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春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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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的神性：古印度诱惑试读：
前言
“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印度位居其一。古代印度先民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成为全世界的财富。印度是我国的近邻，但由于连绵高耸的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很多年以来我们对于这位邻居的情况知之甚少，“去西天取经”在中国人的耳朵里成了艰难的代名词。在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对这位近邻的现状了解得越来越多，而对其古代的辉煌我们也应该加以了解。尤其是青少年，更应该了解文明古国的过去，了解人类先民的智慧与功绩。
在距今50万年以前，印度次大陆就已有了远古先民，他们同样是刀耕火种、渔猎采集，在此一代代地繁衍生息。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印度境内遍布了居民点，人们已开始从事农业，驯养家畜，制造精美的生活用具。这一切，为一个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诞生提供了沃土。在南亚次大陆，有一个头枕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濯浩瀚的印度洋，恢恢然陈躺，又生机无限的古老国度。这就是被人们称作“月亮之国”的印度，因其国土形状宛若牛首，也有人称之为“牛颅之国”。
恒河，从喜马拉雅山起步，流经一个被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环抱的印度半岛，滋润了这一方土地，也孕育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成为一个国度的“圣河”。而这个幸运的国度就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印度。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目前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而已。公元前6世纪，在古代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后来佛都被先后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印度是神话之邦，宗教、哲学异常发达。因此印度古代的青铜造像往往是神话的象征、宗教的偶像和哲学的隐喻，融铸着诸神之灵。印度青铜造像的传统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时代的青铜小雕像《舞女》。公元前9—公元前6世纪相继兴起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佛教和耆那教，为古代印度艺术包括青铜造像提供了永恒的主题。中世纪（公元7—13世纪），印度青铜造像达到鼎盛时期。
印度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包含了从远古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亚洲到欧洲等多种文化潮流。再加上它是一个由五大民族构成的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的文化博物馆。位于首都新德里西南岸的孟买曾是印度的文化的中心，而加尔各答则每天都有关于文化的新闻，多元化的音乐、舞蹈、舞剧和笑剧都令游人眼花缭乱，乐而忘返。
古印度的种种文明奇迹，都值得人们去探索了解，本书将引领大家进入远古印度的奇妙世界。
本书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精选了200多幅彩色图片，能够让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获得知识和趣味。
由于水平所限，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及同仁批评指正，以使本丛书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本书既可作为欲从事历史人物研究的人们的向导，也可作为普通老百姓了解古印度文明状况的参考，具有极高的珍藏价值。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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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uanying_nin@163.com第一章史前时期与印度河文明
当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伟大的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时，印度次大陆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这些早期在印度河文明中心的发现是一项重大的考古成就。在这些中心为人所知以前，印度—雅利安人被认为是次大陆上第一个早期文化的创造者。据信，他们是在公元前2000年间来到印度平原的。但是，这些印度河文明的城市证明它们比前者还要古老得多，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4000年间。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印度河文明作为人类的第三大文明出现了。印度河文明的起源
当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伟大的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时，印度次大陆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这些早期在印度河文明中心的发现是一项重大的考古成就。在这些中心为人所知以前，印度—雅利安人被认为是次大陆上第一个早期文化的创造者。据信，他们是在公元前2000年间来到印度平原的。但是，这些印度河文明的城市证明它们比前者还要古老得多，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4000年间。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印度河文明作为人类的第三大文明出现了。
虽然两者相距约350英里，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城市，考古学家都发现了一座卫城和一座较矮的城，两者都单独修有堡垒。卫城坐落在每座城市的西部，矗立在一座用砖块修筑而成的高台上，里面建有议事厅和大厦。这些显然是为宗教崇拜而修建的。在摩亨佐—达罗，卫城中心修建了一座“大浴池”（宽23英尺，长39英尺，深8英尺），可能是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这个浴池与一个精心设计的供水系统和排水管网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浴池的东边，建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大约宽78英尺，长230英尺），据推测是某位国王或高级祭司的宫殿。
这些城市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那些巨大的平台。考古人员认为这些大平台是谷仓的地基。在摩亨佐—达罗，大平台位于卫城当中；在哈拉帕，大平台则与卫城紧紧相连。在摩亨佐—达罗，这个建筑群紧邻“大浴池”而建，更加引人注目。它的地基呈东西走向，有150英尺长和75英尺宽。在这个地基上，27间库房呈3行排列。15英尺高的墙壁至今仍然保存完整。这些库房有着良好的通风设施。当它们用作谷仓时，粮食可能来自卫城以外的地方。在哈拉帕有一些小房子，应该是工人或奴隶们的住所。在卫城和这些建筑之间有一块宽广的空地。摩亨佐—达罗部分建筑复原图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印度古建筑群遗址摩亨佐—达罗遗址印度古建筑遗存古印度庞大建筑群剩下的残垣断壁
那些巨大的矮城被分割为几个矩形区域。在摩亨佐—达罗，有9个这样的区域，每个区域约为1200英尺长，800英尺宽。宽阔的主干道，约30英尺宽，将城市中的这些区域分割开来。所有这些房屋都直接与遍布无数大街小巷的相当完善的排水系统相连通。许多住宅都有一个宽敞的内部庭院和几口私家水井。所有房屋都是用标准化的砖块修建而成。每块砖的宽度都是高度的两倍，而其长度则是宽度的两倍。摩亨佐—达罗用的砖块
然而，并非只是这种卓越的城市规划给考古学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雕塑和数以千计的雕刻精美的皂石印章。这些印章展示了这个早期文化民族在宗教生活中使用的许多人物形象和符号。它们当中有数位树神，还有那位著名的“原始湿婆神”。他坐在那里，像是一位古典的玄思学者。他有三个头，一根勃起的阴茎，而且他的四周环绕着那些受后世印度教徒崇拜的动物。这些印章也刻有一些迄今尚未解读成功的文字符号。
这两座城市共用一套统一的以二进制数和小数系统为基础的度量衡制。铜质器物和宝石饰物表明当时存在着发达的国际贸易，属于印度河文化的印章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和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在印度河畔城市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当时确实可能存在着一种国际贸易。
在印度河文明早期阶段的遗址被发掘出来以前，人们相信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外围而已。它们或者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或者至少是根据后者的样式进行设计的。由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提到了迪尔姆恩、玛甘和迈卢哈这样的国家，这些推测的可靠性就更高了。迪尔姆恩被认为是巴林，而玛甘看来就是现在的阿曼。迈卢哈可能就是印度河谷，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材、铜、金、银、玛瑙和棉花就来自这里。印度雕塑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启发下，人们认为印度河文化也是建立在一个神权国家的基础上的，而它的两座双胞胎都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则清楚地显示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组织的痕迹。学者们对这些城市突然衰落的原因也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因为在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最上层发掘出了一些四散分布的骸骨，死者看来是死于非命。
这里的男女老少看来是在征服者的“最后大屠杀”中被灭绝的。这些征服者被认为是约在公元前2000年间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毕竟，他们的战神——因陀罗在许多吠陀赞诗中被传唱为城堡的克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行的大量考古学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印度河文明历史演化和地域分布的认识。对该文明兴起和衰落的早期推测必须加以修正。新的发掘成果表明，在它的鼎盛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个文明涵盖的区域之广已超过了西欧。印度人物雕塑
在印度河谷，这个文明的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如摩亨佐—达罗东边的考特—迪吉（Kot Diji）和印度河下游达都县（Dadu District）的阿姆里，在1958年之后陆续被发现。在卡提阿瓦和古吉拉特沿海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中心。这样，在1954年，阿迈达巴德南面的洛萨尔也被发掘出来了。人们认为，洛萨尔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港口。再往南100英里，马尔万（Malwan）也在1967年被确认为是印度河文明的一个遗址。它临近苏拉特，迄今为止和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阿马德纳贾尔县（Ahmadnagar District）的傣玛巴德（Daimabad）一起被看做是该文化的南界。印度河文明的向东扩展被1961年在卡里班甘所做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个遗址在拉贾斯坦境内，位于德里西面约200英里的地方。然而，位于恒河——朱穆纳河河间平原中部的密拉特县的阿拉穆吉普尔（Alamgirpur）被认为是这个文化的最东端。在北面，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茹帕尔（Rupar）则是印度境内已知的最北端的遗址。在西面，在俾路支斯坦境内临近现在伊朗边界的苏特卡根—道尔（Sutkagen Dor）也发现了这个文明的遗迹。这个地方可能是连接印度河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路线上的一个贸易中心。阿富汗境内也有一些印度河文明遗址。这个国家是以盛产青金石闻名的。甚至在那些早期时代，这种宝石就已到处受到人们的垂青。在临近坎大哈的曼迪嘎克（Mundigak）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它的正面是用石柱装饰的，令人叹为观止。这个遗址可能是整个地区最早的居民点之一，被认为是印度河文明的一个据点。发现更晚的另一处遗址更加靠北，它坐落在阿姆河上的肖土盖。湿婆头像摩亨佐—达罗石制印章舞王湿婆像
在人们对印度河文明地域分布的知识获得了惊人扩展的同时，人们也能够对它的历史做同样成功的探索。如同卡里班甘（Kalibangan）、阿姆里（Amri）和考特—迪吉（Kot Diji）的年代更早的文化层那样，摩亨佐—达罗的更早期的文化层也在另一轮考古研究中发掘出来了。这样，连续的文化层序列建立起来了。这个序列揭示了向成熟的印度河文明的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历程。这些文化层依次被称为“前哈拉帕”、“早期哈拉帕”、“成熟的哈拉帕”和“晚期哈拉帕”。这个研究的最重要结果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文明长期的内部演化情况。很明显，它发端于印度河谷外围的俾路支斯坦东部的群山中，然后才扩展到平原地带。这个文明当然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关于印度河文明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延伸的早期假设就必须要放弃了。朱穆纳河和著名的泰姬陵印度河文明的内部演化
关于印度河文明内部演化的各个阶段，可以通过分析最近几年发掘出来的四个遗址一窥其详：摩尔噶尔（Mehrgarh）、阿姆里、卡里班甘和洛萨尔。这四个遗址反映了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初期历史的四个重要阶段。这个序列开始于俾路支斯坦东部的游牧群体向定居农业的转变，随后是大村庄在印度河谷的成长和城镇的兴起，然后就是大城市的形成，最后则是它们的衰落。印度手工桃木雕刻阿姆里
关于从前哈拉帕向成熟的哈拉帕文化的过渡，阿姆里为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遗址位于摩亨佐—达罗南面约100英里的地方，坐落在印度河西岸一个最靠近俾路支斯坦山脉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似乎表明阿姆里人民希望与俾路支斯坦的早期文化保持联系，或多或少把定居在靠近河流的大平原上看做一种大胆的冒险。这种新的冒险只是在俾路支斯坦的早期文化在摩尔噶尔这样的地方出现约2000年后才开始。和摩尔噶尔开始于公元前7000年不同，阿姆里的最早的文化层只能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是，阿姆里和印度河谷下游的类似遗址在印度河文明的几个千年间一直是有人居住的，因而为印度河谷中的文化演进提供了有趣的证据。
1959—1969年间在阿姆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果，以至于人们今天再提到印度河下游的前哈拉帕文化的时候，指的就是阿姆里文化。哈拉怕石人头像
印度河谷文化的四个阶段在阿姆里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前哈拉帕”，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早期哈拉帕”，“成熟的哈拉帕”，以及作为“晚期哈拉帕”一个地方变种的詹噶尔（Jhangar）文化。阿姆里的前哈拉帕阶段可分为四个时期。在最早的时期，没有发现建筑的遗迹，但这个时期的罐子和陶片的图案与俾路支斯坦的发现是有关联的。除了少量铜器和青铜器，还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用燧石制作的工具。第二和第三时期表明阿姆里处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阿姆里文化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3660—公元前3020年间。这与摩尔噶尔的类似的发展状态是一致的。到这个时候，村庄的面积已经扩大了一倍，也出现了用土砖修砌而成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房子拥有了内部庭院，设计风格也更加正规；使用的砖块也更加标准化。陶器开始使用陶轮进行制作，并且饰有风格独特的几何图案。
在这个阿姆里时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首次出现了一些具有“早期哈拉帕”陶器特有风格的分散物件。然而，这些物件并没有代替当地的阿姆里陶器。在阿姆里，这种情况只是到“成熟的哈拉帕”时期才发生。在早期哈拉帕时期，这种新式陶器可能只是从外面输入到阿姆里的；直到“成熟的哈拉帕”时期，阿姆里的陶匠们才采用了这种风格而完全抛弃了他们自己的旧风格。在“成熟的哈拉帕”时期的早期，这种新风格看来已经从摩亨佐—达罗和查努—达罗传到了印度河下游，而哈拉帕和卡里班甘则仍坚持使用一种不同的北方风格。一种取代了所有地区风格的统一风格的形成，只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末叶，印度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左右。印度大佛像
这种关于陶器风格的分析与阿姆里定居点的盛衰模式的关联，为了解印度河文明的演化提供了大量信息。在“早期哈拉帕”时期的开端，当来自摩亨佐—达罗的新影响开始扩展到阿姆里时，阿姆里的人口定居区遭受了一次显著的退化。在那个时候，阿姆里两个土堆中的一个明显被废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土堆都被占据。但是，在“成熟的哈拉帕”时期的初期，当阿姆里风格被摩亨佐—达罗风格取代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衰退。在这次衰退中，即使是那个主要的土堆也被废弃了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时期，阿姆里再次有人定居，但那个较小的土堆永远被废弃了。看来，摩亨佐—达罗的兴起意味着阿姆里的衰落。或许，战争和社会冲突是这次衰落的根源。在阿姆里没有发现直接战斗的痕迹，但那个时候似乎有过某些修筑堡垒的活动。然而，在考特—迪吉这个距离摩亨佐—达罗只有30英里的城镇，甚至在“前哈拉帕”时期和“早期哈拉帕”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筑城活动。这些筑城活动随着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场大火而告终。这似乎表明“成熟的哈拉帕”文化的扩展是与战争和征服相伴随的。在焚毁旧的考特—迪吉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明显受到摩亨佐—达罗影响的新的重建时期。古代印度番王都城卡里班甘
旁遮普的卡里班甘在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动乱。这座城市坐落在当时的克格尔河上，位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旁边。卡里班甘最令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它的规模，而是它对“早期哈拉帕”文化层的完好保存。这使得卡里班甘成为从“早期哈拉帕”向“成熟的哈拉帕”时期过渡情形的一个绝佳的见证人。夕阳下的印度建筑
卡里班甘建立于公元前2900年左右，包括了一些后来成了印度河文明的城市标准的特征。例如，它是一个被规划为长方形的城市，约750英尺长，沿着一条南北向的轴线。这座城市筑有堡垒，其房屋是用10×20×30厘米规格的土砖修建而成。排水系统是用砖窑中烧制的标准砖块修建的。卡里班甘用陶轮生产的陶器质量上乘，装饰精美，它们的图案也明显不同于此后时期的图案。不过，由于这个早期的卡里班甘有如此多的特征与后来“成熟的哈拉帕”时期的相似，一些学者就把它当做“早期哈拉帕”，而不是“前哈拉帕”。尽管如此，卡里班甘这座最初的城市还是明显带有其独特的地区风格。古印度的雄伟宫殿
在公元前2650年左右，当“成熟的哈拉帕”文化开始扩张的时候，卡里班甘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被废弃了。它在50～100年后才得以重建，其新式图案反映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风格。现在，在卡里班甘第一次出现了卫城和独立的低等城镇的明显区分。卫城修建在已经部分为沙土覆盖的老卡里班甘的废墟上。低等城镇坐落在距离卫城约120英尺的地方，大约比老卡里班甘大四倍。卫城被一堵墙一分为二：南半部修建的是多半用于公共和宗教目的的建筑，北半部则是达官贵人们的宅第。同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低等城市一样，这里的低等城市也是按相同的标准样式规划的。事实上，各项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根据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这座城市的各条街道分别有12、18和24英尺宽。这里的砖块甚至在老卡里班甘（时期）已经有了严格的制作规格，现在则根据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统一尺寸加以制作。
新卡里班甘的一个特殊之处是，距离低等城镇约240英尺的地方出现了第三个规模较小的天然土堆。这个土堆只有火坛的遗迹。或许，这个地方是低等城镇人民的宗教中心，而卫城中的祭坛仅仅服务于那里的居民。只有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卡里班甘缺少母亲女神像，这一点显得很特别，因为这样的女神遍布于其他所有的印度河文明中心。
直到公元前18世纪，新卡里班甘的持续繁荣才被打断。在一个短时期的衰落之后，那里的居民在公元前17世纪废弃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衰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克格尔河干涸了，从而使这座城市丧失了它的农业基础。北印度玉柄印度古代玉器洛萨尔
人们打算加以考察的第四个遗址是阿迈达巴德附近的洛萨尔。它被看做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港口。洛萨尔的建立要比已经讨论过的其他三个定居点晚许多。这里开始大兴土木约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也就是在“成熟的哈拉帕”时期。洛萨尔拥有的是印度河文明的所有城镇共有的那些典型特征。其卫城修建在一座长约150英尺、宽约120英尺的高台上，但是它的城墙既囊括了低等城镇，也囊括了卫城。大街小巷的布局同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一模一样。
但是，洛萨尔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在这座城市的东部有一个770英尺长、约120英尺宽、15英尺深的大水池。四周的墙壁是用硬砖砌成的，上面有两个据说是水闸门的缺口。水池底部发现了四个巨大的圆形石块，石块中间凿有孔眼。人们认为它们是用来锚定那些以这个水池为码头的船舶的。水池和城市之间高起的平台似乎也表明这是一个重要港口的码头，是印度河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一些批评家已经对这种理解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这个“码头”可能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一个蓄水池，也用于灌溉四周的田地。不过，不管这个水池的用途到底如何，没有疑问的是，洛萨尔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和一个重要的海港。
在洛萨尔发现了许多工具、石珠和印章，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波斯湾印章”。或许，洛萨尔不仅为长途贸易服务，还为印度河上的城市提供各种原料，如古吉拉特的棉花和拉贾斯坦的铜矿。这将能解释为什么洛萨尔是在恰逢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对这些原材料的需要达到了高峰的一个较晚时期才建立的。
尽管洛萨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但却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只有约900英尺长和750英尺宽。并没有迹象表明在洛萨尔存在着那种到公元前2000年初期已经开始影响印度河文明其他城市的危机。在公元前1850年左右，这个城镇的居住区面积缩小了。或许，这是由于印度河流域的各大城市对洛萨尔产品的需求减少了。与居住区面积的这种缩小相伴随的，是一种混乱不堪的建筑布局的出现：早期的规划标准不再被遵循了。洛萨尔的终结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也就是其他大城市同样遭到毁灭的时期。结论
关于印度河文明及其大城市，从上述四个遗址的研究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摩尔噶尔的新发掘表明，自公元前7000年起的整个5000年间，俾路支斯坦的这个地区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演进。以前，人们认为俾路支斯坦的这种演化在公元前5000年才开始，但现在必须认定：在俾路支斯坦发生的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的转变与在伊朗的同一转变是同时发生的。印度弯刀
阿姆里的发掘表明，朝向在印度河谷建立定居点的关键一步是在公元前4000年迈出的，它是本地发展的延伸，而非只是一种由移民从美索不达米亚、伊朗或中亚带入的文化模式。新石器时代定居点在俾路支斯坦的发现已经导致了以下结论：
印度河文明是一个发端于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的内部演化过程的结果。近年发掘出来的公元前4000年的诸多居民点，为这种新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本地手工业的兴起显然推动了与中亚和西亚的长途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并没有像早期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了文化输入的单边效应。当这些学者发现一个成熟的文明好像没有任何本地先祖的时候，他们自然感到很困惑。印度早期钱币
尽管人们现在对印度河文明的本地起源的了解清晰得多了，人们对确切的“成熟的哈拉帕”文化的兴起却还知之甚少。关于这个文化兴起的准确日期，至今依然争论不休。首先发掘这些大城市的学者们估计这个日期是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500年间。这个估计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文明的最成熟阶段大概在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间。哈拉帕文化是在何地及如何步入这个阶段的，也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最初发掘这两座大城市的考古学家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居民点的地质年代。而且，摩亨佐—达罗，这个最重要的遗址，受到了地下水的破坏。地下水湮没了这个遗址的最早的文化层。现在，摩亨佐—达罗最初的地基已低于地下水面约24英尺。据推测，地下水平面的升高是这座城市衰落的一个原因，它还使人们无从知晓这座城市是如何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发掘印度河文明中可以发掘的其他遗址的同时代文化层。这些文化层的年代可以通过检测放射性碳来加以确定。未来对刚刚在摩亨佐—达罗和卡里班甘中间发现、但尚未加以探究的甘韦里瓦拉遗址的发掘，可能会导致新的发现。印度支那银币
对印度河下游的阿姆里和考特—迪吉的发掘表明，那里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新型陶器——在那个时代尚不为卡里班甘人所知的一种类型。这种新型陶器及与其相关的文化似乎是起源于摩亨佐—达罗。居住布局上的改变，从摩尔噶尔的灭绝到阿姆里的萎缩和考特—迪吉的堡垒化和大火灾，可能是由于摩亨佐—达罗的兴起。印度河上游地区，即旁遮普和拉贾斯坦，连同它们后来在哈拉帕和卡里班甘的中心，尚未受到南方这种早期发展的影响。但是，它们属于同一文化时期，即所谓的“早期哈拉帕”。
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和卡里班甘的国家形成在这个阶段可能并不统一，每个中心都充当了它所在的特定地区的独立都城。但随后自公元前2500年左右起，有证据显示所有这些中心都获得了一种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点可能是以战争和征服为代价才实现的。卡里班甘在公元前2550年左右突然灭绝，大约在50～100年后又按照统一的哈拉帕样式得以重建，这似乎印证了上面的结论。那个时候在哈拉帕还出现了一次修筑堡垒的高潮，一些城门被砖块彻底封住了。但是，洛萨尔和某些最近几年才发现的其他定居点也可以追溯到快速扩张和建筑样式统一的“成熟的哈拉帕”时期。
所有这些证据看来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时期是南亚“帝国形成”的新时期。摩亨佐—达罗可能是这个最初的南亚国家的首都。这个国家可能已经具有了某些早期帝国的特征。哈拉帕和卡里班甘作为附属中心可能享有一些地区自主权；或许，摩亨佐—达罗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只持续了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如果对考古资料的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印度河谷的国家形成和大约1500年后恒河流域的国家形成遵循了类似的路线。同样，在恒河流域，一些核心地区的国家形成也是先于一个更加广大的地区背景的建立，直到其中的一个中心成为帝国都城为止。不过，除非印度河流域印章上的文字能够解读出来，所有这些关于印度河谷早期国家形成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解决。印度河文明衰落的秘密
最近的研究不仅更多地揭示了印度河文明源头的情况，还有助于解释造成其突然衰落的原因。所有发掘都支持以下结论这次衰落是在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700年间相当突然地发生的，但是，这些发掘并不支持暴力终结论，因为除了摩亨佐—达罗，其他任何中心都没有发现“最后大屠杀”的痕迹。还有，最近的研究也排除了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嫌疑：他们极可能是在这些大城市灭绝几个世纪后才到达印度河流域的。俯瞰印度建筑
发掘工作已经揭示了许多惊人迹象，表明这些城市在哈拉帕文化晚期出现了内部衰败。在卡里班甘、阿姆里和洛萨尔还存在着这个时期的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却没有留存着这样的痕迹。或许，这只是因为它们最后的居民慢慢消失了，或是像摩亨佐—达罗的“最后大屠杀”那样，被掠夺者一夜之间灭绝了。不过，这些大城市的衰落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抢掠者的掠夺，还须归结到人类无法抗拒的其他力量。静霭的印度城市
多学科研究产生了下述结论：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是由开始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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