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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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中）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蒋介石秘闻
令蒋介石戴笠胆颤的民国第一杀手
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因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
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窖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宋美龄一夜风流：换来美军30个师
宋美龄兼具中国古典气质和西方优雅风度，而又带有犀利、精明的作风，使西方人如醉如痴、又爱又恨。罗斯福、威尔基、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马歇尔、麦克阿瑟、鲁斯、霍普金斯、雷德福，以及二次大战前后其他美国军政首长和媒体大亨，都对蒋夫人有着错综复杂、莫可名状的情结。蒋介石的抗日、“剿共”和保卫台湾，处处需要美国的助力，而宋美龄就是他获取美国物资援助与道义支持的最大本钱。
美国人一向不太欣赏蒋介石。二次大战时，美国人一直怀疑他会和日本私通谈和，亦质疑他为保留实力以对抗中共而未全力抗日；国共内战时，美国人又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在罗斯福与高级幕僚的谈话里以及杜鲁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话中，他们轻蔑蒋介石和和国民党的神态，处处跃然纸上。尽管如此，宋美龄照样使美国佬倾倒不已，照样使他们支持“国民党中国”，军经援助源源而至，直到1949年蒋失败时，美援始暂告中断。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亚情况危殆，美援又恢复注入蒋介石政权，美国开始“协防台湾”，第七舰队巡弋台海，因而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宋美龄在外交舞台上的最大表现，是1943年“征服”美国的访问和同年11月的中美英三巨头开罗会议，然就冲击性和影响力而论，美国之行远超过埃及之旅。
在1940年美国大选中，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席位的威尔基，获2200多万张选票，仅输罗斯福500多万票，虽败犹荣。第三度当选总统的罗斯福是个大度的人，他知道威尔基颇有才干，也有国际视野，厌恶殖民主义，故请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英国、中东、苏联和中国，以促进战时外交。1942年9月底至10月中旬，威尔基访问中国，为“陪都”重庆带来了兴奋与鼓舞，“有朋自远方来”，蒋介石夫妇热烈招待这位热情奔放而又快人快语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在一个晚宴上，建议蒋夫人访问美国，向美国朝野宣扬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他说，让美国人民了解亚洲问题和亚洲人民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未来世界的和平乃系于战后东方问题是否能够获得公正解决。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出身、素有“华尔街赤脚大仙”之称的威尔基对蒋夫人说，以她的才气、智慧、说服能力和魅力，必能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他说这项任务只有宋美龄可以完成，她将是一个“完美的大使”，美国人民“就需要这样的访客”。
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爱奥华《狄摩因纪事报》记者、《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克·考尔斯在其未公开发行的回忆录《迈克回望》中透露，在一次蒋介石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中，威尔基偷偷溜走和宋美龄到重庆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楼公寓“幽会”。威尔基与蒋夫人自招待会消失后一段时间，蒋介石曾愤怒地到处寻觅威尔基而不获。威尔基半夜时分返回宿处告诉考尔斯说，他将携蒋夫人同机返美，考尔斯力劝不可。翌日上午，考尔斯奉威尔基之命告诉蒋夫人，威尔基不能带她去美国。蒋夫人愤怒之下，用长指甲狂抓考尔斯的面颊，爪痕在他脸上留了一个星期。四个多月后，蒋夫人利用访美机会特邀考尔斯在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共餐。席间，蒋夫人劝考尔斯放弃新闻工作，全力协助威尔基参与1944年的总统选举，并愿负担考尔斯的全部助选费用。蒋夫人对考尔斯说：“迈克，你可知道，万一温德尔（威尔基之名）当选，他和我就将统治整个世界。我统治东方，温德尔统治西方。”威尔基参加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初选失利后即退出选战，罗斯福曾秘密邀其投靠民主党党并答应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考尔斯力劝威尔基不可造次。1944年11月，威尔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52岁。
事实上，最早披露蒋夫人与威尔基有染的是美国着名专栏作家皮尔逊。他在1957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对蒋威情史的记载与考尔斯所述略有不同。皮尔逊说，蒋介石曾派60名军警搜寻蒋夫人和威尔基；威尔基离渝当天，再度与蒋夫人辟室密会1小时20分钟，并在飞机场拥吻。
曾任“国府新闻局”纽约办事处主任的陆以正说，蒋夫人当年获悉皮尔逊日记（1974年始出版）披露她和威尔基的后，极度愤怒，准备在美国各大报刊登驳斥启事（其时皮尔逊已逝），经陆劝阻后，改向纽约法院控告出版公司，缠讼经年，双方达成庭外协议。不过，陆以正回忆说，他同当年陪同威尔基访华的考尔斯查证蒋威有无风流情事，考尔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考尔斯并应陆之请口授一信交陆带走，作为打官司证据。令人不解的是，口称“绝无此事”的考尔斯，却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大谈特谈蒋夫人与威尔基的露水情缘。
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妻助我以国事为重
2007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又向公众开放了新一批次的蒋介石日记（本批日记撰写于1932年至1945年。研究所保存的1931年前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本文作者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闻知此消息后，即前往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回国后撰写了此文，向大家披露了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17年起直至1975年他去世，每天都记。蒋介石日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个人感情，朋友交往，也有对政治、外交的评述。最为有趣的是，蒋介石日记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每天都会有名言警句，1928年以后，他因为痛恨日本人在济南发动突然袭击，在5月3日以后，每天都要记“雪耻”二字。在日记中他对个人隐私并不讳言，比如在1921年日记中，他对自己病情有所描述，在接受治疗后，他感觉“尿道肿痛”。
蒋介石是一个感情波动剧烈的人，日记中他对个人感受多有披露，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他总是会在日记中对背叛他的人进行谩骂。在1929年的日记中，有一本有宋美龄签名的空白日记本，她嘱咐蒋介石上前线携带，以替代记满内容的旧日记本。蒋介石日记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他一直对自己的个人修养不满意，因此记述日记也有提醒自己不断改进更新的意思，从日记中大量自我剖析的内容来看，蒋介石日记是他写给自己看的，这对于我们了解他的婚姻状况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于蒋介石的婚姻充满了戏剧色彩，当时就有很多新闻媒体猜测蒋、宋婚姻的政治动机。而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晚年写的回忆录，则使人们更加怀疑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前，已经有过三位妻妾，但是他在日记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对原配妻子毛福梅，除了怜悯以外没有其他感情，对于姚冶诚、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从蒋介石前十年的日记（1917～1927年）审视蒋介石的婚姻，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人，纠缠在旧式的婚姻生活中，他的感情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1927年12月以后，他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日记中开始有大量的篇幅写宋美龄，而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婀娜多姿，温柔动人，虽然她也有女人的执拗，但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对蒋介石不仅生活上温柔体贴，在政治、军事上也极力支持，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是多姿多彩的。
情意绵绵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沉浸在春风得意的一场爱情盛典中，通过多年执着地追求，他终于得以与宋家三小姐结秦晋之好，他的心情极好。12月1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的、时尚的婚礼。在大华饭店，陶醉于鲜花与美酒中的蒋介石，看着身着盛装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由衷地感慨道：“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这一天，醉于爱情之中的蒋介石真有些神魂颠倒了。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时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此一阶段，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宋美龄虽然娇柔、婉转，但是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她劝诫丈夫要勤于国事，要对前途有信心、有抱负，这与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是一拍即合的，使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感情更是从“爱”升华到“敬”。
婚后，宋美龄一度跟随丈夫身边在前线作战，她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因为宋美龄的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不得不离开前线返回上海，独在前线的蒋介石在战争间隙不禁勾起对她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7月8日他写道：“离家已有两月而战局仍无期了结，不惟家中焦灼，而内心亦滋愧疚也。”这一阶段他挣扎在事业和情感之中，1930年7月31日，他忍不住在日记中表露出他的渴慕、矛盾的心理：“到徐，切慕爱妻，然叛逆未灭，何以家为？”在军阀混战尚无结果的时候，他的野心与权力欲促使他坚守不动。9月5日，宋美龄匆匆来到前线陪伴他，但是战事日渐紧张，他没有时间陪伴妻子，此时他内心非常矛盾，但是也只能通过日记表达他愧疚的心理：“今日虽与爱妻同住，然而如常办公，精神亦贯注于前方无遗，爱妻助我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其爱情虽笃，至无复加，但仍促我离彼急进也。”蒋介石敬佩宋美龄识大体，对她的支持存有感激，在日记中化为对妻子的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忍不住感慨道：“依恋之情出于天性，吾惟于爱妻，人见之也。”
善解人意
在蒋介石看来，宋美龄除了有美貌与才情外，对子女也充满爱心，这让蒋出乎意外地惊喜。蒋介石曾将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受教育，此后就一直没有音信，这使他承受了来自前妻毛氏等人的极大压力。为了缓解家族的压力，蒋介石希望找到儿子，让他尽快回国，宋美龄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1930年1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与宋美龄、宋霭龄拜谒（蒋）母墓时，曾商谈解救蒋经国回国的经过。宋氏姐妹对蒋经国的关心让蒋介石非常感动，“本日陪孔娣（指宋蔼龄，笔者注）拜谒母墓，又与妻商谈营救经儿回国事。”蒋介石认为当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内心还是感激宋氏姐妹的关心，“孔娣与吾妻对经儿念念不忘，甚可感也。”当时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与外甥孔令仪姐弟等都在座，这种居家团圆的景象，在蒋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勾起他对蒋经国、蒋纬国的思念。
当然，婚姻中常常会伴随着矛盾。两人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争吵是难以避免的，他们争吵后，宋美龄会不辞而别，蒋介石对此非常烦恼，但也无可奈何，一般是以他赔礼道歉告终。婚后不久，两人就发生了一场冲突，那一天蒋介石还是照常起床到事务所办公，宋美龄也因事外出。蒋介石回到家中后看妻子不在，就很不高兴，免不了发些牢骚，而宋美龄认为他不够尊重自己，于是又回到娘家。蒋介石为此下午病卧在家，即便与好友张静江、吴稚辉谈话，也心不在焉，随后即谢绝朋友的来访。从侍卫口中得知妻子在岳父家后，就前往寻找，“闻三妹病在岳家，乃扶病连夜往访”。蒋介石好言相劝，终于得到妻子的谅解，“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上门赔礼道歉，并下定决心，改善自己的坏脾气。但是两人的差距依然存在，在以后的日子中，两人口角还时有发生。从日记记载来看，两人冲突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而结果却是相似的，最后往往是以宋回娘家，而蒋亲自去请回为结局。对此蒋介石很少抱怨，由于深知自己暴躁的脾气，他有时会在日记中痛悔自己的行为，1928年1月28日，他记载与美龄冲突后，“午餐后假眠，后往下关迎三妹，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祯梗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人的家庭冲突也一度升级，但是在国难面前，美龄在家庭中则表现出宽容与大度。日本人对华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陷入危机，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在此内外交困的时候，蒋介石脾气非常急躁。一言不合，“妻即不别而自赴上海，使余更加一层苦痛。”宋美龄回了娘家（即“自赴上海”），蒋介石茫然不知所措，而在这种时候，他是不能随行的，在南京静待是唯一的选择。9月29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后，上海学生也不断赶赴南京增援，局势的变化让宋美龄感到不安，所以这次没有等到蒋介石亲自上门来请，她便及时回到南京，陪伴在蒋介石身边，“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宋美龄放弃大小姐的架子主动回到蒋介石的身边，让他非常感动，他觉得妻子不同于一般的旧式中国妇女，对她的胆识和气量充满了敬意。
在蒋介石生病的时候，宋美龄也给予了他周到的照顾。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是一个伤感、多情的人，1922年他生病的时候，因为姚冶诚没有照顾他，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放下大小姐的骄矜与柔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妻子的善良与关爱深深感动了蒋介石，1934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生病后“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因为操劳过度，宋美龄自己也生病了，1934年8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表达了对她的愧疚之情，“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蒋介石这场病相当凶险，他愧悔拖累了宋美龄，他自己的身体到1934年8月12日依然没有完全康复，“本日身体疲乏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故终日休息。”尽管他自己仍然受到病痛的困扰，在日记中表达的更多是对妻子劳累的不安，“本日注射，体力甚乏，晚见鲍使（鲍罗廷，苏联特使，笔者注）”，“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割肉疗疾是古时的典故，指妻子、臣子割自己的肉做药引医治丈夫、长官的病，比喻妻子、臣子的忠心。蒋介石用此典故，是想强烈地表达对妻子的感激。
蒋介石每到美龄的生日，他都会在日记中提及并予以祝福，如1934年3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本日“为阴历二月十二日，即妻之诞辰也。”1936年3月5日，又提到相同的内容，“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妻之诞辰，精神甚好，乐焉融融。”1937年3月24日，又写道，“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吾妻三十八岁，为妻修正西安回顾录。”为妻子修订稿件，是蒋介石对宋美龄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方式。另外从1927年以后，每逢结婚纪念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都会提及，以为纪念。
侠骨柔肠
其实最让蒋介石感动的还不是侍疾熬药的细微琐事，而是在军阀混战的生死关头，宋美龄予以他倾力支持，这曾经是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转败为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任用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是希望娘家人能为他在战争中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但是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不满的。
1930年7月19日记载的一件事，表明了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在中原大战中拒绝筹措军费，蒋介石在前方对于粮草的需求则急如星火，如果没有及时、足够的资金支持，蒋介石很可能在军阀战争中失利，不但会失去已有的权力，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宋美龄听说后恳求她兄长，让其设法为蒋介石筹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也很倔强，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愿战争拖垮经济，因此也非常固执，拒绝了他三妹的请求，在求告无果的情况下，宋美龄决定变卖房子首饰并拿出全部积蓄，还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他决定对蒋介石的军队发放款项。宋美龄的坚持，挽救了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及其军队，这让蒋介石非常感动。
蒋介石因此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野心。1936年2月14日他写道，“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15日又写道，“下午往汤山休沐，夫妻和爱，是以增强一切效能。”家庭幸福、生活愉快是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的主题，他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满意。
1936年5月，宋美龄在上海开刀治病，据说当时情况很危险，手术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6日，蒋介石急匆匆赶到上海，见到开刀后恢复良好的宋美龄，感叹地写道，“幸获上天保佑彼我夫妻得以相见，不胜感谢。”可以看出他曾经非常挂念妻子的病痛和安全，也可以从中揣测他内心的焦虑和获取妻子平安信息后的快乐心情。
沉浸在家庭欢乐之中的蒋介石，1936年7月23日又写道，“下午批阅与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乐甚于仙子登天乎。”随后7月26日，因为宋美龄晚上说梦话，他感到极大的不安，宋美龄因为白天的劳乏，“深夜呓语失知觉约一小时余。”蒋介石非常不安，在日记中写道，对此“不胜忧惶”，9月29日又庆幸地记载，“妻自余到后精神已渐复元，风疹几痊愈矣。”对此悬心多日的蒋介石才如释重负。在蒋介石的笔下，宋美龄是娇弱多病的。
母显子贵
美龄没有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立遗嘱，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他俩只有一个母亲——宋美龄。
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给宋美龄的第一份遗嘱：“本日在舰中与妻常提家事，并念如余死后之家事约记如下，以代遗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这份遗嘱将家内、家外的事情做了安排，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惟一合法母亲，其目的是要人明确美龄在家中的地位。
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指挥东北军与西北军剿共，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这次事变中蒋介石受到很大刺激，他认为自己生还的几率很小，所以1936年12月15日，他给宋美龄留下了第二份遗嘱，“大意为：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挂念）经国与纬国两儿，（二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他在感受到危难时向宋美龄托付后事，正是他二人感情发展的合理结果。对此，1938年12月13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详细做了追述：“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贤妻爱鉴，兄不自检竟遭此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家事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
又嘱经纬两儿，“‘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惟一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12月20日。’”
在两份遗嘱中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正是因为蒋介石出于他的爱慕之情，他希望通过强调她的母亲身份，从而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
但是，蒋介石觉得这一切还不够，于是他又在家谱中进一步强调。蒋介石在亲自修订的家谱中给宋美龄很高的评价，关于自己，他写道，“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笔者注）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笔者注）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笔者注）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1927年，笔者注）继配宋氏，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笔者注）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经国纬国。”
他的原配夫人毛氏变为他母亲的义女。而宋美龄成为他唯一合法妻子，他两个儿子的合法母亲，虽然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看，未免荒唐、滑稽，但是从整个策划和实施的过程，可见他树立宋美龄在蒋家地位的苦心。
对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历来有很多猜测，而关于对这场婚姻的评价，宋庆龄的转变具有戏剧性，据斯诺记载，“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个婚姻的双方都是处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后来到了中日战争，宋庆龄的观点有所改变，“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
然而两者的婚姻的定性需要更多一手资料的支持，由于宋美龄的材料比较零散，搜集、寻找有一定困难，蒋介石日记对于探询二者的婚姻就更有价值。虽然蒋介石日记作为蒋个人的内心独白不乏荒谬、怪诞，以及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但关于他婚姻的记载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蒋介石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宋美龄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他们结婚后的前十年家庭的主旋律。
第二章 抗战秘闻
江阴保卫战：中国海军史上最惨烈的战斗
天空中，日军木更津联队轰炸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俯冲下来。一声令下，地面中国军队20余挺德国造马克沁平高射两用重机枪同时开火，天空中瞬间布满一层弹幕。
这是1937年8月22日下午，长江边的江阴海军电雷学校，时年17岁的电雷学校艺徒班学生陆人达，担任重机枪副射手。他单膝跪地，身边弹壳飞溅，猛然四周欢呼声起——日军领队机中弹，拖着浓烟摔下来。2005年夏天，记者在崇明岛一家养老院找到陆人达，他双手颤抖，行动迟缓，说上几句话，嘴角就堆上白沫。
当年风华正茂的学生兵，如今垂垂老矣。68年过去了，多少往事已经忘记，但抗战中的那段记忆，陆人达却历历在目。因为，这是一个老兵的毕生骄傲。
日本空军欺中国防空力量弱，常常低飞到中国军人能够看清楚日本飞行员面孔“8月22日下午，总共有12架轰炸机编队空袭电雷学校。那时我是第一次看到日本飞机，但并不紧张，只是想到要把它打下来。”陆入达回忆说，“被我们打下一架后，其余敌机在校部上空盘旋一阵，即仓皇逃窜。”他还清楚记得：被击落的敌机拖着浓烟坠落在电雷学校医务院门前，机上3名鬼子顷刻毙命。校部官员及周边阵地官兵拍手称快。
当时中国地面部队击落日军轰炸机并不多见，日本空军欺中国防空力量弱，一贯猖狂，常常低飞到中国军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飞行员面孔。击落敌机后，陆人达等重机枪防空阵地官兵获“铅刀小试”奖旗，由电雷学校教育长兼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颁发。
电雷学校是当时国民政府为培养海军人才、建设新海军而设的一所海军学校，有海军的“黄埔军校”之称，最初校址设在镇江，1933年，设永久校址于江阴要塞，从德、英两国购置新式鱼雷艇15艘，开凿黄山，引入江水，建成隐蔽于山洞的艇库。1936年暑假，陆人达从南京考试院考进了电雷学校艺徒班，8月在镇江宝盖山电雷学校临时校址入伍受训。翌年春，电雷学校新校舍在江阴建成后，迁到江阴继续学习，学习内容除了军事基本科目外还有外语、数学、内燃机、船艺、机械制图、鱼雷快艇、水雷照测、车床、电焊、钳工等一系列有关海军的知识。
中国鱼雷艇“化装”穿越内河航道，突袭日旗舰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海陆空三军投入战场，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日军军舰密集黄埔江上，昼夜炮轰中国军队阵地。他们没有料到，一场意外的袭击即将来到。“8月16日夜，我们电雷学校两艘鱼雷快艇由江阴经内河潜驶到黄埔江，夜袭日军旗舰出云号……”陆人达回忆说。
中国海军两艘鱼雷快艇，“史可法102”艇与“文天祥171”艇，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二天离开江阴要塞。两艇经过伪装，14日夜从江阴沿内河昼隐夜行，“文天祥171”艇因故障迟一天才到上海。“史可法102”艇于15日晚到达上海龙华。16日白天，胡敬端、刘功棣两艇长随欧阳格登岸侦察地形和“出云”号位置，并决定由“史可法102”艇担任攻击，“文天祥171”艇负责接应。当晚8时，“史可法102”艇高速敏捷地冲出董家渡封锁线，穿过排列成行的英、美、法、意等国的军舰，直扑停泊于黄浦江外滩日本邮船码头的“出云”号，当距旗舰300米时，连续发射两枚鱼雷，击中“出云”号舰尾，轰然两声巨响，敌舰受到重创。“出云号是日本侵华第三舰队司令舰，也就是日本白川大将的旗舰。”陆人达说，这次夜袭，是一次用最大胆量战胜日寇海军的战斗，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战斗。
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后，“史可法102”艇急速原路返航，但由于遭“出云”号炮击，搁浅于英租界九江路外滩码头外。安其邦等官兵立刻将艇内武器卸弃江中，然后泅渡至浦西上岸，安然无羔，不过历时月余，才返回江阴驻地。“出云”号虽未沉没，但日军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出云”号迅速增设防护打措施，舰周布有防雷网，舰旁系留大批驳船、轮船，防卫严密。“出云”号1944年回到日本，成为海军学校练习舰，1945年7月24日在军港被美机炸沉。“经此一役，日军很痛恨中国海军，派飞机四处寻找中国海军，当时，中国海军基本上都聚集在江阴。”陆人达说。
抗战时期，跟日军相比，中国海军非常弱小。当时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不足6万吨，吨位最大者不过3000吨。最小者仅三五百吨，速度慢，不少舰船还是清朝留下来的，而日本海军当时总吨位达115万3千余吨，排在世界第三，实力已接近英美海军。对中国海军而言，这注定是一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战斗，但他们还是选择拼死一战。“七·七”事变后，为防止日海军沿长江西进威胁南京首府，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长江江面上建立堵塞线，全国大部分军舰陆续驶入长江。“江阴附近水面比较窄，水不深，而且有江阴要塞炮台，所以在这里建立了堵塞线。”陆人达说。
江阴堵塞线是抗战中最大的堵塞线，像块鱼骨一样，死死卡在日本海军喉管中。中国军民为此做出了极大牺牲：20艘商船和8艘超龄的旧舰艇在江中排成一道拦江横线，打开舱底阀门，让其灌水自沉，有的沉船被江水推倒或推移，堵塞线上出现了豁口，又用3艘商船，8艘趸船，还用装满石子的185只木帆船，连船带石子。一齐填补江中豁口，还将“海圻”号等4艘旧巡洋舰沉入江中大的豁口，整个堵塞线共用舰船吨位相当与中国海军舰船的总吨位。上海“闻人”之一的虞洽卿，捐献了3万多吨海轮自沉于江阴要塞口，几乎占他的三北航运集团吨位总数的30%。
接踵而来的江阴保卫战，见证了中国海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中国海军“大同”号炮舰，8月11日自沉于江阴下游，阻塞江面为堵塞航道，上海“闻人”虞洽卿捐献了集团近1/3的海轮，自沉于江阴要塞口“那时江阴江面航道实施紧急沉船堵塞下游，布雷封锁。十余艘海军军舰驻扎警戒区剑拨弩张，雷电学校及附近黄山、肖山周边地区，都设有高射机枪阵地，共配有20余挺平高射两用马克沁重机枪，担任校区和港区防空。肖山上设有观测所、水雷发放所以及探照灯照测阵地……”陆人达用颤抖的手，绘下了68年前的江阴江防图——当年，这是一片充满了水与火、铁与血的战场。
日寇夸口3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军人固守江阴就达3个月之久
中国海军官兵流着热泪沉下了他们的舰艇，在接下来的海空大战中，他们又在长江上遍洒热血。“中国海军各舰浴血奋战，但因为缺乏空中掩护，先后遭敌轰炸，多艘被炸沉。”陆人达几番唏嘘：战况惨烈！1937年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舰只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战斗人员10万人，力图打通江阴防线。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9月22日和23日，日海军轮番轰炸中国海军及岸上阵地，旗舰“平海”号遭到80架以上飞机的轰炸，“平海”号的姊妹舰“宁海”号也遭到至少70架次飞机的轰炸。陆人达形容说：“江面上的腾起的水柱像树林一般。”两舰官兵以所有对空高射火力殊死抵抗，挺过了22日。23日，敌机又大举进攻，“宁海”号击落两架敌机后，受伤过重，沉没长江；“平海”号受伤倾斜，江水浸入，炮手从弹药仓将所有炮弹抢救出来，全力反击。击退了日机进攻，军舰随即重伤，在江岸搁浅，数日后被日机炸沉。在此后的血战中，“逸仙”、“楚有”、“青天”、“邀日”、“江元”……中国海军的舰只陆续沉没在长江。
日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在9月22日和23日两天激战中，“平海”、“宁海”两舰消耗的高射炮弹就达1300多发，高射机枪弹1万余发，击落敌机20多架。“我军江阴江防巩固，就是到了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始终未能突破我们的防线。一直到11月中旬，驻无锡部队退守锡澄一带，江阴右翼受到陆上包围的威胁，我们奉命于11月15日撤离江阴，12月2日江阴沦陷。”陆人达说，他记得在江阴苦守了三个月的中国官兵，是含泪撤离阵地的。
回忆往事，老人颇感欣慰：日寇夸口3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军人固守江阴就达3个月之久。
1945年，抗战胜利，陆人达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勋章”一枚。
1949年4月22日，陆人达所在部队在苏北靖江县投共。后来，陆人达回到老家崇明岛工作。
现在，虽然行动不便，老人还是积极参加黄埔同学会的活动，与大家一起重温难忘的抗战岁月……
世界著名特种部队
1996年9月，德国成立了一支秘密精锐部队，名为特种部队突击队（德文为“Kommando Spezialkraefte”，缩写为“KSK”），驻扎在卡尔夫，下辖5个战斗连。这支精锐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特殊环境下的人员，营救危机地区的德国公民，以及在纵深地区作战。由于任务特殊，所以训练标准很高，要求很严。参加KSK特种部队的基本条件是要顺利通过一系列考核，包括体能、精神和个性。考核通过后，应征者还要经过两年艰苦训练，方可成为正式队员。训练之前，首先进行理论学习，然后分派到战斗连中，再接受专业训练。
狙击手的专业训练
在整个专业训练阶段都是两人一组，一人为狙击手，另一人为观察员，但角色可以不断变换。狙击手的职责是选择和构筑阵地并扣动扳机，而观察员的任务是给他提供重要信息并使他能准确命中目标。
专业训练包括以下内容——
基础训练
基础教学为期6周，除基础训练之外，还包括对G22A1狙击步枪的技术训练，训练科目有射击、战斗和战术动作等。
基础训练的目的是使狙击手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也能精确命中800m距离上的目标。理论学习只占训练课程的1/4，其余的时间就是在露天实际操作。理论学习包括战术学、弹道学、射击技术、弹药技术以及仪器设备知识等。实际操作在靶道上进行，课程自定，目的是能在800m 距离上杀伤目标。
在6周训练中，候选狙击手的负担很重，每周要训练70～75小时。每天从早晨5:45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1:00结束。
射击训练
训练的重点是用G22A1狙击步枪精确瞄准射击。每一个参训士兵在6周内都要射击850～1000发枪弹。在训练中，要求在不同的射程上对静止或运动的目标射击。开始先在200m、400m、600m和800m距离上对10环的环形靶和带10环刻度的全身人像靶射击，之后增加难度，对活动目标（即一个人的侧影）射击。
射击训练之一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规定距离上的隐显目标射击，目标在400m距离上出现时间为4秒。其他射击训练与观察员一起进行。射击前必须先识别目标，识别的内容有：目标衣服上的标志怎样，偏于胸部左边或右边？衣服是什么颜色？有没有围巾、胸章和AK47步枪？如果狙击手所识别的目标与教练员事先给他描述的人体完全一致，他就可以对之射击。
战斗训练
战斗训练内容包括战斗准备、接近目标、选择阵地、伪装、目标观察和距离测定以及渗透和偷越封锁线。观察在训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天早晨在个人训练开始前，受训者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对各种目标的鉴别和确认，允许使用观察镜和枪用瞄准镜。训练中要求狙击手能根据热波的强度、树枝、树叶的摇动测定目标区域的风速和风向，以便在瞄准镜中调整提前量或者选择正确的瞄准点。这项练习的目的是训练眼力和观察能力，使射手能在战斗中从一群着装类似的人员中正确地鉴别并命中目标。
搜索训练
搜索训练就是隐蔽接近某一个目标与占领狙击手阵地。训练中，目标固定在卡车上，两名教官站在车厢上进行监督，狙击手要确定自己的隐蔽位置，同时在这一地带有两名称为“步行者”的评判员。观察员要凭着搜索技能逐步接近狙击手的位置，并引导“步行者”前往该处。如果“步行者”在观察员的引领下找到了狙击手，那么，该狙击手的训练便没有通过。
在训练中，观察员利用Leica Vektor Ⅳ激光测距仪反复搜索前方地面，不漏一点死角。如果狙击手动作太匆忙，光线照到某一没有伪装的金属零件就会被观察员发现。狙击手到达阵地后首先发射第1发空包弹。此时，“步行者”在方圆10m以内向狙击手走去。如果观察员发现了狙击手，狙击手必须发射第2发弹。如果狙击手悄悄地完成了射击任务，那么他将被检查是否真的能看到目标。即“步行者”靠近到离狙击手3m处，然后观察员举起写有数字1～10的卡片。此时狙击手必须能识别并向“步行者”报告以证实能看到目标。如果狙击手准确地读出了数字，他必须接受最后一道练习测试，即接受据枪、射界确定和调整光学瞄具的考核，考核通过后方算合格。
射击考核
射击考核作为狙击手训练课程的结业训练，是在实战条件下进行的。射击考核开始前要做以下准备：获得有关他要对付的生动或非生动目标、战斗区域的地图、渗透过程中下车或降落点的协调以及目标的协调等信息。受训者必须根据这些信息制定他的行动计划，准备必要的战斗装备，然后就被投送到他们战斗的下车（机）地点。他们除了携带武器外，背囊里还要带必要的全部装备。在紧急情况下，这种战斗可能要延续3个小时甚至3个星期。
实战考核中，狙击手要隐蔽接近目标，就像在搜索训练时那样。狙击手要在其阵地说出目标特征，如描述准确，指挥员才下命令允许目标消失。在这个阶段，一部分教官位于目标附近，并试图测定狙击手的方位。如果狙击手没有被发现并且消灭了目标，考核通过。数小时之后，要对狙击手的观察情况进行考问，狙击手要抓住问题的要点进行回答，可望增加评分。
考核分数
狙击手课程的结业分数是由综合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笔试以及射击考核的评判分数而得出的。战术分数由搜索训练、观察训练和测距训练3项成绩组成。在笔试中，考生必须在一小时内回答包含所有训练科目的100个他课程的训练，包括：（1）R+B（抢救和解救）：一项营救人质的训练，训练重点放在狙击手和抓捕组的配合上。（2）G24狙击步枪的射击练习及MG-8瞄准镜的使用：重点是掌握武器性能和使用技巧。（3）反狙击训练：训练如何对付敌方狙击手和车尾射手。（4）保护直升机训练：在一架飞行中的直升机上交火，重点训练压制敌人火力，保护直升机旋翼不被敌方火力击中。（5）高山射击训练：向位于高处或低处的明显目标射击，为此要求专门的据枪方式。（6）狙击手北极训练：在冰天雪地和极度寒冷的天气条件下战斗训练。
KSK特种部队的狙击手通常还在如各州警察特种作战突击队（SEK）或第9边防大队这样的友好特种作战单位进行训练。此外，还常常到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进行交流。
为了保护正在执行任务的狙击手的安全，KSK没有公布他们目前正在执行的秘密战斗行动，因此对于KSK狙击手参与国外作战行动总是扑朔迷离。
阿尔法特种部队“阿尔法”特种部队是前苏联于上世纪70年代为反恐而建立的。1973年，苏联一架“雅克-4”0型客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遭到4名武装歹徒劫持，机上旅客全部被扣作人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联手采取紧急行动才救出了人质。这一事件在苏联造成了不小震荡，也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当时，苏联正在全力准备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为预防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绑架后杀害的悲剧重演，同时应付苏联国内已经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苏联领导人决定尽快建立一支受过良好训练、并可在国内外随时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
1974年7月1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下达命令，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一支专门的特种小分队，专门担负反恐任务，这支反恐怖突击队最初被命名为A小组，它就是“阿尔法”特种部队的前身。组建之初，“阿尔法”特种部队只有30名成员，他们全是身手不凡的克格勃年轻军官，且全部是通过了严格考试后才跻身这支精锐特种突击队的。
经过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阿尔法”特种部队首次执行任务。1979年7月28日，一名恐怖分子身藏爆炸装置，潜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美方外交人员护送他离境，否则就要引爆炸弹同归于尽。“阿尔法”特种部队奉命出击，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伤亡。“阿尔法”特种部队首次行动就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任务，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支专门为反恐建立的特种部队后来却一次次卷入政治斗争和战争，成为政权颠覆和政治镇压的“利刃”。1979年12月27日，前苏联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调用“阿尔法”特种部队参加强攻阿明总理府的战斗，第一次真正地经受了“战斗的洗礼”。进入80年代后，随着反恐任务的加重，“阿尔法”特种部队的队伍逐步扩大。1981-1986年间，前苏联发生了3起重大恐怖主义事件。但由于“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果断行动，恐怖分子无一次得逞。
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将“阿尔法”特种部队编入联邦安全局。1993年10月，以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反对派聚集在议会大厦，与叶利钦分庭抗争。“阿尔法”特种部队被指派进攻议会大厦，但他们这次未发动攻击，而是力尽自己所长与白宫保卫者们展开了谈判，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安全保障，促使几百名议员和普通公民主动撤出，避免了事态恶化和进一步流血。
车臣战争爆发后，“阿尔法”特种部队又担起了反恐的重任。莫斯科时间2004年9月1日，30余名车臣恐怖分子突然占领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正在举行开学典礼的1000余名学生、教师和家长劫为人质。事发后，俄迅速调集部队处置，经过近52个小时的对峙，9月3日13时5分，当与恐怖分子商定从学校向外运送人质尸体时，突然发生爆炸，部分人质开始外逃，恐怖分子随即向逃跑的人群开枪。为保护人质，隐蔽在周边的俄军立即予以还击，“阿尔法”特种部队冲进学校与恐怖分子展开激战，并炸开围墙，解救人质。双方一度处于胶着状态，战斗持续了近4个小时。至17时左右，大部分人质脱险，战斗基本结束。俄军完全控制学校后，展开一系列的善后救援工作。据俄媒体发布的统计数字，在这次事件中，至少有338名人质死亡，191人失踪，443人受伤。“阿尔法”特种部队等官兵10余人牺牲。俄罗斯别斯兰市人质事件爆发突然，事件导致人质重大伤亡，举世为之震惊。以强攻结束战斗。此次事件中大部分人质获救，但造成重大人质伤亡，整个营救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在俄罗斯别斯兰市人质事件的处置中，俄罗斯“阿尔法”特种部队虽然英勇但没有成功运用过去曾使用的隐蔽接敌、多点突入、立体打击的战法，攻击没有形成波次，击毙或压制恐怖分子比较缓慢，使得一场本应“速战速决”的特种作战变成长达3小时的“攻坚战”，造成了人员的巨大伤亡，这主要是由于一线指挥官武力解决危机的思想准备不足，在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内，应急方案准备不充分，在恐怖分子引爆炸药、人质危在旦夕之际不得不出手造成的，此次事件“阿尔法”特种部队留下了血的教训。
以色列特种部队
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组建了自己的特种作战部队，它的兵力都是从陆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具有特殊技能的训练尖子，然后将这支新成立的部队命名为以色列第101部队、到了1954年，以色列考虑战争和应付国内突发事件，制止内乱的需要，决定将第101部队与伞兵旅合并，改为第202伞兵旅。该旅主要由旅部和4个营以及其它支援部队编成。1967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第202伞兵旅又改称第55伞兵旅。1960年以后，以色列使用特种部队作战颇为频繁，由应急作战转换为执行反恐怖任务。目前，以色列的特种作战部队作为一个特殊的兵种，是一般任务部队的加强和补充，它在应付突发事件、敌后侦察、实施心理战、特工破坏、反恐怖等方面近年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76年7月，以色列特种作战部队突袭非洲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行动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这次战斗在以军作战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雅典被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西德人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机上242名乘客中有105人为以色列人，他们被软禁在机场候机大楼内作为人质。劫机者要求以色列在规定时限内将关押中的53名巴勒斯坦人送来乌干达进行交换，否则人质将被处死。以色列为救出人质，成立了以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为首的行动指挥部，由步兵-伞兵司令肖姆隆拟制了代号为“闪电行动”的军事营救计划。
4架以色列空军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秘密起飞，并乘着夜色秘密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而在事先他们也并未通知那里的地面控制塔台。以色列部队赶在午夜降临前一个小时悄悄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随后以色列人便驾着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和护卫的几辆吉普驶出运输机，径直驶往旧航站楼。乌干达人以为这是伊迪·阿明或是其他乌干达高官的车队。3组突击队员按预定方案分别扑向各自的目标，整个行动像事先演练得那样流畅，10分钟攻占候机大楼，20分钟解救人质，10分钟检查，12分钟返回飞机。从第1架以色列飞机落地到返航的最后1架以色列飞机起飞，只有短短的53分钟！六名劫机者被击毙。还有一名人质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而被打死。在总共103名人质中有三人死亡。在奇袭过程中，机场的乌干达部队也向以色列特种部队开火，并打死了以色列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上校，而他也是这次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唯一一名阵亡者（值得一提的是，约纳坦·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著名政治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Jonathan Netanyahu）的哥哥，后者曾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以色列总理）。作为对乌干达政权的死敌肯尼亚（据信本次行动得到了肯尼亚的大力支持）的回报以及自身安全考虑，机场上的11架乌干达战斗机也被悉数破坏（这些飞机基本是乌干达空军的主力）。
以色列特种部队这次长达3520公里的大胆行动，以他们的技能和智谋创造了现在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营救人质行动。佩雷斯得意地称赞这次“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而乌干达总统阿明先是谴责以军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的暴行后却不由得赞扬说：“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特遣部队真是好样的！”
德国GSG9特种部队
德国GSG9特种部队系德国边防军第九大队的简称。1972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从慕尼黑奥运村劫持并杀害了11名参加第20届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其间巴伐利亚警方的解救行动完全失败，这一事件迫使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这届奥运会，它留给德国政府难以忍受的耻辱感。因此，德国政府决定组建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就是GSG9特种部队，其总部设在波恩以东3公里的奥古斯特，共有队员约350名，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战斗力极强，是一支界闻名世界的老牌特种部队，代表作是1977年在索马里参加摩加迪沙机场反劫机战。
1977年10月13日，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往德国途中被4名恐怖分子劫持，机上共有87名乘客。被劫航班最后被迫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途中，恐怖分子枪杀了一名人质。
德国政府急调30名GSG9队员实施营救行动，他们追踪被劫持的波音737抵达摩加迪沙。这次行动由尤里斯·华格纳指挥，在英国空降特勤队和索马里部队的配合下，17日深夜，GSG9成员开始秘密接近被劫飞机。次日凌晨2点，为了吸引劫机犯的注意，先是索马里部队在飞机前方点燃大火，将恐怖分子头目阿卡其和另外的一名恐怖分子吸引到驾驶员座舱，GSG9行动小组趁机沿机翼爬到紧急出口旁边。2点07分他们强制打开紧急出口，并向里面投掷了闪光弹和烟雾弹，使舱内的劫机犯一时睁不开眼。这时，静候在前后机舱出入口的20名GSG9队员们立即冲进机舱。就在劫机犯还在揉眼睛时，GSG9手中MP5的子弹就让3名劫机犯脑袋开了花，另1名劫机犯则在重伤后被擒。整个行动前后只用了5分钟，所有的人质和机组人员均获救，德国边防军第九大队行动组的英雄们载誉凯旋回国。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对此曾称，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备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补丁：劫机事件中波音737客舱狭小，目标混杂在人质和坐椅中间。这种环境对枪械的尺寸和精度要求非常严格。GSG9配备的MP5冲锋枪枪长仅660毫米、重2.45公斤，能够较好地满足狭小空间作战的要求。这次行动使得MP5的精确性能和威力得到了有力证明，该枪也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此后，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都对此枪大为青睐，纷纷选用该枪为反恐专用枪支。
一、美国特种部队（4支）
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
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GREEN BERETS）是美国老牌的特种作战部队，它属于美国陆军中最精锐的作战部队，创建于1942年7月9日，到二战结束时，已发展到了5支。1952年底，第一支特种作战部队曾被送往朝鲜战场；后又介入越南战场，并由此声名显赫；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它又被派到了伊拉克，配属到了多国部队的营一级单位，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他们在开战前便已潜入到伊拉克境内去密切监控敌军的动向，其中一个作战小组甚至已渗透到离巴格达不到100公里的地方进行侦察，为多国部队获取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对战争的取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绿色贝雷帽成立50多年来，无论美国的战车驶向哪里，绿色贝雷帽都出现在哪里，它已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一把锐利的“军刀”。绿色贝雷帽共有5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负责太平洋与东亚地区的作战事务，而且第一大队的一个分遣队驻扎在韩国（不过，在美国2003年的大规模调防中，好象又增加了特种部队在这里的数量，用以应付“朝核危机”，有海外报道称美军目前在亚洲布署的机动作战力量已超过30万人）。作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主力成员，绿色贝雷帽主要执行特种作战或机动作战任务，它可以以陆、海、空的立体作战方式深入敌后去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并由于他们精通多种语言，因此他们还可用来在敌军后方培养本地的反政府力量，例如目前在伊拉克境内培训伊拉克的军人及警察等。每个特种大队下辖3个特种作战营、一个直属特种作战连和一个支援连；而每个营下面又有3个特种作战连和一个支援连。每个特种连下辖6个特种作战小组，每个小组有12人，由于这些作战小组的战斗力相当强及装备精良，所以可超常发挥出相当1000人的战斗力。
绿色贝雷帽的挑选极为严格，据说只有10%的人才可以通过考核而进入该部队。入选的基本条件是：已在军队中服役满3年，通常需有大专文化程度，并需有一项专长，至少需精通1门外语，因为这是进行全球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入选“绿色贝雷帽”后并非万事大吉，相反，这才是一个“痛苦”历程的刚刚开始，因为他们还要进行一个为期16周的专业训练，每天的训练时间长达17个小时，主要训练内容有体能、野外生存、侦察、巡逻、伪装、通讯、刺杀、格斗等，其中光格斗就要求在山地、丛林、水中、泥中、房中、车上进行，这是他们一个主要训练课目，因为他们将以此来训练队员的反应、意志力、斗志、杀气，行动的敏捷性及果断性。绿色贝雷帽早期采用的格斗训练教材是来源于韩国的“韩式合气道”（HAPKIDO），这是一种可拳打脚踢及擒拿、抱摔均可运用的综合性犀利格斗术，现在则以泰拳与空手道为主。结束这个为期16周的专业训练后，队员才能正式编入“绿色贝雷帽”。然后再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直至全部掌握约72个课目为止，这时还必须能掌握2-3门外语。
绿色贝雷帽的队员不仅有极强的团队精神，而且个个可独当一面；不仅个个精于伏击、爆破、偷袭等本领，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功夫高手。严格而系统的训练使他们具备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非凡作战能力与出众的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海军陆战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精锐部队，同时也是最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拥有大约20万人，共有3个作战师和3个空中联队，为世界上机动性最强的快反部队之一。它自1775年成立以来，几乎参加了美国所有的大型军事活动。单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就有过半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派到了波斯湾。由于海军陆战队军纪严明且训练严格，所以在美国国会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美国大众心目中的印象也很好。
美国海军陆战队每一个师有3个步兵团，每团有3个营，再加上1个侦搜营，所以这些侦搜力量是海军陆战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在海军陆战队的正常编制中，3个陆战师各有1个精锐侦搜营，而每个正规作战营又皆分配有一个强力侦搜连，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精华中的精华。
美国海军陆战队共编为4个师和4个空中联队，其中空中联队是为步兵师提供空中打击与运输服务的。其中第一海军陆战队空中联队就驻在日本冲绳，是专门为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提供支援任务的，当然离中国也比较近。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极为严酷，其队员通常是来自其它部队的志愿者，当然也从社会上直接招收一些专长人员入伍，例如格斗高手、拳击冠军、电脑行家、射击运动员等等，用以不断充实自己。不过，无论任何人员都要先接受一个历经11周的“地狱训练”，当然这也仅是共同课目的训练，能通过该项训练者，再分入各海军陆战队师进行更专业的训练。关于格斗项目的训练，他们在“地狱周”期间仅按通用教材去训练一些基础内容，这些通用教材是根据空手道与柔道编写的。等分到各专业部队后再去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这期间他们将接受空手道的训练、中国咏春拳的训练、拳击训练、柔道训练等等，当然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几个师的专业训练内容是略有不同的，例如驻日本的部队就经常请日本本土的一流格斗大师去为他们讲课。美国海军陆战队虽也重视格斗术的训练，但该项训练所占的比重好象没有其它特种部队多。
海豹突击队
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堪称王牌中的王牌，而且在各国特种部队中，他的作战成功率几乎可以说是最高。美国海豹突击队的英文缩写是“SAL”。其中，s是“sea”的缩写（海）；A是“air”的缩写，（空）；L是“land”的缩写（陆），其全称是“美国海军三栖作战部队”。也就是说“海豹突击队”是由潜水员、空降后和陆战队员共同组成的一支综合性作战力量。由于它执行的任务多从海上开始行动，故取名“海豹”。
SAL的前身是成立于1942年的“海军爆破部队”，到1946年时己发展到34个分队，不过随后又进行了缩编，精减为5个分队，但却重新配备他们的装备，使他们的火力更强大及机动性能更高，从而可以深入到内陆作战，也就是已由“水中爆破大队”的破坏任务与秘密侦察敌方海岸线的任务而延伸到了各种各样的特种作战，例如敌后渗透、侦察、绑架、破袭及偷袭敌方的战俘营等。
SALN于战功显赫（例如越战中海军有14人获得了“荣誉勋章”，其中有3人是SAL队员，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或失踪，堪称奇迹。他们还曾多次参与营救战俘的行动，在美军所营救出的战俘中，就有至少一半是由SAL队员救出的），所以在目前美国大幅裁军的情况下，它反而增加了编制，例如已由1980年的37个排增加到了目前的60个排。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追剿本“拉登的特遣队，而这支特遣队就是由SAL与”三角洲特种作战部队共同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的。
现阶段的SAL正在进行改组，因为美军要把目前的6支海豹突击队改编为8支，每支海豹突击队下辖6个排；其中最精锐的第6分队则属于反恐作战单位，目前SAL的总兵力约为2000人。在美国，军人们也都以能进入海豹突击队为荣，因为他的挑选是极为严格的，尽管这些志愿者可能来自其它精锐作战单位，但在训练中还是会有过半数的志愿者被淘汰出局，且从目前来看还无法维持这一比例，因为要求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而要招收的人却有限，从而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SAL有两样最出名，一是战功显著；二是训练严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地狱周”（训练计划中的第6周）强训课程：所有学员在6天中只可得到4个小时的睡眠，所以一周下来后，关节扭伤、骨头摔折，甚至患上肺炎者大有人在，而且当队员们整整在水中游了一夜而疲惫至极并准备上岸时，教官可告诉他，只要承认无法继续训练或不适合当“海豹”，马上就有热咖啡送到面前，并可洗个热水澡后可美美的睡上一觉，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意志不坚定者便由此被淘汰出局。整个训练过程中，队员还要同时开展空降、格斗、捕俘、爆破等训练。他们的格斗教官是李小龙的截拳道大弟子伊鲁山度的高足保罗·凡奈克和李小龙的咏春拳师弟梁绍鸿，不仅保罗凡奈克功夫极为全面，除擅长截拳道外，还兼修巴西柔术、泰拳及极为凶悍的菲律宾刀术（专门以刀相搏的格斗术）；就是这个当年（1955年）由李小龙介绍入叶问门下的梁绍鸿也深得师门真传，为咏春拳中的代表人物，所以SAL的格斗水平也相当高，也相当专业，要明显高过其它特种作战部队许多，这可能是由它所执行的任务所决定的吧！另外，所有队员经过共三个阶段的强训并合格后，才会被派到各个作战单位，然后再进行正常的训练。“三角洲”突击队
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DEITA FORCE）堪称美军特种部队中的“双刃剑”，因为它的编制虽为特种作战部队，但同时还具有反恐的功能。这支神秘的特种部队创立于1977年11月19H，其创建人贝克威斯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并曾到过数个国家的特种部队去交流过，其中就包括英国的王牌“英国空降特勤队”。从创立之初，“三角洲”特种部队就以精干与精锐而著称，至今仅维持不到1000人的数量，但他们的功绩却绝对不容小觑，例如1982年为意大利特种部队营救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的美国多齐尔将军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渗透到伊拉克腹地侦测到了对方的“飞毛腿”导弹基地，并引导空军将其摧毁等，另外，洛杉矶奥运会的保卫任务及总统的重大活动等，均由“三角洲”特种部队包办。“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人选是来源于各一线作战部队或其它特种部队，其训练基地位于北卡罗来那州的布拉格堡。“三角洲”特种部队的训练课目除了常规的特种训练项目侦察、爆破、空降、泅渡、格斗、攀登、驾驶、射击等外，还进行反恐战法的演练，如反劫机、心理战、解救人质、对自杀式爆炸的应对、对生化武器的应对方法等。使他们的训练强度更大，难度更高，挑战性也更强。由于具有反恐的特种身份，所以对他们的射击与格斗这两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例如射击就要求他们需做到在30米以内的距离达到98%以上的命中率，914米的距离上必须达到90%的命中率。格斗则更不在话下，不但要学会一对数个对手的技术，即便进行徒手夺凶器练习时，也是进行实刀实枪的严格训练。目前，没有人知道“三角洲”特种部队具体部署在什么地方。
二、英国特种部队（4支）
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
英国作为老牌帝国，拥有相当规模的特种部队，因为它在地球上拥有众多的属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联邦国家，就连实力强大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属于其管辖。天高皇帝远，一些小的不太听话的属国自然会纷争不断，这就需要这个“日不落帝国”拥有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高度机动性的部队去应付这些国家的动乱或叛乱。同时世界上的任何冲突好象也都少不了英国，无论是朝鲜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纵横。
英国的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的编制为旅，它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中的精英，该突击队下辖3个营，最早创立于1942年，在二战中曾立下显赫战功，例如曾于1944年成功登陆诺曼底；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也曾是先头部队；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也有它的身影。当然近年来，该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放在最难啃的北爱尔兰，因为那些狂热的北爱尔兰共和军是相当难对付的，那些山林中随时都会有枪手出现，该处被认为是英国海外最危险的驻防地。由于大多数本地居民都同情或暗中支持恐怖分子，所以突击队在那里的行动极为艰难。因为环境所迫，所以突击队的训练极为严格与全面，他们除了精熟海军战斗技术外，还必须精通步兵技、战术，另外防爆、炸弹处理、反伏击、防生化武器等课目都要训练。突击队的格斗训练所占的比重虽不是很大，但格斗内容却很精细，他们的格斗训练是以空手道与柔道为主，因为他们已将此两者融合为一体进行强化训练，以应付巡逻过程中突然出现的袭击场面，或用于在人群密集之处实施抓捕或搜捕任务。
海军陆战队特种舟艇队
英国的海军陆战队本身便是一支精锐部队，而其内部又有许多更为精细的特种作战团体，其中最为人所称赞的便是“海军陆战队特种舟艇队”（SBS），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特种部队，它创立于二战期间，专门用来突击和侦察欧洲大陆的海岸，例如曾潜入德军占领的波尔多港，并对敌方的舰船进行了攻击，使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朝鲜战争时，这支部队也曾来到这里作战。特别是与阿根廷的战争中，特种舟艇队是第一支登上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攻部队，他们是先乘飞机离开英国，并跳伞至南大西洋的一艘潜艇上，当潜艇将他们带至近海后，他们又坐轻舟偷偷登上福克兰群岛，为英军的最终取胜打下了基础。另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特种舟艇队还是多国部队中第一个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的部队，他们曾深入伊拉克国土内部去侦察和破坏对方的指挥与通讯系统，从而切断了伊军相互之间的联络，自此特种舟艇队更是声名远扬，成为很多国家特种部队训练与行动的榜样。
特种舟艇队的队员多来自于海军陆战队或其它特种部队，然后进行为期3周的挑选训练，合格者方有资格进行接下来的为期15周的综合训练，然后是4周的专项空降训练，以练习在各种困难条件都能成功空降的本领，然后才成为真正的“特种舟艇队”队员，而编入各作战班。当然有时候也会将他们派往北爱尔兰去进行实地训练，合格者才有资格成为特种舟艇队队员。进入特种舟艇队后将继续进行各种特种技能的训练，如两栖作战训练、山地训练、综合格斗训练等。特种舟艇队最明显的标志是共右肩的海军伞兵翼和右前臂的“潜水操舟者”徽章。
特种舟艇队佩备有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莱波折叠小艇和双子星快速小艇，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扁舟勇士”。他们的格斗训练也极为全面，不仅要精通陆地格斗，还需熟练掌握水中格斗技巧。他们的主要格斗训练内容为自由搏击（KICK—BOXING）和拳击，注重直接的打击技巧练习，以便取得最明显的打击效果。最近他们也加强了巴西柔术和泰拳的训练。
空降特勤队
英国空降特勤队（SAS）本身便是一支精锐部队，它创建于1941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最正规的特种部队，当时它的作用是用来进行敌方破坏、袭击与营救盟军战俘。它的足迹几乎已遍布整个欧洲战场，同时它还训练其它特种作战团体来协助盟军作战。后来又转战马来西亚，因为那里曾发生过反殖民战争；接下来，又被派往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去征服那里的叛军，并取得了成功；1963年，又被派往远东地区的婆罗洲，由于空降特勤队战绩卓著故而显得人手不够，所以英国当局便决定对空降特勤队进行扩编；1969年，由于北爱尔兰情势突变，因此SAS又被派往当地同爱尔兰共和军对抗；1972年，他们又重回阿曼，而且仅10名SAS队员便击败了250名敌对分子，创下了特种作战最高记录；1980年，伦敦的伊朗大使馆人员被恐怖分子劫持，警察在束手无策后，军方便命SAS前去处理，他们乘直升飞机降落在大使馆屋顶，再顺绳而下，仅40秒钟就把数名占领大使馆的恐怖分子制服，并成功营救出了人质，当时的实况曾通过电视向全球进行了播放，这一次使SAS声名大噪。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役中，SAS充当了急先锋，虽然第一次空降因天气太差而流产，但第二次的充气小艇登陆却获得了成功，他们登陆后不仅为英军提示轰炸目标，而且他们还偷袭了对方的机场，并炸毁了11飞机，这一切均传为佳话。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们则与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一起去搜寻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攻击敌方的军事控制中心，当然美国空军的准确轰炸，全赖于他们的准确指引。
目前的空降特勤队约有3个团，每个团约有550至700人，其中第22联队是他们的王牌。SAS的所有队员皆选自其它一线作战部队，所有要求入选者要先通过入选的课程，其主要内容是用来考验队员的耐力、意志与心理素质；其中对单兵的考核与训练也极为严格，例如要求须在背25公斤背包的情况下于20小时内行军64公里。合格者还要进行接下来的一个为期14周的强化训练，包括各种情况下的空降、高精度射击、野战医疗、滑雪、山地战、水下袭击、水中格斗等，通过这些课目的训练后才获得SAS的贝雷帽与徽章，成为正式的SAS。记住，在所有要求加入的人中，最终只有20%的人获得加入。而且在SAS中只能待3年，然后再去其它团队继续服役。
空降特勤队的标志是土黄色的贝雷帽、行动时则会戴独特的防毒面具和神秘黑色攻击装，其帽徽是一把“有对翼的匕首”以及右臂上的SAS翼。空降特勤队所采用的格斗术是空手道及柔道，某些阶段也会训练中国功夫中的擒拿术和咏春拳。“红魔鬼”伞兵团
英国军队的“红魔鬼”伞兵团（PARCHUTE PEGIMEN）在英国众多的精锐部队之中，也算是一支王牌部队。它是按丘吉尔的命令并依照德国模式于1940年创建的，虽然刚开始的一些行动并不算成功，但却于1943年突然空降于德军用于生产核反应堆原料的工厂，并化装成德军摧毁了这个秘密单位；随后，1944年6月的“进攻日”他们也成功登陆，这一切均使他们建立了永久的超卓声誉。二战后，他们则忙碌于英国在全球的几乎大大小小所有战事，巴勒斯坦、婆罗洲、苏伊士运河、塞浦路斯、科威特、北爱尔兰、福克兰群岛、伊拉克等。正是由于他们的不凡功迹，所以他们才避免了被裁减的命运，特别是当政府准备缩减他们的编制时，恰逢英阿马岛战役爆发，所以他们又马上被派往福克兰群岛战役中，结果他们以550人战胜了1400名阿根廷士兵，并从此名留军史。“红魔鬼”伞兵团下辖3个正规营，以及3个预备营，总兵力约1600人。他们最大特色是头戴红色贝雷帽且神出鬼没，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红魔鬼”（THE RED DEVILS）或“红色贝雷帽”（THE RED BERETS）；其臂章是一匹长翅的飞马。“红魔鬼”伞兵团的招选十分严格，所有应征队员要经过甄选课程后才有资格加入这支声名远扬的特战部队。他们的主要训练内容是空降技术及步兵陆战技术，当然跳伞、射击与格斗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他们的格斗教材是结合了空手道和柔道的特长而编成的，近年来他们又加入了泰拳技术的训练。不过最近几年伞兵团的正规营的兵力却显得不足，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应征者通过甄选的考试，尽管通过这些考试可培养真正优秀的顶尖人才。目前，军方高层正在检讨这个训练模式，看有没有必要更换或调整。
法国GING
法国是倍受恐怖组织青睐的“圣地”，成为欧洲地区恐怖组织的基地与温床，许多恐怖组织都在巴黎设有秘密指挥部，从而使法国成为情报与反情报、恐怖与反恐怖行动的混战战场。数十年来，来自法国国内、国外的各种恐怖组织，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袭击、爆炸、暗杀、绑架，无所不为。
法国反恐怖突击队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狂潮下应运而生的。70年代的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频频高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都使西欧各国政府感震惊。1973年，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使法国政府感到大失体面。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恐怖分子，法国政府在1974年正式成立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的部队：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GIGN）。作为宪兵部队的一部分，直接受法国国防部领导。由于突击队在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时，总是身着一身黑衣黑腰带，故称“黑衣人”。
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在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恐怖新生力量。目前GIGN有队员共80余名，军官4名，编为4个突击分队。自成立之日起，它就像一把神奇的“达摹克利斯”宝剑，时刻悬挂在恐怖分子的头顶。作为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特种突击队，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这支部队总共执行了各种任务600余次，解救人质450名，逮捕了550名恐怖危险分子，从而以其赫战果成为世界精锐部队中的佼佼者。
1976年9月17日，国家宪兵干预队突击顺利平息了戴高乐机场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人质事件。
1977年2月24日，突击队在芒会省的一个农庄救出一名被恐怖分子扣做人质的小姑娘。
1978年1月，该部队平息巴黎东部克来渥监狱暴动。
1981年5月，国家宪法兵干预队16名突击队员，在普拉热机场生擒一名劫持爱尔兰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的劫机犯，救出113名乘客和机组成员。
1983年7月，6名属于反伊朗政府的伊朗人，在巴黎机场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机。在国家宪兵干预队的威摄下，6名劫机犯投降。
1984年8月，法国马赛机场一架法国班机被一名武装歹徒劫持，宪兵突击队立即出动将劫机犯制伏。
1988年5月4日，宪兵突击队新任队长勒戈尔率领20名队员万里奔袭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奋战数日，将17名武装暴动分子全部击毙，勒戈尔队长和几名队员在战斗中丧生，但27名被扣人质获救。
1993年5月，巴黎夏尔科司令幼儿园一名老师和21名孩子被劫持，特种部队突击出击将恐怖分子击毙，救出人质。
最辉煌的是1976年营救吉布提人质行动和1994年的马赛“空中客车”营救行动。
万里奔袭显神威。1976年2月4日早晨8点，在离法国本土6800公里的吉布提附近红海入口处的法军基地，4名手持自动武器的索马里恐怖分子冲上一辆基地子弟学校的学生班车，将30名学生、司机和一名社会福利员连同一起劫持到离索马里边境哨听180米远的地方。
学生班车被劫持的消息传到法国，极大地震惊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迅速决定：派遣国家宪兵干预队前去营救。当夜，布鲁托中尉率领一支9人突击小分队乘飞机秘密飞往吉布提。法国调动了海外军团的一支部队，以对付索马里军方的任何军事行动。经过仔细的勘察之后，布鲁托中尉将他的9名狙击手于拂晓前部署在学生班车周围，巧妙的伪装使他们与周围的地形地貌融为一体，恐怖分子没有丝毫察觉。
非洲列日如火焰般的阳光毫无遮掩地照在大地上，整个沙漠被烈日烤得像个蒸笼，突击队员忍着饥渴纹丝不动地潜伏着，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凝神屏气，注视着被劫持的班车，枪上的瞄准镜始终对着目标。经过10个小时难以忍受的潜伏和等待之后，所有恐怖分子都进入了狙击手各自的射击视野中，盼望已久的进攻机会终于来临了。下午3点47分，布鲁托中尉不失时机地下达了开火命令。
布鲁托中尉的话音刚落，狙击手们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出膛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地射向目标。车上的4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第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在班车旁。突击队员们迅速路起向班车接近，索马里边防哨兵开始向突击队射击，企图阻止他们靠近班车，法国海外军团的增援部队随即以强大的火力对索马里边防哨所进行压制。突击队趁机冲向班车，并将企图登车的第6名恐怖分子击毙。
32名被劫人质全部获救，突击队无一伤亡，出色地完成了人质营救任务。
马赛铸奇功。1994年12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候机大楼旁，担任法航8969航班的一架“空中客车”300型客机已引导最后一名乘客登上飞机，静候10分钟后起飞。机上共有乘客227名，其中有40余名准备回国过圣诞的法国人，其余大部分是前往法国观光或度假的阿尔及利亚人。
突然，4名身穿地勤人员制服的年轻人以对飞机进行安全检查为名，强行登上法航飞机，随即亮出携带的AK-47自动步枪、手枪和微型冲锋枪，逼迫机长通知塔台。机场当局立即关闭了机场，警察迅速包围了这架充满恐怖的飞机。阿当局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旋即开始与劫机者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立即组成了应急小组，商讨对策，并下令国家宪兵干预队队员取消圣诞休假，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出发，翌日凌晨，40余名突击队员乘法航相同型号的一架飞机抵达西班牙离阿尔及尔较近的帕尔马机场待命，随时准备出击。
30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结局
吴化文：全国解放后，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要求从部队转业。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吴化文从部队下来后，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所在的三十五军被改编成浙江省军区部队，一0三师兼街州军分区，一o四师兼绍兴军分区，一O五师兼杭州警备区。1962年4月，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58岁。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及解放军八个大军区都送了花圈，终年58岁。
曾泽生：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戎马一生的曾泽生脱下军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下来。197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第二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邓宝珊：建国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改称省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8年离休，78年任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岁高龄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以7旬之年仍驾艇出海，指挥若定。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程潜：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196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4年5月21日，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享年71岁。
陶峙岳：1949年1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于长沙，享年97岁。
卢汉：1950年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其后调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卢汉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马鸿宾：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10月30日，因患胃癌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
潘文华：解放后，潘文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潘文华在成都病逝，享年65岁。
马占山：1950年11月2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65岁。
方鼎英：解放后，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岁。
邓锡侯：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在成都病逝，享年75岁。
吴奇伟：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1953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
马瑛：1950年3月，调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82岁。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查，“马瑛确系国民党起义人员”，将原特赦通知书予以撤销，恢复马瑛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委员兼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郑州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
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还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B，在重庆病逝，享年96岁。
高树勋：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72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还是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24日逝世，享年80岁。
陈克非：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还是湖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9月逝世，享年63岁。
罗广文：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因病逝世。享年51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第三章 史海钩沉
我军战备等级的区分
战备等级是部队战备程度的区分，全军战备等级分为四级战备、三级战备、二级战备、一级战备。（1）四级战备，即国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者我国周边地区出现重大异常，有可能对我国交全和稳定带来较大影响时部队所处的战备状态。
部队的主要工作：进行战备教育和战备检查；调整值班、执勤力量；加强战备值班和情况研究，严密掌握情况；保持通信顺畅；严格边境管理；加强巡逻警戒。（2）三级战备，即局势紧张。周边地区出现重大异常，有可能对我国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时，部队所处的战备状态。
部队的主要工作：进行战备动员；加强战备值班和通信保障，值班部队（分队）能随时执行作战任务；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及时掌握情况；停止休假、疗养、探亲、转业和退伍，控制人员外出，做好收拢部队的准备，召回外出人员；启封、检修、补充武器装备器材和战备物资；必要时启封一线阵地工事；修订战备方案；进行临战训练，开展后勤、装备等各级保障工作。（3）二级准备，即局势恶化，对我国已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时，部队所处的战备状态。
部队的主要工作：深入进行战备动员；战备值班人员严守岗位，指挥通信顺畅，严密掌握敌人动向，查明敌人企图；收拢部队；发放战备物资，抓紧落实后勤、装备等各种保障；抢修武器装备；完成应急扩编各项推备，重要方向的边防部队，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抢修工事、设置障碍；做好疏散部队人员、兵器、装备的准备；调整修订作战方案；抓紧临战训练；留守机构展开工作。（4）一级战备，即局势极度紧张，针对我国的战争征候十分明显时，部队所处的战备状态。
部队的主要工作：进入临战战备动员；战备值班人员昼夜坐班，无线电指挥网全时收听，保障不间断指挥；运用各种侦察手段，严密监视敌人动向，进行应急扩编，战备预备队和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按战时编制满员，所需装备祝补充能力优先保障；完成阵地配系；落实各项保障；部队人员、兵器、装备疏散隐蔽伪装；留守机构组织人员向预定地区疏散；完善行动方案，完成一切临战准备，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从未领兵的中国神秘上将 死后美国中情局休假3天
围绕共同抗曰的一系列问题，周、张很快取得了共识。关于蒋介石参加抗曰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就中央听取李克农汇报后针对张学良的建议，和他希望共产党先作出让步的愿望所作的商讨回答：中国共产党愿意争取蒋介石和整个蒋介石集团一起抗曰。但蒋介石的思想实质是视人民为死敌，因此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与曰本走狗一样的事情，不过为了抗曰大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只要他幡然悔悟，中国共产党可以既往不咎。我们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先让步不行，让步太多也不行。让步太多，会使他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先得要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真正团结的目的。
义正词严又坦诚真挚，张学良频频颔首。
一夜的谈判圆满成功。4月10曰拂晓，周恩来和李克农迎着朝阳踏上了返回瓦窑堡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曰”变为“逼蒋抗曰”、“联蒋抗曰”，是政策上的一大变化。这个变化昭示共产党人的伟大襟怀，也昭示了周、张会谈的历史性贡献。
蒋介石对曰本侵略者的退让妥协，加剧了曰本独吞中国的野心，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依仗英美扶持的蒋介石与曰本的矛盾也曰益激化。他看到了中曰战争已无法避免，于是决定“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于是有了虽在进行“剿共”战争，却又布置陈立夫与中共联系的行动。发展到1936年8月，国共合作抗曰的形势还是令人乐观的。
但到了10月下旬，蒋介石却突然严令大军加紧进攻陕北根据地，并叫嚷“剿匪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之阶段”，而且亲自到洛阳、西安督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其故安在？
问题出在苏联方面。
蒋介石在设法与中共联系时，也在同苏联接触。并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曰的军事同盟。苏联谈判代表是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奉政府之命说：两国军事同盟条约不能缔结。这个条约只对中国有利，它可使曰本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疯狂的曰本不顾一切发动侵华战争，苏联必被牵入，此时倘若德国借机侵苏，苏联将两面作战，殊为不妥。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实际是掌握在苏联手中，当时的中共属共产国际成员，实际是听苏联的，如对中共采取和解态度，便可获得苏联好感。于是加紧与中共的谈判联系。同时又退而求其次地向苏联提出两国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假如曰本侵华，苏联不得乘机以援共的名义间接侵华旧本如侵苏，中国不得联曰侵苏。这个提议得到苏联的响应。到1936年9月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渐渐成形。在一次讨论中，鲍格莫洛夫代表苏联政府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曰爆发战争，他们决不会帮助中共。接着他又说：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石破天惊。这话出自苏联代表之口，把陈立夫听愣了。
谈判桌上无戏言，尤其在正式谈判中，更是句句算数的。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也不禁大感意外，他要陈立夫探明此话真意。
陈立夫向蒋介石讲了一件事：在谈判中，他对鲍大使说：“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对苏联非但无利，而且有大害。”“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化，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多的中国吗？”鲍格莫洛夫不但当即赞同此看法，而且要陈立夫同意将此话以密电形式向苏联政府报告。
1936年12月9曰，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举行了兵谏，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曰。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曰派视为天赐良机，决定用武力解决，派飞机对西安狂轰滥炸，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
曰本帝国主义更是兴高采烈，一面怂恿亲曰派扩大事态，鼓动汪精卫和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一面向华北地区不断增兵，虎视眈耽，意欲乘机而动。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指责张、杨与亲曰派有密切联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曰本在中国新阴谋。
张、杨在这危急情势之下，急电中共中央，请求出面调停。
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同周恩来再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起商讨解决办法。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曰夜操劳。
毛泽东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李克农在开辟这个新纪元的过程中，作出了自己难能可贵的贡献。中共一历史性大动作：争取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站到共产党一边这一重任又落在李克农头上。
1936年12月25曰下午3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乘机回南京，宋美龄、宋子文等同机返回。“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是当面答应周恩来今后决不剿共，但他不肯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只是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向全国人民用他的“领袖人格”作保。因此，具体落实的办法还在谈判中。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谈判，李克农仍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谈判工作。
谈判刚开始，一架专机从南京飞来，接张冲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当晚，周恩来对李克农说：中央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到上海建立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李克农觉得这里的谈判更重要，周恩来浓眉一挑微微笑道：“我这里虽离不开你，但你去上海更重要，中央获悉蒋经国将要从苏联回国，决定派你去上海迎接他。要抢在蒋介石前面，向他详细介绍国内情况，争取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曰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作为，这件事做好了，重要性不亚于‘西安事变’。”
李克农明白了这个任务的份量，提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周恩来说：“没时间了，你明天就搭张冲的专机走。”如此仓促出乎李克农的意料，他不禁一愣。周恩来拍着李克农肩头笑道：“中央相信你的能力。”
就这样，李克农在谈判桌上悄悄地消失了。
李克农一到上海，立即着手筹建红军办事处。他化名李震中，公开头衔是杨虎城17路军军需主任。他在曰夜等待党中央发来有关蒋经国回国电报的同时，每天都接待来访的各方人士，重点是国民党、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中与蒋经国有关系又接近共产党的人士，为迎接蒋经国的到来作安排。同时又遵照周恩来指示，与潘汉年取得联系，他们相约在一家酒馆里见面，表面上相互碰杯换盏，谈笑风生，似乎在讨价还价地做一桩买卖。其实李克农是在将此行的目的和中央的指示告诉潘汉年。他们知道蒋介石也一定会派人来接的，便研究商定了如何利用国民党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的有利条件抢先行动的方案。安排了接人的车辆和蒋经国一家下榻的旅馆，保证蒋经国安全的防卫措施，摆脱国民党追踪及拦阻的办法。
他们到黄浦江客轮码头进行了多次演练：船靠码头，只要戴深色墨镜的李克农一个暗号，早已布置下的眼线——汽车司机、卖烟小贩装成游客的男女都立刻按计划行动。演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且一次比一次熟练、迅捷、准确无误。
与此同时；李克农和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详细地把握了蒋经国在苏13年的经历及思想演变情况。以便“攻心为上”。
潘汉年
蒋经国能返回祖国，并非一帆风顺。1925年蒋介石是作为政治赌注送他去苏留学的。以此博取斯大林对他的好感，支持他即将进行的北伐，同时也以此赢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他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冲锋陷阵。斯大林也有他的政治意图，他说，蒋经国到苏联来，将来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一张王牌。待到4.12叛变，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后，蒋经国逐渐遭到冷遇。30年代初，蒋经国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要求回国，被苏方拒绝。1935年底，国民党和苏联谈判签订友好条约期间，蒋介石曾下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提出让蒋经国返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竟说：查无此人。当蒋廷黻、邓文仪，甚至张冲为此不断奔走时，周恩来通过党的渠道获悉蒋经国此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而且还是区苏维埃的代表。然而就在这时，介绍蒋经国加入联共（布）的区委书记被诬陷为苏维埃的敌人，蒋经国也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这时又恰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也签订了同国民党政府的友好条约。加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疏通，蒋经国才万幸地逃脱了一次有可能的灭顶之灾。这些蒋经国是一无所知的，但这些都要让他知道。
放蒋经国回国的最后决策人是斯大林。他想利用蒋经国使蒋介石既和中共合作共同抗曰，消除曰本对苏的威胁，又赢得中共的好感。
李克农和潘汉年要向蒋经国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纠正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因为他在苏联期间曾受到王明、康生等人极不公正的对待而被捕入狱，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深刻的成见。
1935年他和苏联女工费娜恋爱，这时王明、康生横生枝节，要蒋经国写一封类似表忠心的“献给母亲的信”，以换得他们的批准。这封信经王明、康生修改后不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且送到苏联克格勃那里存档备案，这封信的许多增删是有违蒋经国本意的，这还不算，到这年3月，蒋经国要与费娜结婚了。王明和康生又从中捣鬼，要苏方开除蒋经国的党籍。这下使蒋经国极为恼火，王明、康生给他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由此产生对中国共产党深深的成见。
李克农和潘汉年当然理解，中央要他们抢在蒋介石见他之前首先和蒋经国取得联系，是希望蒋经国先听听共产党方面的介绍，消除心中误解、偏见和怨恨，对国内情况有个正确的了解，以便他回到蒋介石身边后，不为单方面的说辞所迷惑。
李克农和潘汉年详细分析了蒋经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动之以情喻之以义，虽然他和蒋介石有割不断的父子之情，但也一定要以民族大义使他对将要面临的现实有理智的态度。
李克农曰夜盼望中央来电。1937年3月中旬一天深夜，一份密电送到他的面前，蒋经国于3月25曰从海参崴乘船回国，准确曰期很难说。
李克农、潘汉年一连几天等候在码头上，望眼欲穿。
1937年4月19曰黎明，江上晨雾淡淡，冷风阵阵。一艘远航客轮在远处隐隐出现了，李克农紧紧盯视着，直到分辨出是哪里来的为止，他发出了预备行动的信号。
渐渐地，站在船舱甲板的人都可看出模样了，客轮减速，准备靠码头了，突然江面上飞来两只快艇驶向客轮，不一会儿，艇上训练有素的人快速登船。李克农认出前面的是蒋经国，舷梯刚放下，就见一群人前后簇拥着蒋经国一家走出船舱，下到汽艇上，汽艇立即开足马力转眼就消失在晨雾之中。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
蒋经国被蒋纬国的快艇接走了。
李克农惊愕不已，呆呆地站在原地。旅客快下完了，有人撞了李克农，他看了一眼，是自己的人，他明白该撤了，但他却久久挪不动脚步，望着滔滔黄浦江水，一声浩叹、几滴苦涩的泪水在眼眶中涌动……
嗟叹抱憾之后，李克农很快冷静下来。他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蒋经国被蒋介石送到宁波老家软禁起来。蒋介石虽有四个妻室，但只有二子一女，而且唯有蒋经国才是他亲生的。既是长子，又是嫡生，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蒋介石要找接班人，理所当然地首先考虑蒋经国。
蒋介石叫蒋纬国和一些人陪蒋经国读由他圈定的《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封建儒家著作，拼命进行他所需要的思想灌输。
不久，李克农通过曲折的关系，与蒋经国取得联系，使蒋经国在抗战中一直持积极态度。解放战争时，蒋经国在赣南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克农和蒋经国的隐蔽联系从未断过。
1958年的一天，李克农一进家门就对子女高声嚷道：“拿酒来！拿酒来！”
吃饭间，李克农举起酒杯欣喜道：“肥仔（李克农对廖承志亲昵的称呼）这件事办得好，总算和小蒋联系上了，祖国统一有望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美帝国主义出兵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革命，蒋介石也在美国支持下，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7月17曰，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形势急转直下……
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扭转了航向，李克农争取蒋经国的努力再次受挫。李克农不禁仰天浩叹，心中似海峡的巨浪翻腾回旋，留下了无穷的抱憾。李克农截获重要信息，促使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
抗曰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蒋介石连发三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毛泽东分析国内外形势后，为争取更好的前途。决定身入虎穴，同蒋介石面对面地谈判，并签定“双十协定”，这辉煌的一页，早已载入史册。正是李克农和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为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曰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想捕捉信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电码无法破译。
李克农忽然想到国民党在延安驻有联络处，必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受邀请有密电往来。
搞到密电码！李克农决心一定，立刻行动。
他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真有能人，不负李克农所望，果然得手。
李克农命令：曰夜监听这部电台和重庆的联络。
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的面前。
李克农连一个字也不放过，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
毛泽东不表态，蒋介石越起劲。
邀请电报一封接一封。
蒋介石的第3封邀请电一发出，重庆国民党报刊立即登出蒋介石谈话，宣称：国家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
从密电中获悉：蒋介石打的是如意算盘，他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上井冈，万里长征到延安，都没有离开过根据地。他颇为自得地确信毛泽东这次也不会离开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平谈判以至引发内战的罪名套在共产党，毛泽东身上；万一毛泽东果真到重庆，则正好拖住毛泽东、争得时间作好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
李克农将这些情报一分钟也没耽误地报告了党中央，使党中央、毛泽东掌握了蒋介石的心态。
1945年8月26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既然蒋介石假邀请，我们就使之弄假成真。毛泽东亲率和谈代表团赴重庆，争取主动权，谈得成最好，谈不成则揭穿了蒋介石的政治伪装。
历史无数次证明：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棋高一着。
机场。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人们欢送毛泽东。
李克农一直守候在机舱口。无关人员不得登机。他深知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与他提供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什么结果，尚难预料。总之干系重大。
毛泽东在机舱口，向李克农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李克农紧握不放。他真希望毛泽东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虽然明知是不可能的。
李克农心潮奔涌，此时此刻只轻轻地说了句：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喉咙。
李克农这饱含深情的轻语，激起了周围人的感情的波澜，有人呜咽出声……
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前总是思之又思，而一旦决定了，就变得轻松无比。他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看，你们都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李克农破涕为笑。
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宴请毛泽东。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他脸上在笑，却很尴尬。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报告：毛泽东不会赴重庆。中共中央给他的复电是毛泽东要上飞机时发出的。
毛泽东也在笑。他赞赏李克农的情报工作精细、准确、及时、高度保密。
李克农曾救康生一命。康生对李克农无端猜疑，挟嫌报复
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负责人与机关及一大批干部，幸得李克农、钱壮飞等及时报告才得脱险。刚被王明任命为组织部长的康生（当时的名字叫赵容）也在其中。
1942年6月2曰，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康生十分信任，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这句话，正中康生下怀，他要借此为阶梯，爬上更高的权力宝座。
李克农于1941年2月由桂林撤到重庆，奉南方局指示回延安。中组部部长陈云给了他任命通知：社会部副部长，作康生的副手。1942年10月，中央成立情报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任副部长。李克农曾庆幸自己遇到有高度理论水平的上级，可以好好向他学习。他哪知谁与康生共事，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整风运动初期，康生以肃反专家自居，重演利用运动抬高自己消灭政敌的故伎，当进行到“审干”“抢救运动”时，运动进行不下去了。
李克农作为康生的副手，以为康生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便很认真地执行了。当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发生后，他发觉许多年轻、热情的青年人都是“特务”“内奸”，有的单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他所在的社会部和情报部几乎到了无人可以工作的地步，他便陷入了沉思。康生那种不要证据只凭直觉，只凭推理，大搞逼、供、信定罪的做法更引起了他的怀疑。尤其是康生把那些上过教会学校的人，听过外国人讲课的人，都打成外国特务。这种荒唐的做法，使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无一幸免，他为之悚然。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监狱，理由是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陶铸在狱中的坚强表现，李克农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觉得太出格了。李克农对前一段“审干”“抢救运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曾向有关领导反映过，但无明确答复。他决定和康生拉开距离。此后，他便不断遭到康生的打击。
1944年4月，毛泽东将李克农、周兴、师哲召到枣园进行谈话。
毛泽东见人到齐便言归正传：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四个今天枣园夜谈，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
李克农听罢，面露狐疑之色：抓整风，搞肃反，主要由康生负责，怎么他没来？周兴和师哲也流露出同样的疑惑之色。
毛泽东一眼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不提他了，咱们谈吧。
这次谈话，毛泽东由“失足者”的口供谈起，引用了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用刑逼出来，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他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李克农他们“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泽东要他们立即展开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一直心情沉重地做着笔记，没有说话。毛泽东要李克农说说想法，李克农只说了句：回去后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再也没一句多余话。毛泽东点破了他的心思：你怕搞不过康生吧？李克农没有解释，没有分辩，只是默默地听着。
李克农等被毛泽东召见的事，康生很快知道了。甄别工作没让康生负责，他感到在毛泽东那里开始失宠了，于是就迁怒李克农等人。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甄别工作，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得到甄别，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这个结果，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康生的那套“审干”“抢救失足者”的做法是错误的。康生成了“千夫所指”。于是他更加增长对李克农的仇恨。
李克农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将200多名“重点抢救”的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后来他们都成了情报战线的骨干。康生认为这是李克农故意给他难堪。
最令康生暗自捶胸顿足的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会议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还不算，会后不久，他被派到穷乡僻壤搞土改去了。
国共内战的重新反思-
每看国共内战史，国民党政权因战败播迁台湾一隅，江山易色，人事不再，沉痛的心情总是无法释怀，那种旁观者清的痛楚更是无以复加。看了很多国内外及台湾方面有关这场内战分析的著作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都无法令我信服。
国内正统的什么民心论正义论等自然不用谈，海外以及台湾的一些著作和文章，虽然对国共内战的分析客观一些，但读来也让我迷惑。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府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例如说国民党腐败导致它在军事上失利，那么历史上有比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之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毕竟当时的国民政府比起那些封建王朝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民主和进步，尤其不可否认的是，那时期的国民政府虽然限制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但毕竟是自由的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现在中共治下的有与无的问题。国民政府可能相较于西方自由国家要腐败，但不会太腐败。当然有人会说，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反政府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3年多时间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超过毛泽东的估计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两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和关内后方的战略补给中心烟台和威海卫被国军攻克，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泽东被胡宗南追击得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十分狼狈，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终于在毛的再三催促下挺进大别山，进入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点，但却遭受连连挫折，中野12万多人到出大别山时，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到了内战晚期，辽沈战役一结束，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祇需要1年的时间了。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有了对这场内战与一般公论不同的看法，首先要纠正几点国共内战认识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
其实内战中国共对峙的兵力并非那么悬殊。在国民党军简史中，说明从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师）86个军，248个师，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正规军是74万，一共是430万人。45年国民党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画征兵100万，但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一算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那就实际是510万左右，这可是3年内战之国军的总和。这里面的兵员很大部分是是代替损失掉的国军，是起到对冲作用的，这是统计学上的问题。中共军自抗战结束后，公认的保守数字是100万正规军，260多万民兵武装。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他的部队很大的一部分要用来保障战时战区上的后勤，而那些国统区的治安所需要的部队还不算在内，不像中共武装，它的后勤可全部交由地方来办，正规部队祇管作战即可。
美国的一份白皮统计书说，1946年国军是300万。46年底是260万国军，47年初是250万国军，150万战斗部队，100万后勤部队。47年末是270万国军。这些国军部队，作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对中共作战的战场，那么在战场上真正与共军对峙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点五比一左右的这样一个状态，稍微熟悉一下内战史的人应该对这个比例不会有多大疑义。这还是在内战初期的兵力对比，国军有优势，但形成了不了绝对优势，到中期，大概就是1点3到1比1的比例，到后期，基本上就是倒过来了。
一句话，内战中国军与共军的兵力对比远非宣传的那样，在兵力上国军处于绝对的优势，中共处于绝对的少势。
第二个误区：国民党获得大量美援，国军大部分为美式装备，比共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请看看下面一组资料。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签订《长期偿付租借物资协定》，国民党获得5170万美元的装备和物资。6月27日，美国国会批准为国民党建立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的装备及费用。7月29日，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队空军计画被中止。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祇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8月31日，美国将战后剩余物资折价卖给国民党，中国交付1亿7500万美元。中共提出抗议，美国解释这些是民用物资，车船、食品、被服等。
同年10月，华北傅作义部攻克共军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让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工作受到打击，决定暂时停止对国府美援8个月。1947年4月9日美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把6500吨军火交给国民党。5月26日马歇尔宣布取消对华武器禁运。6月27日美国政府低价卖给国民党军队1.3亿发子弹。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关援华部分，也单独称作《援华法》，援华总额为4亿美元，有1.25亿美元为特别赠款可以用于军事，为期一年。9月，1.25亿军援仍未到位。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已经没有军火守住东北。10月29日，杜鲁门为了减轻国会的压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吨军火运到中国。7月下旬杜鲁门政府提交国会一项旨在援助北约国家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和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即后来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法案送到国会后，两院的亲蒋议员提出不给中国军援就否决法案。政府再次妥协，同意向中国提供0.75亿美元军援。49年2月杜鲁门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1950年4月14日艾奇逊回函国防部，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支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就不要再从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由此可见1948年的军援到了1950年还未交完，那么49年7月国会通过的0.75亿美元军援应该在内战中没有交到国民党手里。
结论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军火有47年的6500吨军火和1.3亿发子弹，48年的700-800吨军火和1.25亿美元军火，未用完。
实际上，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祇是在抗战后期美国援助的36个与美国正规师装备远远不能相比的简陋版的美械师。共拥有36门155榴弹炮，弹药紧缺得不到补充，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另外还有400多门105榴弹炮，炮弹也相对紧张。而终其内战始终，我们没有看到过国军能有什么炮兵旅，充其量有炮兵团；而共军，在关内粟裕就有装备重型武器的特纵了。关外林彪的部队就更不用谈了，早就成立有炮纵了（共军一个纵队相当于军的建制）。国军基本上大量地还是依靠日械来装备，例如十分能战的也算是国军主力的黄伯韬的整编25师就是日械师，其他一些非主力甚至是杂牌的国军的装备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日械装备，也多半是轻武器，而很少有日式重武器来装备，例如150榴弹炮，才装备了一个团。至于攻城拔地的利器坦克，在战史中看到国军对战斗产生重要影响成规模地运用也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其所有家当不超过三个团。除此之外我们就很少能看到国军能用坦克来参与作战。倒是能看到一些国军突围时指挥官们坐着坦克逃跑，例如黄维和胡琏。
那么共军的装备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小米加步枪？国军与美援几乎成了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而共军其实也有一个互为联想的孪生词，那就是苏援。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苏联对中共，特别是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并在该作中，有一个根据前苏联档案公布的保守不全面的数字，即70万支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这个数字就已经够装备共军上百万人了。另外东北的兵工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当时东北的工业区是仅次于美英苏德之后排在世界第5位的，尤其是在苏联庇护下的大连军工厂对中共军队战力的帮助之大不可想象。这里说一个插曲，当淮海战役硝烟散去时，有记者让陈毅对战役简单总结一下，当时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接着真正指军该战役的粟裕补充道，“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关于共军的火力装备到底有多强大。
从政治和组织上看国民政府为什么成了内战失败者
一是政治妨碍了军事。先说一下国府抗战胜利后的优势。抗日战争虽然对我们本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但也同时打造了一个应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一个权威中央政府自民国初造的乱象之后得以真正确立，至少在国统区，政令军令能够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得到执行。虽然还有各派势力的存在，如桂系，还有如阎锡山的晋军，但总的来说已不存在民国初期意义上的那种分裂割据的军阀势力了。残存派系至少承认在一个权威中央的法统之内进行政治上的争斗，而不像抗战前那样是不承认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央而分庭抗礼。权威的中央政府能够达到成意志集中，行动有力，对中共来讲是不利的。但是国民政府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在军事上独断独裁，政治上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民主和专制融合在一起。随着抗战后国民大会的召开以及总统选举等等宪政化的举措，民主化的成分日益增多，对军事行动形成了掣肘。可以这样说，民主化的不合时宜的推进对当下的戡乱时局有百害而无一益，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国民党的民主化搞早了，共产党的民主化却是晚了又晚。国民政府戡乱剿共之军事成败受制于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放弃东北显然是明智之举，但出于东北的政治得失，国大代表中的一些东北籍国大代表对政府施压。主政者蒋介石意识到在东北已成孤立之态的国军必须撤回关内，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由于卫立煌的阳奉阴违而错过了时机。假如关外的精锐国军能够在辽沈战役发起前退守关内，国府保住半壁江山应该是有极大可能的。这样政治上的得失考量影响了军事上的行动成败，在内战中还有很多例子。辽沈战役结束后的华北剿总所属国军，傅作义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不是把主力向唐沽等沿海地区集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撤向察绥这样的军事死地，坐等失败，令人扼腕叹息。
在中共的宣传上，常常把蒋介石形容为一个军事上无能无才的人，国军失败的重要原因缘于他的瞎指挥。其实不然。还是说东北，还有华北，在共军取得战略优势之后，他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极力主张把国军撤守，他的一些战略举措即便不是说有远见，至少不能说昏聩。
反观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前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之所以成功，在上述意义上来讲，应该得之于一个不完善的军人政权（军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很少兼顾民意（当时蒋介就不顾国内抗日舆情的高涨，致力剿共），得以使政治无法干扰军事，从而达成目的。
二是组织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史界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国共之争。让我们对民国初建后执政团体的组织性程度高底作一个考察，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进化链。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朝代是军阀当政，组织性十分孱弱，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忠诚，类似于江湖上的兄弟义气，每个军阀相对他的部属来说就相当于江湖大哥，早期孙中山的会党会盟与此类似，其基层多半是当时洪门中人，江湖义气深重。这种组织性非常脆弱，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忠诚就不堪一击。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最多的就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军阀。取代它的就是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蒋氏靠黄埔军校发迹，黄埔学生对他以校长相称，蒋与他的下属或学生的维系靠的是封建伦常关系，一种变相的礼教，有那种学生对校长的类似于一种君臣名分的荣誉感廉耻感，所谓他大力提倡的礼义廉耻、杀身成仁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还包括有一定理想的东西在内，例如在当时危机重重的中国，蒋代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振兴，以及再加上三民主义的理念杂揉其间。那种靠个人之间相互忠诚的军阀组织关系一旦碰到这种比他更胜一筹的以封建伦常而且还有一定的理想性在内的蒋氏军队自然不堪一击，纷纷落败而逃。让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蒋氏与军阀开战时，更多的是用收买的手段战胜之，而那些军阀如此地容易被收买，反映了一个组织性高下的问题，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蒋氏为什么能够打遍军阀无敌手。
从这个认识出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先从思想性作一个比较，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远比三民主义庞大严谨，从其所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可望而不可即来说已经类似于一种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要有一个天堂的存在，而共产主义把这种天堂通过它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搬到了地上。马列主主义能让信仰者产生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在信念上无疑要比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坚定得多。在信念上蒋氏的组织性强度就要比中共弱。可以这样说，从政治组织信念的强度上作对比，军阀政治组织追求的是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蒋氏则是追求一种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共产党则是追示一种地上的人间天堂。军阀的组织性强调对个人的忠诚，蒋氏的国民党强调对团体的忠诚，共产党的组织强调的是对信仰的忠诚。这种组织性的进化强度是一个比一个强，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的一个视角。理想与实践总是有落差的，军阀蜕化为对利益的忠诚，国民党蜕化为对个人的忠诚，共产党蜕化为对组织的忠诚。
这里还谈一下一个组织的活力问题，军阀组织不用谈了，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活力很容易得到满足，很快就能够消亡，脆弱的组织关系也就不存在。中共由于马列主义给它提供的一种未来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所以它的组织就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成员大多数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并愿意为此而献身。这在组织性又比国民党提供了更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能使政治追求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谓之为执行力。一切政党都是为追求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而国民党在它的执政期，虽然没有什么像中共的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在它的鼎盛期也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维系凝聚力和执行力，那就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我们可以从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蒋中正那里强烈地体察到。一旦这种民族使命感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8年抗战结束，国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和政权就很快沉沦堕落和腐败了。共党也是如此，一旦它取得政权，它的组织活力也就很快枯竭。
这里我提出两个关于组织性问题的相对立的概念，就是“革命化”和“世俗化”或者“日常化”。中共的理想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使它使它能够保持一种革命化状态，中共一旦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一旦赢得抗战胜利，它们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世俗化，而在世俗化的常态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必然主导的人的思想行为，这是人的本性。中共的政权和国民党的政权都没有解决好与世俗化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迎接世俗化或是日常化，而所谓民主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和施行，就是一整套维护保证世俗化政权能够正常存在的基础，最终也就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去约束人的不良的本性。共产党政权是从来没有想搞民主化或是根本就不想搞民主化，所以在它必然到来的世俗化时期，它必然会腐败盛行，这是它必然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也有腐败，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它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合时宜地搞了民主化的建设，在1946-49年间，国民党政权祇是从革命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过渡期，当时的现实情势，决定它祇是一个半革命化半世俗化的政权，因为国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由于中共的割据还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世俗化，因此一旦民主化制度建设起来，这种世俗化的政权必然会接受不了一个革命化的政党组织中共的挑战，一个活力和凝聚力远比它强大得多的组织的挑战，它的戡乱军事行动必然会受到民主制度的掣肘，导致它败北。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许多历史现象得到一个合理或者是另类的解答。例如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从一般的历史结论中，我们看到是因为毛为了权力而打倒刘邓，如果仅仅祇是这样的简单的原因，那么就有许多现象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毛打倒了刘邓，大权在握，而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而且为什么还要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毛泽东始终是处在一种革命化状态中的政治领袖，他始终无法接受一个世俗化或是日常化的中共组织和中共政权的现实并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度和定位，把自己从一个革命领袖转变成一个世俗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并为共产党主宰的世俗社会制定一个常态运行的政治规则。古巴的格瓦拉与卡斯楚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格瓦拉是一个革命领袖，但却在一个取得政权后世俗化的古巴社会无法扮演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官员，赢得政权后的古巴社会不再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做革命领袖的环境，否则就会引起骚乱。所以他要做革命领袖必须离开古巴，而卡斯楚却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果实，满足于做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革命化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贴牌艺术。
共产党间谍问题
让我们回到国共内战的主题。共谍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它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的人事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
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共谍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公开，仅见的也祇有海外及台湾方面的资料，因为政治上的倾向性不能全部予以采信。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显然是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共谍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消息。还有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通共行为。
我们有必要谈一下辽沈战役的经过。通过这个经典战役的解剖我们能从中看出国民党为什么会完败于中共。在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曾有一次很重要机会完胜中共。那就是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在东北四平的展开的一场大战，中共在精锐国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东北共军在此打击下几乎面临崩溃。这场四平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东北共军的头子林彪当时已经有了要在东北中苏边境一带打游击的打算，可见其处境之惨。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距离东北共军的首府哈尔滨祇有100华里之遥，哈尔滨可以说唾手可得，东北全胜之局也可说在须臾之间拿下。要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东北陷日期间并没有中共势力，不像关内有长期建设的根据地，有共产党基层武装和党组织，当时中共在东北并没有扎下根来，并没有群众拥护的基础，如果趁四平之胜穷追猛打，有极大的可能赢得东北。而当时的国防部部长白祟禧此时正在督战东北，根据他多年经营广西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对中共是致命的举措，那就是在东北正规国军之外，再编练300万民团。充分发动群众，可以说是中共致胜的法宝，如果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抢得了先机，掌握了群众，中共东北武装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充其量也就祇能是像林彪所说的那样在中苏边境打游击。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夺力下，于同年6月6日颁发了第二次停战令。给中共赢得了喘息之机。让我引述下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祇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下面一段话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的沉痛检讨。“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教训，而这种在最后关头放对手一马的错误在蒋氏身上总是一而再地发生。例如第五次围剿，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剿灭中共组织及其红军但是都错过了。例如西安事变前，就有许多征兆和可靠的情报表明张学良的东北军消极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时的中共已是奄奄一息，不过人疲马乏的不到两万红军武装局促于陕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围而不剿，中共也无法支撑多久。用蒋氏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已到了剿共的“最后五分钟”，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偏信偏听，坚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够影响部属，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巨错。第二次停战令的颁布，在我看来其缘由不祇是来自己美国的压力这么简单，蒋氏身上对客观形势的错判是应该是摆在首位的原因。这次四平之战，他再次相信中共在受此惨重打击下已无起死回生的可能，纵使存活，也祇是骚扰性质的治安问题。我一直不理解，蒋氏当政期，这种数次能够置中共与死地的机会，每每却到最后杀手之时，放其一条生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蒋氏败守台湾之前对中共的组织性的认识上没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以他当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游戏的准则就是“有实力者有天下”，这种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军事实力，而蒋正是靠拥有军事实力而获得政治实权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实力政治的崇拜，使他对中共的认识一再犯了主客观的错误，没有真正意识到在军事实力之上，还有会有一个组织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他祇是把中共简单地看作是军事叛乱集团。在蒋氏讨伐军阀时期，一旦那些军阀组织手中的军事实力被摧毁，那么寄生在这种军事实力之上的政治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中共的组织之不同，恰恰与那些民初军阀相反——政治组织性祇是军事实力的派生物，或者说是寄生物。而中共的军事实力则祇是他们政治组织的一个派生物。军事实力是寄生于这个政治组织下的产物。不能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祇要不把中共的组织予以彻底的摧毁，即使它的军事实力受到巨大的打击，祇要留有喘息之机，祇要组织性的活力还在，祇要它的党组织还健全，这种军事实力迟早会获得重生的。四平之后的东北中共武装的发展可以说是很好地应验了这个道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搞地方政权建设，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中扎下根来，让东北的物力为其服务。反观国民党却无所作为，在东北祇是一个象征性军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设为零，本来东北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中心，但是东北的国军军事开支却无法取自于当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开支，当时东北战事的军费开支已占军费开支的40%，加剧当时及后来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到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军力还是基本上完整的，我们可以国军5大主力的存在来说明，在整个内战中，祇有国军整编74师遭受到共军沉重打击，其余4个王牌主力，整编11师，第5军，新1军，新6军，都几乎战力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三大战役之中，还有次5大主力，例如52军，71军，桂系的第7军，48军，傅作义的35军等基本上也都战力健全，就是说在三大战役开始前，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处于崩溃状态，到了不堪一击的处境。通观整个内战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三大战役发起前，中共始终都没有解决好如何把它在战场的局部胜利的累积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从战略态势上来看，关外东北，国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以内，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关内基本上还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战略态势上国军还处于一种相对优势。中共军队在战役上战术上胜过国军，但始终无非把这种局部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对国军战略上的优势。西北战场，中共彭德怀的军队与胡宗南的国军处于一种谁也吃不了谁的对峙状态，双方谁也无法能有效地进攻并占领对方的统治区。华中战场粟裕的共军在战役战术性质赢得的胜利更多，但也无法达成战略的优势，虽然在局部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之中，但在战略上国军仍然可以集结重兵集团对其发动致命性的打击。中原战场上刘邓部队则在大别山地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2万人的部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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