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民生：电视民生新闻的理论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侯迎忠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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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民生：电视民生新闻的理论与实践试读：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当代民生新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广受社会大众喜爱，也是目前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话题。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既是政治民主化、媒介市场化与传播平民化的产物，又是中国新闻媒介“新闻本位”、“受众本位”观念的革新与强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民生新闻”成为新闻媒介与社会环境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传播范式。平民化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方式使民生新闻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以人为本”、“三贴近”的社会政治话语与新闻媒介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电视民生新闻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于：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以及一系列亲民、为民政策的出台，为民生新闻的兴盛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经济方面的因素在于：新闻改革与传媒体制的变迁，催生出电视媒介市场竞争的空前张扬。电视内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一轮电视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视台新的策略选择。社会方面的因素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受众群体分化及其对信息需求的多元化等等。所有这些环境因素造成电视民生新闻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电视民生新闻诞生伊始，便带给民众全新的印象，本土化的新闻内容，人本化的播报风格；内容上锁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互动性，以拉近新闻媒介与社会大众的距离。随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传播内容的平庸化、娱乐化、琐碎化、同质化等。另外，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是新闻媒介发展的基本规律，电视民生新闻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在获取了第一步的注意力资源，树立了自身的品牌之后，民生新闻面临着内容、风格、模式的调整，特别是传播价值的提升问题。目前的电视民生新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明确地说就是民生新闻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新闻传播业务层面的问题，也是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以及与其他新闻传播模式、其他新闻媒体的竞争博弈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因此，跳出既往研究中仅仅关注电视民生新闻传播理念、方式、竞争策略等内生态问题的范畴，将观察的视角转向外生态，即民生新闻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在媒介内外生态的双重视角中审视电视民生新闻存在的价值，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可以为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媒介发展的内外环境构成新闻媒介特殊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学的层面考察媒介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媒介发展的新视角。邵培仁教授指出：“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做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与西方媒介巨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都具[1]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由此看来，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对电视民生新闻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探讨民生新闻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问题。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本书的研究取向在于以媒介生态学的视野研究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媒介生态学与电视民生新闻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两条主要线索。国外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以及国内对于这一学术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是我们首先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媒介生态学研究概述

1968年，纽约大学的尼尔·M·波兹曼在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正式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使之转变为媒介研究中的学术专有名词。波兹曼还是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他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生态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2]贡献，媒介生态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较之麦克卢汉将传播技术作为影响传媒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波兹曼则更多地把媒介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认为媒介生态学是考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理解、情感与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就媒介促进或妨碍人的生存状态采取对策。因此，他对媒介生态的最直观的阐释便是“媒介作为环境”的判断。尽管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视角，麦克卢汉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外部生态环境的“多伦多学派”和波兹曼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内部生态环境的“纽约学派”仍然属于媒[3]介生态学传统中的文化人类学取向。

另外一种典型的研究取向是符号互动论取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阿什德指出：传播生态（ecology communication）指的是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与可接近性。研究传播生态的挑战在于，发现一种视角，把信息技术、传播形式同传播行为（活动）连接起来。他将传播生态进一步分解成三个维度：“一种信息技术、一个传播范式、一个社会行为”。并相信传播生态能够解[4]释我们的实在环境，即：“社会的和物理的环境”。关于媒介生态的概念，还有以下三种较为具体的定义：一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关于技术与技巧、信息模式及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主导角色的观念，是关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演化论的研究。第二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作为环境的复杂传播系统的研究。第三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与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互动是怎样帮助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的。简言之，就[5]是对作为环境的媒介的研究”。综合来看，第一种意见是将媒介看作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技术进步对于媒介传播方式与自身发展的影响等。而第二、三种意见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将媒介及媒介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化过程及社会活动中的外部环境与决定因素。

相对而言，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尚处于介绍、引进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时期。邵培仁教授较早开始关注并深入探讨了媒介生态学问题，他提出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等等概念为传播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创造了条件。他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即：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认为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传播生态学要求人们确定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6]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而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与阐述媒介生态学的专著是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在书中，作者分别讨论了“大众传播生态学的知识基础”、“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生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生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生态”等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作者在引进并整合北美、港台关于传播生态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媒介组织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几种联系的角度，阐释了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中间层是传播原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活跃于其间的媒介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一部分是媒介人类学、传播与科技、媒介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对象；内层是传播内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个体甚至社会生存的“肌肤”，这一部分涉及道德和审美评价，也是传播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媒介批评学、文化研究的对象；外层是传播外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更广阔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制度安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传播生态是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7]构成、冲突及其与个体、人群、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作者运用演化经济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知识，系统分析了大众传播组织演化、媒介种群竞争、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形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形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形态等问题，对于媒介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相当大的贡献。

在上述两位学者之前，尹鸿教授可以说是最早关注到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也是国内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取向用于电视媒介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和保护一种健康而平衡的媒介环境，[8]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这与国外特别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先驱们以宏观的视角关注媒介生态的研究取向比较相似。2000年，张国良教授在上海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系列实证研究，重点针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行研究，在《新闻记者》2000年7—9期连续发表了“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系列调查报告。其研究视角属于受众与传播效果层面以及媒介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崔保国教授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并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分为两大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及其与人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9]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刘建明教授在研究目前新闻学的前沿问题时讨论到了媒介生态问题。他认为媒介生态是审视媒介发展环境的一种观点，媒介体系与制约其发展的若干因素，构成相互依存与演变的生态系统，同类媒介之间的依存关系称之为媒介内生态，异类媒介间的依存关系称为媒介外生态。内生态层是指同种媒介内部的生态结构，表现为多个媒介的技术构成、管理体制及信息传播活动的能量比[10]例。这种关于媒介内外生态层次的划分主要侧重于考察媒介种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媒介种群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还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媒介内生态的范畴。

单波、王冰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上的《西方[11]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一文，对媒介生态理论的起源、发展、沿革、理论基础、基本框架以及媒介生态理论对于传播研究的参考价值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引进、吸收、推介、评价媒介生态学的学理性概括。还有一些研究则呈现出以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微观视角为主体，以新闻媒介业务活动以及媒介经营管理为研究重点的特征，侧重于对媒介发展生存环境方面的研究。正如崔保国教授所言：中美学者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学者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目前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切[12]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武汉大学“985”创新基地确定以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为研究规划的主题，并于2005年11月成功召开了“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国际学术会议。这是由大陆学术机构首次举办的传媒生态领域的高规格学术会议，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与研究。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媒介生态学在国内尚属新兴的学术领域，国内学者及机构的研究在媒介生态学的建构、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涉及到了媒介生态系统、生态危机、媒介环境、媒介生态现状等方面，但目前的研究思路与学科框架尚局限于理论的消化、阐释与学科体系的建构阶段。重理论分析少实践进程的把握、重定性分析少定量研究、重整体生态的分析少媒介种群间的生态问题探讨。对于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新闻媒介而言，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为大众媒介发展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不同种类媒介之间跨媒介联合与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创新与拓展的思路。如将媒介生态学理论系统引入电视新闻媒介传播活动及机构建设，可以建构起一个“观众——电视媒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联的互动、平衡、协调的媒介系统，为研究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论证。

（二）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中国电视新闻业的真正起步与发展还只有30年的时间，从1978年元旦开播的《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台创办的《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和《早间新闻》，再到1993年《午间新闻》改为《新闻30分》，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属于传统新闻传播理念影响下的传播范式。1993年3月1日，中央台打破每天只有4档新闻的格局，增加到每天12次新闻。随后的5年时间内，几乎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传播观念变迁的编年史，中央台相继开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纯新闻栏目以及《实话实说》等谈话类节目，将观众的视线从传统的电视剧、纪录片、晚会等文化娱乐类节目以及报纸、广播新闻中吸引过来，充分利用电视传播声画兼备的优势，使观众真正领略到新闻的时效性与及时性，以及电视深度报道与现场采访的魅力。1997年中央台对三峡截流和香港回归的大型直播，更是将电视的传播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13]而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直播年”。进入21世纪后，电视新闻改革步入了栏目化、频道化、专业化时代，以2002年电视民生新闻兴起为标志的栏目化改革，以及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为标志的频道化发展，成为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两种强势。电视新闻业的发展为电视新闻改革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国内关于电视新闻改革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陆晔、赵民将我国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发展历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从《电视新闻》到《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阶段（19581978）；从《新闻联播》的创办到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开办（19781987）；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和福建电视台《新闻半小时》栏目的创办（19871992）；大型新闻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与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的创办（1993年现在）。[14]张晓锋将我国电视新闻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电视新闻的发韧（19581977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启动（19781993年3月1日）；电视新闻改革不断深入（1993年3月1日2003年5月1日）；电视新闻传播的新突破（2003年5月1日现在）。2006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电视民生新闻现象——南京电视现象的专著《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序言中，作者陈正荣提出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闻联播”、90年代的“焦点访谈”、2002年以来的“民生新闻”等三次浪潮。即：“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15]的三次浪潮。作者将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以新闻报道体例的方式划分出来，比较清晰地描述了电视新闻栏目演化的基本线索，成为当下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样式。透过这些电视新闻改革历程与电视新闻“体例”的转换更替，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电视新闻传播理念、方式、受众观乃至传播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历史脉络。

（三）电视民生新闻研究概述

电视民生新闻在国内盛行已有六年多的时间，其繁荣之势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有关电视民生新闻的专著尚少，《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是国内较早以某一地域电视民生新闻现象为现实案例研究电视新闻改革与实践的专著。《民生新闻概论》则可以看作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民生新闻的著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民生新闻专辑”汇集了广东乃至全国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成果。较之专著，相关研究论文则呈繁荣之势，论文数量逐年上升，笔者以2002年至2008年6月为检索期间，以“民生新闻”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共检索到研究论文405篇，其中：期刊论文369篇，博硕士论文36篇。各专业期刊中关于民生新闻的专题讨论、个案研究、专栏文章层出不穷。《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率先开始关注电视民生新闻。随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先后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栏目，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栏目，安徽经视“第一时间”栏目，福建电视台“现场”、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湖北经视“经视直播”等栏目，进行个案研究。与此同时，《电视研究》、《中国电视》、《视听界》、《山东视听》、《声屏世界》、《当代传播》、《传媒观察》、《新闻实践》、《新闻与写作》、《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新闻前哨》等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分别进行过专题讨论、个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使得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渐成规模。这些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者——媒介从业人员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创办、发展、繁荣等实践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以及对电视民生新闻存在问题的反思。这些论文从感性层面到理性认知，从传播理念到实践操作，将电视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这一新样式原汁原味地展现给读者。学界的研究则更趋于理性层面，多数研究者以民生新闻的现实文本为研究模板，系统阐释了民生新闻的涵义、特征、时代背景、生存环境、价值理念、传播方式、社会影响及负面效应等，并指出了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综合来看，学界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1.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涵义界定

电视民生新闻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便是本土化与人本色彩，内容上锁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对于这种全新的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学界与业界最初关注的重点就在于“民生新闻”涵义的界定，也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电视节目类型；第二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新闻体裁；与传统的社会新闻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第三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模式或理念，更多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与传播理念。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对于“民生新闻”这样一个新的专有名词不必急于下定义，在民生新闻的概念认识系统内，多元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讨论，客观上必然带来对民生新闻认识的逐渐清[16]晰，甚至最终达成共识。2.电视民生新闻兴盛的时代背景

作为一种全新的电视新闻传播现象，民生新闻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以及一系列亲民、为民政策的出台，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全面解读电视民生新闻的逻辑起点；“三贴近”方针赋予电视民生新闻广阔的发展空间；对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必须放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才能全面理[17]解电视民生新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孟建等对于民生新闻产生的时代背景做出如下比较全面的概括：“传媒体制变迁中，媒体市场意识空前张扬；当前关注民生越来越成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工作重点；向受众回归是中国电视改革十年来的大趋势；电视产业结构调整为省级电视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可拓展空间；新一轮电视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18]视台新的策略选择。”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吕焕斌的观点则代表了业界的看法：电视民生新闻的出现，是社会民主政治进程不断深入的必然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价值观得以平等存在，原本讳言、模糊的“人本”意识开始回归。在市场需求与媒体需求的双重动力推动下，媒体的新闻开始逐渐改变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尊贵[19]状态，转而以日渐平等的视角关注百姓的需求。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受众心理层面及多维视阈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生成土壤、成长动力、心理基础、价值取向，分析了电视民生新闻广受关注的原因。3.电视民生新闻的特征、价值取向与现实意义

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特征、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研究者关注较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1）对电视民生新闻特征的总体归纳。如：题材社会化、视角平民化、受众地域化等。（2）对电视民生新闻价值取向与传播理念的阐释。研究者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价值取向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以民为本、民生内容、平民视角”。（3）对电视民生新闻本土化与区域化发展的阐释。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被看作是中国电视真正拥有自己的“本土化新闻”的开端[20]。其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足国情，顺应主流；本土化，构建“城市认同”；[21]尊重传统，回归民间。（4）对民生新闻的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阐释。研究者从电视民生新闻独特的题材范畴、传播理念和表现形态，独特的叙事方式、受众心理需求乃至其主持人所拥有的平民视角等方面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现实意义，认为其重新确立了电视新闻的主体位置，树立了电视新闻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是对新闻规律本质认识上的回归。学者李幸[22]首先将电视民生新闻称作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其较为激进的言辞曾引发业内的激烈争论。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景志刚则以稍稍平和的语气认为这是三次突围：1993年《东方时空》是第一次突围，但还是一个精英意识笼罩下的整体突围；湖南卫视娱乐化节目的出现是第二次突围，这种潮流是从娱乐的层面对中国电视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的一种“反动”；第三次便是2002年《南京零距[23]离》的开播，“打造中国电视新闻新模式”。4.电视民生新闻的问题及其前景分析

随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研究者将这些问题概括为：节目的平庸化、娱乐化、琐碎化、同质化等，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片面理解“民生新闻”的内涵；新闻报道一味求“软”；低估观众的欣赏品位，热衷于报道“马路新闻”；职能错位，一厢情愿包打天下；把短、平、快当成是[24]“民生新闻”的固定风格；错把“民生”当市民等。

电视民生新闻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的改进与完善，在获取了第一步的注意力资源后，电视民生新闻面临着新闻价值的提升问题。针对党和政府今后一段时期的执政方略和电视民生新闻的未来走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民生新闻的整体转向和价值提升以及民生新闻与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问题，并探讨了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新闻实践的角度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方向，对改进电视民生新闻提出建议：民生新闻不仅要满足观众对本地新闻、身边事、身边人的信息需求，还要对新闻进行解读、分析、延伸等深加工的处理；不能对社会新闻“有闻必录”；要立足于反映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在个别例子中打转；民生新闻要成为社会各阶层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的场所；民生新闻的节目制作者要加强理论学习，不[25]断提升理论水平。还有研究者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民生新闻出现的几种发展趋向：树立公益品牌；政经新闻民生化；打造公共平台；[26]对媒介行业自律与政府规管之间的相互协调进行初步思考。李舒、胡正荣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民生新闻现象之后电视节目的三个发展方向：认清媒介角色定位，能将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相结合并体现出一致性来的电视节目才会获得媒介利益；善于寻求市场的空隙，从媒介功能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可以为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提供公共空间，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沟通，以促进了解、产生好感，开展合作；节目内容要把技术进步提供[27]的可能性条件利用到极限。

总体来说，多数研究者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电视民生新闻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沟通协调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5.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引入美国公共新闻理念对电视民生新闻的未来发展进行构思，认为这是民生新闻发展道路上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也将赋予媒体和观众更加神圣的使命。公共事件的形成、公共话题的产生，培养的不仅仅是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传承感的媒体，也将培养观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有学者提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或许是一条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公共新闻之于民生新闻是一个理念的提升”。为此要做到：新闻选材：折射公共话题，激发公众参与；[28]报道方式：主动介入社会生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民生新闻在报道基本事实的同时，新闻传播者还要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29]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在学界与业界热捧“公共新闻”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怀疑公共新闻的积极作用与生存能力，提出这样的疑问：“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突围之道吗？”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是媒介在较高层次的一种自觉行为，不仅关涉到媒介的自身实力，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因此，公共新[30]闻在中国的兴起尚需时日。”6.媒介经营视角下的电视民生新闻

电视是最具商业潜质的媒体之一，电视业的经营与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许多研究者在关注电视民生新闻的时候，也涉及到了电视民生新闻的栏目经营与品牌运作问题。陆晔等认为：近几年西方电视新闻节目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商业电视逐步影响到公共电视，十分值得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新闻节目的品牌和风格越来越成为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电视新闻在日趋激烈的媒介竞[31]争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变化。这种表现具体体现在：60分钟的长时段新闻直播，蕴涵了新闻栏目经营的新理念，触发了电视人对新闻栏目规模化经营的思考。在新闻传播环境没有得到突破性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对民生新闻栏目的规模化经营，从而闯出一条发展的道路，[32]是一种具有可行性和低风险的明智选择。对于如何打造民生新闻的品牌优势，吕焕斌总结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经营秘诀在于：策划创新，品牌塑造的整合传播策略；提升频道，整合营销的广告策划[33]与经营策略。《都市一时间》近年来几次成功的系列报道与公益活动策划是这一观点的佐证。还有研究者通过考察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5年来的收视率变迁，从塑造栏目品牌形象的角度分析，城市频道5年来的收视率曲线真实地反映了由名牌栏目盘活整个频道的改革历[34]程，由此得出“一个栏目盘活整个频道”的结论。2005年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广告发展论坛于9月1415日在安徽召开，电视媒体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专家围绕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的广告传播价值，如何打造强势品牌栏目，以及今后民生新闻栏目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表示，民生新闻栏目的本土化、平民化、服务性等特点，契合了观众的收视需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也使媒体的影响力日渐高涨，品牌逐渐形成；同时获得了企业的青睐，实现了市场力的回报。打造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夺得先[35]机的又一把利剑。

由于电视民生新闻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实践成果的归纳、提练与总结还没有系统化，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较少。陈正荣的《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概括出中国电视新闻[36]传播模式经历了“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等三次浪潮。三次浪潮折射出三种不同的电视新闻传播理念。“联播体”是以宣传为主体的说教式传播。“焦点体”是以舆论监督、批评报道以及重大时政新闻为主体的新闻信息传播。“晚报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都市报业发展基础之上，在电视新闻改革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电视新闻传播模式，也就是标榜“民生视角、民本取向”的民生新闻。三次浪潮发展演进的轨迹折射出电视新闻自上而下、渐进式的不断回归平民生活的变革路径。朱寿桐主编的《民生新闻概论》（2006年）对于民生新闻的概念、特征，民生新闻的“倾向性”，民生新闻的“中国性”——中国特质，民生新闻的历史性与当代性以及民生新闻的学术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于长洪、白庆祥所著《服务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原本解读》（2006年）则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民生新闻的新的概念：“服务新闻”，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服务新闻的专著。另外，胡智锋、张国涛编著的《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解读》（2006年）中有两个章节谈到了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中央电视台刘东华编著的《当代电视报道理念与技巧》中有一小节谈到了民生新闻的典范《南京零距离》。朱羽君、高传智主编的《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对江苏广电系统几位民生新闻主创人员进行了系列访谈，对其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剖析。以上这些专著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侧重于实务操作层面的提练分析，较少理论上的深入与研究视野的拓展。

综观近年来学界与业界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关注与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大多以对电视民生新闻这一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的实践解析为主，以及对民生新闻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就事论事式的总结与评价，缺少适量的定量研究，从受众层面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很少有研究者做过深入的受众研究，目前尚未看到关于电视民生新闻的大型观众调查与受众研究报告。

第二，研究内容上，近年来主要停留在对定义的界定、特征的归纳、背景的分析、问题的批评以及前景的展望上，缺少学理层面深层次的探究。前期的很大一部分研究论文中，主要讨论的是民生新闻的定义、特征、背景、问题等等，没有向理论研究的纵深迈进。对于电视民生新闻这一全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的讨论，应当可以置于社会转型期新闻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中，在改革开放与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目前的研究对于民生新闻的结构失衡问题、媒介生态问题较少关注。今后对于民生新闻的研究，完全可以也应当引入媒介生态理论及相关观点进行分析。

第三，研究取向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到国内电视民生新闻现象，而没有将视角拓展至国际领域，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中虽然有一些介绍美国“公共新闻”、比较“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的文章，但真正论及美国“民生新闻”的，微乎其微。随着全球媒体交流的日益频繁，在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呈现国际化与地方化并存的时代，考察国外的新闻传播环境，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的传播理念，对本土新闻、民生新闻的运作方式进行探索与改进，是值得国内新闻业界与学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

由此看来，今后一段时间的电视民生新闻研究，至少可以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引入媒介生态理论，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角度考察民生新闻的生存根基与发展前景，探讨民生新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二是从传播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角度对民生新闻的传播效果、观众结构、节目评价等方面进行考量，建构一种科学的节目评估体系；三是进一步探讨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可能性，为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化寻求理论支撑。当然，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是否真正能非常顺畅，现在还很难下结论。这还牵涉到一个媒介功能转变的问题，媒介究竟是新闻报道者还是社会舆论的组织者、评判者。如果是后者，从中国民众的媒介素养与媒介参与意识来看，新闻媒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另外，这种转变至少存有两种隐忧，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虽然风行一时，但已经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是否又会导致电视新闻的去平民化（或者说再精英化），而失去其本身所拥有的“平民”色彩，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四是拓展研究视野，从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中吸取营养，进行中西方比较研究，为民生新闻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论证。研究方法上，应当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融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基本方法，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我们应当看到，电视民生新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占据地方电视新闻的主流，成为融合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市井新闻等多种新闻体裁的新闻模式，并将成为公共话语的表达与沟通平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因为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无论是政府的执政方略，还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创新源泉，还是媒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必然趋势，都表明了一个事实：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有利于电视民生新闻不断改进与完善，也将促使研究者向着更加理性与纵深的层面思考电视新闻的未来走向。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在考察电视民生新闻产生根源、发展进程以及传播方式、传播理念的基础上，探讨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政治环境、受众环境、媒介自身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电视民生新闻这一特定传播现象放在媒介生态的大环境中考量，探究电视民生新闻对社会发展、公众民主意识的推动作用，以及媒介环境、社会体制、公众需求对电视民生新闻完善与发展的反作用。同时，对目前电视民生新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及阶段性的转向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前景与未来趋势做出一定的预测与判断。鉴于国内关于电视民生新闻的定义没有明确、权威的界定，我们可以在以下框架下审视电视民生新闻这一概念：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理念和传播模式；其次，从所报道的内容来看，电视民生新闻包含了时政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等诸多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新闻报道体裁，而不单属某一类，但也并非无所不包；第三，在媒介经营与媒介市场竞争层面的讨论，可以将电视民生新闻看作一种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从而对同类节目进行总结与评价。

基于以上三种角度的考察，本书的研究取向在于，依托媒介生态学理论中关于内外生态环境的划分，从传播内生态和传播外生态两个层面展开，形成两条主要的研究线索：第一条线索即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内生态，主要是指电视新闻改革所带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调整、变化，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生存、发展策略，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内在结构问题，如同质化、平庸化、娱乐化等等。第二条线索即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外生态，主要是指电视民生新闻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着重进行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分析；明确一种关系：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揭示一个问题：电视民生新闻的生态问题。有学者指出：“传播活动不仅受限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环境变量，而且自身相对于个人及广泛的信息接受者来说，也构成了一个复合性的‘拟态环境’。它包融了各种生态要素间复杂的[37]相互作用。”电视民生新闻的产生、发展、变革是大众媒介外部生态环境以及媒介内部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传播活动的全面考察，必须融合多领域、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将民生新闻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在对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宏观观照的同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电视民生新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新闻传播媒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与近年来媒介环境变迁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与民众民主意识的提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的培育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电视民生新闻又是新闻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新闻传播理念的重大变革，是新闻媒介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与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其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彰显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培育一种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电视民生新闻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市场竞争与媒介传播伦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一些有碍自身发展的不良倾向，对于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些阻力。这种阻力必须通过不断提升电视民生新闻的内容品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更加理性的参与以及更加专业化、细分化的受众市场定位等等措施加以化解。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媒介生态学是关于媒介内外生态环境与媒介自身发展进程之间关系的科学，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应当放在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因此，本书拟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采用定性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理论及关系进行描述、阐释、比较、论证。在充分了解国内外与民生新闻相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大众的生存环境、媒介素养、民主意识，以及新闻改革过程中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诠释电视民生新闻产生、发展、盛行的原因，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探讨民生新闻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寻求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更加和谐、协调发展的方式与策略。在实证研究环节，采用文献资料调查、个案研究、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中西方比较等方法，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制作理念、创新历程、运行轨迹、发展态势以及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电视民生新闻的外生态问题，即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社会生态。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电视民生新闻的内生态问题，即电视民生新闻自身发展进程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策略。第三部分对目前国内民生新闻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的前提下，结合数字新媒体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影响，探讨电视民生新闻在多媒体融合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明确电视民生新闻的目标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走向。[1]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2] 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3]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4] 〔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8页。[5]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6]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冬。[7]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4页。[8] 尹鸿：《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电视研究》1996年第5期。[9]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10] 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11]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12]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下）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13] 张晓锋：《解构电视——电视传播学新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14] 陆晔、赵民：《当代广播电视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15] 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16]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17] 时统宇：《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民生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期。[18] 孟建、刘华宾：《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19] 吕焕斌：《民生视角本色表达人文关怀整合营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20] 胡智锋、刘春：《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21] 谭云明、易前良：《民生新闻：中国电视节目的本土化追求》，《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22] 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年第1期。[23] 朱羽君、高传志：《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24] 王猛：《避免电视“民生新闻”误区》，《新闻前哨》2005年第11期。[25] 曾凡斌：《民生新闻的定位与改进》，《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26] 朱羽君、谢勤亮：《转型与提升：南京电视新闻现象再考察》，《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27]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28] 朱菁、江黎黎：《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电视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探讨》，《新闻实践》2005年第2期。[29] 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11.4。[30] 武俊：《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突围之道吗？》《青年记者》2006年第6期。[31] 陆晔、陈立斌、李蕾：《全球化风格、地方化视角：多频道时代地方电视新闻的竞争策略》，《新闻记者》2004年第8期。[32] 黄耀华：《解读民生新闻直播栏目》，《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33] 吕焕斌：《民生视角本色表达人文关怀整合营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34] 张炀：《一个栏目盘活整个频道》，《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35] 李惠娜：《塑造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创造广告无限价值》，《市场观察·广告主》2005年第10期。[36] 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37]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第二章 电视民生新闻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生活为宗旨的电视民生新闻逐渐占据了城市新闻的主导地位。电视民生新闻以独特的传播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内容生产、播报方式、服务性、话语平台及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大胆尝试，为现阶段我国电视新闻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发展思路。回顾六年多来的发展历程，电视民生新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收视率与广告额的攀升，还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思考，让我们无法回避地想要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轨迹、本质特征及其给中国电视新闻业带来的变革与冲击。

第一节 电视民生新闻界说

一、电视民生新闻的涵义

电视民生新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要全面理解电视民生新闻的涵义，必须首先从民生及民生问题谈起。所谓民生，是指平民大众的生计，关注民生就是关注人民的生计、生活。来自于《辞源》的解释认为：民生是指平民的生计，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屈原《离骚》亦有“长太息以掩涕兮，[1]哀民生之多艰”，这里的民生，也是指民众的生活。民生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历来受到思想家、政治家的广泛关注。而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对“民生”进行具体阐述，他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并进而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学术语。在他看来，“民生”不仅仅指“基本的谋生手段”和生活资料，还牵涉到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各类问题。他分析当时社会的一系列“民生问题”，如工人生存危机，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不公正，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方略，以保障民众的生计，维护社会公正。他将“民生”问题提到与“民族”、“民权”相同的高度，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与策略。他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四万万人民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

[2]吃”。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时代，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关注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与生存问题，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为我们思考“民生”及“民生问题”的当代表征提供了思路。

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民生问题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动荡的直接源头。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民生问题依然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国家的未来。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各类矛盾并存的时期，民生方面积聚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科学和务实地解决民生问题，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群众安全调查主要数据显示：教育、住房、征地搬迁、环保、社会治安五大问题成为关系居民安身立命的新的民生问题。2006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显示：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新的三大民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认为，现在面临的民生问题，实际上比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民生问题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复杂，[3]一切任重道远。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指出：从社会内部看，2006年需要着手解决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继续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是继续扩大就业；第三是社会保障问题；[4]第四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与专家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地共同指向中国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民生。民生问题已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007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以及代表们最为关注的依然是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到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再到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逐渐成为执政党关心的首要问题。有研究者指出，邓小平理论有一个极具生命力的伦理价值内核贯穿始终，即：“关注民生”，对其后党的理论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一直延伸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在的“以人[5]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构建。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中，都将民生问题摆在了首位。2005年12月初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2006年经济工作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列入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首次将“统筹兼顾、关注民生”作为新一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的四大原则之一，并且将关注民生最基本的方向和目标确定为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中，解决百姓的当前困难，是关注民生的微观层面，持续改善和提升百姓的长远福祉，让百姓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关注民生的宏观层面。无论是微观层面问题的解决还是宏观层面生活环境的改善，关注民生都应该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为工作指针[6]和评价指标。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列出了一项项“民生指标”：“饮水：让1亿农民喝上干净水”；“交通：百姓出行更便捷”；“环境：天蓝、水清、空气新”；“读书：没钱的孩子也能上学”；“就业：9000万百姓受惠”；“收入：中低收入者得益”；“医疗：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安全：不能再用‘带血的煤’”……这些指标都是约束性的，是政府对人民作[7]出的承诺。在各级政府机构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施政目标的政治气氛中，社会舆论特别是新闻舆论的价值取向必然与“民生”及“民生问题”紧密相联。2.电视民生新闻

电视民生新闻的发端，最早可以追索到1993年《东方时空》的开播，其《生活空间》子栏目提出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这一节目中包含的平民意识和反映真情实感的基本内涵无疑具有关注民生的价值取向。而以电视传播的方式大面积、大规模实践民生新闻则是2002年前后的事。2002年1月1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开播一档地方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随后，全国各省市雨后春笋般兴办了许多与此相似的电视新闻节目，标志着电视民生新闻真正开始兴起，形成了一场被称之为“从地方开始，在两年之内波及[8]全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业界的实践马上引发了国内电视新闻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而最初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义民生新闻上。对于这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研究者一时难以准确地用一个概念涵盖其全部的内涵，争论在所难免，这可以从学界与业界人士发表于各类新闻传播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中得到验证。综合来看，研究者对于电视民生新闻概念及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如：“民生新[9]闻是题材分类意义上一个新的电视节目类型，属电视新闻大类。”“民生新闻是指以广义的社会新闻为自身定位，从群众日常生活中采[10]制而来，内容上关注普通百姓生存状态与心灵空间的节目类型。”“‘民生新闻’是带有地方化、百姓化特色，以广大群众关心的社会问[11]题、热点事件、生活资讯等为报道主体的直播式新闻节目”。

第二种看法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闻体裁，与传统的社会新闻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时任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的景志刚认[12]为：“民生新闻简单地说就是反映民众生活的新闻。”复旦大学孟建教授等人认为：“民生新闻是以城市居民为传播对象，以频道主要覆盖城市为报道范围，以市民日常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为主要题材的一种电视新闻体裁，从本质上仍属于社会新闻的范[13]畴。”也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就是对最新的有关人民大众生计来源、生活质量、生存状态、生命安全及其相关心态的事实的报道。”[14]而对于电视民生新闻是否等同于社会新闻，有研究者认为从内容上看，其涉及的范畴与社会新闻大致相当。但实际上又包括了各种类别不同的新闻，即社会新闻、生活资讯、热线投诉，对个别栏目来说，还包括一些市政新闻。电视民生新闻最初实际上是由社会新闻、生活[15]资讯、热线投诉三部分组成。电视民生新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新闻，就其内容而言，除了日常社会新闻外，还有与百姓直接相关的政策资讯，有涉及消费、经济的选题，这些与时政、经济新闻都有

[16]交叉。

第三种看法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模式或理念。一些研究者坚持电视民生新闻更多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与传播理念。陆晔教授认为：“民生新闻不仅仅概括了媒介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标准，还体现着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出发点，更蕴涵了媒介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其中媒介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是民生新闻的核心，因为报道者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直接决定着他们将采取什么立场、选择什么事件以及运用何种形[17]式进行报道。”还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点，以平民视角和人文叙事手法关注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生命、生存、生活、[18]生计等内容的一种电视新闻表现形式。”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吕焕斌认为：民生新闻就是新闻媒体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从最广大普通百姓的需求出发，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播报、评说百姓关心的人[19]和事，在反映百姓欲望、情感、意志的同时，积极为百姓排忧解难。《南京零距离》总制片人李响认为：“民生新闻更多的不是一种新的节目形态，而是一种理念，一种观照新闻的角度和在选材上对传统新[20]闻价值观的突破”。这些说法表明，真正的民生新闻不在于报道了什么体裁的新闻，而在于民生新闻传播者独特的视角与传播新闻的态度。

上面所列几类定义，很难相互包容，也的确不能全面涵盖电视民生新闻的涵义，这给学界与业界讨论电视民生新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难以形成一个权威的概念。有学者认为，造成电视民生新闻理解的困难在于：“民生新闻与新闻学领域里传统的按照单一标准划分子[21]样式不同，是多个标准共同生效的划分结果”。还有研究者干脆给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界定：“从广义上说，所有新闻都是为了民众和[22]民众关心的，因此，应该都是民生新闻”。也就是说，无论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法治新闻，还是财经新闻、娱乐新闻、科教新闻，只要它是为了民众和民众关心的，并且反映民众的生活，就都可以被称作“民生新闻”。从这个层面上讲，当下在各区域性电视媒体中所流行的“民生新闻”，应该属于“狭义”的民生新闻。但是，解构“广义民生新闻”的说法可以发现，这不是对于一个概念的真正诠释，而是对于一系列新闻体裁大而全式的归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生新闻的独有品质。似乎是为了寻找一种折衷的方案。李幸教授试图依据民生新闻的传播内容、性质及受众主体将其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民生新闻，中间层次是市民新闻，低级层次或者是基础层次是市[23]井新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目前的社会新闻正处于从市井新闻到市民新闻的过渡和交融阶段，并终将向更高层次的民生新闻发展[24]。这给我们全面理解电视民生新闻提供了一种历时性的视角。董天策教授则引入科学社会学的“范式”概念及其理论模式，对民生新闻现象进行解析，将民生新闻初步确定为“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认为“民生新闻”的实践及其概念化，本质上是对我国当前一种新型的新闻传播范式的理论概括，为此，民生新闻的英文表述应该是[25]“journalism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这种观点对我们全面、准确理解电视民生新闻的真正涵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journalism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简单来讲是指“为了民众生计的新闻”，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动机与目的性指向，也就是说电视民生新闻既不是一种体裁，也不是一种节目形态，而是一种从业者的内在职业意识与目标意义，属于新闻传播理念与范式范畴的问题，只有通过民生新闻的独特传播方式才能体现。还有学者指出：“民生新闻为什么会跟市民新闻、市井新闻混为一谈？因为我们仅仅把新闻确定在它的取材上，[26]而没有考虑媒介的加工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民生新闻应该涵盖新闻运作方式中“民生精神”与“民生情怀”等成分，由于它的“民生”品质使新闻本位得以回归，也使新闻媒介所应恪守的社会责任，所追求的职业理想成为行动中坚守的一种目标。

基于以上认识，再回到上面提到的关于三类定义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前两类定义的局限。对于第一类定义中电视民生新闻所包含的节目类型或形态并不具有独特性，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电视新闻有图像新闻、口播新闻、字幕新闻、图片新闻和动画新闻等等类别，以及消息、评论、深度报道、杂志类节目、谈话类节目、资讯类节目和直播类节目等节目形态。这些节目类型或形态显然在电视民生新闻中都时有体现，而又非民生新闻所独有。对于第二类定义，尽管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与传统新闻体裁分类中的社会新闻十分相近，但民生新闻所关注的内容并非仅此而已，它所报道的内容往往还涉及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突发新闻等等。社会新闻则是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风气，以及风俗民情，自然界和社会上奇特现象的新闻。民生新闻并不像社会新闻那样着重于在新闻报道内容上与其他电视新闻类别加以区分，而是以新闻报道方式、价值取向及传播理念为特色。因此，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体裁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实质上是将民生新闻看作一种与“国计”相对立的新闻体裁，而忽略了民生新闻作为一种传播理念的价值内核。

由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目标受众定位在平民百姓，叙事手法离不开“平民化”、“市民化”的范畴，新闻报道方式与报道内容的选择就必然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从新闻职业化的角度来看，传播者所持的态度、立场及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遵循的职业准则与社会责任意识，是影响新闻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关键因素。电视民生新闻滥觞于传播者传播理念的更新与变革，是基于传播生态变迁的一种价值观照，而电视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以传播者为先导的，这是本书讨论的逻辑起点。由此，我们不妨将电视民生新闻看作是政治民主化、媒介市场化、传播平民化的生态环境下媒介功能与受众定位发生重大转变的产物，是地方电视媒介为应对市场竞争、服务受众而首创的一种新闻运作模式，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以平民化为先导，以记录百姓生活状态、生存问题、现实需求、情感困惑为主体内容，以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准则的新闻传播模式与传播理念。

二、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方式与特征

电视民生新闻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传播方式与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存在着巨大反差。有研究者指出：电视民生新闻的理论蕴涵是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一种现代转换，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一些[27]突出的特点，如题材社会化、视角平民化、受众地域化等。在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指引下，其传播方式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新闻选材上的本土化、平民化，主要围绕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关注的范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给予平民百姓以充足的版面与表现空间；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其立场和观点主要是替百姓代言，为百姓说话；报道方式上的大众话语等等。电视民生新闻还在新闻传播的接近性、口语化、趣味性、人情味等诸多方面对传统新闻传播方式进行了突破。可以说，所有有关新闻价值判断的必备要素在电视民生新闻中几乎都能找到。

首先，就新闻报道题材而言，电视民生新闻与传统电视新闻不同的是，从专注于记录国家大事和政府行为转向深入挖掘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录百姓的生存状态、情感困惑、现实矛盾等等以往被媒介忽略的领域。电视民生新闻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新闻，以原生态观念，还原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新闻事件的现场就是观众日常生活、工作的现实场景。即使在报道时政新闻时也始终从个体反映整体，将政府决策与行政行为用社会个体的感受表现出来，从而发掘出政府决策与执政活动中最让百姓关心的信息，让时政新闻更贴近平民生活。

其次，电视民生新闻在新闻采编播业务上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在时段长度、节目编排、技术运用、播报风格等方面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大时段的传播策略，60分钟节目时长使信息量大增；新闻信息“间隔式”、“散点化”的编排处理，故事化的播报方式，植入式的互动参与环节，加上主持人口语化、生活化、清新朴实的“说”新闻的风格，使观众在相对较长时间内保持持续收视的兴趣；完全直播模式下的SNG现场连线、DV拍摄、随时插播、热线参与等新传播技术在采访、播出、互动环节上的大胆运用，保证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延续性、过程性，传播形式上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都保持亲密接触；声像画面以现场原始音像素材为主，同期声与现场声相配合，视听双通道提升信息量和传播质量，使屏幕吸引力大增。这些独特的传播方式使民生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充分彰显电视传播的优势。

第三，电视民生新闻跳出了旧有的电视新闻框架模式，将报道视角下移，将镜头对准老百姓，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注重信息传播与受众需求之间的直接对接，突出新闻信息对受众日常生活的解惑、指导与服务功能。主要表现为反映百姓生活，站在市民立场上说话，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平等交流的话语空间，百姓的话语权得到极大的尊重和维护。内容上提供大量服务百姓的资讯，形式上更加注重将话语权交给广大观众。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对象是媒体可以覆盖的本地居民，传播内容是与老百姓日常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这一切都与以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为主的联播类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电视民生新闻从节目内容到形式上都反映出浓郁的本土化特色，反映的是典型的地方新闻，其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胡智锋教授将民生新闻的兴起看作是中国电视[28]真正拥有自己的“本土化新闻”的开端。本土化与接近性是地方电视新闻成功的法宝，这一点早就被西方电视新闻媒体所证实。地方新闻在美国电视新闻中的地位非常突出，CBS的新闻节目标志口号就是“where local news comes first”，即地方新闻优先，宣称自己是地方[29]新闻第一播报电视台。电视民生新闻以富于亲和力的方式强化本地民众对其所在社区、城市、区域的认同感，这种本土化色彩很显然是其他新闻节目无法比拟的。本土化与接近性是新闻媒介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环境监测，因而给电视民生新闻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受众群体，对于老百姓而言，这种环境监测的意义与作用明显要比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带给他们的实在得多。

除了以上所归纳的内容与表达上的特殊性之外，电视民生新闻更在宗旨和终极目标上有特殊的定位，反映在传播行为上就是关注民生疾苦，弘扬人文精神，强调社会责任。有学者认为电视民生新闻寻求[30]的是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主流观念与观众收视率之间的平衡点。这样的平衡点很好地反映出电视民生新闻在传播方式上的独特性。

三、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传播理念是新闻媒介从业人员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遵循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是指导他们行动的立场、观念与方式。电视民生新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平民化的传播理念，将话语权交给平民百姓。李良荣教授认为《1860新闻眼》生动地体现出新闻专业理念、新闻专业[31]精神，那就是对公众负责，为公众服务。《南京零距离》创办之初提出“打造中国电视新闻新模式”的口号，体现出一种全新的电视传播理念。景志刚指出：“平民是我们始终关注的对象，民生是我们不[32]遗余力表现的内容。”这种平民化的传播理念表现在电视民生新闻传播活动中，就是“民生视角、民生态度和民生情怀”，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口号进行分析。《南京零距离》的“我们就在你身边，我们与南京没有距离”、“关心群众利益，服务百姓生活”；《直播南京》的“替政府分忧，为人民服务”；北京电视台《第七日》的“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东方卫视《直播上海》的“以平民的视角选取题材，以平民的审美趣味观察生活、取舍镜头，并用平民化的表现方式进行报道”；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民生视角、本色表达”、“用激情发现生活、用心力感受冷暖、用良知检讨社会”；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的“为劳苦大众服务”；河南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民生大参考》的“百姓无小事，民生大参考”，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场》的“情系民生，服务大众”；成都电视台公共频道《成都全接触》的“和你在一起”；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民生直通车》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苏州电视台《社会传真》的“关注民生、民情、民意，聚焦热点、重点、难点”；广西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新闻在线》的“新闻在线，爱心无限”；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的“民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的“新闻日日睇，日日倾下偈”；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的“每天直播新鲜生活”等。在上述各式各样大同小异的栏目口号中，出现最多、最能代表这些栏目特色和追求的无非是“平民”、“百姓”，构成了中国电视新闻特有的“民生”集群。由此，我们可以将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归纳为：以民为本、民生视角、受众本位、平民化、服务民众等。其中“以民为本”是民生新闻的根本价值取向。“以民为本”一方面是对时代政治话语的敏锐感应，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传统思想的根基而积淀为一种社会群体心态，很容易引起民众话语的认同，这也是电视民生新闻成功的根源所在。

在“以民为本”和平民化的传播理念指引下，电视民生新闻满足了受众的求近、求快、求新和参与的心理。其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被认为是将10年前央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真诚面对观众”[33]的口号落到了实处。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是对“新闻本位、受众本位”意识的再确立，其对“人本”意识的倡导与新闻价值规律的回归，在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叶子总结《南京零距离》成功的独特意义在于：重新确立了电视新闻的主体位置，扭转了电视新闻只能有社会效益而不能有经济效益的传统观念；传播方式上真正实现了在电视大众传播媒介中引入人际传播的优[34]势，架构起平等交流与信息互动的传播平台。景志刚认为：“民生新闻的巨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我们这个平民时代新闻必须具有的精[35]神品质：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南京零距离》对传统新闻理念的改变，首先是带来了一种心态，一个从业者全新的姿态：[36]从精英姿态变成平民姿态。有资料显示，在南京和成都地区几档具有代表性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中，市民的出镜率都超过了50%，有的[37]甚至达到了80%以上。这是新闻传播媒介由精英化向平民化转变的标志，平民化意味着将平民（也称老百姓）的立场、价值观和需求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就是尽力将每个人身上的“老百姓角色”部分取出来，平等视之，其本质上是社会平等化。具体表现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公共道德观念的增强，等级观念的淡化，人与人之间的[38]关系趋于平等，舆论环境的宽松。这种转变无论是对于电视新闻界而言还是对于民众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言，都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它是电视人在现有电视体制下追求自身理想的一次策略性突围，是电视人最大限度利用政策资源、市场资源以规避体制风险的一次有益尝试。电视民生新闻平民化的视角使记者的采访报道触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最低层的受众，并通过各种互动环节在媒介、政府与民众之间构建了一个民主的舆论场域，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使那些平时在公共事务中沉默的弱势群体亦或草根阶层重新获得了话语权，成为公共决策与信息传播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

第二节 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

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中，用“民生”、“平民化”等词语来指称以民众立场反映民众生活和民生疾苦的新闻传播活动，代表了“电视民生新闻”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对于平民化、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观念，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大众化报纸时代。当报业从充当政党宣传、党派论争的角色中退隐而成为商业盈利的工具时，关注民众日常生活，报道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就成了报纸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大众民主、市场观念及城市社会的发展造就了“民主的市场社会”，为了适应这样一种社会的需求，便士报便应运而生。1832年，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发掘了大批被统称为“平民”的读者，随后的10年内，为平民百姓出版的报刊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39]尊敬的报刊，它们为公众提供重要的信息，并起着领航的作用。

不仅如此，大众化报刊活动还具有开启民众社会化、知识化进程的功能。19世纪30年代，本杰明·戴的《纽约太阳报》作为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开端，其读者起初主要是为了阅读它所登载的警事报道才购买报纸的。然而，数年之后，这些读者中的许多人变得成熟了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在与《太阳报》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便士报提供了更多营养丰富的食粮。《太阳报》和《先驱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提供给读者更多有实质性内容的新闻报道以适应读者日[40]益提高的阅读水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大众化报纸生存与兴盛的根基。虽然西方大众化报刊活动也带来了商业化与黄色新闻的泛滥，对新闻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贴近民众的传播方式，平民化、大众化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成为近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一。而在我国，新闻业的大众化，或者说大众化的报刊活动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新闻观念被大量引介到中国而渐渐兴起，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有邹韬奋、成舍我等。

邹韬奋的《生活》系列报刊活动，首倡“面向民众办刊”思想，提出“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容纳民众之意见，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之贡献”，并对“民众”作了明晰的界定，表明毫不动摇的真实的民众取向。其大众化的新闻观念，表现出一系列独特性：贴近大众的实际生活、强调传播的通俗化、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与大众平等[41]相处等，体现出一种真切的“民生关怀”。

这一时期报纸大众化方面的杰出代表还有成舍我。他在1935年创办《立报》时，正式提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要使报纸立于民众之中，加强与普通老百姓的联系，而不是走向精英化、政党化的办报道路。他认为，报纸既要报道重要的事件，作民众的耳目，又要作民众的喉舌，对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作表态性评论，说他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唤起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而把国家观念打入大多数国民心[42]中，以达到“唤起民众”的目的。邹韬奋、成舍我等杰出报人的大众化报刊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的年代起到了唤起民众、关爱百姓、启迪思想、传播进步言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民生新闻的诞生与西方报业大众化进程如出一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新闻媒介的数量与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媒体众多、内容极其丰富的现实环境中，受众渐渐成为媒介活动的中心，掌握了新闻内容的选择权与决定权。加之民众接触大众媒介的机率日益增加，新闻的大众化渐渐成为新闻媒介的主流传播模式。大众化的传播模式主要表现在“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以及接近性、趣味性、知识性、社会性等方面的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与民生相关的新闻报道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内容。我国当代民生新闻的孕育和生成是以报纸为先导的，早期的党报以及后来的晚报、都市报大都辟有关于民生的新闻版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晚报和90年代中期勃兴的都市报，可以说是民生新闻的最早策源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城市晚报蓬勃兴起，成为中国新闻观念变革的先行者。与当时的党报相比，晚报的主体受众瞄准城市居民，在贴近性、可读性方面体现出大众化报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晚报对“民生”、“民情”、“民意”的特别关注，形成了自身的传播优势，吸引了大批的读者，为民生新闻的孕育与成长提供了土壤。后来的都市报，更是将晚报的这种民生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一批中央级党报和地方党报的民生新闻可以说是关注“大民生”的典范，如《中国青年报》以及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都是以关注民生和舆论监督而著称的。即便如此，当时的电视媒介也并非与民生新闻完全绝缘。早在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新闻评论性的专栏节目《观察与思考》，注意思想性、政策性和时新性，采用评论员形式与观众交流，很快就获得国人喜爱。首次播出的题目就是《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具有关心民生疾苦和监督社会的作用[43]。这与当今电视民生新闻的主打内容如出一辙。而最早明确提出“民生新闻”口号，宣称“以民生新闻为特色”的报纸当属创办于2001年的深圳《晶报》。报纸“民生新闻”虽然启步较早，但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新闻样式和比较清晰的市场定位。从“民生新闻”发展的规模化与受众的特定性而言，真正使“民生新闻”浮出水面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无疑是电视民生新闻。（二）我国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实践

我国电视新闻改革大体上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替突破中以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总体来说，电视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归纳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增长、受众本位与新闻本位的回归及平民化理念的践行、电视新闻传播频道化与质量型增长等三个阶段。

1.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增长（1978～1993年）

这一阶段主要以各类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办与数量型扩张为特征。1978年元旦，《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开播，标志着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初步形成。同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CCTV）。由于电视在当时还不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为扩大电视在受众中的影响力，电视新闻的改革首先表现在[44]增加新闻节目时间、扩大新闻节目在整个电视节目中的比重上。1984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原有《新闻联播》和《专题报道》的基础上，增设《午间新闻》，1985年3月，又开办《晚间新闻》，填补了午间和晚间电视新闻的空白。后来又陆续开办了《经济新闻》和《英语新闻》等新闻类节目。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出现了电视新闻专栏节目。1986年10月，杭州电视台开办早间新闻专栏节目《早晨好》。1987年1月1日，广东电视台开办杂志型早间新闻栏目《早晨》。到1988年，央视第一、二套节目中每天首播及重播的新闻节目已增至10次。同时，新闻媒体开始重视受众研究、受众调查和传播效果研究。始于1987年，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起步的，观众调查为电视台调整节目布局、提高节目质量、改进传播方式，以期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1983至1992年的10年间，电视新闻有了较为突出的进步，中央电视台日播新闻节目由4次增加到11次，新闻节目在电视整体节目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高。1988年的一次全国听众调查显示：电视新闻超过广播、报纸新闻，跃居三大媒介之首，成为新闻传播的主导。

2.受众本位与新闻本位的回归及平民化理念的践行（1993～2003年）

这一阶段以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新闻评论类节目、专题类节目、直播类节目等节目类型的创办以及新闻传播理念的革新为主要特点。自传播学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国内关于传播学的学习、引鉴与研究，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观念，最为典型的变化在于开始由传统的“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到90年代初，电视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也从单一的宣传功能分化为宣传、告知、监督和沟通等等。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一个全新的栏目——《东方时空》，时长45分钟，是一个板块化、杂志型栏目，由《生活空间》、《东方之子》、《焦点时刻》和《金曲榜》组成。它一经问世，就以其独特的栏目定位，贴近百姓的朴实作风，清新明快的格调，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被誉为电视新闻媒介“新闻本位”的回归。正如第一任制片人孙玉胜所言：《东方时空》的探索，是从非常具体的地方——语言特点开始的，就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45]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建立起一种平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重在推动消息类节目的数量扩张，90年代则是重在新闻性栏目的创办及栏目结构的优化上。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开办一个以深度报道、舆论监督为主的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随后，中央台又分别开办了《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在后来影响很大的一批栏目。这些栏目的开办，带动了国内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创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新闻越来越多。

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电视新闻改革不仅仅在栏目创办、播出时间以及播出技术层面展开，关键的改革还在于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电视新闻传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些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最显著的特征[46]之一就是平民化。平民化理念的践行，使平民百姓成为新闻媒介报道的主角，集中地体现在媒介视点由单一的“意识形态”话题向日常生活的“市民社会”的转向，并由此使新闻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在报道思路、新的栏目或节目的创意设计与风格定位上凸显出一种“平民化趋势”。电视新闻报道向世俗生活靠拢的趋势，顺应了老百姓渴望获得更加贴近自己日常生活、更加符合自己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的高质量视听信息的愿望，顺应了市民阶层对媒介亲和力的普遍要求，这是对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统领下媒[47]介“权力话语”的深刻变革。自1993年《东方时空》开创了平民化新闻节目的先河以来，渐渐形成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平民化风潮。全国各地平民化新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平民化理念也走过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所谓平民化的新闻报道，就是传播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平民生活方式的展现，对平民立场的认同。据喻国明教授2000年对北京市电视观众收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新闻类节目吸引观众非常重要的五个方面依次为：内容实用、贴近生活，能反映群众呼声和意见，内容重要、接触现实，报道及时、时效性强，播出时间方便收看。从电视新闻类节目的题材定位上看，观众对于电视新闻批评揭露性报道、热点话题[48]报道、社会现象的背景分析期待值较高。这一点在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中再次得到证实，在观众认为目前影响和困扰电视界并亟需加以解决的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都是关于电视新闻的问题。77.3%的观众认为电视新闻对普通百姓报道不够，应当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人认为电视对各种丑恶现象的批评、监[49]督力度不够，希望加强批评、监督的力度。传播生态环境的改变是电视新闻改革不断推进平民化策略的直接动因，也直接导致了2002年以来另一股平民化风潮的盛行——电视民生新闻。

3.电视新闻传播频道化与栏目调整（2003年以来）

频道化或者说频道专业化是中国电视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媒介产业化、市场化竞争的结果。电视新闻频道化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严格来说，这一阶段的起步时间应该可以前推至1999年前后。从1998年底开始，中央电视台便大力推进以“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表明电视媒体在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后的结构调整与品质提升。2000年前后，以央视新闻评论中心一系列杂志性、专题性新闻栏目为主打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似乎已落入盛极必衰的电视节目俗套，《东方时空》等新闻节目越来越呈现出栏目定位过于高知，节目内容过于高调，观众群体过于高端等三高现象，栏目影响力日减，观众群体流失严重，这一点从《东方时空》先后几次改版都难如人意就可窥见一斑。2000年《东方时空》进行了幅度最大的一次改版，时长从40分钟扩为150分钟，结果观众并不买帐，意见源源不断。2001年10月，《东方时空》再次改版，退回到创办时的小时段。将新闻及资讯节目分离出去，在保留原有的《东方之子》、《百姓故事》、《世界》、《纪事》各子栏目的基础上，推出新的子栏目《时空连线》。新版《东方时空》时长50[50]分钟，只比原始版增加了5分钟。同一时期，地方电视台在模仿中央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追踪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后，也渐渐步入此类栏目的冬天。这与以湖南娱乐旋风为代表的电视娱乐时代的来临形成了对比。正如学者叶子所言：“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一举成名后，电视荧屏上一时成了娱乐节目的天下，电视新闻节目却日益暗淡，新闻的各样栏目逐渐老化，格式化。新闻节目中的主体——综合消息类新闻栏目，特别是作为最有影响的、具有重要地位的联播类的新闻传播方式更显老化，长期以来围着领导转，跟着会议走，与老百姓的需[51]求相去甚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频道专业化改革在央视新闻类节目方面难有大的突破，反而被地方台抢先践行这一改革思路。1999年5月，福建电视台率先推出24小时全天候新闻频道，以“新闻创造价值，新锐引领主流”为口号，以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专业性新闻频道”为目标，定位于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观众提供最新最快新闻的大众化专业频道。但是，毕竟是地方台，从新闻信息的来源，节目内容的填充，重大事件的反应能力等方面都难以产生较大的影响。电视新闻改革走到这里，从中央台到地方台似乎都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央视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上的反应迟钝与凤凰卫视的快捷、迅速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广为学界与业界逅病。地方台则在与央视的新闻竞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利益结构的调整，人们对于外界信息的渴望愈来愈强烈。一方面是电视新闻节目定位的迷失，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渴求。由北京广播学院和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在2003年上半年合作完成的“IMI21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结果显示：观众最喜欢的节目类型依次是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受众使用各类媒介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新闻信息，四大媒介[52]之间竞争的主要领域在于新闻信息的提供方面。（见表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电视民生新闻横空出世，央视新闻频道随即在第二年开播。胡智锋教授这样总结2003年中国电视发生的变化：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所有电视媒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新闻”对其的重要性。中央台在直播报道、拓宽话语权、开播新闻频道等方面形成了做大做强的架势，而[53]地方台则更多地尝试本土化新闻、社会新闻的路子。”李幸教授更明确地指出：观察中国电视十年来的三次革命，有一个趋势、一个走向、一个目标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从上往下走，走到老百姓中间去，[54]走向老百姓喜欢的状态。这种老百姓喜欢的状态主要就是指民生新闻的传播方式。由此，电视新闻改革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新闻传播为主导，带动电视传播活动新一轮的内容竞争，而电视新闻在这种竞争中明显已经摆脱传统的弱势地位，成为电视传播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三）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的时代背景

以关注平民百姓为主导的电视民生新闻在经历了20多年的新闻改革才从地方台中脱颖而出，包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加快，社会转型与受众心理需求培育出民生新闻这样的新闻传播理念，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直接得益于政治民主化、媒介市场化、传播平民化等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是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上分析，电视民生新闻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新闻的内涵、形态亦在经历嬗变。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的张扬、追求个体利益的名正言顺，使得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趋于多元化、个性化与贴近化，新闻正在从国内外重大事件性消息转向本乡本土的所见所闻，人们更多地开始关注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从严肃的时事政治转向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社会生活。据央视—索福瑞（CSM）调查显示：在上海、广州等主要地区，在其播放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收视率排在前九位的节目大部分是本地区的新闻栏目。随着各地电视频道对新闻节目的需求越来越大，观众对于新闻节目的深度与广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贴近百姓生活的社会新闻，人们渴望从多个侧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

[55]了解。就连国外的有关民意测验也表明：新闻报道的方式起了很大[56]的变化，但总的趋势可以明显地看出越来越贴近百姓的生活。正如费斯克所言：“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电视新闻符合大众口味，并努力使它们融入大众化的社会意识。若想鼓励各种各样的人收看电视新闻，并让他们记住和思考它所提供的事件，电视新闻必须符合大众趣味、[57]相关性和令人满意的生产力的关键标准。”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与社会大众的多元心理需求息息相关。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生存压力增大，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使得一些被视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发生动摇和混乱，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现象蔓延、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加剧了社会成员心理的不平衡，心理的紧张和不安需要缓解和消除。加之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机构、人口进行重新整合，城市的边界在不断扩大，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群，其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还是社会心理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在本区域的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联系，使得这个城市在民众心目中得到普遍的认同。而电视民生新闻的本土化特征、地域认同与城市化进程是融为一体的。正是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受众需求，催生了“以人为本、报道民生、反映民意”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报道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帮助市民呼吁各方解决现实问题，恰恰使受众不平衡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泄和释放，也寻求到了一种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受众不再仅仅满足于新闻信息的告知，而是更希望新闻能够体现社会对受众个人主体意识的重视，以人性化的新闻传播实现与个体心灵的契合。

其次，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是媒介市场竞争的产物。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使新闻媒介完全进入到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电视新闻的市场竞争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与节目内容的竞争上。地域的竞争又分全国性竞争与地区性竞争两个层次，全国性市场主要是中央台与省级卫星频道之间的竞争，地区性市场则主要是省级卫视与省级地面频道、市级台三者之间的竞争。随着市场竞争主体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张，竞争日益激烈。而在市场竞争的客体——受众这一环节，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于竞争。在各级电视台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节目内容创新的同时，电视观众的人均收视时间却不增反降。据央视—索福瑞调查，2004年上半年同比2003年上半年，全国人均收视时间从160分钟减少到152分钟。2005年全年人均收视时间154分钟，2006年又降至153分钟，总体来看，近四年的观众收视时间呈下降趋势。面对越来越分化的受众群体，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都在加大对新闻类节目的投入，不断提升新闻节目制作水平，打造新闻类品牌栏目，期望依靠新闻类节目来增强电视台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电视产业结构调整也为省级电视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可拓展空间，新一轮电视[58]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视台新的策略选择。”与中央级大台强化“全国性覆盖”不同的是，地方台正在强化“社区化服务”。这种“社区化服务”主要是指省级非卫星频道和城市台，在节目题材与报道视角的选择方面，与自身直接服务的对象更为贴近，并利用电话、短信、DV等多种机会让观众直接参与到节目中来。这种地理与心理上的接近性，使电视民生新闻脱颖而出。电视新闻竞争还有文化产业改革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过去许多媒介从业者认为新闻不要走市场，报道的内容让市委市政府满意就行了。现在竞争激烈了需要把新闻也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除了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外，还有一个创收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探索出一条让老百姓欢迎、收视率较高，有较多[59]广告回报的路子。这是一个政策性的背景。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竞争机制催生了民生新闻，使重视受众需求、贴近民众生活、为民众排扰解难连同新闻价值一道成为新闻媒介的自觉意识。

再次，民生新闻兴起的时代背景中，不可忽视的是政治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强调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抓起。2003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随后又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要求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传媒改革的指导性

[60]思想。群众利益无小事，尊重人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量，尊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全面推进，公众主体地位得以复苏，民主意识不断强化，社会话语空间增大，使电视民生新闻成为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促使电视新闻媒体放下过去高高在上的架子，开始脚踏实地，关注起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贫富冷暖。

第四，电视民生新闻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还有一个思想观念方面的根源，那就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指平民化、多元化的人文思潮。这种思潮有着深刻的背景：改革开放使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观念的相互作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更等或隐或现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表达载体的电视媒介与其他大众传媒一道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与引导者。这些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传统计划经济赋予大众传媒的指导性地位使其关注点聚集于“政治”与“生产”，是为了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大众传媒全面表现出对“人”的关注是在“人文主义”思潮兴盛之后。人文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关注焦点由意义到人性的转[61]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众为中心”观念的确立。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序与无序、亵渎和虔诚、意义解释和价值重估相互冲撞的时[62]代。是攻讦同一性而标举差异性的时代。”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标榜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各种文化形态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市民文化与权势文化不再水火不容而是平等共存，大众话语权不再是某些文化精英的特权。各个阶层的人群，找到了平等对话与自由表达的话语空间。电视民生新闻便借助于电视传播媒介成为各种文化形态表达与交流的场所之一。

二、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现状

2002年元旦，《南京零距离》开播伊始就大量报道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吸引了大批市民的关注，收视率一路飚升。江苏城市频道前4年同时段的平均收视率为1.5％左右，《南京零距离》开播第2周即进入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周平均收视率/前50名），开播第6周进入排行榜前15名，第28周进入前5名，列所有电视新闻栏目排行第一名，第36周名列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一名，开播当年广告总创收近5000万。2003年1月至4月中旬，《南京零距离》的平均收视率为9.2％，占有了开机率的30.59％，成为南京地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栏目，2004年广告以1.088[63]亿元的价格被买断而成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电视新闻栏目。据一项街头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南京零距离》在南京市民中的认知度超[64]过94%。对此，栏目主创人员这样总结成功的经验：“以老百姓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与老百姓实现‘零距离’的心理对接”，“我们更多是考虑老百姓，我们在做的是百姓生活中的愿望、生活中的困难等，从题材上看是灾难报道和投诉，但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他们的一种心灵的状态，正是这些东西在支撑我们的收视率。”[65]2002年7月22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推出大型新闻直播栏目《江苏新时空》，在全国省级电视媒体中率先辟出一小时黄金时段，定位为“立足江苏，面向全国的本土综合新闻”，全力打造“现场、同期、细节、感受、展示”的感性新闻。《南京零距离》所倡导的“民生新闻”的理念，逐渐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肯定，一时间成为各个地方频道相继模仿的新闻模式，民生新闻的概念也得到了推广与普及。到目前为止，全国大多数省市都有至少两档电视节目在做民生新闻，一个是省级电视台，另一个就是省会城市的市级电视台。就连广州这个多年来受到境外电视节目影响深远的地方，民生新闻也在与境外电视新闻的竞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2001年，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准许凤凰、华娱、星空、MTV以及香港无线电视的翡翠、明珠，亚洲电视的本港、国际等一共8个电视频道合法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落地，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在广州地区，2001年境外频道总共占有64.3%的市场份额，境内频道只占35.7%。2003年10月1日南方电视台创办民生新闻栏目《今日一线》，节目播出一周之内就跃升广东普通话新闻收视第一的位置。至2004年，广州地区的境外电视与境内电视占有率持平。2005年，央视—索福瑞公司调查显示，8个境外电视频道总额只有15.7%，而境内电视市场[66]占有率大升，其中仅南方电视台的占有额就上升至14.0%。另据2004年9月到2005年3月期间AC尼尔森的收视数据显示：广州电视台已击败以新闻见长的香港亚视，其新闻栏目《广州电视新闻》、《新闻日日睇》深受广州地区观众欢迎。名牌栏目《广州电视新闻》收视率稳定在10%以上，2005年的收视率曾高达15.78%，成为广州地区[67]同类节目的收视冠军。2005年3月21日开播的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民生新闻栏目《今日关注》，以报道民生，服务百姓，宣传广东为宗旨，内容上锁定百姓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百姓有影响的事件及信息，与广大观众实现良性激情互动。进入2005年6月，《今日关注》收视超过香港亚视和无线两档主打新闻。同样以民生新闻节目与境外电视新闻抢占市场份额的还有珠三角的一些地市台，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的新闻直播节目《第一现场》，目前是深圳最有影响力、最有人缘的电视节目。2006年上半年《第一现场》平均收视份额达到21.5%，是深圳地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第一现场》的成长带动了深圳都市频道整体攀升，到2006年6月，深圳都市频道月平均收视率超过香港翡翠台，成为深圳地区[68]的冠军频道。东莞电视台2006年1月开播针对本地观众的民生新闻栏目《今日莞事》，收视率节节攀升，到同年10月，平均收视率从开[69]播时的2.6%上升到19.6%。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报道60分》自开播以来收视率最高时达到10.2%，成为天津媒体中最受观众喜爱的栏目，都市频道也因此成为天津台最受观众欢迎的品牌频道。在西部地区，兰州电视台的《兰州零距离》自2004年5月开播以来，成为本地市场平均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收视率最高达到10.8%。同样是西部地区的贵州，民生新闻更是掀起了电视收视的高潮，贵州电视台晚间黄金时间的民生新闻栏目《百姓关注》以丰富的内容、人文的感动力和真切的关怀精神，悄然而迅速地改变了贵阳观众的收视习惯。自2005年1月开播至2006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内，收视率一路飚升，其峰值市场份额在贵阳地区收视网中达56%，最高周平均收视率达25.4%，成为近年来唯一一档能够影响贵阳地区观众整体收视行为特[70]征的金牌栏目。

单从收视率与市场占有额来看，电视民生新闻显然是当今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电视民生新闻的成功是与社会各界对它的批评相伴相生的，各种关于民生新闻存在问题的讨论与对民生新闻的赞许交相辉映，本书将在第六章专门探讨这些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正在为电视民生新闻骄人业绩而感到欣慰的新闻业界，目前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这种发展态势，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电视民生新闻如何真正做到“平民视角，民生为本”。因为最终决定一类节目的成败与生命周期的，是社会公众而不仅仅是收视率。

第三节 媒介生态学理论框架下的电视民生新闻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一个完整、统一、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71]复合体。媒介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媒介的生态环境。

一、媒介生态学理论概述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科学。关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9世纪后期，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Erns Haeckel）将它第一次用于现代意义，用以指称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并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定义为生态学。20世纪初的经济萧条与世界大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心理的失调，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从而打开了一个崭[72]新的视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尼尔·波兹曼指出：“生态”一词的最初意思与现在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它的意思就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我们将“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是想表明我们不是简单地对“媒介”感兴趣，而是以媒介与人类之间互动的方式，给予文化一种特性，帮助文化维持一种象征性的平衡。如果我们希望将古代与现代的含义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生态”一词表示[73]我们需要使我们所在的星球家园保持秩序井然。媒介生态学借用生态学的一些概念进行传播研究，如生态环境、社会系统、种群、群落、生态位等等。“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学者Joseph Grinnell 1917年首先应用生态位（niche）一词来描述对栖息地再划分的空间单位，他强调的是生态位的空间概念。而英国生态学家Charles Elton（1927）强调生物在群落中的功能作用，认为生态位指“一种生物在其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即物种[74]在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作用。著名生态学家E.P.Odum把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而这种位置和状况则决定于该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的行为（包括本能行[75]为和学习行为）。”从生态位规律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发展的土壤与条件。传播生态学的任务就是找到保持生态平衡、传播适度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因素，测量出传者或媒介对诸种因素的耐度和适应度[76]。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视为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在1934年完成的著作《科技与文明》中，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77]这种思维方式成为后来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

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多伦多学派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评价最早提出“媒介生态”概念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生态学的贡献时指出：“如果没有麦克卢汉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努力，就没有那些诸如试图解释传播媒介如何使人类历史的微小进步与阔步向前成为可能，以及媒介如何用一种软（soft）方法决定人与社会的思想与行为等等研究的领域。我们可以说，媒介之于人类社会正如麦克卢汉之于媒介生态学。”“在19671977年间关于媒介生态的研讨中，麦克卢汉是一颗恒星，而我们所阅读与讨论过其作品的其他人只不过是行星、卫星和小行星而[78]已。”麦克卢汉有关传播生态的思想，关于技术与媒介的研究成果，如“冷”、“热”媒介的划分，以及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无疑是媒介生态学的重要路标。他把媒介生态的意义看作是安排各种媒介，彼此扶持，使它们不会互相抵消。例如广播令语言纯正，文学张扬，电视则有助于语言教育，各有各的长处。在整体上可以防止一种排斥另一种而导致浪费。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的竞争与共存关系。[79]麦克卢汉是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学派的研究重点是寻求某一时代起主导作用的传媒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传媒对社会的影响、传媒与社会整合、社会变化的关系等问题。正式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的是纽约大学的尼尔·M.波兹曼，他认为“媒介生态”考察的是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受、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工具的互动。“生态”一词暗示环境的研究，而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影响人类思想、感受与行为的信息系统。因此，波兹曼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80]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无论从其所关注的问题还是研究取向上来看，媒介生态学都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它将媒介看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在结构与互动的框架下描述媒介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当下新闻传播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二、媒介生态学的主要理论框架

媒介与环境的关系包含一种互动的动态结构，一方面媒介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作为外部环境作用于媒介自身。媒介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人类社会又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认为：“传播与社会互相建构而成”，而以政治经济取向研究传播现象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将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非中心化意味着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81]分割的一部分。麦奎尔认为传媒组织处于社会系统和公众的链接点上，使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围绕传媒组织互相作用，整合成一个系统[82]。这些观点都表明媒介生态所反映的是媒介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联以及人类社会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媒介环境相互协调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媒介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媒介变迁、环境转化和传播规律。正如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不是强调硬性的主——客之分和主要——次要之分，而要强调两者均衡适度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注重两者之间网状的非线性关系和良性循环

[83]运动。由此，我们可以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理解为：媒介的发展是受到媒介的外部环境所赋予它的规则以及媒介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客观规律左右或者操纵的。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这个媒介生态系统，应该是从社会大系统的基点出发，考察大众传播媒介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种类和数量的分布状态，以及在媒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这些状态所发生的变迁。崔保国教授从媒介自身结构层面归纳出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即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并阐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是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84]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此可见，媒介生态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政治民主化程度高，媒介的种类就多，各种信息或言论的传播也就活跃，反之，媒介的种类就可能较少，某些信息的传播会受到限制；经济发达，可以为媒介提供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反之，则媒介的生存环境与竞争环境恶劣，会抑制媒介数量的扩张和力量的增长；社会文化会影响到媒介传播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社会文化底蕴深厚，则可以为媒介提供更多的传播资源，而文化底蕴的缺失，则必然导致媒介内容的贫乏，最终会导致媒介信息传播的失衡。这种媒介与社会环境因素的相互制约与协调构成了媒介发展过程中特定的生态环境。2.媒介生态的内外层次

从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自身与社会环境各自存在着一个内部体系，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会构成媒介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与协调。而媒介生态系统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枢纽，它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生态的基本形态[85]。有学者将传播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中间层——“传播原生态”，内层——“传播内生态”，外层——“传播外生态”）进行分析，传播原生态讨论的是传播媒介的管理、技术、专业性等内容；传播内生态讨论的是事件、信息、文化供给和受众需求层面；传播外生态讨[86]论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等。在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视野中，媒介生态系统是由内部生态系统和外部生态系统共同构成的。有研究者指出，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媒介因素（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出版、音乐制作等等）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然资源、技术等等）。媒介因素是媒体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这种动态的平衡是媒体运动的目标，媒介朝着特定方向的运行，还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正是媒介因素和环境因素间的错综[87]复杂的关系，才构成了媒介生态系统。还有研究者从媒介研究的逻辑起点上将媒介生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媒介的微观生态层次，即以媒介为中心；第二个层次是媒介的宏观生态层次，即以社会为中心，考察政治系统、经济势力、公益组织和媒介构成的相互促进的生[88]态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生态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即内生态和外生态。媒介内生态层次主要是指媒介内部的生态结构和媒介间的竞争、协调机制。媒介外生态层次则涵盖了媒介的政策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人文教育环境、国际环境等若干要素。媒介与社会控制体系及社会成员——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媒介外部生态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及媒介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媒介内部生态环境，媒介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外部生态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与内部生态环境紧密相关。媒介发展中的内外生态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互动关系。正如罗杰·菲德勒所言：“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89]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罗杰·菲德勒所指的这种公众需要、媒介间的竞争、政治压力、技术革新等都属于媒介的外部生态系统，而外部生态系统能给予媒介良好的发展空间，也能给媒介造成生存的压力，从而导致媒介内部生态系统如媒介经营管理机制与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的研究将媒介环境划分为内外生态环境两个层次，媒介内生态就是以媒介自身发展及内部运行规律为研究范围，媒介外生态就是以媒介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因子为研究范围。

三、电视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学考察

如果说媒介生态就是将社会环境当成一个信息化的整体来进行系统的考量，那么媒介生态的结构变迁取决于媒介环境的变迁，媒介环境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来源于受众，与此同时，环境又在培养和强化着新的社会结构与受众特征。用媒介生态学的考察方式研究媒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从整体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能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得到拓展。尽管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90]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况且，西方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人们对于技术发达的工业社会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切都似乎与本书的论述中心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媒介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即：媒介发展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媒介发展研究的视角不应该局限于时代、地域、体制等的限制，更不应该局限于对媒介自身内部的孤立思考。因为现实中的媒介生态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媒介生态与媒介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其他系统的变化也会决定媒介生态结构的演变方向。从另一方面来看，媒介结构变迁在社会生态系统变迁中也会起到一个助推器的作用，给其他社会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提出，恰恰为我们对当代传播现象和传媒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动态观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引进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视角来动态地观察电视新闻媒介的变化状态，就会发现电视媒介尤如生活在一个生物群落之中，它通过获取充分的信息资源成为自己的能量，同时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生存策略，电视媒介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对其外部环境科学、全面的分析。决定着电视行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以信息需求的多元化、信息接收方式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为特点。正如单波教授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政治经济的转型、精神气候的变化与文化观念的更新，同时也让媒介悄悄地恢复了自身的力量，如信息功能得以强化，舆论监督走向开放，媒介开始成为人民参政议政、文化创造的论坛，媒介的产业化、集团化、平民化、[91]网络化乃至时尚化，使其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就电视民生新闻而言，其兴起与兴盛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推动与制约。在六年多的新闻实践中，可以说已经寻求到了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主流政治与受众收视欲望之间相互交汇的接点，这种内涵的获得和特色的形成，正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并非一帆风顺，表现出时而协调时而失衡的状态，这些都为我们在媒介生态学视野下研究民生新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的素材。本书的主要研究架构既包括对电视民生新闻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媒介外生态层面的考察，又包括对电视民生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反思，最终目标是寻求一条民生新闻内外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概括而言，电视民生新闻的媒介生态学考察包含外生态与内生态几个层面：1.电视民生新闻的政治生态考察

电视民生新闻的政治生态，是从政治环境的角度考察电视民生新闻与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既包括民主政治体制与社会民主进程对民生新闻生存、发展的积极影响，又涵盖了民生新闻对于政治民主化进程及公众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推动作用。从传播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来看，信息传播会影响政治决策、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反过来，媒介机构事实上受制于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格局，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大众媒介的活动空间及其功能的实现程度和范围必然会[92]受到政治子系统的制约。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健康的媒介生态和民主的政治行为是协调一致的，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就是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原则下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这为媒介创造了一个政治和谐的生态环境。反之，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使媒介表现出健全和自我完善的环境监测机制，这对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种重要的监督与保障。在加速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新闻改革的政治氛围中，以反映民生状态、民众言论为价值取向的电视民生新闻便会受到重视，政治民主化与媒介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体现在民生新闻方面就是：民主政治的环境氛围孕育了民生新闻，民生新闻反过来又在构建公共话语平台、参与社会管理、影响政治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特定的媒介政治生态所决定的。2.电视民生新闻的经济生态考察

电视民生新闻的经济生态，是从经济环境的角度考察民生新闻与社会经济体制、市场运行机制、市场竞争规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它既包括经济制度、市场运行机制、市场竞争规律等环境因素对民生新闻生存、发展策略的正反作用，又涵盖了民生新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及媒介自身发展方面的有效促进。传播促进经济改革与经济信息的沟通，经济发展又制约着传媒发展的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媒介产业政策的变迁，媒介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环境的变迁，如：传播全球化、媒介产业化、竞争市场化等。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以其独特的“场域”理论描绘了一幅经济逻辑如何通过收视率来影响电视、新闻场和整个文化生产场的图景。他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93]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当然，如果在社会宏观环境中考量“新闻场”受制于商业化，又有其合理性存在，新闻媒介面向市场、以企业方式运作，一方面可以为新闻媒体带来广告、发行及多种经营的收益，为媒体市场竞争力的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原则支配下，媒体为了竞争的需要，不断创新，改进传播质量，为受众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其产品满足受众的需求，密切了受众与传媒的关系。经济环境的变革促使电视媒介适应市场的同时，民生新闻也发挥出其对经济发展的强大影响力，由于民生新闻关注的是国民的生计，生计本身当属于经济范畴，因此，这种影响力是全方位的：传播经济信息，指导消费生活，反映经济形势、解释经济现象，引导消费观念、规范经济行为等。3.电视民生新闻的社会文化生态考察

电视民生新闻的社会文化生态，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角度考察民生新闻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结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活动等方面。在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上，一方面传播在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中具有塑造与推动作[94]用，另一方面，文化又对传播的发展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传媒以自己的改革、发展和观念革新影响社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文化心态，促进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隔阂，形成现代价值观念，塑造现代人格，推动大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丰富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同时，传媒本身又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发展制约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又促进文化的繁荣。同时，电视民生新闻兴起的时代背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变迁，社会文化环境为民生新闻的平民化、大众化提供了广泛传播的信息资源，是民生新闻得以生存的土壤，而民生新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传播活动，及其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体现出民生新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又培育和形成了新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4.电视民生新闻的内生态考察

电视民生新闻的内生态，是指立足于媒介自身结构层面考察民生新闻的传播内容、传播伦理、传播结构等等内在发展问题，分析民生新闻的内容生产、栏目布局、结构调整、品牌拓展、市场竞争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民生新闻在内容生产、媒介伦理、生态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揭示民生新闻的生态危机，并运用生态平衡理论探讨民生新闻优化生态结构、调整发展方向、消除生态危机的策略，以实现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媒介外生态角度的考察还是内生态层面的分析，以媒介生态学视野研究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对于电视研究范式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品质提升。媒介生态学理论之于电视民生新闻，并不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生硬地联结在一起，也不仅仅是单一的理论对于实践的简单剖析，这其中还包含着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媒介研究理论自身领域的拓展，特别是对于鲜活的电视民生新闻实践的宏观观照，无论对于媒介生态学而言，还是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研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1] 《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21页。[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7页。[3] 李小宁：《民生问题拷问经济增长模式》，载《上海证券报》2006年1月11日A03版。[4] 秦亚青：《2006，中国如何开启国计民生新局》，载《今日科技报道》2006年1月16日A02版。[5] 袁旭东：《关注民生》，扬州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6] 郭振纲：《关注民生的核心在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中国质量》2006年第4期。[7] 钱莹：《“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民生指标”》，《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4期。[8] 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年第1期。[9] 那长春：《城市民生电视新闻浮出水面》，《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10] 路璐：《解析电视民生新闻的资源优势》，《传媒观察》2004年第6期。[11] 惠恭健：《对当前“电视民生新闻”泛化的思考》，《江南论坛》2005年第4期。[12] 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1期。[13] 孟建、刘华宾：《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14] 陈立生：《民生新闻的界定与实践》，《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9期。[15] 白小易：《在市场与传统的“角力”中发展》，《中国电视》2005年第2期。[16] 周小普：《民生新闻：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表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2期。[17] 陆晔等：《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第一时间》与地方电视新闻发展前瞻》，《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18] 赖浩锋：《解析电视民生新闻三内核》，《山东视听》2005年第1期。[19] 吕焕斌：《民生视角本色表达人文关怀整合营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20] 王晓明：《民生新闻：从栏目品牌到频道品牌》，《视听界》2006年第2期。[21]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22] 陈龙：《新闻本位、舆论监督、人文关怀：民生新闻的公信力要件》，《中国电视》2004年第6期。[23] 嵇炯：《〈新闻坊〉：民生新闻的坚守与开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24] 顾理平：《正确把握社会新闻的价值取向》，《传媒观察》2005年第1期。[25] 董天策：《从范式角度审视民生新闻》，《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26] 嵇炯：《〈新闻坊〉：民生新闻的坚守与开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27] 易前良：《民生新闻：一个新闻学概念的历史辨析》，《视听界》2004年第6期。[28] 胡智锋、刘春：《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29] 汪文斌、胡正荣：《世界电视前沿》，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30]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31] 李良荣：《台里台外屏前屏后——谈〈1860新闻眼〉的独到之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1期。[32] 景志刚：《我们改变了什么？——〈南京零距离〉及其民生新闻》，《视听界》2004年第1期。[33] 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34] 叶子：《反思传统、回归本质——〈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启示》，《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35] 景志刚：《我们改变了什么——〈南京零距离〉及其民生新闻》，《视听界》2004年第1期。[36] 朱羽君、高传智：《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37] 赵霞：《简议民生新闻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走向》，《科学之友》2006年5月。[38] 周自祥：《媒介平民化理念的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39] 〔美〕埃默里父子、南希·L.罗伯茨著：《美国新闻史》（第9版），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27页。[40] 〔美〕埃默里父子、南希·L.罗伯茨著：《美国新闻史》（第9版），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41] 参见朱寿桐：《民生新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9。[42]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7页。[43] 转引自《中国电视红皮书》，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44]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1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45]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9页。[46] 参见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0页。[47] 孙瑞祥：《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48] 喻国明：《北京居民电视新闻类节目收视情况及收视意愿调查分析报告》，《电视研究》2000年第8期。[49] 转引自张振华：《辩证取向与新闻报道》（上），《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50]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64页。[51] 叶子：《反思传统、回归本质——〈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启示》，《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52]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央视—索福瑞、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电视市场报告》（2003-2004），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表2-1系由书中数据整理而来。[53] 胡智锋、刘春：《会诊中国电视》，《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54] 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年第1期。[55] 转引自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央视—索福瑞、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电视市场报告》（2003-2004），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56] 转引自李洋：《民生新闻：兴起与兴盛》，《新闻界》2005年第5期。[57] 〔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58] 孟建、刘华宾：《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59] 唐宁：《城市台新闻节目增强竞争力的探索》，《现代传播》2005年第3期。[60] 尹鸿、李德刚：《走过2003：中国电视产业备忘》，《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61] 方翔文：《中国电视新闻平民化刍议》，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6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63] 《数字——〈南京零距离〉》，《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64] 《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年鉴》（2003），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年鉴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65] 转引自刘东华：《当代电视报道理念与技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66] 郭光华：《民生新闻是非论——以广东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为例》，《视听界》2006年第6期。[67] 谭天等：《2005中国电视新闻面面观》，《新闻记者》2006年第2期。[68] 马靖培：《认识应提升表达须多元互动要强化》，《新闻记者》2006年第10期。[69] 数据来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70] 冰雪：《用品质赢得尊重——〈百姓关注〉：贵州第一民生新闻栏目》，《广告大观》2006年第3期。[71] 戈峰：《现代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72]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73] Neil Postman: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augural Media-Ecology Association Convention Fordham University,NewYork,2000.http://www.media-ecology.org.[74] 戈峰：《现代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75] 尚玉昌：《普通生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284页。[76]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77]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78] Paul Levinson:Mcluhan and Media Ecology,Proceeding of the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2000,P17-18,http://www.media-ecology.org.[79]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80] Neil Postman:What is Media-Ecology?“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1970）,http://www.media-ecology.org.[81] 〔加〕文森特·莫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82] Mc Quail,D.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Sage,London,1983,P132.[83]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84]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上），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85] 张健康：《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86]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3页。[87] 骆正林：《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88] 张健康：《媒介生态的失衡与调适》，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89] 〔美〕罗杰·菲德勒（RogerFidler）：《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0]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91] 单波：《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载罗以澄、张金海、单波主编：《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92] 张晓锋：《解构电视——电视传播学新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9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94]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

第三章 电视民生新闻与政治民主化

第一节 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电视

新闻媒介电视民生新闻的政治生态具体体现在社会政治力量与民生新闻的相互制约与协调。政治民主化是社会转型期政治力量的主要体现，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创造了条件，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电视民生新闻与政治民主化的这种相互关联，是我们研究电视民生新闻的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

一、新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为方便论述，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政治民主化进程从1978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因此，本书所称“新时期”系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有学者指出：“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是摆正了民主政治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开创了[1]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新局面。随着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渐行渐近。1.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统治阶级中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的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化，简单说来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2]会事务的管理，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政治民主化意味着由少数政治家的权力政治向公民参与的公益政治的转移，由自上而下的统治型政治向上下结合的治理型政治转移，由封闭的、保守的、维持性[3]的政治向开放的、变革的、发展性的政治的转移。对于如何推进政治民主化，邓小平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设计了一个具体的、渐进的程序：首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4]产力，最后才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起步的条件下进行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但是这种完全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的一系列问题恶化，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了困境。90年代初，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中国政治体制终于孕育出了以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5]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有学者曾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年到1986年的初步实现阶段，从1986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尝试阶段，从1989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前的平稳推进阶段，以[6]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为标志的全面推进阶段。这是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涵盖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实现从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方面。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民主监督系统化等等，昭示着中国不只进行经济[7]体制改革，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8]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六大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也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

就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新时期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本途径是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民主化，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结构的一种调整，而这种调整一定时期会存在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关键的问题是，转型时期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仍不完善，特别是尚未构建起民主法制化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9]和感情。”有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政治文化虽然受到一定的激荡，但由于政治文化本身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尚未丧失对人们的政治行为的规制。而新的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参与型、[10]大众型的政治文化尚未正式形成并释放预期的政治功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受到传统观念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政治观念，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家长作风、盲从思想等等长期存在；国民的政治素养不高，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不充分，追求的目标不明确，加之教育文化事业不够发达，不利于形成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氛围。另外，政治民主化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在总量上还比较低，地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政治参与机会不均等等社会问题制约了现代政治文化的构建，影响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

总体来看，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引领之下，正处于体制构建时期，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突破。有学者将民主政治建设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统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确立中央权威阶段；第三阶段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阶段；第四阶段是大众广泛参与的普遍民主化阶段，主要特征是[11]政治权威的法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目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已经进入第三和第四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中的四项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机制已经形成，广大基层群众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活动。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得[12]到进一步的培育。而这两个阶段特别是第四阶段的来临，有赖于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在营造民主政治的舆论氛围、构建公共领域、完善民主政治体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其对新闻媒介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民众的法制意识、参与意识以及对自身民主权利与义务的认识不断增强，政治心态趋于主动。总体来说，新时期政治民主化的生态环境已经在发生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政府管理职能发生转变，由原来的强制式管理向现在的管理与服务并举，社会中介机构不断完善，各类社会问题与矛盾开始分化，矛盾的解决方式也由原来的政府、单位包办转向现在的市场化、社区化处理。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政府的无限依赖，转而依赖于各种社会力量或个人力量，公民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原有的关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概括了这种变化对原有公民与政府关系造成的影响：一是公民主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使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直接和敏感。公民对政府侵害其利益的任何行为反应也更激烈；二是现代民主价值观念的影响为公众设定了评价政府的新尺度。公民逐渐认识到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目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内涵的公共性正逐渐成为共识。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求以及公民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参与、监督意识等改变了政府以往的运行环境。三是法治原则要求政府规范行为，维护公民权利。四是公民对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公共产品和服[13]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系列变化及影响首先体现在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观念也就是执政理念的变化，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近年来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14]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等等执政理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全新命题，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强调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内涵极为丰富，其第一要义就是强调满足人或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一切发展真正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发展，即符合人的本性的发展，也就[15]是坚持“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这种“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有着浓厚的传统色彩，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种关注、重视人民利益，将民众作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它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16]。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自孔孟儒家思想，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是“仁者爱人”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爱民”、“富民”、“惠民”的主张，“仁”的核心即“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即：“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省刑薄赋”、“重视善教”、“与民同乐”、“君臣人格平等[17]和尊贤使能”等。儒家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具体的现实活动中就是对人的普遍尊重，对群众利益的关心，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帮助。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国家社会保障部门定义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群体、进城农民工和一部分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类人群都是由于天赋或者社会原因，在接近和享用社会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日常消费行为中的普通消费者往往也在此列。近年来，发生在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因商品买卖引发的纠纷随处可见，受害者多是消费者个人。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消费者的自身权益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实的情况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实质上已将其自身权益的保护托付给了大众媒体。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大众传媒勇敢地承担起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任[18]。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目标，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将和谐社会建设摆在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的六大标准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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