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川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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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法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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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法／秦川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1233-2
Ⅰ．①敦… Ⅱ．①秦… Ⅲ．①敦煌学－书法－研究 Ⅳ．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3818号责任编辑：王如月装帧设计：郭宏观责任校对：王凤芝责任印制：杨 艳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邮 编：100084社总机：010-62770175邮 购：010-62786544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印装者：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开 本：170mm×230mm印 张：14字 数：151千字版 次：2019年10月第1版印 次：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定 价：59.80元产品编号：061454-01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秦川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敦煌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代表作有《大河西流》《黑戈壁·黑喇嘛》《敦煌书法》《敦煌伎乐天》《敦煌画派》《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中国石窟走廊》等，荣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多项大奖。著有《敦煌画派》，荣登“中国好书”2018年12月榜单。
从书法艺术史学的视角看敦煌宝藏，它既是学术的，又是艺术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让国人颇有刮目之感。刘正成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从没有人像秦川这样，一马平川地抒写和呈现丝绸之路这一条荒芜大道的壮烈诗篇，而《敦煌书法》《敦煌画派》尤甚，这不止源于他是风格独特的书法家，还来自于他是知名纪录片导演，在这个契合点上，他完美了自己的心愿，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场隐秘的盛宴！叶舟 诗人、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序言Preface刘正成（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没想到，由酒泉电视台制作的《敦煌书法》在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播出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从书法艺术史学的视角看敦煌宝藏，它既是学术的，又是艺术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让国人颇有刮目之感。说它是学术的，是指它的现代艺术史方法论特征；说它是艺术的，则是指它丰富生动的影像视觉形象。
大家知道，“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一百年来的显学，但“敦煌学”中的书法艺术学却并不显，还有些冷落。王国维与陈寅恪二位先哲早就论述过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后的学术意义，至今仍是当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论箴言。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于是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简牍等为证。陈寅恪又专就敦煌发现的材料立说，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如果就其学术史的源流和宏观影响来看，敦煌宝藏的发现，可以比肩1788年法国拿破仑的军官在埃及亚历山大罗塞塔城堡中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意义。由于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与破译，世界得以建立了“埃及学”；同样，由于1907年敦煌宝藏被斯坦因带回英国，世界得以建立了“汉学”。后来“汉学”内容拓展，便有了“敦煌学”。但“汉学”与“敦煌学”并非中国固有的学问，它和“埃及学”一样，均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的解读。“埃及学”“汉学”“敦煌学”均是“东方学”的分支。作为中国首任敦煌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季羡林先生则委婉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正因为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观，他们把敦煌宝藏中的写经与文书只看成是文献，所以英国人把敦煌写经和文书从大英博物馆分出来，放进了大英图书馆，而把敦煌绘画则留在了大英博物馆。大约在他们眼中，绘画是艺术，写经与文书则不是艺术。因之，“敦煌学”中没有书法艺术学，便合乎其逻辑。可以理解，西方人能识汉字已属不易，要看懂书法则是难上加难了。像贡布里希这些后世学问家，虽然也声称书法是艺术，而且热爱书法艺术，但终归望难止步，对中国的书法艺术只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敦煌学”中关于书法艺术研究的部分，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人的肩上。“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形、音、义、美是汉字的四重属性。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5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汉字书体发展历史的参照。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与各个时代的写经、写本，均是极为宝贵的碑拓和墨迹珍品，它们来自中原南北各地，因之也是中古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发展的历史缩影。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这部《敦煌书法》纪录片还从社会风俗学的视角，用“上大人孔乙己”的写经生认字练书墨迹，举证了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艺术学习和创作的状态，让这些宝藏与时代和生活获得了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这部专题片让一段辉煌书法时代“活”了起来。其中，关于东汉末年“草圣”张芝及其兄弟张昶的内容，也让汉魏时期书法史“活”了起来。我认为，这是使用影像资料进行“敦煌学”研究的一篇“论文”。现在，将之集辑成书，便具有这种敦煌书法研究的文献形态，让“敦煌学”的艺术研究获得了多维度效应。同时，作为当代书法史研究来说，也是开了新生面。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敦煌书法》并非一个考古学的知识片，它还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现象对接，呈现了知识的立体感和当下感。也许因为该片制作人本来就是书法家的缘故，影片通过与当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对话，探讨敦煌书法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影响力，这似乎已超出传统“敦煌学”的藩篱，把它的触角伸向了更远更深的地方，避免了静态历史知识可能的平板和枯燥。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中国符号大大增多，并接上一百年来国际“敦煌学”的潮流与文脉，使之推向新的高潮，达到新的水平。那时，我们是否可以把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感谢酒泉电视台的《敦煌书法》节目制作人，感谢参与《敦煌书法》节目的所有学人、艺术家和同人！广大读者在欣赏影视听图像后，手执此书，必将进一步感受到你们创造性的劳动与弥足珍贵的贡献。
聊献数语，是为序。庚寅孟夏匆草于泥龟梦蝶堂上第一辑 流沙坠简从北京奥运会徽谈起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祈年殿。
千呼万唤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共同盖下一方大印，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北京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徽图案将北京的“京”字幻化为一个奔跑的人形印章，中间的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毛笔书法的形式写成，书体风格脱胎于古老的敦煌汉简，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被誉为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灿烂文化完美结合的精品。“当初，‘Beijing 2008’并不是用汉简体写的，而是普通的罗马体。”2009年8月，《敦煌书法》摄制组在京采访了会徽的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郭春宁，他说，“我们的方案中标后，专家、评委又提出建议，说你们能不能尝试一下，把会徽上的英文和阿拉伯字母都用中国书法来写，这样是不是更好？”
然而，郭春宁和同事们都没有用毛笔书法写过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来写去倒像外国人写汉字。他挖空心思地发动了一帮小朋友来写，希望用孩子们稚拙的笔触来获得新的意境，但效果差强人意。
山重水复之际，郭春宁忽然想起公司一位设计师的女朋友会写敦煌汉简体的书法，能不能请她试着写一写呢？
那位设计师一听就摇头：“不行，不行，她哪懂设计啊？她肯定做不了。”
郭春宁说没关系，不要让她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放开了去写吧。
过了两天，设计师拿着女朋友写的一卷纸过来，郭春宁打开一看，立刻眼前一亮：“嘿！就是它了！”
这就是最后定稿的汉简体“Beijing 2008”。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个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会徽和史上最成功的北京奥运会一起，光荣地载入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史册。
郭春宁说：“现在看来，敦煌汉简书法那种质朴、率真、洒脱的特点，能够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而且与‘中国印’一脉相承，结合得天衣无缝。尽管汉简书法不被很多人认知，但是它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敦煌，它所代表的中华先民勃郁奔放的精神气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风格。”郭春宁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支会会徽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斯坦因（Manc CLunel Stein，1862-1943），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任英属印度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1900年起，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三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地区探险，先后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古楼兰遗址，并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著有《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等。中国书法界的核爆
时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敦煌。
1907年3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附近考察汉代长城线，发现了一座削去顶尖的烽燧。在这座被他命名为T.XXVI的烽燧周围，斯坦因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发现细沙砾中有一些细碎的废料。老到的斯坦因即刻意识到这里极有可能存有古代文物，他们用铲子在地面上刮了又刮，竟刮出一间堆满各种垃圾的小屋废墟。最先翻出来的是一块长10英寸、宽1英寸的木牍，上面整齐地书写着5栏汉字，随行的蒋师爷很快认出这是九九算术表的一部分。接着还有3枚木简也重见天日。这让斯坦因大喜过望。在随后的发掘中，他们又获得了大批简牍，其中一枚写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的纪年简，证明这是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斯坦因的考察队在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汉代长城线上进行考古挖掘（斯坦因摄）↑著名学者罗振玉
斯坦因兴奋地写道：“毫无疑问，这是我考察过的遗址中最早的一处古边墙，它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世纪。因此，我手上的木简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文文书。这是一个令人高兴、使人激动的发现。这个考古发现让我信心百倍地考察长城古迹，而且现在对考察的成功又增添了新的信心。”
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王国维（左）和罗振玉合撰出版日本京教版《流沙坠简》↓
在流沙中掩埋了一两千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首批约3100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快对其中的700多枚汉简进行拍照，并影印出版。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存在很多误读，包括一些西北地名、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名，他都不太清楚。国学大师罗振玉看到如此珍贵的出土资料被老外草草出版，心里很是着急，便给沙畹写信，希望博士把敦煌汉简资料提供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沙畹倒也痛快，很快把书稿的图版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如获至宝，立刻与亲家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1898年结识订交，相伴相偕了30年之久。两人同属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共同创立了20世纪新史学，就是利用地下出土的资料，跟文献记载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史称“两重证据法”。他们以安阳出土的甲骨、敦煌出土的汉魏简牍、莫高窟出土的唐宋典籍文书等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不仅把中国文明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敦煌马圈湾王莽新简《流沙坠简》收录的敦煌汉简刘正成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前言里也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碰到的问题，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利用这些新的文献资料来解决碰到的问题，这就是时代学术的潮流。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快把敦煌汉简资料整理成一部国学专著《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全书按简牍的内容之不同，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戌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进行考释。书稿完成后，原打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定金都预付了，却因筹不齐印书款最终没有付梓。但罗振玉、王国维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非常自信，他们自比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认为即使钱大昕在世也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出版只是迟早的事。
几经辗转，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终于在1914年出版，只不过出版方变成了日本京都出版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国学巨著，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一贯声称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在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不禁赞叹：“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热风·不懂的音译》）《流沙坠简》的出版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汉代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灵光一闪，在几十年之间影响了书法艺术，一下子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
在汉字的正体字中，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隶书成熟于汉，衰亡于晋；楷书成熟于唐，衰亡于宋。篆书、隶书和楷书成熟之后，作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它们的形式开始凝固僵化，成为教条法式，限制和束缚着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他们亦步亦趋，走向拘谨呆板。从宋代一直到清代，正体字的创作都徘徊于低谷，后继无人。陈寿卿言：“有李斯而古籀亡，有中郎而古隶亡，有右军而书法亡。”（沈曾植《菌阁琐谈》）康有为书法
清代中期金石考据的兴起，三朝鼎器、两汉六朝碑版的大量出土，给书法改革带来重大转机。人们看到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体现平民精神的六朝碑版和造像墓志。邓石如、包世臣等书法大家认为，要想复兴书法，就要打破“二王”桎梏，取法北碑，以北碑之厚重古朴，纠正南帖之妍美漂浮。把长期不为人看重的北碑书法提到与“二王”比肩的高度，于是掀起了碑学运动。康有为概括了碑版书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远；九曰结构豪放；十曰血肉丰美”，并奇怪前人对这部分传统怎么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述书赋》，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广艺舟双楫》）通过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吴昌硕、李瑞清等书家的大胆实践，清朝中后期书法形成了堪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相媲美的雄强书风，有力地冲击了宋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和江河日下的颓靡书风，推动中国书法迈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由于当时人们只看到汉魏六朝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因此，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只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等正书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行、草书的创新上却因缺乏可资借鉴的新材料而难有更大作为。
20世纪初叶，正当书法家们为碑学的行、草书寻求突破的时候，原汁原味的汉唐书家笔墨真迹——敦煌汉简和写经残纸横空出世，与中国书法的变革需求一拍即合。肖文飞中国书法院理论部主任、博士敦煌马圈湾西汉简
中国书法院理论部主任肖文飞在研究相关资料时注意到，当时众多书法大家看到敦煌汉简和写本时都兴奋莫名。沈曾植说，看到这些汉代墨迹简直是幻若神明，好像突然开窍了，以前猜想的一些东西，终于找到了实证。又比如梁启超，他一直很怀疑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因为汉魏六朝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现端倪。在亲眼目睹了敦煌汉简书法后，梁启超才觉得《兰亭序》没有问题了，觉得那个时代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必然的。
大书法家李瑞清、郑孝胥则认为汉简出现后，“书法之密尽泄”“书法复古指日可待”，振兴书法大有希望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肖文飞解释道，碑版毕竟是刀刻的产物，跟毛笔写的还是有差距的。千百年来人们都是通过这些刀痕推测汉代的笔法，包括隶书到章草的过渡，一直到楷书的过渡，所谓“透过刀锋看笔锋”。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始终与真实的墨迹隔着一层。流沙坠简一出土，这些猜测就豁然开朗了。书法家们终于能够挣脱碑、帖的窠臼，冲破魏晋唐人的蕃篱，从而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敦煌汉简出土这百年
斯坦因就这样揭开了汉简发掘研究的序幕。
此后，汉简出土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出土简牍的纪录不断被刷新，令人目不暇接。西北汉简集中出土于甘肃河西走廊以及内蒙古居延地区
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汉代居延地区考察，瑞典人贝格曼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居延汉代烽燧线上进行了考古发掘。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窄条的胡杨木简。贝格曼激动地说：“在我捡起这块用墨写着依稀可辨的汉字的木简之前，不停地对发掘工王说，注意察看木简上的每一个符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贝格曼的发现数量惊人，仅一个甲渠塞就出土了5000余枚汉简，而他们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的总数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这批汉简的发现举世震惊，消息传到日本后，反应最迅速、最强烈的是书法家——松田南溟、后藤超太郎、高田桂下和西川宁等人一齐向《书道》杂志投稿，介绍和论述这些汉代书法资料，他们的兴趣除了书法史研究（例如对古隶的理解和对草书字体的理解）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看到了汉晋时代人的真迹，认为从中可以得到创作上的借鉴。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签牌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了11000多枚汉简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阎文儒教授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附近再次发现了汉简，其中一枚汉简写有“酒泉玉门都尉”，两位专家据此推断小方盘城即闻名遐迩的汉代玉门关。此后，人们将疏勒河下游汉长城沿线的汉代简牍通称为“敦煌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诏令册》和《仪礼简》。《王杖诏令册》也称《王杖十简》，是西汉时期朝廷颁发给高寿老人的鸠杖以及使用鸠杖人的待遇的诏书。既然是诏书，自然要请第一流的书法家执笔，所以，这篇简册的书法极为工整。武威《仪礼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一部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它不是散乱的简牍，而是极为罕见的完整书册。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势流畅，工整秀丽，是成熟汉隶的典范作品，被当今书法家奉为珍宝。
1973年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汉简20000余枚，又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一座烽燧，又出土了1217枚汉简。
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处的三危山麓下，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汉代简牍23000枚，这是历年汉简发掘中数量最大的一次。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维修玉门关遗址时又出土汉简250多枚。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
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是在2009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检。敦煌市博物馆馆长付立诚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现体积这么大的封检，这在国内是首次发现；而且有明确的纪年年号：元康三年。元康三年就是公元293年，说明这个烽燧从西汉开始一直到西晋，大概400多年间一直沿用。”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牍敦煌马圈湾封检『元康三年』封检 敦煌湾窑盆地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目前国内最大的封检
这支封检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已经接近楷书了。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简，历经两千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的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敦煌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对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推崇备至。他说，中国文化应该是从西部开始的。古时东部叫东夷，北部叫北狄，西部叫西戎，南部是南蛮。所以，真正的中华的中央之地、中央之国应该是从甘肃、陕西开始的，最后发展到河南。但是今天人们一说起中原大地就忘了更加古老的文明发源地——甘肃。
那么，这些貌不惊人的木简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书法密码？它为什么一百多年魅力不减，让几代书法家为之魂牵梦绕、心醉神迷呢？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秋天，《敦煌书法》摄制组与敦煌市博物馆馆长付立诚一起驱车西行。我们穿过数百里大戈壁，经过天下闻名的敦煌玉门关，继续往西到达马圈湾遗址。我们想看看斯坦因当年究竟遗漏了什么。
马圈湾遗址如今只剩下一个残破的小土堆，朝南的一面在考古挖掘时被解剖，露出房屋的墙基和几层台阶。可以判断这里原来应该有一座高大的烽燧，汉朝的士兵沿着台阶就可登上烽燧顶端。露在外面的房基很厚，反复使用又反复维修过的墙皮一层摞一层竟有几十层厚，像历史的年轮。
烽燧东面，是起伏绵延的汉长城。西面没有长城，自东向西流淌的疏勒河尾闾形成的湿地沼泽成了天然防线，只在沼泽边缘的高台上，赫然伫立着几座烽燧。显然，从东海一直延伸到新疆罗布泊的汉长城防线，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从此向西极少见到连绵的边墙，只有零星的烽燧显示着大汉皇权的存在。王岳川先生题赠敦煌书法敦煌马图湾烽燧遗址马圈湾汉简玉门关侯诣
1979年，在全国文物普查时，敦煌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座被斯坦因遗漏的烽燧。随后，甘肃省考古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1217枚。
1907年，斯坦因曾对整个敦煌地区的44座汉代烽燧进行了发掘和测量，并根据出土的汉简绘制了敦煌汉长城实测图。只是斯坦因遗漏了马圈湾这座不起眼的烽燧，它和周围的普通土堆实在是太相似了，大戈壁的万里长风把曾经威风八面的巨大烽燧几乎削为平地，因而逃过了斯坦因的法眼，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敦煌当地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叫作马圈湾。马圈湾汉简出土后，根据汉简文字和相关史料断定，这座烽燧叫千秋燧，是当时玉门侯官的住所。
付馆长介绍说，马圈湾不仅发现了1000多枚汉简，还出土了汉朝将士的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汉代毛笔，这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第一手材料。他说，实际汉简就是当时文书用过的垃圾，就像现在我们的文件作废了扔到垃圾桶里、倒到垃圾坑里一样。古代的文物就这样保存下来，成了现在研究古代长城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了。
西汉时期，为了清除匈奴边患，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先后三次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经营河西，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线，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从此，敦煌就处在欧亚大陆桥最关键的一站。因为在唐代以前没有海上交通，汉唐丝绸之路的南路、中路、北路就都在敦煌汇集，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的交流，敦煌是必经之地。敦煌成了世界上信息交流最多的地方、民族聚居和流通最多的地方。它是人类四大文明的汇聚地，由此产生了领先于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化。
刘正成先生说，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河西四郡的重要位置，不能忽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你想想：秦始皇时代整个中国才36个郡，西汉时河西就有四个郡！所以，那个地方以前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种荒凉的景象，它曾经水草繁茂、人文荟萃，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繁盛之地。此外，因为地处偏远，中原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遣发戍边，就是犯了错误的官员都被贬到那里去任官。有才能的人才会犯错误，平庸的人犯不了错误。所以这个地方有相当多的有才能的人，他们创造了敦煌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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