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立新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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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之绘——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试读：
壹 涂鸦童年趣
童年掠影
1962年，我出生在洞庭湖区腹地的湘北小镇——南县。南县的历史并不长，根据清代的一本叫做《洞庭湖志》的书记载，在清代的时候，南县还不过是两座露出水面的小山而已。熟悉洞庭湖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860年的时候，洞庭湖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藕池决堤——来自长江的洪水从藕池进入到洞庭湖，当时就淹没了安乡县城。洪水带来大量的泥沙，洞庭湖开始淤积，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就淤积出一个南县来。所以，我的家乡历史并不长，也就是百余年。我们那里的居民也几乎都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的，我的祖辈就是围湖造田后，从汉寿迁往南县的。
小时候印象中的家乡，真的是山清水秀，美不胜收。然而，它的所有魅力都是洞庭湖赐予的。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书本遥想“八百里洞庭”的盛况，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洞庭湖就是我们眼皮底下的风景名胜，可以说与我们呼吸与共。我记得年轻时每一次读到唐人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读到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那真是历历在目，内心总不由得汹涌激荡。湖光山色，渔舟唱晚，芦叶青青，渔帆点点……这些今天的孩子只能在风景明信片上看到的景色，都曾经真实地鲜活在我童年的忘记里，令我终生难以忘怀。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即离开家乡，但我不曾一刻忘记过，是洞庭湖甘甜的湖水养育了我，我是洞庭湖的孩子。在许多夜深人静的夜晚，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也逐渐沉寂，家乡的一湖一山、一草一木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的心绪慢慢宁静，许多白天不能释然的得与失，在它的面前，都能一一放下。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父亲是汉寿人，师范学院毕业；母亲是桃江人，毕业于益阳师专，他们都分配到了南县担任教师，并在教师岗位上一干就是数十年，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家中有五个姊妹，我排行老三。由于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姊妹五人的名字也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姐出生于1957年，取名欧抗美；父母怀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给二姐取名欧利人；而我则带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憧憬得名欧立新；大妹之名欧大联由“大联合大生产”得来，如今的她也已是湘雅二医院消化内科的著名教授；小妹出生于1971年，则取名欧飞跃。
政治色彩浓厚的取名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波诡云谲的年代。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你的家庭背景就决定了你的政治命运。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小就对“政治”这个词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1967年“文革”开始，我也刚刚记事，却亲眼目睹了由于“成分不好”，我的家庭所受的种种冲击。
那时候，我们家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家庭，因为所有的人都对家里成员的历史讳莫如深。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是在土改时被枪毙的，祖母也因此投河自尽。但是在孩童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关于祖父母的一星半点。那时，我们亲戚之间完全不敢走动，由于大伯被判为反革命，所以连我的堂兄到我家来都得在天黑之后，并赶在凌晨之前回去。那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54元，母亲49元，虽然在当时来说，“吃国家粮”的我们一家在当地已算收入不错，可随着五个孩子的成长，家中也是负债颇重。尽管并不富裕，但善良的父母总会拿些粮票来接济大伯一家。“以校为家”是那个年代我全家最真实的写照：父母在哪个学校工作，我们就居住在哪个学校里。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父母的工作变动，我们先后在南县的各个乡镇搬迁了四五次。
我的启蒙小学叫“青鱼小学”，那时父亲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被停职，从小念书没有做过什么重活杂活的他被迫参加劳动，镐草、担泥巴、种田插秧……不到五岁的我就一直跟着父亲跑前跑后。除了劳动，父亲还要接受游行、批斗等“教育”，不胜其辱。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戴高帽子、打铜锣、游街、挂牌子的情形，他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欧子民”三个红红的大字，佝偻着身子，面色凝重，目光却一片呆滞。与父亲相比，母亲就幸运很多。教语文的母亲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这一点使她在学校得到了极大的展示机会。那时为配合政治教育，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很多，母亲手风琴、脚踏风琴、合唱指挥样样拿手，经常为学生和老师排节目、唱戏。连她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她过人的才艺竟能帮她躲过“文革”一劫。
我五岁不到就进入学校读书，小时候的聪明伶俐给我带来了很高的“人气”。记得五岁那年，我沉迷于下军棋，学校的老师闲来也非常喜欢与我“对战”几局。据母亲说，当时学校二三十个老师中几乎没有人是我的对手。由于我小时候一贯的聪明，母亲一直戏称我为“少年伤仲永”。
1968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沙湾大队进行一年的“劳动改造”，而我也由此中断了刚开始的学业。在我的印象中，沙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一马平川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湖塘密布，河堤纵横，景色美不胜收。我们一家人就住在一户已迁走的当地农民家中。记得那时我的大妹妹刚刚出生不到一年，家中正是要人照顾的时候，我也仿佛慢慢长大，开始知道做劳动，知道帮衬着家里做一些事情了。
一年之后，我们结束了下放生活，全家又被调到三仙湖公社太星大队。这里虽偏居南县一隅，却同样风光绮丽。宽阔的湖面波心荡漾，清澈的湖水里鱼肥草碧；青青杨柳傍水而生，风姿婀娜；林木蔚然深秀，禽鸟鸣声悦耳。四五月份的时候，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得耀人眼；紫红色像灯笼一样的红花草漫山遍野，唱响春天的赞歌。
父母亲在当地的太星中学教书，分别教授中学的数学和语文课程，母亲还担任班主任一职。我还记得当时的学校是由一间大庙改造而成的。而由于我下放一年没有念书，于是回来之后重新开始就读一年级。
从那时开始，父母作为教师的工作状态给童年的我带来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辛苦、敬业。母亲是典型的工作狂，家中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一心扑在工作和学生身上。因此，只要学校评标兵，基本上毫无悬念就落到母亲头上。
多年后，我自己走上教师岗位，才明白母亲的敬业与勤奋是源于她对学生的热爱。在学生眼里，范老师就像慈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湘北地区气候湿冷，冬天是最难熬的，加上当地贫穷落后，不少家庭到了九十月份就断粮了，接下来的日子就只能靠着挖红薯、挖蚕豆、挖藕过活。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每天都只吃两顿饭，不论冬夏都赤着脚走路上学。那时一个大队一个村只有一个小学，三个村才有一个中学，所以住得远的学生要走一二十里路，近的也有三四里。湖区的路很难走，最害怕的就是遇到冬天下雨，还有的学生不仅没鞋，连雨伞也没有，几里路下来，常常到了学校就是一身泥一身水。母亲十分心疼学生，只要看到班上学生淋湿了，就会把他们叫到家中，用自己孩子捡的柴火生火帮学生烤干衣服，还经常将姐姐或是我的衣服送给家境贫困的学生。
母亲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博大的爱心使她的耕耘结出了丰厚的果实。1977年恢复高考时，只有母亲所带的班上出现了几名考上大学的学生，这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小地方已经算得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了。因此，尽管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但由于父母的敬业与奉献，不管我们到哪里，当地的老百姓都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父母自从结婚之后，就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从来没有分开过，“范老师”与“欧老师”在老百姓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严母慈父
尽管母亲对学生总是如慈母般关爱，可她对我的教育却是典型的“打骂教育”。对学生要求严格的她希望儿子处处懂规矩，能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对我要求极高。可那时的我正处于儿童本性爱玩的阶段，到湖里游泳、和玩伴打架、学大人打牌……这些事情一旦被母亲知道，都免不了挨上一顿打，严重还得罚跪，一跪就是一两小时。
我的美术功底，得益于母亲的培养。小时候，周围农民家里有任何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母亲写字画彩画，母亲画的漂亮的喜鹊、鲜艳的梅花在窗玻璃上栩栩如生，尽管没有因此得到一分钱收入，但母亲仍然乐此不疲。为了培养我的美术功底，她总是会买一些图画书要我临摹，我仍然记得，那时的画里都是天安门、延安、遵义、古田、一师范……我都记不清自己画过多少张一师范的图画了，也许冥冥之中早在那时我与一师范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母亲让我画画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陶冶我的情操，而是希望调皮的我以后能有一门求生存的本领，于是严厉的她总是会给我压很多任务。尽管小时候自己非常喜欢画画，画得好、临摹得像的时候也非常有成就感，但面对过多的任务时，我仍会宁愿跟着小朋友们去放牛也要逃避，为此没少挨母亲的“棍棒”。
提到打骂教育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这个教育理念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打骂教育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要看用在什么时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人的古训是“打是亲，骂是爱”。在我看来，只有表扬没有批评也是不健全的。打个比方，教育孩子就像栽培一棵树，如果树长歪了，用嘴讲得过来的时候要讲，但讲不过来的时候，就只能扳，扳的时候就要伤筋动骨，这就是打骂的意义所在。但是，打骂不能把树给扳断了。一方面，打得不正确没有用，打得过多没意义；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还可能无法一次性把树扳正，得分阶段一点点地扳。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感受到爱。也就是说，即使是打骂这样看似“无情”的行为，也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这样看来，打骂其实也是一门情感艺术。作为老师，我们绝对不能体罚学生，但是我希望作为家长，能够有技巧地辩证地运用打骂这种惩罚的方式。
与母亲对我的严厉相比，父亲给了我更深沉、更温馨的爱，这也可以算是“严母慈父”了。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1年，比母亲大六岁。父亲性格憨厚、朴实，对子女爱得深沉，对学生爱得体贴。他能力很强，数学教得非常好，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时父亲除了教书之外，还要挑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家中事无巨细，除了有大姐姐稍微帮忙外，其余都靠父亲一个人担起，吃了不少苦。还记在七八岁的时候，我总要跟着父亲一起往返十五里到镇上去买粮买煤。早晨，我们跟随着去公社送粮的船到达镇上，然后挑着箩筐前去买煤，操着铲子慢慢挑出一堆堆细煤后，必须要在下午四五点前一担担挑到船上，两里路下来，父亲往往已是浑身黑汗。湖区的水草很多，夜晚回去的水路上船十分容易搁浅，这时父亲他们几个大人还得下船在水里推着船走。好不容易靠岸后，还得步行一段距离才能到家，这时往往是我打着手电，父亲挑着煤，一起并行在漆黑的陡坡上。夜晚微弱的星光下，父亲喘着粗气挑着担子，他身后是拉得很长很长的背影……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几十年后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想起那时的父亲仍会悄然落泪。
在性格的养成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对我的慈爱与宽容，给了我更大的成长空间，让我的天性得以自由发展。小时候我到湖里游泳，其他人都告我的状，父亲却是唯一支持我的那个人。
我对运动的喜好，也更多的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喜欢打球，总喜欢带着我一同玩，他也非常支持我跟伙伴们的玩耍。那时，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而我也在看了不少战争片后也向往着拿起枪上战场。因此，男生们从小玩的游戏就是打仗。每天晚上，一二十个小朋友组织在一起，司令、团长、军长……各就各位，然后一边派一个人开始打，这完全是一种模仿活动。但打仗游戏对人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思考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非常锻炼人。
我一直认为，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能培养出很多能力来。一个简单的游戏，你却可以变出无数花样，比如水枪、陀螺、弹弓、跳房子、游泳、摸鱼、爬树、采藕、抓黄鼠狼、挖鳝鱼、钓鳝鱼等等，做这些都非常需要思考。孩子需要动脑筋怎样做才能收到最佳效果，这在无形中培养了孩子全方位的能力和胆识。记得大年初一的晚上，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八九岁的孩子竟然敢走上十里路，有时甚至会摸到水里去，但这却培养了自己的胆识。哪怕是偷菜瓜、黄瓜、土豆、红薯、萝卜，甚至是捉迷藏都可以给小朋友带来非常多的智慧。躲到哪里？草堆里、树上还是屋顶上？这都需要开动脑筋。那时的湘北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羞贫，不仇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同伴们一起玩一起成长，无形中也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让我学会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因此，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给了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的童年。
父亲对我们子女五个总是一视同仁，小时候，他给我们买的东西一定是一样多的，吃的苹果一定是一样大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个灰色的挎包，那时只要他到镇里、到公社开会，晚上一回来，总会把包挂在墙角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每当这时我总会第一个冲上去伸手摸那个灰包，一摸总会有收获：十颗糖、几个包子……惊喜不断。父亲对我们的爱就像涓涓流水一样，细腻而绵长。在他耄耋之年时，他还自己搭乘公交车亲自为我送来地里采摘的小菜，到了学校，他怕打扰我工作也从不会给我打电话，而是静静地坐在传达室等着我。为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我们兄妹几个把他们接到了长沙，现在每次我回去探望他们，父亲还总是会准备我最爱吃的甘蔗和荸荠。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最有愧的就是陪伴父母亲的时间太少，好在在两个妹妹的照顾下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我后来走上教育这条路，以及后来取得的成绩，与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关怀分不开。父母的师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孩子结了婚，甚至哪怕到了五十岁还要接受父母教育，父母八十多岁也还在影响着他。
童年启示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过去的童年。现在的孩子，与我们小时候比，至少有两点是欠缺的：第一，他们多是独生子女，比我们多了一份孤独，也没有兄弟姐妹需要关心。这让他们的生活中少了一份责任感、一份团队精神。人只要在团队当中，就会被逼迫思考很多东西，例如弟弟被欺负了，哥哥应该怎么办。二是高考给现在的孩子带来太大压力，这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学校跟现在不一样，基本上不像学校，只是一个教学机构；那时的课程也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升学压力，所以有成绩但没评价。还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课便是“中华人民国万岁”，小学学习语文、数学、唱歌、图画、体育这几门课，都非常简单。
如果可以，我想我虽然会选择过去的童年，但更希望能选择现在的教育。当然这是无法实现的。
童年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家长们总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这句话应该改为：“不要让孩子输在终点。”起跑线输了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最后的胜负。马拉松比赛，前面十公里输掉有什么关系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家长要对孩子有教育规划，要尊重孩子。要知道0—3岁发展什么，3—6岁发展什么……我有一个观点，家长们要多看《动物世界》，看动物是怎么带孩子的。你看大象、狮子带孩子，动物都能够非常好地掌握阶段性学习的道理，比如三个月大时教什么，六个月教什么，什么时候教他们独立生存自己捕食……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它启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千万不要“只争朝夕”，教育是一个漫长而需要耐心的过程，每个阶段的教育重心并不相同，我们一定要了解并遵循这些教育的内在规律。有的知识在6岁的时候完全学不会、学不懂，那就不要学，到了13岁的时候，半年就可以解决6年学不会的东西，可是孩子6岁损失的东西，那些没有能享受到的童年乐趣，是一辈子补不回来的，人生再也没有第二个6岁。
现在的家长一般只带自己的孩子，只能带一个，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容易缺少团体观念。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在团体的观念中来培养孩子。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呼吁，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把为孩子创造更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作为判别城市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小孩子的童年阶段最需要获得的是快乐。城市的孩子有幸福的一面，比如物质条件无限丰富了；也有不幸的一面，比如学习压力过大，这让他们不快乐。追寻我的童年的那种快乐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现在的快乐。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就要尊重儿童、捍卫儿童，不能揠苗助长。每个人都不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人的发展走向不是单向度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能够界定是教师高尚还是清洁工高尚吗？不是每个小朋友以后都得进清华北大才行，为什么当厨师就不好呢？总的来讲，只要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就有意义。“以校为家”的童年生活给我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回忆，爱生如子的教师父母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今怀想起我的童年来，都是充满欢乐与和谐。自己幸福快乐的童年使我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始终致力于为我的学生们创造快乐童年。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就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
一切伟大的创造源于童心，而唯有永葆童真者才更接近真理，我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能先拥有健康而幸福的童年，再拥有健康而幸福的人生。
贰 素描求学路
考入高中
1975年，我小学毕业，顺利升入父母所在的太星中学初中部。两年的初中生活对我来说仍旧是小学时代欢乐童年的延续。尽管在增加了物理化学科目，但在那个“读书无用论”泛滥的时代，没有多少人用功学习。年纪尚小的我乐得清闲，成天跟小伙伴们一起看牛、种田、玩游戏，学习成绩在当时的环境下也算是比较好的。
1977年，15岁的我初中毕业预备升高中。那时候上高中是无需考试的，每个村都会分配上几个名额，然后由组织决定有资格念高中的人选。一般来说，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能有资格获得推荐，而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是不能推荐上高中的。鉴于自己家庭中地主、富农的成分，我对自己能否上高中心里特别没有底。从来没有操心过读书问题的我第一次开始害怕自己没有书读。
庆幸的是，在我预备升高中的那一年，迎来了对中国教育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恢复高考。高中升大学的录取形式改变了，初中升高中也就相应地采用择优录取的方式。这对我来说可谓是一个大好消息。随着高考的恢复，不仅各个学校开始重视学习质量，最重要的是，“可以考大学”对所有人来说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增添了莫大的学习动力。我至今仍记得，1977年12月高考之后，一篇题为《久违了，考场》的满分作文一度在莘莘学子中广为流传。文章表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的心声。他们渴望学习知识，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却因为家庭出身等毫无道理的原因无缘接受更好的教育。高考制度的恢复犹如寒冬里的一声震耳发聩的春雷，点燃了他们内心早已熄灭的希望的火种，也引爆了他们压抑已久的青春的激情。
于是，初中毕业之后的暑假，母亲便开始重视我的学习。她向学校一位放假回家的老师借了一间屋子，把我和我最好的一位伙伴刘红辉一起反锁在屋子里进行辅导。刘红辉的父亲是另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品学兼优，也很聪明。母亲原想要我俩相互监督，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可两个男孩子还是改不了爱玩的天性。每天作业一做完，就偷偷跑出去偷菜、爬树，就算被反锁在屋里，我们也想尽办法把窗户撬开爬出去玩。
我们整个乡镇15个大队，只有三个高中点，一场考试下来，全镇70%的人升入了高中。尽管我贪玩，但功课还是没落下，加上母亲的细心辅导，便顺利地考上了当地的苕溪湖中学。记得考试前，母亲特别担心我作文过不了关，还亲自写了三篇写景、写人、叙事的作文让我当范本背下来，叮嘱我在考试时尽量往作文题上套。虽说这方法现在看来不大科学，可当时我确实也得益于教语文的母亲作文得了高分。
之后，父母因希望我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将我安排到了一所硬件设施比较好的新建学校——三仙湖中学。中学在镇上，离家有十几里路，父母不得要我寄住在叔爹家，请他照顾。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家庭自己生活。而当时在太星中学一起读书的伙伴们，几乎都就近升入了苕溪湖中学。远离家人和朋友，我只身一人来到了三仙湖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渐渐变得懂事，升入高中后的我并没有因贪玩而让父母操心，原以为离开家独自学习，会如出笼的小鸟一样感到自由，但对家的牵挂和思念之情却远远占了上风。记得那时，每次回家我都要独自一人步行十多公里，但一想到即将见到久别的父母和姐妹，我就加快了回家的步伐，走多远都不会感到疲倦。父母见我独立生活能力很强，总能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帖帖，对我放心了不少。这段独立生活的经历，其实是我人生非常宝贵的财富。它迫使我在小小年纪就锻炼出独立自强的性格，这样的生活经历，在今天回想起来，虽苦犹甜。
体育之恋
来到了新的学校新的班级，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摸底考试。第一张数学摸底试卷发下来之后，便把我彻头彻尾地蒙住了。原本以为自己的成绩在原来大队上还算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我最喜欢的数学，应该是拿手好戏。但摸底试卷上考的代数几何知识，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竟一道也不会做。成绩出来，班上61名同学，21个零分，我便是其中之一。但这并未使我的自信心受到打击，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极强的好胜心和自尊心，使我不论是在念书还是之后工作过程中，不论是在哪个团队里，都不甘落后，都一定要走在最前面。当时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英语更是如看天书，但我一门心思就知道要读书，要钻研，学不懂就钻，看不懂就问。一个学期之后，我的成绩就上升到了班里的第四名，数学考试更是每次都是前五名。
在三仙湖镇中学的一年，除学习之外，我还参加了非常丰富的课外活动，比如篮球、乒乓球、排球。特别是排球，原本就极喜爱体育的我第一次接触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在球类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还使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排球和乒乓球比赛。现在的孩子也许不敢相信，那时候虽然办学条件不好，但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总是高喊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供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各种田径运动会、拔河比赛、排球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比比皆是。
正是得益于年轻时的喜爱锻炼，才使我现在仍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体魄，每周都要打几场球的习惯已经延续了好多年。就连儿时打架锻炼出来的好身手，也使得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我赤手空拳对付两三个普通人一点也不成问题。人们常说，地位是临时的，荣誉是过去的，金钱是身外的，只有健康是自己的。而要有健康的体魄，持之以恒的锻炼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体育锻炼，这仿佛成了现在中小学生的一大“硬伤”之一。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宅男宅女”，是说很多年轻人，平时放了学、下了班之后的业余生活就是待在家中上网、看电视，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有的一待就是好几天。这种现象虽然在中小学生中不太明显，但趋势的确令人感到害怕。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不爱运动的现象越往高年级则越明显。不少学生在繁重的学习任务面前，在家长望子成龙的压力下，成天只能埋头书本，忽视了体育锻炼。这样，不仅会导致体质下降，也大大影响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整日埋首书海，会错过打好身体基础的黄金阶段。因此，我一直跟学校老师和家长们强调，青少年时期在抓好智力发展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体质的锻炼。
加强体育锻炼永远是教育的一大重点。其实在2010年，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要增强学生体质，要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2011年8月2日教育部发布《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建立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科学评价机制，凡没有认真执行此规定的，在各种评先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
我十分赞同这样的提法与做法，我们搞教育的，培养出来的孩子再如何成绩好，再如何有特长，但如果身体不好，一切都是白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作为小学教育工作者，在孩子们长身体的关键时候，我希望我所在的学校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平台与条件，让他们尽情地在玩耍中锻炼、在玩耍中学习，为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打下最牢固的身体基础。其实，除了增强体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身心的发展还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它能够锻炼学生的意志力，能够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协调发展。我认为，体育锻炼，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范畴，它应该面向所有社会公民提出，使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普适价值，同时它还应该超出了学生时代的时间界限，我们应该让终生运动的理念深入人心。
学业之荒
进入高二之后，我们整个湖区进行学区调整，将所有学校通过合并调整成7所中学，我所在的三仙湖中学和其他两个中学一起合成了一所新的高中。而原来中学的所有学生也通过考试进行筛选分校，我作为第一档成绩好的学生被分配到了南县二中就读。一同在二中求学的有来自五六个不同乡的学生，四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成绩最好的四五十个同学被分到了重点班43班。而我们三仙湖学校来的学生没一个能进入重点班，我也只能分到一个理科普通班42班。
进入南县二中之后，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自信感。在恢复高考之后1977、1978年两年里，南县二中平均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约一二十来个，而在重点班43班中，成绩极好的学生就有四十多个，所以我非常担心自己名落孙山。我们42班学生的学习能力原本很优秀，在第一个学期，并未与43班有明显差距。但就在冲刺高考的最后一个学期里，由于学校将所有优秀的师资力量全都集中在了重点班，教师配备方面的分布不均使得我们两个班迅速拉开了差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内心的压抑无以言表。一方面因为生活在重点班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似乎总能感受到老师无形当中的一种不屑。每天晚上老师都在43班辅导功课、、讲评试卷，而我们其他班却只有个别学生在自学，其他人甚至则在打闹。认为自己考大学无望，我玩得愈发来劲了。记得就在高考前几周，我还和当时一个要好的同学一块儿玩起了“艺术”。我们进来了一大批白色的文化衫，在上面做起了手绘设计，在T恤上印上“北京”、“长沙”还有各种图案，穿着满学校跑。这事后来被我母亲知道后，还把我打了一顿。
在教育资源不均衡上吃的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此后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一直在思考并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我们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从教育主体来看，教育公平包括学生公平与教师公平，而学生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本来非常优秀的学生，或者是本来完全具备学习潜力的学生，有可能由于教育公平的缺失，永远地失去了成才的机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教育不平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甚至一个学习小组里的教育不公，对小孩的伤害却往往是最大的。
因此，目前一些学校通行的分重点班、普通班的做法，我是不太赞成的。我一直对我们的老师说，一定要一视同仁，要把每个孩子都看成是平等的个体。学校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是独享。比如在我校2013年新招的两个班中，入学考试成绩一百分有六个学生，一个班分三个；成绩二十分的有两个学生，一班分一个；教工子弟有四个，一班分两个。最后由班主任抽签决定带哪个班级。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家庭、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参与，我们在教育的结果上做不到绝对的平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整齐划一，但我们一定要以平等的心态来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在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的心目中，没有永远的优等生，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差等生。每个孩子都是奇迹，都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不管韵脚多么稚嫩，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美的诗篇。不论学生贫富贵贱，他们都是有尊严的个体，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
高考落榜
1979年的高考考得特别难，但我们那一届考得特别好。北大、清华、上海交大，43班考上了三十多个大学生、一二十个中专生。我们42班考上了六个中专、一个大学。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年的高考分数线，重点线306分，大专线293分，中专273分。而我，268分，落榜了。
落榜就意味着无书可读了，我开始着急了。知道自己落榜之后，我像现在考艺考似的报考了五个中学的补习班。那时因为刚恢复高考，所以各个学校都重视教学质量、重视升学率。许多学校的老师都是全身心地扑在学生身上，因此补习班也特别的火。我们十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都是相约一起去考试，一中、二中、三中、六中、七中……强烈的读书愿望使我们不知疲倦地、急切地想进入补习班继续学习，重获考大学的机会。在继续求学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去考三中的补习班。参加考试的那一天天气很不好，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可是，屋漏偏早连夜雨，到三中去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可是当时偏偏没有船。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和等待，我们十几个同学竟然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游泳过河。上岸后，我们又湿漉漉地走了一二十里路，风雨兼程地终于按时赶到了考试地点。现在的孩子如果听到这些，也许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已经早已习惯了父母专车的按时接送，有的时候，他们还要攀比一下各自“专车”的品牌与档次。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值得我们深深反思。越是艰苦的求学经历，越能激发人心中的求学欲望；越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却往往越能磨灭人奋斗的热情。当时的我，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在我看来，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我一心只想考大学。
那一年报考二中补习班的有一千多人，而我考了前40名，顺利进入了本校的补习班。在二中念了一周补习班后，在南县县城工作的姐姐告诉我，一中也把我录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毅然决然地背着简单的行李跑到了一中。这种少年冲动，仅仅是缘于一位老师的不经意的一句评价。在进入二中补习班几天之后，一位教过我的物理老师对我的评价传到了我耳中，他说：“欧立新没有后劲，冲劲不足。”年少气盛的我，又正逢高考落榜需要鼓励之时，哪受得了这等委屈。因此得知一中录取了我的消息后，又考虑到一中在县城（二中在乡下），且教学质量优于二中，再加上大姐二姐都在县城工作，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就去了一中。
这次小小的转学风波，固然与我青春期的叛逆与好强的性格有关，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一个深刻的教育原则。作为教师，在对待孩子的评价问题上，一定要深思慎行。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一句正面的鼓励，也许可以激励他一生，同样，一句负面的否定，也有可能从此改变他人生的航向。
复读生活
1979年下半年，我正式进入一中补习班开始复习。而那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南县的山山水水，也吹进了我们美丽的校园。那时人的内心比现在似乎要纯净很多，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欲望。因此虽然生活艰苦，哪怕食堂一周只吃一次芹菜炒肉，哪怕翻遍菜碗都找不着几片肉，但听着校园广播里的《松花江水》、《绒花》，就有幸福感。
在一中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学习，而这时的我开始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班上六十多名同学，有来自武汉的、哈尔滨的、山东的……他们都是因为南县的教育质量高而特意从外地转来的。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每天晚上复习功课到凌晨，是家常便饭。早上5点又起来继续看书，除了吃饭就是学习。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也既不是NBA明星，也不是韩国服装。但我们会为一个方程式、一个化学难题或者英语单词争得面红耳赤。学校离家二三十里路，那一年里我几乎没回过家，一心埋头念书。
补习班的师资配备相当强，不少老师令我获益终生。语文马老师、政治梅老师、化学马老师……教物理的曹老师是我最佩服的，他经常穿得很邋遢，黑板上的板书基本上都是用袖子擦，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曹抹布”，但他上课从来不带教案，连课本都不带，却可以把课讲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那时我坐在第一排，觉得每次听他的课都是一种享受，而由于他的出色教学使我们整个班的物理成绩都非常好。一个出色的老师，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这一科目的兴趣与积极性。当时教政治的梅老师正是如此，由于他把辩证法、矛盾论等等讲得通俗易懂又绘声绘色，才使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种兴趣，不仅仅使我勇于钻研哲学原理，政治成绩常获高分，它还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后来的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上，尤其是担任校长工作以后，我始终提醒自己从哲学的高度思考现实问题，以哲学的方法处理工作中的种种矛盾与难题。我深深意识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最高产物和结晶。它以其独有的方式引导人们深层次地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然而，在我看来，没有哲学的思考维度，要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却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我的哲学启蒙老师梅老师，是她把我引入了哲学的神圣殿堂，在这个瑰丽神奇的殿堂里，我获得了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南县二中上补习班的一周里，我还遇到了两个好老师，听到了人生中至今难忘的两次课：43班的语文老师欧阳老师教的《扁鹊见蔡桓公》以及梅国老师教的《六国论》。那两节课上，他们的板书、授课的神态，甚至课文标题的字写在黑板的哪个位置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两篇课文我现在都能背诵得出来。
为什么我现在对我们的教师队伍要求这么高，要求他们尽可能地全面发展自己，并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特点与风格。因为老师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兴趣的激发与否。而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托尔斯泰也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只有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才会专心听讲积极思考。
1980年4月，高考的预考开始了。如果预考不能上线，也就意味着没资格参加高考。因为前一年的高考很难，所以预考的难度也非常大。考完之后我自我感觉不佳，几个同学也都准备从补习班打道回府，在路上被老师拦了下来，他鼓励我们说：你们都考不上，那就没几个考得起了呀！”果不其然我顺利通过了预考，并且政治和化学还取得了一二名的好成绩。而考试之后，班上60多人只剩下了47个。
卷土重来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980年7月，我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拉开了帷幕。
不知因为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寝室睡觉影响了心情还是因为自己精神高度紧张，考试前一天，我失眠了。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参加了语文和数学的考试。结果语文考了只58分。而数学却因为状态不好将一道最简单的三角函数证明题做错了，只考了56分。
第二天考化学和英语。前一晚我还是没睡好。可化学毕竟是我的强项，我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完了，满心欢喜以为自己能打满分。结果出考场之后，和同学一对答案，方知两个大计算题因为粗心大意通通出了问题：0.1乘以0.1我等于0.2，0.2加0.2我等于0.04，这种简单的错误，导致满盘皆输。知道自己最强的化学没考好，我顿时泄了气，连考下去的心情都没有。也许是天意弄人，就连英语也出现了意外。那时的英语只占总成绩的30%。那个年代由于师资力量缺乏、教学条件落后，大家的英语成绩都不好，考试时又几乎都是选择题，于是只能全靠蒙，每个人都是拿着笔随便戳，戳中几分全凭运气。我后来开玩笑总讲，也许那天没有比我运气更差的了吧，整张卷子我竟然只“戳”中了7分，折合到总分里也就是：英语2分。
第二天夜里也许是彻底不抱希望了，完全卸下了心理包袱的我居然睡着了。
第三天，完全放松下来的我，物理考了84分，班上第二名；政治考了86分，班上第二名。当年的本科线是363分，专科线是353分，中专线是343分，我的总分是364，当时我估计自己也许是大专线以上，本科线之下。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填写的高考志愿：本科填了湖南师范学院和衡阳医学院；专科填的水利水电学院、益阳师专、邮电学校。但直到大专院校都录完了也没见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来。就在我正准备卷土重来时，我收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当时还是怀揣着大学梦，不想读中专，但考虑到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一师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母校，因此，尽管不很情缘，但我还是拿着通知单来到了一师范，从此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于我以364分的高分，为什么录到了中专，这一直是我青春岁月里的一个谜团。直到后来我干人事工作时，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档案，看到了当年自己的高考试卷和录取表格。当年所有的高考档案全部是在韶山进行手工整理，我的录取表格上显示是已被大专第一志愿水利水电学院（现在的长沙理工大学）录取了，盖上了一个“已取”的章，可后面又画上了一把叉；第二志愿益阳师专，也是盖了一个“已取”的红章，可后面同样又画上了一把叉。正是这两把莫名其妙的大叉，把我引入了湖南第一师范的大门。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参不透的深妙的玄机。所谓造化弄人，人生的一些方向性重要的抉择，却是由不经意间的偶然因素决定的。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命运赐予我的这个“偶然”。因为这一份偶然，我选择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为此我充满了神圣感与使命感；因为这份偶然，我把自己的生命与一师范的青砖绿瓦联系在一起，与它荣辱与共，为之奉献三十多个平凡而又非凡的春秋；因为这份偶然，三尺讲台成就了我的人生舞台，我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因为这份偶然，我成就了生命中的“必然”。
大学之悟
1980年9月，未满18岁的我走进了一师范的大门，分入270班，与同届的306名同学一起，开始了我的崭新的大学生活。第一次站在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火炬楼前，我回想起很小的时候，湖大土木工程系任教授的舅舅带着我在湘江河里游泳，他指着远远一师范的火炬楼告诉我：看，那就是一师范！而此时，它对我已不再遥远。
记得刚进学校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进入了大学，学习负担减轻了，每个月还有20多块钱粮票补贴，正是好玩的时候。我们那一届是学校招收的最后一批高中生。而高中的知识储备让我对这里的学习应付裕如，学习倍感轻松，也就成天玩得不见人影。那时食堂是吃圆桌饭，一次我去吃饭时，见到一位40多岁的看上去十分端庄贤淑的女性，她问我：“你是欧立新吗？”我说：“你怎么知道呢？”她哭笑不得地回答：“我是你的班主任，整个班上43名同学我都见过面了，这么多天，就差没看到你，我猜你就是了！”
一师范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地方。不少同学看不起小学老师这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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