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瑜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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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研究：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理论文章合集(上)试读：
出版说明
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要负责组织或参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文稿起草和决策咨询。具体包括：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山东省政府领导重要讲话；组织或协调有关方面起草、修改山东省政府有关重要文件；参与有关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参与有关政务活动；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山东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组织、协调山东省政府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承办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近年来，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山东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组织完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对服务省委、省政府民主科学决策、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调研成果的交流应用，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在完成的可以公开发表的调研课题中，选出部分优秀成果，以“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调研成果2015”的形式分别结集出版发行。
这些成果的调研和形成，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了省直部门、各市县政府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2015年12月第一部分室领导文章山东经济增长模型与要素分析——基于现代经济增[1]长理论的视角刘险峰
一、发展简述与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山东经济发展成就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总量变化大。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33896.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膨胀了51倍。第二是发展速度快。30年间，山东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3.5%，远远超过平均9.8%的“中国速度”。第三是发展质量好。2009年以全国7%的人口创造了10%的经济产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5894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0%以上。第四是群众受益多。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811元（全国平均171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119元（全国平均5153元），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总体上达到了较好水平。
但从发展水平看山东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多年来为加快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投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7%，比同期GDP增长率高3个百分点以上，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经济总体增长。投资先导和工业先导的发展模式，为山东迅速建立起较为全面的经济体系，创造了空前庞大的社会财富，为长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这种发展模式高储蓄、高投资和经济偏“重”特征也产生了很多问题。1991年以来，山东经济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速度增长，到2007、2008年已经大大高于潜在产出水平（见图1-1），处于较高的生产边界上，资源紧张加剧、环境约束增强、外需依赖偏大、要素成本推高等增长约束进一步显现。图1-1 2005年起山东经济再次超过潜在产出水平
2009年，山东人均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57%，其中工业比重达到55.8%，标志着山东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今后继续依赖投资和工业拉动、依赖外需增长，特别是效率不高的低水平投资，不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沿袭高投入、高积累的旧有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上实现新突破。为此需要及时总结探索经济增长基本规律，发现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这种要求，以下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运用山东省有关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展开实证分析，期望对推动经济增长研究有所贡献，为有关部门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一）国外文献分析
经济增长研究始于A.Smith 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古典框架内增长理论着重研究的就是长期运行的规律。Harrod-Domar增长模型由于使用了生产技术系数固定等一系列假设，无法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条件，也无法确定充分就业下经济增长的决定机制。因此，Robert M.Solow和Trevor Swan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对Harrod-Domar模型进行了修正，建立了资本系数可变的Solow-Swan增长模型（又称新古典增长模型）。基本形式为：
Y=F（K，L）ttt
式中，Y表示经济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模ttt型基本约束是：（1）一次齐次，即
∀λ＞0，F（λK，λL）=λF（K，L）tttt（2）报酬递增和边际报酬递减，即（3）Inada条件，即
据约束条件导出Solow-Swan增长模型的基本微分方程：
式中，f（k）是生产函数的集约形式，表示劳动资本装备t增量，s表示家庭储蓄率，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sf（k）t称为实际资本投资，（n+δ）k称为有效折旧补偿。据此可以证明，无t论经济系统的初始状态如何都必将收敛于其平衡增长路径之上。此时，总产出和总消费只能以外生的人口增长率n增长，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将不再增长。
Solow-Swan增长模型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增长不稳定的命题，但它关于经济达到平衡路径之后人均收入将长期锁定在零增长状态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世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现实。对此，Solow本人也指出：“上述模型中想必遗漏了某些因素”。加入技术进步因素之后总量模型变为Y=F（K，AL）（Harrod技术中性），基本微分tttt方程相应地变为：
在由这个微分方程表示的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将以x的速度增长，而总产出和总消费将以（x+n）的速度增长。籍此新古典增长模型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本框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Solow（1956）、Abramovitz和Kendrick（1961，1973），Denison（1962，1967，1979，1985）、Kuznetz（1971）以及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1972）分别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因素进行了大量核算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Solow于1957年的测算结果十分令人震惊——他通过对美国1909至1949年非农私营企业产出增长因素的测算发现，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竟然高达87.5%。这一结果非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一举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传统因素的看法，大大提高了很多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二）国内研究成果
1.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研究思路主要是因素分析和收敛分析，篇幅所限，只对主要文献择要述评。
王小鲁和樊纲（2000）、刘鹤等（1999）分别从要素投入、改革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外部环境因素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中国制度变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因素”。他们使用了规模收益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如下：（gdp-l）=a+a（k-l）+a（h-l）+atve+aexp+aur+afk+ans01245678+T+T+T+ε123
其中，gdp为不变价GDP增长率，l为从业人员增长率，k为不变价资本存量增长率，h为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总和的年增长率。该模型属于Lucas-Uzawa内生增长模型，但通过增加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等外生控制变量进行了扩展。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王小鲁（2000）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增长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进步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
2.经济增长核算研究
经济增长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有关经济指标的增长核算，许多研究却没有深入做到这一点。王小鲁等对劳动力总量和增长率的调整方法、对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外资存量等核算方法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对资本存量等指标的核算，张军、郭庆旺、贾俊雪、单豪杰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3.山东省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主要有王乃静、秦艳红、张晓萌、侯风华和赵国杰、高明等作者的文献。高明在其硕士论文中详细介绍了三种经济增长模型的原型生产函数与构建方法。
4.数据问题
一些作者在数据使用方面明显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在生产函数模型中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固定资本存量、以政府财政中科教文卫支出代表人力资本存量等。对统计数据的合理使用问题较多。在建模过程中，一些作者也没有对数据处理过程给出必要说明，模型检验结果较为勉强。凡此种种，必然导致模型测算结果差异较大，模型的有效性和结论的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
三、山东省经济增长模型（一）模型构建的框架选择
增长模型及要素分析源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增长模型的研究。虽然Solow-Swan模型存在一些问题，但根据肖红叶的分析，它“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初始框架”。前文已经对Solow-Swan模型进行了评述，以下对拟选用的内生增长模型做简要讨论。
20世纪80年代末，Paul M.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技术内生化为核心的新思想，主要特征是在模型中引入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其溢出效应使经济增长具有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进而使经济内生增长成为可能。内生增长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Romer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
Romer通过假设物质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产生知识积累和扩散，消除了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得到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性质的经济增长模型：α1-α
Y=K（AL）Y
式中，L为从事知识生产的劳动数量。A虽仍然表示技术进步，Y但却作为要素投入（或称为知识资本）需要专门进行生产。可以证明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后来N.Gregory Mankiw、David Romer、David N.Weil给出一个人力资本与劳动分离的MRW模型（H表示人力资本）：αβγ
Y=KH（AL）
2.Lucas-Uzawa人力资本模型
Lucas在宇泽弘文（Uzawa，1965）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到一个具有AK模型性质的生产函数：α1-α
y=Ak（uh）
式中，y为人均产出，u为劳动者用于生产的时间比例（取值介于0和1之间），h为人均人力资本。同样可以证明，只要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保持同步，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就可以保持不变，从而实现内生增长。
3.Barro-Sala·I·Martin政府公共支出模型
其型式为：
其中，G表示政府公共支出总量，B表示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tB（1-α）决定着模型中政府支出效应和资本边际报酬属性。特别当tB（1-α）=1-α，即B为1时，演变为Barro-Rebelo模型：ttα1-α1-α
Y=AKLGiii
本文主要基于以上几类假说建立分析框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增长的基本因素展开实证研究。（二）增长核算与数据分析
1.就业数据调整
原始数据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个别年份增长率过高。1957年、1970年、1983年和1995年分别达到17.9%、14.6%、16.1%和18.8%，一般应当介于0～4%之间。第二，从绝对数量来看四个年份均出现了明显的跳跃。第三，新增就业人员与十六年前出生人口两者的比率通常在0至1之间（平均值为0.68），但1970年、1983年和1995年分别达到1.77、2.97和6.76。第四，新增就业时间序列在四个年份各出现了一个特别高的“峰值”。
究其原因，据山东省统计局专业人士解释，主要是因为这些年份就业统计产生了制度变化，1995年以后已经进行了相关衔接，而前三个时间点之间的数据则没有处理。这样在使用1995年以前的就业数据时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使用虚拟变量区别各个不同时期或依据新增就业人员与出生人口的相关性进行调整，本例中采用16年前出生人口数据进行处理。调整前后的历年就业人数及其增长率如图1-2和图1-3所示。
2.人力资本存量核算
具体测算方法为：首先，以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所提供的按受教育程度分组的人口数据分别计算普查年度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10439.28万·人年、32592.47万·人年、46185.99万·人年和64632.00万·人年。其次，分别计算人口普查年度之外其他各个年份的人力资本增量（具体计算方法参见王小鲁，樊纲（2000a））。第三，以人口普查年份人力资本存量为基础，按照就近原则加减各年份人力资本增量数据，得到各个年份人力资本存量数据。第四，对若干年份数据再调整，主要是对人口普查年度之间个别增长率奇异数据点进行平滑处理。由于资料来源限制，我们测算的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起止区间为1982年至2008年。作为Romer模型中L的数据，“从事知识生产的劳动力”设定为大学及以上学历人Y员（其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同上）。图1-2 调整前后的山东省历年从业人数（万人）图1-3 调整前后从业人数发展速率
3.资本存量核算
按照Goldsmith的永续盘存法，存量核算的基本思路是根据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资本存量，公式为：
K=I+（1-a）·Kititti（t-1）
其中，K表示资本存量，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a表示折旧率。根据王小鲁测算的全国1952年存量，结合其他核算资料测定山东省1952年资本存量为89.60亿元。两点说明：第一，与王小鲁5%的折旧率不同，我们考虑到近年折旧加速的趋势定为10%。第二，与Goldsmith公式中的I不同，这里和王小鲁一样用固定资本形成代替。
4.不变价GDP核算
GDP不变价数据虽然没有公开发表，经同意我们得以在分析中直接使用了山东省统计局不变价数据，这也与一些文献的做法不同。
5.其他控制变量数据
为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因素的影响，参照王小鲁的思路在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分别为：反映工业化程度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_r，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率ubr，反映市场化程度的非公制经济比重prv_r以及反映国际化程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frn。（三）数据平稳性检验
建模过程中使用到大量时间序列数据，为保证模型的计量经济学性质和估计的有效性，要对各项指标逐一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模型均为乘法形式，对数化以后可以转换为加法形式，绝对量指标平稳性检验只需检验其对数序列的平稳性（见表1-1）。注：平稳性检验采用Eviews软件中ADF检验法。单整性质一栏，I（x）表示x阶单整，标注为***者意为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类似地，标注为∗∗和∗的分别表示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ADF检验。（四）模型估计与参数检验
加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待估计模型可以记为，其中x表示各控制变量，λ为待定系数。按i照李子奈教授的观点，参数估计采取“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步骤。
1.Romer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的参数估计
原模型增加控制变量后的形式为：
取对数转换为线性估计表达式：
ln（Y/L）=αln（K/L）+（1-α）lnA+λ·ind_r+λ·ubr+λ·prv_rYY123+λ·frn4
根据初步估计结果，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变量系数不显著。逐步剔除这三个变量后各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对残差进行LM检验和Q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Romer内生增长框架下山东经济增长模型为：0.5430.4570.025ubr
Y=K（0.005123L）eY
MRW模型可设定为，但由于主要变量H和控制变量均未通过统计检验，认为MRW模型不适用于描述山东经济增长。
2.Lucas-Uzawa人力资本模型
估计式为以下线性形式：
ln（y）-ln（h）=ln（A）+α（ln（k）-ln（h））+λ·ind_r+λ·ubr12+λ·prv_r+λ·frn34
这里设u=1，即劳动者工作时间全部用于生产。先后剔除prv_r、ind_r后，各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残差LM检验和Q检验结果也都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Lucas-Uzawa人力资本模型分析框架下的山东经济增长模型最后设定为：0.7413170.2586830.021691·ubr-0.006144·frn
y=0.07265k·h·e
3.Barro-Sala·I·Martin政府公共支出模型
由于公共支出概念难以界定，暂时搁置对Barro-Sala·I·Martin模型的讨论。
4.Solow-Swan新古典增长模型
增加四个控制变量的新古典模型的估计式为：
转化为对数形式
ln（y）=（1-α）（lnA）+（1-α）xt+αln（k）+λ·ind_r+λ·ubr012+λ·prv_r+λ·frn34
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frn、ind_r和prv_r及时间趋项之后，最后得到一个基本符合计量经济学检验、基本符合经济理论和现实运行情况的新古典形式的模型。结果如下：0.7893780.2106220.01804·ubr-0.00473·frn
Y=K（0.149723L）e
这样就得到了计量经济学性质较好、分别基于三种分析框架的山东经济增长模型（见表1-2）。
四、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一）模型评价与应用选择
以上三个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资本投入、劳动要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比较模型a与模型b
均属于内生增长模型，区别在于一个使用了知识创造变量L代Y替古典模型中的劳动投入，一个使用了人力资本H。模型a的优点是其理论模型由知识性生产机制可以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效果；不足在于只能解释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模型b不但可以利用城市化因素，还能够揭示国际化对山东经济的影响；不足在于从理论基础看，该AK模型反映的只是边际报酬不变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2.比较模型b与模型c
二者都可以分析主要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利用城市化和国际化等控制变量解释经济增长。从各种参数的估计值看，资本弹性、劳动弹性以及控制变量的系数也都比较接近。二者主要区别为：一是模型b属于内生增长模型，模型c属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因此模型b较为贴近边际报酬不减的现实；二是模型b希克斯中性技术对资本与劳动（人力资本）的作用不存在差异，而模型c则假定了节约劳动的技术。
3.再比较模型a和模型c
模型差别较大：一是在理论上分属于内生增长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二是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差异比较大；三是从模型估计的结果看，模型a无法进一步解释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模型相似之处是哈罗德技术中性。
三个基本模型都具有良好的计量经济学性质，但从以上几点评价可以看出，其差异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新古典模型与前两者相比理论上有较大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模型选择就取决于模型的预测能力。
4.从预测的结果看，模型a具有相对优势
我们运用1996年至2008年数据使用三个模型分别进行了静态预测，结果表明Romer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对于刻画山东经济运行更为稳健和可靠，更加贴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建议有关部门在研究山东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参考使用这类模型。（二）山东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基本结论
采取通常的做法，对模型主要变量取对数并求导，得到三个增长率要素分解模型（见表1-3）。
据以上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结果显示：“九五”以来山东经济实际年均增长12.4%，根据模型Ⅰ计算有7.8个百分点由资本投入拉动，贡献率为62.8%，有2.7个百分点由知识型人力资本投入拉动，占21.8%，有1.9个百分点由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动，占15.5%，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0。根据模型Ⅱ测算，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城市化、国际化分别贡献85.6%、6.4%、13.0%和0.0%，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5%。而按照模型Ⅲ测算，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城市化、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为91.2%、2.3%、11.1%和0.0%，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4.5%。
结论：第一，资本投入是推动增长的第一因素，山东省经济属于资本投入型增长。根据Romer模型测算，资本投入贡献率在90%以上，其他两个模型测算的结果略低，但贡献率也分别在60%和80%以上。第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有要素分析模型均支持这一结论，1995年以来山东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11%到15%间。第三，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有限，但高等教育投入引致的知识资本存量增加对山东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Romer模型对知识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8%，但根据Lucas-Uzaw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结果，两者的贡献率均不太高，前者为6.4%，后者为2.3%。第四，国际化长期以来非但没有对山东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反而成为一个轻微的约束因素。这在Romer模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2000年是经济增长较低的年份，其中外经因素的负面影响达到20%以上。第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制约。三种模型一致认为，平均来看，在“九五”以来长达13年的时间内，除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包括其他各种因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制约山东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其中，Romer模型测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零，Lucas-Uzawa模型为-5%，Solow-Swan模型为-4.5%。第六，经济增长不稳定的主要症结在于要素的波动而不是外部冲击。在13年（1996—2008）的时间跨度内，各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是资本投入波动较大，高低差相差6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到“十五”中期下降较快，目前处于缓慢上升阶段。二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十五”期间达到最高峰之后，暂时处于一个动力消减期。三是就业与人力资本投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Romer模型反映，知识溢出的作用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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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中国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初探刘险峰 唐俊
一、我国高龄老人的现状
人口学家将老年人按年龄段分成三种类型，即60～69岁为年轻老年人（也叫低龄老人），70～79岁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称为高龄老人（the elderly）。在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1998年，联合国首次对全球高龄老人做了详细的评估和预测，当年全球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计6600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11%，占世界总人口的1.1%。在1970—1998年间，世界人口总量增长了60%，而高龄老人总数则从2670万人增至6600万人。增长率高达147%。据测算，到2050年，全球高龄老人的人口规模将比现在扩大近6倍。在世界各国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的背景下，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0%，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对于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2000年中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343万人，占总人口的1.07%。预计到2020年，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3067万人，占总人数的2.15%。到2050年，我国高龄老人的数量将达1亿人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由9%上升到25%，届时每10个人或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名高龄老人。尤其是在大中城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速度要高于全国平均速度。2006年底，北京市户籍总人口为1197.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02.4万人，占总人口的16.9%；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5.8万人，占总人口的2.2%；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2.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高龄化水平。
在我国高龄老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高龄老人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建立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高龄老人中女性占63.1%，男性占36.9%。丧偶率为78.6%，女性高达92.3%。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不仅失去了配偶，而且兄弟姐妹和一些子女也相继离去，68.7%的人无兄弟姐妹，10.1%的人无子女，身边无子女或孙子女的人占26.4%。尽管70%多的人同第三代、第四代人共同生活，但是独居的仍占10.9%；经济供养依靠子女多，获得社会保障支持少。高龄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其孙子女的占71.4%，其中女性依赖后代的比率更高达81.1%；享受退休金者只占16.9%；依靠配偶及亲属供养的占6%；个人劳动占1.8%；社会救济占6.2%；其他来源占1.8%。80岁以上老人平均余寿约7年。高龄老人自报的患病率为52.9%。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大的疾病是白内障、呼吸系统病、高血压、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35%的人或多或少需要他人的帮助。高龄老人身体不适或生病时，78.4%的人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来照料，其他照料者依次为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13.2%、社会服务5.6%、其他2.8%。
可见，高龄老人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主要表现为：
1.养老保障需求
一方面是养老金需求。目前高龄老人大多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经济活动时期为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相比都处于一个较低层次，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虽然把他们列入制度中“老人”，受制度改革的波动相对较小一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城镇尚存在许多无保障的高龄老人和广大农村无保障的高龄老人的生活来源依然相当匮乏，生活艰苦，老无所养老无所依。另一方面是养老设施的需求。目前高龄老人主要依靠居家养老，这一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养老方式尽管相当长的时间内值得提倡并且行之有效，但是也应该看到，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迁对养老方式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试想，以目前“三口之家”的人口结构粗略估计一下，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对80多岁的祖父母一辈、一对60多岁退休的父母一辈都需要居家养老照料，对于年轻的工作一代是多么大的压力！这种对高度社会化的养老设施的需求是目前我国养老保障设施还难以达到的。
2.医疗保障需求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中尚无针对高龄老人的具体措施，少数高龄老人能享受到公费医疗服务，一部分高龄老人享受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还有很大一部分城镇高龄老人和广大农村的高龄老人无任何医疗保障。在国内医疗保障体制尚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看不起病”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心腹大患，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更甚。此外，生理疾病对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的损害导致的高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综合研究中心的研究，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杀率约为29/10万人。在东亚，老年人自杀率为34.5/10万人，是年轻人的2.7倍。在中国内地，有关调研数据显示，7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农村明显高于城镇。其中农村男性老年人自杀率为170/10万人，城镇为35.7/10万人；农村女性老年人自杀率104.4/10万人，城镇为29.3/10万人。在影响老年人自杀的危险因素中，老年神经和精神疾患是自杀的主要高风险因素。其中，老年抑郁症患者在自杀者中约占10%，老年痴呆患者占1%。另外，为保障高龄老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延续的长期照看护理以及定期体检等医疗预防措施还处于缺位状态。高龄老人对于医疗保障的需求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现状的矛盾正日益加大。
3.精神慰藉
对于老年人来讲，物质生活固然不可缺少，但是精神生活会显得更加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孙满堂、承欢膝下是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最愉快最幸福的精神追求。但是，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家庭的迅速“裂变”，许多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空巢”老人。高龄老人的空巢率相当高，尤其是许多高龄老人丧偶，孤独寂寞，高龄老人的活动区域越来越窄，加之适合老年人需求的社会文化活动较少，多数老人每天重复着公式化单调的生活，有些高龄老人可能因为家庭关系紧张，身患重病，遭到子女或者某些社会群体的歧视，以致自我封闭，精神凄惨，迫切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关爱。
二、我国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党和政府历来关心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保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老有所养”，近年来，高龄老人群体逐渐扩大，针对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的措施也纷纷在各地出台：
北京市2008年10月颁布了《北京市高龄老年人津贴发放办法》，该办法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具有北京市户籍，年满9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享受高龄老年人津贴待遇。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100元高龄老年人津贴；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200元高龄老年人津贴。高龄老年人津贴待遇水平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适时调整。此外，北京的高龄老人还可以享受免费乘市内公交、免费逛市属公园、免费参观部分场馆、每年免费体检一次等多达11项生活优惠措施，这一政策惠及全市约2.7万名高龄老人。
上海市政府于2006年下发了《关于将本市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的通知》，从2006年9月份起，将符合条件的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统一纳入上海市新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内。按照相关政策，凡上海城镇户籍中年满70周岁，在上海居住、生活满30年，且未纳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未享受征地养老待遇的老人，可以享受新制度规定的养老、医疗保障待遇，由政府筹资提供相应的基本社会养老待遇及基本社会医疗保障待遇；其基本的养老待遇目前为每人每月460元。其基本医疗保障实行定点医疗、按需转诊的就医制度，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50%，住院医疗费用报销70%，其余部分由个人承担。这些高龄老人死亡后，可以享受丧葬补助，待遇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
此外，还有很多省市的若干城市也都开始实行对高龄老人的优惠政策。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实行的非现金式的等价生活补贴政策、浙江省湖州市实行的高龄老人适用生活设施优惠政策、陕西省咸阳市对高龄老人发放保健费、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特殊生活补贴政策等，都各具特色，为高龄老人的生活和健康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的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政策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层次低，项目少。全国尚无对高龄老人社会保障的统一政策，省一级层次的规定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县市一级的小地方政策，甚至如广州市仅限于荔湾一区。而这些县市的数目也屈指可数，惠及范围极其有限，可以看出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些地方优惠政策中，保障项目较少，无论是生活津贴还是生活照顾，或者是保健服务都无法满足高龄老人对于社会保障日益增长的需要。
第二，规范性差，操作随意。既然从中央到地方目前都没有正式、明确的高龄老人社会保障的法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已经实行高龄老人社会保障的县市实行的政策多是带有强烈临时救济特色的措施，有时候甚至通过“春节送温暖”的方式进行。这种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的政策，往往操作比较随意，缺乏可持续性。
第三，重物质帮助，轻精神慰藉。目前各地实行的高龄老人的优惠措施，主要着眼于为高龄老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比如发放养老金、生活补贴，报销医药费等措施，但是对于高龄老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尚无办法。目前，上海的基层社区开始尝试“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的精神慰藉措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恰恰说明高龄老人对于精神生活需求的渴望，这类方面的设施和措施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中国高龄老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取向
无需赘言，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普遍提高，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发展趋势，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未雨绸缪，审时度势，抓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有利契机，在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前提下，以人为本，针对高龄老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构建高龄老人生活安全网，使得高龄老人能够充分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道德的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美好和谐社会的需要。
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养老金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精神慰藉体系。（一）构建高龄老人的养老金体系——“养老金+享老金”模式
高龄老人社会保障体系的首当其冲应该是养老金体系，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高龄老人养老金来源充足，生活并无后顾之忧。在一些有远见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高龄老人的养老金问题，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体系（Non-Contributory Pension）非常值得借鉴。非缴费型养老金，又称社会养老金（Social Pension），顾名思义，就是与缴费义务没有直接关联，当公民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时，接受家计调查或者无需家计调查而直接领取一份养老金。非缴费型养老金普惠全体国民，但高龄老人受益最大。目前，国际上有阿根廷、巴西、南非、爱尔兰、毛里求斯、越南等20多个国家都建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体系。这其中公认的对高龄老人帮助最大的当属毛里求斯的制度。毛里求斯早在1983年就第一次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对达到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的老年人进行细分，年龄越大，享受到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越高。我们的近邻越南，从2004年起建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年逾90的高龄老人每月可获得65000越南盾（约合4美元）的养老金补助，2007年4月开始，这一制度的资格年龄下降到了85岁，同时每月的养老金待遇提高到120000越南盾（约合7美元）。尽管这一制度尚处于推行阶段，惠及范围有限，对于减少老年人贫困，改善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农村的高龄老人的生存状态的极大改善，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引入到我国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一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高龄老人，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国家层面上的养老保障，为他们提供一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养老金既是社会的道义，更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即使是城市中有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以现行“统账结合养老保障制度”的养老金计算办法来看，60岁退休的老人在领取养老金139个月之后，个人账户的积累余额就会被支取完毕，这就意味着71岁左右的老年人的余生只能依靠基础养老金度日。这一仍然以老年人60岁退休平均余命只有10年的假设前提的制度显然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银色浪潮”，养老金制度必须为越来越庞大的高龄老人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未雨绸缪。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确定在2020年之前建立基本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这一战略规划，我国未来高龄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设计为“养老金+享老金”模式。“养老金”部分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就是因为过去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的缴费年限而获得的社会统筹部分养老金（基本养老金），一直能够领取到死亡为止；“享老金”部分即是非缴费型养老金形式，是当老年人迈入高龄阶段，无论过去是否缴费都能够获得的一份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普惠式养老金，以确保高龄老人有足够的收入安享晚年生活。（二）构建高龄老人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长期照料”模式
根据高龄老人的基本健康特征，医疗服务体系应该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解决高龄老人出现疾病需要治疗时的医疗费用，由于高龄老人已经不可能缴纳保险费，如果仍然将高龄老人医疗保障和其他人群特别是缴费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混在一起的话，只会占用其他人群的医疗保险基金，增加缴费人群的负担，造成代际间的不平等，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承担筹资义务，单独为高龄老人建立疾病医疗基金。考虑到高龄老人慢性病、顽症、绝症的情况比较多，医疗费用高昂，还可利用民间慈善建立高龄老人医疗基金会等形式，广开财源，积极筹措基金。
另一部分是解决高龄老人预防、长期照料的保健照看费用。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包括高龄老人的长期照料主要由子女来承担，保健费用主要是自己或者子女承担，这种照看方式实际上效率低下，拖累了子女的精力，老人们往往又得不到专业的精心照顾。在国外许多国家，为了减轻年轻子女的负担，由政府财政出资，向社会化保健机构或者非营利性福利院购买服务，解决高龄老人的长期照料问题。例如在人口高龄化趋势相当高的法国，1950年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已经占到总人口的3.8%，2000年该比例上升到7%，意味着大量的身体虚弱或者丧偶孤独的高龄老人需要照料，为此，法国政府从1960年开始着手构建高龄老人的长期照料体系。1970年12月31日颁布的法律原则上要求医院作为完全的医疗机构，剥离其高龄老人和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料功能，并于1978年1月4日创立了独立的公立长期照料医院（Long séjour），为“那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持续的医学观察”的高龄老人提供长期照料。1975年的法律还创立了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老年人之家”（Old-age homes），其资金来源分别来自社会保障（30%）、国家财政（40%）和地方政府（30%），经营模式或采取私营或采取公营，成本由高龄老人自己或其家属付费，条件困难的可以申请社会救济。1998年，老年人之家接收了49万老年人，其中70%是超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此外，1975年的法律还创立了“第三方补偿性补贴”，主要为那些生活不能自理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雇佣上门服务的保姆、钟点工、专业护士、体检医生等提供补贴。这些对高龄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措施可以成为我国未来高龄老人长期照料机制的有益借鉴。（三）完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方结合养老机制，为高龄老人提供体贴温馨的服务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保障之外，高龄老人对于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精神上的追求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要求尽可能的创造条件让高龄老人走出封闭的空间，融入社区，融入社会。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高龄老人仍然会以“居家养老”为主，除此之外，还应该大力推动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元养老机制相结合，互为补充。建立并完善养老服务业的投入机制。应将养老服务项目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逐年自然增长；提高福利公益金的投入比例；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投资加盟养老服务业。积极推进公办养老院改革，政府财政补贴逐步由补贴机构转为补到享受养老待遇的老人头上，实现公办、民办机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探索“公办民营”形式，加大对民办机构的扶持力度。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外资等社会力量投资新建、改扩建或捐助养老服务机构。以不同模式为社会养老提供多层次服务。应推广大连市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小型家庭式养老院、货币化养老、托老所、互动式异地养老、养老助教、中外合资合作养老、暖巢管家、信息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发展经济型、普通型、高档型、豪华型、混合型养老机构；加强服务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包括为高龄老人量身定做的专业体检、专业护理、心理咨询等服务。
此外还应该发挥社区互动的功能，多组织高龄老人的社区娱乐活动，比如建立社区高龄老人大学、高龄老年人社团，组织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的帮助和抚慰，只有高龄老人得到了社会的充分关注并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拥有一个愉悦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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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发表于《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6月。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分析及其实现路径[1]刘险峰“十一五”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以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为目标，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远未完善，尤其在公平性、流动性和持续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实现“十二五”期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目标任重道远，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其中所担负的责任。
一、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政府责任的必要性
政府作为代表公民行使权利的机关，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福利是其内在要求。从社会保障层面讲，所谓政府责任，既包括政府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包括政府必须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劳动者社会保险权利的义务。（一）社会保障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必须加强政府责任
一方面，社会保障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显著特点。非排他性是指人们在消费公共产品时，无法排除他人同时也消费该产品；非竞争性是指对于公共产品来说，新增他人参与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从以上关于公共产品的界定及特征来看，社会保障应当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必须是其供给主体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对象的广覆盖性上，其覆盖范围包括老年、疾病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内的全体国民。这种社会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只有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强制力，才能做好制度安排、立法设计以及风险防范等工作。否则，离开了政府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就无异于商业保险。（二）社会保障中市场机制的失灵决定了必须加强政府责任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竞争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有效办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但是，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市场可以是我们强权下的一匹好马。但是马无论怎么好，其能量总有个极限，如果越过这个极限，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会蹒跚不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给经济发展带来效率和动力的同时，也把老、弱、病、残、孕等不能正常从事劳动的人排斥在外，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同时，市场经济无限追求物质，导致功利主义泛滥和社会收入差距加大，这显然与现代文明所崇尚的公平、公正、正义等价值追求相悖，这就必须发挥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三）社会保障的功能决定了必须加强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的功能主要是调节“收入再分配”，其他功能如互助、公助、代际转移等功能都是在这一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社会保障的功能就在于它“用平均数的魔术，将千百万人引向得救”。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等手段，政府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二次收入分配，从高收入者那里征收一部分收入，为市场竞争的被排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安定。因此，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政府不能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主要职责
毫无疑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究竟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必须予以明确界定，从而为政府在有限的社会保障和全能的社会保障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选择确定社会保障体制的责任
一个国家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模式，关系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功能定位。鉴于此，政府应承担起确立社会保障模式的责任，慎重选择和创新社会保障模式，使之能够符合近期和远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最大限度地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平衡器”。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必须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由国家提供全民保障的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因受到财力和人力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根据国外推行社会保障的经验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当前社会保障的选择模式和运作机制只能是“基本保障型”“社会互助与救助式”，而不能是“全国保障型”“高福利型”“分配均衡型”的保障模式。（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的责任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出现的，依法办事是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要求。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这一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低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保障的立法滞后造成的。事实证明，主要依赖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政府在充分依靠现有法律、法规，理顺和规范社会保障运行的同时，应加快专项立法，特别是加快地方立法，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三）保障监督社会保障运行的责任
一方面，政府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者。综观社会保障的百年发展历史，这一制度从产生、发展、健全、完善的过程中，政府都是付款人之一，只是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同而已。当然，政府应该承担多少份额的资金责任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究竟占国家财政的比例，应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定，否则，将会加重政府负担从而导致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政府是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监管者。从根本上说，国家的每一个制度或者基本国策的出台，都必须由其行政机关予以监督或者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基本制度也不例外，西方国家有鼓励私人企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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