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凡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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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凡讲世说新语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凡讲世说新语／蒋凡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5
ISBN 978-7-5473-1452-4
Ⅰ．①蒋… Ⅱ．①蒋… Ⅲ．①《世说新语》－小说研究 Ⅳ．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2424号蒋凡讲世说新语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10mm×1000mm 1/16字 数：202千字印 张：17.25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452-4定 价：58.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021-62597596联系。绪论一 读点经典大有益
今天我们提倡国学，读点经典著作，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给当代新的文化和思想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读点经典，活学活用，既利人利国，又利于自我的知识和学识修养的提高，当然值得提倡。从利人利国方面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养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了这点很重要。就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为例。在淞沪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首先轰炸的就是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藏书楼，侵略者明知其中收藏了数以万计的宋元以来的善本书，是无价的文化瑰宝，可是侵略者却故意让它化为灰烬。珍贵图书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而非军事目标，日军飞机为什么首先炸它？后来日军大举轰炸云南昆明，又故伎重演，故意把目标对准了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的图书馆，这又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些藏书经典，是中华民族精神植根寄托的地方。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古史钩沉二》对侵略者早有预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其所称“史”，实是中华经典文化的代名词。于此可见，日本侵略者故意毁我图书，其野心昭然若揭。这一历史事实教育了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读点传统经史之类经典著作，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又说：“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覆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可能会出现大片国土沦丧的败局，但只要能坚守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而“民心未死”，则将有恢复中华的胜利一天。这里所说的“经”与“史”，应从广义去理解，指的是以传统经典著作为根据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精神。
而从“利己”的方面讲，读点经典，可以增长知识，提高个人的学识和文化修养，从而成就个人精神生活的新生，这一好处多多，不言自明。其实，如果善于读点经典，则“利人”爱国和“利己”自养，两者目标一致，是辩证统一的。一个以读书为乐而富有文化素养的人，思想境界高了，不做损人损己之类的坏事，不就是为社会的和谐贡献了自己的正能量了吗？
现在再来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在《四库全书》中，《世说新语》是“说部”经典之典范。我们学习魏晋六朝文学，有四部重要著作是必读之书：一是文学总集、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南朝齐梁以前的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大多精选在内；一是古典文论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读之可提高人们的理论思考能力；一是南朝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三者鼎足而立，于此可见其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世说新语》是一部优秀的古典笔记小说，从《德行》到《仇隙》，共分三十六门类，作者搜集了众多魏晋名士的遗闻轶事和文坛佳话，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鲜活而形象地展现了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情和时代精神，生动地刻画了士人形象及其内在的心灵世界，从而构成了一幅活动的魏晋社会人生的壮丽历史画卷。《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不仅因其记载具有史料价值，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其谈玄论道富理论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当然成为我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精品。其描绘生动，形象如画，加以运用当时活泼的语言，妙语连珠，风趣隽永。它那幽邃的哲理思考和深沉的人生慨叹，常是含蓄蕴藉，意在言外，颇耐嚼味，给人以丰富的智慧启悟和无尽的艺术享受，从而提高了读者的精神境界。读读《世说新语》，大有助益，何乐而不为呢？二 时代、作者及版本流传《世说新语》，南朝刘宋时代临川王刘义庆著，原名是《世说》，见《南史》《隋书·经籍志》及两《唐书》所称。后来，在传抄流布及刊刻出版的过程中，为避免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相混淆，后人遂改成《世说新书》或是《世说新语》，唐时已然。直到宋代，人们才说了“今以《世说新语》为正”的话，沿称至今。今本《世说新语》，附有南朝梁代刘孝标注，因为刘注旁征博引，辩证是非，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对于人们阅读《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大有帮助，因此，二刘之作，可说是珠联璧合，星月同辉。我们称引《世说》，包括了刘孝标注。《世说》所写，虽然也偶然提到秦汉间的人和事，如《贤媛》门第一则所提到的陈婴及其母，陈婴原为项梁的楚将，后降汉，封为堂邑侯。又如第二则的王昭君故事是汉元帝时的故事。但数量很少，其所叙写，主要是魏晋以来士人的故事。俗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魏晋承汉大一统之后，正处于天下合久必分的分裂动荡的乱世之中，如晋初的统一三国，也不过是短暂的二三十年，如昙花一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经历永嘉大乱之后，中国始终是南北分裂，东晋衰弱，岂有力量北伐中原而再现祖宗的辉煌？南北征战，血流成河；篡弑相继，乱象无已。不仅是平民百姓遭殃，就是高门士族，同样也有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存在。魏晋时代，实行的是九品官人的中正制度，是高门士族统治的门阀社会。高门士族尚且有生死无常的慨叹，百姓的生活就更加可以想象了。因此，在天、地、人中，人处中心的地位，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命运及其生死的思考，人是有情或无情的拷问，都成了士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思考。这样，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出现，士人内在的心灵世界就有可能加以形象的演示和展现。《世说》作者是刘宋时的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南史》卷十三《宋宗室及诸王传》明确记载刘义庆“所著《世说》十卷”。但严格地说，应是刘义庆召集了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宾幕搜集撰写的著作，而由刘义庆主编成书。史称义庆“爱好文义”，宋文帝给他写信，“常加意斟酌”（见《南史》本传）。刘义庆著《世说》，有条件，有能力，并非偶然，而是寄托了自己的心血与认识，从而传之后世。他经历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之治”，在南朝百余年间，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代，史称当时“氓庶蕃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与以前篡弑相继的混乱相比，“元嘉之治”确是相对安定。加以宋文帝本人也爱好艺文，积极鼓励，曾在朝廷立儒、玄、史、文四学。因此，文化上出现了兼容并包而相对开放的时代，思想讨论也较为活跃。这就为刘义庆招徕宾幕编撰《世说》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世说》在刘宋时成书后，颇有影响。因此，在几十年后的南齐时代，就有敬胤为之作注并加以“纠谬”，也就是说，就某些故事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提出了商榷。敬胤注今佚，但宋绍兴八年（1138）董棻刊本附汪藻《叙录》曾附录部分内容。大概因其征引芜杂，缺乏剪裁，其所议论，也较板实呆滞的缘故，后来被梁时刘孝标注所取代，于是渐趋亡佚。但失败乃成功之母，敬胤注论其开创注文，实是功不可没，为后来刘孝标注作了必要的铺垫与探索。刘孝标注（以下简称刘注），如周祖谟先生指出：“孝标博综群书，随文施注，所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可谓宏富；而且所引的书籍后代大都亡佚无存，所以清代的辑佚家莫不视为鸿宝。”（见周祖谟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以上三书成为中国古籍中最负盛名的注本，与原著并行而传之不朽。当然，今人在古人著作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新增多种笺注校释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9年版），赵西陆《世说新语校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蒋凡、李笑野、白振奎《全评新注世说新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万起、刘念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诸注本，各有自己的学术特点与贡献，可以参阅。
刘义庆《世说》成书后，以抄本流传于世。今日可见最早的是唐写本，可惜为残卷，只保存了《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门共51则故事。全书于今可见的当以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棻刻本为最早。但此本在明清时失传，编《四库全书》时已不知其存在。直到晚清民初，方才从日本传回中国而加以影印出版，实是学界之幸。绍兴董刻本后，曾经有另外两部宋刻本流传：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刻本，一是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这两部淳熙宋本，今也亡佚。所幸陆游刻本在明代有袁褧的嘉趣堂翻刻本得以保存基本面貌。到了晚清，又有王先谦翻刻的纷欣阁校刊本。宋本由于时代久远，留传者稀，因此按纸论价，很是宝贵。但从学术价值言，版本并非愈早愈好，也有后出转精之论。因此，《世说》的宋、明、清三种版本，应说是各有特点和价值。今人的笺校本，大多汲取古本的校刊成果，尽量还原了《世说》的原貌，既便阅读，又自具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三 阅读《世说》有四难
读《世说》，大有好处，但由于时代久远，加以语言隔阂，要真正读懂并消化吸收，也有一些困难。
首先，时有文字难解之处。这里除了时代语言隔阂的原因之外，版本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也增添了许多困惑。比如《世说·品藻》第3则：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
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按：今诸本“览倚仗之要害”一句，文义欠通。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以下简称《笺疏》）出校文：“‘倚仗’，景宋本及沈本作‘倚伏’，是也。”这是根据从日本金泽文库本回传我国的宋绍兴董刻本来纠正诸本的错误，“仗”是“伏”的形讹。“倚伏”一词，出典在《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作“览倚伏之要害”，则文义畅通，叙说的是庞统明晓事物祸福相反相生的利害关键之所在。诸如此类版本校刊上的文字问题，读时应稍加注意，汲收前人的校刊成果，而不可轻易放过，则自可文意疏通而读无窒碍。
其次，是对魏晋时方言口语等活语言的理解有困难。《世说》作者，很喜欢运用时贤的方言口语等活语言，以增加描绘的生动性，在当时是言文一致，人们自会产生妙趣横生之感。但时过境迁，时代久远的隔阻，就苦了后代的读者。这不是具有一般书面共同语知识的人所能读懂的，一般的训诂学者只在典籍中讨生活，面对方言口语也常是束手无策。因此，必须从语言、音韵学的历史方面来加以考察，而这样读书，很是辛苦，不知不觉又必须向语言学家请教了。不过，在这方面，前辈先贤及语言学者，也有不少成果可资借鉴，如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诸贤以及现在有关中古语言的研究著作，如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王建设《世说新语选译新注》等，多在魏晋的活语言方面开垦，可为读者排除不少语言音韵的文字障碍。
再次，《世说》所涉及的生活知识范围很广，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从天道自然、日月阴阳、政治治理、伦理纲常到文化教育、战争军事、文学艺术，甚至是游山玩水，都有很多令人难忘的赏心乐事。因此，视角不同，人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哲学家从玄学清谈方面去做理论探索，政治家则从伦理教化看问题，而文学家则多从形象思维出发，把《世说》当作优秀的古典艺术品来作美学欣赏。这些不同角度的阅读和欣赏，对读者提出了无形的要求。现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正从不同角度对《世说》做专题考察，可为广大读者排除障碍而提高阅读的兴趣和能力。
第四，阅读《世说》最难之处，还在于把握故事背后所隐藏的言外之意及其精神实质。《世说》受魏晋谈玄风气的影响，其写作重在“得意忘言”，语言简约精练，文字隽永有味，作者的深邃思理意趣，常是意在言外，而尽得风流。四 破解『四难』自有路
以上读书“四难”，并不是说《世说》难懂就不要读，而是强调一旦克服了“四难”，阅读的收获就会更大。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如果勤读书而不去深入思考，死读书就会读书死；反之，则必大有收获。读《世说》也一样。如果读者能活读书，深入思考，就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这就叫活读书而读书活。我的阅读，大致贯彻以下三个原则，或者称为三个步骤来完成读《世说》之所“思”：
第一，尽量把故事安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力求还原或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知其然，明白了原来“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有点难度的。因为如果不熟悉历史及其所创作的具体条件和语境，就很难揭开作者写此故事的内心奥秘。而一旦跨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作者自然进行古与今的交流和对话，明白了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历史背景，那么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精神实质，自然显山露水，明白如画。
第二，必须让读者知其所以然，明白古人的良苦用心：他这样写，用意何在？这一步重在弄清“为什么”的问题。
第三，再进一步深入其中，还必须让读者明其所当然，即通过阅读《世说》故事得到启悟，来进一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而读书？不断积淀知识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启迪中来努力开发自己的人生智慧，以便站在时代的高度来作现代的反思。回首往事是为了今后的前瞻，明白自己面对现实时应该如何行动与实践。这是在弄清楚应该“怎么想”“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读《世说》，阅读或研究一切古代经典作品，运用这三个原则，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其所当然，我相信也是行之有效而大有收获的。人物篇／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魏晋文学的笔记小说中，志怪小说首推干宝《搜神记》，而志人小说则应以刘义庆《世说》为魁。也就是说，《世说》的写作重点不是鬼神，而是活生生的人。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自觉”，指的是人性的复苏，精神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具有“自觉”精神的士人，不管他事业的成败与否，当时人大多视之为“英雄”。这些“英雄”，自然也成了《世说》的主角。他们身上可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或缺陷，但只要他们是当时人性“自觉”的带头人，那么当时人们就仍然把他们当作“英雄”来看，津津乐道，而不问其成败。这和今天我们的认识是有较大不同的，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比如王敦，他率师攻京师，敢把晋元帝拉下马，后人视为篡逆大奸。但他却成了《世说》的当然主角，东晋中期的大司马桓温，经过王敦墓时，就赞美王敦为“可人”——即可爱的人。《世说》中的英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形形色色，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完全符合今天高、大、全的英雄标准。就是一代名相谢安，人们对他出仕也有“小草”之讥。魏晋时代对人对英雄的看法，和今人有别，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是见怪不怪，抱理解之同情的宽容态度。帝王篇一 司马炎
晋朝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史称晋武帝。当然，《世说》也常提到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那都是司马炎的父祖，他们活着时并没有称帝，这是后来晋武帝篡魏开晋后追谥的，后人不必当真。帝王是封建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的“帝王篇”就从开国的晋武帝说起。篡魏开晋承先业《世说·言语》（以下称引只称门类）第19则曰：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
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
叹服。
帝即指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他于魏咸熙二年（265）受禅，改晋泰始元年。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祖懿，伯父师，父昭。都洛阳。于太康元年（280）继亡蜀之后而灭吴，统一中国，天下太平。在位二十六年，死后谥号武，故史称晋武帝。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死不久，立即引发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天下大乱，西晋灭亡。晋得国是司马炎，失天下也是司马炎，因为亡国的祸根是他种下的，又能怪谁呢？
现在再讲上述故事。探策，指用蓍草来进行《周易》演算的占卜算卦。侍中，官名，在皇帝身边备顾问的亲近大臣。裴楷是当时和王戎齐名的玄学家。曹魏时，司马氏集团的基业由司马懿开创，其子师、昭继之，在魏正始十年（249）发动了高平陵政变，诛杀辅政大臣曹爽及其党羽，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可见手段残酷。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篡魏野心毕露。司马昭虽受魏封九锡，立为晋王，但来不及篡魏就被阎王小鬼请去了。这样，昭长子炎，顺理成章嗣位晋王，不久公开篡魏开晋，登基称帝，完成了祖孙三代的心愿。“探策”指的就是登基典礼前后的故事。
晋武帝登基，时当三十而立之年，气血旺盛，野心勃勃，他本想因建国而大干一番，光宗耀祖。当时他是卑劣野心与雄心壮志集于一身。他原来想把好不容易杀人孤寡夺来的江山皇位传之子孙万代，如秦始皇那样，一世、二世……至万代而为君。《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语，新皇登基大典，何等隆重，所以要用《易》卦占筮来卜问吉凶，以明天命所授。但在占卦过程中，五十根蓍草经反复抽数，却也具很大的偶然性，出乎意料的是，晋武帝竟是“探策得一”，即《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乾》卦的初九爻。按当时世数之问，似是凶兆。《乾》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占卜之时，司马炎已受禅登上皇帝宝座，成为“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但占卜的爻辞，却说他是一条“潜龙”，不应该公然飞天得意，这不是讽刺戒辞又是什么？而且，他问卦的本意，是国祚世数，亦即能否把江山传之万代子孙的问题，但却占卜得“一”。按照汉代象数《易》学的观点，这“一”是个实数，预示的是一代而绝的意思。试想，司马氏祖先费尽心机，杀了多少名士，欺人孤寡而夺来的江山社稷，转眼又要拱手让人，这不是大凶之兆吗？于是武帝“不说”，勃然变色。古时龙颜震怒，动辄诛戮，所以朝臣个个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此关键时刻，裴楷一席绝妙好辞，引经据典，立马消解了一场严重危机。裴楷是一位正直且有学问的玄学清谈名士。他转换视角，脱出汉代象数《易》学的思维定式，改用当时新兴玄学的义理《易》学来解卦。
刘注引正始名士王弼《老子注》说：“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这是裴楷所熟悉的玄学理论。他所说的“一”，已经不是象数派所指的实数，而是一个充满了虚无本体理论精神的全新哲学概念，相当于老庄之“道”。“道”是“一”，“一”即“道”，是诞育万物的根本所在，它超越一切具体数字系列之上，是驾驭数字实体的非数之数。从汉象数《易》学，晋武帝占“一”为凶；但如从魏晋新兴玄学家的义理《易》学角度看，占卦得“一”，何其幸哉！裴楷头脑清醒，希望新晋之朝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顺应历史潮流来清明国家政治，守“一”致贞。贞者正也，即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他对《易》卦的解释，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但司马炎并没有理解玄学家裴楷的苦心。他因裴楷的新解，除却心病，自以为已经化险为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正邪不分，是非莫辨，盲动胡作，终于在一统天下的同时，埋下了不久亡国的祸根。后来他那愚痴儿子晋惠帝，迅即把大好河山葬送。占“一”之卦，一世而终，又不幸言中，悲哉！宽厚施政泯恩仇《政事》第8则故事说：嵇康被诛后，山公（按：山涛，字巨源）举康子绍为秘
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
有消息，而况人乎？”
刘注引《山公启事》说：“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刘孝标又引王隐《晋书》加注说：“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按：指晋武帝）发诏，以为秘书丞。”故事当发生在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天下之际。绍是嵇康儿子。嵇绍二十八岁出仕，距父康被杀已十八年了。秘书丞，秘书监的属官，位在监下郎上，掌管文籍。出处，指出仕和退隐。消息，指天地自然消长更替的运动变化。嵇康因不与司马昭集团合作被杀，在史上是一件轰动的事，当时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愿以嵇康为师，司马昭不允，坚决杀一儆百，以警告持不同政见者。于此可见，司马氏和嵇家是仇家。依传统之见，仇家必斩草除根，以防报复，嵇绍岂可为晋所用？但司马炎开国后，时过境迁，形势渐趋稳定。如果继续父祖辈那严酷镇压、大肆杀戮的政策，将会大失民心而难以为继。因此，晋武帝一上台，借助大好形势而思有改变，以便为国家振兴减少阻力。在这一思量下，他起用仇家之子嵇绍，并非偶然。前魏之时，太尉许允录尚书事，但他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师所杀。许允两子奇和猛，也是司马仇家，但武帝开国后大胆起用而不生疑猜。据《贤媛》门第8则刘注引《晋诸公赞》：“（许）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礼学儒博，加有才识，为幽州刺史。”可见晋开国后，武帝心胸豁然开朗，他敢于起用仇家之子，正说明他的宽容与自信，实际上对晋朝是大有益处的安定举措。晋武帝一笑泯恩仇的政策，起到了团结国人的作用。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能过安康的小日子，就很好了，至于皇帝属哪家，都没关系。因此，司马炎篡魏开晋，是政治上水到渠成的事。开晋之后，晋武帝一改父祖辈的杀戮酷政，以宽宏理解之心，实行新政，而不是以暴力镇压异己，这就减少了尖锐的社会对抗，为和谐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晋武帝虽然导演了一场虚构的“禅让”登基、改朝换代的大典，但和平过渡总比鲜血淋漓的屠杀要对人民、社会更有利一些。晋武帝一笑泯恩仇，大胆起用仇家之子，应作如是观。争权夺位不手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司马炎是个仁义之君。为了争权夺位而传之自家儿子，对亲兄弟极尽逼害，就很能说明问题。《规箴》第7则故事说：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
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
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
邪？”
太子，指司马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267）立为皇太子，时九岁。永熙元年（290）武帝山陵崩，继位登基，史称惠帝。他是个有严重智力障碍的白痴皇帝，生理残疾与心理残疾兼而有之。传后，指的是传位给这个白痴儿子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陵云台，台名，在都城洛阳。卫瓘，三国时魏侍中，入晋后拜尚书令、司空，惠帝时加录尚书事，后来被惠帝贾后诛杀。床，坐榻。刘注引《晋阳秋》说：“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官属大会，令左右赍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使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大说，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妃由是怨瓘，后遂诛之。”对于太子衷，满朝文武都知道他的痴呆，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更何况是处理国家大事呢？在封建时代，立太子是国本，国本动摇，则一国随之动摇。岂可因私情而不顾及贤愚呢？如果太子不好，将影响到今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与人民的生活安定与否息息相关。传位给谁，乃国之大事，岂可不负责任地为了一家私情而托付给白痴儿子？但晋武帝恰恰是为了一点私人感情，明知太子痴呆不堪大任，仍然是将江山社稷传到他手，终至国家很快灭亡。后来国之沦丧，武帝有难以推卸的罪责。他明知儿子白痴，但仍把国家江山当成个人私有财产一样，满脑子装的是让子孙万代而为君，而不管子孙是否白痴或不肖。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了。
其实，司马炎的帝位，不仅夺自曹魏，同时也是从自己的同母弟司马攸手中夺取的。司马昭认为，自己的儿子，弟攸比兄炎佳，几次想让攸接班。《晋书·齐王攸传》说：“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初，攸特为文帝（按：司马昭）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晋书·外戚·羊琇传》也说：“初，帝（按：指司马炎）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以人才论，兄炎不及弟攸，司马昭多次想传位给攸，朝中文武也多有此想。后来由于司马炎勾结了奸佞重臣贾充、外戚羊琇等，帮炎争宠夺位，于是炎立为太子。而当炎登大宝之后，满朝文武因太子衷痴，而思齐王攸贤，想让攸接班。于是一场针对亲弟的阴谋之网，毫不留情地布下，立逼齐王攸出藩离开京城，攸在严重迫害下，忧愤不知所以而死。亲弟齐王攸之死，事出自乃兄晋武帝之手。这一点武帝生母王太后早有预料，她临终之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齐王攸（桃符）的性命。死前，王太后“流涕谓帝（司马炎）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遂，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就是一代奸雄司马昭，他在临终前也为炎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见《晋书·文六王·齐王攸传》）。人之将死，其言亦哀且善。但是，父母临终遗命，终于无救爱子之命。连父母临终遗命都不顾，提倡“以孝治国”的晋武帝，又“孝”在何处呢？这不是对虚伪礼教的最大讽刺吗？司马攸贤于其兄，但偏生于帝王之家，他的存在，就是对于晋武帝大位江山的最大威胁。为免威胁，即使同母亲弟也必须去死。兄弟相残，亲情何在，悲乎！斗富奢靡亡国恨
晋武帝在平定三国而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初，与古代开国之君相似，颇有治国理政之志，希望有个新政新气象。泰始之初，举清能，拔寒素，去奢侈，返淳朴，“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扬清激浊，举善弹违”（见《晋书·武帝纪》），改革定制，社会安居乐业。比如立常平仓以利百姓，修新渠进行水利建设，轻刑重教，反对酷政，“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下济民心”（见《晋书·刑法志》）。国家面貌一新，似乎大有可为。
但是，这美好的泰始之治，却因制度和司马炎本身的人性缺陷，成为昙花一现而迅即消亡。在平吴一统天下之后，国力空前强盛，武帝由胜生骄，以为天下业已太平，可以为所欲为，耽于安乐享受，上行而下效，国家夸豪斗富之风弥漫，这一歪风邪气，正与武帝及整个统治阶级的提倡密切相关。《晋书·杨骏传》就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整个国家很快滑入了腐朽败丧的轨道而难以挽回。《世说》专立《汰侈》一门加以描绘揭露，如第8则说：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
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
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
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
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
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王恺是外戚，石崇是官二代的豪强权贵，他们两人是《汰侈》门的主角，有多次夸豪斗富的大比拼。曾几何时，武帝曾下制，明令“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见《晋书·武帝纪》）。但武帝很快助其舅王恺去夸豪斗富，这是出于其“耽于安乐”的本性所致。王恺为人，极其荒唐，因而死后朝廷议谥为“丑”。王恺举行宴会，吹笛女乐一音不和，即令黄门棒杀而血溅当场。石崇也因美人行酒不饮而连杀几个妙龄少女。这批贵族豪富，是把少女的鲜血当作红花来欣赏，其嗜血之残忍，无以复加。但武帝非但不制止法办，反而以皇宫藏宝助舅王恺与石崇争胜，事虽小而性质严重，上有所好，下必成风。如晋丞相、太尉何曾及子劭，“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见《晋书·何曾传》）。又如“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晋书·五行志中》）。在武帝的统治下，门阀贵族的豪奢之风，衣钵相传，对百姓敲骨吸髓地剥削，早已积聚了巨额财富，因而有条件骄奢极欲。如武帝女婿王济，他吃的烤乳猪，是用人奶喂养出来的，连皇帝本人也没吃过而自叹不如。贵族一餐美食，又不知该有多少婴儿因失乳而夭折。如此奢靡荒淫，武帝却以为这是国家富庶安乐的象征，何其谬哉！后来，在武帝死后，西晋很快灭亡，究其亡国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胡人”的强大，如匈奴刘元海、刘聪父子，羯人石勒，都是部族之民，称孤道寡，西晋之亡，主要在于武帝朝廷的腐败成风，朽木自摧而大厦倾覆。在武帝事业正盛时，他曾问大臣刘毅，说：“卿以朕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然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晋书·刘毅传》）因压榨敲剥百姓而私库膨胀，只图满足自我的奢靡生活享受，弃国家与人民于不顾，岂有不亡之理？因此，后来子孙之亡，祸根实是荒唐的太平天子晋武帝亲手种下的，这又能怪谁呢？功过是非任评说
作为历史人物，盖棺可以论定，他有功，也有过，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世说》中，他有三四十则故事，给予了形象且全面的描绘。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及时把握时机，结束了三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晋武帝功不可没。
二是在篡魏斗争中，以武力作后盾，尽可能运用了“禅让”的和平手段来使政权平稳过渡，减少了父祖辈的杀戮，既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又利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三是在晋朝开国之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及司法的改革和试验，如立常平仓、推平籴法、兴修水利、改革宪政等。但遗憾的是，武帝崩后，国家重新陷入一片混乱，统一后的新气象很快消失殆尽。
他的主要历史罪责或过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因逼魏帝“禅让”，诏书不敢言“忠”而故意避开，因此而割裂传统儒家“忠孝”观念，只能片面提倡“以孝治国”，促使贵族士大夫缺少了“忠恪匪躬”而为国牺牲的精神。缺乏了这一道德底线，引发了篡弑相继以争天下的严重局面。
二是在开国的歌舞升平中，武帝作为始作俑者，大大地助长了夸豪斗富的奢靡腐败之风。卖官鬻爵，贪腐公行，弥漫成风，国将不国而无药可救。
三是承魏之制，大力推行并发展了九品中正官人法，把两晋门阀贵族的社会统治推向了极端，加剧士庶对立，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严重消耗了国家力量。九品中正的门阀统治，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天下汹汹，但争品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晋书·刘毅传》），刘毅之言，击中了门阀制度要害，可惜武帝不听，仍是我行我素。国乏贤才，奸佞当道，也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四是违背了父母的临终遗言，丧失亲情，逼死了同母亲弟，即人称贤能的齐王攸，硬是传位给了自己那白痴的儿子司马衷，致使天下失望。传位是固国之本，并非小事。但晋武帝把国家社稷当作一己私财处置，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其责任心安在哉？
总之，晋武帝史上有功有过，他始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想要治理国家以开新气象。但由于其固有的人性弱点，倒行逆施，很快天下大乱，国家沦丧，如唐太宗评说：“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板荡，宗庙播迁……为天下笑。”（《晋书·武帝纪》“制曰”）作为唐代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所言符合实际，他的体会是深刻的。二 司马昱
在两晋皇帝中，当然是开国的晋武帝司马炎最强势最威风。而东晋的元帝虽然号称中兴之主，实际上被琅琊王敦所逼，忧愤而死，自此以后，东晋皇帝几乎是幼弱孤单，一代不如一代。简文帝虽然颇好读书，喜欢清谈，人也随和，有点学问，但即位一年，又被权臣桓温所逼，抑郁而终。虽非亡国之君，但庶几不远了。
司马昱（320—372），字道万。元帝少子。先封琅琊，后封会稽王。成帝咸康六年（340）任抚军将军，领秘书监。穆帝永和元年（345），进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宰辅朝政。海西公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太和六年（371），亦即简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马桓温入朝废帝奕为海西公，立昱为帝，史称简文帝，登位不到一年即亡。东晋皇帝并不好当。东晋朝廷是司马皇族与势家望族共同专政的时代，先是与琅琊王家（如王导、王敦），有“王与马，治天下”之言；后又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治天下之说。皇家权势，岌岌可危。当然，国家在皇族与诸势家大族的争斗中，严重内耗了国力，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南方处于弱势，东晋几次北伐，因诸势家大族相互掣肘，无不铩羽而归。简文帝司马昱，就是在权臣咄咄逼人的环境中，饱含血泪惊惶而亡，悲乎！审美欣赏具文才《赏誉》第144则故事说：许掾尝谓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
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
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许掾，即许询。他虽未曾做官，但曾辟司徒掾不就，故称。询字玄度，高阳人。幼有神童之名，后隐山林，与王羲之、谢安、刘惔、支遁等共游会稽山水。其人善作玄理清谈，尤擅长五言玄言诗的创作，当时和孙绰齐名而并称“孙许”。《文学》第85则记载了司马昱的叹美，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对他的五言诗给予很高的文学评价。现对故事作点解释。诣，到……去，造访。曲室，清邃密室。辞寄，言辞兴寄。清婉，清朗委婉。契素，平素情投意合。咨嗟，赞叹。造膝，古时席地而坐，相靠近时，两膝前移。叉手，拱手以表敬意。既而，事后。按照故事描绘的人物心情闲雅和美，推测是发生在穆帝初年司马昱任抚军大将军、入朝辅政，当时桓温刚刚任荆州刺史，忙于西征蜀汉事，无暇东问朝政，因此朝廷相对安定，故而有此和美的环境。风清月明，一片清朗洁净的景象，谈诗论文，吟咏情怀而美其兴寄，把司马昱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另一面形象托出。当时司马昱约二十五岁，他并不以贵骄人，而是尊重对手，表现了年轻的天潢贵胄那富有审美诗意的文人本色，很是可爱。至于故事的另一主角许询，他虽一介布衣，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抚军大将军地位悬殊。但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两人交流却全无障碍。简文视许询为大才，真心赏识佩服；许询视简文作平交知友，因而谈论风发，出自内心之自然，两人交流，平等相待，当然心情舒畅。故事不仅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述，而且进一步通过一连串的细节动作，从“咨嗟”到“造膝”及至“叉手”，步步深入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灵魂世界，形象极其生动可爱。许询作品，今虽大都亡佚，但在当时，却是盛行的玄言诗的领军人物，寓玄旨理趣于五言诗中，不论其艺术成败，自是一种新的文学尝试，富有文化素养的表现。而司马昱就是许询及其创作的知音。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是一种哲理诗，能够欣赏，就必须富有审美眼光，更要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思辨的能力。所以刘勰指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在这个故事中，许询可爱，而司马昱更可爱。我相信，如果司马昱不是作为一个当政的亲王卷入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是玄学家或诗人，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审美眼光的人。《言语》第61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华林园是皇家园林，假山胜水，林木参天，富丽可知。但简文所见所想，却是山隐之想的自然之美，是《庄子》中的“濠、濮间想”。濠、濮是水名。据《庄子》记载，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濮水上，见游鱼而思高隐之士的自由之乐。在华林园中，简文不是贪图人生享受，而是具有丰富的联想，追求的是融入自然之美的自由人生。与朝廷政治的昏暗混浊和官场血腥厮杀相比，处于幽深葱郁的自然山水之中，鸟兽虫鱼等造化生灵自来亲人，这种感受，如此美妙，大自然是何等的纯洁可爱！自然禽鸟本无人的思想感情，人化的自然是观赏者移情的结果，反映了人的内在审美心理和亲切体悟。清谈玄理重思辨
魏晋时代的玄风流行，作为一个帝王，司马昱也投身其中而乐此不疲。《文学》第51则故事描写说：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
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
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
其胜场，安可争锋！”
支道林（314—366），名遁，东晋名僧。殷渊源，名浩，当时著名玄家，曾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率军北伐失败后废为庶人。相王，指会稽王司马昱，曾任丞相，故称相王。许，处所。交言，此特指清谈玄理。才性，魏晋清谈时的重大论题之一。魏朝钟会撰《四本论》，四本者：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讨论的是才情与本性问题。持论立场不同，则视觉异而观点对立。崤、函之固，崤山和函谷关，形势险要的关中要塞。改辙，改变道路，比喻改变论题以避其锋。数四交，经过三四次的反复交谈论辩。玄中，玄理之中。胜场，论难争锋的擅长之处。
在司马昱辅政之时，朝政之暇，他常利用自己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在家召开玄家座谈会。于此可见司马昱那发自内心的对清谈玄理的热爱。《文学》第40则也记载了他召开的另一次清谈盛会：“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按：指书斋静室）。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按：心满意足）；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故事形象地描绘了玄家论辩的过程，给人以很大的思想享受。所称“法师”“都讲”，原指佛门讲经发挥经义的人员，一人唱经问难，提出问题，称“都讲”；一人解释经卷或发挥佛家义理，回答提问，称为主讲“法师”。东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的趋势增强，玄家清谈受佛家讲经形式的影响，也有“法师”“都讲”的设置，不过佛、玄两家比较而言，当时玄家清谈的论辩意味似乎更为浓烈。梁慧皎《高僧传》记当时支、许论难时的情况说：“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由此可想当时清谈盛会的热烈气氛。玄学家的论争，不仅重义理，同时也重在逻辑推理的严密，以及诵言时的清朗韶音，亦即声音韵调的抑扬顿挫，以铿锵的语音节律之美来打动听者，以求得共鸣互应的动人效果。此《世说》所称“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从而给人在解悟思理时获得了美的享受。在司马昱家的玄家座谈会中，他虽贵为相王，但并不以势压人，而是平等相待而以理服人。这对于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发展，是有助益的。这一领导艺术，直到今日，仍有借鉴的价值。无可奈何帝王悲
但可惜的是，司马昱无法做一个纯粹的玄学思想家，更无可能成为一个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自由自在的文人。他生于帝王之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幸。在《世说》中他有七十多则故事，可说是时人心目中当然的风流“英雄”人物，但故事最后却把他引入了无奈的悲剧之路，在他身上，显现的是血染的黄昏，令人慨叹。《言语》第59则故事说：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祚，复入太微，帝
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
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
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清
厉。郗受假东还，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
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
因泣下流襟。
荧惑，古代星象学中火星的别名。太微，天上星座，位于北斗之南，其星有十，是五帝星座，人称天子庭也。古人用天上星象来占断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火星侵入了太微，对天子帝王不祥。海西公，即废帝司马奕，于太和六年（371）被权臣桓温所废，降为海西公。郗超，桓温政治集团的智囊谋主。直，同“值”，指值班。大司马，指桓温。庾仲初，名阐，东晋作家，以《扬都赋》著名于世，官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尊公，对谈话人父亲的尊称，这里指郗愔，曾官司空，他的政治立场与儿子超不同，是桓温的反对派。刘注引《续晋阳秋》点明了故事的主旨，说是“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帝的宝座，在海西公太和六年，也即简文帝的咸安元年（371）十一月登基，第二年秋七月崩，实际只做了八个多月的皇帝。他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了精神“忧愤”的巨痛，由心理失衡而引发了生理上的阴阳失衡而致命。
从外貌看，司马昱是“美风姿，举止端详”（《容止》第34则刘注引《续晋阳秋》），性冲虚简静，宅心仁厚，是个心性平和的谦谦君子。据载，他府中白日见鼠，身边参军以手版批杀之，他立刻“意色不说”，以为过于残忍，官吏因此要弹劾参军，他给了人性的回答：“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德行》第37则）如果作为普通人，他道德高尚，加以富有学识文才，可能成为玄、佛双修的成功名人；但作为政治家，他却是个失败者。在政治(1)上，人们原指望他是周公一类的人物；但史家却尖锐地批评说：“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也。”（《晋书·简文帝纪》）西晋之亡，惠帝开其先河，人或譬之惠帝，实与亡国之君相差无几了。
晋时行九品中正官人法，是个典型的门阀社会，司马皇族与世家望族共享政权。西晋初的武帝时期，国家安定富庶，当然是皇权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时过境迁，惠帝后的永嘉之乱把国家推入了亡国的深渊。至于东晋，世家望族南渡，为国家的新生和重建付出了许多辛劳和奉献。因此，东晋成为皇室与世家望族共同执政的朝代，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渐转移到世家望族的身上，当然皇权也就日渐削弱。东晋初，民谣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言，后来虽然又有“庾与马”“谢与马”“桓与马”共天下之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皇权的失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司马桓温掌控了全国兵马，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治上的低能儿司马昱，又岂是对手？桓温废立自专，诛杀皇族，绝不手软。这一暴力，令简文帝内心滴血，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郗超掩面而泣。但是，眼泪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国家。这才有了简文吟诵庾仲初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的无限悲痛。在严酷的政治战场上，司马皇室和桓温集团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任你司马昱再聪明能干，也难以逃脱“泣下流襟”的悲剧命运。桓温曾当简文帝面，要求诛杀昱兄武陵王父子，简文帝则求桓温赦免保全，说得很可怜：“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黜免》第7则）表示了退位让桓之意。做这样的傀儡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实在可悲可叹。简文帝即位一年之内忧愤而崩，既是解脱，亦实属无奈。(1)见《言语》第54则刘注引《晋阳秋》刘遐对褚裒说：“会稽王（指司马昱）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名相篇
在魏晋门阀社会中，皇权在混乱黑暗的政争中，日趋衰弱，而势家豪门的大士族势力日渐膨胀，国家政权不再是皇族一家所独专，而是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当然，在魏晋两百来年的历史发展中，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是皇权压士族，有时是士族盖过皇权，但总的说来，除了西晋初年开国之君晋武帝的“强盛”抬头外，皇权式微的总体趋势已是难以逆转。而以王、庾、桓、谢四大士族为代表，在社会动荡中及时把握了机会，正一步步地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民谣所称“王与马，共天下”，应扩大到东晋的王、庾、桓、谢四大士族。这四大士族所控制的国家权力，大多是通过其家族精英担任三公、丞相官职来实现的。丞相地位特殊，在朝廷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皇权相对衰弱时，以其杰出的才能，仍然可以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为国家作贡献，从而留名青史。以下所选王导、谢安，正是高门士族之翘楚，是一代的人望。至于张华，虽原出非士族的庶族寒门，但他竭力要打破门阀社会中那严格推行的士庶之别，为国选贤用贤，但却不幸遇害而为国牺牲，当然也值得一提。一 张华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博学多才，通贯古今，以诗赋文章称世，是当时文学界的领军文物，著《博物志》《张茂先集》等。官至中书监、司空，死于“八王之乱”中，因此，其治国理想破灭，举贤授能转眼成空如幻。博学卓识功勋著
在西晋初，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其材必有其识。张华器宇宏通，识见深远，洞见未来以作预测，在朝多有功勋。《德行》第12则故事说：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
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远。”
从对华歆、王朗两人行事的比较中，可见张华的器识非同一般。识度，见识器度。王朗与华歆，俱是三国时人。王朗，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史称其以通经拜郎中，迁会稽太守，居郡惠爱于民。被东吴孙策所逐，北归曹操。入魏官至司空。曾上《劝育民省刑疏》，著《易》《春秋》《孝经》《周官》诸传。华歆，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汉末官豫章太守。为政清静不烦，受人欢迎。北归曹操，代荀彧为尚书令。入魏后任司徒。蜡日，古代岁末祭百神的重要节日，时有会饮风俗。燕饮，饮酒宴会。“燕”通“宴”。形骸，指人的形体躯壳。形骸之外，比喻外在的行踪，而不见内在的精神气质。
魏晋之际，士人的道德观念发生颇多变化。华歆之徒，在当时曾威逼旧主，结欢新朝，但士人清议，不以为异，仍然是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风流人物。史称华歆“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见《三国志·华歆传》），这与汉末党人的直言极谏、杀身成仁异其旨趣，从而成为向魏晋时代“不臧否人物”的清谈之风过渡的人物。当时贤如曹植，著《辅臣论》，叹美华歆“志存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就认为华歆是德义双修的典范。史称华氏“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华歆出而嫁之”（《三国志·华歆传》）。以相国之尊，清廉助人如此，所以进入了《世说》的《德行》门。至于王朗，亦非等闲人物，《三国志·王郎传》裴松之注说他是高才博雅，严整慷慨，“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体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王朗为人，廉己济困，与贪官污吏异路，其道德岂可轻诋？因此，张华对王、华两人的比较认识，并不是观念先行的道德评判，而是从其为人行事的见识气度方面着眼。王朗羡美华歆识度，但他亦步亦趋，学的只是华歆宴饮之类的外在仪式，因此而招来了张华的批评，说王朗学到的只是华氏“形骸之外”的皮毛，距其内在精神实质非常遥远。这话有一定根据。《世说》另一故事有助于证明张华见解的正确。《德行》第13则故事说：“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则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孔夫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这是人们行事大义之所在。华歆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考深远而早见事机。他做事具忧患意识，能预先估计困难和特殊情况，如果条件不许可，就不会轻易许诺。此非存心不善而故意刁难，而是见微知著的洞明事机。而一旦应允让人上船，则言出如山而不可动摇，绝对不会因危险而抛下难友，即使为此丧命，也将坚守诺言而义无反顾。但小人反之。和平环境中浪言相许，以取声誉；而危急险境中则弃如敝履，言而无信，仁义不存。这就是君子小人见识的根本区别。古人有“疾风知劲草”之言，信哉。只有在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刻，则君子小人各见其庐山真面目。这就是张华所称之“识度”，形骸内外之分，即皮毛与本质之别。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张华看问题，由表及里，深刻而具远见。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人云亦云的人物，个性坚强，又富有开拓精神。这与他平日的努力学习而具博学卓识密切相关。史称张华“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晋书·张华传》）。《言语》第23则记有西晋太平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当时王衍（按：《晋书》作王济）评说：“张茂先（华）论《史》《汉》，靡靡可听。”可见张华精于《史记》《汉书》诸历史典籍，勤读精攻，娓娓道来，其所借鉴，令人不倦。刘注引《晋阳秋》说：“华博览洽闻，无不综贯。世祖（按：晋武帝）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士不能过也。”书不仅要勤读，更要善读，博闻强记，学而后思。所以他的博识，卓荦不群，能为治国安邦事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他虽官至台辅，但一生清廉自洁，“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见《晋书·张华传》）
又如统一中国的伐吴战役，是张华在庙堂之上，力排众议，以其只眼卓识，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主客观形势，帮助朝廷下决心，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谋福人民，功高盖世，而彪炳史册。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羊祜死后，杜预代祜都督荆州，杜是熟读《左传》的儒将，堪与张华的精研《史》《汉》相伯仲。为了捕捉伐吴战机，他曾上表要求朝廷统一意志，下定决心，不要动摇。这时，张华在朝大力支持杜预计划的方略。史称：“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孙皓）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晋书·杜预传》）于此可见，杜预精通《左传》，张华精研《史》《汉》，他们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资现代反思和借鉴，有此博学卓识，想人之不敢想，谋人之未能谋，超越世俗，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赏拔贤才反遭害
张华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父平早死，张华幼而失怙，因此而孤贫牧羊以自活。可见他是出于孤门寒族之家。在门阀社会，他的低贱出身，永远为高门士族、世家豪强所鄙视，这是张华心中之痛。他当政时，就曾经下决心来举贤任才，从而泯灭门第士庶之别，士族南北之见。但这一努力化为泡影，他随即因此遇害。悲哉！《排调》第9则故事：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
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
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
尔弓、布尔矢？”苟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
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荀鸣鹤，名隐，父岳，是朝廷的中书郎。他出于颍川荀氏望族。陆士龙，名云，与兄机并称“二陆”，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出于江东望族。云间，华亭古称，今上海松江。日下，指京畿地区。白雉，白色野鸡。骙骙，强壮貌。麋，四不像一类的麋鹿。抚掌，拍手。
这个故事，巧用语言修辞艺术，形象鲜明生动，其声吻跃然于纸上。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而统一中国，十年（289），陆机、云兄弟自吴入洛以谋出路，这才有机会在张华家见到荀隐。当时二陆与荀隐，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时一伙颇富文学才华的青年聚于张家沙龙。张华对这群文学才子很是欣赏，因此气氛热烈，争强斗胜而各逞其能。因此而各有绝妙好辞，既刻画了自尊自信，同时又不亢不卑地嘲讽了对手。张华一句“勿作常语”的片头语，引发了一场精彩的文学表演。荀隐是中原士族之杰，陆云是江南士族之英，南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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