记，使老年人感到安全和对亲情需求的满足，满足老年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
费孝通教授讲过：“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并不计较经济贡献上的平等问题”。可见，中国老年人更多的是渴望从子女身上获取那种情感慰藉，“儿女孝顺，含饴弄孙”，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最大精神寄托。
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是把这个社会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子女的负担，一旦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无法兑现，可以规避社会养老在基金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同时也不存在服务和交易费用支出的问题。同时，家庭养老亦是中国传统道德强大内在力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提倡尊老爱幼，在全社会形成养老尊老的风气，为老人养老送终，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子女一种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中国老年人口大省山东，当地老龄办、统计局等部门在2008年至2009年组织开展的“山东省2008年至2020年人口老龄化状况与对策”战略研究中显示，89．15％的受调查老人认为，家庭养老是自己最中意的养老方式。比例之高，足以证明老人对于家庭的依恋，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几乎可以视为辨识中国人性格的重要依据。
然而，中国人这种渗透在血液里的情感诉求，如今开始遭遇到了毁灭性的颠覆。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子女数量少了，子女不在身边了，子女事业的压力增大了，子女还要照顾自己的子女了，子女也不再把赡养父母作为最高的人生价值了……
所有这些变局，都使中国人以子女为核心的家庭传统养老功能，面临着冲击和弱化。“空巢老人”现象的发生，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一定的关系。养老成了中国家庭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生育率在国策之下持续下降、人均寿命延长直接导致中国家庭供养资源减少，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成倍增长。如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个极度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独生子女的现实，不仅使父母早早步入空巢的阶段，更长地经历空巢期，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一种更加脆弱的家庭养老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他们能够从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显而易见都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了中国传统社会“家文化”的基础，使得众多中国家庭养老的对应措施黯然失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之上的养老实践，已经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不能再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供经验。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对公民的个体价值给予了更多方面的承认，并从道义上肯定了追求个人幸福的合理性。这本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但悖论由此发生，当个体价值被确立与彰显的时刻，中国人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亦被强烈地动摇着。
如今的中国，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信息渠道越来越宽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在自觉不自觉中发生变化。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年轻的一辈产生了对于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他们转变了养老观念，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陈规，加之受效益主义、拜金主义、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念、家庭义务观念等都在不断更新、蜕变之中，有些子女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的义务，甚至虐待、遗弃老年人。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老年人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均处于较低的地位，再加上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等因素的影响，渐渐地，几世同堂的家庭就少了其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当代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农村老年人口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与此同时，农村养老还面临着城市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计划生育和人口价值观念改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导致赡养脱离，养儿难以防老，这是农村几千万留守空巢老人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今后发展看，随着农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老年人老难所养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性建设，寻求“制度养老”对“养儿防老”的替代。
2012年底，中国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中国进入全民“制度养老”时代。
然而，保证每位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只是物质性解决日渐严重的养老问题的第一步。如何设计中国人的养老方式，怎样在精神层面应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问题不会在原地等待解决它们的对策追上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到2030年，我国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1.08亿，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左右。
空巢老人，在深层次上，这个命题已经触碰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的伦理传统。由此，这个看似人类进步需要共同面对的“普世”命题，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便显得尤为沉重。
调查显示，中国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
这些，就是我们这部书中所涉及的“空巢老人”的基本时代背景。第二章乡间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生活水平，
必然处在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最低处
国家老龄委发布的老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为5000万。
这5000万中国城乡二元化体系下衍生出的农村留守者，像一座座孤岛，面对生存的风浪，稍有不慎，就有沉没的风险。
对此，央视新闻曾有评论称：一个留守者的孤岛生存已经触目惊心，一个群体的孤岛生存则蕴含着更大的风险。
这种群体性的风险，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面临的风险。
相对于城市里的空巢家庭，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可利用的养老资源更少，养老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也更容易被忽视。
农村空巢老人普遍过度操劳。农村青壮年离乡打拼，已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为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现象。留守乡间的农村老人，必然承担起了经营土地的重任。农业劳动，不啻为当今时代最为沉重、艰辛的体力劳动，将这种劳动交付给老年人，其严峻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些农村的男性老人，在自身体力已然走向衰弱的阶段，不得不违背自然规律地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和家务。
农村空巢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之城市空巢老人更差，他们的身体状况更令人担忧。随着年事慢慢变高，老人们的身体机能衰退，健康状况明显下降，患病率也随之上升。而农村老人普遍在青壮年时期便已透支了自己的身体，迈入老年后，他们缺少体检的意识，对于科学的健康观念几近无知，同时缺少费用和机会，都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积劳成疾、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的现象极其严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客观上，主要是经济压力使然——农村老人们普遍抱怨医疗收费过高，远远超乎他们的承受能力，于是生病时便将就着吃一些廉价药物，甚或依靠土方子、老经验，宁愿自己硬挺，也不愿通过正规医疗途径治病；主观上，千百年来，中国农村老人习惯性地节衣缩食，在观念上普遍舍不得花过多的钱看病。这一点，尤为让人感到悲凉。
中国农村老人，千百年来在命运面前，习惯性地轻视自己，尽显了中国农民在艰难时事之下的卑微。
当下，出于可以想见的事实，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很低，甚至，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处在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最低处。
农村老人的子女在外务工，平均收入谈不上丰厚，艰难的城市生活，使得子女们无力给予父母太多的帮助。农村空巢老人，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存，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收入很低，生活贫苦。
抛开显而易见的物质困境，农村空巢老人精神世界的困境，更容易被忽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极度缺乏知识，思维闭塞，少有排遣郁闷的娱乐休闲场所和渠道，农村空巢老人比城市空巢老人更加封闭，孤独、抑郁、悲观、痴呆等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在他们身上十分常见。如果以现代医学的标准进行量化检查，也许十之八九，农村空巢老人均不同程度地患有心理疾病。
同时，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照料服务，在供求关系上，矛盾更加突出。在农村空巢老人中，无人照料的占了相当高的比重。农村空巢老人一旦患病，既没有儿女在身边照料起居，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请保姆，已经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农村空巢老人更易缺乏幸福感，造成他们孤独无助的凄凉晚景。
社会的变迁，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家庭稳固的各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拥向城市，中国的乡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迟暮的所在。外面的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磁铁，吸走了广袤乡村的精壮骨血，农家子弟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仿佛从出门的那一刻，就已经与家园诀别。人口的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使乡村几代同堂的情况分崩离析。目前，中国农村生育率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少生优生的观念逐步形成，中国农村出现大批的少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家庭规模缩小，也使得代际重心发生倾斜，“爱幼厌老”的现象，开始剧烈冲击千百年来的道德伦理。
在经济的转型期，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冲击堪称致命。在社会现实面前，年轻一代看重的更是“经济关系”，家庭成员地位的高低，不再是依靠年龄和经验的累积，而是获取经济能力的强弱，而这些，正是农村空巢老人相对缺乏或日益减少的能力。由此，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空巢老人生存的社会伦理环境，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降低。村庄舆论与道德压力日趋减弱，同样使得农村家庭中老人的家长地位正在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地位的缺失又更加导致处境的恶化，使这些空巢老人“弱上加弱”。
农村老人长期养成的生活观念难以改变。一些进城务工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了房子，也乐意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但城市生活是一种与乡土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水泥丛林、相对淡薄的人际关系，使得一部分农村老人对久居的乡间生活充满怀念。观念上的冲突，也使得他们为了避免共同居住与子女产生冲突而选择返回农村。对于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农村。
于是，留守“空巢”，似乎成为了农村老人唯一的选择。
老原：我现在五分钟能走完的路，就用十分钟走
老原夫妇的家在陇中山区。老原今年72岁，老伴儿68岁。
陇中地处黄土高原中央，属于周秦故地，关陇咽喉。这里自古胡汉杂居，历史地域文化特色十分鲜明。“陇中”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名臣左宗棠1876年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有所谓“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之称。而这个“苦瘠甲于天下”，便充分地指明了老原一家的故土。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这里文化变迁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以至于有许多民间习俗至今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同，老原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中，鲜见地只有一个儿子。对此，按老原的表述是：他有觉悟，比村里的人更早落实国家政策。但是老原的老伴儿不同意，喃喃地说，还是多生几个好嘛。老原看一眼插话的老伴儿，没有反驳，看得出是咽下了后面的话。
采访时老原夫妇正在晾晒家里自种的药材。这批党参已经晾晒过一次，夜里收回用手揉搓后，需要再次晒在太阳下，如此操作，需要三四次。种植党参是这一带重要的农活之一，这些年药材的行情不错，乡亲们的收入都有所提高。
按照村里人的看法，老原夫妇的处境是“红火”的，甚至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因为老原的儿子在城里不是一般的打工者，是位“吃皇粮的”。
所谓“吃皇粮”，其实是乡亲们的判断，老原说，他们不懂，跟他们说过多少回了，他们还是不懂。啥是个吃皇粮的？吃皇粮的应该是国家干部，就是公务员，可我儿子不是。我儿子在事业单位工作，现在也转成企业了。
老原的儿子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后留在一家出版社。这几年出版机构改革，出版社转成了企业。所以，在老原看来，即使儿子已经做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也算不上是一个“吃皇粮”的人。
至于“吃皇粮”好不好，老原斩钉截铁地说，当然好！
我身子骨还算硬朗，你别看农村生活条件差，像我这个岁数的，真不算高龄。村里的老一辈人，一辈子缺吃少穿，吃够了苦，受够了罪，可是命反而特别硬。这就是老天爷给人开的一个玩笑，让谁都别想占便宜。我去城里儿子家，他们领导来看我，我瞅那岁数，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小嘛！人家当然比我白净，可是我头发还没白完，他的倒白完了；跟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的时候得用手撑一把腰。为啥？不撑站不起来嘛。
我现在还种几亩药材呢，种的是党参。我们这儿的党参是从山西引种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到了我们这儿，自成一品，又名白条党，习称“陇党”，那可是甘肃精品。以前我儿子在城里办事，都是从家里拿党参送人，这几年送得少了，也不知道是城里人送礼送得更金贵了，还是我儿子现在求人求得少了。儿子是个读书人，脸皮薄，送个党参，可以说是自家的土产，这样不会显得太难为情吧。
儿子还好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省城。不像村里有些人的娃，远的有在海南岛的。他们倒是生得多，可生下来离自己十万八千里，有什么用？就是落了个儿多的名声。但这个名声又不能当饭吃，你以为叫了个“陇党”就成甘肃精品了？
我儿子每年都回来几次。有时候帮着干地里的活，干完了扯张席子铺在房顶，像小时候一样，说是枕着风看着星星，心里美着呢。还说，回来干活头两天受不了，可是干两天后，身体就觉得过了瘾，比什么锻炼都强。
我的身体也不是一点儿病没有。前年夏天，突然发了次病，人好好的就昏倒在自家院子里了，人事不省。好在老伴儿在身边，一边手忙脚乱地给我胡乱掐人中，一边大声喊邻居帮忙。邻居家的小子骑着摩托车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打了一针我才缓过劲来。儿子连夜赶回来了，黑着个脸，怎么说都要我去县里的医院检查。我说不用去医院，我自己都知道怎么医治自己。能昏倒在院子里，就是上了年纪体质虚弱，气血不足。你看我是不是面色有些萎黄？这就是脾胃气虚，我烟抽得凶，肺气不足，咳嗽气促，这些毛病，古方用人参调养，现在呢，用的就是党参！你说我一个种党参的，这不是正好吗？我现在就天天喝用党参泡的酒。管用吗？反正再没昏倒过。
我和老伴儿也去城里儿子家住过。说实话，住不惯。房子倒是大，有100多平方米吧，也分个上下楼，梯子在屋里头，听儿子说值上百万元了。上百万元，这在过去哪里敢想？当年我靠那一亩三分地刨食，把他送进大学，可没想过会弄出个百万富翁。当然，在城里他那也不算个啥。国家真是变了，现如今在城里有套房子，就算个百万富翁，那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在世界上百万富翁最多了？
我在城里住不惯，地里的活扔不下。跟儿子一家住着到底也是别扭，总感觉那是人家的家。儿子当然是自己的，可我就是觉得儿子的家像是外人的家。你说也是怪，如果儿子就在村里，那可能我住他家也不觉得有啥，可他在城里，我去住了，就觉得生分得很。主要还是不习惯城里吧，一进城，就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是个农民，一进城，住儿子家都像是住在外人家了。
老伴儿去城里比我多。才有孙子的时候，她去城里拉过孙子。还有，她还去城里帮着照顾过我们亲家。亲家比我岁数大，老伴儿死得早，一辈子没学会做饭。前几年摔断了腿，住院的时候正好我们也在城里，娃们没时间，我老伴儿就去医院给送了几次饭。没想到出院后行动不方便，一时又找不到个保姆，结果就让我老伴儿顶上了。
不是我封建，也不是我心眼小，你说我们俩亲家，你成孤老头了，我老伴儿去伺候你，这事情是不是怪得很？老伴儿天天去给亲家做饭，儿子和他老丈人家住得远，一来二去，我老伴儿得弄一天。起初我只能天天陪着去，可时间长了，心里到底是颇烦。但又没法说，说出来丢人得很，好像还成了吃醋。最后我干脆说我得回村里了，这也是个实情，地里的活得人干。我回了，老伴儿当然得跟着我回，难不成我回了她留在城里伺候人？可媳妇为这事就不高兴了。她也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不高兴。
我老伴儿面软，亲家的处境的确困难，在城里找个合适的保姆，现在的确难得很。她也怕难为了我儿子，就说让我先回，她在城里再待些日子。
我听了没说话，又不能说你们两个老家伙干脆凑一起过算了，这话说不出口，说了谁脸上都挂不住。可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嘛！我一赌气就自己先回来了。回来后村里人问老伴儿，我还不能实话实说，不能跟人说老伴儿伺候亲家呢，只能说老伴儿在城里拉孙子呢。我这么说可不是想占亲家的便宜，我只能这么说嘛。
还好这事几个月就过去了，媳妇最后还是给她爹找了个保姆，可能她也觉得这事不该是这么个弄法。老伴儿回来后，在自己包里发现了4000块钱。我打电话问儿子这钱是咋回事，儿子也不知道。后来儿子回来跟我说，那钱是他媳妇偷偷塞的，说是按照城里保姆的费用算了下账，不能亏了她婆婆。这可把我气坏了，这不是打人脸吗？弄了半天，真把她婆婆当保姆了！我要儿子把钱还回去，儿子死活劝我，让我把钱收下，息事宁人。不怕你笑话，我这儿子是有些怕他媳妇的。人家是城里人，当年成亲，就有些委屈了人家的意思。人家当年这一委屈，就该我儿子用一辈子委屈还了。你别看我儿子现在是什么副总编辑，可是在他媳妇面前，还是个受气的。城里人跟农村人，就是这么隔。
这种情况，你说我还会喜欢去城里和儿子住吗？
尤其前几年，我和老伴儿身体都还好，我们就更没有这个心思。
去年秋天，我老伴儿正高高兴兴帮着村里人操持婚礼，好端端的，突然面瘫，不会正常说话了。那家人的喜事都让搅和了，从县城叫了救护车，一路送进了医院。我当时腿都软了，病在我身上我不怕，病在我老伴儿身上我就怕了。也是从这一回，我开始想我们老两口动不了的时候该咋办。
咋办？我也没想出个办法。
这事看得出，也是我儿子的一块心病。有一回他跟我商量，说我跟他妈动不了了，他就把我们接到城里去。接到城里，也不是跟他们住，他把我们送到养老院去。我听了这话没恼，我能理解我儿子的苦处。不把我们送到养老院，他还能有啥办法呢？他能想到这些，已经是孝顺了。可我们能去住城里的养老院吗？其他不说，花的那个钱我们就受不了！在儿子家住的时候，我和他小区的老头们聊过，知道现在住养老院，一个人就得几千块钱，那我跟我老伴儿都住进去，两个几千块钱，我儿子吃得消吗？这不是要逼着我儿子贪污受贿嘛！
我儿子是有些权力，但我不能给他当包袱。以前村里老李家的孙女大学毕业，想进我儿子的出版社，让我帮忙去说，我思前想后，都没给我儿子开这个口。
再说，村里比我们难的人家还有。前些天，来了几个大学生，给村上几个老头的手腕上戴了黄手环，上面写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说是他们走丢的时候可以帮着找回来。这几个老汉都是老年痴呆症，可是找回来又咋样呢？家里基本上都没晚辈，今天找回来，明天可能又走丢了。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村里的老人不见了，大家以为是去城里儿女家了，直到儿女回来，才发现原来人不知道走哪儿去了，有的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指不定死在哪个山旮旯里了。
以后的事情现在没法想了，想了也是白想。我突然昏倒，我老伴儿突然面瘫，这都不是提前能想到的。提前能想出办法的，也就都不是事了。
事情来了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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